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秀峰 魏建徽 廖其发 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安徽理工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模式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但要理性对待模式推广的局限性
既然模式是对解决一类问题的方法的高度概括，因此一定的模式一般会适用于同一类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教育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事业，除了其育人的复杂性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因其所处的环境而变得格外复杂，因此，在推广教育模式的时候一定要因地制宜，理性对待。如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应结合当地的地形、经济、文化等状况，不能一概而论。如成都模式就是紧密结合其独特的三圈层经济结构和地形平坦易于整体规划、统筹安排的优势而形成的。如我们调查过的河北省三河市（县级市），其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模式就是依托其雄厚的教育投入而形成的，因为三河市紧邻首都北京，独特的地缘优势使三河经济快速发展，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百强。这样的经济基础，加上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三河城乡教育不可能办不好，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其总结的办理教育的“四化”方针（学前、小学教育“幼小一体化”、初中“适度集中城镇化”、高中“同步提升均衡化”、民办教育“注重管理规范化”）也是应当学习的。至于山区县市、贫困县市如何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除了要学习这些有益的经验外，更重要的还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因地制宜提出自己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策略。
模式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要因时而异地探索和研究模式
教育模式除了其地域局限性外还有时间局限性，一定的教育模式只是一定时期根据实际情况所做的经验探索，时异则事变，尤其是在我国现代化、城镇化高速推进的今天，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永远保证有效。山西前元庄教育模式的兴衰就是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兴起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热潮，山西省柳林县前元庄村在这场改革中勇立潮头，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当时农村教育发展的有效模式，其主要办法是：在办学方向中实行“农教结合”。一是农村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相互促进。二是建立教师联系农户制度，为农民脱贫致富当参谋和提供技术指导。三是学校教师被聘为村委会的“智囊团”，共同参与对全村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重要问题的决策。学校专任教师兼任成人教育的文化课教师，有专长的农民受聘兼作学校劳技课和实习的指导教师。四是资源共享，学校的图书、实验仪器等向全村农民开放，村里的果园和大田作物为学生实验和实习提供基地。在教育内部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学校设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和成人教育几个部分，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相互渗透，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相衔接，形成教育对象覆盖全村男女老幼的大教育网络，为实现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目标打好基础。初中劳技课突出农村特点，力争使学生掌握一至两门实用生产技术，初中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的，转入本校成人教育继续学习。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升学有基础，回乡有技能”。在教学安排上实行教学、科技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前元庄模式取得了成功，前元庄村村民的生活水平、人均收入普遍提高，村风、村貌发生了显著改变。但是仅仅数年间，同全国其他村落一样，前元庄的发展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多年的无限制采煤，使前元庄村成为“采空区”，又由于农业效益的低下，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现在前元庄全村90%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得到补偿后选择了外出务工，学生生源流失严重，这使前元庄的办学陷入了僵局。“如今的前元庄实验学校又回到了应试教育的轨道上，当初那场轰轰烈烈的变革竟像从未发生过一样。”〔1〕前元庄教育模式的兴衰只是我国农村教育变革的一个缩影，前元庄模式的兴衰启示我们，一种教育模式只是一时一地的成功经验，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我国农村社会发生的变化探索适合新时期的农村教育模式，而不能刻舟求剑、墨守成规。前元庄教育模式的兴衰也告诉我们，在探索和研究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时候要基于当下，立足长远，尤其要重视农村城镇化给我国农村教育带来的挑战，重视前瞻性研究。
“模式热”预示着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实验高潮的到来
近年来，各种教育模式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些模式多是一地的实践探索经验，我们认为“模式热”预示着我国新的一轮教育改革实验高潮的到来。由于我国城镇化的高速推进，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使得我国农村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2〕因此，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探索适合本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模式就成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加之，全国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和随后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对改革试验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3〕
我们认为与前几次教育工作会议最大的不同，就是“鼓励大胆探索和试验”，其实早在教改方案出台之前，改革试验之风已经悄然兴起、暗潮涌动，2008年7月，教育部与重庆市商定共建“全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2008年8月，教育部与湖北省商定共建“武汉城市圈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验区”；2009年4月，教育部、四川省人民政府与成都市人民政府商定共建“全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2009年8月，教育部与湖南省政府商定共建“长株潭城市群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验区”；2010年3月，教育部和上海市商定共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样已经初步形成了五大部级教育改革试验区，这五大试验区与国务院批准的所谓“新特区”〔4〕紧密联系，如成渝地区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就将突出“统筹城乡”的特点，在全国率先探索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此外，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先后与天津、四川、河南、广西和三峡库区签署协议共建部级的“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也从2008年5月开始先后与杭州市下城区、江西赣州市、成都市青羊区、大连开发区和深圳市南山区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因此，可以说，新一轮的教改高潮也为各地探索适合本地区情形的教育发展模式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保障。#p#分页标题#e#
积极探索和研究县域教育发展的模式将是今后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发展的主题
当前我们进行农村教育研究需要树立城乡统筹的观念，对城市和农村区域内的教育进行统筹规划与研究，但是我们认为，当前农村教育研究的重心应放在县域内教育的发展方面。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如果从农村教育研究对象的区域来看，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即大中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直接所管辖的郊区农村，如以四川省内城市为例，属于这一范围的农村有如省会城市成都市所辖所有郊区（县）范围内的农村、地级城市南充市直接所辖的三个区内的农村（这里不包括南充市所辖县的农村），这类农村地区因多数处于大中城市的周边，又受大中城市直接管辖，教育经费较为充足，易于城乡统筹规划发展；除了大中城市所直接管辖的郊区（县）的农村外，占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的是县域内的农村地区，如南充市下的南部县县域范围内的农村教育等，因为这类地区受大（中）城市影响较少，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境遇中，其教育经费除了得到中央和省级的部分支持外，主要靠自给自足，但是由于一般县县域经济无法与大中城市相比，因此教育经费相对薄弱，农村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困难相对较多，因此，这类农村地区教育应该是我们今后农村教育发展与研究的重点。
由于当前我国农村教育中所出现的“文字上移”的新的情况，使得我国以往“一村一校”的农村中小学布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村教育重心正逐步上移，中小学进中心镇、高中进县城已经成为多数地方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统筹规划布局一个县域内的教育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要。因此，在今后的农村教育发展与研究中，一方面县域内教育管理部门要积极探索县域内教育发展的有效模式，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者也应加强对县域这一特殊场域的研究，重视对县域内农村教育的研究。
近年来许多教育研究者很重视以村落教育为对象的乡村教育研究，但是如果要对农村教育体系作一个完整的把握，必须以县为基本研究单位，因为县是中国乡村教育管理最为基本的单位，自清末“废科举、兴新学”以来，县一级政府一直是乡村现代教育最为重要的基层管理主体。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乡村基础教育体系包括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而我国乡村学校布局一般是村落设立小学、乡（镇）设初中、县政府所在地或县内主要城镇设立高中。因此，只有县才包括了完整的农村教育体系。以县域为单位考察乡村教育，既可以从家庭、村落和县域微观世界来研究乡村教育变迁，又可以将这一变迁置于区域、民族和全球的视角之下，这样就能做到“小地方”与“大社会”的互应，一个县域的教育文化变迁，“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5〕随着“模式热”的进一步升温，我们必须对模式热进行冷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各种各样的农村教育发展模式，在推广的时候也才能更加理性；在面对农村教育发展新的困境时，也才能因时因地探索出适合本地区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