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整治论文范例

治安整治论文

治安整治论文范文1

现状分析

保证城建档案完整、齐全、系统移交,依靠的是法律、行政、经济三位一体的制约保障手段。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一是法制手段不完善。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档案法制体系已初步构建,但细化不够,可操作不强。国家有关档案法规比较宏观,强制性较弱,只规定了程序过程,而对令不行、禁不止的行为监管处理办法相对欠缺。据笔者多次调研考察了解,内地很多省市地方性城建档案法规尚未跟上,针对性不强,执行档案法律法规力度较弱。二是行政手段不过硬。一方面,依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规划、质监等部门支持把关。虽然能取得一定效果,但由于体制上的不足,容易出现工作断链和漏洞,监管责任不清晰,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另一方面,城建档案部门自身行政职能。据了解,湖南省内大多数城建档案馆尚未加挂“城建档案管理处”的牌子,不具备行政管理职能和执法主体资格。

加挂了牌子的城建档案部门又往往因为人员配备、执法经验以及体制阻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行政职能。同时,城建档案部门是否应具有行政职能在业界意见不一。如瓦房店市档案局认为,城建档案馆是一个文化事业单位,不具备行政职能的基本条件。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城建档案部门尚未加挂“城建档案管理处”的主要原由。由此来看,在城建档案发展中“行政职能部门”给“文化事业单位”的让位,也逐步佐证了城建档案应注重的是其实效价值,而非其行政执法功能。目前,一些建设部门实行了联动机制,对移交城建档案在程序上进行了进一步理顺,迈出了规范治档的一步,但要把城建档案的依法管理与衡量工程质量的优劣挂钩,作为其重要参考数据之一,笔者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三是经济手段不长效。经济手段一度是最重要的城建档案保障手段,即建设单位交纳一定档案押金。对确保档案的移交具有一定作用,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如占用建设资金,对重点工程和边施工边报建工程的档案报送缺乏制约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已取消档案保证金的收取,经济手段不再存在。

当今城市快速发展,社会对信息需求具有广、快、精的特点。城建档案信息量大、类别杂,必须实行标准化、信息化管理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国家档案局办〔2010〕116号文件明确指出,数字档案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过调研、立项、论证、软件开发、平台构建、资源准备、系统运行、项目验收、运行维护等诸多环节,需要各业务部门、档案管理部门以及其他单位的共同参与,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建设数字城建档案馆必须要大量资金投入,这个过程不像建设项目那样能很快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果。一些单位负责人缺乏长远眼光,不愿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档案经费紧张,管理和开发利用设施落后,还停留在计算机应用初级阶段。同时,档案宣传、调研工作也难以开展,社会对城建档案部门了解甚少,一些服务对象不知道到哪个部门查阅利用档案。此外,一些重要档案信息更新慢,与现状不符,服务被动,利用有限,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如城市地下管网档案等,不能发挥城建档案信息的优势。反过来,利用率的低下又严重影响了城建档案部门的口碑和形象,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对策措施

笔者认为,要增加城建档案事业的动力与活力,确保与城市建设、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加强配套法规建设,完善档案法制体系依据《档案法》、《城乡规划法》、《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借鉴沿海城市做法,结合本省实际,可由省人大或省政府制定《城建档案管理办法》、《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认可办法》、《城市地下管线档案管理办法》,各地州市也可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注重针对性、配套性和操作性。一是应明确城建档案接收范围。城建档案的范围和城建档案馆的接收范围必须明确界定,同时明确规定城建档案的归档时间和报送要求。二是应明确城建档案机构行政职能和行政执法资格。赋予城建档案业务指导、行业管理和监督职能。明确城建档案经费纳入城建经费年度计划,特别是《数字城建档案馆的建设》要立项,列入年度预算。三是城建档案法规应列入城建法规体系。即在规划、工程质量、房地产等法规中体现城建档案要求,明确城建档案的执法条款,明确城建档案执法人员职责和处罚细则。建立档案领导机构,理顺行政管理机制一方面,组建综合协调机构。

治安整治论文范文2

进行案例式教学的前提与基础就是对案例的合理选择。合理确定教学目标,正确选择案例,对教材当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有效的引用,使学生通过具体的案例,对抽象的知识形成一种初步的认识。这种方式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形成兴趣,对完成学习目标很有帮助性。经过深入的课程研究,教材当中有很多的案例对于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都具积极的意义。例如,在初中八年级第4课《教师伴我成长》一课的学习过程中,政治教师可以事先对教材中的案例进行筛选,并根据课堂教学目标设置一定的教学情境。如:一天,在数学课堂上,班长王明与几名学生不爱听课却在谈论动画片,声音很大并扰乱了课堂纪律,老师对此进行了制止。老师命令别的同学与班长换座位,老师提出建议后,那名同学却没有按老师的要求去做。设想一下,此时班级的气氛就会非常的紧张,根据这种课堂情况,老师通过与学生的沟通,理解学生的行为,并突出了自身行为与本课的主要内容之间的关联。通过这个教学案例,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对本课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他们切实感受到老师不仅可以教自己知识,更像是自己的朋友,以及认识到如何在课堂当中处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

2、合理收集生活中的典型案例

合理收集生活中的典型案例,将生活与教学中的案例融合到教学活动中,也是最常用的选择案例的方法。合理收集生活中的典型案例,要求老师在进行备课的时候,需要多看电视、报纸以及相关的教育书籍,并学会巧妙的运用网络浏览资料,也可以到当地图书馆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在长期的知识积累后,做到将有关的影音资料、图片资料或者是文字的资料融合成典型的案例。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对自己周围的案例进行收集。

3、恰当的把握教学的时机,将案例呈现出来

恰当的把握教学的时机,将案例呈现出来,要求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案例应该同理论很好的联系起来。与理论脱离的教学案例,就会造成教学目标和内容与所讨论的内容脱离,把握合适的时机是呈现案例时的一个主要的要求,不能以格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呈现的时候,也可以在讲完课之后进行,还可以与所讲的新课结合起来进行展现,不管怎样呈现都要以基本的理论为主要的出发点,依据实际的要求来定。老师要对故事的来龙去脉进行详细地讲解,并在此基础上,将一定的文字资料发放给学生。同时,通过影音和图片运用多媒体的形式展现案例。此外,还可以通过辩论、小品的形式进行展现案例。

4、对案例进行自主的学习

对案例进行自主的学习,是利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政治教学时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老师在对案例进行自主的学习的基础上,营造轻松的教学氛围,确保学生可以认真的对学习的内容进行思考。并可以根据内容,进行大胆的畅想,使学生对出现的问题可以认真的进行分析,对别人的一些观点学会倾听,学会将自己意见进行发表,学会同他人进行很好的协作。

5、鼓励学生互相交流,老师最后做好归纳总结

互相交流,归纳总结,可以以分组讨论的形式作为前提条件,鼓励班级的各个学习小组进行讨论学习。所讨论实例发展过程是交流方式的主要依据,在这个阶段,学生要仔细的听讲,将笔记做好,不要出现反复的结论,之后发言的小组要推翻和补充前面小组的一些发言和观点。政治老师在进行讨论学结的时候,应结合讨论学习的过程,以学生的相关汇报为主。对于学生所提出的相对正确的观点,在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提出表扬。对于案例讨论学习中,小组成员所取得的成果予以肯定。同时,对于提出不同讨论的同学,帮助学生判断其观点是否正确,富有创意结果同样可以获得表扬。案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学生进行有效引导与启发的教学方法,在政治老师的指导下,根据学生在政治课堂的具体表现,鼓励学生切实参与到课堂实践活动中,并针对每一次的集体讨论活动进行总结与归纳。

6、结语

治安整治论文范文3

1.治理目标:维护政权稳定———维护整体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牢牢抓住“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核心任务不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快速稳定发展。但在目前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随着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风险等世界性安全问题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安全。这一任务的增加,就给国家安全目标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由维护政权稳定转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在维护政权稳定目标指引下,国家政权稳定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可能牺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治理内容,如果说以维护政权稳定对应“政治安全”,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其他几个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废现象。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现有仅仅重视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做法存在明显不足。比如当因环境污染出现云南宜良兴隆村、江苏省盐城阜宁县洋桥村、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丰村、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和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门桥村等癌症病人和癌症种类多现的“癌症村”时,如果因此导致民众上访或者群体性事件,那么在维稳目标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上访和群体事件进行治理,而很少会关注环境安全治理;由于维稳目标并没有将社会安全作为重点,导致社会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当出现类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时,我们缺乏预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和社会财富损失的出现。很显然,针对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现有的安全治理目标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国家安全实践给安全治理目标的转换提出了新的要求。无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胁之下的政府和民众可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安全作为基本保障。因此随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的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维护政权稳定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势在必行。国家安全治理目标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治理范围的延展,将安全治理目标对象由“影响稳定因素”扩展到领土范围内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风险的人员、机构和物体。另一个是受益群体的扩展,将安全治理的受益群体由原来的政权机构扩展为全体社会成员和领土附着物。因此这一目标转换进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进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会暴乱———维护社会安全。

“防止社会暴乱”强调维持平稳政治秩序,会将正当维权与人数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都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这种刚性维稳或者压力维稳取向,通过“压力体制”将维稳任务在政府间层层下压,导致政府对民众权利损害之后的二次损害的出现。同时,这不但使得政府政绩考核功能异化,也因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浪费。最为严重的是,这一安全治理取向导致政府对民众正常利益诉求的无视甚至打压,容易激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酝酿更大政治风险,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这种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经济、不安全且不可持续,其向维护社会安全取向的转变势在必行。“维护社会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这一治理取向对民众正常维权行为进行重新定性,面对社会组织活动,关注其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必视其为威胁。其次,将安全保护的对象由政府机构和政党机构扩展到全社会范围,从而反过来对政府侵害民众的行为开始加以重视,国家安全治理向“社会本位”回归。再次,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来政府与民众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而淡化,社会全面风险的产生将所有社会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各类社会群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机构的重要性慢慢凸显出来,而且国家安全治理取向从“防止社会暴乱”向保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强势群体。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型的另外一个过程是安全治理群体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群体间转变:“稳定破坏者”向“安全破坏者”转变。维稳逻辑之下,国家安全第一目标是政权稳定,所以任何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行动群体都可能会成为重点防范的治理对象,这其中以“上访者”最受关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对上访进行一票否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之间“上访”与“截访”博弈不断上演,不但导致了“职业上访者”和“谋利型上访者”的产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类的“黑监狱”也层出不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上访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恨”和“怕”为主调,从而有了在上访中死亡的钱云会和维护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钱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钢职工徐武、中石化职工陈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东和十堰市民彭宝泉等。显然,把安全治理的对象群体选择为上访者等弱势群体,政府越是维稳,越是不稳,其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但是在维安逻辑之下,任何团体和个人安全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整个社会的安全与政府政治稳定安全变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还是喀什地区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员与群众的,甚至警察和军人都成为危害对象。各种风险事件抹平了人们之间地位差异、职业区分和性别区别,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将矛头统一指向了风险和危害的制造者。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对象群体不得不由稳定破坏者群体向安全破坏者群体的转变。群体内转化。就风险制造与转嫁而言,弱者和强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变换。那些从财富占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等标准来判定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在风险与安全领域可能会转变为风险强势群体。比如个体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马加爵和杨佳等,如果从财富占有角度而言,马加爵与被他杀害的学生相比,属于财富占有上的穷人和弱者,但是从暴力风险制造者角度来定义,马加爵的角色立刻转变为风险强势者;杨佳与被他杀害的警察相对比而言,在权力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当他拿起手里的屠刀进行风险制造时,就立刻变成风险强势者。可见,强与弱并非一成不变的范畴,随着风险形势的变化,强弱之间的角色变换可能随时随地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顺应群体间转化的趋势,抑制这种群体内转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4.治理主体:国家政权机构———全体社会成员。

国家安全治理作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不仅仅意味着治理目标、治理取向和治理群体的转换,同样意味着治理主体的转变。在维稳的安全治理逻辑之下,各级政府部门是安全治理行为主体。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类别风险和危害不断涌现,全体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危害对象,面对如此繁多的风险类别,仅仅以政府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担当重任。因此安全治理主体由政府机构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转变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种转变体现在下面两个层面: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治理形势,在加强原有公共安全机构、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功能的同时,国家层面成立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对社会整体安全统筹协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正式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并无法完全应对当前复杂的安全形势,所以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有些地区设立了公益性的食品安全协管员;面对涉恐事件多发态势,北京和新疆等地招募大量志愿者,组成义务安全信息员队伍。在现有安全治理机构和组织之外,非正式组织正在开始分担某些安全治理职能,这无疑有利于缓解正式组织的安全治理压力和提高安全治理效率。政府机构———社会成员。风险危害的潜在性、随意性和广泛性将所有社会成员捆绑在一起,面对风险没有社会成员保证自己绝对幸免。当SARS病毒来临的时候,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难以置身事外;当恐怖袭击爆发时,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同样都会受到伤害。也就是说风险的特性将限制风险治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从而为风险来临时的一致性行动和全员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工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二、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在认识到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变具体内容之后,我们应该在实践层面作何调整以与之相适应?2011年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系教授吴鹏森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对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问题有过探讨,但是吴文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一逻辑转换的原因是什么?现有制度安排能否适应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换的需要?针对国家安全逻辑转换的事实,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如何进一步提升?本文将逐一对上面提出的各个命题进行尝试性解答。

1.逻辑转换的实质。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受什么样的本质规律支配?从风险政治学来看,任何风险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与人相关的有序危害结构”,这种有序结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风险(恶)势,“风险的制造过程被认为是风险强势群体利用风险权势的造势过程”,风险散布过程被认为是风险的不正义分配过程,风险的治理过程是风险分配正义过程,即风险弱势群体的对称化造(善)势过程。也就是说,当前社会安全形势全面恶化,各类风险丛生,是因为风险强势群体不断地制造和分配风险的结果。基于此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之所以会实现上面的转换,究其原因在于不正义的风险制造和分配过程的存在。风险治理要实现向正义分配过程的转变,这就需要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提升。

2.国家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国家安全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同样要跟随这一大趋势。国家治理本身具有以下特性:“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从治理理念特性出发,顺应国家安全治理逻辑演变趋势,提高安全治理能力,可以从安全治理手段提升入手,作出以下调整:实现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提升,“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

(1)单一性方式———综合性方式。

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变。在安全治理“维稳”逻辑之下,政府安全治理实践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延伸组织,具体负责机构是各级维稳办配合以各级司法部门,其行为方式主要是单一的行政或者司法强制性手段,通过对威胁政治稳定者进行劝诫、拦阻,也就是截访,以及将其“被精神病”或者进行司法强制。这种单一化方式总体概括就是一个“堵”字。但是当全面风险来袭之时,不管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是没办法通过“堵”这个单一方式来应对,这与风险的特征有莫大关系。前面我们提到风险可以被认定为一种有序结构,但是其有序性需要以人类对其认知能力的有序性为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类没有认识到风险的具体运行规律之前,他总是表现出无序性。除此之外,风险还具有隐秘性和广泛性等特征。这些都为我们认识风险增加了困难,所以在当前人类风险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较低的情势下,针对无法预知的风险,想要“堵住风险”却可能连对象都无法找到。具体而言,在维稳阶段,被认定为稳定破坏者的上访者可以被采取监视、跟踪、管控和限制等方式进行治理,这一阶段的治理对象是可以被确定,所以单一的治理手段可以奏效。但是在维安阶段,由于风险治理对象的扩展,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风险,在风险制造者没有发起风险侵害行动之前,我们是很难确定其具体危害对象并提前做出有效预警。类似乌鲁木齐和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之所以危害严重且影响巨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和侵害对象都是随机的,这无疑增加此类风险治理难度。所以针对安全治理对象扩展这一现实,多种治理方式的综合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对落实“总体安全观”的重要手段。

(2)被动性方式———自主性方式。

国家安全取向由被动式的“防乱”向主动式的“保安”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被动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变。针对稳定破坏者,往往在他们活动时政府才会出面行动,采用的是一种事后被动式治理。比如,一般只有当上访者发生上访行为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才会一路跟随,并联合驻京办工作人员等采取“截访”行动;当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政府会出动相关力量到现场维持秩序,并采取相应措施对事件进行平息。这种被动维稳式安全治理以一定的非程序性临时公务活动性质体现出来,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政府正常工作之外大量增加了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往往不为民众所支持。风险治理的最大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如果事后被动救援和善后,显然无法满足安全治理的实际要求。随着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风险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涌现,维稳逻辑下的被动式治理仅仅是应付上访者就已经耗费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如若仅仅凭政府之力来应对所有安全影响因素,肯定会力有不逮。基于安全治理水平和效率提升的考虑,一种自主性安全治理方式将被积极推崇。自主性治理方式强调人人都是风险受害者,人人也都是风险治理责任者,当然其前提是各个社会成员的风险识别和治理能力必须做出相应的提升,否则这治理一方式转变会因为治理主体能力欠缺而无法落到实处。

(3)集中性方式———集成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必然意味着安全治理方式由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转变。维稳阶段的安全治理权力和治理行动往往收归于政府,其主要以一种集中性治理方式展开。但是面对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维安阶段的安全治理则需要集成各方力量以集成性方式来进行。这就要求我们变更看待问题的视角,不能仅仅从政府安全角度出发,将安全威胁对象群体看作是弱势的民众,将民众和政府的关系看作是高度对立关系,或从政府自身行为习惯出发,安全治理手段仅以强制性的司法手段为主。应将矛头指向风险制造的强势群体,将民众和社会整体安全都重视起来,并发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安全治理。在维稳阶段,国家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往往是利益受损者或生活失意者等弱势群体,但是在维安阶段,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大都是精英群体,他们掌握着强大的风险制造能力和分配能力,所以安全治理的关键就成为对这些风险精英的危害行为进行制约和限制问题。这无疑比维稳阶段任务要繁重很多,仅仅以现有的安全治理部门的能力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安全治理不妨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和“全民战争”,因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只要情况允许所有人都会不计成本不计精力地参与到风险治理中来。只要做好全民动员,任何社会成员都做好成为安全治理者的准备,自主自发地发现生活中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和危险源头,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理,尽可能将危害减到最小,那么风险精英的安全危害行为可能会被有效治理。

(4)专业性方式———协同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转变。在维安逻辑之下,由于危害安全的对象转变为风险制造者,就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由原来的对立关系变成协同关系,这也适应了安全治理对象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化的趋势,有利于形成对风险制造者“人人喊打”局面的出现。同时也可能终结“不稳定因素”向“危害公共安全因素”转变的可能。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安全形势恶化,政府机构中的司法权力有着扩张的趋势,特别是警察用枪权力的放大,很可能将普通民众和危害安全分子的边界模糊化,从而造成新的官民对立,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警察枪支滥用事件中看出端倪。政府主导的以专业性司法手段为主导的安全治理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需要且存在各种弊端,因此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安全治理现实需要来看,在安全治理中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很有必要。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和共同合作关系,这不但打破了现有安全治理部门之间的区隔,增强各部门之间合作的可能,同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风险实际时,协同性治理无疑较之专业性治理更有优势。

三、结语

治安整治论文范文4

1.治理目标:维护政权稳定———维护整体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牢牢抓住“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核心任务不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快速稳定发展。但在目前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随着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风险等世界性安全问题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安全。这一任务的增加,就给国家安全目标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由维护政权稳定转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在维护政权稳定目标指引下,国家政权稳定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可能牺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治理内容,如果说以维护政权稳定对应“政治安全”,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其他几个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废现象。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现有仅仅重视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做法存在明显不足。比如当因环境污染出现云南宜良兴隆村、江苏省盐城阜宁县洋桥村、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丰村、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和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门桥村等癌症病人和癌症种类多现的“癌症村”时,如果因此导致民众上访或者群体性事件,那么在维稳目标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上访和群体事件进行治理,而很少会关注环境安全治理;由于维稳目标并没有将社会安全作为重点,导致社会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当出现类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时,我们缺乏预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和社会财富损失的出现。很显然,针对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现有的安全治理目标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国家安全实践给安全治理目标的转换提出了新的要求。无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胁之下的政府和民众可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安全作为基本保障。因此随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的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维护政权稳定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势在必行。国家安全治理目标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治理范围的延展,将安全治理目标对象由“影响稳定因素”扩展到领土范围内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风险的人员、机构和物体。另一个是受益群体的扩展,将安全治理的受益群体由原来的政权机构扩展为全体社会成员和领土附着物。因此这一目标转换进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进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会暴乱———维护社会安全。

“防止社会暴乱”强调维持平稳政治秩序,会将正当维权与人数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都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这种刚性维稳或者压力维稳取向,通过“压力体制”将维稳任务在政府间层层下压,导致政府对民众权利损害之后的二次损害的出现。同时,这不但使得政府政绩考核功能异化,也因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浪费。最为严重的是,这一安全治理取向导致政府对民众正常利益诉求的无视甚至打压,容易激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酝酿更大政治风险,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这种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经济、不安全且不可持续,其向维护社会安全取向的转变势在必行。“维护社会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这一治理取向对民众正常维权行为进行重新定性,面对社会组织活动,关注其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必视其为威胁。其次,将安全保护的对象由政府机构和政党机构扩展到全社会范围,从而反过来对政府侵害民众的行为开始加以重视,国家安全治理向“社会本位”回归。再次,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来政府与民众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而淡化,社会全面风险的产生将所有社会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各类社会群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机构的重要性慢慢凸显出来,而且国家安全治理取向从“防止社会暴乱”向保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强势群体。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型的另外一个过程是安全治理群体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群体间转变:“稳定破坏者”向“安全破坏者”转变。维稳逻辑之下,国家安全第一目标是政权稳定,所以任何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行动群体都可能会成为重点防范的治理对象,这其中以“上访者”最受关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对上访进行一票否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之间“上访”与“截访”博弈不断上演,不但导致了“职业上访者”和“谋利型上访者”的产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类的“黑监狱”也层出不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上访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恨”和“怕”为主调,从而有了在上访中死亡的钱云会和维护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钱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钢职工徐武、中石化职工陈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东和十堰市民彭宝泉等。显然,把安全治理的对象群体选择为上访者等弱势群体,政府越是维稳,越是不稳,其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但是在维安逻辑之下,任何团体和个人安全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整个社会的安全与政府政治稳定安全变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还是喀什地区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员与群众的,甚至警察和军人都成为危害对象。各种风险事件抹平了人们之间地位差异、职业区分和性别区别,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将矛头统一指向了风险和危害的制造者。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对象群体不得不由稳定破坏者群体向安全破坏者群体的转变。群体内转化。就风险制造与转嫁而言,弱者和强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变换。那些从财富占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等标准来判定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在风险与安全领域可能会转变为风险强势群体。比如个体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马加爵和杨佳等,如果从财富占有角度而言,马加爵与被他杀害的学生相比,属于财富占有上的穷人和弱者,但是从暴力风险制造者角度来定义,马加爵的角色立刻转变为风险强势者;杨佳与被他杀害的警察相对比而言,在权力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当他拿起手里的屠刀进行风险制造时,就立刻变成风险强势者。可见,强与弱并非一成不变的范畴,随着风险形势的变化,强弱之间的角色变换可能随时随地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顺应群体间转化的趋势,抑制这种群体内转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4.治理主体:国家政权机构———全体社会成员。

国家安全治理作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不仅仅意味着治理目标、治理取向和治理群体的转换,同样意味着治理主体的转变。在维稳的安全治理逻辑之下,各级政府部门是安全治理行为主体。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类别风险和危害不断涌现,全体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危害对象,面对如此繁多的风险类别,仅仅以政府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担当重任。因此安全治理主体由政府机构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转变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种转变体现在下面两个层面: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治理形势,在加强原有公共安全机构、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功能的同时,国家层面成立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对社会整体安全统筹协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正式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并无法完全应对当前复杂的安全形势,所以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有些地区设立了公益性的食品安全协管员;面对涉恐事件多发态势,北京和新疆等地招募大量志愿者,组成义务安全信息员队伍。在现有安全治理机构和组织之外,非正式组织正在开始分担某些安全治理职能,这无疑有利于缓解正式组织的安全治理压力和提高安全治理效率。政府机构———社会成员。风险危害的潜在性、随意性和广泛性将所有社会成员捆绑在一起,面对风险没有社会成员保证自己绝对幸免。当SARS病毒来临的时候,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难以置身事外;当恐怖袭击爆发时,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同样都会受到伤害。也就是说风险的特性将限制风险治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从而为风险来临时的一致性行动和全员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工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二、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在认识到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变具体内容之后,我们应该在实践层面作何调整以与之相适应?2011年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系教授吴鹏森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对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问题有过探讨,但是吴文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一逻辑转换的原因是什么?现有制度安排能否适应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换的需要?针对国家安全逻辑转换的事实,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如何进一步提升?本文将逐一对上面提出的各个命题进行尝试性解答。

1.逻辑转换的实质。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受什么样的本质规律支配?从风险政治学来看,任何风险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与人相关的有序危害结构”,这种有序结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风险(恶)势,“风险的制造过程被认为是风险强势群体利用风险权势的造势过程”,风险散布过程被认为是风险的不正义分配过程,风险的治理过程是风险分配正义过程,即风险弱势群体的对称化造(善)势过程。也就是说,当前社会安全形势全面恶化,各类风险丛生,是因为风险强势群体不断地制造和分配风险的结果。基于此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之所以会实现上面的转换,究其原因在于不正义的风险制造和分配过程的存在。风险治理要实现向正义分配过程的转变,这就需要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提升。

2.国家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国家安全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同样要跟随这一大趋势。国家治理本身具有以下特性:“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从治理理念特性出发,顺应国家安全治理逻辑演变趋势,提高安全治理能力,可以从安全治理手段提升入手,作出以下调整:实现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提升,“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

(1)单一性方式———综合性方式。

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变。在安全治理“维稳”逻辑之下,政府安全治理实践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延伸组织,具体负责机构是各级维稳办配合以各级司法部门,其行为方式主要是单一的行政或者司法强制性手段,通过对威胁政治稳定者进行劝诫、拦阻,也就是截访,以及将其“被精神病”或者进行司法强制。这种单一化方式总体概括就是一个“堵”字。但是当全面风险来袭之时,不管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是没办法通过“堵”这个单一方式来应对,这与风险的特征有莫大关系。前面我们提到风险可以被认定为一种有序结构,但是其有序性需要以人类对其认知能力的有序性为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类没有认识到风险的具体运行规律之前,他总是表现出无序性。除此之外,风险还具有隐秘性和广泛性等特征。这些都为我们认识风险增加了困难,所以在当前人类风险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较低的情势下,针对无法预知的风险,想要“堵住风险”却可能连对象都无法找到。具体而言,在维稳阶段,被认定为稳定破坏者的上访者可以被采取监视、跟踪、管控和限制等方式进行治理,这一阶段的治理对象是可以被确定,所以单一的治理手段可以奏效。但是在维安阶段,由于风险治理对象的扩展,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风险,在风险制造者没有发起风险侵害行动之前,我们是很难确定其具体危害对象并提前做出有效预警。类似乌鲁木齐和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之所以危害严重且影响巨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和侵害对象都是随机的,这无疑增加此类风险治理难度。所以针对安全治理对象扩展这一现实,多种治理方式的综合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对落实“总体安全观”的重要手段。

(2)被动性方式———自主性方式。

国家安全取向由被动式的“防乱”向主动式的“保安”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被动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变。针对稳定破坏者,往往在他们活动时政府才会出面行动,采用的是一种事后被动式治理。比如,一般只有当上访者发生上访行为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才会一路跟随,并联合驻京办工作人员等采取“截访”行动;当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政府会出动相关力量到现场维持秩序,并采取相应措施对事件进行平息。这种被动维稳式安全治理以一定的非程序性临时公务活动性质体现出来,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政府正常工作之外大量增加了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往往不为民众所支持。风险治理的最大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如果事后被动救援和善后,显然无法满足安全治理的实际要求。随着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风险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涌现,维稳逻辑下的被动式治理仅仅是应付上访者就已经耗费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如若仅仅凭政府之力来应对所有安全影响因素,肯定会力有不逮。基于安全治理水平和效率提升的考虑,一种自主性安全治理方式将被积极推崇。自主性治理方式强调人人都是风险受害者,人人也都是风险治理责任者,当然其前提是各个社会成员的风险识别和治理能力必须做出相应的提升,否则这治理一方式转变会因为治理主体能力欠缺而无法落到实处。

(3)集中性方式———集成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必然意味着安全治理方式由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转变。维稳阶段的安全治理权力和治理行动往往收归于政府,其主要以一种集中性治理方式展开。但是面对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维安阶段的安全治理则需要集成各方力量以集成性方式来进行。这就要求我们变更看待问题的视角,不能仅仅从政府安全角度出发,将安全威胁对象群体看作是弱势的民众,将民众和政府的关系看作是高度对立关系,或从政府自身行为习惯出发,安全治理手段仅以强制性的司法手段为主。应将矛头指向风险制造的强势群体,将民众和社会整体安全都重视起来,并发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安全治理。在维稳阶段,国家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往往是利益受损者或生活失意者等弱势群体,但是在维安阶段,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大都是精英群体,他们掌握着强大的风险制造能力和分配能力,所以安全治理的关键就成为对这些风险精英的危害行为进行制约和限制问题。这无疑比维稳阶段任务要繁重很多,仅仅以现有的安全治理部门的能力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安全治理不妨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和“全民战争”,因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只要情况允许所有人都会不计成本不计精力地参与到风险治理中来。只要做好全民动员,任何社会成员都做好成为安全治理者的准备,自主自发地发现生活中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和危险源头,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理,尽可能将危害减到最小,那么风险精英的安全危害行为可能会被有效治理。

(4)专业性方式———协同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转变。在维安逻辑之下,由于危害安全的对象转变为风险制造者,就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由原来的对立关系变成协同关系,这也适应了安全治理对象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化的趋势,有利于形成对风险制造者“人人喊打”局面的出现。同时也可能终结“不稳定因素”向“危害公共安全因素”转变的可能。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安全形势恶化,政府机构中的司法权力有着扩张的趋势,特别是警察用枪权力的放大,很可能将普通民众和危害安全分子的边界模糊化,从而造成新的官民对立,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警察枪支滥用事件中看出端倪。政府主导的以专业性司法手段为主导的安全治理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需要且存在各种弊端,因此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安全治理现实需要来看,在安全治理中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很有必要。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和共同合作关系,这不但打破了现有安全治理部门之间的区隔,增强各部门之间合作的可能,同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风险实际时,协同性治理无疑较之专业性治理更有优势。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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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描绘安置房小区规划建设美好蓝图

首先在小区选址上,注重小区周围公共设施如超市、学校的布点,切实增强为安置房居民的公共服务能力;其次按照“一步到位”的要求,对小区的户型设计、配套设施等进行精心设计,使建筑结构紧凑、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着力提高安置房的建设标准;最后在建设过程中,可让物业管理公司前期介入,在规划设计阶段,站在专业服务的角度,提出汽车停车位设置方式等,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先天不足而带来的后续工作难点。通过对美好蓝图的深入宣传,充分唤起安置房居民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2.算好管理利益账,坚定物业公司管好小区的决心

可以推行市场化运作,采取招投标的方式,聘用社会上有资质、有管理经验和能力的单位进行物业管理;或努力提高物业自我“造血”功能,继续由原物业公司管理,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方法,根据上级相关规定和要求,给予政策和资产的扶持,加大物业公司自我“造血”功能,财务上保持现在状况不变,由所属街道(镇政府)负责监管、审批,促使物业管理正常运转。就是要通过对物业公司管理成本算细账、算好账,才能消除物业公司“接管安置房小区必亏”的心理,让物业公司看到能够实现合理经营的现实可能性,进一步坚定物业公司管好安置房小区的信心和决心,加大工作责任感。

二、倾注真情,为顺利推进安置房小区管理凝聚人心

1.深入宣传,主动引导,帮助业主正确树立物业管理意识,筑牢业主安居乐业的思想基础

一方面针对业主对物业管理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传单、黑板报、宣传栏、横幅、讲座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居民群众对小区物业管理的认识,让广大安置房居民熟悉物业管理,理解物业管理,接受和支持物业管理。通过培养安置房业主正确的消费观念、契约意识和法律意识,让业主逐步接受“有偿服务”的现代生活理念,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另一方面由街道组织、社区实施、多方配合,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主广泛参与的文体活动,致力营造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和学习氛围,产生强大的社区凝聚力,让安置房的居民“依靠社区、依赖社区”,进一步提高安置房小区业主的素质,增强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

2.工作重心下移,创新管理模式,牢固干群情感纽带

为适应现实情况,创新探索社居委管理道路成为必要,由社区政工干部率先将思想政治工作阵线延伸到安置房小区。随着城市化步伐的推进,“村改居”社居委的居民越来越多地进入安置房,成为业主,原社居委管理的规模也越来越小,负担也越来越轻,这就可以根据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地适应这种变化,由社居委直接接管小区,物业管理成为社居委职能的一部分,物业公司可以作为管理的平台,为社居委直接管理提供方便。所谓治理先交心,交心先交情,社区政工干部可以借以下工作便利进一步筑牢思想政治工作阵线:一是业主更容易与社居委沟通。由于业主原来就是本社居委的居民,社居委干部与业主基本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社居委对每家每户的情况比较了解,相互沟通比较容易,也能进一步牢固干群关系;二是社居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业主提供服务比较可行,也能不通过层层申报,及时直接解决业主的实际困难,如此能拉近物业与业主的距离,也能为街道财政减轻一定经济压力;三是社居委对于安排本村视野人员有自己成熟的管理模式,能更合理安置小区就业困难人员,优先将他们安排成为小区的保安、保洁、绿化等工作人员,唤起大家对“小区是我家,管理靠大家”的参与意识,使安置房小区内的居民人心稳定,对解决安置房物业管理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用安置房小区业主更喜欢、更易接受的方式管理小区,基层政工干部更要以真心帮助和真情关爱赢得业主的信任,架起政府和群众沟通的桥梁。同时,由“村改居”社居委直接管理,现实也是可行的。以黄巷街道为例,五河苑、新桥花园等农民安置房小区中多数是黄巷街道本地的村民,在组建新的社居委班子时,可有目的以一个村或多个村的工作人员为班底,切实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三、注重工作细节,加强管理,以优化服务换得业主的积极配合

让业主群众在新的小区住的好、住的稳,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在物业管理上下硬功夫,在人才队伍建设上花大力气,着力解决业主群众实际遇到的思想障碍和实际物业管理问题,有力地推动安置小区物业管理的规范化。

1.规范完善管理机制

成立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并配备相应的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进一步完善安置房小区管理工作网络、制定长效管理机制,形成切实有效的小区管理办法,特别是对小区的门岗执勤、治安巡逻、停车管理、卫生保洁、设施维修和便民措施等环节制定具体的服务规范和标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保障小区安全整洁、秩序井然、和谐共处。

2.提高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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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性质的客观选择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每个高校生的必修课。其授课目的是引导学生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点和立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学生以后坚持党的重要思想和基本路线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由于该课程的内容和性质的特殊性,传统的教学方式太过于束缚和阻碍学生的创造性发挥,也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大部分学生都是为了应对考试而学习。因此,势必要通过新的教学方式来改变这种现状,比如教学案例法。通过引进案例,可以让学生直接参与案例的讨论和思考,通过师生间、学生间对案例的分析、理解和探讨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有利于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和概念有效性地消化和吸收。

1.2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性质的有效选择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不完全类似于做思想工作,学生的道德和思想既受社会经验的影响,也有自身选择和设定的部分,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有机结合,也是学生意志和社会意志的综合体。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高效率的教学方式和方案,很难使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特殊要求。因此,有声有色的案例教学法是根据该课程内容和性质而做出的有效性选择。通过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切身体会到相关政治思想基础理论等知识,引导学生设立问题情境,并将已掌握的理论知识融合到自身的政治和道德水准中并加以运用。帮助学生用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看待事物、分析问题,达到汲取教学的真正目的。

2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案例教学法的使用原则

2.1主体性原则

案例教学法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生为主体。案例分析和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教学效率的高低。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课堂上发挥学生主体性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尤其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活动中,发展学生主体性更能激发学生对知识追求的渴望,也是学生促进自身发展的必然需求。因此,从案例的选择到案例的分析、讨论再到教学评价等都需要发挥学生的选择性、参与性和自主性,从而真正体现出案例教学的真正价值。

2.2目的性原则

目的性原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本质需求,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目的性原则要求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课程的内容和性质,针对性的选择案例、使用案例,根据具体的政治思想基本原理和概念来引导学生发现、讨论并解决切实可行的问题,符合政治教育的教学目的。与此同时,在案例教学的组织和评价体系的建设上,也要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和目标。

2.3实践性原则

案例教学法是最具实践性的教学活动之一。所谓的“实践性”并不是真正的让学生去动手实践,而是根据案例的具体情境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疑惑,并通过自己的理解和分析来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案例教学不同于传统教学,它能够让学生真正的融入到案例所述的具体情境中,同时,促进他们去探索和理解新时代的思想道德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针对性的案例教学可以锻炼和丰富学生的实践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达到教学的原始目的。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案例教学法的使用注意事项

3.1协调好学生与教师间的互动关系

在案例教学法的使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学生与教师间的互动关系。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师生间的互动学习。作为教师,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再单纯的“传道以授业”,而是在发挥学生主体的基础上,营造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氛围,让学生体会到他们是课堂的主人,是学习的主人,从而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同时,作为学生,应该在教师的激励和引导下,积极地参与到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中,从一位“倾听者”转变为“参与者”,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思考、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教师和学生间达到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才能更有效的发挥案例教学法的真正作用。

3.2协调好传统教学模式与案例教学模式的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教学目标是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学习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并利用所学知识来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活动即要系统化的讲解理论知识和基本概念,也要注重实践能力的提高和价值观的培育。因此,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好传统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对传统教学和案例教学的时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比如,可以案例教学前引导性的开展小段时间的传统教学,或者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穿插着传统教学,类似的方案可根据具体的授课情况而定。

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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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教学法的内涵及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中的作用

第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记忆和理解能力。记忆在学习中的作用很大,没有记忆,学习、生活就无法进行,英国作家锡德尼曾经说过“记忆是知识的唯一管库人”,那么,如何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呢?实践表明,单靠纯粹的死记硬背的记忆效果不是很理想。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是以教师授课为主,学生通过被动地听讲获取知识,记忆力不深刻。案例教学法,克服了以往教学方式的弊端和不足,采取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创设情景,使学生更易加深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易懂好记。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例如,在讲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时,列举“英国、德国、美国大选”的案例,让学生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使学生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等知识理解得更深刻、更清晰。

第二,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实现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在自由讨论和相互交流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各自阐明自己对问题、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观点碰撞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逐渐提高自身的语言组合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结合时政信息,提高大家对焦点、热点问题的认识和看法。针对2013年1月14日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共同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中揭示的“全球十大污染城市名单中,其中7个是中国城市”,让学生讨论对环境污染危害性的看法,加深雾霾、沙尘暴等恶劣天气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认识,使学生从内心深处提高保护环境、热爱家园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有助于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和有效教学的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有高度的敬业精神,有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较强的学习力,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工作素质和工作能力。案例教学中案例准备和展现的过程能帮助教师提升自身素质、教学水平和能力,实现有效教学。例如,教师在案例准备前要下苦功,不怕耽误时间和浪费精力,多学习时事政治和新闻,多学习历史和人文知识,多关心国家大事,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书籍等多种渠道搜集和课程相关的案例,使案例筛选、组合、设计、分析、总结的各个环节有机结合,使案例与政治理论恰到好处地结合到一起。同时,还要注意把握课堂节奏,注意课堂上语言的组合,做到在对案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生动、完美地将案例展现给学生,充分发挥案例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作用和效果。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现状

1.对案例教学法意义和作用的认识不到位。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大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唯分论”思想严重,把学生成绩结果放在第一位,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成绩忽视过程,忽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忽视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学习潜力的挖掘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认为案例教学既浪费精力,又得不偿失,费力不讨好,不如把课堂的时间放在对教材的照本宣科上,没有深刻认识和领会案例教学在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理解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中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观念和僵化意识,影响了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和推广。

2.对案例的准备工作不到位。教学案例的准备是个苦差事,许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讲求速度,不追求效率和质量,在准备教学案例前,没有吃透教材内容和内涵,没有在细节上下功夫,在案例搜集、筛选、组合、设计等环节上,不愿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准备的案例与教材结合得不紧密,选取的教学案例不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没有感染性和说服力,难以引起学生们心理上的“共鸣”和关注,难于形成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应有效果。

3.对案例教学的把控不到位。要“给学生一瓢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思想政治课教师首先自身素质要过硬。许多教师对自身要求不够高,在理论、文化学习上抓得不够紧,在自身语言组合能力、表达能力等锻炼和培养上不够重视,缺乏驾驭案例教学的能力,致使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造成案例表达得不够清晰,创设的情景不够引人入胜,教材与案例的衔接、互动与总结等环节的设置、把控上不到位,出现有时“跑题”后很难回到正题上的现象,使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严重脱节,造成“两张皮”现象。

4.没有建立相应的教学案例资料库。“有的高校没有专门的教学案例资料库,做不到对新案例和典型案例的及时整理和存档,有的即使有教学案例资料库,但做不到及时更新,失去了资料库的作用和价值。”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步骤

1.筛选、设计案例环节。筛选、设计案例是案例教学的第一步,教学案例与教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教学案例为教材提供线索、背景、论据等,教学案例的选取是否真实可信,教学案例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形成的教学案例是否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好坏与否。所以,教师在筛选案例时应把握以下四条原则:

一是选取的案例要符合学生认知能力。搜集、遴选案例应既要紧密结合教材内容,又要符合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知识储备能力和年龄特征,注意结合现今社会上存在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涉及民生、民意、改革、创新等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以及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的理想、信念等思想问题。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热、支教等问题,对于大学生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和人生定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可以引导、帮助学生澄清理论是非界线,解决思想认识上的困惑。

二是选取的案例要真实可信。选取的案例要有据可查,案例来源要可靠,案例数据要精准,要注意案例来源渠道的真实性,要甄选网络、报纸、刊物、广播等媒体上的不实案例,切忌空穴来风、捕风捉影、胡编乱造,避免成为谣言的散布者和传播者。案例必须来自权威部门和媒体的国内外时事政治、社会事件或生活中的真实事例,要贴近社会现实,符合学生学习、生活实际,既真实又可信,说服力强,能震撼学生心灵,引起学生共鸣。

三是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选取的案例要能反映教材内容指向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通过分析案例,揭示事物或现象的特点、规律和本质。学生能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理解,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得到深刻的启示,提高认识,取得好的学习效果。

四是选取的案例要新颖,具有吸引力。选取的案例新颖,则对学生的吸引力大。结合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事物、新现象,调动学生参与案例的积极性和热情,当然,历史典故、人文传说等如果选取合理、结合得当、设计巧妙的话,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选取案例后,要对案例进行科学的设计,与教材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对语言组合、环节衔接、节奏时间安排等做到细致安排、没有疏漏。

2.生动展现案例环节。案例展现得如何关系到是否能引起学生内心上的共鸣。案例展现的形式有很多种,可以是教师单纯依靠语言的优势口述给学生,也可以是教师事先将选取的案例发放给学生,由学生预习,启发学生思考,然后由教师讲解、讨论,形成互动;可以是教师运用多媒体手段制作成幻灯片,采取文字、数字、图片、视频等图文并茂的形式来展现教学案例;也可以是组织学生演小品、讲故事的形式来展现。总之,可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使案例的展现达到生动、形象、感染力强的效果,从而引导学生通过案例去分析、研究理论知识。

3.互动讨论案例环节。这个环节是案例教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案例教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这个环节中,教师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创设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学生克服胆怯、畏惧、不敢发言等心理,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进行独立思考。二是要防止学生讨论方向“走偏”。既要为学生提供自由交流的空间,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产生互动,思想上碰撞,观点上交流,又要注意学生讨论的主题和方向,防止学生讨论跑偏。当发现学生讨论跑题时,加以引导和启发,让学生走到正题上来。三是要把握讨论的方式、气氛和时间。教师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调整讨论的方式和气氛,保证课堂活而不乱,把握案例教学节奏,适时结束讨论环节。

4.归纳总结案例环节。教师对案例教学整个过程进行归纳、总结和评价,对学生的观点进行归纳、分类、分析和总结。包括归纳学生有代表性的发言、观点和意见,对于偏激的观点加以区分和纠正,使学生们对讨论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发现自我认知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学生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归纳总结的过程要实现从教学案例到理论的融会贯通,通过精辟的阐述,使学生深刻理解教学案例所体现的思想政治理论的内涵,并最终落脚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理论上。通过案例教学的全过程,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案例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把握好教师和学生之间角色的关系。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最大的不同是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原来的教师以讲为主转变为师生互动、学生互动,不再是单一的灌输式授课方式,学生由“听讲者”转变为“参与者”,由“被动”变为“主动”。案例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注重营造师生、学生间民主、平等、和谐、宽松的课堂气氛。与此同时,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很重要,案例教学是否可以取得预期效果,离不开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教师要把握好案例的选择、设计、讨论、引导、总结等各个环节,这就要求教师分饰“导演”和“演员”两个角色。在案例教学中要注意学生主体性和教师主导性的有机结合,切实发挥案例教学的作用。

2.注意教学案例和教材内容的有机结合。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施案例教学,可以极大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使学生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讨论和分析,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要注意案例教学中教材与教学案例的有机结合。一是围绕教材选案例。根据教材内容,确定案例的选择方向。二是案例不能脱离教材。案例是为教材内容服务的,脱离教材相当于失去了理论支撑。三是案例不能取代教材。“教学案例生动、活泼、有感染力,能带动氛围,便于理解,但与教材不能相互代替,案例和教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④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施案例教学,给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机遇,随着教学改革和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这种教学方法将不断推进,大放异彩,并瘵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

作者:杜改仙 单位: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第二篇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内涵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内涵主要存在“教学方法说”与“教学模式说”两种,多数学者侧重于“教学方法说”,但在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别,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是:戴艳军、杨正德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定义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案例进行分析,以加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学方法”。也有学者指出,上述这一定义表述不够全面,没有表现出案例教学所必需的情景创设,因此将其定义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根据课程内容的要求,选编典型、适当的案例作为基本教育信息载体,创设问题情景,将理论与实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最终达到掌握理论知识、发展综合能力、陶冶思想品德的三维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方法”。除此之外,也有少数学者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概括为一种模式,如尹晓敏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就是通过具体案例的呈现,启发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研究,形成对案例问题的见解与思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同时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种教学模式。”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原则研究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原则研究,主要集中在案例的选择与案例的具体运用过程两个方面。有的学者侧重从案例的选择上进行论述,如廉清认为案例的选择要遵循典型性与普遍性相结合、趣味性与思想性、时代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原则。也有学者从案例教学的基本特征出发,将原则的研究横向拓展,以案例教学的具体运用过程为对象加以研究。代表性的观点是,赵平认为案例教学要遵循主体性、探究性、实践性和平等性原则。也有学者将案例教学的选择与运用原则综合起来进行论述,如项福库认为在案例的选择与运用上应遵循典型性、针对性、严密性、科学性、适度性、启发性、导学性、析理性和激励性评价等原则。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操作和实施

案例教学的操作和实施,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研究的主体与核心内容,直接关系案例教学的成败。因此,该部分论述最为详细和丰富。学者们侧重从案例教学操作和实施的阶段、主要环节、教学模式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具体如下:高校思政课案例教学的操作和实施是分阶段进行的,而对于阶段的划分,学者们持不同看法,主要有“两阶段论”与“三阶段论”两种观点。刘永记将案例教学的实施划分两个阶段:一是课前准备(包括案例选择、制订课堂实施计等);二是课堂的组织(包括案例呈现、小组讨论、全班交流、总结深化等)。赵平将案例教学的实施划分三个阶段,即课前准备、分析讨论、总结评价。案例教学需要抓好几个重点环节,有学者提出“四环节说”:案例选编、流程设计、课堂实施和课后总结。有学者提出“五环节说”:确立教学目标、精选典型案例、设计教学场景、分析讨论案例、总结点评案例。案例教学如何操作和实施,不同的教师其流程设计不一样,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关于案例教学模式,学术界也给予较多的关注。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主要研发地———大连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研究中心相继成功推行课堂案例教学、网络案例教学、实践案例教学和“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式案例教学之后,又推行一种全新的模式,即现场案例教学。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对策研究

20世纪末,案例教学开始被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并逐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推广和应用,其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功效也得到了广大思政课教师的普遍认同。对于如何编写教学案例、如何开展案例教学等问题,广大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不仅出版了课程案例教学的系列教材和相关教学课件,还建立了案例教学网络平台,开发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案例。其成效不仅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

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研究与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正处于起步、探索和发展阶段,实践经验积累不足”,所以仍存在一系列制约其实效性发挥的因素和问题,需要我们加以研究和解决。对于这些问题,有学者从主观认识与实践运用两个角度加以阐述。如沈丽巍等人认为:首先存在对案例教学认识上的误区,包括分不清案例教学与范例教学的区别和联系、对案例教学的特征认识不清。其次是案例教学应用中的偏差,包括案例的选择和使用中的偏差。也有学者从观念、教学环节、管理、评价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如黄林妹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存在的误区包括:教学观念滞后,对案例教学存在认识偏差;案例选择与运用方式不当,适用性不强;教学环节操作不当,互动效果不佳;缺乏规范的教学管理,案例教学条件受限。

五、总结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制约和影响案例教学实效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认识上的,也有客观物质条件、制度、管理等方面的;既有教师因素,也有学生、各级领导等方面的因素。那么,如何解决以上诸多问题?有学者提出四点意见:各级各类学校领导应该更加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方法改革,增加投入;建立专业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资源开发中心和数据库以及采编、投稿、使用和管理办法,形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配套的案例资源管理机构和机制;加强师资培训,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师资队伍;注重学理支撑,提升研究水准。有学者提出五条对策:转变观念和习惯,实现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的融合;精选案例,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资源库;探索案例教学的实施方式,增强教学互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水平;优化教学条件,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管理机制。

作者:李敏 孙成娟 单位:宿迁学院基础部

第三篇

一、思政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研究现状概述

(一)关于高校思政理论课案例教学的实施步骤

刘惠、王安平等人认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案例教学步骤一般由五个环节组成,即精选案例、整理案例、讲解案例、讨论案例、评价案例。杨慧民从教学过程论的角度,提出案例教学的组织实施包括教学内容的提炼、教学案例的选编、思考讨论题的设计、教学案例的呈现、课堂讨论的组织、点评和总结、课后反思等环节。此外,不少学者认为案例教学成功的关键在案例,项福库老师提出案例选取时应遵循典型性、针对性、严密性、科学性、适度性等原则。陈艳飞、陈若松老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进一步指出案例资源的开发和选用,要兼顾循典型性和浅易性、主导性和主体性、时代性和历史性、价值性和科学性、继承性和创新性。

(二)关于高校思政理论课案例教学的模式研究

杨慧民等人结合大连理工大学思政理论课案例教学的实践探索,在此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多篇论文中分别论述了现场案例教学、网络案例教学、实践案例教学、小组讨论式案例教学等模式,这些模式的特点和组织实施教学的步骤和要求。他还对案例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模式的建构进行了探微,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共建共享平台”(大连理工、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共建)为载体,对该平台建设的现状和不足,及未来发展的构想提出了充实完善的建议,

(三)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测评机制

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目前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成果相对较少,韩美群对思政理论课案例教学的测评机制建构和测评原则的确立进行了探索。他认为可以运用测量、统计、归纳、演绎等方式,对案例教学的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学过程、教学效果进行监测,达到改进案例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四)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案例教学的具体应用研究

目前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政政治理论课有四门,因为这些教材书名比较长,一般取其后两字称呼,分别简称《基础》、《概论》、《原理》、《纲要》。因为它们的教材体系和内容各有特点,思政课在引入案例教学之初,学界就开始针对每门课的特点进行单独研究,出版了数部专著和教学指导用书。蔡文钦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专题案例教学精编》、邓复群《思想道德修养案例教学》等以《基础》课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为依据,设计若干个专题,试图将案例教学理念真正引入思政课教学实践中去。范传鸿于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案例教学法研究与实践》,是第一部针对《原理》进行案例教学的研究专著。杨慧民于2012年先后出版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课例研究》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适用性研究》,前者收录了四门课程13个教学案例,展示了案例教学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对扎实推进思政课的案例教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后者书中对每门课程哪些内容适宜开展案例教学进行了探讨,是大连理工大学多年来案例教学的经验之谈。

(五)关于高校思政理论课案例教学面临的问题和局限性

案例教学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面临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和实际运用中的限制性因素。比如,有些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讲解案例,视为教师课堂讲授方法的一种,仍然是教师说教为主,没有脱离传授-接受的传统教学模式,学生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法有其独特的优点,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这些问题有以下几个:一是案例的搜集、整理和选择使用耗时费力,有时候研究和编制一个好的案例,甚至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加重教师的负担。二是案例的时空差距及学生的不同学科背景,可能导致案例教学结果的多元化。三是组织案例教学对教师的挑战较大,教学效果与教师自身理论基础和学科背景有很大关系,也考验着教师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四是为了保证学生充分参与,对教学资源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要求更大。刘惠、王安平老师认为案例教学法还存在着具有效用边界,无助于学生系统知识的掌握,也并非“万能”可以适用于每个章节的内容。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行性。初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政课案例教学的方法论体系,学界和广大教师对开展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基本程序和步骤基本达成共识。北师大、大连理工、哈工大等高校先后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广大学生的好评。昔日学生认为枯燥无聊的思政课变得妙趣横生引人遐思,北师大每年学生选出的“十佳教师”中,思政课教师总是榜上有名,而这种现象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省内外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尝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案例教学。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思政课的案例教学无论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处在起步探索阶段,存在着不少问题与不足之处。

治安整治论文范文8

遴选教学案例是开展思政课案例教学的首要环节,精当的案例使教学事半功倍。

(一)紧扣教材,体现思想性、政治性、时代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案例要紧密结合重新修订的教材新观点、新内容精心选取。首先,教学案例要有思想性。教学案例要围绕章节内容体现的思想主线、思想观点、思想倾向、基本精神来遴选。教学案例要具有政治性,要向学生传递政治文明的正能量。教学案例要有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显示出正确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教学案例要体现时代性。教学案例要展现时代风采,催人奋进。

(二)案例要体现典型性、集成性、鼓动性

典型性是指教学案例要反映客观现实,其所呈现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例如,华西村是中国新农村的代表。通过多媒体呈现华西村的发展壮大历程,将很好地诠释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一个好的案例不仅仅是文字、图片的呈现,还应有视频片段、虚拟动画、音频等融入,展现给“90后”的大学生的是立体综合集成现代信息技术的思政课案例,这样的案例才能吸引眼球。思政课选取的案例要符合政治宣传的需要,要有感召力、鼓动力、推动力,成为“90后”们自觉行动的有力推手,增强大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绽放青春的华彩。

(三)案例要体现趣味性、生动性、情境性

选择、运用思政课教学案例要有趣味性。案例文本呈现可以通过设置悬念、显示疑点、声像新奇、连环曲折、起伏跌宕等手段唤起学生注意,引起浓厚的学习兴趣,达到设悬探奇喜悟乐学的效果和目的。遴选教学案例应具有生动性、情境性,应围绕立德树人、由境生情、由境思理、情理动心、引人入胜来设计。(四)案例要体现现场性、开放性、研讨性思政课教学案例有时可以采用现场讲授的方式,即师生到典型事件、典型先进人物工作单位或纪念场馆现场参观学习,如到红色旅游场馆开展案例教学。思政课案例教学也可以请先进典型模范人物到云录播课堂与学生面对面进行交流互动,身临其境,使案例教学充满“在场”的氛围。比如,请新时期“雷锋传人”郭明义与大家畅谈社会主义道德。

二、多媒体条件下思政课案例施教策略

(一)把握好案例呈现时机

经过筛选编辑的思政课教学案例要以多媒体组合教学一体机等为教学条件在适当的时机呈现导入,一是从案例导出思政课教材知识点。即例在理先型。通过案例,经过自主、合作、思辩、探究其理。二是先讲解教材知识点后导出案例。即理在例先型。以例释理,以例证理。在教学中,案例要灵活运用,可用于开篇引起学生兴奋点。可用于讨论之前,启发引导。可用于重要知识点讲解之时,例在其中,例寓理中,以例解理。可用于教学难点解决之时,以例点拨,使问题焕然冰释。可用于课堂总结,以例收束,点到为止,余音绕梁。

(二)利用电子白板开展案例分析讨论,增强多元互动

教师要通过电子白板展示案例,引导学生观看案例的内容,分析事件、事例的情节及隐含的观点、意图。引导学生明辨因果,现实性与可能性,寻求案例显示的问题解决办法。电子白板和一体机的网络技术支持使师生在案例分析讨论中的交互多元化。这体现在:学生与老师的交互、学生与案例资源的交互、教师与案例资源的交互、主讲教师与助讲教师的交互、学生与学生间的交互、学生的自我交互六种形式。

(三)基于云录播技术进行教学总结反馈的策略

云录播是以物联网模式为基础框架,采用云存储、云传输技术以满足信息化教学需要的技术方式。云录播技术为教学反思反馈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教师可以方便地调取学生课堂参与案例互动、讨论的影像资料,组织学生互评,教师点评。教师要求学生观看讨论录像,指导学生自我评价,进行学习反思,自我提高。学生可以通过登陆校园网云录播案例教学网络平台对进行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开展案例教学同行和对案例教学感兴趣的领导、老师,可以通过网上直播系统、网上巡课系统观看教学录像并进行评价。

三、多媒体条件下思政课案例学习策略

(一)云录播平台网络自主学习策略

建立云录播案例教学网络平台,是思政课课堂案例教学的延展和完善。学生可以登陆案例多媒体课件资源库进行再学习,查遗补漏,产生新的认识飞跃。云录播支持远程教学,为校际学生自主学习交流提供了便利。应以会员资源积分制等成功模式,对案例学习资源共建共享持续加以强化。

(二)辨明学习风格与因材乐学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