大学生艺术考察报告范例6篇

大学生艺术考察报告

大学生艺术考察报告范文1

论文关键词:艺术考察课 实践性 可操作性 创新

不身临其境也就无法真实感受。在传统的艺术教学中,我们只能通过临摹的手段达到学习与借鉴的目的。今天,当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多媒体、数码技术的便利去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在校的大学生已经越来越不愿意走出去了。探寻其原因不难发现,除了学生对网络、数码科技的依赖之外,还存在高职院校艺术专业艺术考察课程的教学方式与方法的问题。当代的教育改革创新是以实现专业教学为目标,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的,改革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与专业知识、能力和素质相适应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体系。而当代的高等职业教育更以突出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相结合为培养目标。

一、艺术考察课的实践性

艺术考察的目的是通过考察实践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学校为学生创造条件,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生活,贴近自然,从中汲取创作素材,激发设计灵感,鼓励学生在考察中多听、多记、多想、多动手。因此,在艺术考察教学过程中,实践性成为这门课程教学的重要特点。艺术考察课更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将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考察进行有机结合,通过考察实践活动进行综合能力的培养。针对不同的专业方向应设计符合本专业特点的考察目标与教学计划,使考察课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有准备的教学活动与有计划的教学过程相结合获得最有效的考察结论。在考察的实践环节中,指导艺术考察课的专业教师应是配角,活动的主体始终是学生,把所学专业与要考察的对象联系起来,让艺术考察课体现出实践性的特点。

1.系统地规划艺术考察课实践性教学体系,加强考察过程的分析和研究环节并进行综合性实践。通过对考察课题的设计,增强实践操作,更新实践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探索更多的科学艺术考察课教学方法。在考察的过程中突出考察课程的主题性在教学中的功能与价值,以考察报告作为实践结论的方式,搜集资源、获取考察内容以体现课程的目标与要求。

2.以多元化、多样性的考察课题,体现考察课程的过程性与开放性。采取教师与学生针对不同的课题、共享资源进行考察课题的讨论、评析、构思、设计和总结,完成既统一又相对独立的教学方式,来加强考察课题教学环节的理论与实践结合。

3.借鉴其他院校的考察课教学方法,尤其在课程理念、教学、内容、考察报告方面吸收其他院校中合理而具有创造力的因素。鼓励学生在考察中积极思考,敏锐观察生活及身边事物,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特点并予以正确引导。培养学生对自然事物的艺术感知能力,通过观察、感知、归纳、实践和联想等方式循序渐进地认知自然事物的过程, 强调学生对考察课程过程的体验,强调设计草图的实践,要有多种设计方案备选,经常性地进行师生的教学互动。

授课教师设定考察的目标、具体计划,考察的任务、路线,并与学生讨论实施方案的思路。在讨论的过程中,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并加以引导,鼓励学生开启个性思维,把这些想法最终通过他们最熟悉的表现形式(如速写、摄影、dv录影、文字等)表达出来,展示在他们的考察报告中。思维被打开的一刻便是考察的开始,这个过程在考察的实践中加以扩展,在考察的最后阶段得到升华,到学生作品出来的一刻得到结晶。

二、艺术考察课的可操作性

当下各类艺术高校大都开设了艺术考察课,但考察课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让人提出一些疑问,存在教学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各类专业方向学生的学习需求的情况。课程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课程理论的指导与缺乏课程设计的方法,课程内容的选择有失偏颇,特别是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实施中存在重技术、轻创造力培养的倾向,等等。

1.教学基地的建设。为高等职业院校的艺术生建立稳定的艺术考察课教学实践基地,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以往艺术考察课教学的对比,笔者认为,艺术考察课教学基地的建设,应能满足学生写生与实践的基本需要,这种基本需要包括写生环境与人身安全。

2.对考察基地的文化了解。依据立足生活、研究自然的原则,考察基地为学生提供自然地表现客观现实的空间。因此,学生有必要对确定的考察基地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收集、整理出书面的材料以备考察中使用。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将专业考察、社会实践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和历史进程的考察,增强了学生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为了保持实践教学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该院与相关地方和部门联合组建了“湖北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并在湖北省的红安、麻城、洪湖等地建立了“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使基地成为师生稳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基地建设水平和质量。

3.考察线路的安排。目前,大部分艺术院校都有相对固定的艺术考察课线路和艺术考察课教学基地。如四川的洛带古镇,安徽的宏村、西递村,云南的丽江古城、西双版纳等地,这些地方在不同的季节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师生进行写生或考察,而考察线路也大都集中在西部与南部地区。

艺术考察教学基地的建设、考察基地的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和艺术考察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具有可操作性,是艺术考察课教学运行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保证。

三、存在的问题

普通高校的艺术考察课的教学已日臻成熟,但在高等职业院校的考察课教学中仍存在教学与学生多方面的问题。如学生对待此门课程的学习态度、课程考试制度、学生的学习方法,等等。经过艺术考察实践后,学生递交考察报告作为考察课的总结。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这种形式是他们最愿意接受,也是最容易完成的考试方式。但一些学生利用网络下载相关资料或文章拼凑考察报告,更有学生直接从网上原文下载,打印出来的考察报告其网址还在上面。

学生应利用考察中获得的资源,图片、影像、速写、文字等资料,在考察课结束前的一周,利用回校后的时间经过整理、修改、制作,完成自己的这份考察报告。最后,院系根据参与此次课程的学生数量组织一定规模的主题性考察展览,展出优秀的学生作品,通过宣传使本院的师生、兄弟院校的师生、不同专业的学生参观展览,通过考察学生形式多样的作品与报告,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

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中,还应确定艺术考察课成绩的评判标准。艺术考察课应由专业教师带队,依据学生在艺术考察前期的准备、考察过程的实践情况、考察结束后的考察报告,综合评定后给出学生的考核成绩。在艺术考察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将以往的理论课程与实践的相关课题进行整合,将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考察课程有机结合。而学生也应通过考察实践将其学习行为自觉地与本专业相关领域进行结合,提高艺术创新能力。

四、艺术考察课的创新

艺术考察课的创新是以实现高等职业院校设计专业的实践性教学为目标,充分发挥各方向专业课的学习特点,并与艺术考察课紧密结合,探索有效的产学结合运行机制,为学生打开设计思路、开启创造性思维提供手段和条件。同时,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校外学习的适应性。我们必须清楚,艺术考察课的目的是巩固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拓展专业视野,强化学生的专业意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通过组织不同形式的展览,并以此为契机,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研讨,鼓励学生发表相关的一系列论文或其他作品。有计划地组织实地考察,到博物馆、美术馆、名胜古迹去观看美术作品,以增强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的兴趣。

大学生艺术考察报告范文2

【关键词】实景教学 艺术设计 应用研究

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类教育而言,建筑、景观、城市设计等艺术设计专业体系都是应用性强、专业性强的学科领域,因此,在教学中也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然而,在未来实际设计工作中,有很多市场化内容与项目环节,在传统的艺术设计课堂教学中不能得到很好或真实的体现。所以,艺术设计专业在教学构成中要创新教学思维、改革现有教学模式、采用更具有实践性的教学手段、面向就业、提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一、艺术设计专业中实景教学模式

实景教学模式是指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通过创造实际或重复经历的情境和机会,呈现或再现、还原教学内容,让学生身临其境,能充分调动学生角色的转换,使之由一个学生变成当事人,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其核心思想是“在真实的或模拟的工作场景中,让学生自己思考怎么做甚至做什么,而不是让学生接受教师思考好的现成的结论”。在这种模式的引导下,学生置身于现实场景中观察周围的环境和事物,感受工作场景的现实氛围与细节,并成为学习与工作场景中的参与者或主体。

实景教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第一,实景教学所要求的教学环境较为复杂,教学难度随之增大。“走出教室,步入实景”,相对简单可控的传统教学环境而言,实景教学的环境(社会环境或者自然环境)有着诸多不可控因素。第二,实景教学资源非常丰富,相对而言,其信息量更大。课堂上书本上所教授的学习内容来源于从实际场景的提炼和总结,内容精炼、纯度很高,实际场景中的信息来源相对比较原始、粗放,但也更加具体细致。第三,当学生置身于教学实景中变得更加活跃、求知欲更强,因为他们身临其境,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有更为直观的感受,在接受这些知识的过程中,身体感官更为机敏,会在体会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疑问,导致主观上的求知欲望更强。

实景教学模式现阶段在很多专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在法学专业的模拟法庭、英语专业的情景角色扮演、经济学专业的模拟沙盘都是实景教学模式应用的典型案例。

二、实景教学在建筑专业课中的分类与应用

城市设计、建筑、景观等课程在艺术设计专业领域中都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对于实景教学方法的运用也具有较为广泛的空间。以建筑专业课为例,从教学形式上,实景教学模式可分为活动组织类、实物认知类和现场设计类。

明确实景教学模式的分类,有利于提高其使用的针对性和合理性,充分发挥其在艺术设计专业相关课程教学中的作用。在建筑专业课程的教学中,笔者通过个别班级的实验,记录了实景教学的全过程,总结了3种实景教学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以供分析。

1.活动组织类

活动组织实景教学是对一个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进行具有现场感的模拟。例如在建筑设计这门课程中开展“建筑设计招投标会议”的实景模拟,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从招标文件与设计任务书开始,到承接任务,进行方案设计,投标文件的制作与汇报展示,最后到评标环节,这种全过程、全方位地模拟建筑设计公司的设计前期与后期工作,让学生完整地掌握建筑设计的工作程序。这类教学属于活动组织类实景教学。

范例:建筑设计课的“方案汇报与投标会”

建筑设计作为应用性很高的一门学科,很多学生在毕业之后会选择各类设计单位从事项目相关工作。这一范例是在一个30人班级的建筑设计教学中,采用实景教学模式进行一次对建筑设计投标过程完整真实的模拟。

在设计工作的初始阶段,首先,向学生介绍设计工作的流程与工作环节:一般流程为,设计招标与任务书发放――信息收集与分析――单元小组方案设计――设计整合交流――设计成果展示――汇报与投标会议,同时以分组的形式开展合作学习与自主学习。其次,以最后阶段的方案汇报与投标作为实景教学的试点过程,由专业负责教师组织现场投标会。最后,现场投标会进行全程记录,现场由其他专业课教师进行评标,最终总结。学生通过项目投标的实践操作,了解学习并完成设计的整个过程及每一个环节中的基本要求。此次教学过程的核心是整场活动的组织与编排。

通过这种教学活动让学生在一个现实的工作环境氛围中,对设计工作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特别是一些属于行业特有的规范,可以得到加强与深化,有利于学生职业素养的全面提高。

2.实物认知类

实物认知类的实景教学是通过对事物的实地考察,对该事物有一个全面、真实的认识和了解。例如在中国建筑史的课程讲授中,加入对中国古建筑的实例考察与图形解析的实景教学内容。在园林植物学课程教学中,带领学生到植物园中实地考察,通过对实物的近距离观察加深对该植物的特征以及生活习性的了解。

范例:中国建筑史课的“乐平戏场考察与评估报告”

笔者在中国建筑史的教学中发现,学生对于我国传统古建筑的空间的适用性、社会功能及营造方式的理解存在一定困难。本次实景教学实践利用对江西乐平县仿古木构建筑评估的机会,带领大二学生开展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通过实物向学生讲授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特征,加深理解,并形成评估考察报告。考察的工作流程为:任务发放――考察行动安排――考察方式讲解――目标建筑认知――现场测绘考察――评估考察报告。

此次教学过程在学生中引起热烈的反响。幸运的是,建筑还在修复阶段,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筑的结构形式,包括建筑的插梁式结构体系、外檐斗拱式的挑檐以及主入口门屋采用三重檐歇山顶的情况。在现场,用实例向学生讲授梁枋与柱之间的榫卯连接方式、减柱法的构造形式,更加形象和具体,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通过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中对需要了解的实物有一个比较生动、具体的了解,特别是一些比较抽象、复杂的知识点,实景教学可以对现有的教学方式进行补充,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3.现场设计类

现场设计类实景教学,主要对需要设计的目标地块进行实地考察、资料汇总后,现场进行方案设计。例如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课的户外广告现场设计的课程教学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城市中选取广场等重要节点的户外广告进行改造设计,运用拍摄、测绘以及三维地理信息与成像等现代设计辅助手段,对于现状的各项系统指标进行记录、分析、总结,提出合理的改造方案,再邀请广告的受众者参与讨论,最后进行深化设计。这种通过对地块实地的感知,让学生的设计不仅限于图纸上,而是基于现实状况更具可行性。这类教学属于现场设计类实景教学。

范例: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课的户外广告现场设计

该课程的现场设计部分主要分为:前期现场调研与考察、现场构思与方案探讨两个部分。在课程总体安排中,现场部分在前期考察与方案探讨中较多,后期则主要为课堂设计部分。现场设计在于让学生在现场充分了解该地块具体特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设计该区域建筑广告牌。

本次教学方式是由专业教师在城市中选取3个有待改造的城市空间节点,分别交予3组同学进行前期考察、踏勘与现场设计工作。现场设计的工作流程为:设计场地选择――现场调研考察――现场构思设计――设计现场公示――受众参与讨论――方案深化设计。在初期考察结束后,汇总为“户外广告考察与设计报告”并在课堂上进行汇报。报告内容是对目标地段的广告位数量统计、类型分布、设置现状等方面分析现有问题,现场提出合理的改造意见及勾画初步方案草图,再将设计草图在现场公示,邀请市民参与方案讨论,听取受众者意见,最后各组在现场勾画的草图与市民反馈的基础上再回到课堂进行深化设计。

这次现场设计使学生更真实、细致地对目标地块进行了一次完整、全面的分析,使他们更为深刻、具体地了解到设计与周边环境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关系,从而使设计更符合当地环境,符合受众需求。通过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在一个现实的目标场景中对自己所设计的场地有一个比较真实的、具体的、综合性的了解,有利于学生设计过程更接近真实情况,提高设计能力。

三、艺术设计专业课中实景教学模式应用的注意事项

为了推进实景教学模式在艺术设计专业课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提高该教学法的应用成效,减少专业课教师在应用时遇到的困惑与障碍,结合上述建筑专业应用实景的成果与问题,对艺术设计专业课应用实景教学法应注意的事项做下列思考:

1.深化多元合作,优化实景教学环境

实景教学环境建设仅靠学校自身的力量不够。一是学校的财力、人力及物力有限,可能达不到预期建设效果;二是建设的教学环境与设备企业岗位需求可能不吻合,仿真性差,脱离实际职业情境,实景教学效果不佳;三是自行建设的实景教学环境可能在使用安全性上考虑不够。因此,需要加强多元合作建设,避免学校在模拟教学环境建设上的偏差与盲目,努力构建一个与社会、企业接近的真实或仿真的职业与工作环境。

2.灵活应用实景教学,促进与其他教学方法结合

实景教学法注重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性,但任何一种教学法都不可能是万能的,实景教学模式也不例外,其过程也需要灵活地加以应用,不能只讲形式,并与其他教学方法有机结合,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

3.注重教学应用规范性,保证实景教学成效

规范地运用实景教学模式是教学出成效的必备条件。实景教学模式是以模拟或构建真实工作场景为目标,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它打破传统学科教学的局限,不仅很好地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而且对学生的专业理论、道德品行、学习能力、社会能力等综合职业素养的培养有很大帮助。专业课教师需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因势利导地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

4.促进与信息技术结合,推动实景教学现代化

实景教学模式与信息技术结合主要体现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上。虚拟现实技术是一个新型教学媒体,它是利用三维图形生成技术、多传感交互技术以及高分辨显示技术生成三维逼真的虚拟环境,可以让学习者在仿真虚拟环境里模拟训练,通过逼真的声像展现,使学生得到真实情况下难以获得的体验。

参考文献:

[1]沈金辉.“校企联动,实景驱导”课堂教学模式探讨[J].教育界,2012(6).

[2]戴菲.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特色教学体系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10(18).

[3]赵一.环境艺术设计专业项目式教学法探索[J].美术大观,2010(2).

[4]逯海勇,胡海燕.基于“问题与参与式”的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模式研究[J].美术大观,2013(12).

[5]史瑶.伦敦建筑联盟学院(AA)的建筑教学研究[D].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07(6).

[6]赵崇晖.模拟教学法在中职学校专业课中的应用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5).

[7]张金华,叶磊.体验式教学研究综述[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6).

大学生艺术考察报告范文3

1、测试对象:符合国家规定条件,参加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高中毕业生;在声乐、器乐、表演等方面具有艺术特长,并通过当地招生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艺术特长测试者。

2、生源范围:理科面向全国招收特长生,文科仅面向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山东、山西、内蒙古、河北、陕西、四川、重庆12省市招收特长生。

3、测试时间:2013年1月10、11日。考生请于1月9日8:30-17:00至天津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到并领取准考证(以天津市考生为主),外省市考生也可在考试日当天现场报到,考生的具体测试时段将根据报到时领取的准考证号确定。

4、测试地点:天津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青年湖畔)。

二、测试品种

西洋管弦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长笛、单簧管、低音单簧管、双簧管、英国管、大管、萨克斯(仅招收低音萨克斯、降b萨克斯,其余类别不招生)、小号、圆号、长号、大号、次中音号;竖琴、西洋打击乐

民族管弦乐器:唢呐、笛子、笙、琵琶、扬琴、中阮、古筝(仅招收1人)、二胡、板胡、中胡、民族打击乐

声乐:民族、美声

键盘:钢琴【注:除钢琴以外的其他键盘类均不招生】

舞蹈:古典、民族、现代

主持:主持(仅招收2人)【注:根据天津市有关要求,主持类不招收天津市考生】

三、测试内容及相关说明

器乐类:

测试内容1:准备两个能够充分体现自己艺术特长水平的曲目或片断,时间控制在五分钟以内,由评委指定参加测试。

相关说明:主要考察个人演奏及音乐表现能力;评委可要求考生从曲目的任何地方开始或结束;不带伴奏;考生自备演奏乐器;我校可为考生提供定音鼓、竖琴、钢琴。

测试内容2:现场视奏。

相关说明:主要考察基本功及视奏能力;西洋器乐使用五线谱、民族器乐使用简谱。

键盘类:

测试内容1:准备两个能够充分体现自己艺术特长水平的曲目或片断,时间控制在五分钟以内,由评委指定参加测试。

相关说明:主要考察个人演奏及音乐表现能力;评委可要求考生从曲目的任何地方开始或结束;我校提供钢琴。

测试内容2:现场视奏、即兴伴奏。

相关说明:主要考察基本功、视奏及即兴伴奏的能力水平;视奏使用五线谱,即兴伴奏可使用简谱。

舞蹈主持类:

测试内容1:准备一个能够充分体现自己艺术特长水平的舞蹈,时间控制在五分钟以内;准备能够充分体现自己艺术特长水平的朗诵和栏目主持各一段,总时间控制在五分钟以内。

相关说明:主要考察形象(相貌端正,身体比例协调,男生身高在172cm以上,女生身高在162cm以上)、表演、技巧(跳、转、翻、软开度)等;需自备伴奏光盘。

测试内容2:基本功、模仿、即兴表演;命题表演。

相关说明:协调性好,受过系统训练,有扎实的基本功功底;反应灵敏,有较强的舞蹈学习能力。主持类主要测试现场命题表演。

声乐类:

测试内容1:准备两首能够充分体现自己艺术特长水平的歌曲,时间控制在五分钟以内由评委指定参加测试。

相关说明:主要考察个人演唱及音乐表现的能力;自备伴奏光盘或自带钢琴伴奏。

测试内容2:现场视唱。

相关说明:简谱、五线谱可自选,五线谱起评分高于简谱。

四、测试结果及录取办法

1、参加测试者颁发“天津大学艺术特长生测试认定等级证书”。

2、我校将根据艺术团的需求及不同项目艺术特长生的情况,从测试成绩优秀者中,择优认定一部分思想素质好、学习成绩优良、艺术特长突出的考生,并在自愿的基础上与我校签订协议。协议生效后可在当年的高考录取中,享受下列优惠政策:

A:艺术团急需项目,且经测试,业务水平特别突出者,需参加我校文化课测试,文化课成绩达标且高考成绩达到当地一本线,专业服从调剂,即可录取;若高考成绩达到我校在当地最低录取分数线,则加20分安排专业。

B:经测试,业务水平优秀者,若其高考成绩未达到我校在当地录取分数线,但在我校录取线下20分之内,且高于当地一本线,专业服从调剂,即可录取;若其高考成绩达到我校在当地录取分数线,可加20分安排专业。

C:以上A、B两条中,选择专业时,不含天南大合办专业;若高考报考建筑学、城乡规划,则需加试徒手画且成绩合格,方可享受相应加分政策。徒手画加试与自主招生考生同步进行。

3、与我校签订艺术特长协议的学生若高考报考我校,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且特殊类型批次(如无特殊类型批次,则在第一志愿或平行志愿A志愿)报考天津大学,在我校对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专业内填报志愿。高考成绩公布后(截止当年7月5日)考生需登陆天津大学招生网网上报名系统填写艺术特长生对象反馈信息,并及时提交,不填写者视为放弃报考天津大学,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4、被我校录取的艺术特长生,将根据其高考成绩和个人志愿,安排在我校非艺术专业学习。进校后必须参加艺术团日常排练、集训、演出、比赛等活动,同时遵守艺术团的各项规定。

五、报名办法

1、登陆天津大学本科招生网(zs.tju.edu.cn)点击网上报名,注册、填写艺术特长生报名信息,并提交,网上报名起止时间是:2012年11月28日至2013年1月5日。

2、考生填写完报名信息后,系统会自动生成报名表,报名表用A4纸打印,由中学校长或主管校长填写推荐意见、签字盖章后,随身份证复印件、业余等级证书、高中以来各类获奖证书以及同一底片一寸近期免冠照片4张(照片背面注明姓名、特长、所在中学),于2013年1月5日前寄至天津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以收件邮戳为准)。

3、艺术教育中心将对“报名表”中的相关信息进行初审,并初审公告,对不符合要求的考生我们将会在报名系统内“初审结果”一栏告知考生(请考生经常登录报名系统查看各类信息,了解报名进度)。

六、所有信息全部通过招生网(zs.tju.edu.cn)上,不再另行通知,考生未能及时查询而影响测试或录取的,责任自负。

七、费用

报名费200元(含测试费、相关资料费等)。兼报多项者,每多一项需另交测试费100元。测试不到者,按弃权对待,一律不予退款。相关费用请于初审前通过邮局汇款。测试期间的交通、住宿、餐饮等费用考生自理。

联系电话:022—27406480

传真:022—27890908邮政编码:300072

邮寄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310室

天津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收(信封务必注明“艺术特长生报名表”。)

大学生艺术考察报告范文4

截止到2月11日下午6点,北京电影学院报名总数达到18044人次,其中表演学院6186人次,①而招生简章中拟定的录取人数为85人,录取比例约为99:1。

报考表演专业的人数多且具有代表性,因此最能彰显“艺考”的困局。

一、拥挤的“独木桥”

小陶是一个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女孩,毕业于河北省艺校,接受过6年民族民间舞蹈专业训练,这次由妈妈陪同来考试,想圆自己做演员的梦想。小陶有一定的舞蹈演出经验,但对舞台表演了解不多,对于初试,她虽然没有太多的准备,但很有自信,认为以自己的实力初试可以过关,妈妈说小陶自幼就喜欢跳舞、喜欢表演,为了让孩子好好发挥,这次特地请假陪女儿来考试。除了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外,小陶还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对于花费,小陶妈妈说道:“培养一个学艺术的孩子不容易,需要全家全力以赴,每年学费和生活费上万元。今年参加考试的路费、住宿费、报名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不过,只要孩子能考上,钱花得就都值了”。对于落榜后的出路,小陶想参加民航招空乘人员的考试,她觉得当一个空姐也不错,而小陶妈妈则坚持孩子应该上大学,毕竟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对学生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小朱是一个普通高三学生,来自浙江省温州市,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独立了,一个人从家乡来到北京参加考试。小朱平时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但也仅限于参加学校的文艺社团,比如在晚会上模仿赵本山等。为了准备本次报考的表演专业,小朱在紧张的高三学习中,专门找老师突击培训了一周的表演课,也算是对表演有了那么一点儿尝试和印象。对于报考的目的,小朱说他想有一个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记者还采访到来自山东烟台的小周,由于太过重视这次考试,她显得比较紧张,为了初试时不忘词,小周一遍一遍地背诵要朗诵的诗歌。小周是普通高中艺术特长班的学生,班里有60多人,分别要报考美术类、表演类、音乐类等艺术院校,这次她是与班里的其他3位同学一起报名的。小周坦率地告诉记者,自己的文化课不好肯定考不上文理类的大学,而自己喜欢艺术,从高二开始,小周每个假期都赶到济南或北京参加表演培训班,而为了本次考试,小周从去年12月就来到北京上表演培训班,春节也没有回家。小周参加过一次电视剧的拍摄,虽然是群众演员,但也算是有了一些表演经验,增加了个人阅历,这令其他3位同学羡慕不已。而两年来在表演培训班上的花费,小周虽没有详细算过,但她告诉记者,就在前几天刚上的一个考前加固表演培训班,仅3天的费用就是2000元。小周的3位同学则表示都上过培训班,有一点表演基础。他们班里很多同学的文化课成绩都不太理想,文化课分数要求比较低也是他们选择报考艺术类高校的原因之一。

在记者所采访的20位考生中,有16人来自普通高中(含艺术特长班),4人来自艺术学校;14人参加过表演培训班,其中花费过万的有7人;父母支持艺考的有17人,不支持不反对的1人,反对的有2人;报考两所以上艺术院校的有18人。从统计中可以看出,普通高中生仍占据着大多数,高昂的花费、耗费的时间以及身心大量付出的疲惫,这些都是“艺考热”备受争议的关键点之一。

此外,由于艺术类考生数量的不断增长,特别是美术类考生人数的增加,促使了一个新行业的快速发展――各类美术、音乐、表演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学生希望通过短期的培训去应付即将到来的艺考初试。以北京地区为例,截止到2012年,登记在册的艺术培训班有300多家。②这种现象的“畸形”,一方面在于利益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是艺考持续升温的原因。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艺考已经等同于高考,很多“半路出家”的学生通过极短时间的培训就匆匆上阵,几千人报考同一专业已经屡见不鲜,能否成功不言而喻。作为曾经轻松考入名牌大学的一条捷径,“艺考”如今已经变成“独木桥”。谈到“艺考热”,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认为,近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而电视选秀节目推动的“造星运动”、影视明星受到青少年追捧等原因造成一些考生和家长的盲目和不理智跟风。

二、梦想照进现实

每年艺考时,全国各地的考生汇聚到艺术类高校,然而在记者的采访中,发现有些学生报考艺术类高校并不是出于对于艺术的热爱,有的觉得自己外形漂亮当演员很适合,或者认为通过艺考上大学也是一种求学捷径,更有甚者认为,艺考是一种人生经历,通过艺考可以增长见识,这就让很多人走进了某种误区,无论是哪种心态,都促使艺考持续升温。

针对报考表演专业的考生,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陈说“其实很多考生对表演艺术最基本的问题都知之甚少,甚至有的考生就是仅凭长得漂亮或帅气便来试试运气。不可否认的是,漂亮固然是一种美好的特质,但生活中的美却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人物艺术形象美,电影艺术所要反映的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其中要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各式各样的……‘漂亮’并不是我们选才的唯一标准,报考表演专业的学生需要具备必要的表演天赋,同时也要兼备艺术修养和人文素质。”表演专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实践性,是一种形象思维,审美方式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需要先天优秀的内在素质和后天刻苦系统的学习,另外,大量的实践基础也是一名优秀演员必备的。

就大多数普通高中学生而言,特别是山东、河南、安徽、河北等地,考入名牌综合性大学的竞争非常激烈,对文化课成绩要求很高,高考是残酷的,对于每一个怀揣大学梦,或希望接受到高等教育的学生来说,成为运动员或“艺术生”成为他们上大学的又一个希望。然而,前者需要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级别,甚至要求获过国内外重大比赛的名次,而通过这种硬性指标审核的学生非常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学生选择了后者,通过几个月或几个礼拜的艺术突击培训,把考大学的梦想寄托于此。目前,除了专业艺术类高校外,很多综合类大学和民办高校都设有艺术学科,每年录取一定比例的艺考生,由此也助推了“艺考热”的发展。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一些艺术类高校教师对学生的专业素养不高、理解进度慢、难出专业成绩等问题进行的反思。当这些突击培训通过考试的学生进校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艺术类学科,理应刻苦努力、积极钻研,对待专业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让人不解的是,有些学生因考上大学、圆了梦而停止了进取的步伐,甚至有些学生以跟不上专业课、没有艺术创造力为由推脱学习任务。大学4年成为了他们玩乐享受的时光,直至毕业,面临难找工作方如梦初醒。如记者认识的一位表演专业的女生,她的大学生活非常轻松,每天只需要用两三个小时练练台词基本功,其他时间都是自己的,或休息,或逛街,而大学里的文化课基本不上,考试前看看书以应付考试。这种考前紧张、迫切的心态与考入后漫不经心的学习态度反差如此强烈,让人不得不思考盲目艺考带给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和前景何在。

三、综合素质决定艺术之路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的意义包涵艺术,艺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艺术是文化产品,艺术教育的实质是文化教育。如今,艺术素养已经被赋予了浓厚的人文精神,是一种人文素质的体现。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业教师王鑫认为,考生的综合素质决定了他们的艺术之路。中央戏剧学院除了注重对学生专业素质和技能(声、台、形、表等方面)的培养以外,更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即文化审美素质和敬业精神的培养和提高。只有加强了这两方面的培养,学生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艺术品位,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在招生中,艺术类的专业考试已不单单是专业能力的测试,越来越注重考核考生综合素质的高低。日前,北京电影学院在招生中随机就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提问考生,以此考察考生的反应能力和对知识的积累程度,通过这样的方式,考官能够观察到学生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以此判断学生是否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比较成熟的心智以及对社会的观察判断能力。

表演专业侧重于考生外部条件和内在素质的综合考核。外部条件主要指外形、轮廓、身高、气质;内部素质的考察主要是个人知识和阅历,考生在平时要注意培养自己对艺术的感知力。陈认为,一直以来,如何能让考生在短时间里尽快展现他们的创作天赋和个性,是所有表演系老师共同努力的方向。考官主要是通过各种考题来发掘考生独特的个性或内在的激情、想象力、理解力、创造力。因此,考生应积极调整自己,放正心态,抓住一切条件和时机展现自己的表演天赋;在表演考试中,考官往往最为重视的就是学生的真诚,学生要以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去塑造角色,具备一颗纯洁的心,这既是对学生专业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的考察,也是对其综合素质的考察。表演专业招收的学生必须具备表演的潜质,考生在考试时要拿出自己的智慧、精力和勇气,展现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

对于考察艺考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指出,“艺考就是对艺术人才的选拔、对综合素质能力的考察。艺考是为了发现知识结构合理,电影专业能力扎实,富有艺术创新精神,具备较深厚的人文素养、艺术素养、科学素养和职业素养的人才,顺应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发展需要”。

一年一度的艺考带给喜爱艺术、有艺术特长和天赋的学生一个追求梦想的机会,而对把艺考当做上大学跳板的学生来说,仍然需要理性分析,大学梦的终点是毕业后的前景和自己长远的职业规划,如自己是否适合从事艺术工作、能否胜任艺术创作等方面都需要仔细考虑。艺考所招收的学生应是对该专业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爱好,在大学这个具有艺术氛围的环境里将自己的兴趣爱好继续发扬。因此,在选报专业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所具备的专业素质进行有选择的报考,不能盲目跟风。

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种教育手段,艺术教育不仅能开启人的心智,而且能提高人对美的欣赏和追求。我们期待有作为的艺术大师的诞生,同时,也呼吁艺考生能够认清艺考现象的本质,理性对待艺考,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

大学生艺术考察报告范文5

[关键词]灾难;激变;人类学;工作坊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81-07

2015年10月16日-18日,“比较视野中的灾难与激变:感知与应对” 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工作报告会在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此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由中国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三方共同主办,《民族学刊》编辑部、美国杜兰大学人类学系、他山人类学学社协办,并获得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2015年度引智项目“西南民族地区灾害场景辨析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2)、“西南民族地区灾难应对机制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8),以及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藏彝走廊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灾难应对机制的建设”(NCET-12-0980)的支持。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张原副教授和汤芸副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卡嘉娜(Katiana le Mentec)研究员,以及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副组长张巧运博士是本次工作坊的学术召集人。这个由中、欧、美三个学术区域的学者共同召集参与的学术工作坊旨在成为跨社会文化之比较研究的学术平台,并试图基于民族志研究来促生有益的学术概念及理论框架,进而在深化灾难与激变的基础性学理研究之时,也期望能为人类社会有效应对生活可持续性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挑战做出贡献。为此,4位学术召集人邀请了一批国际上在灾难与激变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和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工作坊的研究工作中。在为期一个月(2015年9月23日至10月23日)的时间里,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20位海外学者陆续汇聚于成都,在西南民族大学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其中包括公开的学术讲座20场、圆桌讨论会7场、田野报告会5场,并在汶川、北川等地进行了3次短期的田野走访调查。为深化合作交流与总结研究经验,本国际学术工作坊以“工作报告会”的形式,在西南民族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召开了一场为期3天的学术研讨活动,设立7个研究专题和两个特别活动,参与研讨的海内外学者共40人。

10月16日上午9点,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报告会正式开幕,主持人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院长张明善教授。首先,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丁克毅教授用英语作开幕致辞,向海内外专家学者介绍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发展情况,特别是在灾难人类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并期望借助这次国际学术工作坊,能促使西南民族大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更加国际化与前沿化;接着西南民族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肖琼副教授用英语简要地介绍了西南民族大学的外专引智项目;《民族学刊》作为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协办单位之一,专门刊发了参与这次工作坊的多位国内外学者的论文,学刊编辑赵秀云老师用英语介绍了本期刊近年来的发展状况;之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卡嘉娜研究员代表工作坊的组织召集人向全体参会人员介绍了工作坊的主旨;最后,西南民族大学张原副教授代表工作坊的组织承办方作会议特别致谢。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所有与会代表至西南民族大学行政楼前合影。

“人文视野下的灾难与激变”是本次报告会的第一个专题,于10月16日上午进行报道讨论,主持人为美国波特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米歇尔・甘本德(Michele Gamburd)教授,评议人为大英科学院院士、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大卫・帕金(David Parkin)。以“人类学者与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为题,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所所长大卫・盖尔纳(David Gellner)教授作了工作坊的第一个研究报告。他介绍了自己在和尼泊尔本地的几位人类学家对尼泊尔的地震灾后状况的考察,且初步认为,人类学家若要参与和帮助尼泊尔的灾后救援与恢复重建工作,应该从人类学的地方感知角度出发来探讨灾后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并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出发来分析灾难及其后果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有效利用媒体和互联网、加强对偏远村庄的救灾工作、评估鉴定易受灾地区、监测并考察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执行等几项人类家应该有责任义务参与的工作。接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凯布朗利博物馆馆长弗里德克・克可(Frédéric Keck)研究员以“禽流感的防预:禽流感病毒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人与鸟关系”为题进行了报告。在简介禽流感及其破坏力后,克可研究员回顾了自己在香港两年的实地考察研究,指出作为环境预警哨兵的鸟类在今天与人类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生存境遇、文化象征和社会功能都在改变。通过思考当代人类社会可以从哪些方面感知鸟类的灾害风险与生物安全预警,他倡导应该加强人类与动物的多元自然主义关系这一人类学理论的建构和运用。之后,英国赫尔大学当代史研究所前所长格雷格瑞・班考夫(Gregory Bankoff)教授在其“减少灾难风险的历史路径”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在风险中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以及人类从生活、社会结构、身体和心理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往往是根据个人特点、知识经验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各异。班考夫教授提出,脆弱的特殊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问题,而在今天世界上大多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学会适应了“常态化”的风险威胁,从而可更好地承受风险危机,所以展开一些关于脆弱性历史本质的反思,以及在当下对脆弱性的研究中去分析总结不同环境和不同经验的人群对风险的处理方式,这对整个人类社会减少灾害风险而言极为重要。本专题最后一个报告人为西南民族大学的汤芸副教授,在其“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定位”的报告中,她指出了不同的文化是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意义逻辑来感知灾难的,这使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应该面向一个天然就充满主体交互性和意义性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中。她提出当前灾难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是人类脆弱性,但我们还更应该注意到社会弹韧性(resilience)这一概念。通过“灾”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内涵,以及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的经验研究,来强调灾难人类学研究的4个维度应为生态环境、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而整体性、过程论和地方视角这是基本的考察路径。大卫・帕金教授在做该专题的总结评议时专门指出,人类学是一个跨社会和文化比较的学科,灾难研究需要这种比较性的考察视野和多元化的理论思考,而这个专题中的4位报道人用他们自己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思考很好地呈现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旨趣与价值。

16日下午14:00-17:00,工作坊报告会进行了第二个专题“有关灾难与激变的理论反思”的报道讨论,中国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彭文斌先生为主持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作评议人。本专题的第一位报道人为卡嘉娜研究员,她在“理解激变时代中的延续性:简论人类学中的争论”的报告发言中指出,东亚社会把异常事件的解决作为适应性的这一举动是与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考察灾难时人类学必须注意比较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灾难反应。卡嘉娜研究员认为,激变所呈现的变迁之剧烈性虽然往往是超出人们通常的社会经验的,当其能够经由不同的理解框架得到社会文化性的阐释,并且外显的变迁之中总有一种“内在性”的延续。在“灾难阈限阶段的谣言与行为应对――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报告中,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教授指出,谣言的流行是与灾难相伴而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他以汶川地震为例提出灾难“阈限”正是谣言滋生的沃土,并认为谣言作为一种民意表达和民情宣泄方式实为灾难阈限中社会的一种反应,应将其视为非常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而加以应对。接下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的艾丽莎・雪格(Elisa Horhager)博士以“辨析灾难的能动性:关于自然灾害的定义之争议”为题做研究报告,围绕着如何处理“自然灾害”的动荡及评判其对社会建构的性质这一问题,她以2008年汶川灾难和2011年东日本海啸大灾难为例,运用比较框架来分析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应对中的资源动员和制度化过程,并提出公众对于造成灾难原因的不同讨论可以对灾难受害者的保护和形成制度化应对措施产生影响,所以灾难之中也有一种社会建构的能动性需要得到人们的关注。随后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李锦教授作了“羌寨空间的变迁与震后文化修复”的报告。她指出地震是一种会对人们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造成巨大破坏的灾难,而灾难过后地方文化的修复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则需要人类学家细致地关注。通过对阿坝州理县休溪寨近百年来空间变迁的田野调查,李锦教授强调羌寨的空间变迁一直以来是一个常态,但聚族而居的居住形态与神圣空间的位置安排等空间格局的基本原则在变迁过程中有其延续性,即使受到了大地震的破坏以及灾后重建中政府的强力介入,羌寨的空间格局在深层的意义结构和文化逻辑上仍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因此当面对地震这一较为偶发但破坏性极大的灾难时,传统文化逻辑完全可以发挥文化修复的主导作用。本专题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负责人、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副教授A. J・法思(A. J. Faas),他报道的题目是“灾难的纠葛:灾难应对、恢复与重建中的实践网络、记忆和文化”。基于对南美洲厄瓜多尔安第斯高地野火灾难的社会应对的田野经验研究,法思教授指出在人类和环境的复杂纠葛中文化生产的核心关系要素是记忆与实践,对于普通灾民而言是实践形塑记忆,而对于专业救援人员而言则是记忆指导实践。所以灾难中人们通常会利用现有的文化体验和记忆经验来复述和共享一些文化含义,并减少个体差异和特质的经验,以有效地形塑分享一种有效的同时又具有文化涵义的灾难应对行为和记忆体验。米歇尔・甘本德教授在总结评议时强调,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反思需要基于扎实的田野经验研究,而本专题的5位报道人在富有启发性地提出她们的理论观点之同时,也极为细致生动呈现了她们的田野个案,这样一种研究讨论风格值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去坚持和发扬。

16日下午17:10-18:10,在卡嘉娜研究员的主持下,工作坊报告会开展了第一次特别活动“灾难历史研究国际项目介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皮埃尔・富勒(Pierre Fuller)作为“灾难历史网站”(Disaster )发起人,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这个由历史学家创建的专门为学者研究和公众利益服务的可供相互学习合作的专业网站。富勒副教授指出,中国有时间很长但鲜为人知的灾难管理历史,中国的学者可以加强对这个国际网站的利用,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国际合作研究和数据共享平台,从而让灾难历史研究超越学科区隔,扩大地理范围,并获得自己与全球的研究学者的合作机会。

10月17日上午9:00-12:00,“在灾难与激变中反思社会-政治关系”的报告专题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永祥博士的主持下进行,由A. J・法思任评议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首先以“金浪:海啸后斯里兰卡的权力与礼物”为题做研究报告。她指出随着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爆发,斯里兰卡涌入了大量救灾物,因此观察大范围人道主义救助的社会影响是反思政治―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此外,在考察给予礼物和收到礼物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话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灾民在重建社会等级与社区关系中,“礼物”所具有的权力象征与文化意义。紧接着,欧洲社会人类学协会人类灾难与危机研究网络发起人、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玛拉・贝纳杜禧(Mara Benadusi)教授以“唤起灾难:印度洋海啸之后的真相与伪饰之机制”为题,报告了其对经历内战和海啸等灾难之后的斯里兰卡南部省份的一个佛教僧伽罗语地区的田野调查,她指出人们在显示灾难和揭示冲突时都采用一种类似的机制,即公布或隐藏特定类别的对象和主体,从而使得灾区的社会形象呈现出一种既脆弱又坚韧的特征,而这正是灾区获得外界援助时所采取的一种弹性策略。之后彭文斌教授在“环境/认同政治以及原住民对环太平洋油轮扩张的抵抗运动”的报告中,以2015年4月初一艘泄漏油轮驶入温哥华引起当地居民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原住民为其领土土地和水源受污染而抗议的事件,对全球地方化中灾难情景下的文化遗产和身份政治问题进行了讨论。以“等雨来:墨西哥气候变化中的政治、话语与物质生活”为题,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罗伯特・巴里奥斯(Robert Barrios)针对大部分墨西哥人口仍继续在高脆弱的水文气象灾害的影响下生存这一现象的分析指出,气候变化不仅对人类发展实践产生有形影响,也是一种通过不同方式和语境来完成的具有政治诉求和经济目的的话语-政治现象,因而干旱并非一种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一种政治建构的风险景象。本专题的最后一位报道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郑少雄博士,他报道的题目是“当代内蒙古的草原政策及蒙古牧民的应对”。郑少雄博士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内蒙古草原社区所遭遇的种种灾害可视为一种空间改造过程的产物,其反映了国家空间生产与社会地方营造的一种紧张关系,而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力量平衡则决定着草原未来的发展。A. J・法思教授在总结评议时指出,灾难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这一专题的5位报道人用他们精彩的研究告诉我们,灾难的肇因还具有一种显现的政治性,因而从灾难的研究来反思权力、话语和社会行动,对于灾难的人类学研究而言是一个亟须加强的议题。

17日下午14:00-16:00,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施帝恩(Stéphane Gros)研究员的主持下,报告会进入第四个专题“灾后重建中的社区恢复与文化重塑”,该专题的评议人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的张亚辉副教授。以“灾后恢复重建与社区需求”为题,李永祥研究员介绍了他对云南省两个灾后恢复重建社区――盈江县傣族社区和姚安县彝族社区的田野调查研究。他认为社区需求,包括社区连续性、文化功能、生产便利程度、安全感等方面都是灾后恢复重建的核心内容,而由于民族文化和居住条件下的不同,社区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灾后恢复重建中的“统规统建”政策无法满足不同地区的社区需求,反而会导致社区产生更加复杂的社会脆弱性。接着,美国杜兰大学的张巧运博士在其“想象文化:汶川地震文化重建和抗灾能力塑造中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要想获得成功,规划者和管理者必须真正考虑“地方文化”的意义。以汶川地震后羌族村寨的文化重建为例,张博士反思了将羌族的“文化”作为一种旅游开发资源的那些恢复重建项目对羌族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最后张亚辉副教授在评议时总结道:在当前中国各种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中,由于外来行政和市场力量的强力介入下,日常生活展演的前台与后台之区隔被打破,这对于灾区居民的伤害是值得重视的,而两位报道人的研究都清晰地呈现了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反思。

报告会的第五个专题“关于灾难的记忆、叙述与情感”,于17日下午16:10-18:10在西南民族大学蒋彬教授的主持下进行,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为本专题的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葵教授在其“灾难记忆与民间叙事”的报告中提出,中国近代的灾难是如何被表征叙述和记忆传承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1970年的通海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王教授指出在现代中国关于地震灾难的记忆传承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其后面所依托的是不同时代社会意识和文化逻辑,而纪念物和纪念仪式的不断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灾难记忆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重构的范例,并呈现了中国社会灾难记忆多样化的趋势。接着,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学仁(Chris Courtney)作了题为“历经灾难:1931年汉口洪水的现象经验与情感经历”的报告。通过对20世纪初期汉口市民如何经历了洪水的历史考察,他认为当时相关部门和机构所制定的灾难应对策略不仅仅是理性地为了生存,也在通过显示悲伤、宗教仪式和慈善行为试图在逆境中寻找生活意义,甚至是追求一种“苦中作乐”的乐趣。虽然这些行为并不总是能增强了大众的生存机会,但在帮助社区应对灾难方面也显现了一种重要的功能。随后,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原副教授以“沙粒中的世界:高寒湿地草原沙化灾害的地方叙述”为题进行了报告。张副教授指出干旱通常被认为是土地荒漠化灾害发生的主要前提条件,然而降雨充沛且拥有大片湿地的若尔盖草原的严重沙化灾害迫使我们应该从地方的视角重新认识什么是沙害?特别是要关注沙害在地方叙述中是什么样的灾难?以及沙化灾害的前提条件和诱发肇因是什么?他进而通过案例指出,在当地藏民看来,沙害是一种报应,其发生是因为一种跨界和过度的行为打破了生活世界中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平行关系和边界秩序。而今天在若尔盖草原所发起的很多治沙工程在藏族牧民眼中,就像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做了一场错误的仪式一样,除了制造更多的灾害之外并没有逆转当地的沙害。因此,理解灾难的地方叙述,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或许可以更为准确地揭示灾难发生的社会文化机理及其应对方式。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作总结评议时指出,三位报道人的研究表明,对于灾难的地方记忆、体验与叙述的考察可以让我们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价值逻辑来还原灾难的本来面貌。

17日晚上19:30-21:30,工作坊报告会的第二次特别活动“纪录片中的2008年汶川地震”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当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柯安娜(Anne Kerlan)主持下进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博士候选人邱月首先以“国家主导的灾后恢复中的个体”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北川县城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政府高度参与的重建过程中,个体被植入在这个由国家提供的新的社会结构中,进而地方个体的声音被响亮的官方叙述淹没了,不少关于这场灾难的纪录片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理解灾后个人生活感知的途径。接着与会学者观看了由马占冬导演的纪录片《五月一天》,观影结束后马占冬导演和学者们在现场围绕着灾难、生育、创伤、情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0月18日上午9:00-12:00,报告会第六个专题“灾难的感知与呈现”在王晓葵教授主持下进行,弗里德克・克可研究员作评议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历史学院的郭建勋副教授首先做报道,他的发言题目为“环境、族群、地方知识与灾难:以1786年大渡河地震为例”。郭教授指出发生在清代中期的这场地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上大渡河流域的地方环境、生活模式、族群关系和社会经济联系的研究视角,他认为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不同民族会形成不同的环境知识和灾难应对经验,这使得灾难来临时不同的民族所承受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些民族则会在经历灾难之后通过相互的学习借鉴形成新的地方知识。以“中国的空气污染中的双重认同以及潜在的环境灾难”为题,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史乐闻(Edwin Schmitt)介绍了他近来关于空气污染的考察研究。史乐闻指出,许多突然性的灾难事件其实是自然生态受到人类社会严重干扰的结果,所以针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这样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而人们在感知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时,还往往导致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双重认同。之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历史学院的薛熙明教授作了题为“变动中的家与地方:灾后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的报告。以震后移民安置的羌族社区邛崃市木梯村为例,薛教授指出,在现代化和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下,家与地方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特别在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制化社区安置重建中,家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家所蕴含的物质空间、情感空间、生计空间、文化空间等多重意义都发生了分离,社区主体也缺乏对地方的认同,所以灾后社区重建过程中亟待一种“自下而上”模式的出现。随后,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法比奥・卡尔尼里(Fabio Carnelli)作了题为“缺失了现在的民族志:意大利拉奎拉地震后的时空实践”的研究报告。他分析了幸存者们生活轨迹里关于“灾难”一词的意义变化,并列举了一些具体城市在震后采取的应救机制,从而指出要在灾难研究中去记述一个复杂的时空框架,这可以帮助人类学者去分析受灾难激活的“事故”及其后果。本专题的最后一位报道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雷天来博士,他报道的题目是“国家权力、现代传媒与民族共同体:以‘东方之星’翻沉事件后‘头七’祭奠为例”。他提出公共纪念仪式一直被视为国家对灾难的反应,而纪念仪式的模型通常则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状态,当国家的纪念仪式与民间传统的“头七”习俗结合后,纪念仪式就发生了形式和内涵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现代媒体和公众的参与不仅更新了纪念仪式,还挑战了传统模型,所以政府应该允许和提高民间信仰在国家公共事务中发挥特定的功能。最后,弗里德克・克可研究员在总结评议时提及,人们对灾难的感知与呈现必然是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情景的,因而具有社会性、政治性和文化意义性,但人类学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要过于人类中心主义,也应该关注到动物,特别是那些和人类社会紧密嵌合的动物对灾难的感知与呈现。

大学生艺术考察报告范文6

重庆梁平双桂堂放生桥石雕是集历史性、文化性、艺术性为一体的民间建筑装饰艺术,其纹饰内容包含:儒、释、道题材的并存、世俗纹样的集合。基于中国文化系统的大背景,这种纹饰设计的“多元共生”应是彰显其艺术特征的核心因素,更是对其装饰设计综合阐释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 重庆梁平 双桂堂放生桥 装饰设计 多元共生

一、研究对象及理路

重庆梁平双桂堂放生桥装饰石雕营造于20世纪80年代,因其“形态生动、寄寓幽深”,(出自“双桂堂放生桥桥身石刻铭文”,调研报告:重庆梁平双桂堂石雕艺术分类调研报告――放生桥图像与数据采集(专项)[R].崔海涵整理、撰写报告.重庆梁平双桂堂.2010.11)既是“西南禅宗祖庭”――双桂堂中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民间艺术作品,又可作为具有观察意义的小型系统。

从系统论的视角关照,放生桥作为双桂堂艺术丛这个整体系统的重要元素并与其他构成要素产生“联系”与“互动”关系,基于系统内部结构的关联性特征,本文在研究理路上表现为:其一,装饰构成的考察:①放生桥在禅院整体景观构成中的位置,即作为装饰艺术在整体环境中的“装饰位置”。②放生桥石雕装饰设计的构成,即形制构成、纹饰组合方式、纹饰设计。③放生桥石雕纹饰设计的手法,即纹饰设计的表现方式;其二:基于“装饰构成”的考察,以中国文化系统――多元共生为大背景,关照放生桥石雕艺术在造物理念与纹饰设计方面所表现的个性化特征及衍化根源――装饰艺术承传与发展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

二、放生桥装饰设计的 “关照基源”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先生在《金枝精要》中强调:第一手材料的准确性、可信性与详尽度是后期叠合性、拓展性理论阐释的基础,也是窗口。([英]詹・弗雷泽,刘魁立编.金枝精要[M]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1)从这个意义上,对双桂堂放生桥石雕装饰进行较为详尽的调查、分类与系统整理,既是对其实证性研究的土壤,也是相关理论性诠释的“路径发端”。

1、放生桥石雕的“装饰位置”:双桂堂放生桥位于关圣殿与弥勒殿之间的放生长池上,南北横跨寺院中轴,处于禅院的东西中轴线较显赫的位置,为两座青砂岩材质的单孔镶面纵联式半圆形拱桥。其形制缘于1985年妙谈方丈主持下重修放生池过程中“掘土数尺,得古式双拱于地下”(出自“双桂堂放生桥桥身石刻铭文”,调研报告:重庆梁平双桂堂石雕艺术分类调研报告――放生桥图像与数据采集(专项)[R].崔海涵整理、撰写报告.重庆梁平双桂堂.2010.11),由巴中县石匠艺师马本银、岳增富等仿效古迹建造而成(见下图1、2、3、4)。

2、放生桥石雕装饰设计的形制构成:放生桥栏杆均为透瓶寻杖式,柱头约为柱身通高的十一分之四,柱径约为柱身通高的十一分之二,从造型比例上看属于仿清式石桥的营造。两座石桥瘿项轮廓流畅舒展且雕饰多变,在形式上亦有所区分:石桥A栏杆瘿项以葫芦形为主,桥面栏杆瘿项为撇口、细颈、削肩、硕腹的玉壶春瓶形;石桥B则以橄榄瓶形、玉壶春瓶形、盘口觚瓶形三种瓶形瘿项相间并构。两桥桥身及桥身左右栏杆柱头为人物式、动物式。

3、放生桥石雕装饰设计的纹饰内容:放生桥建筑装饰石雕的题材既可按其图形寓意归为三类:①象征求生祝寿(见图5)②象征情恋婚嫁③广泛趋吉纳福意义;又可按内容分为花草植物、祥禽瑞兽、山水建筑、符号器物、神灵传说五类,其中神灵传说为雕饰的主要题材,集中表现在两座石桥的柱头,一座以道教八仙人物为主(见图6),一座以佛教罗汉人物为主(见图7)。(纹饰内容参见表1)

4、放生桥装饰艺术的设计手法:尽管石桥整体为仿清式样,但放生桥石雕不仅在雕饰范围上异于清石桥法式,雕刻技法上也非常灵活。经文献调查,寻杖营造“一般起鼓线,不做雕刻”,[1]“……栏板装饰少用人物或写生花,大多素平或仅刻简单海棠纹……”,[2]而放生桥栏杆寻杖被饰以花草连纹,栏板也装饰了较为繁复的宝相花纹。在雕刻技法上,浮雕、透雕、圆雕交错实用,各构件或重或透,参差错落,有很强的立体感和空间感。

由以上分类“考察”可知,双桂堂放生桥石雕装饰设计表现为三个主要特点:①形制结构设计的综合性:方、圆及异形构件的有机组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纹饰的设计,遵循“纹饰依于结构”的造型法则。②纹饰题材经营的丰富性:纹饰题材上“天”――“地”――“人”――“神”――“器”的“汇合”与“交融”是放生桥石雕最为基础也是最为核心性的造物设计理念,即一种文化多元化融合的实体呈现。③形制构成设计、纹饰内容经营构成了图案系统可视基础的先决性条件,“因纹施技”、“因饰师艺”突出强调了技艺的重要性,放生桥形制、结构、纹饰有机的集合与浑然一体正是民间艺人精湛技艺的“成全”。

三、放生桥装饰艺术的“设计”思维

特征是联结事物特质与特点的中间媒介,其作用在于:①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归纳,形成与事物本体相关的“中层理论”,即事物的一般性特征的提取与归纳;②基于对象研究的基本特征,从而揭剥事物形成的“内核”与“发生源”。因此,放生桥作为一座综合性的现代民间石雕艺术,其造型样式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造物思想与文化内涵,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1、功利性;2、稳定性;3、随“意”性;4、融合性。

1、功利性:由于民间美术“结合着人类的最基本的造物活动,为创造美好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自然界打上人的烙印”,[3]故而“民间美术活动实质上是具有一定功利目的的精神实践”,[4]且这种精神实践伴随着现实实践的创新性体现出多元化特征。放生桥石雕透过视觉形式与特定符号的设计组合传达了生命主体以生命存在为核心的生命崇拜与生命渴求,即民间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和现实价值关照。

2、稳定性:放生桥石雕在题材上未超出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恒常主题”――“吉祥文化”的范围。“法造化者,百工之通法也,文质者,髹工之要道也”。[5]放生桥石雕艺术以“吉祥文化”为思想内核,在形制与工艺设计上基本沿袭了清式石桥的营造法度,技艺上亦呈现出程式化特点,即“思想内核”与“造型方式与方法”的稳定性。

3、随“意”性:“意在笔先,巧法造化”,“因心造境”,“得意忘形”构成了中国特色的造型法则,“心到意到”,“意到艺到”突出了中国民间造型艺术的“随‘意’性”。因这种“随意性”使得各种艺术形态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放生桥石雕在造型动机上所体现的“功利性”,及造型思想内核与造型方式的“稳定性”,是其造型 “随‘意’性”的根源与基础,突出表现在纹饰的设计与组合――如,儒、释、道及民俗题材的有机组合。

4、融合性:“开放”与“兼容 ”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整体态势,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其理念范畴即包括:“以和为贵”与“和而不同”、“多元共生”与“同构”、“创造”与“协调”、“共赢”与“和谐”。中国文化系统发展至今的基本线索表明:任何宗教尤其是外来宗教的广泛传播,必先以“民间艺术”作为普适性的传播渠道,也就意味着其宗教思想的“艺术化形式”必须受“本土”造物思想与观念的渗透。因此,放生桥石雕在“造形”上并无严格的“宗教规范”的束缚,而是在“为幸福”而“设计”的功利态度影响下由“宗教诸神”向“民间诸神”的造形衍化,即形式上的“多神、多福共存”――“福”、“禄”、“寿”、“喜”、“财”相互渗透、相融一体,是中国吉祥文化集美思想的外化表现。

四、放生桥装饰艺术的“思想基元”

中国文化系统大背景下的双桂堂放生桥装饰艺术的考察在学理思路上分为造物设计理念、艺术创作思想与“外在表现形式”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不仅是作为一种学理研究的思路,更是一种方法。事物的外部特征与其精神内核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呼应、互为表里的整体关系。任何事物在同一系统中发展、生存、承传、裂变、消亡、再繁荣,必然遵从“同源性”、“非同源性”的方法原理。所谓“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在理论界说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同一母体发展出不同文化艺术的派生,而产生的不同“形态”,但理念是同源的;另一解释是不同的文化形态在相互碰撞和交合中产生的“新”的产物或者“新”的组合,可诠释为不同的文化系统相交合由产生“新理念”从而诞生 “新事物”,且这一“新事物”又呈现出各种派生形态,即“新事物”的“现代性特征”。因而基于放生桥石雕装饰艺术的“设计思想”其造物设计与创作理念的同源性在于――中国文化“开放性”与“兼容性”的总特征,其核心思想是中国民族民间“吉祥文化”的“一脉相承”;其“非同源性”在于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迥异,然而正如上文所言,任何外来文化要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必然要经过“本土化”这一过程并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从而结构为中国文化艺术各种支脉、各种形态共同的“土壤”。(研究报告:“同源性”与“非同源性”视角下的双桂堂石雕艺术研究[R],贾国涛撰写,2011.10)

“多元共生”既是一种造物思想又是一种考察事物发生发展过程的方法。唯物史观认为,传统是历史中的“现代”,而“现代”则是“未来”的传统。事物的“非同源性”是其创新性发展――“现代性”的借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跨领域”、“跨时空”的“与时俱进”是揭示任何文化艺术系统发展的内生性逻辑关系和它自身发展演化的规律的思想基础。(研究报告:“同源性”与“非同源性”视角下的双桂堂石雕艺术研究[R],贾国涛撰写,2011.10)

从历时视野,放生桥石雕与双桂堂已有石雕具有“一脉相承”性,皆是民间“集体意识历史地建构的社会化意义系统,”且这一系统“由民间集体意识的投射”造成“吉祥”恒定性。[6]而梁平地区地处三峡巫觋文化带,朴素的“万物有灵”与“多神信仰”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渗透于石雕艺术创作中,表征为将民俗神、自然神、宗教神、祥禽瑞兽“有意味”的进行有机组合;从共时的向度,放生桥建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各方面 “解放思想”、打破已有束缚,百花齐发、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即改革开放使五千年文明古国在科、技、文、卫各方面进入了“新纪元”,为中国文化艺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开阔的空间与发展契机,使得中华文化“‘以和为贵’与‘和而不同’、‘多元共生 ’与 ‘同构’、‘创造’与‘协调’、‘共赢’与‘和谐’”的整体理念在新的时代进程中得到了“重新诠释”的机会。

参考文献:

[1]张道一,唐家路.中国古代建筑石雕卷[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1.p238

[2]梁思成.中国建筑艺术图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5.p65

[3]张道一.张道一选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8.p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