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文这一字体的名实历来存在争议，自王国维先生提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后，诸多学者均对“古文”字体有所论及，启功先生从文字书写的角度出发，结合当时所出实物资料，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提出“古文”是“篆类手写体”的看法。本文通过分析归纳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近年来新出的战国文字材料，以书写研究为核心，对“古文”字体重新定位，并对其“名实”“体用”“源流”做出新的解释。
【关键词】古文；名实;字体；笔形弁言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古文字学家对于文字的研究重点由其形、音、义的考释转向了字体的构形层面［1］，这一意义重大的转换，不仅使得原有的理论成果得到了重新审视，而且将一些原来隐而不显的问题也纳入学术研究的课题中来。此前，清乾嘉以来的学者对于古文字的考证日益精密，文字字体的研究深受小学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常集中在文字训诂上，而较少的关注字体的名实与演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下发现的古文字资料日益增多，学者们以更广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汉字的构形，字体的名实与体用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自王国维先生根据当时地下所出文字材料，提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2］之说后，容庚、启功、陈梦家、张政烺等诸多学者均对“古文”字体有所论述，然而分歧较大。这些对于字体名实探索的努力值得敬佩。就具体对“古文”这一字体的名实作探索推进时，我们不得不回答以下这些问题：历史文献记载的“古文”字体名称和实物中的字体形状，往往分歧较多，是否有明确的指向？“古文”的笔形特征为何？造成“古文”字体独特的笔形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实物上所体现的笔形样态在各个时期是否有承递关系？文献所载“古文”与实物上的“古文”有何差异？“古文”字体的“源”与“流”能否厘清？本文试图通过对“古文”字体的名与实的详细考察来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将历史文献所载“古文”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做一番梳理，并将带有“古文”笔形特征的实物字样按时代先后顺序进行整合。在研究“古文”字体的名实的关系时，站在文字书写的角度上，结合新出简帛实物材料，通过对带有“古文”笔形特征的各个时期字样的书写载体和书写方式的客观阐述，来探讨“古文”的“名”与“实”，“体”与“用”，“源”与“流”，以及“正体”与“俗体”［3］的转捩。
一、“古文”字体研究简述
清代学者论及“古文”，多是依许慎《说文》中所录重文（古文、籀文）字体而推衍，孙星衍《孙氏重刊宋本说文序》［4］说：唐虞三代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说文》。《说文》不作，几于不知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文字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解。《说文》未作已前，西汉诸儒得壁中古文书不能读，谓之逸十六篇。孙氏是站在“证经”的立场来谈《说文》，其研究不脱“小学”藩篱，从序中所言“西汉诸儒得壁中古文书不能读，谓之逸十六篇。”可说明这里所提及的“古文”是指“壁中古文书”，即先秦古籍，当然，也是指先秦所用字体，因为其书“不可读”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字“不复识”，接着，古文究竟为何种字体，孙氏论述说：叙篆文合以古籀，即并《仓颉》《爰历》《博学》《凡将》《急就》以成书，又以壁经鼎彝古文为佐证……其云古文、籀文者，明本字篆文……世人以《说文》为大小篆，非也。在孙氏看来，古文、籀文即是说小篆前身，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可惜的是，就其“古文”从何而来，成于何时，作何之用，孙氏并未进一步阐明。近代以来，考古发掘甚为发达，甲骨、金石、简牍等大量古文字实物书写材料的出土，给古代字体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帮助。运用“地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考据方法，是由王国维最先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5］王国维提出：“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并认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主张东西土文字不同之说。张政烺提出：“籀文行于秦可考而信，古文经出于邹鲁儒生之手，流传于东方，也是事实。但是说有‘六国古文’则未免武断。”［6］他认为战国时政治上没有统一的政权，经济上没有统一的市场，不可能有六国共同使用的文字。并举近代出土的诸如长沙缯书、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平山县中山国铜器、江陵信阳长沙简策等战国文字资料，以说明与邹鲁儒生习用的古文有所差别。但“古文”究竟是何种性质的字体，张政烺并未展开论述。王国维受当时所出战国文字资料的限制，据汉时文献以及秦时古器物上的铭文，提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这是强调秦国与六国文字使用的差异，张政烺则强调六国之间，文字使用亦有差别，不能一概而论。陈梦家认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是不能成立的，提出《史籀篇》是西周晚期的文字，并非秦人所独创独用，所以籀文不但合于甲文和西周金文，有些也合于东周的东土（齐、陈、邾）金文。他认为秦的金文和东土诸国金文，共同点大于异同点，又从反面论证，提出战国时的陶器文、玺印文、兵器文、货币文和《说文》古文自成一系，与西土的秦金文不同，和东土的六国金文也不同。一正一反论证，说明并非仅秦用籀文，也说明六国并非仅用古文。接着就“古文”究竟是何种字体，做出进一步推论，与作为官书的史籀篇、两周金文相比有异，故确定其性质，与六国时陶器文、货币文、玺印文、兵器文相合，遂证其时代，得出“古文者乃战国时（甚至于是晚期）的一种民间书”的结论。容庚则认为时代比较久远的，凡是殷商的文字统属于古文，又举例说：“近代所出甲骨文字，为商代之物，信而有征，亦古文也。”这是广义上的理解，其时期很难准确划分，字体样态也难区别。启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明确提出：“字体名称和形状的变化，因素很多，必须从实物和文献互证，才能得到比较可靠的真象。”［7］这是继承前贤“二重证据法”，即采用“综合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科学方法”来考察中国古代字体，就“古文”而言，启功先生从“古文”的论述从其广狭二义展开，提出广义的“古文”是小篆以前的文字皆可称之，与容庚看法大体一致；而狭义的，则是“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字，特别是秦以前所写的经书的字”［9］，启功先生接着就对其狭义的“古文”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字体论述道：孔壁中古文经的抄写时代，固然不能知道，但往上不会早于孔子生存的时间……下限都不会晚于秦始皇三十四年，自然可以说它大致是六国时的写本。接着就“古文”与“籀文”谁先谁后的问题提道：西土的秦国曾用籀文是事实，但难说秦末有过广狭二义的古文，只是未把籀文之前和籀文之外的古文算是“正体”来承认和使用罢了。东土的各国曾否行过籀文未见明文，而所谓“左右均一，规旋矩折”一类情形的字体，东方各国并非没有出现过。启功从书写的角度出发，以字体发展的眼光辩证的分析问题，这种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消除传统对于字体概念的“偏见和谬误”，建构出更为真实的字体演进图景，并提出“古文”是古代的一种手写体。［10］对古文字体的名实体用予以论述的学者众多，这里不再一一孴录，就其体用而言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看法：篆类手写体；民间俗写体；标准或应用［11］文字（无正俗之分）；就其使用年代而言大体有以下三种观点：先秦时期；六国晚期；春秋末期至战国末期。
二、两汉文献所见“古文”之名
“古文”之名大抵起于汉代，后世继续沿用，泛指与今文字体系相对应的古文字体系，时间地域并无限制，也没有确定的字形；狭义的“古文”则多是指秦以前经书写本中的文字。广义上的古文概念过于宽泛，其涵盖了除今文字之外的所有字体；而狭义的古文字体概念则又过于绝对，常常出现字体的同名异实的现象，字体名实产生混淆，对字体的研究造成了很多麻烦，这就需要对古文的名称与实际有一个明晰的划分。“古文”这一字体名称，其所指的意义前后汉有所差异，我们据前汉时《史记》文献中“古文”之名做一番辑录：往往称皇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古文，谓《帝德》《帝系》二书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弟子籍》出于孔氏古文，近是。（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上举文献中所提及“古文”的名称，从《帝德》《帝系》《弟子籍》以及“诵古文”等可以看出，“古文”并非是指字体，而是指先秦写本旧籍而言，除此之外，诸如《尚书》《毛诗》《礼经》《春秋经》《孝经》等旧籍，皆称之为“古文”，而所书旧籍的字体，汉时已不用，但前汉时人仍能认识。后汉时人所论及“古文”，则又多是专指字体而言，下举几例：张敞好古文字。（班固《汉书•郊祀志》）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许慎《说文解字叙》）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许慎《说文解字叙》）鲁恭王得百篇《尚书》于屋壁中，使使者取之，莫能读者。（王充《论衡•正说篇》）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卫恒《四体书势》）许慎是后汉晚期时人，《说文叙》提及“古文”多达十次，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如“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以古文为古代的文字，与今文相对应。另一类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孔壁书者，鲁恭王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其“古文”是专指孔氏壁中书的字体。“古文”之名，可以泛指一切古代文字，也可以专指古代的某一种字体，梳理历史文献，“古文”传统之义，可以划分为三类，即：类指，先秦旧籍；泛指，与今文字体相对的皆称“古文”，是相对的概念；专指，“孔子壁中书”（文字字体）。
三、从出土实物资料看“古文”之实
“古文”就专指“字体”的“孔子壁中书”而言，其“体用”与“源流”为何？需从对“孔子壁中书”有直接记载并孴录其字体的《说文》着手。从“古文”字体异体字的数量来看，《说文》所出“古文”共计510字，同一字有三种构形的字有6字，同一字有两种构形的达44字；《说文》所出“籀文”共225字，其中只有“其”和“墙”二字有两种不同的构造，籀文在构形上趋于一致，不像古文那么多样。由此可以推测，出于《史籀篇》的籀文，其字体的构形规范严格，更符合“正体”要求，而古文同字异形的字较多，符合“俗体”概念。从笔形［12］样态来看，《说文》所出“古文”多呈“蝌蚪”之形，“科斗”亦称“蝌蚪”，汉末时用于书体之名，郑康成《尚书赞》云：“书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蝌蚪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指汲冢书为“科斗”。又说：“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用毛笔在不同的书写材质书写，因毛笔具有弹性，起收笔书写出尖，中间偏前部分略粗，这是毛笔书写的特性以及右手书写习惯使然，符合“手写体”概念，侯马盟书［13］（图1）即属此例。选择从不同时期不同书写载体分析（表1），使得一脉相承的“古文”笔形特征及笔形样态更加明了从笔形特征上看，自《说文》中古文以下，历数《正始石经》、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吕大临、王楚、王俅、薛尚功等摹三代彝器，赵孟頫六体古文，乃至清代的《西清古鉴》，其皆有“两头尖”笔形特征。同样的，自《说文》中古文上溯唐维寺126号楚墓简牍、王家咀798号战国楚墓出土竹简《孔子曰》、信阳楚简、长沙仰天湖楚简、子弹库帛书、诅楚文、侯马盟书、春秋错金宋公栾戈、四祀邲其卣、作册般甗、宰甫卣铭、干支表骨刻辞（表2），也都是有“两头尖”的笔形特征。可见，自汉以降，“古文”字体的书写的“两头尖”的特征并非杜撰，而是有“源”有“流”的。上述仅是对于《说文》中“古文”，也即专指“字体”的“孔子壁中书”的静态分析，得出其符合“手写体”“俗体”的概念。然而，诸如盟书文字、楚王酓悍鼎铭等明显带有“古文”特征笔形的字体，其使用的场合不可谓不正式，故不能说“古文”字体就是俗体文字，只能说“古文”的“笔形特征”来源于俗体书写。“同时代并行的两种字体的对立统一、两种字体的地位转换是我们了解字体及其发展演变的关键所在，标准体体现文字规范，应用体体现文字方向。”［15］“古文”与“籀文”也是如此，并非仅秦用籀文，亦非仅六国用古文，盖一字体，因时而传，不能凭空产生，六国之古文，实源于周之俗体，“礼崩乐坏，文字异形”，六国不以周代正体为尊，秦国地处西北，文字传用正体，故秦之“籀文”，实周时之“正体”，“古文”古之即有，正俗之变，因时而易，譬如“隶书”，秦时为俗体，汉时为正体，秦时“古隶”经规范美化之后而成“八分”作正体之用同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从殷商至魏晋。“古文”这一字体是“同名”而“异实”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书写材料上的“古文”笔形“两头尖”的特征一脉相承而结构差别较大。魏晋以降，“古文”的书写只强调其笔形特征，加之以规范美化，即成带有“两头尖”点画特征的程式化书体。
2.《说文》中“古文”。与六国时的陶文、货币文字、玺印文、兵器文多相合，故可证其使用年代当属战国中晚期，而带有“两头尖”笔形特征的“古文”，从侯马盟书来看，其使用年代上溯至春秋晚期乃至殷商时期（甲骨朱书文字）。
3.“古文”就专指字体的“孔子壁中书”而言。其字体是战国时六国“手写体”，而并非“俗体”“民间体”。“古文”的笔形特征来源于书写性简化，遵从“反逆性”［19］原则。
结语
从文字书写角度出发对“古文”字体的名实研究的意义在于两点：首先，详细的描述与界定“古文”字体的名称与实际的运用，是对于前人“古文”字体研究的延伸。其次，运用成熟的字体研究方法和系统性的视角，从文献到实物，从微观观照到宏观梳理，解构以往的字体划分，重构现代视域下的字体框架，进而更新字体系统的概念。近年来简帛材料出土即多，尤其是战国楚简的整理面世，为“古文”字体研究提供的大量的实物资料。以往字体的“名实”与“体用”争议较多的问题，也因为新材料的出土而获得解决，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以及对新出先秦文字材料的笔形考察，对“古文”字体的“名实”与“体用”做出新的解释。就“古文”字体的历代承袭与演变的脉络而言，有待进一步的梳理研究。
作者:王金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