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银行与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主体，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商业银行传统以存贷款利差为基础的盈利模式不复存在，商业银行向大资管转型势在必行。而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整体上很庞大，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商业银行支持国有企业发展，除了传统对国有企业放贷业务的支持以外，还可以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国企改革为商业银行在上市、并购重组、产业基金以及现金管理等方面提供了诸多新的业务机遇，商业银行也可以在永续债和类永续债、PPP基金、现金管理、第三方融资产品等方面拓展相关业务。作为国有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有义务、有责任、有动力为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同时救助困难企业，以期在助推实体经济方面发挥应有的主力作用。
关键词：商业银行；国有企业；相关业务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总体上偏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和矛盾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表现为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双增，以及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收窄。为解决当前形势下的紧迫问题，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方针，从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突破、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谓正当其时，顺应形势。经济是各社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所构成的总和，主要表现形式是以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而对于企业治理结构的内涵，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托马斯梅耶[1]（1994）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以代表和服务于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是为确保投资者获得回报。马克丁洛[2]（1999）也认为存在这种利益关系。而国内学者吴敬琏[3]（1996）认为，企业治理结构是股东、董事和管理人员组成的一种制衡关系。张维迎[4]（1996）从更广义的角度认为是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某种分配安排。周小川[5]（1999）则强调是控制权相互制衡的某种经营制度安排。林毅夫[6]（1997）基于市场机制的角度，从经营、管理和决策等方面因素分析了企业治理形式。钱颖一梳理了从投资者、管理者、员工之间经济利益关系出发，梳理了企业治理的结构[7]。银行与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主体，银行资金不能过渡游离到实体经济之外，否则会产生较大的隐藏风险，带来短期的虚假繁荣，最终也可能面临极大的损失。而实体企业会也离不开银行资金的支持，否则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推动社会平均生产率的提高。近年来,中国GDP增速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7年的6.9%，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进入集中暴露期，不良资产范围逐步扩大，从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集中暴露，逐步蔓延至中部次发达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缓，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顺周期性的行业信用风险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力度，去产能、去杠杆和“两高一剩”行业的退出对商业银行存量贷款造成一定的资产质量下行压力。在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业结构优化不断推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随着去杠杆去通道政策推进，原来的表外大资管业务、表内伪投行业务无法大量开展，扩表也不再可能，商业银行最终只能回归服务经济的本源。这不仅是监管的要求，也是银行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内在需要。而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银行不能直接成为企业股东，银行支持企业发展的主要方式以放贷为主。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动力的变化深入，以国企为主、以投资拉动增长的阶段，银行当仁不让地成为金融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因此，从资产管理角度分析商业银行与国企发展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政策和现实意义,对国有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银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国有企业发展及评价
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整体上很庞大，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国有企业“一股独大”，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其次，以科斯产权理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不清晰是造成企业低效的根源，内部治理方式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而是由行政命令来决定。充当公司治理主体的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董监高”管理层主要成员由行政命令调入，行政色彩浓厚，使所有权和经营权无法做到真正分离，有碍公司治理。再次，国有企业大多数缺乏核心竞争力，属于典型的速度经济型企业。相对民企而言，创新激励不足。最后，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承担了大量社会性职能，创办了很多医院、学校等辅业。总体来看，若进一步考虑到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的各种优惠政策，国有企业效益较低。对于国有企业评价的分析方法有很多种，闫泽涛和张和平[8]（2006）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三维分析的指标框架，而查奇芬[9]（2002）进一步细化了综合评价国有企业的三级指标评价体系。为了更好的进行量化研究，国有企业的综合评价从总体上分为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生存能力主要是指一个企业当前的经营和运行情况，它反映的更多的是企业短期的、静态的发展状况，可选取企业偿债能力和运营能力作为企业生存能力的分解指标。偿债能力选取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冻比率三个指标，从财务风险控制角度把握企业的状态。运营能力选取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从产品、资金周转方面直观的体现企业的经营状况。发展能力主要是一个企业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发展动力和潜力，它反映的更多的是企业长期的、动态的发展状况，可选取企业活力能力和企业成长能力作为企业发展能力的分解指标。获利能力大小能体现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价值，也能体现企业在生产链的地位，而越是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企业越能具备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潜力。结合不同行业的特点，可选取销售净利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净资产报酬率等指标衡量企业的获利能力；在企业发展能力分解指标中，主营业务增长率可以直观的反映企业主营业务的复合增长能力。经济增加值作为国资委新纳入中央企业考核体系中的指标，有效地考虑了资金成本逐步成为衡量国有企业的重要指标，人员结构优化率反映了一个企业的人员整体素质情况，而人员素质的情况必将对企业今后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由于诸多因素，造成国有企业陷入了困难，同时导致金融机构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
三、银行支持国企发展的策略
国有企业发展是国企改革的当务之急，有利于提升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国有企业发展涉及部门众多，涉及利益面较广、涉及权利的重新调整，容易引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人事体制、社保体制等多方面、深层次的问题，既离不开资金流动与运作，更离不开资本市场的依托，而商业银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对促进国有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整合方面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存量调整，关键在于对各产业部门、国有企业的重组整合，存量调整需要大量资金支持，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在提供全面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商业银行支持国有企业发展，除了传统对国有企业放贷业务的支持以外，还可以尝试以下几种策略。第一，在国家战略型的新兴行业，诸如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可以提供投资、融资。重点支持国家倡导的重大项目，尤其是对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和新兴产业给予大力扶持，并在地方政府的配合支持下，清退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进行，推动经济的转型调整。第二，对于资金短缺的国有企业，可以利用信托、基金等手段最大化利用社会资源满足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尝试和探索资产处置效率，缓解增量资产的压力，释放存量资产的活力，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第三，当企业走出去、进入海外发展，可以跟踪服务，支持企业国际化的发展，助力国有企业把握全球资产配置机遇、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国外市场的全球化资源，搭建国际化资产管理平台。第四，经营模式由被动式资产管理向主动式资产管理转型。回归主动管理是大资管时代背景下的趋势所在，在业务管理方面，积极寻求与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单位对接，不断强化市场意识，提升风险管控能力，提高业务水平。总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金融市场关联密切。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以金融活动为核心。在当前条件下，国有企业发展与金融市场关联密切，商业银行在推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渐显著，完善的金融市场能有效提高社会闲置资金的利用率，并引导资本流向生产性投资领域，引导资本流向高效益、高效率的部门，提高人均资本存量，优化资本配置效率。特别地，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离不开资金流动与运作，离不开金融市场的中介支持，而商业银行在对促进产权交易和重组整合起到重要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银行与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主体，银行资金不能过渡游离到实体经济之外，而实体企业会也离不开银行资金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动力的变化深入，以国企为主、以投资拉动增长的阶段，银行当仁不让地成为金融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商业银行传统以存贷款利差为基础的盈利模式不复存在，商业银行向大资管转型势在必行。而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整体上很庞大，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商业银行支持国有企业发展，除了传统对国有企业放贷业务的支持以外，还可以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国企改革为商业银行在上市、并购重组、产业基金以及现金管理等方面提供了诸多新的业务机遇，商业银行也可以在永续债和类永续债、PPP基金、现金管理、第三方融资产品等方面拓展相关业务。为解决当前形势下国有企业的紧迫问题，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方针，从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突破、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谓正当其时，顺应形势。商业银行应以的思想为指导，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贯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政策，作为国有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有义务、有责任、有动力为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同时救助困难企业，以期在助推实体经济方面发挥应有的主力作用。
参考文献
[1]托马斯•梅耶.货币银行与经济[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2]马克•丁洛.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美国公司财务的政治根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3]吴敬琏.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J].天津社会科学,1996(1):16-18.
[4]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J].经济研究,1996(9):3-15,53.
[5]周小川.银行不良资产与公司治理结构[J].中国工业经济,1999(7):14-17.
[6]林毅夫,李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J].经济研究,1997(3):3-10.
[7]钱颖一.激励与约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5):7-12,6.
[8]闫泽涛,张和平.企业活力源泉的三维分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93-97.
[9]查奇芬.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企业活力综合评价体系[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105-107.
作者:马喜立 单位:华夏银行 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