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系统及其边缘效应
纵观整个地理环境,只要存在地理梯度的非均衡[6],就必然产生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处于水平方向上的海陆交界、经济结构上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交界、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均体现出不同强度、不同规模、不同方式与不同类型的边缘效应。因此,多个生态经济系统的交界地带即边缘区域,有可能成为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环境。即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产生的前提是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生态位,这种生态位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与其他生态经济系统相对比较中体现出来。它可视为二维空间中的矢量,应包含两个方面含义[7]:一是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单元的状态,表现为过去资源、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积累的结果;二是对环境的现实竞争影响力或占有支配力。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决定生态经济系统单元在特定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由于地区社会、经济、生态发展不平衡以及各地区在城市中功能的差异,导致各生态经济系统间及其内部的生态位均存在着差异。因此,只要具有高的生态位,处于多个生态经济系统结构上的边缘区域,也有可能成为整个生态系统功能上的中心,如处于海陆边缘地带的香港特区和上海市。
省域行政边界地区的边缘效应分析
主要表现在:①要素的丰富性。省域行政边界地区,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域上相邻的省级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区域。受惠于边缘区域丰富的各类要素,将产生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具体表体为加成效应、协合效应和集联效应[4]。其过程是先通过加成效应,将物质、能量、信息、时机或地域等生态因子加层,扩展边界地区的生态位;接着边界异质环境中的各种生态因子处于合适的生态位后产生“谐振”,继而各因子之间产生强烈的协合效应。同时因集肤效应的存在,加大的信息和丰富的要素则产生互补性的汇聚,引发超越各地域组分单独功能叠加之和的生态增殖效益,从而激发行政边界地区产生边缘效应。②政策的灵活性。当前,区域合作已成为许多国家应对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区域合作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两大重要趋势[8]。由于强调区域间的联动发展,紧密的经济联系使省域行政边界地区重视并积极寻求区域间整体的合作,寻找共同发展的合力,以期顺利完成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升级,故在政策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③界面优势。利用界面优势,通过行政边界地区的二元性结构为省域间的区域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并使之成为省与省行政区域间政治对话、经济交流、文化传播和信息沟通的媒介,为省域生态经济系统提供交互的平台。因此,利用不同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可成为转型期扭转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被“边缘化”局面的“外力”。
主要为:①开放性。开放性是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基本特点,同时也是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有序结构产生和维持的基础。开放的省域行政边界地区,省内和省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生态系统通量的加大。边缘地区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汇聚地和中转地,让边缘地区获取和利用更多的资源和机遇,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利于系统之间的交流。边缘地区是省域行政边界区域间有效合作的窗口,是区域经济互动的前沿地带,保持区域经济活力和获得边缘效应,首先要开放和打破行政管理界线与地方保护主义。②占据不同行政区的关键节点。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位于不同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环节,占据着生态经济系统“增长极”向边缘地区进行梯度递推的关键节点,也是平衡同一生态经济系统内部发展差异的重要突破口,因此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发挥还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③协同作用。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重要特点是开放性,开放性与协同性共生于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一个生态经济系统的进化可能会改变作用于其他生态经济系统的选择压力,从而引起其生态经济系统的适应性变化。两个或多个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位存在着一定重叠,势必产生相应的竞争,生态经济系统的自身进化常常受到相互之间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的协同进化系统,因此协同作用也是形成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基础。
玉林市的生态位和发展环境
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玉林市地处广西东南部,地理位置上处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地带。玉林市属桂东南丘陵盆地,山地面积仅占1/3,境内地势低平;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和光热资源充沛,年均温21℃,一年“三熟”,特别适宜农作物生长,一直是广西乃至我国重要的“粮仓”,也是全国和广西的热带水果生产基地[9]。长期以来,玉林市经济以第一产业占较大比重,201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由2000年的39.3∶30.4∶30.3转变为20.5∶44.5∶35.0,第二产业已成为玉林的支柱产业,但是整体经济总量偏小,实力较弱[10]。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界面:玉林市位于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界面,其东面、南面分别与广东省茂名市和湛江市毗连。随着联结两广交界区域交通的改善,玉林市将作为广东省进入广西省的重要节点,也将成为两大生态经济边缘界面———广东经济区“西拓”和广西经济区“东进”的要地。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之间的生态位的“位差”,使玉林成为联结广西经济区和广东经济区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经济纽带。华南大经济区中广州中心向广西境内辐射的通道节点:从整个华南大经济区来看,玉林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珠江三角经济区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西南地区东向出海、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西进参与西部大开发和内地向东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进军的重要节点和便利通道之一[11]。目前以广州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加快,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能力增强,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有望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玉林紧靠广东、海南,前临香港和澳门特区,背靠大西南,在整个华南大经济区中是广州向广西境内辐射链上的重要通道节点。
优势:首先,省域行政边界通达性增强,加大生态经济系统边缘玉林市物能通量的流动。南宁至广州高速公路的开通,使玉林的经济区位发生重要转变,由原来位于广西经济区结构上的边缘地带变为广东经济区进入广西经济区的“桥头堡”。玉林位于在粤桂城市发展轴上的两大省会城市广州和南宁的中间地带,受两端城市的双重辐射作用,接受来自两省的经济扩散效应,极有可能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城镇生长点。同时,由于玉林处于华南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的中心区域,随着广西和广东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和密切,玉林成为华南经济区中广州中心向广西境内辐射的关键通道节点。其次,玉林市内及与周围地市交通环境的全面改善,加大了生态经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物能流动。以玉林为中心,半径为200km范围内分布着南宁、柳州、梧州、肇庆、湛江、北海、钦州、防城港、贵港、贺州等10个地级市,以玉林为中心的“2h经济圈”已形成,是桂东城市群的重要中心城市,辐射人口近3400万人。玉林市已形成以城区为中心的“0.5h经济圈”和即将形成的“X”型大交通网络,区位优势更加凸现出来[9]。可见,玉林是联结广西经济区和广东经济区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经济纽带”,玉林融入粤港澳经济圈的条件十分优越。两个不同经济区的粤桂文化、发展观念的交融,深深影响着玉林人的观念和意识。玉林人的勤劳、务实、精明和开放,使玉林素有“广西的温州”之称。改革开放初期,玉林是广西商品经济最为活跃发达、市场最繁荣的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占据了广西半壁江山的玉林,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玉商文化”为民营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催化作用,玉林已成为广东企业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12]。玉林主动接受生态位的位差带来的“势能”,变为经济发展的“动能”,促成一批以产业集群带动的专业镇。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初具规模的中小企业名城,为承接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p#分页标题#e#
劣势: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四不沿(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不沿线)”和“三无(无国家重要项目投资、无大宗矿产资源开发、无强大的经济支撑)”,玉林经济曾一度持续低迷[11]。玉林地处广西经济区中心的边缘,来自南宁和国家的支持力度有限,主要“增长极”对玉林的辐射带动作用力弱,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及灵活程度是制约玉林经济发展的重要颈瓶。机遇:目前广州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发展和华南经济区的“火车头”,龙头地位更为坚实,处于由战略新起点向宽裕社会和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13]。历史上玉林与广州有着非常密切的经贸来往和经济联系,玉林位于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界面要地和华南大经济区中广州中心向广西境内辐射的通道节点上,势必拥有更广阔的经贸合作前景。广东经济区新一轮的战略转移已经开始,社会经济正进入近乎“脱胎换骨”的质的上升转变期。广西经济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销售市场,以及与广东经济区的雄厚资金、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滋生了两大经济区积极加强合作的共同需求。玉林是两大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联结广西经济区和广东经济区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经济纽带”,更是广西融入大珠三角经济区的“桥头堡”。两大经济区的区域合作和联动发展,为加快打造中小企业名城的步伐和实现玉林经济的崛起创造了良好时机。
挑战:发挥省级行政区域间的边缘效应,很大程度受限于生态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广西经济区与广东经济区两个不同经济区发展观念,南宁对玉林资金上的投入、政策上的默许,或者遭遇资金和政策瓶颈上的干扰,对玉林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具有较大的制约性影响。由于省级行政区域间开放性的加大,也带来边缘区域竞争的加剧。广东的邻省还有福建、江西和湖南,广东经济区在对外转移产业时,有必要权衡其交易成本和考虑相互的市场需求。同时还存在广东经济区对玉林乃至对整个广西经济区的接纳程度的挑战,即影响到玉林在省域行政区域间边缘效应的参与度。因此,对玉林而言,对广东经济区能量的承接能力和功能上的融入能力也是对自身建设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严峻考验。区域不平衡和协同进化是区域发展的常态[8]。广西经济区与广东经济区利益的不平衡,往往伴随着恶性竞争,是两大生态经济系统协同进化的反映。如何协调区域间经济利益的不平衡,有步骤地配合和确保做出互补性的贡献是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发挥的关键因素。
玉林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相对生态位
基本假定:一个城市对另一个城市的影响力与两个城市人口的乘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关系:F=PiPj/R2[13]。式中,F表示一个城市对另一个城市的影响力,P采用2010年各市统计的城市人口数据,R为两个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并考虑到城市经济实力(GDP影响系数:GDPi/GDPj)产生的影响,综合生态位表示为:F=(GDPi/GDPj)PiPj/R2。通过估算,由图1可见,距玉林200km范围内的10个地级市与邻省省会城市海口、昆明、贵阳和广州、北京、上海等17个市中,对玉林发生重要影响前5位城市的综合生态位依次为:广州(82)、南宁(31)、贵港(26)、湛江(19)和佛山(14),其中又以广州和南宁对玉林的影响最为突出。即在广西经济与广东经济区的边缘效应的发挥过程中,玉林最易受这两个经济中心的影响,也就是这两个经济区边缘效应最强的区域。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估算涵盖玉林及对玉林具有重要影响的北海、贵港、海口、湛江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共17个重要城市的相对生态位(图2),以测定玉林在广东和广西生态经济区内的相对影响力,并进行比较,可得到以下结论:①从中国城市群的整体来分析,由于距离的原因,北京、上海对玉林、北海、贵港、海口、湛江5个地市的影响明显弱于广州。在两个经济区中,对它们影响最大的依次是广州、南宁和柳州。玉林受南宁(45)和柳州(21)的影响力均比贵港和北海强,在广西经济区中的发展优势明显;贵港和北海受到湛江的影响力分别为19和21,稍强于玉林(17),但玉林对贵港的影响力高达67,因此玉林同时接受两个经济区的辐射能力,即承接能力比贵港强。②从5个城市相对生态位的比较来看,广东省内的湛江和广西省的贵港、北海拥有较好的相对生态位,对边缘效应触发和玉林构成较强的竞争关系。③北海、海口对广州和南宁的影响力已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其发展态势不容低估。
玉林市发展策略
生态经济系统开放性对触发边缘效应至关重要,保持区域经济活力和获取边缘效应,首先要打破行政管理界线与地方保护主义。玉林应主动“东进”,获取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所需的能量、物质、资金、技术和信息。同时,利用界面优势使行政边界地区的二元性结构为区域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成为省域行政区域间政治对话、经济交流、文化传播、信息沟通的媒介,使玉林成为经济转型期广西承接广州辐射扩散的桥梁。玉林应为各种经济过程营造更为广阔的集约协作、分工和市场氛围,经常与南宁沟通,争取支持或授权,减少可能存在的外部不经济性,使之能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流通中以获取集约与汇聚效益。加快发展,抢占发展先机,尽快发挥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玉林坐拥广东经济区向广西经济区辐射链上的“一道大门”和华南经济区关键“节点”,广州利用其生态位的“位差”在向广西梯度递推的关键通道中,玉林的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因此,玉林应充分利用、创造和增殖边缘效应,迎接全面振兴经济的新一轮机遇。通过加强产业建设,投资环境改善及观念融合等举措,强化玉林已有的承接广东经济区辐射的能力,同时增强承接广东经济区辐射和融入广东经济区的能力,锻造成为广东经济区“西拓”的优选之地。（本文作者：翁毅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