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海南岛的粮食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1］据有关资料，1952年全岛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632万亩，亩产60公斤，总产38万吨。到1992年达到203．65万吨，［2］创历史最高水平;人均占有量由1978年的216公斤，提高到303公斤，全岛粮食首次实现基本自给。1998年粮食产量230．12万吨，再创历史最高水平，总产量比1952年增长3．08倍。但如果比较50多年以来海南人口的增长，以解放初的250万人口和今日的八百多万人口来对比，则3．08倍的增长也就无形地消失了。就总体来说，时至今日，海南省还是一个粮食有缺口的省份。粮食生产对一个地区而言，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有人会说:地区经济发展了，有了钱，从外部输入粮食不是一样吗?可以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粮食是大众必需品，和平时期或世界粮食丰产的年份，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世界形势有变化，或者世界的粮食歉收，那么每个人的生活，乃至于生存都是问题。所以，经济发达的日本，其粮食的生产一直是其确保的任务，日本的大米基本上可以实现自给。从这个意义上看，海南的粮食问题就不是一个小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民国时期，海南粮食不足问题尤为突出，集中地反映了海南岛粮食生产的特点及显现问题。目前，学界对这个研究不多，笔者在这里做一个初步的研究，向学界请教。 一民国时期海南岛粮食的生产状况 民国时期海南岛的粮食生产大致包括三类，即稻米、番薯和杂粮(主要是豆类)，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对民国时期海南岛的耕地面积、粮食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做一个初步的研究。关于民国时期海南的耕地总面积的记载，缺乏原始资料与数据，没有一个系统、详尽的统计数字，因而呈现着极为混乱的局面。接下来，笔者综合各种资料做一个比较。《改订海南岛志》①说:全岛“可耕地约80万町步，②农田面积有25．5万町步。”［3］382即有耕地25．5万公顷。《海南岛建设论》说:“本岛的农耕地如前述约占全岛面积的10%左右，但其中的水田面积，在各种资料中记载并不一致。台湾总督府《海南岛农林开发参考资料》第七号中称在十万町步左右;同资料第一、四、十七号说389，500公顷;林永昕《海南岛热带作物调查报告》说有4，269，400亩(约合284626．6公顷);民国三十年琼崖统制局的《琼崖各县米粮生产消费调查》则说有3，822，400亩(约合254826．6公顷)，但实际的种植面积会少一些。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重要作物统计表》则认为有293，690町步。［4］ 据日文资料《关于日本人在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第29册———海南岛篇》(以下简称《海南岛篇》)的记载:海南岛“农耕地中水田387，500公顷，旱地74，700公顷”;［5］这样合计有耕地46．22万公顷。不过这个数字是日本人按海南地图所标示的土地类别来计算的，当然不会很准确。所以，其编者也指出:“这只是地图中所标记的面积，据推算每年实际耕种的实用面积有27万，旱地也有五六万，相对于全岛面积实际耕作面积被认为比13．48%要更少”。据广东省政府的调查报告，海南岛十三县农用地总面积3，852，700华亩，①农家户数有38，530户，一户平均9．9华亩，而广东省全体户平均为12华亩，全国户平均为20华亩。另外，在岛内最多的是崖县平均18．08华亩，昌江县户平均仅2．87华亩。这些耕地面积的数字也是依据图上测定推算的结果，它也可以从下表的贝斯科教授的调查表中的数字得到说明。2519平方公里约合251900公顷，即为25．19万公顷。我们注意到，所谓“3，852，700华亩”即合25．5万公顷。同上资料也记载:海南岛耕地中水田1126平方公里，旱田1157平方公里。以此折算，则海南耕地中水田有11．26万公顷，旱田11．57万公顷。 上述的数字也只能是一个大致的数字，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每年海南岛粮食的种植面积，变化应当是比较大的。如1935年是海南粮食丰收的一年，这一年的耕地面积就很大。据广东省农林局的调查，1935年海南主要粮食作物面积及产量如下:据上表所显示的数字计算，1935年海南粮食生产中，稻米的面积为29．14万公顷;番薯的面积为7．11万公顷，合计36．25万公顷。最大宗的粮食作物产量中，稻米42．56万吨，番薯类17．5万吨。 其次，我们考察一下海南的水稻栽种面积和水稻产量。海南岛地处中国的最南部，稻米是本岛的主要食粮，因而水田是耕地中主要的耕地。和上面所提到的情况一样，民国时期海南岛的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也一直没有准确的数字。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相关的资料进行一些类比研究。据日文资料:当时海南岛全岛水田总面积不超过8万町步，［8］也就是说，合约8万公顷，即120万亩。“本岛缺乏灌溉水利的旱田与水田各占其半，据1935年《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耕地总面积二万五千一百八十九公亩中，水田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六公亩，旱田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三公亩”。［3］3821亩相当于6．667公亩，据此计算，则全岛水田只有3778亩，所以这个数字不可信。 我们对历年来海南的粮食产量进行比较，“1949年海南粮食播种面积只有42．1万公顷，产粮37．9万吨”。［9］从上面的比较可以认为上表的29万公顷的数字大致是可信的。由于没有每年的稻米产量的统计数字，所以研究者对海南稻米的产量，都是根据稻田面积，特别是水田面积来计算。在抗战胜利后，李恭宇在《开发琼崖议》中说:“就产量而言，全岛产米总额，未曾作精密的调查与统计，故缺乏正确数字可考。”据一般估计，战前米产总额，年一千万余担左右。民国二十三年广东省政府曾调查琼山等五县米产情形，其数字如下(单位:元，币种：大洋):以米产总额与人口总数相较，似尚有不敷之数。据琼崖专署估计，平均每年仰给暹［罗］米、越［南］米供给，当在二十万担以上。”［10］ 再次，我们研究番薯和杂粮的生产情况。因为岛内稻米的不足，必然要有补充，故有番薯、杂粮。特别是番薯，因为单位产量大，生产期短，因而是海南稻米的极大补充。30年代，广东全省九个区中，杂粮产量最多者为第九区，即海南部分。从中不难看出，海南岛是广东中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从粮食的生产也反映了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其情况如下:［7］9012，526，645担合约62．6332万吨。1936年“海南岛的番薯生产，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全岛普及性的主要粮食作物，其种植面积为31，758町步，相当于耕地总面积的11．7%”。［11］可以认为，海南的番薯种植面积大致在3万到5万公顷的程度。据徐俊鸣教授的研究:“海南岛的农作物，除了水稻之外，蕃薯是最重要的。一年四季都可以栽种，产量(折合稻谷)占粮食的五分之一。”［12］#p#分页标题#e# 二海南岛的缺粮问题与进口粮食概况 民国时期海南岛，“虽然米是海南岛居民的主要粮食，但由于岛民的农业技术尚未摆脱原始农业的状态，全岛米的产量不能满足其对米的需求，每年从泰国、法属印支输入大量的米。虽然输入量依年份不同有所差异，但多的年份达170万元，少的年份也输入额达100万元。”［5］30 《海南岛志》也说:“……全琼所产谷米，不足自给，每年由安南、暹罗、安铺各地进口米价，其数达二百万两(黄金)①以上。地广而土沃，尚须仰给于外，则其田野之不辟，人事之不勤，概可知矣。兹将最近四年间米之输入担数，列表如下在一些日文资料中，有更加详尽的资料。据解放初期的调查，“海南历年来粮食不能自给自足，每年要倚赖外地支援，在抗战前每年生产稻谷约850万担，番茨约414万担，每年调入粮食量，据海关统计:由1911年至1939年间，每年输入洋米17万担，最多的一年，曾达87万担，此外由省内各地调入的每年平均达1．8万担至2万担，另面粉3万多担，杂粮类(主要为豆类)3万多担。抗战前每年依靠外粮接济数，大致为25万担，战后据伪农林局1947年的统计:稻谷产量853万担，年消费量1，062万担，计不足209万担。解放以后稻谷产量逐年增加:1952年比1936年增加19．8%，1954年已比战前增加45%。但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畜牧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要日益增加，据海南粮食处的统计:1954年由外地运入的粮食仍达196万担，其中稻谷32万担，生产仍赶不上实际需要。”［14］ 民国时期的广东省是一个粮食不足的地区，而与海南毗邻的雷州与钦州地区也是缺粮地区。有资料说:雷州地区“粮食向来不足自给”;钦州地区“在过去(指解放前)是粮食不足地区”。钦州地区在解放后才有粮食外调;而雷州地区在1954年还由外地调入59万余担粮食。［15］45在民国时期，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广东由于有地缘以及经济的优势，所以即使其粮食存在着不足，对其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可以说也是有限的。但海南不同，海南是经济落后地区，粮食的输入对地方财政而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抗战时期，日本人侵占了海南岛的主要都市和沿海地区，同时切断了海南和岛外的经济往来，即华侨汇款不能顺利地流入岛内;同时外地的粮食也不能顺利地进入;此外，日本人为维持其军用粮食的生产，又夺取了海南岛沿海的土地，造成海南岛的粮食生产进一步下降。故而在日军侵占海南岛时期，造成了海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粮食恐慌。而抗战之后，岛内又处于内战之中，粮食问题就更加突出。 三民国时期海南岛粮食不足的原因 造成民国时期海南粮食不足的原因比较多，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民国时期，随着海南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人口的增加，粮食的消耗越来越大，粮食的缺口也就越来越大;这一时期海南岛热带作物产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占有了一些原本是生产粮食的耕地;此外，民国时期，岛内的战乱不断，也是一个原因。但是笔者认为，民国时期海南粮食不能自给的本质原因，还在于海南岛农业自身存在着许多弱点。 海南岛粮食生产的落后，究其原因，技术的落后是其主要方面。《海南岛志》中指出:“本岛农作物，以地燠故，品类繁杂，而耕耨节侯，亦与内地迥不相同，兹将本岛现有作物，及将来可以栽培者，述之如左。(一)稻有水稻、旱稻二种。水稻种于低湿之田，普通旱造于大雪前后播种。大寒立春之间插秧。夏至小暑之间收获，晚造于芒种前后播种，大暑立秋之间插秧，霜降立冬之间收获，亦有于晚造收成后，随种一造，至明年二、三月收获者，是为一年三造，但以种二造为多。此等耕作次数，皆因其地之肥瘠，及农民之勤惰而异，非天然限制也。米有糯、粳之分，色有赤、白两种。普通播种，一斗收量一石至二石不等。上田一亩，收谷三石，中田二石，下田一石。方之台湾一亩收五六石者，实膛乎其后。”［13］277－278直到“1949年水稻种植面积505010亩，总产34827．25吨，亩产仅63公斤。”［16］ 农业技术的落后可分为二个方面。一方面是水利设施及农具的不足和落后，特别是水利设施建设方面，海南岛是以稻米生产为主的地区，取水是关键性的，但据解放后的统计，全岛只有水车125部。沟渠也不多。《海南岛全貌》:“水田除使用溪谷的小池之外，灌溉多以人力，或水车行之，他无引水的设施，用肥仅有少量的牛粪及花生壳，地力消耗殆尽，农夫就自然地放弃此地的使用”。［17］解放后，中山大学地理系徐俊鸣教授在《海南岛》一文中指出:海南岛有可能有一年三熟、四熟的条件，［12］但同时也指出:“不过，海南目前还是一年种一次水稻的最多，一年种二次水稻的次之，而一年种三次水稻的还很少。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水源缺乏，一部分是人力的不足”。［12］其中人力的不足，是因为灌溉要求大量人力。“解放前，水利设备缺乏，建设的农田水利仅有65宗，其中已完成的有50宗，未完成的有15宗，受益农田共19万市亩。工程本属草率，又不重视管理，致大部残破已失去效用。各地农民除用水及用很简单的水车灌溉或造临时水坡外，没有其他灌溉工程，每年种植时期均赖天雨”。［14］335我们考察这65宗水利设施的建设，发现实际上就是日本侵占海南岛时期所建设的设施。换言之，在整个民国时期，除此之外，没有兴建过一宗大型水利设施。由此可见，海南岛水利设施的缺乏。在解放初“全岛六百万亩耕地，只有一百万亩有水利灌溉设备，其他经常处于自然灾害的威胁中，特别是旱灾的危害最为严重。因此，水利是海南岛农业增产的关键”。［18］ 陈植在《海南岛新志》中也说:“尝考海南之所以引为严重问题者，厥惟民食之不足，而食粮问题，如从稻作之改良，水利之改进着手，则其增产，绝非难事”。［19］另一方面是良种及栽培技术的落后。在良种及栽培技术方面，一直没有大规模的良种引进和栽培技术的普遍培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政府的注意力不在于此;二是基础教育薄弱下的农业知识与技能教育的不足，即人们所说的“惰农”问题。［20］抗战之前，海南一直没有专门的农业学校，只是日本侵占海南岛期间，日本人创立了两所农业学校，但时间都不长。从上面的表格的情况，可以看出，即便如此，人数也只有200多人而已。抗战胜利后，为发展海南农业，1946年秋，本地人士曾桐春等创立私立海南农业专科学校，设有农艺、畜牧2个班，1946－1947年先后招收二期学生，每期共80人，每个专业1个班。1948年合入私立海南大学农学院，有农艺、畜牧、农经3个系，每个系1个班，每班约30人。私立海南大学1951年初停办。此外，还有1946年创立了国立琼山高级农业职业学校。［2］351－354#p#分页标题#e# 其他如化肥、农药方面，技术的落后也是显而易见的。民国时期海南的化肥使用记录极少，只是在一些从事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园中有少量的使用，再就是在日本侵占海南岛期间，日本的农业企业有过使用的记录。而一般农民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据《琼山县志》的记载:“1952年，本县农民开始使用化肥。1953年，开始使用化学农药‘666粉’”。1952年琼山县化肥的供给量是116吨，而且只有氮肥，1954年才开始供给磷肥，1960年开始供给钾肥。［16］336琼山是海南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所以它的情况有相当的代表性。上个世纪50年代徐俊鸣教授在《海南岛地理》中认为，海南粮食不能自给的原因，在于三点:其一是“垦殖指数小，荒地尚多”;其二是“复种指数小”;其三是“耕作粗放，单位面积产量甚低。”［21］ 笔者认为，此三点，都可归属于农业技术落后的范围。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造成海南岛粮食不足的原因，固然有政治等方面的干扰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当时的海南岛社会生产自身存在着多种问题，如现代的意识、文化的发展、对外交流的扩大等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在今日也存在于海南社会中，因而我们进一步研究民国时期海南岛的粮食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对今日海南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