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申平 李荣菊 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中国古代教育有着良好的国学传统。《周礼•春官•乐师》最早言及“国学”:“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指的是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学校。清末以来，“国学”开始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即“国粹”、“国故”。正如马一浮所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章太炎创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和胡适创办的《国学季刊》中所提“国学”均为此意。国学经典数量庞大，但其核心思想为儒释道，涉及文史哲多个学科。国学经典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作为“传统”它存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教育之中。国学经典饱含了丰富的人文教育思想。在当前推动国学教育和传播中可以发挥古典文化的教化认同功能，使学生领略经典的魅力，潜移默化地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从藏书文化的视角可以看到，从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国学教育和传播有着良好的传统。
一、古代国学教育与典籍收藏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包罗万象，涉及章句训诂、儒释道、经史子集、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等，其内涵和外延与当前语境中的“国学经典”基本一致。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古代藏书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无数藏书家用自己的道德人格、学识涵养昭示着后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人类学术的递进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国学教育的发展依托于典籍收藏，经典传播为学术和教育的进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个时代典籍的繁荣也反映了该时代学术和教育发展的高涨。如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及活字印刷术的应用，市民的文化素质逐渐提高，经典阅读的需要逐渐提升。一些藏书家或者书商，开始刊刻版印书籍，这大大降低了经典失传的风险。宋代加强了国家图书收藏和修撰，设立了“馆阁”制度。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而为一，建立崇文院，“畜天下图书，待天下之贤俊”。馆阁藏书的功能主要是“公开借阅流通”，“为公私著述提供资料”，“编制朝廷藏书目录”，“提供正本用于出版”。［1］馆阁藏书和教育，再加上书院、私家藏书和教育，促进了宋代学术发展并达到中国文化史上最高水平。古代藏书尤其是私家藏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保护和传播经典，为教育和学习提供典籍，及促进学术文化发展等方面。清代江南学术的发展就清楚地显示了私家藏书和学术、教育之间的关系。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所列校勘家36人中，如黄丕烈、孙星衍、鲍廷博、秦恩复等多人都是藏书家。另外，由于藏书兴趣相投和对于学术研究的爱好，清代许多学者都和藏书家成了好朋友，如钱大昕、段玉裁等与黄丕烈，惠栋与朱奂等。他们的交往使得学术与藏书交互辉映，成为一道令人景仰的文化景观。古代藏书和学术教育发展相辅相成。桑良至举明代藏书家祁承邺《淡生堂藏书约》为例，分析指出其“藏书本是为了育人”，［2］不能把私家藏书与求田问舍相提并论，许多藏书家认为满屋金银不如一部绝世经卷，遗留万贯金银与子孙反不如留下积学修身的经典。清代江南的经济文化环境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藏书家和藏书楼的存在又推动了江南学术尤其是朴学的发展。诸如天一阁、汲古阁、千顷堂、绛云楼等动辄藏书万卷，这也促成了一些学术家族的形成。如乾嘉学者中的高邮王氏、武进庄氏等。学者钱大昕与其弟、子、从子等形成了一个家族学派，郡望翘楚东南一带。这种藏书和学术世家在清代江南是非常典型的。再如徐树兰1897年设中西学堂的时候，为弥补学堂文化底蕴的不足，提倡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其办藏书楼也是为了解决贫寒而好学的年轻人读书困难问题，由此可见其发展教育、培育人才的拳拳之心。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是中国古代藏书楼向现代公众图书馆转变的一个过渡环节，其对推进文化教育、惠及乡里子弟作用巨大。
二、古代国学传播与藏书活动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又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读书、藏书和图书聚散密切相关，国学经典传播常借助于藏书活动。一定意义上言，藏书史就是经典传播史。古代藏书主要有官府、寺庙、书院和私家四种类型，四者在图书收藏和传播上各有特点，都为我国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官府藏书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如在汉代私自借阅、抄写皇家藏书是违法的，馆阁藏书仅限于皇帝、近臣、考生和特许读书者。朱元璋曾说“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读者也局限于皇族和官员。只有国子监和翰林院的图书传播范围大一点。毋庸讳言，在古代，“处于中心地位的官府藏书具有的总体封闭性、保守性就对历代各类藏书楼起着不容忽视的示范作用，进而对中国典籍与文化的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3］寺院藏书传播范围大一些，僧人信徒甚至于地方学者官员都可借阅。书院藏书的传播状况和寺庙有点相似，服务目的多是为教育生徒。古代私家藏书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但是图书传播范围不大。很多人重藏不重用，甚至有人藏书只是为了颐养性情、附庸风雅，或居为奇货、待价而沽。古代图书的收藏和传播并非一对矛盾，也正因为有了收藏，图书才得以传播。古代藏书家并非全是惜书如命，读者对象也不局限于家人或者亲朋。如三国时向朗“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三国志•向朗传》);西晋时范蔚开放七千卷藏书，“远近来读者，恒百余人”;《南齐书》载沈约“书多与人”，时人非常敬仰，临沂人王筠“清净好学”，多次受到沈约赠书;五代时石昂“家有书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宋代宋敏求藏书三万卷，皆三五校，置复本，供人阅读;苏东坡贬黄州，载书万卷，喜借人读;清代藏书家徐树兰“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可见很多藏书家都注重典籍传播，乐善好施，播惠士林，甚至对外开放或者捐为公用。古代私家藏书对经典传播所起作用不可小觑。官府、寺院和书院藏书常常会因为战争、统治者好恶等因素而毁于一旦，层出不穷的“书厄”使官府藏书很不稳定。汉武帝时就提倡百姓“献书”，历代不乏官府大规模的征书活动。乾隆间为修《四库全书》征书，天一阁挑选638种珍本献给朝廷，其中96种珍本直接收入《四库全书》，另有473种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为此乾隆帝赏赐天一阁一部《古今图书集成》。天一阁著录的书籍加上知不足斋鲍氏被采用的图书379种，两者之和超过了《四库全书》著录的宫廷“内府本”，足见私家藏书作用之大。清末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八千卷楼”保护在太平军破杭州城混乱中散失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事迹尤其值得称道;同样让人赞叹的是丁氏后人在日本人觊觎这部分藏书的时候，激昂大义，以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保全了图书。余述淳认为:“私家藏书系统的生存机制极强，其分散零藏，彼此聚散、频繁兼并的特色，使其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强韧性及“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广泛可适性。同时，“私家藏书为其他藏书系统提供了稳定而可靠的藏书来源”。［4］#p#分页标题#e#
三、古代国学教育与传播的现代借鉴价值
(一)弘扬国学教育应发挥现代图书馆的主导作用
国学经典传播和国学教育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国学经典传播是从现代传播学的视野，来看待国学经典在社会各领域的流传播布的途径、方式以及基本内容等。而国学教育则是教育部门或教育者，针对特定的教育对象，采用恰当的教育策略和教学方法，进行国学知识和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过程。国学经典传播与国学教育具有部分相同的目的和手段，因而常常被相提并论。现代图书馆承担着引导、教育读者的责任。尤其在高校，大学生读者作为特殊的受教育群体，需要接受人文素质和思想政治，以及传统文化和审美教育等，国学经典可以满足这些教育在文化内涵和理论深度等方面的需要。因此，有效利用国学经典收藏、多途径开展大学生国学教育，不仅仅是教师和学工部等职能部门的责任，也是图书馆应该履行的工作。图书馆有着更便利的条件开展国学经典传播和教育活动。早在1923年，胡适就为清华学校的学生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同年梁启超也应《清华周刊》之邀，写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韵文、小学书及文法、随意涉览等五类书目，颇有指导意义。这些做法可启发图书馆在读者咨询和服务等方面加大对国学经典借阅的指导作用。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环境、人员和技术，开设专家讲座、文化沙龙、读书报告、书评、征文比赛、有奖知识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教育、引导读者认识国学的价值和意义。如国家图书馆的“文津讲坛”，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老舍、郭沫若等许多大师都登坛传道，其服务社会弘扬民族文化的风尚至今不衰。地方如大连图书馆自筹资金创办白云书院，坚持免费对外教授《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等国学经典。这就使图书馆的功能由过去单纯的“文献服务“提升为综合性的“文化服务”，由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文献中心”转变为适应当代需求的“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使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二)现代图书馆是国学经典传播的重要阵地
时至今日，古代藏书楼已经成为后人瞻仰的遗迹。而现代图书馆已经替代了藏书楼的功能，许多近代藏书楼的典籍也都进了图书馆，得到了更好的保藏和传播，因此，现代图书馆成了经典传播的重要阵地。目前图书的出版是以惊人的数字进行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图书都可以成为经典，这里面国学经典的数量更少。中国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历史中，国学经典的地位是不能动摇也不可能替代的。目前，虽然有些人对国学还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国学热”的兴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学读物也是琳琅满目。毋庸讳言，当下某些图书馆的采编人员不仅缺乏专业眼光，而且对于国学经典重要性的认识也非常不足。藏书室里常充满花花绿绿的思想浮躁、乏善可陈的印刷品，其装帧粗糙、内容哗众取宠，完全是商业操作的产物，更不必说版本学的讲究。庸俗的处世哲学，五花八门的养生术、赚钱术，充斥着舶来文化的管理、励志、消费图书到处都是，而版本优秀的国学经典常常屈指可数，实在让人痛心。不过，虽然一些出版商对于国学经典传播的热情未必很高，但受到市场利润和商业运作的驱动，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学经典的传播。
在古代，经典传播不外乎借阅、传抄和版印销售几种途径，比较而言当代人进行国学经典传播的途径和办法实在是太多了。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都承担着传承中华文化、传播国学经典的任务。现代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和学校图书馆，要自觉加强国学经典收藏和传播工作。目前，全国图书馆系统收藏古籍2750万册，其中善本250万册，数量相当可观。同时各大出版社历年出版的国学读物也不少，所以各级各类图书馆在国学经典传播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很多有品位的图书馆都有国学经典特藏书库，供国学研究和爱好者借阅。如重庆图书馆专门设立经典阅读专区，也有设立国学分馆或者国学馆藏的，按照四部分类收藏经典。就国学馆藏而言，一般应收藏以下四方面的书籍:一是国学经典著作，包括经史子集，涵盖诸如《诗经》、《论语》、《史记》等文史哲几方面的典籍。二是国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冯友兰、饶宗颐等的论著。这方面范围其实可以宽泛一些，不必为“国学大师”头衔的界定而过分纠结，只要是适合国学研究和普及的优秀作品都可以收入。三是相关的工具书，如《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提要》、《中国丛书综录》、《辞源》、《辞海》等。四是各个层次读者都喜欢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修身养性等方面的著作，如“三百千”、《唐诗三百首》、《菜根谭》、《颜氏家训》等等。图书馆国学网站的建设，以及国学数字资源的收藏，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方面首都师范大学做得比较好。他们与公司合作，创建了“国学网”(www．guoxue．com)，开发研制了《国学宝典》这一大型古籍电子文献数据库，编撰出版了《国学备览》丛书。如今，“国学网”已经成为国内最大、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门户网站，《国学宝典》是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最常用的电子文献数据库之一，《国学备览》光盘被十多所高校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辅助教材。
四、当代国学重建与国学教育传播
目前，我们应该循序渐进地传播国学，以增强中华民族道德的力量，重建礼仪之邦。我们既需要从学理上证成国学经典的巨大价值，也更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开展国学传播。国学教育传播和国学重建同步。近年教育界曾辩论“国学”设为一级学科以及“国学立户”等问题，关注国学“合法性”即价值与功用问题。作为价值体系，国学经典承载的并不纯粹是真理，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对待;同时，传播国学也不意味着排除西方和其他民族文化。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费孝通“文化自觉”的理念意在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反思和创新，以及民族意识的自我认知。全球化时代中国影响力逐渐提高，重建国学以进行世界范围的文明对话，可彰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弘扬其普世价值和世界意义。
当前，国学传播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推动国学的普及、研究、传播、交流为手段，以文化产业化、科研市场化为突破口，以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建设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积极探索传统文化走向国民、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目前传播国学的途径分社会、学校和家庭三种。民众了解国学的渠道主要有读古文经典、通俗书籍、看电视讲座三条。许多父母通过读经班或者网络QQ群等陪伴孩子研习《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周易》等。国学传承向来就没离开私塾、义塾、精舍、书院等社会力量。高校也很有必要开设全校性的必修课，开展国学经典的研读，加强国学的通识教育，促成国学教育与大学美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相辅相成的局面。生动活泼具有时代特色的传播载体会深受读者欢迎，故应加强国学普及读物的编辑工作。总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国学教育和传播活动必将进一步加强。积极传播国学经典，继承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传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