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民工一直被称为“弱势群体”，农民工继续教育缺口巨大。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对此，政府部门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政策措施［1］。但总体来看，政府对农民工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入仍较小，这对于提升大量农民工文化资本含量可谓是杯水车薪。文化资本是影响农民工文化素养和职业能力甚至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通过开展农民工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可以有效、快速地提升农民工文化资本存量，改变其弱势特征，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我国政府应充分重视，大力开展农民工再教育;通过整合利用城乡继续教育资源，全面提高我国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和文化资本存量。 一、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指一种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标志个人社会身份的价值形式、行为规范和结构本身以及文化的物质载体所构成的资本［2］。它最先由孔德提出，经过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拓展，在当代人文学科等众多领域中，掀起层层波澜。文化资本又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以证书、文凭、学衔为符号，以行为方式、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等表现的文化能力和文凭、职业证书等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为了便于深入研究文化资本的内涵和本质，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划分为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等三种类型。文化资本作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是一种与社会各种机制共谋的、并借由这些社会机制(如教育场域的运作)来合法化其自身的资本形式。 二、农民工与文化资本 在现实生活中，文化资本以一种动态、复杂的形式存在于各种文化体系和身体形态中。人的需求是多样的，而需求要得到满足，大部分要靠不断的教育和社会互动来实现。由于高中阶段以上教育已经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而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和足够的经济资源，农村家庭很难长期支持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农民工为分担自己家庭的各种支出，自身也较少参加各种教育和培训，而要拿到教育制度和社会体系认可的高水平、高级别职业资格证书和教育凭证就更难实现，因此，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存量长期徘徊于低水平，职业能力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提升。图书、报纸、期刊、工具以及信息化设备等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的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本存在的客观状态。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图书、词典、绘画等文字形式的文化产品成为知识分子以及富人们独占的财富或装点门面的工具。而农民工拥有的文化产品很少，更别说与琴、棋、书、画相关的高雅文化了。报纸是及时反映信息的媒介，农民工由于长时间忙于务工也很少阅览报纸。信息化设备如在城市社区已基本普及的计算机及网络，由于受计算机水平和经济条件所限，也很少拥有或使用。由文语所构建的文化场域是由规范的知识、正统的思想所构成，电视、电影、广播等媒体和书刊使用的都是普通话和书面语［3］。农民工多数使用地方方言，他们在接触各类文化产品、文化工具时，存在语言沟通与理解的障碍，这就增加了他们利用客观化文化资本提升文化资本含量的难度。 三、继续教育与文化资本 当前，现有教育资源主要为未成年人升学考试而设置，而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由此导致农民工一旦初高中失学就难以得到再学习、再教育的机会。一方面，国家支持不足使得农民工继续教育有赖于自我支付，而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往往只能维持日常开支，难以支付继续教育费用;另一方面，教育培训的设置难以对接农民工的实际需求，难以真正提高农民工技能和文化资本含量，因此，农民工的潜在继续教育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4］。继续教育作为成人文化资本获得、生成与积累的重要途径，无疑是农民工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主要场所和重要途径。农民工从继续教育院校和培训机构获得的文化知识与职业技能可以通过考试的形式得到人们和社会的接受与承认。但目前，针对农民工开展的继续教育和培训还很欠缺和匮乏，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满足他们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需要。布迪厄认为，教育在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中起着“保留、培养和尊奉”文化遗产的作用，即文化再生产的作用［5］。当前，我国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资源配置不平衡的背景下，只能获得极其有限的教育资源，因而他们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文化资本”的数量极为有限，这就必然要求继续教育院校和各类培训机构在补偿和提升农民工文化资本含量的过程中担当更大更多的教育责任。 四、继续教育中农民工文化资本的生成与积累 1.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生成。身体形态文化资本通常指通过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及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获得并内化为个体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技能、修养、品位及感性等文化产物和文化属性。它的生成不仅时间较长，而且也只能体现于个体身上。依照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内涵，首先，应通过加大农村学校教育投资，改善农村学校教学设备(包括计算机及网络应用设备);其次，在加大农村学校教育的基础上，要加大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力度。继续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农民工的文化能力、职业能力，使他们通过继续学习获取、积累知识并内化为自身精神和身体的一部分，实现其文化素养和从业能力的提高。这就要求继续教育院校和培训机构必须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结合农民工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现状，对其进行个性化、创造性培养，培养其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帮助其掌握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还要对其语言表达、社交技巧、城市生活常识等方面进行培训，从而提高他们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 2.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获取。农民工的物化资本，如书籍、报刊、工具、信息化设备等物质性文化财富越丰富，内蕴的文化价值越高，就意味着农民工拥有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越多。因此，继续教育院校和培训机构应加强图书馆建设和信息化建设，购买大量的图书报刊、信息化设备和实验设备，提高图书、信息设备和实验设备的使用效率，也可以充分利用遍及城乡的文化馆和文化站，让学习者进一步学习和积累文化知识，以生成较高的文化资本。此外，也可以送一些报刊或专业书籍，在他们所在的工地设立阅览室，以增强他们的文化意识。而要提高图书使用效率，就要求农民工具有相应的文化消化力、内化力，否则的话，这些文化财富对他们而言只能是一堆纯粹的财富摆设，尽管文化财富本身并没有失去它已内含的文化价值［6］。从文化资本生成的过程来看，继续教育院校和培训机构不仅要存储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设备，还要帮助学习者尽可能拥有相应的文化享用、内化能力。因此，应加大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在一些劳动力资源丰富且辐射范围广的教育场域规划布局学习网络。充分利用闲置的学校资源，建设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阅览室等公共设施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成为提升农民工文化资本含量的重要阵地［7］。#p#分页标题#e# 3.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获得。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某种形式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对于农民工继续教育来说，其中教育文凭和各类职业技术资格证书就是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典型形式。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严重缺失减少了农民工从事较好职业的机会与选择，使其劳动不能获得应有的社会评价与尊重。因此，继续教育院校和培训机构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对农民工拥有的技能赋予相应的制度凭证，如学历证书或职业技术资格证书;二是能够使颁发的学历证书和从业资格证书起到应有的价值。另外，用人单位要把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等继续教育权益明确写进合同之中，为农民工继续教育权益的落实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