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范文1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 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上海自贸区运行已逾一年，第二批的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陆续挂牌运行，再度引燃了国内外对中国自贸区的关注热情。我国设立的这四家自贸区本质上是旨在发展开放经济的经济特区的一种，就开放程度而论，自贸区堪称经济特区“终极版”。由于厚积薄发，广泛汲取世界成功经验，中国的经济特区实验取得了举世闻名的巨大成功。时至今日，与最初触发我们学习效仿的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经济特区建设早
新文化运动孕育于清末以来文化演变积累的基础之上，同时受黑暗淆乱的民初思想状况之刺激，从而发展出具有现代性的重要观念。因此，我们中国今天所拥有的文化财富，与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所取得的实绩密不可分。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新文学建设因之成绩斐然
数千年来，中国言文分离的现象极其严重，造成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间的隔膜，极大妨碍了文化创新机制的发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言工具不利，精神生产、文化创造方面必定深受影响。清末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探索便于民众读书识字的办法。但真正使得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创造一切文学的利器，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口号，并进而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此文一出，标志着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双潮合一”。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大众，看书读报、开口讲话、提笔写作，都采用白话，昔日的文化隔绝从此不复存在，这对于全社会的文化普及、教育推广、精神解放，意义极为深远。在白话国语迅速普及的情形下，新文学建设的成绩也甚为可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新文化人纷纷投身新文学创作之中，一批特色鲜明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喷薄而出。其中以鲁迅的成绩最大，他曾自我评价道：“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新式教育理念广泛引介，教育改革随之趋于深入
伴随白话国语的普及，利用社会大众对新式知识、思想的接受，发端于清末的新式教育改革也由此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新文化运动期间，西方新教育思想被较为系统地引入国内，其中以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最大。新教育思想的广泛引介，首先冲击了传统中国那一套忠君、尊孔的教育理念，到1919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最终废止了以往陈旧的教育宗旨。其次，引来了教育方法的革新。新的教育方法摈弃了帝制时代死记硬背式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启发式教学，这对于受教育者的智能开发，裨益极大。再次，女子教育、女性解放成为该时期教育革新之重点。新文化运动大力鼓吹男女平等、女子解放，促使教育部于1918年制定公布了《请推广女子教育案》，于是中高等学校招收女生逐渐蔚然成风。当然，新教育改革最大的实绩应是1922年新学制的确立。是年11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制方案，其中蕴含着由胡适提出的七条原则：（一）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的精神；（三）谋个性的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给地方预留伸缩余地。由于该学制最后公布实施在次年，故史称“壬戌学制”，这标志着新教育臻于成熟。
青年学生们觉醒，新型知识人群体出现
新式教育的推进，进步思想的不断涌入，加之风起云涌的时局，终引发青年学生们的整体觉醒。青年们的觉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的觉醒，即对自主人格、个性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二是对社会、民族、国家的使命的觉醒，也就是说，广大青年自觉意识到自己将担负未来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重任。青年学生们的纷纷觉醒，最终孕育出近代以来新的一代知识人群体。许纪霖先生曾将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其中以1915年新文化运动为界，整整两代知识人都与这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息息相关。以鲁迅、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他们“更多的是文化关怀，他们对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的关心要超过对社会政治本身的关心，因此特别重视文化启蒙的工作”；以傅斯年、冯友兰、顾颉刚、费孝通为代表的“后五四一代”，作为“五四”中的学生辈，曾亲身体验并参与到伟大的思想启蒙之中，同时与上一代相比，他们“知识的关怀更多一些，他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应当说，这两代新型知识人群体，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推动着新文化运动向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发展。
平民主义、个人主义等诸多新的价值观念相互激荡
以往提及新文化运动的著述，惯以将其主要观念概括为科学与民主，这固然不错，但此说法不免有失笼统。按照著名学者耿云志先生的归纳，新文化运动中最主要的价值观念包括平民主义、个性主义、科学的态度和开放的文化观念。平民主义本是一种政治观念，不过在新文化运动中，它具有超出政治范围以外的更广泛的意义，比如经济的平民主义、教育的平民主义、文学的平民主义等，它是当时最重要的观念之一。该思潮的高涨，引导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逐渐与工农大众相接触，并从基层寻求中国革命的出路，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新文化运动中最大的生力军是青年，而他们最为之兴奋的价值观念即个性主义。传统中国社会束缚人性最重的莫过于旧的伦理道德，所以新文化人及青年学子们猛烈批判旧的家庭、家族伦理制度，都是为个性主义鸣鼓开道。科学，作为新文化人高擎之大旗，在此时更多的是侧重科学精神与方法。正是科学精神与方法相辅相成，促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摧毁了蒙昧主义和复古思想的根基、深化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的意义，从而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变革与学术转型。
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都会囿于各种因素，呈现出自身的不足，新文化运动自然不能例外。要言之，新文化运动有三个方面存有缺憾，值得后人反思与借鉴：第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免过激；第二，出现对科学泛化甚至神化的倾向；第三，思想启蒙尚未完成，且任重道远。诸上情况值得我们进行深思，这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目前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所在。
新文化运动虽已走过百年，却并不遥远，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续进行思想启蒙，此项重任依旧在路上。这或许正是今天我们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周岁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历史教研室副主任）
【参考文献】
新文化运动范文2
2、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3、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
新文化运动范文3
1、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首先在于其指导思想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中国要真正建立民主政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封建思想和伦理观念，他们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2、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在于其内容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要建立近代社会深层次的政治文化。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明确提出“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维护封建制度的孔教，新文化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
3、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在于其形式的新。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场思想革命，还是一场文学革命。陈独秀、胡适倡导白话文，提出了对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变革。
4、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在于其产生的历史作用。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了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石”以儒家为代表的旧道德、旧文化“，使人们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来源：文章屋网 ）
新文化运动范文4
一、新启蒙运动提倡“中国化”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开始于，而形成大规模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虽然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但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其中，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忽视。这是因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和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张申府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学习西方的文化必须走“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道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张申府认为文化建设不能离开本国的国情，不能没有“自己”。任何事物都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体，“一般”必须寓于“特殊”之中才能存在，“特殊”是“一般”的具体表现。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是这一运动中“中国化”的力作。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学脱离实际而变成空洞的理论，那是相当有害的。为此，他在批评哲学界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哲学界尽快“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为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化”的内涵上，新启蒙运动者指出，“中国化”决不是要求大家“抱残守缺”，也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中国本位论”的再版，“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历史的、民族的，同时是国际的”，“它是综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及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
在关于“中国化”途径的探讨中，新启蒙者认为，应该“有条件地吸收国际文化，批判接受中国历史的传统，融合贯通”（《柳湜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15页），要依靠传统的民族形式，创造真正中国化的民族文化。艾思奇则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提出，“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
新启蒙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他们不但提出如何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我们相信，改革中国化的中国，至少也是先直接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而且“中国化”与新启蒙运动的要求是一致的，“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新启蒙运动期间，新启蒙学者在宣扬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积极倡导“中国化”，使新文化的建设发展到中西融合的新阶段，打破了盲目崇拜西洋文化的“全盘西化”论和固守本位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新启蒙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新启蒙运动不仅在理论上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还自觉地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新文化的建设上，在批判文化思潮的同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
在新文化的本质上，新启蒙者认为，现阶段的文化应该是爱国主义的，而“爱国主义在中国的本质也是民主主义的”。“但它不是简单的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重复，就好像它在政治运动上已经有了更坚强的主力一样，在文化上也吸收了近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而有了更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有了更正确的策略和战术”（艾思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在新文化的形式上，新启蒙者强调，新文化的创建和普及必须以“本国化”、“本土化”为前提，既要吸收外来思想的精华，又必须适合“中国土壤”，立足民族实际，创造适合现实需要的新形式，使新文化的建构“染上中国的特色”（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在新文化的内容上，新启蒙者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反对“公式主义”，强调“唯物、客观、辨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和内容”。新文化必须“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在新文化的主体上，新启蒙者以“大众化”为口号，广泛发动民众，教育民众，克服了以往文化运动的狭隘性。
新文化运动范文5
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按照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提出的看法，是以1915年《新青年》（当时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起点，以1921年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和1923年人生观问题的论战为一个终点的。
这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这场运动，并且逐步发展成了这场运动的主流。
从形式上看，这场运动似乎只是在进行思想文化问题的探讨，从本质上说，它所提出的却是怎样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个运动中，各类人物都对中国的出路问题提出过自己的主张，而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流传过的各种社会思潮也差不多在这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早期表现。正因为如此，怎样评价这场运动，成为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成为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是不奇怪的。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提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救亡运动的兴起，把启蒙运动压倒了。他们站在“西化”论的立场上，只承认以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启蒙，不承认以社会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更深刻的启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又有人举起文化复古主义的旗帜，反对所谓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他们根本否定在思想领域批评封建主义的必要性，着力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要求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使之重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
一些人在为自己的“西化”思想和文化复古主义作论证时，都是以全部或局部否定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为前提的。因此，为了判别这些思想观点的是非，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人们对于这个运动所作的重新评价是否符合实际。
怎样认识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对戊戌维新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流产进行过思考，认为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由此，他们提出了改造国民性这个任务。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在其倡导者陈独秀看来，民主，就是“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就是“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科学，狭义是指自然科学，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代表，就是美国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英国罗素的新唯实主义等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目的，是为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求适今世之生存”。
陈独秀等人为什么要反对孔学所倡导的封建礼教呢？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孔子之所提倡、所垂示、所主张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现代生活不合。根据“道与世更”的原则，没有理由再继续把孔子当作偶像、当作权威。他们指出：封建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这是与现代的民主政治不可两立的;它扼杀个性自由，否定个人独立之人格，这也与现代社会中自由地殖产兴业的需要不相适应;而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违反思想自由的原则，不利于输入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因此，为了引导人们确立民主主义的信念，推动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所倡导的封建礼教，是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服务的。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启蒙思想家是中国第一批自觉地反对封建礼教的战士。他们进行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它所维护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斗争。他们否定孔子在现代社会中的权威地位，有利于改变近两千年人们那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不正常现象，推动人们去冲破思想的牢笼，进行独立思考。他们由此在中国社会中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正如所说，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事实上，禁锢思想的闸门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无法遏制的了。这个巨大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是不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呢？不是。首先，他们集中攻击的是孔学所倡导的封建礼教，对于其他学派并没有一概否定。比如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一文中就说过：“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学一家之学，而不可以称以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
其次，即使对于孔学，他们也是着重指明其“施于今日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并没有否定它的历史作用。比如，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就说过：“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是为其社会之中枢，确是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是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
再次，他们也并没有说孔学中没有任何合理的因素，他们所反对的主要是它宣扬的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根本的伦理原则，反对封建卫道者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企图维护的孔学的思想统制。比如，陈独秀在《古文与孔教》一文中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在《孔教》一文中，他在反对孔子主张的“根本的伦理道德”的同时，还说过“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这样的话。
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没有弱点。这些弱点主要是：
第一，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但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提倡资本主义，并不能够为中国人民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的必然，从而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以为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就可以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所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这显然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
第三，正如后来所指出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怎样认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
在十月革命特别是之后，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形成为一股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潮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和最大收获，也是这个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如果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没有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个资本主义死胡同的墙壁如今是被推倒了，在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照耀下，他们开始看到了展现在前方的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尽管他们在当时发出的声音也还比较微弱，其影响也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他们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全新的因素，是中国即将经历伟大事变的发端。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所从事的事业，是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所以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有没有抛弃时期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呢？没有。他们继承了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首先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陈独秀在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时，即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而“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陈独秀更明确地指出，“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志”;“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多数人要享有民利，必须铲除少数人享有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这样，他们就把少数人的民主和多数人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劳动阶级的民主区分了开来。显然，提倡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的民主，这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把民主提到了更高级的层次、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范围，从而把民主的旗帜真正地高扬了。
至于科学，陈独秀这时认为，研究社会科学，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从客观上潜心研究人事物质底分析”，不应当“天天用冥想的方法从主观上来解决宇宙人生问题”。而“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显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这不是对科学的否定，而是真正使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界研究的领域，而且扩展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去。这不是科学精神的进一步高扬又是什么呢？
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参加者们所从事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呢？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坚决批判者。由于他们运用新的思想武器即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来解析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他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学者的弱点，从而把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有力地引向深入、推向前进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比以前的启蒙学者用进化论思想来否定孔子学说在现代生活的权威更进了一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他们指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两千年，“因他是适应二干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主义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种学说由于“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随着传统的农业经济的变动以及相应的大家族制度的解体，它的崩颓粉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样，他们就揭示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根本上否定了它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人们的基本行为规范的价值。
其次，与人以往启蒙学者主要运用个人主义思想来批判纲常、名教之类不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成为这种批判的思想武器。他们指出，绝对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有的，普遍的个性解放离不开整个社会的解放。指明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而是为了给个人自由的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并对争取这种自由的途径作出切实的说明。
第三，与以往多数启蒙学者把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作为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主要出发点与立足点不同，其主要着眼于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他们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扩展为反对滋生这种思想的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斗争;把反封建斗争的方式，由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此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正是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与革命同步，在斗争中成长。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由此可见，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说法，经不住历史事实的检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没有割裂或中断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呢？没有。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在中国的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只是因为它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之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适合于中国的需要，“只是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的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开始就是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运用这个科学的理论。
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就指出，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应该懂得“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后来，更明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应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应当“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认为自己的一个任务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切“发扬光大”。
新文化运动范文6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唤醒了沉睡的国人。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至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一些有识之士大力主张改造国民的身体，中国近代身体由此生成。随着“亡国灭种”危机的日益加深，有识之士又同时看到：身体的改造并不能救亡，只有“唤醒铁屋子沉睡的人”，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中国的身体运动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身体改造”到“身心解放”。新文化运动同人恰逢其会，为这一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与心是合一的。《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里“心”“体”并用，统一于人。因此，古人讲究“身心并举”。《大学》就是这样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到了近代，“身”“心”开始分离。19世纪末，由于“亡国灭种”危机加深，身体作用凸显。蔡锷指出：“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埋头窗下，久事，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计之，又居十分之二。综而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中，复难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观之，即欧美各强弃弹战而取拳义，亦将悉为所格杀矣。”因而，提倡尚武。尚武，按照梁启超的解释，“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也就是说，梁启超、蔡锷等人想通过改造国民身体，以改造中国。新文化运动同人早期也是这样认为的。陈独秀指出：中国人喜欢听天由命，认为什么都是天命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挽回。国家也是如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尽人力振作自强。不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衰败，大而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陈独秀这种保身亦保国的观点，和梁启超、蔡锷军国民思想没有大的差异。
鲁迅因少年常常帮父亲抓药，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于是同情被骗的病人和家族。鲁迅又从译出的书中，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发源于西方医学。于是留学日本学医，“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想通过改造国民的身体来改造国家。新文化运动同人这种身体改造反映在社会上，就是改造社会的恶俗。如表现在婚姻上，就是改造婚姻上的不合理现象。在陈独秀看来，过去的婚姻，“不由二人心服情愿，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强逼成婚”。这样的婚姻，“只因攀扯人家的富贵，或是恋了亲戚的交情，孩子没有一尺长，便慌着说媒定亲，到后来是个瞎子也不晓得，是个身带暗疾不能生养，不能长寿的也不晓得，男的是个愚笨无能的也不晓得，是个无赖败家的也不晓得”。因此，陈独秀主张婚姻自主。他说：“若是夫妇不睦，都可以退婚，另择合式的嫁娶，那全国的才子佳人，都各得其所，家家没有了怨气，便于国家也自然要添一段太平景象了。”表现在缠足上，就是主张放足。在周作人看来，缠足有害文明的进化。周作人指出：“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妇女的‘以身殉美观’的束腰，它的危害比缠足还大，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以身殉丑观的缠足是一种野蛮行为。作为文明古国的新青年，兴高采烈的出门去，忽然的当头来了一个一蹻一拐的女人，这种文明古国的想法荡然无存。如果是老年人，表明我的叔伯辈是喜欢这样丑观的野蛮；倘若年青，便表明我的兄弟辈是野蛮，总之我的不能免为野蛮，是确定的了。”
因此，为了文明的进步，“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表现在暗杀上，就是废除暗杀。说：“抑暗杀者，不获己之举。仁人志士，本悲天悯人之苦衷以出于暗杀，大不幸之遇也。惟以反抗暴力之故，有不得不需乎暴力者；以毁灭罪恶之故，有不得不蹈乎罪恶者。纵赖以为斯民除暴，而其深自忏悼者，终其身弗能怡然自安。仁人志士，疾恶若仇，犹必不获己而出此，且引以为大不幸焉。及者为之，反恃此为快心之具，以济厥奸，滔滔祸水，流毒尚有穷时耶。”认为，暗杀是得不偿失，是对身体生产的破坏。“是暗杀之风，所以不可长于群德堕丧之国欤！”新文化运动同人早期身体改造说明了一个不争的现实：在国势颓危之际，改造身体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基础理念。正如一学者指出：“中国是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与失败后，才将目光转向原先不认为是问题的身体上，企望从中模造出一个富强的基础出来。……身体所以成为举国注目的焦点，成为各种论述和实践性行动出发的起点，其实和前此各种改革运动的失败有莫大的关系。身体并不是从一开头就与国家的存亡或民族的兴盛产生密切的联想关系。将身体赋予一个劳役和税赋之外的职责，是一个十分时代性的决定。而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的发生，国势的颓危与各种改革的失败是其主要的背景原因。”但是，身心并不能完全分离，因为人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心灵离不开身体与身体经验。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有身心合一的传统。梁启超指出：“凡人于肉体之外，必更求精神上之愉快，乃可以为养，此即屈子好修之说也。好修之道有二：一曰修德，二曰修学。修德者，从宗教道德上，确有所体验，而自得之于己，则浩然之气，终身不衰，自能不淫于富贵，不移于贫贱，此最上也。但非大豪杰之士，未易臻此造诣，则亦当修学以求自养。无论为旧学为新学，苟吾能入其中而稍有所以自得，则自然相引于弥长，而吾身心别有一系著之处，立于扰扰尘劳之表，则外境界不能以相夺。即稍夺矣，亦不至如空壁逐利者，尽为敌据其本营而进退无据也。”在前人的基础上，新文化运动同人进一步把心从身脱离而出，主张心的觉醒。陈独秀指出：“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认为没有爱国心和自觉心，国家就会灭亡。深有同感，认为政俗特质之变革“自赖先觉者之尽力，然非可期成功于旦夕也。惟吾民于此，诚当自觉。”而自觉之义，先树立爱国的意识：“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同人的心的觉醒是建立在身体的基础之上的。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青年杂志》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六点要求，即：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点要求是基于这一状况：“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民主”与“科学”大旗，是以身体的改造为基础的。
正如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说：“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在周作人看来，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动物”进化的；二是从动物“进化”的。人首先是一种生物，与动物的本质是一样的。因此，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其次，人又不同于动物，它比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因此，人的身体是第一位的，以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为身体祛魅，是人的解放一个必要的步骤。具体来说，首先要破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对身体的束缚。吴虞认为礼与刑是封建制度规训人的身体的重要工具。他说：“观陈宠、孟德斯鸠及刘申叔之说，吾国之礼与刑，实交相为用。故《礼运》以礼为人君之大柄，而《汉书•刑法志》称大刑用甲兵。专制之国，其御天下之大法，惟礼与刑二者而己。”而“忠”与“孝”是封建礼教的具体表现形式。他说：“他们教孝、所以教忠，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因此，“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这与鲁迅在《狂人日记》所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德道’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是一样的意思。胡适从李超的病死看到封建制度对身体的摧残：李超的病与死，“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新文化运动同人透过身体，看到了其背后的制度与伦理的压制，从而为身心的解放和“科学”“民主”精神的植入开启了一扇大门。因此，身体的各种外在形式成为揭露与解放的工具。认为娼妓的存在，是身体买卖和身体不平等的结果。他指出：“你想好端端的一个人，硬把他放在娼门里，让他冒种种耻辱，受种种辛苦，在青天白日之下，去营那人间最卑贱的生活，卖自己的肉体、精神、完全人格，博那些拥有金钱的人的欢心；那一种愁苦、羞愤、卑屈、冤枉，真是人所不能忍受的境遇。”从自由的观点出发，认为“为尊人道不可不废娼”“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为保持社会上的妇女地位不可不废娼”。
而胡适认为“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他从资产阶级平等思想出发提出了四点建议：“（一）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的态度；（二）男子做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三）妇女对于无的丈夫，没有守的责任；（四）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应该褒扬女子的‘节烈’。”因此，从1916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新文化运动同人的身体改造与身心解放合二为一了。陈独秀指出：“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从而提出从1916年后，“一、自居征服To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Conquered地位；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三、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这与当时社会“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一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其次，提出了身心解放的对象和各种方法。认为身心解放的对象主要为青年。因为“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明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的青年应该是与陈独秀一样的新青年，他们“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而不是“甚至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亦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的旧青年。在身心解放的方法上，陈独秀认为应该首推教育。他说：“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以吾昏惰积弱之民，谋教育之方针，计惟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易词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为此，他提出了关于教育方针的四条建议，即：“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苦”。陈独秀这四点建议，与军国民教育运动的身体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他主要强调的是个性的发展。所以有人指出：“这种着重个体、弃置集体的表现形式与诉求，是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重要表记，也是它所以深获学子支持的理由。”主要通过制宪来获取身体自由进而思想自由。他说：“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而在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下，既无身体自由，又无思想自由。“盖彼袁氏之虐，不过僇吾人之身体，掠吾人之财产，剥夺吾人家宅、通信、集会结社之自由，其祸仅及于身体，仅及于个人，仅止于一时，兹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流毒所届，将普遍于社会，流传于百世。”因此号召大家起来斗争。“苟有匿身于偶像之下，以圣人之虚声劫持吾人之思想自由者，吾人当知其祸视以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吾人对之与以其反抗之决心与实力，亦当视征伐皇帝之役为尤勇也。”胡适主张从文字上进行身心解放。他说：“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因此建议文学改良从八事入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究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究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在胡适的基础上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的改革，印证了著名身体社会学家布隆迪厄的一个重要观点：“语言是一种身体技术，具体的语言学尤其是关于语音学的能力则是身体魔力的一个维度，它表现了个人与社会世界的整体关系，以及个人与世界的整体性社会渗透关系”。新文化运动同人的身体解放，为“民主”与“科学”的在场提供了重要条件，鲁迅曾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新文化运动同人通过唤醒国民身心，打碎了束缚人身心的种种枷锁，从而使个体获得了身心自由，人的价值和解放得到确立。
新文化运动的“身心解放”与军国民教育运动的“身体改造”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是身体的个性化的弘扬。在军国民教育运动下，国家的权威树立在个人的身体之上，甚至成为个人身体忠诚的对象的发展。梁启超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强调的是国家至上。而新文化运动同人普遍强调个人身体的愉悦。陈独秀指出：“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执行意志，满足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得。”“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强调的是个人发展。这标志着身体生产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二是身体的民族化的实施。尽管新文化运动同人的前辈，也提倡把民族主义与身体改造结合起来。如梁启超说：“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但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救亡的基础上，将人的发展以及身体的无限发展可能性，置放在国家生存的前提下来权衡体现。一旦危机解除，身体改造就失去存在的合理性。新文化运动同人不但要挽救民族的危亡，而且要更生再造。如是说：“吾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基于此，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这与摆脱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对身体的束缚联系起来了。这样，身心解放作为民族再生的重要手段，建构起来。三是过去那些用来规训个人身体的圣王之理，已经被一些世俗的生活规则和权利义务观念所取代。胡适就指出：“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