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广场，作为“城市的客厅”，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功能，作为公共生活的空间载体，是公民之间围绕公共利益展开对话、协商、批判和讨论，形成独立的公共舆论的场所，具备“公共领域”的特质，是公共领域的空间表现形式。通过广场空间，公民表达政治诉求，争取政治权利，对政治认同与政治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广场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空间是一种权力的表达，不同的权力形式塑造出了不同的空间，政治权力形塑广场，政治体制是政治权力的外在表现，广场空间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折射出政治体制的转变。
关键词：
广场；公共领域；政治参与；政治权力
广场被誉为“城市的客厅”，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通常，广场位于城市中心，是城市的焦点和标志，其典型特征是：地面铺砌，由建筑物围合而成的或被街道限定，或与之产生联系的建筑空间，它能够吸引大量人流并为聚会提供场所。［1］127J•B•杰克逊更是直接将广场定义为“吸引人们聚集的城市场所空间”。［2］14由于广场具有汇聚的特性，使它成为汇集信息或知识的代名词，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具有虚拟空间的意义，如网络领域中的“微博广场”、媒体中的广场模块……本文中所指的广场是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不同于其他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广场是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它不仅可以展现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够折射出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图景。“比如有‘凝固的艺术’之称的建筑，它那多姿多彩、美轮美奂的样式与外观远远超越出了其日常居住和公共活动场所的实用范围，其设计风格、筑造样式、结构布局等则记载着它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审美理念、价值追求甚至权力格局等意蕴丰厚的内涵。”［3］178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一座冰冷的静态建筑，而且是一个活跃着的“政治场域”。目前国际国内学术界对广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学、艺术设计学领域，主要讨论：广场建筑的具体设计与规划、“广场热”的反思与评论、广场发展的历史演进与空间形态演变以及中西方广场的比较研究、广场的社会学研究等，而从政治学角度解析广场尚显不足。本文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广场作为公共领域所具有的特征、功能，及其空间形态变化与政治权力的关联。
一、广场：公共领域的空间表达
广场古已有之，它自产生之初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广场起源于欧洲，出现在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最早的古希腊广场（希腊文Ago－ra），指一个用于集会与市场的公共开放空间，是全体公民参与城邦政治与立法的公民大会，后来逐渐演变为多功能的公共聚集场所。［4］193与西方广场相同，中国的广场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广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陕西临潼县姜寨村是仰韶文化初期母系氏族村落的遗址，在那里有两条壕沟将居住区和墓葬区隔开。沟内居住区的中心是一个约4000多平方米的广场，周围建筑了不同朝向的房屋，广场成为氏族集会、议事以及宗教活动的场所。［5］67－68古代社会中，西方广场是城邦公民参与公民大会、参与城邦生活的场所；中国的广场是公民参与全部社会生活，尤其是是政治生活的场地。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政治发展的限制和约束，早期社会中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有限，广场成为公民表达公共意见最重要的渠道和途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广场仍然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之一，但各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拓展了公民政治表达的途径，其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毋庸置疑，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广场一直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表达公共意见的政治空间。“公共领域”一词最早由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她指出“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别相应于家族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别，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存在的。”［6］62在这里，她从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出发，将其分为涉及公共生活、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和涉及个人私有财产和私人生活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概念还停留在古典的意义上，尤尔根•哈贝马斯赋予公共领域以现代意义。他将全部社会生活划分为私人领域（市民社会）、公共权力领域（国家）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国家政治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7］32而且“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6］125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公共领域是一个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协调的公共空间，在这里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公民通过公开的对话、协商等将有关公共事务的公共意见转化为公共舆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缓冲地带；公民之间通过理性批判而进行交往、对话，形成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众舆论。它可以看作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8］79广场的建筑空间提供了公民进行集会、游行示威、表达意见、投票的场所。公民在广场上围绕公共利益展开批判和讨论，促进政治共识的达成，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是一种“公共领域”的空间表现形式。
二、广场：公民政治参与的平台
广场作为公共领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和渠道。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以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过程和政治决策等相关的政治行为，即“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展露政治意愿，表达利益诉求，从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国家政治决策过程的行为。这既包括合法的参与，也包括非法的参与，既包括自愿参与，也包括动员性参与，既包括规律性的参与，也包括突发性的参与。”［9］22所谓广场政治参与，顾名思义，就是普通公民以广场为媒介进行的政治参与。它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体现，反映了多元、平等、共和的政治思想。在这一概念中，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从参与主体来看，仅包括公民以及由公民组成的团体或群体等；从参与客体来看，广场政治参与指向的是整个政治权力和政治体系的运作，而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政府决策；从参与途径来看，广场政治参与的途径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它不考虑这些活动根据政治系统的既定准则是否合法。因而抗议、暴乱、示威游行是指那些企图影响公共当局的叛乱行为，都属于参与的形式；［10］6广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在广场上对政治系统施加影响的行为。广场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渠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口头语言类的政治参与，如政治批判和讨论、政治交流、政治宣泄等。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发言权，他们能够在广场上就公共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政治见解。二是政治参与实践活动，有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集会和游行、政治接触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参与形式通常是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的。口头语言类的广场政治参与往往会转化为政治实践活动，而广场政治实践活动的展开通常伴随着口头语言的参与。公民的广场政治参与的功能主要有：首先，表达政治诉求。政治诉求通常是国家政治权力之外的人通过某种方式表达自身在政治上的申诉和请求。这种方式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由于广场具有宽敞、开放、自由、平等的空间特征，它虽然不善于建立一个秩序或规则，但他们有充分的能力去破环和打碎一个秩序和规则，［11］这也就是公民选择在广场上表达政治诉求的原因之一。近代以来，中国广场空间与政治的互动可以追溯到“”时期。1919年5月4日，为阻止北洋政府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拯救民族和国家，北京十几所高校学生齐聚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政治请愿、罢工、罢课、暴力对抗等形式的活动。此后，天安门广场先后爆发了反对华北自治的“一二•九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零运动”，这些都是公民通过广场表达政治诉求的典型例子。其次，争取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公民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内在需要的权利，它包括对公共事务的决定权、担任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公民的联合行动权和知情权等。［12］35－37埃及长期以来实行威权政治体制，权力缺乏制约，长期的腐败造成经济衰败，公民基本的就业、生存无法保障。最终在当地时间的2011年1月25日，大批埃及公民聚集在首都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时任总统穆巴拉克辞职。约20天之后总统下台，新的民选总统穆尔西开始执政。但仅仅一年之后，穆尔西重演了穆巴拉克的一幕，公民再次通过在广场的游行示威推翻了新的政府。埃及的政治发展过程表明广场政治的胜利，它是公民监督、制约国家权力，争取自身权利的成功事件。同年9月，数万名群众聚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市中心的独立广场，要求进行选举制度改革，促进选举的公正、透明。另外，广场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为了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约25万公民曾聚集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馆前广场，公民的影响力迫使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促进了美国的种族平等的实现。最后，影响政治认同。广场的政治参与对政治认同的生成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促成政治认同的生成也可以推动政治认同的消解。一方面，通过广场公民能够参与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活动，包括广场举行的文艺宣传活动，国家在特定时期举办的政治仪式，如纪念辛亥革命仪式、抗战纪念仪式、国庆阅兵仪式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每隔一段时期都会举办规模比较大的国庆大阅兵，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齐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并参与这一仪式。在这一过程中，“参与仪式的人们有利于促进他们的信仰，这些信仰又使得他们的行为合理化，以及为他们的忠诚提供了支持”［13］145，公民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从心理上产生对国家的认同，也就赋予国家以一定的合法性。2015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亦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的阅兵仪式也具有同样的政治功效。公民通过广场上的观看全身心的融入到政治仪式中，实现了与仪式操演者的情感共鸣，从而促进公民政治认同的建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广场政治的非理性带来的政治无序状态，它会对政府权威构成挑战，威胁政府的公信力，从而消解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部分公民会聚集在广场上采取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对政府当局的政治活动提出质疑，当这些政治活动得到大批公民支持的时候，公民便会产生对国家的负面认知，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自然就会降低。泰国近年来政权的频繁更迭集中反映了这一观点。2013年11月至12月，反政府示威者“黄衫军”和亲政府的“红衫军”分别在曼谷举行了推翻“他信体制”和声援政府的游行示威。其中，泰国反对党在首都曼谷民主纪念碑广场持续发动了多次反对英拉政府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集会活动，导致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下降，最终英拉做出解散国会下议院的决定。公民广场政治参与的功能在不同的时代的作用效果是有所区别的。在传统时代下，公民广场的政治参与活动效用是一定的，其传播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当前我们处于现代传媒时代，公民的广场政治参与的功能被前所未有的放大，对政治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加。由于全球化时代互联网的发达，公民突然获得了无法想象的巨大的舆论和动员能力。传统的政治参与活动的传播依托职业活动家和秘密组织，一般是从点到点，最多是从点到面的政治扩散。而在当前，信息和政治的扩散很可能是从面到面的，而且是无法截断的。［14］51因而，有学者曾评论“在当今的政治变革时代，谁掌握广场就掌握政权”。［14］51虽然这一评论有放大广场的政治功能的嫌疑，但也说明了在现代传媒时代广场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正是因为公民在广场的政治参与对政治过程的巨大影响，许多政治活动家选择在广场上发表竞选演说、就职演说来争取公民的支持。以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为例，前总统和新总统分别在大选开始前和结束后于巴黎协和广场、巴士底广场发表竞选演说和就职演说，以凝聚社会力量、争取民众认同。此外，乌克兰、埃及政治局势的变化也反映了公民广场政治参与的重要功能。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广场政治对政治局势的影响也受其他因素制约，如国家政体。通常民主政体比较稳固的国家民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表达公共意见，广场政治参与的作用有限；而民主政体不稳固的国家，民众没有发声的空间，因而广场成为他们表达公共意见、争取权利的重要空间。这就导致很多情况下，民众的广场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手段过分激烈，有时会直接指向当前的政治统治，造成了部分国家既有政权的更迭。例如，埃及、泰国、利比亚的颜色革命之所以在广场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民主政体尚不稳定。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从另一侧面证明过这一理论，他认为许多国家发生动荡是因为这些国家处在实现民主化、法治化的过程中，政治动乱的产生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企图获取现代性的努力。［15］38
三、广场：政治权力形塑的公共空间
政治权力与空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力的运作对空间的建构产生影响，空间的设计服务于特定的政治权力。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其实质是权力对空间的塑形，也就是权力的空间化。［16］108也就是说，空间是一种权力的表达，不同的权力形式塑造出了不同的空间。政治体制是政治权力在政治组织、制度上的外在表现形式，因而，空间的转变是政治体制转变的一面镜子，空间的演变能够反映、折射出政治体制的变化。15世纪的建筑理论家阿尔贝蒂在其《建筑十论》中依据政权性质将城市区分为共和国的城市、君主的城市和暴君的城市，不同类型的城市拥有不同的权力空间。［17］202简而言之，不同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运行方式不同，引起了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功能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变迁来探究广场空间的变化。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广场空间的变迁中，可以看出政治权力与广场空间的互动。在古希腊，公民平等而自由地聚集在一起针对政治事务表达各自的见解，其中也包括观点的辩论、批判以及整合等。此外，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时间也具有变动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古希腊广场相应的呈现出一种规模较大、缺乏整齐划一的规划，自由而不规则的空间。这种自由、广阔的政治空间是城邦民主制度的体现。古罗马广场具有集权与民主的双重特点，“它的政治活动色彩更为强烈，周围的建筑沿袭了古希腊的风格，但又更加严格规整，广场空间更趋于封闭”［18］7，而且气势恢宏。广场空间形态的改变反映出从罗马共和国时期到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治变迁。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实行民主制度，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可以通过公民大会讨论公共事务，将公共意见转化为政治决策。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力增强，国家权力机构对公共领域的不断僭越使公民讨论政治事务、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减少，广场的空间缩小。国家控制力的增强，使广场的空间布局较为规整，其中的建筑安排整齐统一、错落有致。而且广场在整体规划中多用简洁的直线设计给人以权力、威望的体验，使广场更加具有庄严、肃穆感。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斗争此起彼伏。教会宣扬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均来自上帝的授予，世俗的君主必须服从教会。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教会广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君主为了彰显自身的权威也修筑了一系列广场，这一时期的广场数量众多、形态各异、风格多样，但它们都是教会和君主显示自身权力的象征物，广场建筑中总会有一些高耸入云，直指苍天的雄伟宏大的建筑，与周围其他建筑形成较鲜明的对比。广场的设计会突出一个权力中心，抑或是教会，抑或是国家，体现为广场一般以某个建筑物为中心，其它建筑围绕其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中国广场的变迁也可以说明政治权力对空间的塑造。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开始创建新的政治空间，抑或是对原有的广场进行改造，抑或是新建新的广场。建国初，城市广场大都依据苏联的集会广场模式修建。在空间形态上，体现出较大的内向性特征，整个广场与街道的衔接较少，广场总体上呈现出规整、封闭、缺乏活力的空间特征，而且广场的空间急剧膨胀，形式规整、规模宏大，广场建筑也宏伟壮观。“广场空间在此演化成为‘象征性符号媒介’，用特有的传统建筑语言逻辑明确地表达政治威权的逻辑。过分宏大的空间体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仪式性特征，容易把在场的人压缩得非常渺小，让人有远离感和无助感，从而力图凝聚成集体以壮大声势抵抗脆弱与孤立。”［18］93广场成为巩固国家政权，宣扬政治意识形态的场所。国家或者其他政治权力主体以广场为媒介定期举行政治仪式，向社会民众宣传政治价值和意图，实现对民众的政治教化，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广场的政治性功能被空前的强化。此后几十年间，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规模不等的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场面，广场成为群众政治参与的活动场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并推行了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个体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向社会的部分放权，使社会的活力增强，公民的个体自主活动空间扩大，为广场空间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扩建广场，新一轮“广场热”出现。此时的广场在功能上弱化了政治集会的属性，强调休闲娱乐性和美观性。广场的兴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提升城市品位、提高市民生活环境，因此，公园式的广场大量出现。广场就变成“城市道路枢纽，是城市中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或交通活动的空间，通常是大量人流、车流集散的场所。在广场中或其周围一般布置着重要建筑物，往往能集中表现城市的艺术面貌和特点”［19］217。广场空间布局不再讲究单一的对称规则，设计更加自由、生动。广场建筑更加多样化，功能涵盖更广泛，能满足人的不同需求。
四、结语
广场与政治密不可分。一方面，广场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即公共性，它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会利用广场空间开展政治活动，使广场成为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因此，从政治学视角看，广场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向所有公民平等开放，旨在形成公共舆论的公共领域。作为公共领域的广场自然成为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它能够为公民表达政治诉求、争取政治权利提供场所，能够影响公民政治认同和国家的政治过程。政治权力形塑公共空间，广场的空间形态、空间结构及其功能在东西方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这些变化可以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变迁中找到依据。
作者：王娜 单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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