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箴言的比较及异同原因探讨

中外箴言的比较及异同原因探讨

一、中外同义箴言

(一)军事箴言

揭示兵不厌诈。如《孙子•计篇》:“兵者,诡道也。”唐朝李荃注:“兵不厌诈。”苏格拉底(Socrates)弟子撰野史,记皇子问克敌之道,其父教之曰:“Themanmustbedesigningandcunning,wilyanddeceit-ful,athiefandarobber,overreachingtheenemyateverypoint.”(必多谋善诈,兼黠贼与剧盗之能。)霍柏士(ThomasHobbes)甚至说:“Forceandfraudareinwartwocardinalvirtues.”[9]大意是:暴力与诈谋乃作战时之两大美德。揭示身处绝境才会拼命奋战求生。《孙子•九变》:“投之死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桓吉尔(PubliusVergiliusMaro)诗亦云:“Moriamuretinmediaarmaruamus./Unasalusvictisnullamsperaresalutem.”[10](兵败唯不望侥幸生,庶能全生,吾党宁为死战尔。)

(二)政治箴言

劝告位高权重的功臣必遭君主卸磨杀驴的下场。如《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故当烹。”古罗马史家论暴君诛杀大将云:“Nambeneficiaeousquelaetasunt,dumvidenturexsolviposse:wbimultumantevenere,progratiaodiumredditur.”意为:臣之功可酬者,则君喜之;苟臣功之大,远非君所能酬,则不喜而反恨矣。马基亚伟利(NiccolòMachiavelli)亦曰:“unaregolageneralelaqualemaiorarofalla:chee`cagionecheunodiventipotenti,ruina.”[11]意为:苟为权首,必受其咎,此理颠扑不破。告诫当权者,历代帝王总为争权夺利而不得善终。《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韩非子•备内》篇引《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莎士比亚剧中英王坐地上而叹:“ForGod’ssakeletussitupontheground/Andtellsadstoriesofthedeathofkings!”[12](古来君主鲜善终,或被废篡,或死刀兵,或窃国而故君之鬼索命,或为后妃所毒,或睡梦中遭刺,莫不横死。)

(三)哲理箴言

揭示一切事物都包含矛盾的两面,并会反向转化的辩证法则。如《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十七世纪法国政治家黎塞留(Richelieu)常语人:“llyasigrandesre’volutionsdansleschosesetdanslestemps,quecequiparaitgagne’estperduetcequisembleperduestga-gne.”(时事转换反复,似得却失,似失却得。)古希腊诗人也感叹:“Theimmortalsapportiontomantwosorrowsforeveryboontheygrant.”[13](上天赐世人一喜,必媵以二忧。)

(四)经济箴言

提出精神文明必须具有物质基础才有可能。如《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柏拉图(Plato)理想国中一人(pho-cylides)也说:“Getalivelihood,andthenpracticevirtue.”[14]意为:先谋生而后修身。

(五)教育箴言

教育人们积极努力、勤奋学习。如东汉王符《潜夫论》:“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谓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也不会生而自知、生而就能;都是靠勤奋学习实践得来的。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名言:“Success=diligence+rightmethod+lessbragging.”[15]意思是:成功=勤奋+正确方法+少说空话。

(六)爱情箴言

强调真心相爱而鄙视无爱的富贵。如鲍照《拟行路难》之三:“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喻指宁肯作贫贱夫妻互相厮守,不愿做富贵人家姬妾而非常孤独。《圣经》箴言:“Betterisadinnerofherbswhereloveis,thanastalledoxandhatredtherewith.”意为: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二、中外同中有异箴言

《论语•卫灵公》: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名言:“Platoisdeartome,butdearerstillistruth.”[16](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师”指其老师柏拉图。中国重仁爱德行,故遇仁德之事不向老师谦让;西方重科学真理,故爱真理胜于爱师。李斯《谏逐客书》:“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良???不饰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歌德名篇中写诸生轰饮,一人索香槟酒,放歌云:“EinechterdentscherMannmagkeinenFren-zenleiden,/DochihreWeinetrinktergern.”[17](佳品每产于远地,外域方物不能概弃,故真正德国人,憎法国之人而嗜法国之酒。)李斯认为:他国宝物和人才都可为我所用,不应重物轻人;而歌德所述,是喜好法国酒而憎恨法国人。李斯所处的战国,七国只是诸侯邦国不同,但都是同一民族;而法、德则是不同民族的国家,且有世仇。《老子》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圣•保罗戒徒众:“Makenotprovisionfortheflesh,tofulfilltheluststhereof.”(毋供养肉体,纵随嗜欲)。《新约全书》载:“thatmadethemselveseunuchsforthekingdomofheaven’ssake.”(有人为登天而自宫。)又有云:“TheLordhimselfopensthekingdomsoftheheavenstotheeu-nuchs.”[18](阉者之魂升举,上帝亲启天门以纳之。)中国儒释、道都未教人阉割,只教心中节欲;而《新约》则导人自我阉割,西方中世纪曾盛行。《诗经•郑风•将仲子》:“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王安石《辞参知政事表》:“固已人言之可畏,岂云国论之可知。”都认为人言可畏,而但丁(Dante)的名言却是:“Leadyourownpath;letotherstalk.”[19](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坚持自己的方向走下去,不顾他人议论,不理睬“人言可畏”的信条。

贾公彦等《仪礼注疏》卷三十《丧服》“出妻之子为母”疏:“七出者:无子一也,淫?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谓礼教规定,已婚妇女犯了上述任何一条,丈夫都可以休妻逐出她。班昭《女戒》:“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认为丈夫三妻四妾是天经地义,而妇女却要从一而终,不能改嫁(二适)。但《新约•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说:“Itellyouthatanyonewhodivorceshiswife,exceptformaritalunfaithfulness,andmarriesan-otherwomancommitsadultery.”(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缘故,就是犯奸淫事了。)基督教中世纪要求男女都得从一而终,除妇淫乱丈夫可以另娶外,其他理由弃旧娶新,都算犯奸淫罪而受惩罚。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丁尼生•艾尔弗雷德名言:“It’sbettertohavelovedandlost,thannevertohavelovedatall.”[20](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天长地久”重浪漫理想,贵时间数量的长久,而“曾经拥有”却重纪念价值的珍贵。这明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爱因斯坦说:“Mostteachersspendtheirtimeondiscoveringthequestionswhichstudentsdonotknow,buttheartofraisingquestionsistodiscoverwhatthestudentshaveknownorcanknow.”[21](大多数教师把时间浪费在发现学生之所不知的问题上,而真正提问的艺术则意在发现学生之所知或所能知。)传道、授业、解惑是传统的师责,未涉及对学生一方的不同资质、基础和要求,而爱因斯坦所说却代表现代教育革新,“发现学生之所知或所能知”,就是要了解学生的不同资质、特长和要求,从而因材施教,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

三、中外箴言异同的原因分析

(一)同因分析

从上述举例可见,中外箴言同义或近义者较多,其中有些产生于上古时代,那时中西并未有文化交流,却不约而同地有大量的共识,其原因主要有三。

1、相同的认识论不同民族国家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都一样来源于人类在历代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种总结是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扬弃、修正、积淀而成的,因而同样是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即对普遍性真理的共识。

2、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历史不同民族、国家都经历了蒙昧的原始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在生产劳动实践、政治军事斗争、科学实验研究、生活人生体验等方面,都必然产生相同的大量现象和经验总结。例如政治上君主忌杀功臣都是中外相同世袭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军事上的“兵不厌诈”、“置之死地而后生”都是中外无数战争的经验总结;祸福相倚、物极必反,都是人类长期观察验证、哲学家高度概括的哲理结晶;生命短暂而光阴一去不复返,都是中外共同的人生体验等。

3.中西文化交流从汉武帝时代就开辟了丝绸之路,自长安经新疆越过崇山峻岭到西亚至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成为中西交流的通道;后来又有南方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一千多年间,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物质文明,经史子集、佛典道藏、中医药学等精神文明都逐渐传到西方。西方的传教士如元代马里诺利(Giovannide’Marignol-li)、明代利玛窦(MatteoRic-ci)、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清代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等都曾长期住在中国,元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Polo)1275年来华,在元朝做官17年,官至总督,回国后著《马可波罗行纪》。他们也带来了西方天文、历法、数学、测绘、水利、枪炮制造等科技文明。中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自然就产生更多的共识,中外箴言多有同义对应,也就不足为奇。

(二)异因分析

中外箴言的同中有异,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思想影响不同从思想史上,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学的核心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齐治平”等政治伦理哲学,追求的主要是人格道德修养,而不太重视自然科学。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同等重视,相当于孔子地位的亚里斯多德本人,既是集大成的哲学家,著名的文艺美学家,又是西方的“科学之父”,在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等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所以西方人的真理是自然、社会、人文这3类科学的真理。

2.宗教信仰不同西方在二世纪前是犹太教(《旧约》),之后是基督教。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15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之前,是西方历史上政教合一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教皇的权力大于世俗的王权,而且是全民信教,司法权也由宗教裁判所掌握,在其后500年中,仅西班牙被判为异端罪就多达38万人。新旧约《圣经》都奉行“原罪说”,为了禁欲,规定教士不准结婚,正常夫妻每年性禁忌日多达320多天。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奥利金(Origen约185—254)甚至带头自我阉割,一些教徒也纷纷效仿,因此,6世纪禁欲的修道院便大量产生。而中国佛教虽有色戒,但重在内心“四大皆空”的修行,并无阉割。因为历朝都是政教分离,宗教从未登上政治舞台。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始终是儒家为主,因此不信教者占绝大多数。《老子》属于道家学派而非宗教,《老子》说“吾之所以有大患者,在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上下文意是说,圣人最重治身,治国乃其余事。重治身,就要清心寡欲,一切声色货利之事,皆无动于中,然后才可以受天下万民所寄托。“寡欲”不是禁欲,欲望也不专指男女之欲,而是一切物质精神欲望。孔子认为“饮食男女,亦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也承认告子“食色,性也”的观点,故孔孟都不禁欲。即使宋代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去人欲”,但也并未成为法律。所以中国从未有人为禁欲而自我阉割,只有为富贵入宫的太监例外。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中外同然。但中国明清以前寡妇再嫁从无人干涉,而基督教《利未记》21章规定:“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申命记》22章甚至规定:新娘若拿不出是处女的凭据,就要当众“用石头将她打死”。上引《马太福音》19章规定丈夫若非妻子犯淫而另娶,“就是犯奸淫”罪,要求男子也要从一而终。可见基督教禁欲比中国更严厉。

3.群体规范与个性自由的不同中国的儒家思想偏重对群体的道德规范,如《礼记•大学》讲“修齐治平”,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以修身为本”,《论语》中对所有“君子”的修养要求都是一样的。儒家的中庸之道教导人“不偏不倚取其中”,因而人的行为就不能我行我素,而要顾忌舆论,所谓“人言可畏”,实为群体规范对个体自由的监督,连王安石这种锐意改革家也不能突破这种监督。但西方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都倡导人的个性发展、自我价值实现和思想个性解放。但丁就是站在中世纪之末和文艺复兴之始的交叉口上的伟大诗人,所以他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一千古箴言,就闪耀着人文主义个性解放的光辉。马克思也曾引用这一名言。

4.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的不同《长恨歌》代表古想的爱情观,“愿生生世世永为夫妇”源于佛教的“来世”观念。西方宗教也有“来世”观念,但随着科学进步,宗教迷信日益淡化,加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西方近现代人越来越抛弃渺茫的“来世”,憧憬而重视“现世”的享受,知道“天长地久”的虚无缥缈,而“曾经拥有”才是现实的、值得终身回味和纪念的。教育方面亦然,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以教师为本位,故“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天职,而西方现代教育则提倡以学生为本位,教育的成功与否,归根结底要从学生能否成才来体现,因此教师要千方百计了解学生的“所知和所能知”,才能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贯彻因材施教,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高,促进其尽快成才。

作者:熊晓蕾 单位:成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