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木斋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有幸与傅璇琮先生结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但真正与傅先生开始有较为深入的学术交往，则开始于我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我自2005年以来，陆续发表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系列论文，对十九首产生时间、时代背景等问题发表了颠覆性的个人见解，这一系列见解，虽然被后来很多学者评价为“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但在当时数年之内，却是一片沉寂。正是傅璇琮先生，首先发表了《〈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评木斋的汉魏五言诗研究》，认为：“木斋有关古诗十九首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做是自梁启超发表‘东汉’说之后对古诗十九首和五言诗起源的第一次系统总结、第一次系统的梳理和第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突破，就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关于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结论，已经改写了文学史。”[1]以后，当我发表有关词体起源并非在民间的系列研究之后，傅先生再次撰文评价：“欲达到这种突破性的重写文学史，则必要进行文学观念、方法论上的革新木斋的词学研究和十九首的相关研究，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其中体现出的一些新思路与方法更引发学界讨论提出词体发生于盛唐宫廷，开辟了以词体建构，或说是重写唐宋词史新的写作范式；而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的出版问世，又标志了当前对古诗十九首与五言诗发生演变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对于傅先生这一系列的高度评价，我一方面感到十分惶恐，另一方面感到十分惭愧的是对于傅先生的学术思想缺乏研究，对于傅先生之所评价，就其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上难以寻找到源头。一直到今年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才有了一个稍稍系统一些的反思，那就是通过对百年中国文学史、诗歌史的写作史的梳理，我看到了傅先生在这一巨大变革中的重要学术地位和重视创新与流变的学术方法论，以及傅先生奖掖后进、海纳百川的大家风范。
一、中国诗歌写作史之回顾与傅先生之重要地位
以我来看，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来说，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众多文学史、诗歌史样式的尝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的文学史写作。百年文学史写作，在民国时代，大抵还是作家、作品的摘引，并无连贯的史的概念，更缺少源流的历时性阐发。这种状态，如同马雍先生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苏李诗制作时代考》一书的《导言》中所说：“吾国之有文学史，盖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林传甲氏之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史讲义。四十年来，坊间此类著作，约得七十余种。其间佳制固多，然大部囿于文苑传之范畴”，“夫囿于文苑传之范畴者，上之略得知人论世之旨，下之惟摘举集部一二名篇，系文苑列传，依次排比，略施品藻而已。”这段论述，对于抉发当时文学史写作之弊端，可谓切中肯綮。“囿于文苑传之范畴”可以说是早期文学史写作的概况。但其中也有几部不错的文学史，主要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这些著作在林传甲、黄人等前辈的探索之后，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但这些著作的诗歌史描述总还不脱离作家作品的罗列，缺少对文学史、诗歌史自身规律的探索。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用功十余年，于1932年由北平朴社出版，此著除以所引孤本秘笈之丰富为他人望尘莫及外，还尝试建立新的中国文学史框架。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中国文学史”，但就中国诗歌史源流关系的深度探索来说，还未能臻于完美。同样，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说：“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会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这些说法，一方面显示了作者新的文学史观念，增添了传统学者不重视甚至不认为是文学的一些变文、弹词、宝卷之类的俗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说明作者更为重视通俗文学部分。
无独有偶，陆侃如、冯沅君在1956年版的《中国诗史•自序》中坦言他们写作《中国诗史》时的一些问题：“这书初稿是在1925年—1930年间写成的。那时我们一方面受了右翼的‘整理国故’的影响，一方面也一知半解地浏览了一些1927年以后翻译出版的左翼文艺理论书籍，在思想上是非常混乱的我们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与波格达诺夫的错误理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的谬论，我们不止一次地移植了过来。”这虽然是一种反思，但这种反思又何尝不受上个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思潮的左右和支配呢？这些在意识形态话语支配下的文学史写作和诗歌史写作，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通病，并且延续至今。目前流行的诸多《中国文学史》版本，以袁行霈本为代表，代表了20世纪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方法。但21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文学史写作需要及时反映新的学术观念、视角和成果。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史，主要有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3]，后者“毅然抛弃历来惯用的王朝分期法，而采用将古代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4]。此外，作者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少现象也作了新的阐述，例如，历来的文学史把《孔雀东南飞》作为汉末建安时期的作品，该书则考证其为从建安到南朝的演变产物。增订本还对许多作品作了新的解读，对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作了介绍和评价。第二种是通史类的文学与历史文化交叉的跨学科研究，以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为代表。此类型的文学史写作，如同该作《总序》所说：这部《通论》是一个全新的设想它的基本思路和内容构成都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史著作。
历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以王朝和文体为经纬，以作家为单元，依次叙述，优点是突出作家的历史贡献，缺点在于头绪较多，史和论，叙述的独立和交叉之间的关系不好处理，而且，整体性较差。我们认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揭示不同时代的创作范式，把握整个文学史运动的轨迹。围绕这一中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突破现有文学史著作的体例，横向开展文学史的综合研究。这段论述既有对以往文学史写作利弊的具体分析，又有对这部通论编纂设想的阐发。以这部《通论》为代表的横向式文学史研究，对于旧有文学史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与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割式的叙说，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文学史的起源、发生、演变，原本是生动、具体、鲜活地与各自的时代，包括其中的政治背景及哲学、宗教、科举制度、学术等水乳交融地存在着的，《通论》的这种研究，无疑较为接近文学史的历史真相，比较深刻地解析了文学史现象的历史文化构成原因。譬如其中《魏晋南北朝卷》，分别以“世族”、“佛教”、“音乐”、“绘画”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关系为题，《隋唐五代卷》则分别以隋唐五代文学与政治、传统思想、宗教、科举制度、艺术、交通、幕府、妇女之间的关系为题，这些章节课题本身就为文学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从而将文学史的研究和阐发引向了更为辽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文学史新著》和《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可以视为自袁本文学史之后最有成就、最有特点、最有代表性的两部文学史力作。但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史使命并未终结，时代期待着更有特色、更有创新力度、更为贴近文学史源流发展关系的新的文学史。“任何一部文学史，都还仅仅是当代史”，这句名言不妨可以理解为，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文学史写作，都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写作者所处时代意识形态、学术水准、方法论等多维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大略而言，胡适时代的文学史，由于当时帝制覆灭，民国初建，民众观念兴起，因此，主要为白话文学史、民众创造历史的文学史；以后，更升格为阶级斗争文学史、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史。同时，在文学史的结构框架上，也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将原本是一部生动的、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的文学史，机械分割为这样的板块陈列。以往文学史的弊端，并非表面上的民众化、白话文学史化、庸俗社会学化，而是深入文学史内在的血液骨髓之中，影响到对文学史进程的总体诠释。#p#分页标题#e#
总体而论，这些文学史著作存在的问题，或由于时代原因，或由于体例限制，对于诗歌史部分的描述，则由于皆是大文学史的缘故，未能详尽周全，但都为我们专论诗歌史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其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努力突破的方向。第三种是文学编年史写作。编年体文学史的提出、倡导，同样出自傅璇琮先生。傅先生于1998年出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这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随后，编年体文学史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响应，如赵逵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刘跃进主编《秦汉文学编年史》等。傅先生说：“我出于个人的研究心得，觉得编年体研究，可能是整体研究中一条较有创新且有实效之路”[5]2。确实如此，品读《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会产生刘知几《史通•杂识上》所说的“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相接”的感受。第四种是源流史类型。按照索绪尔的说法，学术研究分为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两大类别，共时性研究是历时性研究的基础，历时性研究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譬如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甚至对某一个微小问题的考辨，就是为了能较为接近历史真相地解读文学史自古至今的源流演变的历程，从而达到以历史为借鉴、认识自己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更为清晰地认知傅先生倡导的编年体的流变式研究和通论式的横向研究的深远意义，它们为源流式的这一历时性文学史研究的提出和完成，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奠定了有力的基础。编年体和源流体，同为历时性研究，两者之间有何不同呢？编年体以时间为序，依次陈列文学史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确实能使人有文学史发生的历史长河的切身感。而源流式的文学史、诗歌史写作，则需要借助多重的研究方法，来阐发文学史和诗歌史的源流关系。如同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后经过陈寅恪、闻一多、姜亮夫、饶宗颐等先生补充为三重证据法，并随之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在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还要运用文化哲学、文艺学、美学等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去研究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的特质与源流等，从而达到较为接近历史真相地阐述整个诗歌史的源流历程。
辨析文章、考镜源流本是我国学术研究、诗论诗学的传统，早期如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一直到明人许学夷《诗源辨体》、胡应麟《诗薮》，清人叶燮《原诗》、沈德潜《古诗源》、刘熙载《艺概》，都对中国诗歌的源流问题有精辟的阐发，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源流史，其中刘熙载《艺概》，可以视为一部精要的诗词曲源流史纲要。探索源流关系是中国诗歌美学的重要传统之一，也受到现当代学者的重视，以“流变”“演进”之类名词来作为书名者，自上个世纪的文学史写作即有之，如民国时期有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谭正璧《文学源流》，近年则有谢卫平《中国文学流变史》，但三者虽然同为“流变史”，但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源流史，有流变源流之名，而无内在源流关系之实，仍然是甲乙丙丁，陈列各个时期文学之内容、形式、作家、作品而已，与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并无二异。这些“流变史”“源流史”“演进史”，为何采用“源流”之名，却与一般文学史、诗歌通史无异？其原因主要如下：第一，古人如刘熙载，为何能以一人之力完成《艺概》，其《诗概》《词概》《曲概》，分论诗词曲三大诗歌体裁，盖因古人以文言体式，发论而不证明，点到而无阐发，如说“宋子京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宋子京晚于张先八岁，缘何反尚在宋初之体？而张子野年长于宋子京，缘何反为后来发生瘦硬体之始创者？以及何为宋初体，何为瘦硬体，论者均无阐发，因此，古人可以轻松完成“咫尺而有万里之势”的宏观描述。而今人在现代学术发生之后，必要有严谨之论证方可公布于世。第二，与此相关，现当代学术研究日趋细密，治宋者难及于唐，何况汉魏，不知汉魏，何知六朝唐宋，因此，研究者视野难以有宏观之思考以及宏观思考下的微观考量，未有宏观思考和微观考辨，何能有源流史之阐发和写作？第三，传统文学史以及诗歌通史类型写法容易而源流史写作困难，此为最为关键之所在。传统文学史或是诗歌史的写法，基本上是作家、作品等方面的陈列，后来之作，虽然有逐渐深入的趋势，但就本质而言，仍在窠臼之内。
二、傅先生对后学创新之奖掖扶持
我在从事中国诗歌史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写作一部流变史、演变史的学术理想，并在上世纪90年代分别出版了从先秦到宋诗、宋词的流变系列专著。我的“源流史”，并非简单依次陈列文学史现象，而是需要将整个诗歌史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对于文学史现象给予内在的生命关系的阐发，不仅要回答每个时期何以为此，而且还要回答此一时期和彼一时期之间的关系，此一时期内部不同作家、诗人、文学现象之间的源流关系，以及具体到某一个重要作家其人生不同阶段的源流关系等。因此，写作或者编纂一部传统方式的文学史或是诗歌史，数年时间即可完成，而研究及写作中国诗歌源流史，若以个人之力，即使倾毕生之力，亦难以完成，此即源流史无人问津原因所在。我确立中国诗歌源流史这一课题，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感于当时流行文学史的诸多弊端，对于中国诗歌史源流关系的求知不能从已有文学史中得到答案，因此希望写作以源流关系为宗旨、为特色的一部完整的中国诗歌源流史，兹以写作时间为次序征引几篇发表过的文字。
一是写作于1998年的《中国古代诗歌流变》：写一本探讨中国诗歌内在演变规律的书，是我多年之夙愿。这个想法，大约产生在15年前，我攻读硕士学位前后。当时对各家之文学史、诗史，总觉意有不足：一部有着内在演进规律，具有内在源流关系的文学史，被分解为断代史、作家史。你只见到有一座座高峰，却见不到山峰之间的起伏延绵；你只看到一支支河流，却寻不到它的源头，也找不到它的归宿。文学史的撰写，似乎已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即每个时代都横剖为时代特点、作家生平、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而时代特点又可以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等等，思想内容又可以划分为积极的与消极的、功利的与唯美的、反映民生疾苦的与形式主义的等等。在这些文学史著作中，无疑可以看到当时时代和社会的投影，看到阶级斗争理论的投影。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成了一种客体的存在。它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学者的思维模式，桎梏着一代学风。当某些学者想要像孙行者那样纵个筋斗，跳出这一束缚之时，却又常常发现，自己原来还在如来佛的掌心之中。笔者在撰写这本《流变》时，何尝没有这种感受呢？但是，无论如何，总要有人去做“纵个筋斗”的尝试，哪怕这是一次失败的试跳。中国诗歌，上下五千年，纵横开阖，波澜壮阔，各种矛盾交错演进。要想理清、表述清楚这种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进程，又谈何易事！[6]1#p#分页标题#e#
二是写作于1999年的《宋诗流变》：对于迄今为止现有的中国文学史、诗歌史，坦率直言，我是不满的我认为，一部文学史，或是诗歌史，它本应该是纵向流变的历程，像是一条滔滔滚滚、千折百回的大江，也像是一个人由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虽然可以分成若干历程，若干阶段，但前后之间内在的延续和变化却是本质的内容这部《宋诗流变》，是我诗歌流变系列的第三部。前两种，《唐宋词流变》和《中国古代诗歌流变》，已经分别在去年和前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如果这部《宋诗流变》的写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此书是我的流变诗史新模式理想的尝试，也就是说，将整部宋诗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来加以思考，并界定出每一位具有枢纽地位的诗人、诗派的坐标。传统写法中的各种内容，如生平、作品、内容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仍有涉及，但要尽量编织在全书系统工程之中，编织在纵向流变的链条里。[7]12
三是写作于2009年的自传体回忆录《历史的化石》：二十余年来，日日夜夜让我的灵魂燃烧的，几乎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写作一部真正具有探索意义的《中国诗歌演变史》，就像是司马迁的私人写史。我想要做的事情，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描述和解读中国诗歌史。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将这一宏大工程顺利完成。[8]5这几部拙作，记录了十余年来我对于写作一部中国诗歌流变史执着追求的历史印痕，很有趣味的事情，是此四部拙作皆为傅先生赐序，由于傅先生高度评价，反倒令我汗颜而难以在此一一引述，只引一段文字：“木斋已出版的《唐宋词流变》《、中国古代诗歌流变》，现在撰写成的《宋诗流变》，以及今后计划撰写的《金元明清诗歌流变》，确是流变诗史的整体构思，是我上面提到的文学史写作设想的新的进展，这比编年史更使人有宏观的和流动的感觉。”[9]
可见，从宏观上来看，傅先生几乎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四大类型中，都占有着重要位置。从传统的文学史、诗歌史的研究写作方面，傅先生于唐诗、宋诗方面的研究无需赘述，而从文学与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开创、编年体研究和写作新体制的体系建构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傅先生对我所艰难探索的流变体、演变体诗歌史的鼎立支持和深刻阐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文章结尾，想到本文的副标题，似应谈谈和傅先生的学术交往。其实，前文所谈，傅先生自身由文学史的传统写法，到通史类的跨学科研究，再到编年体的提倡和实践，则我的诗歌源流史学术理想的追求与傅先生学术思想的吻合，已经说明了我与傅先生学术交往在学术观和方法论上的吻合，这是我与傅先生交往的学术基础。这里，还需补充说明的是傅先生作为学界前辈，能够并不“审时度势”，也并不参看他人之是否评价以及怎样评价，而是从学术本身出发，对于像我这样的后学晚辈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鼓励，这是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傅先生在平日的交谈中，也常常鼓励我说，不要在意别人和你商榷，商榷得越多，探索越艰难，对你的研究越有好处，要相信学术史最后的评价。此前，笔者曾有一文谈及和傅先生的学术交往，请允许我转引其中片断，作为文章之收尾：傅先生著作等身，成果丰硕，这是无需此文在此赘述的。我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前文所引傅先生自己的说法：“既要有理性的思索，又要有情感的倾注”，这不是傅先生一次偶然的表述，而是一种有意的学术追求。
傅璇琮先生倡导这种“理性的思索，情感的倾注”式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他的作品，也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如同傅明善《傅璇琮学术评传》所说：“大气恢宏，富有原创性，同时还具有浓烈的诗意和文学韵味”。傅先生的著作大家都能读到，就不必赘言，就说说我亲身感受到的事情吧！傅先生极为乐于奖掖后进，算起来，傅先生单为我所作之序（含编、写两类），就有五六部之多。先生写序，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不需要作者为之提供任何《序言》草稿；二是他一定要阅读原稿；三是速度快而文字美。有时候仅仅是数天时间的交稿期——大概是性格使然，我的每部书稿交到先生手中的时候，总是马上就要印制的时候，但先生总是微笑着，操着带有宁波口音的普通话，问我所需要交稿的时间，等我不好意思地说出时间紧迫的意思之后，他也总是和蔼地说：“没关系，你就在这个时间来取好了”。到了约定的时间，果然，一篇《序言》就能交到我的手中——是我所十分熟稔的娟秀有力的字迹，而更为精美的，是一篇篇《序言》中的文字。“理性的思索，情感的倾注”，信矣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