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范文1
[关键词]政治学主题；政治学基本问题；经济视角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政治发展进入到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成熟的公民文化时代，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是怎样为公民服务。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对公民文化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从发展本质上看，政治学研究的任务是为社会知识的生产、思想的产生等提供重要支持，为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政治学的发展重点转变为怎样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1政治学的主题
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政治学的发展定位问题引起了相关人员的关注，人们开始思考新时期政治学是怎样的学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能够做什么？在发展本质上，政治学是一门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从历史发展角度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为后世发展留下来宝贵的财产。在新时期，怎样通过政治学协调政治发展和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发展中尊重人的差异性。政治的发展遵循个体差异性，为了规范个体的行为举止，出现了良好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约束下能够将不同人组织在一起，在确保每个群体利益的情况下发展政治学。可见，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为人类社会构建良善的生活结构。其次，政治学的发展需要知识的支持。政治生活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在生存发展中都需要得到知识，通过知识的学习不断认识政治学。再次，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得到智慧的支持。智慧能够为解决各类政治学争端问题提供重要基础支持，从而为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供参考。最后，政治学需要技艺。在政治生活的构建上需要不同的方法、手段，在这些技艺的支持下能够完善政治学。
2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2.1在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探寻良善的政治生活
政治学发展的主要责任和使命是寻找真、善、美的政治生活。从古至今，政治学的发展都被人们认为是一门治国安邦的学问。政治学的研究发展能够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提供重要支持。在当下社会，良善生活是在社会发展中，个体追寻个体的善、国家发展追寻整体的善。首先，要根据时展需要构建政治生活发展蓝图。良善政治生活的实现需要为其发展制定科学的规划设计，为政治生活的完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其次，建立科学的政治学组织制度。制度的存在能够为政治学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支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冲突和贫富分化，对于这些问题需要相关人员思考总结出能够约束这种贫富发展的制度。最后，探索政治学发展的科学方法。政治学说是解决人类群体生活矛盾的重要思想，但是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政治学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生活纷争、生理心理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在这种差异化的发展背景下，需要采取适合的方式来强制约束政治生活发展，减少社会矛盾冲突的发生。
2.2良善生活的一种构想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下，人、社会的政治化程度加深，人们的现实生活离不开政治生活。比如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出生就决定其处于其怎样的政治生活，人的政治生活环境具有不可选择的特点，且在社会生活中还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因而，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政治生活的不断演进发展深刻影响人们各个方面的生活，特别是对社会生产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政治生活是人们实际生活的重要组成，是人们无法脱离的，同时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也体现了对政治生活的一种追求。关于良善生活的定义，随着历史的发展拥有者不同的定义，在古代，良善生活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乌托邦生活，在这类生活中体现了人处于一个时代中对相应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思。马克思主义时期则是确定了社会理想这一政治生活目标。综合各种因素，政治生活良善的实现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政治生活的统治准则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利益。社会历史的统治者，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都在思考一个自己到底是为谁谋取利益的问题。存在权力结构分配合理的组织结构和原理。政治生活发展遵循政体规律。能够评价一个政体好坏的关键在于人民群众而不是社会历史的统治者。
2.3良善生活引领下的政治生活
政治学说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有着其独特的定位和责任，政治学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学说，是因为它的形成和发展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理解，和人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在特定历史时期，知识、智慧的产生和发展对良善政治生活的创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政治生活的研究、发展意义需要在特定的社会构造中进行研究。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政治学研究、发展关注的重点不同。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不断证实，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使命在打造科学、民主制度的基础上为培养成熟公民提供重要支持。
3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发展几十年以来，在党的政策、方针、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政治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对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整个社会发展演变来看，改革开放的过程不仅是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也是政治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因而在国家经济发展中也凝聚力广大政治学者的理论思想，关于政治学说的研究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更好的实现社会发展目标，政治学说的发展需要致力于提升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桑玉成.关于政治学的主题与政治学基本问题的思考[J].政治学研究，2017(05)：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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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政治学属性反映了粮食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时的内涵，而政府制定的粮食政策所引发的各种政治现象也决定于这种内涵。因而，粮食的政治学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政策施行可能带来的政治效益。
2如何用政治学属性评价粮食政策
2.1政治学属性为评价粮食政策提供合理的参考系
宽泛而论，评价体系的科学与否主要依赖以下几点：第一，评价广度，即能够评价的政策范围；第二，评价深度，即评价过程对标准的依赖程度，是否做到了紧密切合标准；第三，评价效度，即评价的结论能否为以后再评提供参考。
2.2政治学属性之下粮食政策优劣的标准
2.2.1粮食的政治学属性揭示
第一，粮食的生产是权力意识的开始。它是一切政治现象存在的基点。区域间粮食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对权力控制的范围和强度提出要求，这种要求随着粮食自身生产状况的变化而改变。第二，粮食的拥有是原始的权利象征。它的形成与发展构建了统治分级的基础和权利结构的模型，而与之相关的所有形式的土地制度，粮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为加强和巩固这种基础所做的努力。第三，粮食的分配决定权力统治的根基。粮食不同于其他的事物，它既是一个民族根本的生存资源，也是国家得以运转的根本政治资源，其自上而下流转分配的效率是衡量政府管理效果的基本指标。
2.2.2粮食政策优劣标准
第一，政策是否有利于改善区域间粮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如果政策仅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忽略了这种不平衡，没有相应措施来调整粮食生产资源的配置问题，那么政策就是有后期漏洞的。第二，政策是否有利于政府在国内外环境下加强对粮食资源运作的控制权。如果政策直接或间接削弱甚至丧失了对粮食运作的实质控制权，那么无论其起初的目标是什么，这种政策都是危险甚至不可取的。第三，政策是否有利于提高粮食集散分配流通的效率以保障改善民生。如果政策降低了粮食运作的效率，那么就会影响到人民生活质量，情况严重时会爆发政治危机。
2.3政治学属性评价粮食政策的理论过程
首先，分析粮食政策的背景，政府制定政策所处的时代格局和本国国情。然后，保持严谨态度去分析政策符合标准的程度。这种严谨性是保证评价客观的重要一环，我们只保持客观的态度对待研究的过程，而不涉及科学意义的探讨，分析政策也应严格参照其能否贴合粮食具有的政治学属性来进行，不进行主观的人文关怀。
3用粮食的政治学属性评价粮食政策
3.1用粮食政治学属性评价坚守1.2亿hm2红线政策
3.1.1坚守1.2亿hm2红线政策的背景
2006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1.2亿hm2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2007年3月5日，温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
3.1.2坚守1.2亿hm2红线的措施
国家为守住1.2亿hm2耕地红线，在《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了以下重要举措：第一，层层落实责任。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总责。第二，建立耕地保护数据库，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数据库系统的互连互通和数据的网络传输。第三，强化耕地占补平衡的法定责任。
3.1.3评价坚守1.2亿hm2红线的措施
首先，“层层落实责任到具体负责人身上”其实就是以行政力量为中介，法律为后盾，加强对粮食资源运作的控制。“建立耕地保护数据库”可以揭露区域间粮食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清晰面目，为改善这种不平衡提供依据。“强化耕地占补平衡的法定责任”，“落实非农业用地建设对耕地的回补制度”和“大力推进整理复垦开发，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就是在维持土地资源配置的平衡和稳定，避免政府对耕地资源管理的逐步失控。可以看到，这项政策的内涵符合粮食具有的前两点政治学属性，而没有违背第三点。综上，当前，虽不能论断政策实施的细节是否是目标整合后的最优选择，但至少没有违背粮食具有的政治学属性，可以说，这项政策不是缺陷政策。
3.2评价我国应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政策
3.2.1转基因农产品相关政策的背景
转基因农产品对人体和环境的安全问题在国际上引发热议，各国出自利益的权衡致使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态度不一。欧盟、日本对转基因农产品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并且迅速出台法律加以限制相关农产品的流入，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则采用宽松的进出口政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相关的转基因农产品政策便应运而生，。
3.2.2应对转基因农作物的政策
我国为应对转基因农作物的贸易制定了一些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1996年7月10日，中国农业部为应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发展，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管理实施办法》。2000年6月6日，政府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并且在2002年3月20日付诸实施。中国国家质监总局也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制定了《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这些法律文件说明了转基因农产品的范围，对其监督、检查、研究、生产、加工、进出口、经营和相关的罚则都做了规定。
3.2.3评价应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政策
1)从政策是否利于改善区域间粮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来看。
由于转基因种子有可能对本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预料的恶性后果，转基因果实对身体健康可能具有潜在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长期的影响，所以，我国政府对转基因农产品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截至2014年，通过我国法律获得批准，用作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仅有棉花和番木瓜，而批准进口的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和甜菜5种作物仅用做加工原料，不得改变用途，不可在国内种植。这意味着至今我国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种植。可以看到，对那些可用作粮食用途的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油菜，甜菜的管理是很严格的。若此类作物管理宽泛，出现生态环境的紊乱，就会对各区域间粮食生产的稳定模式产生不良后果，给粮食生产的平衡带来恶性因素，甚至造成粮食运营系统的瘫痪，最终威胁到国家的粮食主权。
2)从政策是否利于政府在国内外环境下加强对粮食资源运作的控制权来看。
虽然政策并未提高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粮食运作的控制权，但由于我国对转基因农产品保持审慎，政策严格限制了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适用范围，即便现今科技手段不能达到全面控制的程度，也已将其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严格控制在了可挽救的范围。因此，政策也并没有使政府丧失对粮食运作的实质控制权。
3)从政策是否利于提高粮食集散分配流通的效率以保障改善民生。
政策指导下，转基因粮食作物的介入是在有序控制下进行，而且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只用于加工原料，而不像一些国家那样大面积种植，所以，转基因粮食作物的运营过程并未降低粮食分配流通的效率，对民生也未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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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式教学方法
研究式教学方法一般可以分为启发式、案例式、实践教学式、问题诊断式等几种方法。这几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深入学习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有利于教学体制改革的创新发展，学生只有通过对知识的不断总结与研究，才会从自身发现问题，并查找原因。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能够更直观、更具体地了解知识本身的内涵，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在新时期下，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给教学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利用资源的优势网络更好地分析和解剖学习中的一些具体事例。
（三）图表法教学法
图表教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可以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构建学习框架，掌握学习知识。为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循循善诱”，精心策划好教学活动，并结合教材的实际情况，让学生更好地学习。
二、政治学原理教学改革中的注意事项
（一）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加强自己的政治理论学习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其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以后的学习产生很大的影响，为此教师应该首先做到加强自身的政治理论知识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修养。政治学原理的产生得益于政治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施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积极拓展课外知识，并联系教材的实际内容，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做好政治原理课程教学工作，教师还应该紧跟时展潮流，不断了解最新的国内外时事政治，并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可以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作为教师本人来讲，还要熟悉课本中所有关于历代政治哲学的内容，并利用政治哲学著作将不同时期的哲学家联系起来，这样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还可以使学生学习到更多他们平时课本内无法学习的知识。
（二）教师要重视基本政治学原理概念的讲授
如果教师不能够很好地将基本知识与概念灌输给学生，势必会导致学生的政治学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学习效果也不会太明显。无论再新颖的教学方法离开了政治学原理理论基础，都将会是一纸空文，我们在引进新方法的同时还要注意适当保留传统的教学方法，只有这样才可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教师本身的政治学原理修养也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优秀的教师，理论修养好讲课就会生动、灵活，利于与学生达成共识。
（三）配合讲授进程
我们可以根据课程进度的安排，适当多留一些时间给学生阅读政治学原理的相关名著，拓展学生的政治原理知识广度和深度。但是书籍的选取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决不能简单选取一两本不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学原理书籍，因为外语书籍很多学生都看不懂，为了汲取知识的精华，我们可以聘请比较专业的外文翻译教师参与讲授。因为学生科学知识占很大一部分，而政治课程所占的比例却很小，所以教师应该在讲授课本知识的同时，适当穿插一些政治学常识，并配合知识的讲授来完成。
（四）注意加强时事政治事件的渗入
政治学原理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是因为其政治事件的灵活性，只有将一手的时事政治事件渗入到课堂教学中，才可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因为政治学属于社会学的一种基本形式，它与社会和政治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最好引用一些比较鲜明的案例，增加课堂学习的生动性和灵活性，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提高学生们的兴趣和学习热情，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吸纳知识的精华。
三、政治学原理教学改革的首要问题
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我国的很多高校都进行了教育改革，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驱使下，人才市场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教育改革的实质和方向。在教育改革的实际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课程改革的定位方向，做好对课程的设置工作。因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科，课程设置方面往往会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紧密结合学生的特点，做好学生课程的定位。对于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来说，只有做好对政治课程的定位，才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政治学原理作为最基本的政治专业课程，其核心价值观就是运用马列主义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并分析造成社会不良现象的原因，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高校的政治学原理教学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劳动成果传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成为拥护社会主义，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选择课程教材、使用何种教学手段，是我国教学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有关政治学原理教学改革的若干思考
教学改革的关键是要做好对教学模式和教材内容的改革，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教学课堂的整体设计，同时对教师的正常施教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对教学改革的实践工作：
（一）做好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改革实践
在高校的课程教学改革中，我们一定要时刻做到以“学生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所以作为高校的教师一定要仔细观察自己的学生，了解学生的发展规律，树立起强烈的以“学生为本”的意识。同时还应该尊重学生的人格、信任学生，真正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所以我们在对教学改革方案进行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营造出一种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积极、大胆地运用政治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二）做好教材内容的创新改革
教材内容的创新改革，无论是对学生的学习还是对教师的正常教学，意义都是匪浅的，但是我们进行教学内容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课本知识内容不能脱离实际，也就是说创新是要以课本知识为基础的。很多的教学内容只有设置得当，并及时创新，才会顺应时展的新潮流，对于新时期下的教学内容改革，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可能将知识内容与政治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同时还要用理论联系实践，并指导实践。对于教学内容创新改革来说，教学设计工作还要与教材内容充分相结合，注重改革的现实性，充分调动学生投入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他们对社会的分析力和观察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提高课本知识中爱国主义教育所占的比例，提高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它们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多种多样的教学改革手段与方法
政治学原理教学的重点不是单纯地将政治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课本教学中，这样会显得缺乏新颖感，而是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与方法来完成，切忌不能只讲理论，而忽视实践。我们还可以根据现有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引入多媒体教学设备和方式，这也是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之一，该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可以使平时抽象化的问题，通过多媒体课件直观地展示出来，加深学生的记忆，同时也有助于教师的顺利教学。但是我们在改进教学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积极引导学生，并鼓励学生融入课堂学习中去，目前专题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和讨论法都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教学方法如果要想达到良好的效果，就一定要结合实践活动，缺乏了实践，就等于一纸空文。现代的大学课程教学改革大多都根据现代教育的基本要求，利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能够让学生充分享受网络资源所带来的便利，达到课堂师生有效互动的目的。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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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课题与自然科学的“本土化”课题不同。自然科学，比如医学、生物、地质等学科的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是对象与议题的“本土化”问题，而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对象与议题的“本土化”，还有方法、概念和理论的“本土化”。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是要强调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王惠岩指出:“政治学研究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的现实需求，脱离了社会需求就会导致政治学研究的空洞化。”他接着指出，“有些学者热衷于西方理论研究，习惯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价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方向就是错误的”。朱光磊也表述过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政治学界在介绍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时，试图“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但在建构的过程中出现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简单地移植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倾向，而对中国的现实问题缺少关注。”可见，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所存在的缺陷，并积极地呼吁构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具体而言，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王浦劬指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结合时代精神，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进行贯通性的分析和研究，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形成的经验，加以认真总结，并把它们上升为政治观点和政治理论。”朱云汉认为政治学“本土化”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创新，还包括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王绍光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入手解决本土化的问题，他还指出对西方学界提出研究问题和基本预设的质疑。就政策科学而言，对于如何构建其“本土化”理论，徐湘林提出了三个层面的要求，他认为应在价值伦理的取向范围内，对政治实践进行经验性研究，进而提出方法与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对于政治学“本土化”理论构建的目标是什么?“华人政治学者如能在本土研究的理论的创设上，不局限于本土政治生活关系的解释，而能扩展至西方，对西方理论有所匡补，或是进行比较研究，并在同异的观察上获致具更高层次的理论解释，这对整体政治学的探究定会提供前所未见的卓越贡献。”这是胡佛对“本土化”理论构建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和期许，即不仅仅停留在对政治现象的本土观察层面，而且还包括比较研究，或更抽象意义的更高层次的理论贡献。除了经验层面的观察，在规范研究方面，萧高彦提出政治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在于以既有华人社会之公民意识为起点，建立一个可以与极端的民族国家论述相抗衡的民主理论。同时，理解现存之政治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的优缺点及其历史根源后，选取恰当的思想史资源，并提出规范性的政治理念或价值。”综上所述，政治学界的学者从学术研究的各个角度，如“本土化”构建的概念创新，对研究问题的辨析、理论假设的提出、分析框架的选定、研究方法的创新，“本土化”构建的逻辑层次及研究目标、要求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如何进行构建?或者说，中国政治科学理论构建的路径是什么?对此，学界尚未有专门的研究。这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本土化”概念溯源
“本土化”(localization)概念最早被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指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本土化的策略。“本土化”一词被用于社会科学之中，指的是在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运用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当地的现实情况，要充分考虑到理论的适用情况，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加以改变或修正，增加其解释力，甚至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框架和范式。我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可以溯源到“西学东渐”时期。作为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科学从西方引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相伴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实践中对西方理论体系的消化吸收并要求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可以认为，关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论题，在包括两岸三地以及西方国家的华人社会学圈，己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讨论。如前所述，从整个社会科学学术史来看，“本土化”乃是一个用法极为多样的范畴，既可以用来指西方社会科学制度和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也可以指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理论在本土语境中的修正或者转化，还可以指那些本来就发自本土文化的社会研究和理论成果。关于“本土化”问题，既可以指理论层面上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倡导和思辨，又可以指那些实质性的有“本土”创新的社会研究。而在当前的学术界，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日渐强大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有更多的学者提出，要实现民族的文化自觉和独立，就应该注重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并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三、“本土化”的构建:范式的转移与四个发展阶段
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构建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范式转移的过程。联系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恢复学科建制后，在一段时期内，曾大量地引入和介绍西方的经典学术著作与理论观念，这段时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是在西方政治理论的范式下对中国问题进行讨论，可以看作是新范式的早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有学者开始进行关于中国本土政治现象与问题的理论构建，比如“群众路线”、“增量民主”、“干部公选”、“压力型体制”、“党内民主”等等本土的政治现象。还有学者从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区域研究的理论视角和通则式研究的理论视角对中国本土政治现象进行理论建构。总的来说，政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四个不同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层次，即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区域研究理论框架和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四个理论框架的层次并不是彼此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当然，有些理论的提出是涵盖了不同的层次。这既符合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化，也符合理论构建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发展规律。
(一)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
所谓“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通过对于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单个现象进行观察①。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个案研究可谓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对中国政治学理论进行本土化理论构建的尝试。“群众路线”、“增量民主”、“干部公选”、“压力型体制”、“党内民主”等这些都是本土的政治概念，都是对中国本土政治现象所做的分析与理论构建。对于“群众路线”的分析，余逊达主要将党的群众路线和党注重运用全球视野去整体性处理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他认为这对于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和当前实行的治国理政的思路，尤其是对于当前在全球化条件下理解党如何建构和发挥领导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俞可平对“增量民主”的研究分析了增量民主的意义、要点和目标。俞可平认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在观察“干部公选”这一政治现象时，陈家喜认为干部公选的出现不仅预示着干部选拔方式的重要转型，也意味着干部选拔标准的重大变化，分析干部公选的发生与演进，意义与缺失，有助于把握改革以来执政党对精英录用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背后执政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与调适。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政府运行，是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关注的焦点。“压力型体制”是尝试描绘这一问题的一个视角。杨雪冬认为“压力型体制试图描绘出中国各级政府在各种压力的驱动下运行，从上而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是其中最核心的压力，这种体制的成因是传统的动员体制在市场化、现代化新背景下的变形。”王长江探索了什么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如何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探寻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之路。上述学者对于中国本土政治中的特有现象进行分析和讨论，提出了对于这些现象的独特解释，同时，也指出了这些政治现象与整个中国政治改革的联系，这就是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构建本土政治理论框架的学术努力。
(二)比较研究理论框架
所谓“比较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从比较视角对中外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理论建构②。中外政治现象比较研究，是这四种理论视角中最常见、成果最丰富的学术视角。两国之间的比较，尤其是最相似的比较设计，是比较研究中流行的研究视角。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比较。关海庭、刘莹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俄做了比较，认为虽然两国的政治发展都有确立和巩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共同特点，但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两国形成了完全迥异的民族性格，导致他们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不同，宗教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也不同，在此基础上形塑了各自的政治文化。其根源在于两国对待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根本差异，这也是两国在政治发展中选择不同模式的根本原因③。另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和欧洲做了历史的比较。王国斌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集体行动三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两个过程既是近代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两个过程，同时由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扩张，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性的过程。具体来说，王国斌不仅从经济发展的动力视角研究经济变化，也从欧洲武力威胁中国统一前后中国和欧洲政治的历史环境的变化来分析国家的形成，还从政治与民众反抗的视角分析集体行动，并对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的内在逻辑与环境展开分析。从上述文献中，我们可知，关海庭与刘莹从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入手，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比较，认为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性造成了中俄两国社会转型的不同模式。这种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对于我们思考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如何从传统政治文化中吸取有益成分，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地推进和深化社会转型等重大问题有重要的启迪。王国斌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对中国与欧洲经济、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做了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希望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他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或者说，依照西欧的历史变化规律来观察中国的有关变化，由此来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比较研究。
(三)区域研究理论框架
“区域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通过区域研究的视角，对中国与区域内的不同国家进行观察，比较这些国家政治现象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从而进行理论构建。与中国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区域研究是东亚模式②。很多政治学学者对此展开分析。杜维明等人都认为，由于儒家思想包含着有益的成分，因此他们完全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并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霍夫亨兹等人认为，东亚社会在各个方面存在的相似性促进了东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学者赤松要等人甚至提出了“雁行发展模式”。从东亚地区的区域研究视角，我们可以找到其对中国问题的启示，也可以为构建中国模式的理论框架做出有益的贡献。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与其它国家相比，有什么样的相同点和独特性?中国在今后的“雁行发展模式”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从区域研究的视角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对中国政治发展问题所做的理论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
“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尝试摆脱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的影响，建立一个既可以解释中国又可以解释其它国家，甚至包括西方国家的政治现象的理论框架。作为理论框架的最高阶段，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构建的一个层次。任何一个理论的内涵与外延都是存在张力的。对于通则式研究框架，学者需要有更高的学术研究视角和更远大的学术抱负才能构建。对于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的搭建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徐湘林关于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视为通则式理论构建阶段的一个研究实例。徐湘林从历史比较和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变化，指出国家治理是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来对社会实施控制与管理的过程。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是基于对中国政治实践的实证观察而建立的，同时，这种理论构建也可以用于解释其它国家的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可以视为是力图建立超越西方政治理论命题的通则式理论的尝试④。从上述可知，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的学者在观察中国政治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中国现实的政治理论。当然，对于“本土化”理论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分不同的阶段进行的。对于政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四个不同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层次，即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区域研究理论框架和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对“本土化”理论路径构建的一种探索和观察。
四、结论
政治学范文5
学案导学教学模式中，学案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教学，同时也是课本知识的重要载体。教师必须认真备课，设计切实可行的教学学案，保证学案的设计的合理性，保证学案对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在高中政治教研组集体备课的背景下，教师要发扬团队合作精神，采取集体备课的优势和集体智慧，各负其责编写学案导学，保证学案设计的质量和水平。学案设计的基本要求是：首先，学习目标明确。让学生明确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及主攻方向，让学生明确本节课的知识结构。其次，重点和难点突出。
教师要明确教学内容重点，突出知识疑难点，使学生领会重点，化解难点。还有，知识体系合理。教师根据教材的特点、学习的重点和难点，编排出合理的教学知识体系。最后，教学方法灵活。教学过程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采取灵活地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学习效果最大化。人教版经济生活中《神奇的货币》的学案导学设计应符合学案设计的基本要求，突出对商品的含义及基本属性、了解货币的产生、本质及基本职能、掌握纸币的含义、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等概念，同时要设计灵活地教学方法，引发学生学习兴趣，例如：小组讨论、ppt制作等形式。只有设计合理的学案导学才能使课堂教学更合理，调动学生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有效组织学案实施
学案导学的实施是高中政治学科学案教学的关键环节，也是教师考验教师教学智慧的挑战。学案导学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教学过程，其中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教师展示教学学案。教师采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将本节课需要掌握知识点呈现给学生，使学生明白本课的难点和重点。同时教师给学生充足的时间通过查阅教材，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其次，教师组织班级讨论。教师在课堂上留出时间给学生自由讨论，教师也要参与到讨论的规程中。班级讨论时，学生可以各抒己见、互评互议，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加深对问题的思考，同时也能了解别人的思维方法。
通过讨论，学生也锻炼自己语言表达能力和领导能力。通过讨论，能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发表独立见解的勇气，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有，教师要正确解答学生的疑惑。班级讨论后，教师要重新掌握班级主动权、发挥主导作用，对学生仍存在的疑惑进行点拨与启发，使学生的疑惑能在课堂上得到解决。使学生达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学习效果。
通过敬爱偶是的启发与点拨，促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向积极有效的方面发展。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一《多变的价格》的学案实施过程，教师要将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供求对价格的影响等知识点向学生展示，要求学生通过查阅课本的方式解决问题。教师还要有效进行组织讨论，例如：供求关系与价格的关系。最后，教师要对学生的疑惑进行解决，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合理、效果更好。
三、重视学案知识的课后巩固
教师要重视学生课后对学案知识的巩固与提高。采取有效措施使学案学习完整而圆满。高中政治学案要重视知识体系建设，为学生呈现完整而富有逻辑的学案知识体系，深化学生对政治知识的认知、理解、记忆，能够对知识准确判断、灵活运用。教师在学案教学中要引进社会重点、热点问题等材料，运用选择、辨析、分析说明等题型，使学生调动思维解决问题。
政治学范文6
广场，作为“城市的客厅”，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功能，作为公共生活的空间载体，是公民之间围绕公共利益展开对话、协商、批判和讨论，形成独立的公共舆论的场所，具备“公共领域”的特质，是公共领域的空间表现形式。通过广场空间，公民表达政治诉求，争取政治权利，对政治认同与政治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广场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空间是一种权力的表达，不同的权力形式塑造出了不同的空间，政治权力形塑广场，政治体制是政治权力的外在表现，广场空间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折射出政治体制的转变。
关键词：
广场；公共领域；政治参与；政治权力
广场被誉为“城市的客厅”，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通常，广场位于城市中心，是城市的焦点和标志，其典型特征是：地面铺砌，由建筑物围合而成的或被街道限定，或与之产生联系的建筑空间，它能够吸引大量人流并为聚会提供场所。［1］127J•B•杰克逊更是直接将广场定义为“吸引人们聚集的城市场所空间”。［2］14由于广场具有汇聚的特性，使它成为汇集信息或知识的代名词，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具有虚拟空间的意义，如网络领域中的“微博广场”、媒体中的广场模块……本文中所指的广场是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不同于其他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广场是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它不仅可以展现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够折射出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图景。“比如有‘凝固的艺术’之称的建筑，它那多姿多彩、美轮美奂的样式与外观远远超越出了其日常居住和公共活动场所的实用范围，其设计风格、筑造样式、结构布局等则记载着它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审美理念、价值追求甚至权力格局等意蕴丰厚的内涵。”［3］178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一座冰冷的静态建筑，而且是一个活跃着的“政治场域”。目前国际国内学术界对广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学、艺术设计学领域，主要讨论：广场建筑的具体设计与规划、“广场热”的反思与评论、广场发展的历史演进与空间形态演变以及中西方广场的比较研究、广场的社会学研究等，而从政治学角度解析广场尚显不足。本文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广场作为公共领域所具有的特征、功能，及其空间形态变化与政治权力的关联。
一、广场：公共领域的空间表达
广场古已有之，它自产生之初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广场起源于欧洲，出现在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最早的古希腊广场（希腊文Ago－ra），指一个用于集会与市场的公共开放空间，是全体公民参与城邦政治与立法的公民大会，后来逐渐演变为多功能的公共聚集场所。［4］193与西方广场相同，中国的广场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广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陕西临潼县姜寨村是仰韶文化初期母系氏族村落的遗址，在那里有两条壕沟将居住区和墓葬区隔开。沟内居住区的中心是一个约4000多平方米的广场，周围建筑了不同朝向的房屋，广场成为氏族集会、议事以及宗教活动的场所。［5］67－68古代社会中，西方广场是城邦公民参与公民大会、参与城邦生活的场所；中国的广场是公民参与全部社会生活，尤其是是政治生活的场地。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政治发展的限制和约束，早期社会中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有限，广场成为公民表达公共意见最重要的渠道和途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广场仍然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之一，但各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拓展了公民政治表达的途径，其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毋庸置疑，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广场一直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表达公共意见的政治空间。“公共领域”一词最早由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她指出“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别相应于家族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别，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存在的。”［6］62在这里，她从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出发，将其分为涉及公共生活、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和涉及个人私有财产和私人生活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概念还停留在古典的意义上，尤尔根•哈贝马斯赋予公共领域以现代意义。他将全部社会生活划分为私人领域（市民社会）、公共权力领域（国家）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国家政治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7］32而且“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6］125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公共领域是一个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协调的公共空间，在这里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公民通过公开的对话、协商等将有关公共事务的公共意见转化为公共舆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缓冲地带；公民之间通过理性批判而进行交往、对话，形成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众舆论。它可以看作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8］79广场的建筑空间提供了公民进行集会、游行示威、表达意见、投票的场所。公民在广场上围绕公共利益展开批判和讨论，促进政治共识的达成，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是一种“公共领域”的空间表现形式。
二、广场：公民政治参与的平台
广场作为公共领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和渠道。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以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过程和政治决策等相关的政治行为，即“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展露政治意愿，表达利益诉求，从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国家政治决策过程的行为。这既包括合法的参与，也包括非法的参与，既包括自愿参与，也包括动员性参与，既包括规律性的参与，也包括突发性的参与。”［9］22所谓广场政治参与，顾名思义，就是普通公民以广场为媒介进行的政治参与。它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体现，反映了多元、平等、共和的政治思想。在这一概念中，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从参与主体来看，仅包括公民以及由公民组成的团体或群体等；从参与客体来看，广场政治参与指向的是整个政治权力和政治体系的运作，而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政府决策；从参与途径来看，广场政治参与的途径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它不考虑这些活动根据政治系统的既定准则是否合法。因而抗议、暴乱、示威游行是指那些企图影响公共当局的叛乱行为，都属于参与的形式；［10］6广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在广场上对政治系统施加影响的行为。广场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渠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口头语言类的政治参与，如政治批判和讨论、政治交流、政治宣泄等。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发言权，他们能够在广场上就公共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政治见解。二是政治参与实践活动，有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集会和游行、政治接触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参与形式通常是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的。口头语言类的广场政治参与往往会转化为政治实践活动，而广场政治实践活动的展开通常伴随着口头语言的参与。公民的广场政治参与的功能主要有：首先，表达政治诉求。政治诉求通常是国家政治权力之外的人通过某种方式表达自身在政治上的申诉和请求。这种方式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由于广场具有宽敞、开放、自由、平等的空间特征，它虽然不善于建立一个秩序或规则，但他们有充分的能力去破环和打碎一个秩序和规则，［11］这也就是公民选择在广场上表达政治诉求的原因之一。近代以来，中国广场空间与政治的互动可以追溯到“”时期。1919年5月4日，为阻止北洋政府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拯救民族和国家，北京十几所高校学生齐聚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政治请愿、罢工、罢课、暴力对抗等形式的活动。此后，天安门广场先后爆发了反对华北自治的“一二•九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零运动”，这些都是公民通过广场表达政治诉求的典型例子。其次，争取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公民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内在需要的权利，它包括对公共事务的决定权、担任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公民的联合行动权和知情权等。［12］35－37埃及长期以来实行威权政治体制，权力缺乏制约，长期的腐败造成经济衰败，公民基本的就业、生存无法保障。最终在当地时间的2011年1月25日，大批埃及公民聚集在首都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时任总统穆巴拉克辞职。约20天之后总统下台，新的民选总统穆尔西开始执政。但仅仅一年之后，穆尔西重演了穆巴拉克的一幕，公民再次通过在广场的游行示威推翻了新的政府。埃及的政治发展过程表明广场政治的胜利，它是公民监督、制约国家权力，争取自身权利的成功事件。同年9月，数万名群众聚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市中心的独立广场，要求进行选举制度改革，促进选举的公正、透明。另外，广场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为了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约25万公民曾聚集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馆前广场，公民的影响力迫使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促进了美国的种族平等的实现。最后，影响政治认同。广场的政治参与对政治认同的生成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促成政治认同的生成也可以推动政治认同的消解。一方面，通过广场公民能够参与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活动，包括广场举行的文艺宣传活动，国家在特定时期举办的政治仪式，如纪念辛亥革命仪式、抗战纪念仪式、国庆阅兵仪式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每隔一段时期都会举办规模比较大的国庆大阅兵，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齐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并参与这一仪式。在这一过程中，“参与仪式的人们有利于促进他们的信仰，这些信仰又使得他们的行为合理化，以及为他们的忠诚提供了支持”［13］145，公民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从心理上产生对国家的认同，也就赋予国家以一定的合法性。2015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亦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的阅兵仪式也具有同样的政治功效。公民通过广场上的观看全身心的融入到政治仪式中，实现了与仪式操演者的情感共鸣，从而促进公民政治认同的建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广场政治的非理性带来的政治无序状态，它会对政府权威构成挑战，威胁政府的公信力，从而消解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部分公民会聚集在广场上采取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对政府当局的政治活动提出质疑，当这些政治活动得到大批公民支持的时候，公民便会产生对国家的负面认知，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自然就会降低。泰国近年来政权的频繁更迭集中反映了这一观点。2013年11月至12月，反政府示威者“黄衫军”和亲政府的“红衫军”分别在曼谷举行了推翻“他信体制”和声援政府的游行示威。其中，泰国反对党在首都曼谷民主纪念碑广场持续发动了多次反对英拉政府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集会活动，导致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下降，最终英拉做出解散国会下议院的决定。公民广场政治参与的功能在不同的时代的作用效果是有所区别的。在传统时代下，公民广场的政治参与活动效用是一定的，其传播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当前我们处于现代传媒时代，公民的广场政治参与的功能被前所未有的放大，对政治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加。由于全球化时代互联网的发达，公民突然获得了无法想象的巨大的舆论和动员能力。传统的政治参与活动的传播依托职业活动家和秘密组织，一般是从点到点，最多是从点到面的政治扩散。而在当前，信息和政治的扩散很可能是从面到面的，而且是无法截断的。［14］51因而，有学者曾评论“在当今的政治变革时代，谁掌握广场就掌握政权”。［14］51虽然这一评论有放大广场的政治功能的嫌疑，但也说明了在现代传媒时代广场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正是因为公民在广场的政治参与对政治过程的巨大影响，许多政治活动家选择在广场上发表竞选演说、就职演说来争取公民的支持。以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为例，前总统和新总统分别在大选开始前和结束后于巴黎协和广场、巴士底广场发表竞选演说和就职演说，以凝聚社会力量、争取民众认同。此外，乌克兰、埃及政治局势的变化也反映了公民广场政治参与的重要功能。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广场政治对政治局势的影响也受其他因素制约，如国家政体。通常民主政体比较稳固的国家民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表达公共意见，广场政治参与的作用有限；而民主政体不稳固的国家，民众没有发声的空间，因而广场成为他们表达公共意见、争取权利的重要空间。这就导致很多情况下，民众的广场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手段过分激烈，有时会直接指向当前的政治统治，造成了部分国家既有政权的更迭。例如，埃及、泰国、利比亚的颜色革命之所以在广场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民主政体尚不稳定。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从另一侧面证明过这一理论，他认为许多国家发生动荡是因为这些国家处在实现民主化、法治化的过程中，政治动乱的产生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企图获取现代性的努力。［15］38
三、广场：政治权力形塑的公共空间
政治权力与空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力的运作对空间的建构产生影响，空间的设计服务于特定的政治权力。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其实质是权力对空间的塑形，也就是权力的空间化。［16］108也就是说，空间是一种权力的表达，不同的权力形式塑造出了不同的空间。政治体制是政治权力在政治组织、制度上的外在表现形式，因而，空间的转变是政治体制转变的一面镜子，空间的演变能够反映、折射出政治体制的变化。15世纪的建筑理论家阿尔贝蒂在其《建筑十论》中依据政权性质将城市区分为共和国的城市、君主的城市和暴君的城市，不同类型的城市拥有不同的权力空间。［17］202简而言之，不同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运行方式不同，引起了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功能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变迁来探究广场空间的变化。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广场空间的变迁中，可以看出政治权力与广场空间的互动。在古希腊，公民平等而自由地聚集在一起针对政治事务表达各自的见解，其中也包括观点的辩论、批判以及整合等。此外，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时间也具有变动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古希腊广场相应的呈现出一种规模较大、缺乏整齐划一的规划，自由而不规则的空间。这种自由、广阔的政治空间是城邦民主制度的体现。古罗马广场具有集权与民主的双重特点，“它的政治活动色彩更为强烈，周围的建筑沿袭了古希腊的风格，但又更加严格规整，广场空间更趋于封闭”［18］7，而且气势恢宏。广场空间形态的改变反映出从罗马共和国时期到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治变迁。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实行民主制度，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可以通过公民大会讨论公共事务，将公共意见转化为政治决策。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力增强，国家权力机构对公共领域的不断僭越使公民讨论政治事务、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减少，广场的空间缩小。国家控制力的增强，使广场的空间布局较为规整，其中的建筑安排整齐统一、错落有致。而且广场在整体规划中多用简洁的直线设计给人以权力、威望的体验，使广场更加具有庄严、肃穆感。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斗争此起彼伏。教会宣扬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均来自上帝的授予，世俗的君主必须服从教会。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教会广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君主为了彰显自身的权威也修筑了一系列广场，这一时期的广场数量众多、形态各异、风格多样，但它们都是教会和君主显示自身权力的象征物，广场建筑中总会有一些高耸入云，直指苍天的雄伟宏大的建筑，与周围其他建筑形成较鲜明的对比。广场的设计会突出一个权力中心，抑或是教会，抑或是国家，体现为广场一般以某个建筑物为中心，其它建筑围绕其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中国广场的变迁也可以说明政治权力对空间的塑造。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开始创建新的政治空间，抑或是对原有的广场进行改造，抑或是新建新的广场。建国初，城市广场大都依据苏联的集会广场模式修建。在空间形态上，体现出较大的内向性特征，整个广场与街道的衔接较少，广场总体上呈现出规整、封闭、缺乏活力的空间特征，而且广场的空间急剧膨胀，形式规整、规模宏大，广场建筑也宏伟壮观。“广场空间在此演化成为‘象征性符号媒介’，用特有的传统建筑语言逻辑明确地表达政治威权的逻辑。过分宏大的空间体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仪式性特征，容易把在场的人压缩得非常渺小，让人有远离感和无助感，从而力图凝聚成集体以壮大声势抵抗脆弱与孤立。”［18］93广场成为巩固国家政权，宣扬政治意识形态的场所。国家或者其他政治权力主体以广场为媒介定期举行政治仪式，向社会民众宣传政治价值和意图，实现对民众的政治教化，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广场的政治性功能被空前的强化。此后几十年间，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规模不等的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场面，广场成为群众政治参与的活动场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并推行了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个体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向社会的部分放权，使社会的活力增强，公民的个体自主活动空间扩大，为广场空间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扩建广场，新一轮“广场热”出现。此时的广场在功能上弱化了政治集会的属性，强调休闲娱乐性和美观性。广场的兴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提升城市品位、提高市民生活环境，因此，公园式的广场大量出现。广场就变成“城市道路枢纽，是城市中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或交通活动的空间，通常是大量人流、车流集散的场所。在广场中或其周围一般布置着重要建筑物，往往能集中表现城市的艺术面貌和特点”［19］217。广场空间布局不再讲究单一的对称规则，设计更加自由、生动。广场建筑更加多样化，功能涵盖更广泛，能满足人的不同需求。
四、结语
广场与政治密不可分。一方面，广场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即公共性，它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会利用广场空间开展政治活动，使广场成为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因此，从政治学视角看，广场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向所有公民平等开放，旨在形成公共舆论的公共领域。作为公共领域的广场自然成为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它能够为公民表达政治诉求、争取政治权利提供场所，能够影响公民政治认同和国家的政治过程。政治权力形塑公共空间，广场的空间形态、空间结构及其功能在东西方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这些变化可以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变迁中找到依据。
作者：王娜 单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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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范文7
在1970－1980年代，英国在经济上从繁荣走向危机，在政治上从“民主共识”转向“威权专制”，以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新左派积极反思英国社会主义传统，突破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樊篱。这一时期霍尔的文化研究始终遵循着一个目标，或者说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性，把文化领域作为一个持续地政治斗争的空间，在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搭建桥梁，复兴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潜能。
关键词：
青年亚文化；仪式抵抗；霸权；监控危机；撒切尔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学
以斯图亚特•霍尔及其团队1970－1980年代的三个重要文本群：《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1975）、《监控危机》（1978）、《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危机》（1988）为主要考察对象，我们可以发现霍尔在这一时期文化研究之内在逻辑：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化因素与社会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挖掘被统治阶级和边缘文化的反抗与革命潜能。这一逻辑通过对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种族、监控危机、撒切尔主义等的考察表现出来，其焦点就是“文化与社会，结构和动力，经验与意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1］如果说在70年代以前，霍尔以抽象的理论术语在文化层面对霸权和多元决定之间、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那么70年代以后他则在左派最为低沉的时刻，保持着实践与革命的战斗精神，以文化研究的方式积极介入政治，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从文化中发现革命的主体，他努力在理论学术与广泛的社会政治实践之间搭建桥梁，致力于复兴社会主义政治的革命潜能，开创了文化政治研究的新进程。霍尔这一时期的文化政治研究既促进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也为反思当代社会文化理论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仪式抵抗：
“青年亚文化”的政治潜能斯图亚特•霍尔等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青年亚文化表征的新兴消费主义和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清教主义之间的矛盾，把新的历史条件与对社会形态结构所作的文化分析结合起来，通过对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发掘工人阶级新的文化表现形式以及其政治抵抗潜能。英国当时出现的一些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如光头党、泰迪男孩、摩登族和飞车党等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在霍尔与伯明翰学派的眼中成为了一种充满象征性与想象性的“仪式抵抗”和政治反叛，“即青年亚文化群体都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去挑战和颠覆那些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拥有的文化领导权”。［2］他们甚至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以想象的、象征的方式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难题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其实，霍尔最早将文化研究介入政治战略规划是在《无阶级意识》一文中，在那里他认为像广告、文化和大众传媒等大众文化，不仅仅是反映经济基础的从属性要素，而且还是社会的构成性要素。这样，上层建筑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作用。迈克尔•肯尼认为：“无阶级的意识是战后英国左派所经历的危机的核心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阶级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不真实。霍尔更多地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解释了这种联系。”［3］这说明了霍尔对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拒绝和批判，并且他认为“社会主义总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我们今天正在创造的是明天的社会主义：它隐藏在普通民众（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生活之中，他们在理智上和经验上都抵抗和拒绝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除非工人阶级经验的价值观能够在我们讨论的消费和繁荣这个新条件下发现新的形式并茁壮成长，否则社会主义思想最终将会干枯并消失”。［4］战后的消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导致英国工党支持者大幅下降，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不断扩张、大众消费时代崛起等引起部分知识分子产生这样的怀疑：“无产阶级正在消失”、政治斗争已经不可能了。由此霍尔等人通过对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研究追问：在所谓消费主义的侵蚀之下，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希望在哪里？首先，霍尔反驳了英国战后社会形势发展中流行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第一种意识形态是“丰裕”神话。霍尔认为英国战后的繁荣虽然导致青年消费主义的兴起，但是并没有导致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的实际受益者是中产阶级，所谓“丰裕”是一个神话。“丰裕假定了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的完美比例，正因为需要用它来遮盖现实的不平等与许诺的即将到来的乌托邦———众生平等、消费不断增长———之间的鸿沟”。［5］也就是说，所谓丰裕社会的到来其实不过是一种“社会神话的功能”。［6］这种社会神话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专门针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种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所谓“资产阶级化”是“一个极不显眼的会聚过程，即工人阶级中的一些阶层和一些白领群体在某些特定方面、在某些规范取向上逐渐趋向一致，这个范围非常有限”。［7］第三种是战后形成了在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新的政治共识，它假设阶级差异都能够被克服。责任、工作、纪律、家庭、法律、英国性等等共识意义上的图像构成了共识的组织化要素，并成为社会的钢筋水泥，这种常识把自己打扮成自然的、人们的直觉，犹如丰裕这些概念一样，是一种再现性的意识形态性的范畴，目的是稳固霸权统治，通过制造“自发的同意”来拆解工人阶级的反抗。1960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丰裕、共识和资产阶级化的意识形态神话，随着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破灭了。统治阶级不能再靠共识实行统治了，必须通过“威权专制”去维持其权威和统治。从“民主共识”到“威权专制”的转移是理解危机的核心，这也是之后《监控危机》的主题，在那里，霍尔阐明了霸权危机与“法律—秩序”社会之间的勾连。其次，在对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阅读之上，《通过仪式抵抗》修正了我们对什么是“抵抗”的认识。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但是通过对阿尔都塞的解读，霍尔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结构联合体，而是多元决定的产物和要素，霍尔区分了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较量关系，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试图在它的范围内规范所有相互抵触的对于世界的解释，并且它试图克服、挪用、遮蔽或者控制各种矛盾”，［8］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靠武力和赞同相结合起作用，也就说在统治阶级实行领导权的时候，通过对从属阶级的生活进行规范来完成引导，以保证每一个阶级都能以其现有的支配—从属形式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9］但是，霍尔并未陷入阿尔都塞的“理论悲观主义”之中，此时他引进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文化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必然带有复杂性的、差异化的、对抗性的整体”。［10］这其实是引进了阶级斗争的维度，来匡正阿尔都塞的理论导致的“无主体”缺陷。他深信虽然工人阶级明显是一种从属性的社会和文化存在形态，但是，领导权永远也无法从整体上把工人阶级完全地或绝对地吸纳进统治秩序当中。在他看来权力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存在根据持续地协商、对抗和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从属阶级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结社自治文化、自身的社会关系形式，形成了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惯例、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阶级冲突绝不会消失，并可能呈现出半公开、半正式、半体制化或半自治的状态。［11］工人阶级文化始终不懈地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那里“夺得空间”。最后，以上述研究为基础，霍尔把文化霸权及其实践置入整个英国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来理解，既看到它的特殊性，又坚持一种历史的和差异的视角。因此，他坚持文化对政治的积极干预，既反对法兰克福的人道主义“精英文化论”，也反对结构主义的“无主体历史过程论”，而是在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强调了“人类反应的创造性，通过颠覆性的、仪式性的和世俗实践活动，人将自身从他们自身日常的和被压迫的环境中解放出来的能力，亚文化实践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预示了另一种社会”。［12］但是，正如麦克罗比指认的那样，亚文化的未来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13］亚文化仪式只是一种持续协商的方式和策略，不是具体现实的方法，并不能彻底解决失业、低工资和教育不公等问题。在后来的《监控危机》中，霍尔对这类批评做出了回应，他对“道德恐慌”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统治，揭示了战后英国的政治从共识的霸权到高压专制的霸权统治形式的转变。
二、道德恐慌：
英国社会霸权危机的“移置”同样是针对青年亚文化和“街头犯罪”的研究，1978年的《监控危机》通过对“街头犯罪”的文化政治学分析，他不再将青年亚文化、“道德恐慌”等问题仅仅当作意识形态问题，而是英国当时的社会危机与霸权危机的表征，通过宣传、强化所谓的“道德恐慌”获得人民的同意，进而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重新获得霸权统治。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构型的“移置”①实现的。道德恐慌被“移置”为种族意识形态，这种方法其实是一种传统社会学异常行为理论中的策略性的和贴标签式的方法。斯坦利•科恩的“民间恶魔”或“道德恐慌”的解释模式不足以说明危机的根源，它们只是危机的能指、表征和承担者。在霍尔等人看来道德恐慌不仅仅是一个媒体的单纯建构，而且需要用更加强大的结构性力量去解释它，包括阶级形成的历史转移和变化、意识形态和霸权。由此霍尔等人给出了不同的解答，他们在1978年的《监控危机》中探讨了种族、犯罪和青年为什么以及怎样被压缩想象成为“街头犯罪”，这一过程又是如何服务于危机的意识形态的。霍尔意图回答：这种建构权威认同的运行机制是什么？为何这样一种保守的话语最终建立了“法律—秩序型”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矛盾导致“规训社会”的出现？国家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真正的恐惧和焦虑是什么？第一，霍尔以一种历史的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既反对当时人文社会科学比较流行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方法，又反对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体现在传统的种族犯罪的解释之上，只做事实性的描述分析而不去反思其背后历史与结构的图式。而经济决定论则认为经济和物质手段对上层建筑具有完全的决定作用，这样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导致思想文化、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被忽视了。承续威廉斯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批判性研究，在对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理论的借鉴之上，霍尔极力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同时，自始至终坚持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在对监控危机的分析中，这种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的方法可以抓住所谓的道德恐慌背后的多重作用。霍尔利用编码解码理论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进行解剖，认为关于“街头犯罪”事件延宕而来的影响和各种文本恰恰是一种社会建构，“民间恶魔”形象是由相关利益人，例如编辑、主教、政治家、媒体占有者和其他社会专家对事件本身进行重重编码而综合生产出来的，并且在这一编码的过程之中掩盖了这一事件的根本的社会历史原因。在选择性图绘和颠覆性想象中将“街头犯罪”这一所谓新的都市犯罪形式的原因归因为黑人青年导致的社会混乱和恐慌，把社会危机巧饰、“移置”为犯罪—法律秩序的问题。“抢劫”是意识形态的“症候”，这一“民间恶魔”的标签使得这一事件本身被神秘化了，被多重意识形态建构为颠倒表现出来的“道德病理学”。第二，《监控危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预见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国政治中的保守主义的统治”。［14］由于英国内部经济机制、工业结构老化、科学技术更新缓慢等原因，国内通货膨胀持续上涨加上新左派等的政治运动和青年亚文化的兴起，经济竞争尖锐、利润率下降，英国资本主义在70年代处于危机之中。而“街头犯罪”的频繁发生扩大了这种危机感，霍尔反对芝加哥社会学派那种经验主义的越轨行为学研究方法，主张必须把“街头犯罪”与当时的国家危机、霸权危机联系起来，这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之上，由卢卡奇和葛兰西所开创的文化霸权分析范式。这一理论把国家看作一种制造同意的组织，而这次危机之中的“道德恐慌”似乎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之一，通过“沉默的大多数”，国家强制获得其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干预主义国家”的兴起，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根本上来说，是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产生了犯罪的频发和不安定的恐慌，而意识形态结构把它精心编排和“移置”成一种道德的病理学，也就说以“街头犯罪”形式表现出来的黑人种族问题，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问题，种族本身已经成为给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克服的内在结构性矛盾。霍尔说：“我们关心的是结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的‘逻辑’，它生产和再生产黑色工人阶级及其社会生活条件，塑造社会总体和生产阶级的世界，并分配其成员和结构化的从属地位。”［15］英国统治阶级利用了公众对犯罪的恐惧和体现在青年和种族中的传统英国的价值观的崩溃，为其运用合法的压制和剥削方式作辩护。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一“恐慌”去组织无产阶级服从更加专制地控制手段，这一危机的意识形态的背后则是合法化危机、社会纪律与认同的失败，资本主义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必然寻求新的统治策略——新崛起的威权主义。可以说，霍尔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后来撒切尔主义“独裁的民粹主义”这样一种新的自由主义霸权统治出现的充分理由，新的霸权集团建立在自由市场观念、爱国精神、传统家庭以及对新社会主义者和少数人的攻击和压迫的基础之上。通过对英国如何调节其霸权危机的分析，霍尔等人发现了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从“民主共识”转向了“权威主义认同”，揭露了英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其实是资产阶级急剧右转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学策略。霍尔既突出了阿尔都塞所思考的社会结构观念，又创造性地运用了葛兰西对历史特殊性和主体行动能力经验维度的强调，既批判了霸权与政治认同的勾连，也提供了定义文化和政治斗争界限的意识形态视域，如其对大众的解构一样，将社会力量和他们的对抗力量的集合，看成是“创造的”，而不是“既定的”，这一观点在霍尔70年代末和80年代研究撒切尔主义的相关著作中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这也见证了其“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
三、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
复兴社会主义政治学在《监控危机》之中，霍尔等人在对英国资本主义危机的解析中就指明了英国从民主共识统治转向权威高压型的“法律—秩序”社会，随着撒切尔的胜利，英国走向了“铁腕时代”。撒切尔重构“大众”，对国家控制的经济学、福利国家和工会主义严厉打击，导致左派的传统工人基础的破碎、背离和衰落。英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在哪里？即民主的替代品是否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如斯特德曼•琼斯在1990年回顾时写道：“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左派放弃了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马克思只是许多来源中的一个，从这些来源中，社会主义思想的复兴可能发生，并且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需要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16］从1979年开始，霍尔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的那些影响巨大、言辞激烈的文章充分显示，他已经成为撒切尔主义的最重要的公共批评者之一。［17］丹尼斯•德沃金认为：“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在理论上深深地受益于葛兰西的著作，即不在于把葛兰西嫁接到英国社会，而在于葛兰西提出问题和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18］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策略失败之时，不是左派而是激进右派把握了历史时机，此时葛兰西对于英国左派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祛除正统左派对撒切尔主义的幻想。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选举的胜利不是政局的临时动荡，而是持续的和未完成的霸权计划，他猛烈批判撒切尔主义，目的在于反问是什么使得撒切尔主义团结一致取得成功？工人阶级为什么会自愿为公开取消其战后的福利政策的保守党政府投票？撒切尔主义的局限性是什么，左派能够从中学到什么？首先，在论述“新时代”的论文中，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出现了一种从有组织的资本积累到有弹性的资本积累的划时代的转变。进一步来说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到福特主义最终促成了更高级的阶段后福特主义的转变。②撒切尔主义强制贯彻竞争主义市场原则，并将社会民主、工党、工会描述为独裁主义的、浪费、低效、反个人主义的体现。撒切尔在1979年提出的紧缩的公共财政和目光短浅的道德准则，既导致了工党的困境，也直接威胁了公民在健康、教育、失业和福利供给等方面来之不易的权利。但是为什么工人阶级乐意参与和支持这种损害其利益的选举？其次，霍尔批判了撒切尔主义对“大众意识”的重构的“专制主义的民粹主义”，后者是一种“倒退的现代化”。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联合了两种不一致的传统：“有机保守主义的共鸣主题——民族、国家、责任、权威、标准、传统主义；还有复兴的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主题——私利、竞争的个人主义、反国家主义。”［19］在《监控危机》中，霍尔就已经对“威权主义”进行了批判，在此，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利用资本利益将表面的各种矛盾要素结合起来实现对大众的控制。撒切尔主义“加深了对资本的兴趣，并巩固和扩展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它自己周围能够建构积极的一致的人民意见”。［20］在霍尔看来，工党的“务实的货币主义作风”为“专制主义民粹主义”铺平了道路，而且工党内部的分化者对撒切尔主义的改革原则沆瀣一气。正统左派倾向于等待工人阶级的“天生阶级意识”起来反抗现状本身，相反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真正进入了大众意识，与人民建立了联系，找到了接合它的方式。如他所说“撒切尔主义所做的事情，解决了人民的恐惧，焦虑，还有失去的身份。它使我们形象化地思考政治学。它针对我们的集体幻想，针对的是虚构的共同体的英国和社会虚构”。［21］正统左派认为，撒切尔主义的这种移植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来解释，但是霍尔反对这种解释，他认为这种“有机的意识形态”成功地组织了大众，成功动员了他们，首先需要反问的不是其是否“虚假”，而是去问“如果它是真实的，结果将会如何？”再次，霍尔反对以拉克劳和墨菲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后两位作者把意识形态与具体的社会关系脱离开来，通过把主体所接受的质询从社会阶级转变为多元身份而对意识形态进行更具文化主义的解读，于是形成了一种强调个体差异的具体化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拉克劳认为政治的中心矛盾在于“群众”与权力集团之间，正是通过这种新的定位而摆脱了对阶级问题的讨论，转向对意识形态和表征问题进行讨论。这为霍尔讨论“专制主义民粹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拉克劳对偶然性与话语的强调将霍尔从阿尔都塞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主义”中解放出来，霍尔将其用在说明撒切尔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巧妙运作，而这种运作是通过对所谓的“英国性”的拒绝、继承和发扬来实现的。不过霍尔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切实际而黯淡悲观，他重新思考了意识形态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拒绝后结构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极端立场。“因此同时坚持两个主张是可能的，一个是坚持物质利益帮助建构观念，另一个是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具有影响社会思想方针的倾向，而不是人为物质因素单一地决定意识形态，也不认为阶段地位代表了一种阶级意识保证。”［22］最后，提出了左派复兴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任务。在霍尔看来，撒切尔主义已经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并重新定义了政治学，以至于左派必须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去反抗它。这不是一种具体的解放策略，而是一种视角，这种视角保证大众的政治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去凝结“大众的经验、新兴态度和目标”，使日益增加的少数人和传统的激进传统进行结盟，所以他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把“主体性回归”作为其社会理论的焦点问题，预示了他后来对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的兴趣与日俱增，霍尔总是承认社会主义和任何激进运动必须根源于对差异的认识，他试图对集体行动和团结提出构想，并认为这类活动“总是有条件的，从来都不是完整的，总是通过差异得以运作”。［23］但是霍尔并没有充分的解释多元的、差异的、碎片化的主体性是如何才能转化为社会主义变革所需要的集体团结的，他总是更愿意强调“艰难的复兴之路”。
四、结语
如果说在70年代以前，霍尔以抽象的理论术语在文化层面对权力、霸权和多元决定之间的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那么70年代以后他则在左派最为低沉的时刻，保持着实践与革命的战斗精神，对青年亚文化、监控危机、撒切尔主义体现的意识形态控制，大众对于极权主义方案的赞同，革命的前途等关键问题展开富有创造力的批判性研究。他努力在理论学术与广泛的社会政治实践之间搭建桥梁，致力于复兴社会主义政治的革命潜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霍尔对文化的政治性的持续强调是正确的，因为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并不能重走教条主义的老路，而必须时刻保持和寻求一种“社会想象”的社会主义，以一种现实与超越的激进视角，积极投身于现实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将阶级和个体建构为一种群众力量———这也是政治和文化斗争的特点，使存在意见分歧的阶级和没有联系的人们———由文化以及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成为一种大众民主的文化力量”。［24］这既是霍尔文化理论“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品质，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持续地批判教条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又是霍尔文化政治学分析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它为我们反思当代社会文化理论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者：鲁宝 单位：南京大学
注释：
①“移置”（displacement）是一个弗洛伊德的概念，用来描述被压抑的焦虑和欲望是怎样被操纵、被转移到其他事物之上，或者被压缩成一个通过联想而运作的符号的。“民间恶魔”和“道德恐慌”就是恐惧被“移置”的结果。
②这一判断在大卫•哈维那里得到了共鸣，新的时代条件给人类的生活条件和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地域的重新分工，它能够在不同的地域和种族之间运转。在最发达的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的积累的形式，更加的灵活的形式、制度，不简单地是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逻辑，而是建立在新的灵活积累的策略上。参看［英］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5页。
参考文献：
［1］［12］［14］［英］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230页，237页。
［2］［5］［6］［7］［8］［9］［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序16，第112，113，93，114，116页。
［3］［英］迈克尔•肯尼：《第一代英国左派》，李永新、陈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4］张亮、熊婴编，《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
政治学范文8
一、当下呼和浩特市第十五中学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十五中学政治教学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工作，在观念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较大的变动，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效果。但是新课改发展过程中，这一改革仅是初见成效而已，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教学思想仍比较传统
应试教育模式下，第十五中学政治教学仍然以基本学科知识为主，注重对书本知识的掌握，课外探索以及实践能力较差，这是第十五中学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依旧以书本知识为主，注重学生学习成绩，忽略政治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造成这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教师的教学思想仍比较传统，难以忽略学生学习成绩，以学习成绩好坏，作为教学效果评估的关键。教学思想的滞后性，导致教学方法存在较大缺陷，很难对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进行改变。
（二）教学内容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思想政治知识对于指导社会实践，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来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形势下，传统的政治教材明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很难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同时，教师讲课过程中，对实事的结合较少，不能将政治教育与实际生活进行有机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目光的短浅，难以将政治知识联系生活实际，导致政治教学工作缺少实践性和趣味性，给人一种枯燥无味的感觉。
（三）教学方法的缺陷
教学方法的缺陷，主要受到了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难以坚持与时俱进，对教学方法进行变革，导致教学方法无法跟上教改实际情况，进行有效变更。教学思想以成绩为主，教师的绩效考核以最终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估对象，导致很多教师对教学方法创新时，畏手畏脚，生怕新的教学方法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成绩，导致教学方法改革进行的十分缓慢。
二、新形势下初中政治教学模式探讨
面对当下新课改形势，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十五中学在进行政治教学模式改革时，要注重针对于当下政治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完善，从转变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加强政治教师能力四个方面进行。
（一）教学思想转变
教学思想也就是教学理念是指导教学实践的关键，教学思想的转变，是实施新的教学方法的根本。第十五中学进行政治教学模式改进过程中，必须对传统教学思想进行转变，树立新的教学思想，与当下实际发展情况相对应。这一过程，要注重学校领导的带头作用，加强对该问题的重视，要求政治教师能够明确当下政治教学工作的重点，将政治教学与新课改要求紧密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学习政治知识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利用政治知识进行现实问题解决。
（二）教学方法转变
第十五中学在进行政治教学模式改革过程中，对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已经进行了改变，但尚不彻底。基于这一点，教学方法改变过程中，要注重对先前尝试经验的总结，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方法选择。政治教学模式改革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选择，要始终坚持体现学生学习主体地位，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基本原则，以此作为新教学方法的落脚点，从而提升教学效果。例如教学方法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讲课内容多联系生活实际；活跃课堂氛围，展开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知识点探讨，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三）教学内容的转变以及教师能力的培养
教学内容转变，要注重与当下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相适应，使教材内容紧贴生活实际，并能够更好地联系国内外政治形势，使教材更趋向于实际化。同时，注重政治教师能力的提升，加强教师队伍素质建设，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政治教师队伍，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使青年教师能够在政治教育中，更好地发挥出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十五中学政治教学情况，以及对该校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我们不难看出，当下政治教学工作，必须注重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综合当下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才能取得更好地教学效果。同时，政治教学工作中，要注重新的教学方法的应用，转变传统的教学思想和观念，坚持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加强实践在教学工作中的应用，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作者：丁丽 单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十五中学
第二篇：初中政治教学历史故事应用探析
一、应用历史故事进行政治教学内容导入
在政治教学中，应用历史故事进行政治教学内容导入可分为三个阶段，结合各阶段特点选择不同的故事。以“面对诱惑学会说‘不’”教学为例。第一，课前导入，在教学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将学生可能提问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使课堂气氛轻松、活跃，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探索欲望。例如，教会学生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课前导入可应用“汉文帝为母尝药”的故事，打开学生思路，让学生对汉文帝的做法展开讨论，从而引出事物发展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如故事中汉文帝可以说是“孝”，也可以说是“愚”，关键看人站在哪个角度看问题，结合老师适当的引导，让学生自觉的探索“辩证看问题的观点”，使其对政治知识的理解更为透彻，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第二，课中应用故事对知识点进行导入，例如，选用“唐太宗与魏征”的故事，唐太宗玩鸟，魏征用计劝导皇帝不能“玩物丧志”，选用这个故事，一方面，唐太宗的形象很深入人心，在一些影视作品（如《唐太宗李世民》、《隋唐英雄传》等）中其形象都给人一种高大、英明、神武的感觉，这个故事可以激发学生丰富的联想，拓展了学生思维，促使学生在想象中对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深化，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唐太宗是个英雄人物，他的故事会对学生产生深刻的教育意义，有利于学生美好品德的形成。第三，课后应用，一方面要注重故事对整个章节的概况，引导学生对本章节的知识进行回顾、系统化加工；另一方面要启发学生主动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热情，例如，教师引导学生回顾学习中讲到的故事，对这些故事所联系的知识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提高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促进政治教学水平的提升。
二、应用历史故事营造政治课堂气氛
历史故事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政治教学效率，在教学中要讲究应用的方法和策略，以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提升政治教学的有效性。第一，历史故事应用的语言要生动、流畅、活泼，这样才能确保故事在教学中的效用。例如，采用说评书的语调讲故事，使故事充满悬念，引发学生的关注。又如，利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猜测故事的发展，吸引学生注意力，拓展学生思维。第二，历史故事应用方式要灵活多样，以丰富课堂教学，其一，可用名言警句引出故事展开教学，例如，“心中要有杆‘秤’”教学中，应用陈胜、吴广起义的故事，可通过故事人物的名言警句引入故事，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展开故事，采用倒叙的方式分析农民起义的原因，引导学生思考社会公平、人间正义等，培养学生做一个真正、勇敢的人。其二，可联系其他学科引出故事，丰富政治课堂教学的内容，例如，“多点情趣多点高雅”教学中，引用语文名篇《陋室铭》引出刘禹锡的故事，让学生在古文名篇和作者写作背景中体会生活中的情趣和古人的博大胸怀，使学生能以古人为镜正己之言行，做一个有教养、有涵养、有深度的人。其三，可用诗句引出故事，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能够对政治教学知识点灵活掌握、灵活应用，例如，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引出“项羽自刎乌江”的故事，让学生知道生命的可贵，理解“生命只有一次”任你如何英雄，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是浮云。又如，应用“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引出课文内容“长大的感觉”，在结合内容选择故事，让学生理解人生成长过程中心态的变化。
三、应用历史故事提升学生政治综合素质
历史故事是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其内容丰富多彩，应用历史故事进行中学生政治教学，能够综合培养学生政治素质，塑造学生的完美人格，例如，应用“苏武牧羊”的故事解开“受人尊重的奥秘”，培养学生坚贞的情操和深厚的爱国精神；又如，应用“岳母刺字”和“秦桧之死”的故事教育学生“做人从知耻开始”，教导学生分辨正义、明辨是非，从而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再如，应用“包拯的故事”教育学生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应用“纸上谈兵”的故事教育学生要重视知识的实际运用，应用“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教育学生培养自身的韧性和抗挫折能力，等等，总之，每一个故事对学生都能形成深刻的教育作用，教师要在适当的时候将故事恰当的应用到教学之中，加深学生对知识学习、理解和应用的同时，丰富学生的精神思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高尚的政治情操。
四、总结
初中政治教学要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以提高政治教学质量，更要重视学生优秀品德的培养，良好人格的塑造及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的树立，促进学生的综合政治素质的提升，提高学校培养学生的综合质量。
作者：陈幼燕 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第六中学
第三篇：初中思想政治教学感恩教育探究
一、前言
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往往比其聪明才智更让人看重，所以，在当前的学校德育教学中，感恩教育越来越被受到重视，相应的课程安排也在增加。对于初中生来讲，正处于思想成长期，对其开展合适的感恩教育更显得必要而且重要，对于他们日后的成长成才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在思想认识还是在具体教学开展中都要加强重视，深入研究，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分析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感恩教育的必要性、包含内容和注意事项。
二、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融入感恩教育的必要性
(1)感恩教育的内涵。
所谓感恩，它隶属于道德方面，是指受到帮助或者恩惠的人对于为他提供帮助或恩惠的人的一种感谢的表达。而感恩教育就是相应的教育行为，主要通过教学针对学生开展，指导帮助他们培养正确的感恩意识和心态，让他们懂得感恩并努力做到，让感恩行为成为他们的固定思维习惯并正确指导他们日后的行为习惯，不断提升他们的个人品质和思想品德，让他们对自然社会和他人常怀感恩之心。所以，感恩教育不只是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也是一种人性教育。
(2)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融入感恩教育的必要性。
在人类成长过程中，感恩并不是人们的天性，它是靠后天培养和教育引导形成的。这也就是说，后天的感恩教育在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初中生，还正处于青少年的年纪，性格品质和行为习惯等还未定型，尚处于慢慢成长阶段，在这个时候，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开展感恩教育，在老师的谆谆教导和正确引导下，能够有效帮助他们养成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真与美，学会感恩生活，逐渐形成感恩的责任和意识，完善其人格，并不断付诸到实际行动中。所以，在初中教学阶段开展感恩教育势在必行。第一，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大家的共同追求。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流传着很多感恩故事，它作为整个民族的一个优秀传统，懂得知恩图报，学会感恩这一正确心态和行为习惯是很值得学习和继承的。第二，初中教学中开展感恩教育有利于帮助实现德育教学目标和任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老师要注意方式方法，通过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和教育，让他们明白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懂得爱护、保护大自然，不断增强环保意识，在这种意识指导下养成爱护大自然的好习惯。教育学生学会感恩社会，帮助他们培养责任和担当，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要保持感恩。
三、初中感恩教育包含的内容
(1)学会尊重生命、珍爱生命。
感恩包括但不仅仅限于是对给予自己帮助或恩惠的人的那份感激，还应该包括对父母、社会、自然和祖国的感恩。要时刻记着自己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自己的父母给了这个机会，他们从小把孩子拉扯大，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美好，所以作为孩子要学会珍惜、爱护生命，做到这一点，就是实现了对自己含辛茹苦的父母的感恩，对这个造物大自然的感恩。国家和社会为大家提供了生存环境和物质条件，让大家有机会好好成长，珍惜生命也是对生活的国家和社会的回馈和报答。要实现珍惜生命，就要确保与不健康的东西保持距离，不干违法犯罪的事情、不危害自己也不危害他人，要感恩生活、幸福生活。
(2)培养学生担当和责任。
感恩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恩的情感层面，还要付诸于实际行动，要有责任和担当。做到感恩自己的父母，就要懂事、孝敬父母，凡事让父母省心，不让他们担心。做到感恩祖国，就是要把祖国的荣誉和利益放在第一位，心里时刻装着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建设国家，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是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当然，此处的献出生命并不等于不珍惜生命，而是实现了生命的升华。(3)锻炼学生交际能力。要感恩为人们提供生存环境的大自然就要树立和培养保护大自然的意识和信念，做到保护、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中的一切和谐相处。要实现感恩社会，就需要做到与各种性格的人和睦来往，要学会明白和接受不同的文化和信仰。
四、初中感恩教育中的注意问题
(1)老师要切实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作为指导学生的老师，必须要为学生做出表率，学生接受了老师传授讲解的知识，就表明他们对这个老师整体的认可。在思想和行为举止上，学生也最容易受到老师的影响，所以，在开展感恩教育时，老师首先要严格自我要求，提高标准，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为学生做出感恩的榜样，切实起到教育目的。这就要求老师在教学中要注意深入挖掘感恩教育资源，兼顾书本教材和社会生活实例，让学生在学好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能够融入到社会实践中进行学习思考，自己首先做到学会感恩并让学生看到感恩行为，让他们更真切、深刻地掌握感恩教育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不断进步。(2)营造感恩氛围、创设感恩情境。感恩意识重在后天培养，针对学生学习特点，要实现营造较好的感恩教育氛围，在开展感恩教育时要注意有效融入日常教学中。首先，充分发掘教材中的感恩教育内容，“恩”涉及到父母之恩、祖国之恩、社会之恩等，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初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生活实际，针对教材内容展开深入的感恩内容分析，让他们被浓浓的感恩氛围所包围和感染，主动接受并将感恩行动付诸于实践行动中。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要多动脑筋，合理设置多种感恩学习情境。作为一名合格的感恩教育老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开动脑筋，针对学生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融入使用现代教学方法，比如，启发式、点拨法等，通过播放多媒体相关教育视频、名人演讲等引导感染学生，让他们在丰富有趣的学习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感恩教育，不断形成完整、成熟的性格，并指导日后的行为习惯，多为社会、国家和他人做贡献。
五、结束语
初中生正处于人生成长期，性格和品格都尚未完全定型，这个时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适当方式融入感恩教育，多方面挖掘和利用教材和实践中的教育资源和例子，指导学生学会并做到感恩、知恩、报恩和施恩，对于培养其成熟、健全的人格，帮助他们日后成长成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国家、社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作者：孙守坤 单位：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胜利镇初级中学
第四篇：初中政治教学学生创新意识培养
一、当前初中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以往教育制度的缺失。
在传统的教育观念里面，不管是教育者、教师、学生，还是家长，都认为政治这门学科是“副科”，它的地位不能与语文、数学、英语这些“主科”相提并论，所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走马观花式给学生“读课本”，政治学科的地位根本得不到保障。在相应的考查测试里面，政治学科的考查测试也仅仅只限于对书本知识的考查，考查内容比较死板，没有灵活性。
2.教师还无法适应课标的要求。
当前形势下，初级中学里大多数教师还无法变革自己传统的教学观念从而更好地适应新课程改革的发展目标，这些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与当前初中政治课的教学目标及教学重难点存在很大的差异，有关负责政治教学的教师很少接受新课程改革的相关培训，无法及时领会新课改传达的教学要求。
3.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失当。
很多家长的思想意识里认为学生在学校就是学习语文、数学、英语等文化知识的，觉得政治课不重要，给我们的学生造成一种侥幸心理，觉得政治课上不上无所谓，导致有些学生在政治课堂上随心所欲，不配合教师的政治教学工作。
二、初中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重要性
古话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我们读书不要只会读死书，不要只读自己觉得有用的书，不能局限于那些书本知识，读书就是为了开阔自己的眼界，有了开阔的眼界才能更好地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供充分的条件。因此，对于初中政治课的学习，不仅是教育者而且还有广大的中学生，都要提高认识，了解政治课开设的目的以及政治课的教育意义，认识到初中政治教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重要性。一方面，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符合课标对于深化教育改革的要求，同时，有利于教师及时转变教育观念，有利于教师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在政治教学中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学习质量。
三、如何在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1.激发兴趣，维持好奇心。
兴趣和好奇心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基本出发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创造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好奇心。教师可以在教学设计中通过问题情境的创设或者是生活情境的创设，使学生产生疑问、渴望从事活动、积极探究问题答案的欲望，这样把学生的学习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2.表达明确的期望，提供及时的反馈。
初中生在这个阶段求知欲与好胜心较强，并且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初中生这一阶段的心理特点，给学生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让学生清楚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怎样做，做了之后会有哪些收获，教师把期望明确传达给学生，有利于把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尺度，从而为创新意识的培养提供合适的空间与范围。
3.培养思考问题的习惯以及学生思维的独特性。
教师在政治教学中，可以利用丰富的现代化教学手段，为学生的政治学习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从而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知识，有利于学生提高提出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习惯。所谓“博闻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习惯有利于其质疑精神的发挥，在质疑中产生独特的见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四、总结
总之，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方法因人而异，我们的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有效应用。对于初中政治课的教学，其重要性与实际意义不言而喻，我们的教师还需要在不断地探索中找到适合自己并且学生乐于接受的教学方法，有效地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作者：沈烨 单位：江苏张家港市第一中学
第五篇：初中政治教学融合多元构建
一、对“情境导学”的意义诠释
情境导学法是当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教学方式，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发挥引导作用，积极创设具有色彩和多种形象的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重要的是在教师的引导，学生对学习有新的认知，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提升自身主观能动性。
二、情境导学的原则分析
1.开放性原则。
开放性原则倡导自由。为了不对学生形成束缚，在实践过程中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角度入手，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主探索知识。
2.生活性原则。
情境的设定对学生的学习有一定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必须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入手，设定合理有效且符合生活实际的情境，最好选择学生容易理解或者常见的案例，让学生积极观察生活中的知识，对学习产生兴趣。此外，可以让学生对周围事物有新的认识，了解学习内容和生活相关的知识。
3.区别性原则。
在教学情境创设阶段，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比较大，不同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必须根据学生的区别性优化教学设计形式。
4.趣味性原则。
兴趣对学生学习效果有一定的影响，要想提升学习效果，要求学生对学习过程产生浓厚的兴趣，主动学习。有了极高的学习主动性，在过程中学生不会感到枯燥和乏味，进而保证学习过程的有序进行。
三、情境导学的方法选择
1.情感驱动法。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想创设愉悦、和谐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就要以和蔼可亲的态度来面对学生。从心理学上讲，学生一旦有了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就会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从而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首先，要有友爱融洽的师生关系，创设和谐的课堂氛围；其次，教师要有生动丰富的教学语言，创设富于感染性的教学情境。我在上七年级下册《敞开心扉学会沟通》这一课的时候，当我请一位“学困生”（甲）回答“青春期闭锁心理”的危害时，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同学的回答非常准确、完整，我当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对该同学进行鼓励，并以此激励班级其他同学。不料，此时却从某个角落冒出一个小声音：“看他不爽！”我一看，说这话的是另外一位“学困生”（乙）。显然，这两位同学之前肯定有很深的隔阂与矛盾，这次如果我处理不好的话，势必会使矛盾激化，毕竟都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容易冲动。我当即联系到本节课所学的内容：步入青春期，青少年要养成热情、开朗的性格，积极与同学、朋友交往。要善于与人沟通，学会体谅他人、认真倾听他人的诉说、发生矛盾时能主动道歉、在适时的时候能控制情绪。通过我循循善诱的说理，学生乙默默地低下了头，那一刻，我知道效果已经达到了。据我课后的观察和了解，之后这两位同学的关系变得融洽了。
2.设疑解惑法。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想诱导学生解决疑惑，首先要善于设置一些疑惑或悬念，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在备课阶段，教师要设定固定的情境体系，对学生进行发问，满足学生好奇心的同时，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性，让学生积极投入到实践中去。我在教学八年级下册《学会尊重他人隐私》这一课的时候，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小龙人，学生认真欣赏土耳其著名漫画家奥斯曼的杰作，紧接着对学生设疑：发挥你的想象：他（她）可能在干什么？有的学生回答说是“偷窥”，我就抓住这重要的教育契机接着设问：那你们觉得他（她）有可能在偷看什么？学生们就七嘴八舌地讨论开了，说可能在偷窥日记、信件、个人活动、密码等等。见学生们讨论得如此激烈，我就紧接着抛出问题：你觉得在生活中这些东西可以与人分享吗？为什么？
3.环境渲染法。
渲染法要以多媒体教学形式为核心，积极为学生创造和教学内容相一致的学习氛围。同时，可以通过做游戏、讲故事、演小品和比赛等方式让学生亲临其中，感受课堂的真实情境。在教学过程中，音乐渲染的教学方式比较常见，音乐类型多样性，此外音乐也是一种语言，适当的音乐能让人们心情愉悦，给人以丰富的美感，往往使人心驰神往。音乐本身特有的旋律能对学习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音乐渲染的情境，不会产生局限性。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要重视音乐类型的选择，尤其是在乐曲与教材基调的选择上，必须与学习内容相对应，避免出现出入大的情况。
四、情境导学的实践应用
人们的认识过程与情感过程是相伴始终的，强烈的兴趣与高度的专心是学习的最佳情境。因此，情境导学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应本着“课前情境导入———课中创生情境———课尾延伸情境”三个步骤进行。
1.课前情境导入———引人入胜。
导入新课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初期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情境导入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只有让学生提升注意力，才能将学生带到新的特定情境中，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通常可以采取：问题导入、漫画导入、历史剧导入、歌曲导入、诗词导入、时事导入等等。
2.课中创生情境———精导妙引。
在一堂课的教学过程中，使学生保持旺盛的学习精力与深厚的学习兴趣，对教学效果有重要的影响。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精导妙引，综合运用情感驱动、设疑解疑、环境渲染的方法创生情境。此外，教学语言的艺术性、教学过程的生成性、内容安排的节奏性、课堂气氛的活跃性对学习有一定的影响，可以通过生动的比喻、贴切的例证、丰富的联想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整堂课始终处于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中。
3.课尾延伸情境———回味无穷。
在课堂结束阶段，教师要重视总结环节的应用，引导学生对本节课进行总结、升华的同时，按照开放性、生活性、时代性的原则再创疑难情境，让学生在课下积极学习相关知识，提升扩展能力。
五、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