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文科发展理念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亟需应对新时代对人才需求的巨大变化与学科发展的新思路，而朝鲜汉籍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践活动中，能够深化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解决现在教学实践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突出的学术意义、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文科；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朝鲜汉籍；融入意义
2020年11月，教育部发表《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的部署，要求在新时代新使命下，加快文科的创新发展，构建具有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新文科作为一种新的文科发展理念，对未来研究生教学具有突出的方向性指导意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任课教师转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内容。在这样的语境下，将朝鲜汉籍引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无疑是一种积极而有意义的教学尝试。所谓朝鲜汉籍，指的是古代朝鲜人运用汉字书写的各类典籍，同时也包括中国典籍的朝鲜刊本或抄本等。古代朝鲜文人能够熟练地利用中国古代文体进行创作，诗歌、词、赋、说、序、记、表、笺、行状、疏箚、墓志铭等文体信手拈来。这些文学作品全部用汉字写成，涵盖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思想、学说，蕴涵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近年来，朝鲜汉籍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将朝鲜汉籍融入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相关课程的教学实践还尚显迟缓，需要高校加大力度。
一、朝鲜汉籍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通过挖掘、分析古代朝鲜汉籍蕴涵的中国文化元素，可以让学生领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古代朝鲜作品内容或形式方面的积极促进作用，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汉文化圈的核心，周边国家深受中国文化的濡染，尤其是古代朝鲜更是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朝鲜文人用汉字创作的文学作品，蕴涵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这些中国文化元素使古代朝鲜文学作品的文章主题更为鲜明、思想内涵更为丰富、表达效果更具艺术感染力。“海左七贤”之一的林椿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其写给吴启的书信《上吴郎中启》，几乎通篇用典，引用中国文化典故有一百多处，如：“子夏在西河之上，文侯拥彗而行。邹生居忝谷之阴，昭王陪乘而待。曹参迎盖公于堂下，刘备顾葛亮于庐中，陈平致长者之车，安道拒大宰之使……冯谖从孟尝而为客，迺悲弹铗之歌。毛遂见平原而请行，自喻处囊之颖。荀彧东京之高士也，与李膺而为驭。陆机南国之词人也，投马颖而为臣。逸少谒朱顗而知名，公回因虞喜而延誉。”[2]这段话涉及卜商、魏文侯、邹衍、燕昭王、刘备、诸葛亮、陈平、戴逵、冯谖、田文、毛遂、赵胜、荀爽（按：林椿误写为荀彧）、李膺、陆机、司马颖、王羲之、周顗、虞喜、杨方等中国历史人物，《战国策》《史记》《晋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典籍，这些人物故事均与士子受到礼待或士子因被荐举而发迹相关，林椿借此表达了自己希望得到赏识、从而得到任用的强烈愿望。类似林椿《上吴郎中启》这类文章，在朝鲜古代文人别集中俯拾即是，不再赘述。这些熟悉的中国历史人物、故事被引入朝鲜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不仅会让学生加深对相关文章的理解，更会产生强烈的文化自信，为祖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而深深自豪。儒家思想对古代朝鲜半岛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论语》的道德体系、伦理话语、审美风范等被整个古代朝鲜社会所接受。
古代朝鲜出现了大量有关《论语》的释义著述，如高丽金仁存《〈论语〉新义》，朝鲜朝李瀷《〈论语〉疾书》、丁若镛《〈论语〉古今注》、朴世堂《〈论语〉思辨录》、朴文镐《论语集注详说》、金昌协《〈论语〉详说》、柳长源《四书纂注增补》、崔左海《五书古今注疏讲义合纂》等。朱熹《论语集注》更是受到古代朝鲜文人士子的广泛推崇，世宗朝时期还将宋、元儒学学者对朱熹《论语集注》的解释汇集起来编成《论语集注大全》，充当儒生的教科书兼参考书。朝鲜朝形成以“三讲”为基本规制的经筵制度，儒家经典是经筵的主要内容。很多文臣参与其中，例如朝鲜朝中期汉文四大家之一的李植（1584-1647，号泽堂），曾长时间任职于弘文馆、艺文馆、承政院，他从仁祖元年（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七月至十月，屡参经筵，讲授《论语》《孟子》《大学衍义》《书传》等，内容收入其《经筵日记》中。在经筵时，李植往往旁征博引，广泛而熟练地征引中国古代各类文化典籍。《论语·雍也》第二章曰：“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3]李植对其的解析是：“心中无物，所行自简也。无者，非无义理，无物累也。古人云：有主则虚，神守其郛。无主则实，鬼瞰其室云云。又曰：近来之事，恐未能居敬而行简也。曹参去齐，以狱市为托，刑狱最不可扰也。今者勘乱之初，虽未免暂施刑诛，然须当诛便诛，当赦便赦。今则不然，追捕囚系，络绎道路，秪足增怨，不足服奸也。”[4]“有主则虚，神守其都；无主则实，鬼阚其室”出自朱熹《朱子语类》。“曹参去齐，以狱市为托”典出《史记·曹相国世家》，据载，萧何去世后，原为齐国丞相的曹参接任相国一职，“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5]李植引用朱熹之语、《史记》之典，无疑会增加说服力。可以说，朝鲜是接受儒家思想影响最为广泛、深入的域外国家之一。学生们看到中国文化思想对域外竟然产生如此深刻而悠远的影响，自然而然会增加民族自豪感，对祖国传统文化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在日后的学习、科研中充满热忱与力量。古代朝鲜与明朝建立了宗藩关系，朝鲜使臣出使明朝，留下了大量记录中国行迹的文字，这些文字统称为“朝天录”。“朝天录”的内容主要是颂扬中华优秀文化，赞美明朝壮阔恢宏的建筑、繁华富庶的街市，羡慕明朝严谨肃穆的礼仪仪式以及各项文物制度等等，鲜明地体现出了古代朝鲜社会对中国的敬仰与崇拜。如朝鲜使臣黄中允看到中国传统杂技后的惊叹，使臣权拨、黄汝一观看马戏表演后的由衷赞赏等。朝鲜使臣将明朝人的人文活动记录下来，充满了对中国社会的艳羡之情。朝鲜朝中期文人、学者李廷龟曾四次出使明朝，留下了大量中国纪行作品，记录了明朝万历时期的名胜古迹、城镇关隘、庙宇道观等，如其《游千山记》《游角山寺记》《游医巫闾山记》等中国山水游记，从文化、地势、景物等不同维度展示出了东北山水的多姿多彩，是考察当时文化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朝鲜朝成伣（1439-1504）曾分别于明朝成化七年（1471）、成化十一年（1475）、成化二十一年（1485）三次出使中国，途中所作《驻跸山赋》《华表柱赋》等文章不仅描写了中国优美的自然风光，还对发生在游览之处的历史人物深情追思。这些内容都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的良好素材，应该在教学实践中加以充分运用。
二、朝鲜汉籍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可以提供新材料、解决新问题，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理念的更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迫切需要引入新材料，从而解决新出现的各类学术问题。著名学者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切当引入朝鲜汉籍，将使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讲授中国古代经典作家作品时，可以引入古代朝鲜文人对其的审美认知。如讲授《史记》时，可以将古代朝鲜文人对《史记》的评论文献引入课程教学之中，增加讲授的深度与广度。《史记》大致是在南北朝时期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对古代朝鲜统治阶层汲取统治经验、文人士子学习创作技法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古代朝鲜文人别集中出现了大量评论《史记》的文章，如安锡儆《〈史记〉摘解》、丁范祖《马史评》、姜彝天《读史言》、朴文镐《论史》、朴宗永《史论》、金谨行《题太史公〈游侠传〉后》、李敏求《读史随笔》、李象秀《〈酷吏传〉评》《〈货殖传〉评》、李溆《论马史体》、高圣谦《〈项羽本纪〉论》、杜德海《读太史公书》、梁进永《〈史记〉编次序》、洪良浩《太史公改古文论》、郑象观《读马史》、韩章锡《读史》、申靖夏《评史》、李种徽《题〈滑稽传〉后》、李德胄《〈伯夷传〉解》等，这些文章或从整体上对《史记》加以评述，或就《史记》某篇文章进行分析，或对《史记》相关话题进行讨论，体现出古代朝鲜文人对《史记》的认知，从域外角度展示出了《史记》的艺术魅力。伯夷叔齐的让国精神、不食周粟的高尚气节，让历代文人深深感动，留下大量咏颂伯夷叔齐的诗文作品。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冠《史记》列传之首，足见其对伯夷叔齐的重视。古代朝鲜文人也对伯夷叔齐怀有崇敬之情，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说。以李德胄《〈伯夷传〉解》为例，他指出《伯夷列传》是“疑难之辞”，[6]司马迁仰慕伯夷叔齐的高义，感慨古之仁人志士湮灭而不传于世者众多，于是写作此篇，为的就是让世人能够学习伯夷叔齐的高贵品质。
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风格、文体特点等时，可以融入古代朝鲜文人的相关评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大致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时期，每一时期也有突出的代表性文体、艺术风貌，如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唐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代朝鲜文人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朝鲜朝赵远期《规春沼说》开篇提出文章之道有三，即气、才、学，“夫文章之道有三焉，气也才也学也”，[7]然后他以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为例对气、才、学作具体解说：“古者如汉高祖《大风歌》，西楚霸王《虞美人辞》，出于燔诗书之后，在横槊鼓缶之际，其言悲慨雄烈，非后世之操毫呓啽辈所能仿佛，此气也。陆机二十作《文赋》，王勃以髫龀赋《滕王阁词》，俱以文章鸣，此才也。高适齿壮，始发愤鼓箧；苏明允端坐读书至七年，竟乃有得，此学也。”[8]《大风歌》抒发了刘邦远大的政治抱负与对国事的忧虑之情，项羽《垓下歌》洋溢着万丈豪气同时又满含深情。这两首诗风格慷慨激昂，情感充沛，确有恢宏的气势。陆机《文赋》是我国最早较为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相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王勃《滕王阁序》抒发了作者的满腔抱负与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被历代文人所赞赏、学习，洪迈《容斋续笔》、胡应麟《诗薮》、林云铭《古文析义》、王夫之《姜斋诗话》等对其评价甚高。古代朝鲜社会将中国典籍当做必备的学习参考，从多个维度加以言说。如朝鲜朝洪世柱《入学门庭》：“世之学者，途径虽多，大抵皆源于五经。明性理者，源于《易》也。业文辞者，源于《书》也。习诗歌者，源于《诗》也。通典章者，源于《礼》也。达事变者，源于《春秋》也。余于是定为入学门庭，五经为纲。”[9]洪世柱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经作为学习者入门的核心、纲领性研习读物，五经又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能，所以学习内容不同，采用的参考文献也要随之发生改变。对于中国典籍的学习，古代朝鲜文人往往有着先后次第顺序。如朝鲜朝姜必孝《读书次第》曰：“先读《孝经》，次读《小学》，次《大学》，或问并读。次《论语》，次《孟子》，《论》《孟》或问不及《学》《庸》或问，故不言并读。然下又言语类问疑通考则未尝不在。次《中庸》，或问并读。次《诗经》次《礼经》，次《书经》次《易经》，次《周礼》次《春秋》。此为学正法。然《易经》理奥，《春秋》义深，未易读。且要四子诸经习熟，然后方可读。”[10]作者罗列了关于中国古代典籍学习的次第顺序，为朝鲜士子的科考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这些虽然是为古代朝鲜文人士子提供的蒙学、科考的阅读经验，无疑也会给当今学生的阅读提供相应的指导。总之，“域外汉籍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术研究领域，相关资料的整理与文本文献的研究，都存在较大空间及很多亟待补充之处”[11]。朝鲜汉籍作为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用此新材料解决新问题，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层次，更能够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具有多重意义。
作者：王成 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