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体促进社会管理
（一）监督社会管理是媒体的本性
社会的根本上的正常运作，是人们幸福生活的基本条件，但是自从人民中产生了社会管理者之日起，人类发展史便在社会管理者和人民的博弈中不断展开。如何使社会管理真正以高效并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方式展开？第三方力量的介入便显得极为必须，媒体应运而生。所以媒体天生就带有对社会管理进行监督的作用，并且“新闻监督也是社会游戏规则操作过程中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首先，媒体用最敏感的视角观察社会管理，使之公之于众。社会管理是在有限的时空中展开的，并不被众人所了解，所以要想使之得以更广泛的监督，就要让更多人看到进行中的社会管理的真实面貌。美国开国者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最终的安全实在新闻自由之中的。”“当一切都是公开的，一切都在全民的监督之下，就不再有阴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可能发生的错误决策将会尽早被纠正，这样的国家，它的安全才是有保证的。”为了使阳光普照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而使得社会管理更加有序健康，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媒体人都始终在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我国，《焦点访谈》的宗旨是“用事实说话”；小崔一直在努力《实话实说》……新闻评论节目是很多新闻人的理想，因为他们觉得，在大众媒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用最好的方式来关注社会，并努力使之进步。“新闻史历史的第一次草稿，”通过媒体，普通民众确实可以更多地了解社会。当然，这其中有社会的光鲜，自然也有社会的丑陋，有对社会管理成果的赞扬，也有对社会管理不足的批判。如此事例，不胜枚举。三鹿毒奶粉、问责铁道部、天价切糕……这些社会管理中的问题，无一不是媒体观察到的。而纵观媒体的历史，美国的“扒粪运动”算得上媒体反映社会管理问题的最有力例证。19世纪下半叶，控制美国经济巨头们为了巩固其垄断的特殊经济地位，不仅无视其内部员工的利益，而且在损害公众利益的基础上为其谋得最大利益，作为他们赚钱的重要手段。他们坚持的“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济哲学，也在社会中引起强烈的舆论谴责与抨击。这一时期出现了多达两千多篇以揭露实业界丑闻为主题的各类文章，这就是当时轰动世界的美国“扒粪运动”。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史蒂芬斯通过发表大量第一手数据，向美国市民展现了当时的腐败状况，使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并思考腐败的根源及危害。其次，媒体用最有力的监督推进社会管理，使之不断改革。全社会都看到了社会管理中的问题，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就算迫于舆论压力这一点，管理者也会改变自己的言行。三鹿从此成为了历史；铁道部服务大为改观；岳阳公安局再查切糕事件……史蒂芬斯曾通过发表多篇文章，揭露美国多个城市官员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仕途发生改变，更影响着社会管理的改变。同时，《美孚石油公司史》的亮相后，美国政府起诉美孚石油公司及其下属的70多个相关企业，根据1880年制定的发托拉斯法，最高法院判决该起诉有效，美孚石油帝国从此坍塌。尽管这场轰轰烈烈的黑幕揭露运动无果而终，但它在唤醒美国公民意识的同时也使得舆论监督的观念深入人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作用。也造就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调查新闻界。这场无疾而终的“扒粪运动”也不同程度地在世界各地蔓延。
（二）媒体的社会监督能力愈加强大
正如我国古人所说“知耻而后勇”，我们总是在力求看清楚社会管理中的“耻”，而后，才能改进。作为社会运转中重要力量之一的媒体，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如今，新媒体又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响着社会管理的改变和发展。而在对社会管理的影响上，新媒体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我国自2010年来，微博成为社会监督的一股新生的极具活力的力量。下文将通过分析微博的传播特点，来说明媒体对社会管理的监督能力正在变得日益强大。首先，新媒体使传播者从专业从业人员扩展到普通草根。首先是微博的加入门槛非常低，只要拥有一部手机就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例如，用户可以通过“微博”随时随地描述自己的情，抒发自己的感情，人人都有发表言论的权利。与“博客”相比。“微博”是彻彻底底的草根化。另外，用户还有机会在微博上有指向性地和自己希望的对象对话交流。例如，每一个普通的社会角色，只要在微博上@某位名人、专家或者某个品牌，就可以就自己的观点和他们进行直接交流。而且由于社会相对更有话语权的人本身也身在微博的交流圈中，所以人们相互转发的内容，很容易在不同人之间共享。也就是说，不再仅仅是媒体从业人员可以通过媒体对社会管理进行监督，而是每一个人，只要可以上网，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次，新媒体使传播者之间可以实现互动。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一个人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关注也很难对其造成影响。但是，新媒体环境中，传者的互动使传播呈发散型。换言之，由于网民之间的互动和借力传播使每一个网民的声音都有可能被广泛关注。微博有着惊人的传播速度，通过粉丝的不断转发扩散，在互动产生的影响力下，形成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强大力量。近几年，我国微博实名举报的案例也不断攀升，新京报记者刘虎实名举报四大省部级干部，“表叔”、“房姐”也在微薄的舆论监督下浮出水面。微博在社会舆论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发挥了其强大的传播力量与社会管理作用。再次，新媒体实现了传播过程的即时性，大大加强媒体时效性。同一社会事件，在其发生后的不同时段被人关注，其发展结果便是不同的。越及时被关注，可能就能越及时地得以解决。新媒体，为社会问题的及时解决提供了可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曾断言，以最快的速度回应大众并最聪明的运用比特的人，才能成为大众最好的服务者。微博以其强大的时效性、快捷性及终端渠道的多样化和信息沟通的快捷性，使它能迅速有效及时地抓住当前的敏感事件、重大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2012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时，twitter用户早于任何一家媒体，向世界了这一消息。新的媒介环境下，媒体对社会管理的监督作用日益加强。每个人都是监督者，每个人的监督都可以是有效的，而且监督变得更及时更准确。总之，媒体对社会管理的监督作用自古有之，并日益增强。
二、社会管理制约媒体话语
新闻从业者永远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平衡话语。正面新闻和负面新闻应保持如何的比例，才能既能对社会管理进行有效监督，又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作为社会运行一部分的媒体，就一定要考虑社会的健康，而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另外，从媒体实践看来，它也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而是往往受制于某利益集团。所以社会管理对媒体的审查也是伴随着媒体的自由一直存在的。对于新闻自由与新闻监管的问题，我们似乎容易有这样的判断：西方发达国家是真正拥有新闻自由的，而我国的新闻管制相对比较严格。实事真的如此吗？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的政治环境予以抨击，并宣扬其所谓的新闻自由。确实，西方国家取消了新闻审查法律及相关审查机构，同时媒体自身也标榜言论自由，使人们以为西方已经完全实现了新闻自由。然而仔细观察西方媒体的运作之道，就会发现新闻审查仍然存在，只是他们使用了一种更加隐蔽的方法而已，也就是由政治主导转化为资本主导。所以，西方国家宣言的所谓新闻自由其实只是一种泡影，一种幻觉。为说明这个问题，我将以英国报纸的发展为例，对其进行梳理，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端倪。其一，在封建王权时期：报纸完全依靠政治强权，封建王权的新闻审查多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压制社会舆论。记者说什么、不说什么，也都要受到王权政治的管理。其二，在金融资产阶级时期：政治为主，资本开始发挥作用。这一时期是新闻审查由政权主导到资本主导的过渡时期，新闻审查开始与商业化融合。但是不得不说，政治压制在此时仍是新闻审查的主要手段。国会通过了叛国法、诽谤罪、煽动罪、亵渎神明罪等限制新闻内容，并强制不许报道国会新闻。报纸成了政治和资本的双重附庸。其三，工业资产阶级至今：资本为主，政治为辅。不同于以往，自工业资产阶级登上英国的历史舞台以来，资本便成为英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控制力。正如英国首相鲍德温曾说“：这个内阁不是我的，而是罗瑟米尔勋爵（当时的报业大亨）的。”报纸以及英国社会的其他各种媒体都成了资本的附庸。正如前文所言，从英国报纸的发展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国家媒体的控制权从政治逐渐转移到了资本手中。而在我国，作为社会管理的一部分，政府对新闻的审查是有明确规定的：第一，是否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新闻出版与保密工作的关系，不存在种种糊涂观念和模糊认识。第二，是否对国家秘密与非国家秘密的界限清楚。第三，是否缺乏保密基本知识。第四，新闻出版单位保密审查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否严格。第五，新闻出版单位用于编辑出版工作的通信和办公自动化设备是否缺少可靠的保密技术保障措施，因设备技术方面的原因而发生泄密尚不自知。第六，机关、单位的有关人员在向新闻出版单位提供信息、稿件或作品、接受采访、召开新闻会时，是否掌握住密与非密的界限，提供了不该提供的国家秘密，或应该提供，但没有提出明确的保密要求。第七，是否为了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片面追求“轰动”效应，不顾国家安全和利益，擅自或抢先发表涉及国家秘密的消息、文章、报道，造成泄密。可以看出，我国对新闻、对媒体的审查是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管理的健康稳定考虑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媒体审查也受到了民众的质疑和抨击。其一，我国内部的媒体话语限制多。最近，一张总理在百度参观考察工作时的照片在网络上热传，图片配文解释道：温总理在体验百度语音搜索功能时，说“”，系统反应“您的搜索中含有敏感词汇”，总理对此微笑不语。我们无从考证这是否真实，但是这总理的“微微一笑”，的确是道出了网友几分无奈的心声——我们的“敏感词”是不是太多了。不仅在网站，笔者从自己在电视台等机构的实习经历，以及身边同学朋友的工作经历中，也感受到来自媒体审查方面的压力。其二，对外国网站在国内的传播的限制多。在笔者陪同“香港传媒学生国情班”的同学在北京学习时，其中有一站是和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进行交流。在提问环节中，香港学生对官员提出的最多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来了大陆以后无法登陆facebook等网站。这不仅仅是香港学生的问题，大陆的网民同样对此有自己的意见。也因此，滋生了一大批所谓的“翻墙软件”。一方面，是媒体自由的要求，要求监督社会管理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是社会管理的需要，需要对媒体进行适当约束。而这个“适当”，是不同时期，两者相互抗衡的结果。
三、结语
我们现在的国情不同于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现在还处于“镀金时代”，也就是社会的深刻变革期转型期。所以如果以现今发达国家的情况作为参照，来对比我国的情况，我们不免会失望。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心愿都是一样的，不论哪个国家，也不论社会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当央视向普通老百姓发问“你幸福吗？”，我们感受到的是媒体对民众的关注，是对社会管理中的人的关注。不论是媒体，还是社会管理，两者的存在，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更好发展。
作者：张肖 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印地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