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文化论文范文1
国外类似江南水乡古镇的旅游又被称之为文化遗产旅游。文化遗产旅游(Heritagetourism)是以文物、古迹等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物质遗存作为体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形式。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遗产旅游在欧美出现及盛行，推动了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在西方开展。九十年代以来文化遗产地因大量旅游者的涌入其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凸现，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由此成为研究的中心议题。国外学者主要从旅游管理、社区参与和市场供需因素等方面探讨了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与文化旅游策划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文化遗产旅游的市场研究。Bronwyn,J.[2](2004)探讨了文化遗产旅游者的动机和需求在旅游形象设计和产品体验方面的作用，Yaniv,P.[3](2003)探讨了文化遗产认同感在市场营销中的作用。(2)利用其他旅游形式促进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如Janiskeef'[4](1996)研究了节日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中的作用。(3)参与文化遗产旅游的各主体利益差异研究。Heidi,D.[5](2001)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了在面对旅游业发展提供机会时，遗产地社区各参与主体的不平等地位:Teo,Peggy[6](1997)和Cheungl'[7](1999)则研究了文化遗产相对不同参与主体的不同意义。(4)文化遗产旅游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如Natan,V.[8](2002)分析了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社区参与的重要性。(5)旅游对文化遗产的诊释。如Grufudd,P.[9](1999)研究了“凯尔特”主题表述在威尔士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作用[10]。(6)如何保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研究。Myra,S.E[11]以马里世界文化遗产地PaysDogon在旅游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变迁为例探讨了旅游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影响:Halewood[12](2001)以“维京遗产”旅游为例研究了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在市场营销中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的持续升温，国内学者也开始侧重研究其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与文化旅游策划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形象策略、空间整合和市场营销的研究。而目前作为我国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古村落(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古村落(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涉及文化旅游策划部分主要有:(1)古村落(古镇)旅游产品设计研究。冯淑华[13](2002)通过对旅游者行为模式的研究，揭示了古村落旅游产品设计的个性化原则。吴文智[14](2003)则系统阐述了古村落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的方法和途径。(2)古村落(古镇)旅游形象设计研究。
二、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中文化旅游策划的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江南水乡古镇是江南地区古村落的典范和代表，其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自9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学者研究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中涉及文化旅游策划部分主要包括:(1)多数学者侧重于从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现状分析入手，研究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开发问题。(李丽雅[15]12003;孙明泉，2001;王莉[16],2003;雄侠仙[17],2002;江五七[18],2003:阳建强[19],2001)(2)有学者从区域旅游空间结构视角，探讨了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的竞争合作模式。(陶伟[20],2002)(3)有学者通过对旅游地意象空间进行的分析，提出了江南水乡古镇的旅游规划与开发建议。(蒋志杰,(4)有学者通过具体分析旅游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研究了江南水乡古镇的旅游规划。(阮仪三，1996[22],1998[23],2001[24];陆志钢[25],2001
三、西塘古镇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1.古镇文化旅游策划开发现状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1）经过十余年发展，以江南六大古镇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是华东区域旅游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江南水乡风貌为背景的文化旅游与本区域城市旅游相得益彰。如2001年“五一黄金周”周庄旅游接待人数仅次于北京八达岭长城和故宫，名列全国第三。
2）一些江南水乡古镇通过挖掘本地区文化底蕴，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策划的文化旅游产品，不仅促进了江南水乡古镇历史环境的保护，使当地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也使旅游者从中感受到了浓郁的江南民俗，并处处体验着典型的江南人文和自然环境。如2001年至今乌镇先后成功举办香市、花车巡游、烟花大会等节日活动，集中展示了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引起海内外游客的浓厚兴趣。
3)江南水乡古镇文化旅游开展带动了其他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如西塘传统产业的展示性表演极大促进了当地销售地方特色商品的旅游商业的发展。于江南水乡旅游产品而言，其资源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传统集合。这些元素通过整合从诸多方面反映出水乡传统的内涵。虽然从旅游的6要素层面来讲，西塘旅游产品可以是具备多重核心传统的旅游产品，但从文化旅游资源角度来分析，传统只具有一个核心。差异化构成旅游传统。
2.文化差异化就构成文化旅游资源。
1）民居文化
江南水乡古镇与其他地区的地理结构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导致了水乡民居文化的独特化。这一独特化不仅体现在单体的房间或宅院上，而且还体现在整个水乡古镇的整体建筑格局上。民居正面朝路，四周均有邻里，水、陆平行，呈棋盘状格局。西塘古镇民居的文化特色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西塘的长廊是江南水乡给人的最初映像，水乡古镇是在这一格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江南水乡在文化层面产生差异，进而产生文化旅游资源的核心与根源。正是通过在民居文化这一层面上的差异，才衍生出了江南水乡古镇在其他层面上的差异[26]。
2）建筑文化
从其文化层面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在这些文化类型中，它与核心文化旅游资源最为密切。无论是单栋的民居还是古镇的民居总格局，都会联系到各类的建筑。以桥为例，每个古镇都有桥梁，且各时代都有一定历史文化意义。桥梁是水乡生活的必要设施，所以游客在旅游时强化桥梁的观光，就形成了江南水乡古镇各类建筑文化旅游资源。当然还存在如弄堂（西塘石皮弄等）、各类商铺（万盛米行等）等其它各类建筑。这类建筑与民居文化有相似之处，所以它们是给游客的最初感官映像。
3）饮食文化
造成这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较强继承性的原因有三个：
1.江南水乡的饮食习惯拥有浓厚的地域性，尤以河鲜为特色。对于非水乡地区的游客依然具有一定的传统。
2.从历史上来看，西塘古镇都具有很长的发展历史超过1000年。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当地风俗习惯的区别，产生了形式相同但名称相异的饮食文化，其最具传统的部分是这些食品的文化内涵。
3.饮食是旅游的六要素之一，通常会起到吸引二次游客和以休闲为目的游客的作用。
古镇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口述史;综述;方法应用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视野，由改革开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发见”的内省，进而从内需出发对建筑历史与理论进行思考重构，构成了近期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学术前沿[1]。2018年是中国当代学人从口述史视角重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一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在沈阳建筑大学召开。至2021年已是第四届，众多学者借助这一交流平台“把握学术‘要津’，进而不断开辟新的工作‘大场’”①。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圆桌会议上，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口述者记忆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群体访谈所展现出的更好的约束机制；访谈前及过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现代口述史自1948年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已应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在建筑学领域，虽然国内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系统的综述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笔者梳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口述史的论文研究情况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后续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1建筑口述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框架
在知网、万方和维普围绕“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种关键词组合为语法限定进行论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发表）检索，共检索出285篇研究论文，整合筛选后共提取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110篇文献。结合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四辑（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论文，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将研究方向总体分为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三类。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关注中心层面的近现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师历史及建筑项目或机构历史；乡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对象为符合带有“本土建筑”“民间建筑”“自发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为此方向，其下细分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营造技艺与保护传承，以及社区营造。口述史方法应用包含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两方面。综述层面聚焦于其方法应用的研究（图1）。
2建筑口述史发展情况综述
2.1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从期刊发文量来看，整体呈上升趋势，2018年和2019年达到顶峰（图2）。研究方向上，乡土建筑史最多，其次是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而理论探究和实践总体较少。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研究中，建筑教育史在期刊论文里仅关注于外国建筑史在中国建筑教育中的发展，而在口述史文库中大量论文是围绕老八校前身的建筑教学教育史展开口述研究的；建筑师口述史工作重庆大学做得最多；建筑机构和项目口述史与建筑系高校的建设、发展及其设计院项目紧密相关，以清华大学研究最多。在乡土建筑口述史层面中，史料挖掘最关注建筑的时空演变、建筑格局或建筑特色及建筑相关的人物纪事；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中关注使用主体对空间的理解及其活动，并考证相关村落、建筑与文物的历史渊源，近年来对项目修复历史和三线建设历史的考证成为热点；在营造技艺口述史层面，聚焦于相关传统地方民居、地方特色建筑和建筑艺术与装饰的研究。最后，口述史方法应用层面研究较少，除少量的成果综述外，仅有一篇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较系统的口述史操作指南[2]。根据文献研究对象，统计其在中国各省份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中部和东部居多而西部和东北部少的分布情况（图3）。省份中属福建（以华侨大学为主）最多，其次是陕西、广东等地；沿海省份整体研究较多，而内陆地区集中在川甘以东、内蒙古以南、广西以北和豫皖赣以西的区域。建筑学高校中以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重庆大学研究最多。2008年起，建筑口述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相对密切，人文地理学、考古学、美术学等专业可见口述史方法在建筑学框架下的应用。如从经济学下的社会资本角度研究社区微改造[3]；从博物馆学视角探讨口述史在丰富展览内容、辅佐场景复原等方面的优势[4]。在地方少数民族和工匠技艺研究中较重视历史人类学方法的使用，如有倡议整合人类学方法对工匠族群所在环境的整个营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5]；也有实证研究通过此方法了解到了浙西南一带清代民居特殊构件的程式化体系[6]。在口述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当中，口述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与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和民间文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关系被大量探讨[7]。近年来建筑口述史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研究，对于区域建筑学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建构大有裨益。
2.2建筑教育、建筑师及项目机构口述史
中国近代建筑史在史料类型及其运用和研究方法上，都根本区别于中国古代建筑史和西方建筑史[8]。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研究已呈现出从研究样式演变和为设计提供指导，演进到根据一手资料重现历史场景之趋势，如通过研究设计和建造过程还原出大量有张力的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性与国家建构等理论问题[9]。建筑史研究中，已往社会背景层面的细节和盲点经由口述史被大量发掘和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建筑学之外社会学相关的研究内容，完善了近现代建筑历史的脉络。建筑教育口述史方面很多工作的开展，都与各高校或各单位开始重视自身历史谱系、自身传统或配合校庆宣传有关。极少部分研究扎根于建筑教育史的整体研究，以学者武晶为代表，在口述史基础上梳理了自1903年国内建筑学科建立至今的外国建筑史教育的发展历程，弥补了建筑史学的研究空白[10]。绝大部分研究还是以个人或项目、机构的历史为对象。学院教育史和建筑师历史的研究，大多以高校院系的教师为统率。以重庆大学为例，2012—2015年有三篇硕士论文分别完成了对本校老一辈建筑学家李先逵、杨嵩林和尹培桐学术历程的研究，同时期该校的教师们又先后对唐璞、赵长庚、辜其一教授的学术人生做了研究。2018年，一篇硕士论文梳理了作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前身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52—1966年的建筑教育历程。近年来以龙灏教授为首的青年教师们正对重庆大学老一辈知名教师们的生平历程进行抢救性的口述史记录，并着手研究院系的发展历程。在城市规划领域，李浩教授在大量访谈业内老专家的基础上完成了《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该书对规划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弥补、丰富和深化的作用。在建筑机构史层面，21世纪初即有对营造学社发展历程的研究，2009年始有对高校研究院机构发展及创作历程的研究。2018年，华霞虹教授主编的《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60年》问世，口述史方法的应用为该高校设计院发展脉络的厘清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清华大学以刘亦师老师为首，通过口述史方法对清华大学设计院历史及学校建筑系的教育史和发展史进行考证。在建筑项目史层面，研究侧重于一些知名建筑项目的历史演变和修复过程，涉及的访谈对象也和建筑师学术生平及教育经历密不可分。除了大的断代史和编年史之外，学科里面靠口述史和整理出来的其他的一些侧向证明的研究史也很重要③。就四本口述史文库关于近现代建筑教育、建筑师和项目机构历史的口述成果而言，研究涉及早期国内外相关建筑教育教学课程细节、不同设计思潮在项目上的碰撞，以及一些重要的建筑师、学者和著作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等等，已呈现出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的口述史料。
2.3乡土建筑口述史
陈薇教授曾于世纪之交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以乡土建筑研究为突出倾向的从中心移向边缘的特征；二是从研究层面的中观，转向研究广度与深度兼备的林木互见的特征；三则是从旁观转向深入心态和人的、将心态史和社会史与建筑史研究结合起来的特征[11]。2016年学者刘军瑞对近十年来乡土建筑研究中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陈薇的观点进行了对比论证，肯定了这一史学研究趋势同样契合时代的特点[12]。近年来建筑口述史研究已深入到地方的乡土营造、少数民族的文化溯源和物质空间的解构中，2010年之后研究明显增多。学者们应用口述史方法逐步开展了深层次的研究，视野也逐渐上升到较宏观的高度，可谓林木互见。如将匠师口述传统中的模数与比例的营造制度，向下关联到地方语言的转译与生成的机制中，向上剖析其与中华营造理念中宇宙观的关系[13]。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对于个体之于环境的感悟愈发重视，并会带着更多设身处地的同理心去采集这些个体的所思所想。学者崔勇从21世纪初便提倡在近现代建筑史研究中，遵循历史与逻辑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统一去探寻前辈们的心路历程[14]；亦有通过口述史访谈揭示古镇民众在文化景观保护上与政府冲突的根源是两者保护意识的不对位[15]。现代口述史学在配合以往“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方式的基础上，更多地从“自下而上”角度“书写”历史，有利于实现历史学科的通俗化[16]。建筑口述史同样深入乡野，在地方建筑的史料完善、营造技艺的记述、遗产保护和村落保护的探索等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理论建设在此层面研究中普遍被淡化，着重于史料的搜集，遂将乡土建筑口述史研究的重点及相关论文数量汇总如下（表1）。除国内乡土建筑研究涉及口述史以外，跨境的华侨建筑史研究同样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口述史工作。以华侨大学为平台依托，陈志宏教授统领了两项闽南地区华侨建筑和聚落的研究课题，对马来西亚特殊的海上桥屋的营建过程、华人坟墓的形制设计等都有相关的口述史研究，使得早期面临传统技术断层、业主古迹保护观念匮乏等问题的华侨建筑得以展现其特殊的历史价值。总体而言，近二十年来口述史在地方建筑的各层面研究广泛，多集中在村落、古镇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也在此层面体现得最多。研究论文数量在2010—2014年增长明显，2016—2019年增长更为显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聚焦于地域建筑的史料探索，这种深入乡野的研究为地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物质空间的优化重构及地方记忆工程的建设推动巨大。
2.4建筑口述史方法应用的研究
2.4.1重视访谈对象的遴选口述史方法与传统文献史料的研究方法相异的一点是，对于历史的认识过程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一是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受访者与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17]。而口述史又是对亲眼看到并参与过去事件中的人的采访，目的是要重现历史[18]。因此口述史研究前期访谈对象的遴选显得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叙述历史的可靠性、完整性及访谈过程中对有效信息的挖掘。对象的遴选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定向性的，研究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对象的选择多围绕个人本身、亲友及有过共同经历的同事等；其二是非定向性的，研究某一特定环境下的个人或群体，多用到人类学的调研和取样方式。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对建筑师历史、建筑项目或机构的历史、工匠技艺营造和传承等口述史研究中。如研究辜其一先生的人生历程及学术概况，就访谈了与之共事过的白佐民、邵俊仪教授及其女儿陈义蓉[19]。对于华侨地区的华人大会堂而言，其设计风格的定型源于不同原乡背景的华人共同的协商结果，因此当地的华人社团是了解该项目历史最好的访谈对象④。设计院近年来在建筑口述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体现在其提供的设计作品集、设计院院志等，对于对象的遴选有很大的参考作用。此类访谈对象的确立，也涌现出一些创新的方法。例如，有通过CiteSpace分析高校教师的合作关系及发文量以确定受访学者[20]，也有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宣传报道确定受访的传承人[21]。非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村落保护和遗产保护、社区营造等。如就胡同整治更新研究的访谈人选确定，以对象所处空间的参与度和作用力强度为首选，选出了作为北京独特胡同文化塑造者的养鸽人和种花人、从事文艺创作的大妈等[22]。对于口述者本身专业技能的甄别，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访谈质量和后续研究的深度。就乡土建筑匠师本身技能水平的评估，刘军瑞指出可分为人员推荐法、技艺评测法和自我评价法三种方法[23]。2.4.2关注访谈方式及访谈过程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访谈采用的方式也会有差异。以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为例，涉及较明确、具体和系统的工艺步骤、技术技巧等访谈内容，受访对象较内向或缺乏受访经验时，采用结构性访谈；而研究内容主要为个人生活史、村落传说故事、公共文化活动等时，则采用非结构性访谈[2]。从近年来大量附带访谈稿件或访谈问题的论文来看，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是根据实际情况相互交织的。在访谈之前，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能提高访谈效率，少走弯路。制定问卷调查表或信息记录表等已成为建筑口述史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共识，尤其在访谈对象为匠师时：其一能避免因个人因素造成访谈过程难以进行或偏离主要问题而失控的情况；其二减少了访谈过程中由于语言交流障碍等导致的沟通问题。在《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的访谈之前，李浩教授让专家们仔细阅读了《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研究报告和相关成果，对受访者的回忆起到了有利的引导作用。在访谈过程中，碍于一些个人原因或相关发言立场的正确性，会存在受访者回避或不愿讲述的情况。如当访谈内容涉及工匠群体的核心技术时，传统工匠们由于重实质、轻表述的职业局限和自己的权益立场，会在访谈时表达不清或不愿透露营造细节[24]。访谈中采用录像时，业界学者会由于面对镜头精力无法集中，或碍于一些立场欲言又止，要求停止录像[25]10。这些均是对于整个访谈流程记录造成阻碍的难点。访谈之后的补充与回访环节也很重要，其一方面能在与受访者更好地建立信任感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入访谈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能校正、核对初次访谈时所获得的口述资料。李浩教授在口述史应用于规划领域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城市规划方面的口述历史工作应当采取一种专题性、互动式、研究型的实施方法与技术路线，即一要有明确的访谈主题，二要为老专家的谈话提供充足的条件，三要立足于规划史研究的工作目的[26]。这种整体式的口述史实施方法与路径可作为参考，在访谈的前期工作中确立下来，成为贯穿整个访谈过程的原则和意识。2.4.3对于口述资料真实性的考证口述史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史学界讨论的焦点，在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上参会人员也对此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在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重述历史是产生集体认同感、身份感的重要途径[27]。而群体访谈对于建构一个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消解因时空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叙述失真意义重大。会议上李浩、彭长歆、黄怡和钱锋均提及了群体访谈的形式对于增强口述真实性的重要性。此外，就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而言，学者们建议，一是明确授权概念，给予受访者一定压力，促使其重视访谈质量[25]10；二是访谈前将相关的档案资料带去访问求证，能够更精准地纠偏⑤。一些问题在会议中被提及，如在专家访谈后部分会审改，存在着改动稿件频繁和审改较多的情况⑥；对于访谈资料二次加工后的史料可信度，同样需要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华中科技大学团队通过对十堰市二汽专业厂的工业考古学式的实地考察，校验了受访者口述情况与遗存情况的差异性和一致性[28]。这表明实物调查对口述真实性的考证也具有一定意义。多次访谈及回访的流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受访者的坦诚讲述。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曾写道：“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需多次访谈来建立起亲密关系，这能激励受访者的直言不讳，且能避免不诚实的告白。”[29]对口述资料的求证，研究者限于个体经验也会有难断真伪的时候。在整理口述资料时，同一事物出现多种观点且一时难分真假时，应保留口述史料的原始性，让其并存并作注释说明[30]。
3结语
古镇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保护；再利用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保护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受到历史街区认知和城市建设规划等因素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保护和传承受到很大影响。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及分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团体或个人具有文化遗产特征的各种社会实践、文艺表演、知识技能等所涉及的制作工具、工艺品以及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包括口头语言、文艺表演、风俗文化、传统实践和手工技能等[1]。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依存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赖于文化街区而存在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上来看，属于思想意识和精神层面的传统文化，无论文化的产生、继承和发展都无法脱离物质载体。而文化街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生存空间。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历史街区具有依存性。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人类历史长期发展和群体及个人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传承意义的文化，能够代表不同区域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我国拥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历史朝代的更替，一些风俗文化和传统技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融入新的元素，成为了见证历史发展和群众智慧的结晶。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沉淀而成的，具有历史追溯性。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精神、文化和技能等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表现形式。不同地区文化和思想形态具有较大差异，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中，不断融入了地域性的思想理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区域特点。例如：不同地区具有当地特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具有代表性的思维方式和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被视为地域文化的缩影。
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物质，而是在长期社会实践和群体生活中形成的文化、思想和技能，无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传承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的活动和思想的变化，它蕴含在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民风民俗中，反映出不同地区人群特殊情感。非物质文化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同时，非物质文化是基于人类发展而得到传承和不断发展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传承性[2]。
二、历史街区概述
历史街区概念于1985年在我国首次提出，历史街区泛指那些文化历史遗迹较为集中，能够对某一段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传统习惯和思想文化具有完整展示的街区。历史街区内容不仅仅包含了所在地段和街道的格局以及空间形式，还涵盖了房屋建筑与周边环境之间的构成关系，包括历史街区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1986年，我国正式明确了将历史街区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予以保护；2002年，我国文物保护法将历史街区列入到了不可移动文物范畴，包括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镇、乡镇和街道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保护和再利用面临的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保护体系尚未健全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保护范围较广，从1987年国际古遗迹理事会的华盛顿宪章中的定义来看，历史城区不仅仅包含房屋建筑本身，也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包括街区的功能，其保护内涵是历史街区的整体框架。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保护中往往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街区文物建筑上，而忽视了对其他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保护，历史街区的功能性保护也往往受到忽视。进而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整体框架遭到损害，一些文物建筑缺少了环境和功能作为依托，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被严重削减。
（二）市场经济发展与历史街道保护存在冲突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各大省市和地方将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地区经济和提高百姓物质生活水平上。在城乡规划中，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城乡建设用地与历史街道保护的冲突逐渐显现出来。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改善，城市发展正向着现代化迈进，城市交通、现代建筑以及商业街道规划和建设都具有较强的现代气息，这种现代文化与我国历史街区文化形成反差，进而产生了文化风格上的差异。在历史街区保护中，不仅要兼顾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还要考虑到当前城市发展的进程，这种状况给城市规划和设计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是对城市整体规划布局的重大考验[3]。
（三）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道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是基于长期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发展记忆，无论建筑、街道和民风民俗都体现出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但是在商业化开发中，由于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导致历史街区格局发生改变，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一些省市和地方在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驱使下，以旅游开发和招商引资的名义，对历史街区进行改造，让原有的街区风貌变得不伦不类。
（四）历史街区的功能性不断削弱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和依托，人文因素是历史街区文化构成的重要部分，不仅能够体现出历史街区的文化风貌，还能够使街区发挥出功能性。然而在城镇化建设中，各地方政府和省市缺少对历史街区居民的保护，改变了住户周边生活环境，促使一些住户不得不离开原有的历史街区，造成居民的流失，让历史街区成为一个个空巷，让街区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变成了僵化的历史馆藏。同时，由于缺少了人的因素，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失去了载体，受到破坏。
（五）现代化建设对历史街道文化特色的影响
城镇化建设发展中，一些地区忽视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文化整体保护，在历史街区周边环境规划中未加以合理规划和设计，造成新老建筑搭配混乱，不能实现相互交融，导致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失去原有特色，在城市整体布局中形成了不和谐元素。同时，由于规划不合理，导致周边也太杂乱无章，削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道的影响力。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保护和再利用策略
（一）注重商业与文化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具有浓厚的地区特色，但是历史街区并非与世隔绝，历史街区的建筑、环境以及风土人情都带有历史文化特色，是展示地区传统文化的窗口。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能够了解地区文化的每个细节。在城市建设和商业规划中，注重发挥出历史街区的文化特点，围绕文化制定出相应的商业发展策略。文化街区具有传统的风俗习惯，具有独特文化产品制作技艺，在城市商业规划中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蕴藏的商业价值，以文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城市和地区的品位，实现商业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平衡。例如：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枫泾古镇，结合历史街区的文化特色与商业发展相融合，保留了古镇周围水网河道、建筑和桥梁，将江南水乡古镇与商业相结合，打造出具有文化的特色的地区品牌，冯静黄酒、枫泾豆干以及枫泾丁蹄都成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产业，不仅赢得了国内旅游市场和商品市场，也在国际上多次获奖，成为以历史街区的传统文化为依托发展现代经济的典范[4]。
（二）注重建筑与环境的协调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的建筑与改造需要结合街区整体风格和生态环境，在对街区文化内涵进行深刻挖掘中，充分发挥传统建筑工艺的特点，实现整体风格的协调性。例如：沈阳中街是具有大约400年历史的商业街，在对街区进行改造中，不仅对周边建筑群风格进行了综合考量，也对现代交通进行了合理设计，充分考虑了机动车保有量带来的交通环境改变；此外，在沈阳中街古街道改造中，实现了新老建筑界面改造设计，确保颜色的对比统一，充分考虑地域风格色彩带给建筑的影响，进而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协调。不仅实现历史街区的再利用，也实现了街区环境的保护和创新[5]。
（三）实现居民基本居住功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具有较为悠久市井气息，是地区百姓生活聚集地。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要充分结合历史街区的文化特色和价值，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地区民众的情感和民意，结合街区建筑特色进行居住功能的改善，在完善历史街区居住功能的同时，加大对居民的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风貌得到继承和发扬，从而为特色产业开发奠定基础。
（四）实现保护性创新
在城市化建设中，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进行再利用，要充分调查研究老街道的空间和格局的明显特征，充分考虑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关系，结合城市发展和历史街区的空间格局，实现保护性创新，从历史街区文化逐渐实现过渡，逐渐融入到现代城市面貌中，这样才能够让历史街区与现代元素相协调；另外，在对历史街区建筑和空间格局进行再利用中，要本着保护性创新的原则，从建筑风格、建筑材料以及立面色彩上进行实际论证，最大限度还原街区文化特色[6]。（五）实现公共活动空间连接我国历史街区的街巷通常较为狭长，不仅实现街区居民的生活和交通功能，还为文化、娱乐提供了场所。历史街区的传统生活方式丰富多彩，一些类似桥廊、码头等为历史街区提供了公共活动的空间。而现代城市中，公共活动空间与历史街区相比具有更大的尺度，具有更强的秩序感，公共空间通常采用绿色廊道、广场、绿地等。要对历史街区进行再利用，需要构建城市的整体效果，要实现历史街区与现代城市的融合，需要设置环境协调区对历史街区公共空间加以延续，同时与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相协调。在一些欧洲国家，通常采用城市广场设计方法，分成历史街区和现代休闲广场等，将历史街区和现代城市空间利用城市轴线进行连接，达到整体效果的把握。
五、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是城市和地区历史发展的印证，蕴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内涵。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要充分考量历史街区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理解环境对非物质文化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结合非物质文化特色进行在再利用，这样才能提高城市品位，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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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况锐.历史文化内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J].唐山文学,2018(6):78.
古镇文化论文范文4
我国期刊种类繁多，竞争激烈。根据2018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的《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1］2017年全国共有期刊10130种，其中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达5027种，占据半壁江山。行业期刊是科技期刊中的一个代表性刊群，因其报道行业动态、宣传行业政策、研究行业发展、推广行业企业、科技和产品的属性，具有以行业或系统为核心、以行业或系统范围为边界、以行业或系统内容为报道对象、以行业或系统渠道为销售依托的特点。［2］正因对行业发展和系统领域发展状态有很强的依赖性，相较于依靠发行量生存的期刊，行业期刊更注重自身的影响力。而地方行业期刊比起部级期刊来说，往往规模更小，在我国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以及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在信息技术发展和新媒体的冲击下，因其地域局限性、内容专业性、受众特定性和广告发行经营渠道狭窄等，影响力扩张受到制约，面临着愈发严峻的发展困境。［3］《广西城镇建设》杂志是由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管、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信息中心主办的省级期刊，在提升期刊品牌影响力方面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在区域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为推动广西住房城乡行业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以《广西城镇建设》的品牌建设实践为例，探讨在传统纸媒日渐式微的形势下地方行业期刊的破局之路。
二、找准定位是关键
《广西城镇建设》作为广西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第一本，同时也是唯一一本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科技期刊，自2003年创刊以来，长期坚持“宣传政策、传递信息、交流经验、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和提高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的定位，是全区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主要宣传阵地。发展的前十年，杂志内容主要分三大板块：一是工作动态类，以本行业工作动态为主要内容，包括各类会议的召开、政策的等；二是论文类，以行业专业技术论文为主；三是信息类，主要转载国内外行业信息。这导致杂志整体风格模糊，文本质量低，呈现出严重的“内刊化”特点，没有真正起到行业舆论引导作用。2011年，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拉开帷幕，《广西城镇建设》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作为广西首批转企改制的杂志社，期刊定位逐渐从单纯履行宣传引导和行业指导功能，发展到为必须为市场经营和市场服务。市场主体要求期刊必须改变自身的定位及内容风格，适应市场需求，否则将步履维艰。地方行业期刊的生存发展倚靠的就是自己在系统、行业内部的影响力，要取得长足发展，必须牢牢占据在本行业领域内传播媒体的主流地位。《广西城镇建设》最大的优势也就是政府办刊背景所带来的丰富的系统资源，这一“直系血缘”关系赋予内容与生俱来的权威性，是打造品牌和扩大营销面的立足之本。我们一定要把住“内容为王”的阵地，充分整合和展示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的行业热点问题，把栏目做深、做透，形成品牌，不断提供满足读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内容产品。
三、“内容为王”是根本
尤其是在新媒体发展形势下，自媒体传播效应日益凸显，“人人都是信息者”，行业期刊要想在重围中脱颖而出，取得话语权，一定要把握住“内容为王”这条铁律，因为制胜武器只能是优质的传播内容。可以说，提升行业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实施品牌战略是必由之路。《广西城镇建设》在内容上彻底摈弃了以往古板的“内刊”式办刊风格，在制定选题计划时首要考虑的是读者需求，根据“读者是否感兴趣、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确定主题。大致可将文章刊载标准确定为满足信息需求、满足知识需求、兴趣类或习惯性的阅读需求这三类，整合形成“专题”“论道”“设计观”“历史•记忆”“影像志”“动态资讯”六大内容板块，栏目定位明确，内容的专业导向功能和文化内涵进一步增强，做到了“有质量”“有思想”。
（一）信息需求类栏目
行业期刊相对于其他媒体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大量的、实时的、独享的政府信息资源，如宏观政策信息等。［4］《广西城镇建设》率先加工利用这些信息资源，从而形成权威信息，如动态资讯栏目主要刊登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层面关于住建行业的宏观政策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的工作动态；同时，还根据形势需要，适时推出特刊。2016年7月29日，广西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召开了全区城市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美丽广西•宜居城市”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广西城镇建设》及时推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6年全区城市工作会议》特刊，总结会议，解析文件，用大量翔实的图片和精准的图表展示广西城市建设工作的各项成果，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
（二）知识需求类栏目
知识需求类栏目是《广西城镇建设》品牌战略中着重打造的精品栏目。“专题”栏目通常以宏观性文章为主，紧扣时代脉搏，围绕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发展方向和改革实践，关注、记录和探讨推进城镇化建设浪潮中发生的各种社会事件。2018年，结合提出的“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共推出《乡村振兴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村庄规划打破“千村一面”》《厕所革命：破解农村卫生治理难题》《农业遗产：以乡土之道营造乡村》等4期专题，讨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思考现代农村的发展方向。2019年，《打造宜居城乡，建设壮美广西》专题探索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实现“建设壮美广西”题词精神的实践路径；《向海经济：北部湾城市如何向海而生》专题探讨在北海视察时赋予广西发展“向海经济”的新使命。这一系列专题，约稿作者既有从国家及自治区层面进行政策解读和形势分析的行政主管单位负责人，也有从理论性、专业性角度提出观点建议的住建行业级别较高、处于行业战略位置的专业研究人士。他们是领域内的专家甚至是先知，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对特定的问题具有发言权和导向作用。“论道”栏目特邀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产业与技术经济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为主要撰稿人，主要关注城镇建设中的热点、难点、疑点背后话题，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知识背景及文化内涵，用先锋前沿的理念去阐释观点、解释问题，善于从热点事件中抽丝剥茧，聚焦行业发展与传播，着力做社会忠实的记录者、冷静的观察者、认真的思考者。［5］这两个王牌栏目在文章的深度、厚度和力度上下功夫，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成为《广西城镇建设》独树一帜、在传媒大战中不落下风的制胜法宝。
（三）兴趣需求类栏目
兴趣类或习惯性的阅读需求类文章，就是用专业的视觉角度、轻松的语言风格为读者提供社会热点、行业新知、职业设计等方面的延伸阅读，使读者增长见识、学有所获。“设计观”栏目定位明确、内容简洁，从案例、设计理念方面入手，反映建筑业态及发展方向，挖掘公共场域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影像志”甄选高品质摄影作品，以图主文辅的形式记录城市文化图景。只有以专业化和特色不断提供满足读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内容产品，才能提升读者的参与度、关注度。
四、地域特色是优势
地域性是形成期刊特色的一大亮点、一个标识，地方行业期刊尤其如此。《广西城镇建设》杂志策划了深挖地方文化的“历史•记忆”栏目，重点挖掘古村落中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旅游文化，以文字和图片来全方位复制广西传统村落的真实面貌。先后刊登了灵山大芦村、扬美古镇、秀水“状元村”、忻城莫氏土司衙署、黄姚古镇等数十篇文章，以期唤醒全社会对传统建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抢救意识，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探讨“美丽广西”乡村建设的方法、路径，共同守护我们的记忆与乡愁。《广西城镇建设》对自己脚下的“文化熔层”的不断开凿、发掘，在展现地方建筑文化、推动古村落保护和开发走上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使地域性成为刊物“人无我有”的鲜明特色，对当地读者的吸引力、凝聚力也愈强。
古镇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民间文化；民间美育资源；核心素养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信息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一些优秀民间文化需要进一步发展和传承。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优秀民间文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学校高度重视“非遗”教育，促进“非遗”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探索新形势下“非遗”教育新的方法、途径和规律，在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非遗”校园传承教育活动，提高“非遗”校园传承的水平和质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荣昌历史悠久，素有“海棠香国”和“渝西明珠”之美誉。在荣昌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勤劳智慧的荣昌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也形成了璀璨的文化。荣昌有着丰富的民间美育资源。如：荣昌夏布享誉内外，扬雄曾在《蜀都赋》中赞叹“筒中黄润（夏布），一端数金”，如今远销东南亚各国；荣昌陶瓷历史悠久，其中安陶素有“泥精”之美称，在陶瓷行业中独具特色，其产品以“薄如纸、亮如镜、声如磬”而享誉中外；荣昌折扇经历代艺人刻苦钻研、精工创制，逐步发展成为风格独特的民间工艺品，“其精雅宜士人，其华灿宜艳女”，深受人民喜爱；荣昌桥、荣昌猪、荣昌海棠花等都是荣昌地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此外，还有路孔古镇、河包白塔、清升罗汉寺牌坊等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建筑，为民间文化视角下的中学美术教育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资源。荣昌具有丰富的民间美育资源，为我们探索中学美术课程新路线提供了文化基础。因此，在现行美术教材的基础上将教学内容与地方特色紧密结合，探究基于传统文化的中学美术教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的弘扬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二、基于传统文化视角的中学美术教育实践研究
1.了解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传统文化教育氛围
当今时代快速发展，一方面，学生的学习途径发生巨大变化，书籍、报刊、电视等途径已逐渐被网络所取代，各类网络信息冲击着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国家呼吁学生的审美方向回归传统，强调立足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继承传统的文化符号元素。回归生活，不拘泥于传统课堂形式的乡土美术实践，不失为一种改变学生学习途径的有效探索。首先，师生要“走出去”。教师要走出课堂，到民间学习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知识，以提高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消化，逐渐完善美术课程教学模式。学生走出课堂，深入自己熟悉的家乡，进行实地体验和田野调查。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荣昌安富陶艺小镇考察、调研，参观荣昌陶艺博物馆，了解地方陶器发展史；参观夏兴古窑遗址；还可以走进镇上的陶艺手工作坊，感受能工巧匠的精思妙想，亲身体验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将实践活动与课堂相结合，不仅丰富了学习内容，创新了教学方式，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都有了很大改善，对事物的认知更加深刻。其次，学校要虚心地“请进来”。荣昌有一批优秀的民间艺术家，如荣昌折扇的部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陈子福、荣昌陶的部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梁先才、荣昌区陶艺实践基地的陶瓷艺术家赵宁宁老师等。邀请这些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和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开设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讲座，同时邀请他们举办展览、现场演示等各种活动，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能够营造传统文化教育氛围，让师生在享受乡土文化盛宴的同时增进对家乡的认识和热爱。
2.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通过开展“弘扬民间艺术、传承民族文化”的主题实践活动，能够让荣昌乡土文化融入中学美术教育。安富陶瓷青少年实训基地规模较大，功能完善。师生到该实训基地实践，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为美术教育服务。学校坚持每年在校园内举办以“弘扬民间艺术、传承民族文化”为主题的大型艺术节，包括泥塑创作、扇面绘画、书画展演等实践活动，以此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拓宽学生的视野，同时渗透美术课程的传统文化教育。
3.提炼传统文化精髓，构建乡土美术选修精品课程
以往的美术中学课程内容主要围绕九大模块，选取中西方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作品，根据不同目标编排。荣昌乡土美术教材的课程标准基于国家新课程标准，增加了学科的核心素养部分，旨在传承荣昌的特色地域文化。选题从美术教育的视角来审视荣昌乡土资源的教育功能和价值，根据主题进行取舍，按照类别划分板块，不断提炼乡土美育资源的传统文化精髓，构建乡土美术教学体系，编写乡土美术教材，打造美术精品课程。目前，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总结、提炼，学校已形成成熟的教学体系，并打造了美术精品课程——荣昌乡土美术（图1、2）。该课程共有4个模块：传统手工艺欣赏、建筑艺术欣赏、书画艺术欣赏、民俗文化艺术欣赏，共12章节，24课时。内容包括：第一章：荣昌海棠；第二章：荣昌草扎艺术；第三章：心灵的慰藉——天主教堂；第四章：扇中精品——荣昌折扇；第五章：泥与火的艺术——荣昌陶；第六章：筒中黄润——荣昌夏布；第七章：东方凡•高——陈子庄；第八章：梦里水乡——路孔古镇；第九章：河包石塔；第十章：家乡的桥；第十一章：家乡的黄桷树；第十二章：荣昌猪及其文化。荣昌乡土美术课程影响深远，学生能了解传统艺术从萌芽到兴盛的整个过程，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加深对美术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强化审美感受力。荣昌乡土美术与统编教材最大的区别在于灵活度更大，可操作性和针对性更强。学生可以在生活中再次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熟悉的事物，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
4.基于传统文化视角的中学美术教育，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以视觉形象为载体，体验感悟为途径，审美强化为核心，美术知识和技能为基础，陶冶学生审美情操，增进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有效提高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是我们基于民间美育资源渗透民间文化教育的核心和宗旨。以荣昌乡土美术教材为蓝本，通过实地考察、实践课程和现场观摩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亲身体验艺术作品的诞生和内涵，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同时，通过一年一度的文化艺术节，展出学生现场制作的民间艺术作品，能够激发学生创作和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鉴赏具有一定艺术特色、文化内涵以及与生活经验相关联的乡土艺术作品，学习用美术及相关术语表达自己的感受与理解。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又增进了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有效提高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三、结语
深度挖掘具有浓厚历史底蕴的艺术形式，设计适合当地学生学情的地方教材，不仅传承与发展了地方传统文化资源，而且以有趣和多元的形式丰富了教学内容。笔者探索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美术教育，构建基于地方特色文化的中学美术教育教学体系，形成以本土民间艺术为载体的精品课程，是适应国家美术课程标准的教学实践，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的教育精神，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并得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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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旅游业态;茶文化;茶文化旅游
1旅游业态的前世今生
源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流通领域中的“业态”一词，是流通企业经营特点和经营方式表现在市场上的形态。通常情况划分流通业态，尤其是零售业态的标准有四：（1）商品的品种和结构；（2）规模与区位；（3）经营形式和售货方式；（4）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1]。可见业态是行业产生的基础和条件，行业的形成是以业态发展为前提的。行业的竞争在于业态，业态变化成为行业竞争的工具。行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就是业态竞争力。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必将成为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也必将催生新兴业态，旅游业态研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杨懿在《旅游业态演变综合模型研究》一文中结合邹再进（2007）对旅游业态概念的定义，指出旅游业态是对旅游产品形态、旅游业经营方式和旅游组织形式的一种综合性描述，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2]。旅游新业态产生的动力机制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二是旅游需求的不断发展；三是专业化分工的逐步深入。四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五是政府层面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创新和行业协会的有力推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3]。人们消费需求的提升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推动了旅游业态的不断创新。旅游已从单一的旅游观光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增长；从“走马观花”到“参与体验”的休闲需求的扩大。为满足旅游需求的变化，旅游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渗透和嫁接，催生出各种新业态。旅游业态创新是旅游业面对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以及与日俱增的市场竞争的必然趋势。
2四川茶文化旅游现状
中国是茶文化的起源地，四川是我国人工种植茶树、饮用茶叶最早的地区。从蒙顶山的茶圣山文化，到青城山、峨眉山的禅茶文化，再到成都的茶馆文化，四川茶文化已享誉海内外[4]。目前四川茶文化旅游却停留在传统项目上，旅游产品和内容较为单一，旅游节庆缺乏创意，茶文化特色和内涵无法有效地表现出来，忽视茶文化深度挖掘和开发，加之整个过程时间较短、互动参与性较差，激发不起游客的兴趣，跟国内其它地区的茶文化旅游相比还存在一定的距离，这制约了四川茶文化旅游发展[5]。因此进行茶文化旅游业态创新对于四川茶文化旅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思路，是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推动四川茶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
3四川茶文化旅游业态创新的策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茶文化旅游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态，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喜好和认同，这一新型的旅游模式缓解了人们生活与工作压力，拓展了人们的旅游视野，增强了人们与大自然亲密的接触，让人们期盼“生态乡野、回归本真”的心愿得以实现。如何让游客更充分享受当地的特色茶风、茶俗、茶礼、茶仪并结合茶生长的自然环境、茶的生产状态、茶的制作过程，通过业态创新进一步挖掘茶的文化、美学、养生、保健价值，提升茶文化精神，让游客获得知识、陶冶身心、体验人生、传承文化的旅游文化活动是茶文化旅游目的地实施的重要举措。本文结合四川茶文化资源就茶文化旅游业态创新策略进行探究。
3.1生态度假+茶文化旅游
四川拥有多处茶文化生态旅游度假之地，如峨眉山市、名山县、洪雅县、蒲江县、邛崃市、夹江县、沐川县、犍为县、都江堰市等。以蒙顶山为例，蒙顶山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境内，蒙顶山年平均温度15摄氏度左右，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前列，交通便利，可进入性强，是天然的避暑度假胜地。针对茶文化生态度假旅游，旅游企业可以结合地方特色从茶饮食文化（吃）、茶文化主题酒店（住）、生态茶园景观（游）、茶文化演艺（娱）、茶文化创意产品（购）等方面进行开发，让每位游客都经历一次难忘的深度茶文化生态度假旅游体验。以蒙顶山茶饮食文化为例，首先是茶饮品，可用当地富有特色的有机茶叶制作高品质的茶饮品并重视产品的文化包装；其次是茶膳，结合蒙顶山特有的传统膳食，融合当地独有的食材，如中草药等，积极开发具有保健功能的茶面点、茶菜肴、茶食等茶膳；三是茶疗产品，利用有机高品质茶叶与地方的中药材资源结合，开发方便携带的茶疗产品，可让游客不仅能在旅游中获取健康体验，还能在返程时作为旅游纪念品进行购买，用于馈赠亲朋好友等。通过创新旅游各要素资源深度开发茶文化资源，拓展茶文化旅游生命周期，创造更多的茶文化旅游经济效益，再反哺投资茶文化旅游，达到良性循环，促进地方茶文化旅游发展。
3.2茶文化节+茶家乐体验旅游
在四川茶叶种植集中的区域通过举办如“四川蒙顶山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中国宜宾早茶开园盛会”、“泸州纳溪区华夏特早茶节”等茶叶博览会、茶文化节活动，以推动当地茶叶产业发展，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客人既可体验茶文化节的丰富多彩，又可来到当地具有特色的“茶家乐”，进一步体验参与采茶、制茶、品茶、论茶、赏茶活动和互动参与当地的采茶、制茶歌舞剧，领略到茶文化的魅力，传播和传承茶的非物质文化。
3.3参与式茶博物馆文化旅游
四川传统茶博物馆旅游让游客更多的是通过图片和文字静态了解茶史、茶叶、茶事、茶具、茶俗、茶礼等，随着游客体验需求的增长和信息科技的发展，通过运用数字化、手工、动态的展示，让游客有更多的机会，触摸茶，嗅闻茶，品尝茶，制作茶，互动参与、丰富视觉、触觉、嗅觉等感官体验，感受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拓宽视野，获取精神、心灵的享受，已成为新兴茶博物馆文化旅游形态。为了领略四川茶文化历史悠久，博物馆可借助成像模拟和交互设计再现历史场景———展现古代茶马贸易场景、《僮约》中侍同卖茶的场景等，让游客更加真实的感知和体验；在茶文化陈列空间可采用光电技术动态展示茶俗、茶知识、茶具、茶叶、茶道活动等影像，让游客开阔视野；根据游客的诸多需求，蒙顶甘露茶艺与峨眉茶道的演示和游客的参与让游客对茶的接触、碰撞机会增加，这些体验可让游客对茶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通过演示和互动交流，让游客领略原汁原味的茶历史、经典的茶文化，这对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有着积极的意义[6]。
3.4美食文化+茶馆文化旅游
旅游者外出旅游，品尝富有特色的地域佳肴小吃，成为其主要旅游动机。成都的美食文化久负盛名，对国内外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美食文化旅游己成为成都旅游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成都的饮食文化中，茶文化与茶馆文化历史悠远，盈盈不衰，特征鲜明。茶馆设施和茶馆内的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内容，如：茶桌、茶椅、茶馆内装潢等，茶具、茶杯、茶壶、盖碗茶碗、茶船等；除了品茶、“茶博士”长嘴铜壶高超的服务技能、四川茶艺、茶俗、茶礼表演，茶馆内也常常会举办如清音、金钱板、扬琴、川剧、杂耍等极具地方风情和特色的各类民间文艺活动。游客体验四川茶馆文化可以感受成都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领略茶馆的环境和风格，体悟茶馆所承载的成都市民生活样态以及茶馆所散发出特有的城市气质[7]。品美食，坐茶馆是游客体验成都休闲生活的必选旅游活动。
3.5茶文化遗产旅游
川藏线茶马古道上千年悠久的历史积淀了璀璨的文化和丰富的茶文化遗产资源。有学者将这类遗产构成分为四种：①生产类型：含与茶叶（或其他贸易品）的生产制作相关的物质工具、地点场所以及独到的生产技艺等；②运输类型：包括交通道路本身、运输工具、空间链接点、运输主体的精神文化等；③贸易类型：包括与茶马等商品的交换、储存相关的物质工具、地点场所及其经营管理方式和品牌口碑等；④文化类型：包括在茶马贸易过程中形成的茶饮茶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创作等官方或民间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相关文化场所等[8]。雅安，作为茶源地、川藏线茶马古道重要起点，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雅安段的茶马古道属川藏线“南路”的起始部分，干道分为两路：大路（管道）和小路（民用商道），沿线的茶号遗址、古驿道、桥梁、古寺、古村落、古镇街区、藏茶厂等众多文化遗址、民间传说、历史人物和民间艺术，锅庄文化、茶俗文化、背夫文化、雅安的藏茶传统工艺等形成了丰富多彩且各具特色的茶马古道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着力重点打造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的精品线路和经典景区，发展茶文化遗产旅游，并与生态旅游、宗教旅游、民俗旅游、乡村旅游结合成为茶马古道文化旅游发展的新格局。让游客背负茶包重走茶马古道、住老屋改成的茶馆旅舍、观驿站戏台广场的茶技表演、进文庙佛寺祈求幸福安康、游茶马互市古镇等，将成为茶文化遗产旅游中一颗闪耀的明珠。
3.6茶文化游学旅行
2016年11月30日教育部等11部门颁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指出“引导学生走出校园，在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环境中拓展视野、丰富知识、了解社会、亲近自然、参与体验”。顺应古语“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响应国家政策应运而生的茶文化游学旅行是茶文化旅游与教育行业融合的新兴旅游业态。四川结合自身的茶文化资源在蒙顶山区域内建一所集茶园、茶厂、茶艺技能、传统制茶工艺，茶企业管理与服务的技能培训学校，既解决茶文化产业所需人才，又能与中小学建立茶文化旅行游学基地，学校可聘请茶文化方面的专家、茶文化非遗传承人作为兼职教师授课。在茶文化游学过程中有专门的指导教师团队，带领学生茶园观察、茶叶制作、茶艺修习等，让学生在研学识茶、泡茶、制茶、品茶、敬茶的一举一动中去实践、感悟茶礼茶德，促进学生书本知识与社会经验的融合，实现茶文化游学旅行有效地与中小学课程有机融合，帮助学生提升的人文底蕴和学科综合理解及应用能力，在游学过程中注重科学性、趣味性和参与性，让学生“兴起旅行、乐在研学”[9]。
4结语
目前四川茶文化旅游虽与其他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距离，若能通过旅游业态创新思路，不断优化旅游路径、合理开发茶文化资源、深入挖掘茶文化，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参与性需求，形成“茶文化+”模式，与其他产业、行业融合形成新兴业态，必将促进四川茶文化旅游的后发优势，推动四川茶文化旅游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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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文化论文范文7
水文化研究与水文化建设是近几年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统计分析，从水文化及相关概念的界定、水和中华文化的关系研究、区域性的水文化研究、民族文化与水文化、水文化的应用问题以及国际水文化研究动态等6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应加强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
水文化；水文化建设；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文化研究逐渐开始被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和科研工作者所关注，在该领域内开展不同类型的研究和探讨，并举办了相关的学术交流和座谈等活动。不仅学术界对水文化的研究在深入，政府部门对水文化的认识程度也在不断增强，开展了很多方面的研究。例如，2009年全国第一届水文化论坛在济南举行，水利部部长陈雷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水文化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并指出水文化体系不仅包括精神文化，还有物质文化，更有制度文化，必须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水文化体系。随后，我国开始不断强化水文化建设，在2011年出台了《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为未来10年内如何加强水文化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建设路径。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水文化建设开始从理论走向实际，开启了水文化建设的新篇章。
一、水文化研究的角度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文文献里，以“摘要”中的“水文化”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可见自1999年至2014年水文化研究热度有上升趋势；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外文文献里进行检索，与“水文化”直接对应的比较少，大多是从社会科学、水管理、水利史研究等角度进行阐释。通过对国内、国际水文化研究论文的梳理，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水文化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等理论构架的研究、关于水和中华文化的关系研究、区域性的水文化研究、民族文化与水文化、水文化的应用问题等方面。
1.水文化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目前对水文化概念的定义或界定，讨论比较多，如李宗新、周魁一、李家和等人对水文化概念的探讨。2008年，《中华水文化概论》正式，该书对水文化的概念进行明确和规范，其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对水文化进行阐释。所谓狭义上的水文化，主要指人类在与水有关的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精神价值，包括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等。广义上的水文化，不仅包括上述狭义的内容，还包括其在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物质价值。后来，还有人研究指出，水文化其实就是水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文化关系。彦橹认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当前对水文化的研究主要包括水利文化、生态文化以及社会文化。郑晓云研究指出，无论是哪个民族或者国家，其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水文化，一言以蔽之，即水文化其实就是人们对水的认识、理解，以及如何去有效利用它和治理它，主要包括水文化的内涵，社会对水资源的利用、开发和保护规则，人类对水环境的治理等等。水文化的一般性理论结构由4个层面构成：观念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物质文化层面。除“水文化”概念的界定外，还有一些相关概念的讨论，如“水利遗产”“水文化遗产”等。谭徐明指出，何谓水文化遗产，即过去人们对水资源的认识、开发和利用所遗留下来的各类遗存。其留存于世主要是以大型水利工程、与水相关的风俗活动、宗教文化和信仰等。汪健等曾对水文化遗产提出了如下见解，他认为水文化遗产即历史上人们在与水有关的活动中，留下的那些具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各类工程、遗址、文物等，其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他还在研究中，将水文化遗产分为流域（地域）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2.水和中华文化的关系研究
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比如孔子、老子等的哲学见解，都与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后世在水利工程设计、水文化文学、与水相关的美术设计等方面有非常积极的启发。靳怀?阐释了老子、孔子、孙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的古代哲学思想与水的关系。肖冬华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水”、中国古代宗教中的“水”为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水文化。
3.区域性的水文化研究
区域性的水文化研究，主要是指对各个地区之间，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导致的水环境以及水文化的不同进行研究，比如既有对长江、黄河流域水文化的研究，也有对渭河流域、淮河流域等河流和地域水文化的研究，还有对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相关水文化的研究。其中，对水利工程进行研究的典型案例就是都江堰、大运河水利等；对水与地方文化之间的联系研究较为典型的有水与北京、运河与沿线城市、蜀水文化等。
4.民族文化与水文化
水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研究，有水与少数民族形成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对水的认识、风俗习惯以及信仰，还有少数民族对水的管理和水与少数民族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等。云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那里不同的民族对水的认识、管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都不一样。比如，傣族认为水是神圣的，而且可以给人带来好运，傣族的泼水节是其民族一个非常重要和具有特色的节日。傣族的传统舞蹈中也有浓厚的水文化特质。侗族传统技术以稻、鱼、鸭共生稻作技术为核心，这些都与水息息相关，对整个侗族的民族文化传播、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5.水文化的应用问题
主要是指对水文化在整个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环境的综合治理与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探讨和研究，还有水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景观设计、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怎样把水文化与当前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机结合等问题，都是其讨论和研究的重要领域。许多城市在规划中将水文化建设作为城市的亮点与特色，主要通过研究其区域特征、历史脉络，挖掘水文化要素，塑造城市滨水空间。山东肥城市在现代水网规划中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水文化和水景观；河南郑州市地域水文化与城市水系规划建设结合；湖南长沙靖港古镇将水文化与整个建筑的设计和风格进行无缝结合，从格局、精神、文化等多个层面，将它们都融合起来。此外还有基于对我国古代和现代的水文化内涵、特征的对比研究提出的未来中国乡村景观的趋势分析和预测，将水系设计与园林设计相联系的开封水系二期工程等。
6.国际水文化研究动态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宣传和推动下，国际上对水文化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水文化的应用也在不断推广。20世纪末，在该组织的努力和推动下，国际上第一个与水文化有关的机构和组织成立———国际水历史学会。该学会成为全球首个水文化正式讨论、交流和推广的平台。2005年年底，教科文组织与该学会携手共同举办了一次全球性的会议，会议的口号和研究重点就是“水与文明”。此次会议举办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对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项目启动30周年的一个纪念和庆祝，表示将水文化的研究上升到联合国的层次。上述这些做法，都预示着水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研究和重视。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水日“水与文化”主题宣言中这样说道：无论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他们对水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尽管这些认识和见解可能不一致，但其中必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都认为水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的地域之间，由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各具风格，各自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不一样，所以他们对于水的认知与管理都存在着差异。21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世界能否得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与水文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随后，该组织设立了水与文化多样性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水与文化多样性的大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水与文化多样性的内涵、特征和意义；与水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管理体制；开发利用和管理水的相关问题。近年，与水文化有关的研究越来越多，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和数据不断被发掘，对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意义重大。欧盟2010年提出的《水的形态》项目，一方面是在理论上强化人们对水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即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及各类相关案例的研究、不同类型的学术论坛等方式，塑造浓厚的氛围和提供详细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是通过实际行动来强化人们对水相关文化的保护，比如通过开发一些与水相关的旅游产品、艺术表演等，将游客和观看者带入水文化的现场，让他们在视觉上和心理上都能感觉到水文化强烈的吸引力和震撼力，从而达到保护水文化遗产的目的，构建人与水资源和谐共处的体系。参加该项目的有来自西班牙、法国等国家的6所科研院校，对项目进行统筹协调的机构是来自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
二、中国水文化与水文化建设研究前景
水文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涵盖工程、哲学（主要是水资源价值观、生态伦理学等）的独特的文化领域，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得到了工程学、人文学领域广泛的关注。水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关于其明确的含义或者定义尚没有定论。
1.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加强水文化的建设和应用，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水文化理论体系。该理论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是：什么是水文化，水文化到底有什么意义，水文化对于缓解水环境压力、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有什么作用，水文化建设到底是建设什么、建设的目标是什么、建设的途径有哪些等等。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要想使水文化建设取得良好效果，能够被广泛应用，就必须加强对水文化相关理论的研究。
2.加强水利遗产的普查和价值研究
水利遗产逐渐成为我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在近年国家对全国文物进行普查过程中发现，水利遗产被很多人所发现和重视。水利遗产在中国文物保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当前无论是对水利遗产重要性的认识，还是对水利遗产的保护，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水利遗产的保护是中国特色文明保护的重要内容，很多历史上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祖先们利用水资源、开发水资源和管理水资源的智慧结晶，对这些工程的保护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举措。因此，可以学习《水的形态》重大科研项目中关于水利遗产保护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水利遗产保护进行深入研究，开展水利遗产普查，摸清现状，研究其价值，从而制定配套的保护与利用的措施和管理制度，达到弘扬水文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
3.加强多学科融合研究
由于水文化涉及的学科种类众多，包括工程、规划、资源、环境、民俗、文化等多个学科，要想对水文化有深层次的研究和认识，就必须广泛涉猎各类学科资料，强化多学科之间的融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加强水文化建设，这也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趋势。
作者：邓俊 吕娟 王英华 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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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文化论文范文8
2013年，浙大王竹教授学术团队发表《建筑学视角下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解析》及《国内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聚落研究综述》等文章（下统称浙文），对国内近三十年来传统聚落主要研究内容与现状进行述评，是目前学界关于此方向最新的专题研究，本文将以这些文献作为分析展开的相关参照。
1.1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整体考察
浙文以“聚落”为题，对1979年至2012年11月1日时段内CNKI资料源进行文献检索与分类统计，本文遵循与之相似的检索路径，将检索时段延长至2014年6月1日，并将检索结果与浙文进行比对，两次检索数据的差异表明传统聚落价值及其对现代环境建设的启发意义仍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命题。上述整体呈现的研究热度与深度不足以反应聚落因地域及类型不同而存在的个体研究差异，因此，海洋聚落考察需在明晰其类型本质基础上做专题性分析。海洋聚落是人海互动关系下“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特定的生活方式，并且有共同成员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它的形成源自两种动力：一是以取得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二是依赖海上交通以获得地区间商品交换为目的，海洋商贸聚落形成即源自后者。由上述界定可知，“海洋”是此类聚落发生发展的核心介质，相应成为其最具价值的限定语，因此，本文首先选取“海洋聚落”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进而将“海洋”、“沿海”、“濒海”等词语与“聚落”并置组合补充检索，各次检索均将范围由“题名”扩展至“主题”，希望通过不同路径的海量查阅，实现对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的整体把握。此外，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聚落逐渐取代民居成为学界研究主流，考量主题转换造成的研究滞后，本文以“民居”取代“聚落”重复上述步骤，并对“港市”、“港城”等相近主题作检索补充，以保证考察结果的客观有效。合并多次查阅所得，剔除重复文献并进行分类统计，本文大致梳理出目前建筑学视野下传统海洋聚落研究三个主要方向：聚落个案 研究，如以蒲壮所城、港里古村、台湾“鼻头”等为个案，探讨特定海洋文化制度下聚落生成、发展及变迁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归纳聚落形态特征（罗一南，2011；萧百兴，2012；张钰，2010）；聚落类型研究，基于海洋文化发展与构成视角，探讨宋代港市、胶东沿海聚落、明代海防军事聚落发生机制、演变脉络、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谭立峰，2012；金月梅，2009；李政等，2005；卢山，2005)；其他研究，主要以民居单体、公共空间、宗教建筑为考察对象，研究海洋文化视角下营造技术、装饰风格、建筑材料等特征（陈舟跃，2011；林翔等，2010；王治君，2008；姚舒然，2007）。
1.2浙东传统海洋商贸聚落区域考察
浙江是海洋大省，近海则言商，历史上浙东因地处东海中心、内河航运良好、社会经济发达等优势成为中国海洋贸易发轫最早的地区之一，至明清仍久禁不绝。贸易发展推动聚落生成，浙东相应形成以宁波为中心，北有乍浦、澉浦，东有舟山，南有象山、石浦、温州、台州的商贸聚落群以及散布其周数目繁多的卫星港镇，“宁波三江地区濒海聚落和城市出现较早，而且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其中，港城的发展历史尤为引人注目”。本文在上述整体检索结果中加入“浙江”、“浙东”等限定语进行考察，依研究对象梳理出浙江省域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方向：海防建筑，主要考察海防建筑整体及明代卫所个案现状与保存策略（赵欣，2008）；营造技艺，主要考察浙东民居在海洋环境影响下的营建技术、营建习俗及形态特征（梁文会等，2009；王海松等，2012）；特定类型，主要考察浙东石拱廊桥、宁海石窗等（高明赞等，2011；华炜，2004）。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浙东典型港城（镇）进行个案检索，明晰其各自在研究角度与热度上的现状，结果如下：乍浦、澉浦迄今仍缺乏建筑学层面关注；石浦倾向聚落保护与灯塔研究（杨溪等，2012，杨晓龙等，2012）；温州以楠溪江乡土聚落为研究侧重；台州虽然研究成果较多（郑琦，2009；杨如茵，2010），但多数缺乏海洋意识，研究角度与一般聚落无异。
1.3宁波传统聚落个案研究考察
宁波唐称明州、宋称庆元，明以“海定而波宁”之意命名，足见这座城市与海洋休戚与共的关系。如果说浙东曾经构筑过一张庞大的贸易网，实现东至东瀛、海东，南经南洋，西达西洋等广大区域的商贸往来，那么宁波就是这张网最初的编织点，是整个商贸体系得以运作的核心动力。作为浙东名城，宁波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本文分别将“宁波”与“聚落”、“民居”各自组合为关键词进行题名检索，考察宁波传统聚落研究趋向如下：整体性研究，即以“聚落”为题，视角虽各有侧重，但研究路径都是在调查分析基础上对聚落演变规律、形态特征进行解析（蔡丽等，2011；王荟荟，2008；陈怡，2007）；特殊时段研究，主要以近代为对象，考察中西文化作用下宁波建筑形成发展、规划建设、典型类型与街区形态特征（饶晓晓等，2012；陈益龙等，2010；张文宁，2008；王跃强，2007）；形态保护研究，依托数字化技术对城市肌理、历史建筑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保护更新策略（毛逸源，2011；汤雪璇等，2009；刘丽丽，2009；邱枫，2007）；其他类型研究，在更广泛聚落视野下考察，宁波海港、市镇、教堂、卫所等仅作为佐证案例支撑相关分析（程蕾，2012；黎培杨，2012；杨洁，2007）。在宁波传统聚落检索结果中加入“海洋”、“濒海”、“沿海”等限定语，未能获得相关文献。
2国内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解析
浙文在对聚落研究现状考察基础上得出“近十年以来，（聚落研究）逐渐受到多学科以及科学化手段的影响，研究视域逐渐扩大，研究成果更多元、更富有深度”的结论，与此同时，“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研究，是21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传统聚落与海洋文化研究的双重热度依然无法遮蔽建筑学视野下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的缺失。
2.1传统海洋聚落整体研究薄弱
从文献数量看。表二显示，随“海洋”等词语对“聚落”、“民居”限定的由远及近，以及检索范围的由大（主题）及小（题名），所获文献数目呈锐减态势，这表明“海洋聚落”、“海洋民居”尚未作为专有名词引起学界关注，相应缺乏关于此类主题的专项研究。虽然“海洋+聚落（民居）”、“沿海+聚落（民居）”两种路径检索文献较多，但这类关键词仅说明聚落与海洋两者存在某种关联，与专有名词特指的聚落类型有着本质区别。从研究分布看。研究区域不平衡，现有研究看似覆盖福建、胶东、辽东、潮汕、浙东南等主要区域，但大部分成果以胶东、闽台为考察对象，其中尤以闽台等南方海域研究最为深入系统，其他地区则多为寥寥个案；研究深度不平衡，宗教信仰下的探索较多，如妈祖文化视野下宗教空间分布、形态特征、景观要素等，其他内容则研究泛泛；研究类型不平衡，对广州、泉州、宁波等核心聚落关注较多，而对卫星港等基础层级海洋聚落关注较少，且个案分析较多，类型整体性考察较少。各类片段式研究难以形成系统强劲的信息实现对传统海洋文化内涵的深刻解读。
2.2浙江传统海洋聚落尚未引起学界关注
从经典文献看。浙江民居研究成果众多，但在《中国民居研究》以及2007年版《浙江民居》等经典著作中均缺少传统海洋聚落考察，仅2009年版《浙江民居》述及“濒海聚落”，然温州瑞安等地案例选择仍是基于地理环境考量，而非海洋贸易运作关注的结果。从研究团队看。近年以浙大为代表的本土团队虽对浙江传统聚落多有涉及，但研究对象倾向浙江聚落整体发展或个案保护研究，在所检索的浙大近年博硕士学位论文中，仅罗一南《明代海防蒲壮所城军事聚落的整体性保护研究》对海洋聚落加以关注，但该文只将蒲壮所城界定为历史村镇范畴下一般性防御聚落，所提出的保护理念与更新策略与一般聚落并无不同。从区域及类型分布看。本文对浙江各区域传统聚落研究进行题名检索，总计文献38篇，其中，浙西19篇最多，浙东4篇位列最后，浙东文献仅方贤峰《浙东传统民居建筑形态研究》将“濒海岛屿”民居作为典型类型加以论述。就类型看，现有研究多依地理环境进行类型划分，如山地聚落、滨水聚落、运河聚落、古镇聚落等，海洋商贸聚落几无涉及。海洋文化认知缺乏导致浙江传统海洋聚落在学界的集体失语。
2.3宁波个案缺乏海洋商贸文化整体视角的考察
从文献分布看。众多研究只是将海洋商贸文化作为宁波文脉背景简单略过，关注较多的是近代商帮文化与建筑形态特质之间的关联，本文以“海上丝绸之路”、“明州”、“庆元”等特定历史词汇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所获建筑文献仅李容准《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1篇。历史是一条延续的线索，忽略近代以前海洋商贸文化与城市形态变迁的逻辑关系，近代之后的论述难免存在偏差误读。从聚落关系看。历史上舟山长期作为宁波外港存在，“海洋社会经济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其研究区域绝不完全等同于某一行政区域或自然地理区域，而应该是逻辑上的研究区域”，这意味着海洋商贸文化视野下宁波、舟山应进行一体化研究，然而，当前两者存在明显的各自为政的研究趋向，前者侧重近代开埠后的建筑文化，后者关注海岛民居、城市空间发展等多元领域。浙东海洋商贸文化整体性考察视角缺失导致聚落个案未能得到客观解读。
3海洋聚落研究不足的原因探索
3.1正统史学偏差
长期以来，“在中国历史文本中和教科书中，中国古代社会仍然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二元结构，在这种陆地历史结构和权力体系中，中国海洋史发展的种种事实，都被诠释为中国农耕世界与海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农业文化的海上延伸”，基于历史文化之上的传统聚落研究不可避免受此误导，在大陆看海洋的偏见中漠视着海洋聚落的存在。表二中“沿海”关键词下所获文献最多，“沿海”一词广泛介入恰恰说明“以陆域为中心，海洋为附属”观念在建筑界的根深蒂固。
3.2研究时间短暂
综合数次检索可知，绝大部分文献发表时间在2005年以后，尤其2010年前后是文献发表密集区，“中国学界对‘海洋文化’的关注，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觉’地将“海洋文化”纳入学界的学科视野进行系统的研究阐述，始自20世纪90年代末，”这验证了传统海洋聚落因应于海洋文化展开的客观事实，且现有成果分布亦与中国涉海史“重南轻北”（杨国桢语）研究趋向相吻合。因此，可以说建筑学视野下海洋聚落研究正处于拓荒探索阶段，短暂的积累无法消除萌芽状态的种种不足。
3.3学术团队的忽略
绝大部分检索路径下相关文献数目远多于建筑学文章，这表明其他学科对海洋聚落关注远甚于建筑学，其中历史学领域尤为显著。当前，厦大杨国桢、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宁波大学刘恒武等团队对东南港市、闽台海商聚落、宁波港城多有研究，在聚落生成及演变机制的纵向梳理、海洋社会构成横向剖析等方面均有深入探索（吕小琴；2012；林昌丈，2009；郭延杰，2008；蓝达居，2000；唐勇，2008；陆敏珍，2007）。与历史界人声鼎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筑界的死水微澜，浙文曾对学界主要团队地域性研究倾向进行梳理，结果海洋聚落并非这些团队关注内容，历次检索亦证实，除天大张玉坤团队对沿海军事聚落关注以及东南大学张十庆团队《基于东亚视角对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建筑史》研究外，传统海洋聚落目前仍缺乏团队层面的系统探索，研究力量薄弱自然无法形成有热度的研究现状。上述原因归于一源，即以王朝“正史”为核心的传统史学对海洋文化价值的长期忽略，这一史学偏差导致海洋聚落始终未能获得与陆地聚落相等的研究地位。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