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生态移民的缘起
在当代，随着世界人口的快速增加，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在一些地区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反过来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以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代表，人类开始了对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工业生产及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分开发与索取固然使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改善，但因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变迁也使整个人类社会不仅付出了诸如失去碧空蓝天、青山绿水、花香鸟语的良好生态环境，而且也带来洪涝灾害加剧、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沙漠化的扩大、沙尘暴的不断增多等沉重代价。日益严重的生存现实迫使人类在反思自己历史的同时，也在重新评估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之，生态环境的恶化无疑已经成为人类在当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通过生态移民则是很好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
二、生态移民新区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困境
1.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缺乏
根据课题组的调研，在生态移民新区，有些地方政府仍然没有认识到社会管理之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因而重经济建设和经济增长、轻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只是重视发展经济，以招商引资，追求GDP增长为主要工作目标和任务，对社会建设重视程度不够，对社会建设研究不足，对社会建设投入不够，积极主动推动社会建设力度不够。这样一来势必会影响生态移民新区和谐社区及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同时也影响当地扶贫工作及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2.社会管理创新手段单一
生态移民新区社会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乃至个人的共同参与，全面推进。但目前社会管理的主体仍然是政府，由于政府的能力及精力有限，政府不能也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社会事务的大包大揽，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的最佳效果。这就需要作为发挥社会的自治功能、中介优势与社会减压阀的作用的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但目前生态移民地区社会组织数量偏少、而且规模小，尤其是承担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更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社会管理手段的单一无疑会对生态移民新区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社会管理创新效果可想而知。
3.社会管理创新投入不足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减少经济性支出比重不断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普遍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生态移民新区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与财力都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对社会建设投入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当地政府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薄弱，进而严重影响了当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与实现。具体而言：一是教育公平问题引人关注；表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欠债严重，城乡学校教学质量差别较大、部分农村儿童失学现象严重；二是卫生公平性引人关注；表现在农村医疗资源缺乏，社会医疗保障不健全，农民大病重病看不起；三是公共文化问题引人关注；表现在公共文化设施不健全，公共文化活动缺乏，公共文化经费偏少。
4.社会心理建设比较滞后
从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度要求来看，生态移民新区社会心理建设还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一是一些因社会心理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容易与宗教、民族、甚至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这就使得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形势较为敏感、复杂与棘手。二是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建设工作不够重视。在整个社会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很少有人关心农村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喜怒哀乐。其家庭矛盾、社交障碍、个人挫折全靠自己消化。三是社会心理建设缺乏相应的规则。由于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弱势群体对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的心理预期不抱多大希望而导致社会心理失衡时，势必对国家政策与政府部门产生不满情绪。如果不加以有效的疏导，任其蔓延，必然给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的危害。
5.社区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从实际情况看，生态移民新区的社区人才队伍建设普遍严重滞后，主要承担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残障康复、优抚保障、社区建设、司法矫正、教育卫生等工作，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等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寥寥无几。即便有，也大多年龄偏大、知识层次老化、素质不高、甚至没有受过严格科学的专业培训。这样就很难适应新时期社会工作的需要。另外，社会工作这一新型职业至少在欠发达地区尚未得到广泛了解和认可，其培养、评价、使用、激励等机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现象。
三、生态移民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是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前提与保障，也是移民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富裕美丽新家园的关键之所在。“十二五”时期是生态移民新区建设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府既要聚精会神抓生产、一心一意搞建设。同时也要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加大社会建设的力度。
1.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责任和使命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是普惠制时期，每个人都受益不浅，但是某些阶层比其他阶层受益更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零和游戏”的色彩愈加明显，在一部分人迅速暴富的同时，另一些人则成为相对意义上的贫困者。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贫富分配差距为建国以来之最，而且城乡、地区、行业间的差距相互交叠、相互影响，社会不公现象明显加剧，与此同时，人们也深受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问题的困扰。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在社会上悄然蔓延。因此，为了实现政治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生态移民地区各级政府就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放置在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上。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宏大而系统的工程，其目的是通过利益的调整与分配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民众的和谐安康。社会管理创新除了要谋划好顶层制度设计以外，更主要的是积极做到基层社会管理的全方位创新与实践。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在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新情况下，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克服政府职能中的越位、错位及缺位的现象，科学厘定政府职能。政府在发挥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因此，要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从而使政府的职能转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社会稳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管理创新上来。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弥补“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足，继而实现生态移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2.逐步完善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构建城乡社会管理创新联动机制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由国外引入国内城市管理领域中的一个全新概念，是根据属地管理现状以及方便管理基本原则，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将城市社区进行详细分类、编码及定位，并标注在统一的数字地图上，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状单元，通过社区“块”的协调和部门“条”的管理相结合，对城市辖区实施分层、分级的全区域管理，以及时发现、快速处理，并有效解决城市管理中存在问题的一种城市管理模式。网格化管理可以理解为人类在现代社会为解决城市中复杂性问题而发明的一种有用的知识体系与应用系统，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对各种资源的优化整合，从而构建一种宏大的有机管理系统。该模式注重并强调信息技术在管理中的充分运用，同时也折射出一种全新的管理思维的采纳。与传统管理思维与管理方式相比，网格化管理通过制度、行政和技术等多种手段的充分结合，对城市运行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能及时发现与快速处理。网格化管理这种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平台，以实施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全新城市管理模式大大提升了城市管理的深度与广度。随着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生态移民新区各种社会管理问题也日渐凸显，而常规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生态移民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形势。这就需要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做到在充分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前提下，综合利用计算机、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和无线通讯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要进一步拓展社会网格化管理的内容与领域，充分发挥社会网格化管理的作用，不断增强社会管理的效益，丰富社会网格化管理的内涵。
3.加大新老社区整合的力度，增强民众社区认同感
随着生态移民工程的有序推进，大量新社区不断出现与重组，在这种复杂的社区运动过程中，由于新社区成员之间往往普遍存在着民族差异、文化差异、行为差异、职业差异以及素质差异，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再具有“天然性”和可持续性，存在新的社区成员的“重新开始交往过程”。因此，在新的同一社区，社区成员之间不论是在在文化与行为上都需要各方的相互适应、相互学习和相互妥协，如果各群体之间不能形成这样的关系，社区冲突就极易产生。因此，要加大社区的整合力度，增强社区成员社区认同感。一是社区组织的整合。要通过建立社区自治组织（村委会及居委会）并使其发挥积极作用。社区自治委员会的成员结构必须反映出社区成员的结构，将来自不同地区、民族的代表或领袖人物按比例纳入到村委会或居委会中，加大不同群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力度，充分反映与体现各方代表的利益诉求，在社区重大发展事务决策中能达成一个各方利益都能得到体现、各方意见都能被采纳的共识性方案，以体现社区管理上的公平与公正，从而从根本上做到抑制社区冲突。二是社区文化整合。文化的差异是产生社区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在生态移民地区的社区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多元文化特征，也呈现出不同地区文化差异特征，由于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传统文化，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因而对环境适应性也明显不同。当在这些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的人们组成一个新的社区时，社区文化冲突就会产生，其具体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有不同民族接触中形成的民族矛盾，有日常交往行为差异导致的人际冲突，有生活方式不同导致的相互间的否定性评价，也有不同的行为习惯导致的日常生活中的疏离等等。因此，要大力加强社区的社会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开放性、适应性和反思性的新型社区。以此促进不同群体成员的接触，促进相互之间的文化了解，将不同群体文化的合理因素融入到社区管理制度中去。
4.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探索建立多中心治理结构
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过程，也是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因此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机制。因此，我国现有的政府职能应该进行有序转移，让社会组织更加充分的发挥其社会治理的职能和作用，让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社会治理职能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管理者与社会的“共同治理”。这就要进一步培育非政府组织。一是加强内部管理。要通过建章立制来有效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真正理顺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坚决防止像因郭美美事件使百年老店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形象及公信力大打折扣，进而影响整个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的不良事件的重现。二是强化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唐斯曾经说过，与政府组织一样，社会组织也有其自利性特征。在我国社会组织也存在有偿服务的事实，因此，要规范社会组织收费标准并定期不定期向社会公开，同时要推进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由政府指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对社会组织的诚信度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估。三是大力发展志愿服务事业。要通过完善招募动员机制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培育志愿文化，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社会志愿组织。要进一步拓展志愿服务领域。加快推进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联动机制，形成“社区工作者引领志愿者拓宽服务，志愿者协助社区工作者加强社区管理、改善社区服务”的新的发展模式。
5.强化社会心理疏导，优化个体心理素质
要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实现社会稳定，就必须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创新社会心理疏导机制，使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心理具有安适感。政府应该组织职能部门和社会团体、志愿者积极投身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建设。在农村和街道，必须有专人从事家庭、社会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如村委负责人、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有威信、有能力、有热忱的优秀村民等。政府的公安、司法、民政、卫生等部门要全力配合“小巷总理”的工作，从法律政策上给他们提供支持。政府应建立一个专业的心理治疗师组织，及时向公众提供心理治疗和疏导。另一方面，要优化个体心理素质，提高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能力。德国学者齐美尔在其社会形式理论中认为，人类具有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交谊的冲动”，通过这种游戏形式，人们通过与他人联谊，从而消解孤独，愉悦心情。这对我们社会管理改革很有启发：应积极鼓励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以及社团组织的各类聚会、娱乐、读书、体育及休闲等活动，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在信息、资源等方面的共享，鼓励在文学、艺术、审美、伦理等领域的讨论与交流，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联谊、结社等。如果民间交谊活动逐步增加了，则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必然也会大大增强，身心愉悦、健康快乐，从而会有效降低对金钱和商品的依赖程度。
6.加强社会管理理论创新研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研究中发现，一个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变革都是由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统治的。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也能有效地降低社会制度变迁的成本。因为，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一方面为制度设计者提供了一个人事社会制度现状与制度需求的认知的框架，减少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花费在信息搜集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还能够为新制度的实施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实施与监督的框架，以指导制度的推行，减少其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因制度扭曲而带来的社会成本。如同革命、变革一样，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也会碰到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问题。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理论支持，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文森特•奥斯特洛姆所言：“要了解一个体制如何运作，在体制中修正或者变革如何影响其绩效，一种适当的理论是必要的”。就社会管理的创新而言，无论是顶层制度设计，还是基层实践创新，都离不开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客观的分析，目前社会管理理论总体上还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研究领域及成果仅限于一般性经验提升和规律总结，缺乏前瞻性、高端性、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有鉴于此，社会管理创新研究只有从现实和历史、国内和国外两个维度出发，多学科、多视角的深入研究，才能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才能指导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深入推进。
作者：魏向前 单位：宁夏行政学院
第二篇
1宁夏生态移民安置区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
1．1人口管理与计划生育问题
1．1．1户籍管理混乱。具体表现为迁出县提供户籍资料不全，超生人员未入户、一户多人无法安置、户籍信息与迁移人员实际信息不符、重户等问题，导致部分移民户籍迁转尚未办理，影响土地分配、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户籍信息迁转周期较长，导致移民农村合作医疗、扶贫帮困救助、就学援助等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劳务移民户籍核转周期过长(政策规定劳务移民搬迁安置5年后迁转户籍)，导致搬迁后不能及时享受当地的社保、医保等优惠政策及办理证照、贷款等方面的困难。
1．1．2传统生育观念与生育政策变化的矛盾。宁夏生态移民主要来自山区八县(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彭阳县、泾源县、海原县、同心县和盐池县)，迁入区则主要在川区。由于宁夏川区和山区执行不同的计生政策，移民从山区迁入川区后，按照移民政策，要执行川区计生政策。由于生育观念仍然比较落后，使得许多移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和纯女户移民很难适应，政策外生育时有发生。人户分离现象也加大了计生服务与管理的难度。
1．2自发移民管理问题
自发移民是没有纳入政府有组织移民计划之中的自愿移民。根据笔者走访调查，宁夏自发移民人数接近移民总数的40%，在有些移民安置区，自发移民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政策性移民。在隶属关系上，自发移民既不属于迁出区行政管理范围，也不属于迁入区行政管辖范围，属于无人管、无法管的“无政府状态”。
1．2．1政治民主“边缘化”。以银川市西夏区的西马银移民安置区为例，由于没有当地户口，自发移民无法参加地方基层民主选举，政治民主生活处于边缘化地位。
1．2．2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如他们承包土地、宅基地等权属也没有等到当地认同，耕地和宅基地都没有保障。已形成的自发移民区因缺乏整体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业生产方式属于粗放松散型，导致人户分离、有房无地、房屋私自买卖、乱搭乱建等情况十分严重，给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方面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1．2．3无组织化现象。因自发移民无当地户籍，因此难以享受与当地群众同等的惠民政策(灌溉、供电、社保、子女上学、就医、宗教场所、农业直补、良种补贴等)，同时也拒不履行应尽的义务，拒不接受当地政府的管理，逐渐呈现随心而为、无组织、无政府现象。
1．3基层组织社会管理弱化，移民自我管理能力弱
宁夏生态移民实行的是“整村集体搬迁，多村集中安置”的方式，在移民安置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村庄的移民集中居住在一起，导致管理上干部责任不明确，干劲不足，再加上“公众参与”缺乏，管理体制亟待完善。一是部分移民安置区管理迁出乡镇和迁入乡镇责任不明，遇到困难推诿扯皮，管理制度很不完善。二是基层干部有松劲畏难情绪，部分村干部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发现很少，讲困难的多，说具体事情的多，说措施办法的少，讲长远发展的少。三是缺乏“公众参与”。目前由于移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不畅通，平等对话协调机制的不完善，无法调动移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导致村民难以对安置区公共事务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移民自我管理主要表现在移民参与村民自治及参加社会组织方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移民与发展转型———宁夏移民与扶贫研究》课题组调查发现，宁夏生态移民的迁移人群中，有40%的人参加过村民代表大会，但其中有18．8%的人只是偶尔参加，上有流程的人根本没参加过村民代表大会。另外，参加村级经济合作组织的移民比例仅为5．3%。
1．4宗教与民族管理问题
随着生态移民工程的开展，传统社区出现了分化与重新整合，居住模式由聚居逐渐走向杂居，随着迁入区的民族构成比例的改变，原有的宗教教派格局被打乱，出现了不同教派的村民混杂居住的状况，这既为增进安置区各民族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历史舞台，也使得各民族在社会历史角色的扮演中出现了自我冲突及与其他民族的摩擦。由此，在国家相关政策、移民安置区文化氛围的变迁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安置区内的宗教教派之间的关系必将出现由平静到冲突再到平静的一个动态过程。一是回族内部因教派(门宦)之间在宗教仪式等上的细微差别导致的回族内部的文化认同体现出一定的差异，也因缺乏管理和协调出现很多内部矛盾纠纷。如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的滨河家园移民村的移民都是来自彭阳的回民，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教派，其中200多户回民信奉哲合忍耶派，有108户回民信奉依和瓦。在移民村的规划中，这里只能建设一座清真寺，提倡不同教派的回民合坊礼拜。但这一政策在回民中激起了较为强烈的抵触情绪。另外清真寺的选址也较靠近汉民的居住地，这引起了回民的不满。清真寺迟迟没能动工修建。二是回族与汉族因生活习俗和民族风情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在调研访谈中发现由于回族在宗教习惯方面严格恪守伊斯兰教教规，饮食上有特殊的禁忌，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少数汉族对回族既有不甚了解、心存胆怯，亦有排斥和歧视。三是宗教场所管理混乱。有些移民安置区没有一个良好宽松的宗教、民族活动环境，清真寺的建设用地以及回汉民族墓地的安排等没有规划到位，存在很大隐患。另外，在一些移民区的清真寺内部管理中，由于尚未组建民主管理组织，未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在教职人员聘任、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漏洞，也容易产生矛盾。
1．5移民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
宁夏生态移民安置区除少数是原建制村整体搬迁外，大多是移民新村。移民来自不同村庄甚至不同乡镇，民族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相互之间有一个融合的过程。一是移民搬迁至安置区后，生态条件、语言、服饰、饮食、居住、婚丧礼仪、生产(生活)观念、生育观念、教育观念等方面都开始发生变迁，从而出现一系列的不适应现象。二是移民区的社会治安和精神文明问题比较突出。由于移民的文化素质相对比较偏低，法律意识淡薄，再加上移民的文化生活较为单调，、偷盗、打架斗殴等事件常有发生。三是迁入地居民对移民的社会排斥、歧视、误解现象。四是劳务移民的自我排斥。据笔者调查发现，五成以上的劳务移民认为自身在现居地的社会地位比在原居住地低，处在社会的中下层或下层。
1．6社会管理人员紧缺问题
建设大村庄是宁夏生态移民工程的突出特征，由此，社会管理人员紧缺就成为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安置区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移民与发展转型———宁夏移民与扶贫研究》课题组调查，在2011～2012年宁夏全区130个生态移民安置区中，1000户以上的村庄19个，其人口占移民总人口的52．94%;300～1000户的中等村庄30个，其人口占移民总人口的26．27%;100～300户的村庄57个，其人口占移民总人口的18．32%;100户以下的小村庄24个，人口仅占移民总人口的2．47%。适度集中居住，虽有利于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但因生态移民规划中对社区管理和公共事业的从业人员的来源等未做具体规定，原迁出地的中小学教师、医务人员和警察等社会管理人员均未纳入随迁计划，人员编制也未做相应调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搬迁，造成迁入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人员紧缺。
1．7新老移民政策不一问题
自1983年至今，宁夏移民实现了由单纯的扶贫移民即“吊庄”移民向扶贫与生态修复并重即生态移民的转变。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移民其政策不尽相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与地方政府对移民工程的投入力度逐步加大，给予移民的优惠条件越来越多，老移民和新移民享受的政策反差较大。老移民，尤其是“吊庄”移民阶段，移民政策主要支持农业生产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建设滞后，政府每户补贴400元自建住房，移民初期各项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简陋，能源设备更要自筹购买。新移民，主要是生态移民搬迁时，政府在移民住房补助方面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公共服务方面，政府为移民配备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等，为300户以上的移民安置区建设医疗、计生、文化、科技、劳务服务室等村级活动场所。移民新村于旧村在生产社会环境上的巨大差距，导致老移民产生“相对剥夺感”，引发老移民的不满，影响了移民安置区的社会稳定。
2加强移民安置区社会管理的对策建议
2．1合理规划移民安置区，减少和避免因资源有限性引发的社会矛盾
“人口迁移引发的冲突主要源于资源的有限性。当移民的迁入威胁到了当地人的利益时，由经济冲突、文化冲突为形式的各种冲突将在所难免。”首先，移民安置区的定位、规划与建设是一个多目标、多因素、多功能的综合体，是对一个地区带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谋划。在布局过程中考虑的因素应是多元化的，应当与区域社会经济建设、资源开发、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等有机结合，要充分听取移民群众的意见，做好移民搬迁规划的可行性研究，避免因移民的大量迁入引发新的资源、生态及其他矛盾。其次，加强土地执法管理，完善土地流转服务。建议由迁入县区国土资源部门对移民(包括自发移民)开发并种植的土地进行丈量，核实准确面积，明确土地性质和权属。在加强对乱占、乱开发、私自倒卖土地及违法违规乱建房屋等的整治清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再次，促进移民安置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通过逐步实施灌区节水改造、新建水源延伸工程、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和集雨补灌农业等，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最后，宁夏山川少数民族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完全相同，各自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传统。特别是宗教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既渗透到民族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又具有维系社会稳定、民族内聚、传播与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功能，对社区重构、关系整合和发展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生态移民安置区规划与搬迁、重建时，必须对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宗教信仰予以充分考虑。必要的宗教设施建设应予满足，民族传统和习惯应予保留。
2．2加强人口基础管理，健全和完善移民安置区人口管理体制
一是加强以“人口服务”为宗旨的移民人口基础管理。所谓人口基础管理，包括人口登记、人口统计、人口规划、人口监测及人口基础信息管理等。在移民安置区，应构建以人口现居住地为主的管理方式，推动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为标识的人口基础档案，整合人口出生、婚姻、流动迁移、死亡和选举等登记管理职责，形成简约、有效、统一、动态的人口登记制度。着力于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信息跟踪，有效衔接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相关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基础信息的采集、整理、校核、存储和共享，有利于解决移民(尤其是自发移民)户口管理混乱、人数不清、迁移手续繁杂等问题，有利于形成人口信息服务能力，并进一步构建基于人口基础档案的人口信息服务机制。二是强化人口专项管理职能，如治安管理、选民登记、兵役管理、民族管理、特殊人群管理等。三是完善人口公共服务职能，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卫生、计划生育等。
2．3培育多元管理主体，强化移民自治能力
一是明确移民安置区各级政府职能定位，逐步加强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责任。要高度重视对移民安置区基层干部的培训教育，建立移民村基层干部定期培训机制。积极培育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依靠社会组织的自治方式，提升移民在社会管理中的参与及作用的发挥，促进安置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二是健全、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强化基层民主自治。推进村委会、社会组织、企业和移民参与安置区社会管理和服务，培养移民群众的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合作精神。三是逐步提高移民自我管理能力。
2．4加强移民安置区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一是始终坚持以先进文化引领移民安置区宗教事务管理。自觉树立“文明和谐论”的意识，始终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不动摇、不走样，以“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为宗旨，依法加强和创新安置区宗教事务管理。二是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严格按照《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对宗教活动场所建设严格把关，规范宗教活动场所新建、扩建和翻建的审批程序;建立健全移民安置区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财务管理、宗教职业人员管理、治安、消防、卫生防疫等制度，并对场所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三是严厉打击各种非法宗教渗透活动。
2．5加强移民安置区公共事业建设，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搞好移民安置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后续建设，强化对移民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技能的培训，帮助移民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二是建立和完善生态移民社会保障机制。“移民的社会保障不仅包括温饱问题，还包括医保、社保、低保、子女就学等待遇问题。”三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加强移民安置区教育体系建设，改善教学条件，配齐教职人员，落实好“两免一补”政策，尽快解决移民子女上学的问题。四是加快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建设步伐，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切实解决移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6加强文化建设，增进移民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合
迈克尔•塞尼曾说过:“在移民中常常引起一种无权感，并产生感情上的疏远，特别在整个社会被从熟悉的环境中连根拔除的时候，在原来关系密切的团体被分散到不同的心地点的时候，社会凝聚力被削弱，且产生团体行为的潜力也随之消失。”一是要扩大移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注意移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诉求，建立有效的移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保障其公共事务参与权利，增强其主人翁意识。二是要创新移民素质教育长效机制，持续提升移民素质。要创新移民教育培训方式和内容，从简单、易学、易懂开始逐步加深难度，从实用技能培训逐步转向知识培训和思维方式的教育与培训，提升移民适应迁入地生活和生产的能力。三是要整理挖掘移民文化，发挥移民特长，组建文艺团队，培养健康生活情趣。四是要促进安置区社会信任。这种信任包括移民间的信任、移民与当地居民间的信任、不同民族间的信任、移民对安置区工作人员的信任、移民对安置区组织的信任、移民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等等。促进安置区社会信任，可以增进移民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合，从而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
作者：吕月静 单位：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