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与藏族生活的关系

2022-09-21 15:14:12 来源:写作指导

本文作者:赵国栋、于转利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赵金锁认为,藏族茶文化起源于吐蕃时期,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藏族茶文化兴起的初期(吐蕃之知茶)、形成期(吐蕃之需茶)和成熟期(吐蕃之嗜茶)。在知茶阶段,中原地区与吐蕃没有茶叶贸易的发生,饮茶未成风气。需茶阶段中,官方组织了大量的茶叶运销活动,使饮茶的习俗广泛传播,意味着藏区内饮茶习俗的形成。第三阶段,藏族社会对茶的需求已经达到了“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的程度。他认为,藏区与内地经济交流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当地饮茶习俗的形成。而这三个阶段都与茶马贸易的形成发展有关[4]131。因茶马贸易形成的商路被称作“茶马古道”,或“边茶古路”、“茶马官道”等等,“与唐蕃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是目前已知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贸易通道。”[5]23自唐朝后的历朝历代都对茶马贸易极为重视,相应的茶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13世纪,元朝在藏区建立了大量驿站,促进了茶叶贸易在藏区的进一步发展。清朝初期藏汉茶马贸易仍兴旺,但在多种原因作用下,至清雍正13年,延续700多年的官营的茶马贸易停止[6],但茶马贸易一直以其它形式得以延续,贸易内容有所增加,影响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定点生产制度,列入民族特需用品继续加强管理,边销茶又有政治茶、民族茶、团结茶、友谊茶之称。”[5]2420世纪50年代末期,茶在藏区种植成功,1971年,西藏军区先后从四川、云南等地调进茶籽,在察隅、林芝等地种植,在青藏高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产茶区。针对藏区人民饮用茶的质量问题,国家多次强调加大对“低氟砖茶”的研制,并拨专项资金予以支持。1998年,朱镕基总理作出:“赶紧组织低氟砖茶的生产”的批示。1999年,四川省经贸委拨专项资金给四川吉祥茶业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低氟砖茶研制及生产工艺研究”项目。现在,拉萨市的茶馆已经很多,与茶相关的消费链条不断完善。

赖功欧认为,中国茶文化,自始便与人生哲学紧密关联,并从茶格、茶境和茶蕴三大方面进行了论述[7]。赵丽娟也认为,茶文化有利于培养人生价值,体现于重德、尚和、崇俭、贵真等四个方面[8]。在藏区,茶也成为了藏族的核心生活方式之一,并通过茶语言、茶消费、茶贸易与茶的文化观表现于外,成为一种生活的哲学(周晶,2004)。藏族同胞把茶作为日常生活必备之物,《明史》卷八十有:“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所以无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摄入大量茶叶,甚至有的人家终日熬煮,以便随时饮用。这就为茶及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打下了基础。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有王妃珠牡向凯旋英雄们敬茶的情节,并以歌曲的形式唱出茶的起源、酥油茶的制作等内容。足见茶在藏族精神世界中的极高地位。

潮汕地区以茶礼之重而声名于外,藏族同胞同样如此。通过酥油茶的制作与使用展现了一种藏族同胞把“俭”与“礼”相结合的人生价值理念:重勤俭,强调物为人所用,去浮华而享其真。制作酥油茶的器具是家中重要的器物,打酥油茶用的“董莫”(茶筒)多为铜质,甚至有用银制的。饮茶的茶具多为木碗,破损的茶碗一般不会再用,以阿里和达旺地区出产的木碗为佳,均十分珍贵,有的还用贵重的金属镶边。上层喇嘛中流行印有云纹等图案的瓷碗,在少数大活佛和大贵族中则备有银碗、金碗和玉碗。这些不同等级的茶具除了被视为一种财富的象征外,更重要的是向客人表达高度的尊重。虽然传统的一些茶陶壶、配套的火盆以及厨房里酥油桶已经逐渐被搅拌机和各类保温瓶所取代,但茶所代表的礼仪元素依然。因为一直以来,藏族同胞把忽视茶礼往来视作败坏家门的事,藏谚“想要败坏家名,就会淡化茶酒”正是指的这一理念。客人喝茶时,不能把茶碗中的茶汤全部喝掉,而应剩余少许,这被视为是对主人手艺的一种赞许,主人会再向碗中注汤,客人喝足时,应把少量茶汤有礼貌地泼于地上,这样主人才会停止注汤。在西藏山南洛扎县嘎布乡还有唱茶歌的习俗,表达到客人的欢迎之情。在送别亲友与朋友时要敬茶,婚丧嫁娶中,也要有必要的茶礼仪。

茶在藏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在它的实用性。藏族同胞多居住于偏远高寒地区,茶中富含的茶多酚等多种成份可以充分补充身体所需微量元素,滋润肠胃,促进对牛羊肉的消化吸收,增强体质,从而弥补高原高寒地区蔬菜缺乏带来的影响。所以茶对他们的生活更是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藏族谚语说:“汉族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藏区人民把用来做酥油茶的黑茶称为“雪域黑金”。茶的社会地位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茶在藏族社会生活中也扮演着社会交往纽带的角色,从而连接起大范围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互动。段继业认为,中国边茶(以砖共为主)的消费范围可达千万平方公里以上,而不仅局限于传统认为的“茶马古道”[9]。仅以“茶马古道”为例,学术界已有了较为系统与深入的研究,以“川藏道”与“滇藏道”为主。“茶马互市”出现后,促进了“茶马古道”的产生与发展[10]。“马帮”是茶马贸易中的主要参与者,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不仅仅有冒险精神(应对土匪强盗的威胁)还有勤勉精神(战胜艰苦的自然条件)、宽容亲和精神(相互忍让帮助)以及创新意识(勇于尝试)(伍皓、王妍、刘娟,2005),这些精神对茶道沿边各民族与社会群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茶马古道的存在不仅加大了藏区内人民的贸易互动与生活互动,也促进了与沿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推进了更大泛围的社会互动的发生。如段继业指出,砖茶向边疆地区的渗透与贸易产生了以下几个主要结果:改变了少数民族的人口结构、缔造了少数民族的城镇、创造了一种边疆治理之途等[9]。由于藏区恰多为茶马古道的目的地,所以这股文化交流与社会互动的风潮对藏族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构成了其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煮茶、敬茶是藏族同胞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寺院佛事活动中,茶是必备之物,在一些教派中,佛事活动中的敬茶还要颂经,以表虔诚。正月里佛事活动较多,也是寺院集体饮茶次数较多的时期。通常情况下,寺院中每日要集体饮茶三次,一般早上为酥油茶,晚上为清茶。饮茶时,僧侣们在大殿内依僧职高低、修习等级,按序而坐,由司茶者斟茶,若想再喝,须将碗略向前伸静候司茶者再来倒满,饮时须保持安静与坐姿。在拉萨大昭寺内珍藏的上百年的陈年康砖,被视为护寺之宝。僧侣们向求医拜佛的百姓发放的灵药中多有茶的成份。通过茶在寺院中的显赫地位及僧侣们用茶的正规与虔诚性,向包括藏族百姓在内的广大佛教信徒传达了一种茶的礼仪化信息,并逐渐融入到藏族同胞的精神世界之中,从而深刻影响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方式。

在藏区的许多地方,酥油茶是青年男女恋爱的有效媒介,红色的茶汤象征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在川滇藏区流行的“茶会”就是对这一习俗高度认可的象征。一些家庭中有了孩子之后,同村的人和亲戚都要带上茶、酒、酥油等前来祝贺,向产妇敬茶、献酒表示慰问。在孩子满月前,先用茶锅上的锅烟子抹到婴儿的鼻子上,以防止被恶魔发现,此时熬的茶,茶汁要鲜艳,象征儿女相貌英俊。办丧事时熬的茶,茶色要暗淡,不能过于鲜艳,以示哀悼。在煨桑祭祀中,以茶叶熏烟,称为“槚酥”,以获得佛祖的保佑。藏族的丧俗一般要做很长的法事,每天都要以酥油茶款待做法事的僧侣和来客,款待用的茶具必须是专门购置的,其他人不能使用。另外,一些家庭中要放置些砖茶随时备用,除了做茶汤外,还用于临时应急,如压东西,砌屋子;看望病人时,除了要带上水果、点心外,提上一壶浓浓的酥油茶也是很多地方的风俗;许多牧民还用熬过的茶渣喂牛马,因为他们相信茶叶能够催膘催奶,等等。“茶渣如油,给孩子吃”的谚语又表明了鼓励孩子饮茶的习俗被藏族同胞广泛接受。

可见,茶已经融入了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并影响着他们生活习俗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茶在藏区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与重要的媒介作用。

茶连接起了藏区、云南与四川等广大地区,不仅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周云水,2008),也加强了藏族与其它多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王丽萍,秦树才,2010)。藏文《甘露之海》(据有关学者考证作者为元明时期的藏族僧人)是在藏区传播和发展茶文化的第一部茶学经书,专门介绍与鉴别内地茶叶。表明了藏族文化界已经较深入地学习与研习内地饮茶及茶文化。这一过程主要以“茶马古道”形式表现出来。国内有许多学者对古道带来的文化互动做出梳理,主要有茶马古道编辑部(2003)、李旭(2005)、王缉东(2006)、杨海潮(2006)、赵金锁(2008)、王丽萍(2010)等。“茶马古道”不仅连接了中国版图内的许多地方,而且远通至境外许多国家。仅以最古老的茶园:西双版纳产茶区为起点的滇藏古道而言,所产之茶除了销至西藏地区外,还远销至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家。在清朝乾隆年间,每年跋涉在滇藏线上运茶的驮马已达5万匹之多同,可见规模之大。正是这种长途的大规模的茶马贸易沟通了不同民族与地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反之,长久以来,茶马古道沿线的各民族间存在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则又是茶马古道形成的历史基础。主要体现为藏传佛教向云南的传入(沿滇藏茶马古道),在丽江、维西、永宁等纳西族聚居区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对这些地区的社会、习俗、语言等方面的影响[11]。可见,以茶为媒产生的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流动与传播,而是一种社会互动的过程,茶扮演了和平与文化的使者角色。

自茶传入藏区,其社会经济功能得到不断加强。唐政权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多采取怀柔、和亲、互市、册封、招抚等亲善政策,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使深入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唐蕃的联姻则加速了这一进程。据史书载,茶马古道可追溯到唐朝玄宗时期藏汉间的“茶马互市”,当时唐朝统治者开设了“茶马交换所”从事茶马贸易的管理[12]。至宋朝时,向藏区运茶之路逐渐明朗化,且呈不断增加趋势。在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实行茶马贸易,中心为黎州和雅州。开辟了由川西经甘孜、昌都至乌斯藏的长约5000公里的茶道。宋朝改唐朝“榷茶制”为“茶引制”,管理输藏茶叶。此时,茶叶不但成为宋王朝与藏族地区间的主要贸易商品,同时也扮演着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角色。元代承袭宋制,并增加“茶由”(零售茶税)。据《元史•食货志》载:元六年(1270年),包括输藏茶叶在内的全国茶税收银1500万锭[13]。此时,元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藏区的治理,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著名的“土官治土民”制度,开创了因地制宜,“放权式”管理与边区茶贸易的先河。使“茶马古道”经济与政治地位更加突显。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这样评价茶:“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明朝主要设立了四个茶马司,管理输藏茶叶的13个市场,以实现“以茶治边”的政治目的;同时实行与“朝贡制度”相配合的“贡马赐茶制”,以此来推动向藏区的茶叶供应。洪武五年(1372年),输藏茶叶约500多万斤。清朝雍正年间,仅四川输入藏区的茶叶就达1200多万斤[13]。逐渐形成以“八大商帮”、“四大茶号”、“两大香号”、“两大庄会”为主的市场规模,贸易繁荣。但官营茶马贸易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使官营资本难以为继。雍正13年,延续700多年的官营茶马贸易停止;乾隆中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被“边茶贸易”制度取代,商营取代官营成为与边区茶贸易的主流,商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进一步加大了茶贸易量,同时也带动了其它商品的贸易额。至民国时期,通过川藏、滇藏贸易,输入西藏的茶叶量继续攀升,虽然受到印茶及英印轻工产品在西藏侵销的影响,边茶贸易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但并未阻断总体贸易形势。据有关统计,每年从康定输到拉萨一带的茶叶达20多万包;从云南输到西藏的茶叶约2.6万多包。

1911-1950年前后,由于英国向西藏大量倾销印度茶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与剥削,输往藏区的茶叶呈衰减状态。50年代后,国家十分重视对藏区的茶叶供应,扩大了输茶区的茶叶种植面积,仅雅安地区1986年茶的种植面积就比解放前增加了三倍半,制茶加工能力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四倍。藏区群众的茶叶消费量也呈逐渐增长的态势,由1955年的人均3.2斤到2008年的近10斤。1956年藏区试种茶树成功,后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几乎遍及西藏南部28个区县。1988年时,西藏的茶园面积已达3000多亩,1993年自制茶叶26万多斤。

通过对藏区茶的社会经济发展简史的概括,可以发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对藏族与汉族产生的经济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现代社会中,茶在藏族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基于茶对农村地区藏族同胞生活的重要性,我们选取农村地区为例展开分析。在下文我们以多方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统计描述与相关分析法开展相关探讨。首先选取西藏自治区内主要实物消费量作为研究对象。其指标构成如表1所示。

各项指标均按定距变量处理,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考查各指标与茶叶消费量之间的关系(表2)。发现,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茶叶的消费量与肉类消费量、家禽消费量成显著关系,证明了茶作为藏族同胞核心生活方式之一的实用性原因:与饮食结构、健康需求紧密相关。在前文我们已做了相关讨论。从表2可见,茶叶与肉类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886,P=0.019<0.05,系数解释力较强;与家禽的相关系数为0.863(P=0.027)。肉类的消费量均值(按所列年份)远大于家禽的消费量均值(16.2567>0.0250),所以,茶消费与肉类消费的显著关系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肉类价格在列表中处于高水平,由此我们可得到以下假设命题:茶对居民收入水平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即收入增加,肉类消费才有机会增加,茶的消费量也随之增加,反之,收入降低,肉类消费减少,茶的消费量也随之减少。

我们再来考查一下西藏农村地区茶平均消费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关系。由于关于茶的统计数据并不完善,国家统计系统的指标设计中并没有人均茶消费量的相关指标,所以我们只能利用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开展讨论。由于茶叶进口在国家统计中以“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指标出现,且茶叶的比重很小,我们将此项指标设为缺省。1990年和1995年的出口量也并未出现在相关统计资料中,设为缺省,我们得到全国人均茶消费量(见表3)。表中,根据需要对“出口量”采用了一定的数据简化处理。

考虑到1990、1995两年缺省了出口量,人为增加了“人均茶占有(消费)量”的取值,从而影响全国平均水平走势,我们在折线图中将其剔除(图1)。从图1中可见,从2000年始,全国平均茶消费量呈逐步增加态势,说明茶消费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断得到认可的,国内市场需求在不断提升。但不同年份中的全国人均茶消费量均远低于西藏农村地区的人均茶消费量,说明在需求的内在动因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的饮食特色以及茶与佛教的密切关系造就了藏族同胞茶消费的特色(前文已做了相关讨论)。本文也支持这一观点。西藏农村地内的人均茶消费相对具有较大波动性,据我们已有的分析,这主要来自茶与肉类在藏族同胞生活中形成的密切关系。畜牧业丰收,肉类食物及储备增加就会拉动茶消费的增加,反之,则会降低(见前文的假设命题)。对比西藏自治区各年的食品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与当年人均GDP增长情况(表4),我们发现:相对2005与2007年,2008年较上一年食品价格指数偏高(112.1),而人均GDP增长幅度偏低(9.0%),即食品(对西藏自治区而言主要指肉类食品)价格上涨过快,而人均GDP增长相对滞后,这就影响了对肉类食品的消费量,造成茶消费量的减少。2005年的食品价格指数变动微小,但人均GDP增长较快,远远高于价格的上涨,这就造成对肉类食品消费的增加,推动茶消费的相应增加。其它分析同此理。这也证明了我们的假设命题是成立的。

可见,现代社会中,茶在藏族同胞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经济角色,不仅指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与对需求的满足,而且更深刻地反映着农村地区物价变动、人均收入指标的变动等情况,成为农村地区百姓经济生活的社会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