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学是自“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一个重要传统，在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柳青和陈忠实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家在其思想和创作上具有各自不同的思想艺术特点，然而，在他们的创作中又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注重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外国文学对他们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这不仅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出一些明显的迹象，而且他们本人也都谈到过一些关于对外国文学学习、借鉴的心得和体会。比如，陈忠实就曾明确说过:“阅读文学作品所达到的对一个民族的了解和理解的深度，任何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读物都难以相比。”［1］但是，由于时代环境和创作氛围的不同以及作家个人兴趣爱好和艺术见解的差异，使他们在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借鉴和模仿上又表现出明显不同。 一从柳青的创作来看，在思想艺术上更多地是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方法的影响。但是，柳青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然而，由于他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是中国文艺界深受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年代。因此，柳青作为一个文艺思想的忠实拥护者和积极执行者，他的创作在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上也就更多地是从作品的思想性方面来考虑的。此外，柳青所接受的主要是俄苏文学的影响。柳青在谈起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的时候，曾谈到西方古典文学对他的影响，他在《思想教导着我》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也读了18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是一本描写劳动者与剥削者的善与恶的书。虽然雨果的作品里有乌托邦思想，但约翰•法尔约翰的生活精神对我也有影响。因为我清楚主人公是早期的基督教信徒，我自己无论如何浅薄，总算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二者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全心全意服务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加上我追求的东西是明确的，它对我并无消极作用，并未将我引入幻想中。”［2］ 从柳青整个文章的写作宗旨以及这段表白来看，他只是从思想意义的层面去认识和接受《悲惨世界》这部作品的，而并没有对它进行艺术的探讨。从柳青以后的创作以及他的认识来看，他实际上是把19世纪及以前的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看作是“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因此，自然不会在自己的创作中去刻意地加以模仿和借鉴。而他看重的是以苏联文学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或直接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就是后来被加以引申和发挥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柳青后来在反省自己的《种谷记》在创作上的不足时说道:“……我在那本小说里的歌颂、谴责和鞭挞，都是有限量的。我太醉心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画和场面描写，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3］ 于是，柳青在以后的创作中自觉地加以模仿和实践的，就是那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新现实主义”，这样，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的肖洛霍夫等作家的创作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柳青学习、模仿和借鉴的主要对象。 柳青在创作上接受的最直接和影响最明显的作品是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静静的顿河》。柳青的代表作品《创业史》作为一部具有史诗性追求的小说，首先在结构上即体现了对肖洛霍夫的这两部被誉为史诗性作品的学习和模仿。这两部小说从结构上来看，都是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作品。《被开垦的处女地》主要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顿河地区实现农业集体化、建立集体农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的破坏，又有小农经济的习惯势力的阻挠以及错误路线的干扰。小说通过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了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与顽固的习惯势力的斗争。小说对苏联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的多方位的描写以及它的复杂艺术结构，就使其具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更是以麦列霍夫家族为中心，从历史与现实纵横两个方面展开了多方位的描写和叙述，小说那种巨大的时间、空间跨度和波澜壮阔的场面描写，使它成为哥萨克人走向新生活的史诗。 可以看出柳青的《创业史》在结构上与肖洛霍夫的两部长篇小说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例如，从《创业史》的“题叙”一节，即可使读者明显地感到它与《静静的顿河》关于麦列霍夫家族史以及整个哥萨克人的历史描写的相似性。肖洛霍夫对哥萨克人的描写原打算只是从十月革命写起，但是，为了使读者对哥萨克人有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他把笔触伸向了更为久远的19世纪后期，详细地描写了麦列霍夫家族以及整个哥萨克人的艰辛历史，从而为后来对葛利高里形象的塑造做了深厚的铺垫。 而柳青在《创业史》中借鉴肖洛霍夫的结构方法，安排了“题叙”一节，其作用也在于为梁三老汉父子以后的创业经历做必要的交代和铺垫。《创业史》在结构上的这样一些安排和特点，体现了柳青在创作上对外国文学中的优秀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的比较成功地吸收和借鉴，这对他的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追求也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然而，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柳青在接受肖洛霍夫小说艺术积极影响的同时，更多受到的是小说中不良因素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安排小说的情节线索时，紧紧围绕着阶级斗争的主线来展开。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文学进一步政治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提出，更加强调了文学的倾向性和对普通群众的教育作用。肖洛霍夫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是一部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倾向性和思想教育意义的作品。小说描写格内米雅其村的农业集体化过程，始终将阶级斗争作为主线贯穿其中，突出描写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对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疯狂破坏。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这些破坏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样的描写，场面固然紧张、激烈，但未免失之简单化。此外，小说还以相当的篇幅来描写主人公达维多夫与原区委书记柯钦斯基的矛盾冲突，借以突出主人公的英雄形象并反映党内的路线斗争。小说虽然也写了农民对集体化道路的顾虑和犹豫，对小农经济的留恋，但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中农梅谭科夫身上，所以这方面的描写是远远不够的。#p#分页标题#e# 《创业史》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与《被开垦的处女地》是十分相似的。柳青在谈到《创业史》的创作宗旨时曾明确说道:“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4］。可见，柳青在创作之前，就已经为这部小说确定了基本内容。当然，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这也无可厚非。但是，究竟怎么样去表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却是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那么，柳青是怎样来表达他对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和理解的呢?他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合作化运动初期，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地主和富农等反动阶级站在富裕中农背后。”［5］从中不难看出，柳青把20世纪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主要归结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就为其在小说里突出地去描写和表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定下了基调。柳青在创作前对《创业史》的整体结构曾经作过这样的构思:《创业史》共写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至农村的建立。后来虽然只完成了前两部(严格来说第二部也未完成)，但后两部的基本情节在柳青生前的一些阐述中已经初见端倪。 围绕着这样的情节安排，柳青“精心结构了三条相互交错的冲突线索。一条是贫雇农和下中农同反动富农和某些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冲突，一条是农民群众内部社会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自发思想倾向的冲突，一条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6］从多方面来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通过柳青的这番描写使读者看到，从蛤蟆滩到下堡乡，从渭源县到党中央，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除了富农姚士杰的仇恨敌视、富裕中农郭世富的消极对抗外，农村基层干部中间在思想认识上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例如，在渭源县的三级干部会上，在成立联社问题上梁生宝和郭振山发生冲突时，区委书记王佐民、乡支书卢明昌都支持梁生宝，而区长周守义和乡长樊富泰则支持郭振山。在关于灯塔社是否具备办社条件的问题上，县委副书记杨国华和县委书记陶宽之间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冲突。 此外，从小说的有关描写中，也还隐约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信息，党中央在有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和矛盾斗争。 以上这些问题，虽然主要是属于小说的思想内容方面，但是，与小说的形式和结构也是密切相关的，也正是在这些方面反映着肖洛霍夫的创作对柳青的左的政治化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柳青那一代作家对外国文学学习与借鉴的倾向和特点。 二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文学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在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方面思想更解放，视野更开阔，这在陈忠实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与柳青相比，陈忠实不仅注重对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学习和借鉴，而且还把目光转向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方法和表现技巧，从而使其创作的艺术底蕴显得更加丰厚，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与柳青一样，陈忠实这一代作家在他们的文学观形成的时候，接触的主要也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尤其是受俄苏文学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陈忠实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道:“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我阅读的第一部外国作家的翻译作品，……从此我便不能忘记一个叫做哥萨克的民族，顿河也就成为我除黄河长江之外记忆最深的一条河流;……我对俄国和苏联文学的浓厚兴趣也是从阅读《静》书引发的。”［7］ 从他的创作来看的确如此。《白鹿原》无论是从内容、结构还是从人物塑造、艺术手法上都体现着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影响的痕迹，这种影响和接受又与柳青那一代作家有着明显不同。 从内容和结构来看，陈忠实的《白鹿原》所表现的那种史诗性追求毫无疑问也受到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启发和影响。《静静的顿河》以俄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对麦列霍夫一家人的悲剧性命运的描写，展现了哥萨克人在走向新生活的道路上的艰难历程。肖洛霍夫对哥萨克人的历史命运的描写，充分显示了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业绩。《白鹿原》也是以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对白鹿家族两代人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他们各自命运的描写，真实而形象地表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成就。 《静静的顿河》对《白鹿原》的影响还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正面塑造和通过环境描写的侧面烘托上。 从人物形象的正面塑造来看，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对黑娃(鹿兆谦)形象的塑造上。黑娃与《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一样，当革命的洪流到来时，他们和众多劳苦大众一样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相似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正在于在人生的旅途上，他们都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艰难曲折之路。 黑娃与葛利高里的性格特征和人生经历十分相似，作者首先集中描写黑娃那种类似葛利高里的倔强性格特征和桀骜不驯的精神气质，为他以后的行动奠定基础。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又有着特殊的性格。在幼小的心灵中早就播下了反抗的种子，萌发了叛逆的精神。随着革命的发展，黑娃也逐渐地显示了他的独特生存价值。然而，在革命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使他和葛利高里一样在革命与反革命阵营之间徘徊不定，体现了他们相似的共性和个性。 不过，应该看到陈忠实笔下的黑娃毕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农民形象。虽然受到肖洛霍夫的影响，作者还是将他塑造成为中国农民中的独特的“这一个”，与葛利高里形象相比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然而，尽管由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使这两个人物形象有其各自的特点。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黑娃与葛利高里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而反映着肖洛霍夫对陈忠实的影响。#p#分页标题#e# 在一些外国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们还常常使用通过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性格、侧面塑造人物形象的写法，花费较多笔墨进行景物和环境描写，注重环境景物描写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这方面就有着典型意义，而这种写法也影响了陈忠实的创作。《静静的顿河》中大段的环境和景物描写既表现了顿河草原上旖旎的风光，同时也包含着浓厚的抒情色彩，作者以景物描写来烘托环境气氛，借景抒情，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例如，小说中对葛利高里的妻子娜塔莉亚在暴风雨中诅咒负心的丈夫时的情景描写;葛利高里亲手埋葬被流弹打死的情人阿克西妮娅时的情景描写，都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比较注重环境景物描写与人物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在这方面的描写又有着自己的特色。陈忠实没有像肖洛霍夫那样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也没有过多地流露主观情感，表现出一种简约、凝练与冷峻的风格。例如，当白灵看过了在县保安队任职的兄长白孝文后，从滋水县返回省城的途中坐在牛车上思考近期发生的红军游击队失败等一些事情时的一段景物描写，就很好地衬托了人物的心情、反映出当时农村那种落后和衰败的景象:“牛车粗大笨重的木头轮子悠悠滚动着，在坑坑洼洼的土石大路上颠出咯噔咯噔的响声，轮轴磨出单调尖锐的吱嘎吱嘎的叫声，渐渐远离了灰败破落的县城，……白灵双手掬着膝头，瞅着对面陡峭的原坡，顶面上平整开阔的白鹿原，其底部却是这样的残破丑陋……”这段景物描写与人物的心情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而又显得十分冷峻和客观，是陈忠实艺术风格的鲜明体现。 陈忠实在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上还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刻的见解，他曾这样说:“学习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模仿，这对很多作家来说不可避免，是每个人在学习创作的初级阶段的必然，包括马尔克斯，这不是羞耻的事情。就好像小孩刚学走路时得牵着大人的手一样。作家成熟的标志，艺术上表现为从模仿进入启示，读什么作品都不会对作家构成威胁。如果任何作家都可能影响你，使你产生模仿，就说明还没有摆脱‘大人’的手。一旦发展到哪个优秀的作家都不会对你产生模仿的影响，而是启示，那就标志着成熟了。”他还特别强调:“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阴影……必须尽早甩开被崇拜者的那只无形的手，去走自己的路。”［8］陈忠实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是相当广泛的。虽然他早年深受俄苏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仅仅局限在这样一个范围，而是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他既学习和借鉴欧美文坛上的一些杰出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如巴尔扎克、莫泊桑、契诃夫、斯坦贝克等;也将目光转向现代，关注那些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作家作品，如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如果说，陈忠实早年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是一种饥不择食的接受的话，那么，后来他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借鉴则是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有所选择，这与他对文学认识的加深、文学观念的日益成熟是有直接关系的。他在大量阅读和学习的基础上认识到，借鉴外国文学不仅仅要去关注艺术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更应该去学习和借鉴作家们对生活的独特而深刻的感受，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使自己的创作得到一种升华，陈忠实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都是生命体验比较深刻的作品。陈忠实正是在大量阅读和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得到了深刻的启示，把众多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精华化为自己创作的丰厚艺术底蕴。 陈忠实创作的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但是，他也受到了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的明显影响。对此陈忠实解释说:“《白鹿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在我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一步跳到现代主义的宇航器上。但我对自己原先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起码可以说已经不再完全忠诚。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9］ 陈忠实在创作上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有意识地去追求和表现他对生活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而这种独特的体验，仅仅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难以充分表现的。为了能够准确而充分地表现他对生活的那种独特的体验，陈忠实广泛阅读了欧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以便更好地学习和借鉴。 陈忠实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学习和借鉴首先体现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象征是现代主义文学最基本的艺术特征和最常见的艺术手法之一，在《白鹿原》的现实主义描写中，穿插着不少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例如，小说中的“白鹿精魂”就具有丰富而深厚的象征意义，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作出各种解读。传说中的“白鹿精魂”给白鹿原上的村民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从文化形态来看，“白鹿精魂”所代表的是一种华夏民族亘古以来所形成的农业文明;从人们抵抗现实苦难、追求理想社会的角度来看，“白鹿精魂”又无疑是一种理想社会模式的象征;从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白鹿精魂”又不啻为一种理想人格的化身。无论是在小说中作为儒家文化代表的朱先生身上，还是在作为传统道德规范楷模的白嘉轩身上，都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理想的人格;从小说里反映的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对于白鹿原上那些向往和投身革命的年轻一代如白灵来说，“白鹿精魂”似乎又代表着共产主义的理想……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增添了小说的丰富意蕴。 陈忠实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学习和借鉴，还突出地表现在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学习和借鉴上。陈忠实之所以重视魔幻现实主义是由于他认为，“拉美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近代的发展史和现状跟我们民族很接近，生活中从愚昧走向文明的痛苦历程很相似，这是最主要的。”正因如此，他对魔幻现实主义情有独钟。陈忠实十分欣赏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他曾称赞说:“我的印象最深的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家是马尔克斯，而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深深感到跟《百年孤独》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差异甚大。”#p#分页标题#e# ［10］的确，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作品，以一种迥异于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勾勒出拉丁美洲以及哥伦比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那种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相交织和相碰撞的独特的社会现实，给陈忠实以深深的艺术震撼。把小说看成是民族的秘史的陈忠实，在书写自己民族的历史的时候，自然会想到哥伦比亚的这位伟大的作家，学习和借鉴他的创作经验，来表达对生活的那种独特的感受和生命体验。陈忠实认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有许多方面与拉美国家十分相似，比如，民间广为流传的那种神秘文化。对此，如果只用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很难加以充分描写和表现的，而借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恰好能够把这些东西准确而恰当地表现出来。在这个问题上，陈忠实是明智的，他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一种适当的表现方法。通过对以“白鹿精魂”为代表的亦真亦幻的神秘文化现象的描写，体现了魔幻现实主义“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精髓。 陈忠实与柳青的创作在艺术上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他十分注重作品的可读性，而柳青却没太重视这个问题。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但是，从中也恰好反映着两个作家的所处的不同时代特点，反映着他们对文学的功能和作用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正如有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柳青不把小说看成作家在给读者讲故事，而看成人物思想感情发展过程在读者面前的呈现。”［11］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柳青及其那个时代的作家，在当时的政治观念和文学观念的支配下，更多地是把文学作为教育人民、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素养的工具，也就是说更看重的是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而并不太注重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实际上，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学的教育作用与审美娱乐作用是密切相关的，没有注重文学“寓教于乐”的特点。而陈忠实看重作品的可读性是因为在肯定文学具有教育作用的同时，认为文学还有娱乐功能。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方面或者说形式方面的问题，它与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密不可分。陈忠实认识到，要使作品能够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使作品的意义能够被更好地理解，就必须要解决作品的可读性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也体现出陈忠实对外国文学那种积极的学习和借鉴态度。陈忠实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专门选读了美国通俗小说作家希尔顿的一些长篇小说，希尔顿小说故事情节的丰富生动性给陈忠实以极大的启示，“这就坚定我的长篇写作要有故事的生动性，包括可读性……”［12］ 陈忠实的这种认识和追求，也是针对当时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股“淡化情节”的创作倾向而提出的。他认为，那种无主题、无故事、无情节的创作倾向，并不能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正是在这些方面，又充分体现着陈忠实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观。 三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是文学发展和繁荣的普遍规律。从以上比较分析中不难看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同时期代表作家的柳青和陈忠实的创作尽管都表现出了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的倾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时代、环境和个人爱好等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又的确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通过这种比较，能够启示我们如何正确地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有效地接受外来文学的影响，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相比较而言，陈忠实的创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更值得称道和效仿。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和做法也是对“五四”时期那些新文学开创者如鲁迅等大家的文学观的继承和发扬。鲁迅的小说创作就不仅在内容上借鉴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关注“小人物”的传统，描写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小人物的不幸命运，而且也学习和模仿新的艺术方法，如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方式。而柳青及其那一代作家在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的时候，由于受极左政治观念的束缚，往往表现出教条主义的僵化模式和实用主义的倾向，这既是作家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哀。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认真汲取和总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