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优先出版从期刊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是从传统纸质印刷出版转型为无纸化数字出版的一种重要过渡，是一种新型传播方式的变革与拓展。学术期刊数字优先出版的独特优势表现为:一是可提升影响力，增加文章引用率和转载率;二是可提升公信力，有利于勘校错误;三是可提升引导力，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四是可提升传播力，扩大期刊阅读发行量。同时，数字优先出版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需要破解。学术期刊应立足自身优势不断总结拓新，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寻求对策，才能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套适应发展的办刊模式，不断提高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期刊;优先出版;设置;学术不端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数字出版成为当今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缩短学术论文的发表周期，促进最新科研成果的快速交流，在数字出版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优先出版模式应运而生。数字优先出版缩短了等待纸质印刷的时滞，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新融合，在期刊出版领域，以一种全新的传播形式和独特的出版优势备受推崇。在现有网络环境下，各大期刊编辑部对于数字优先出版的认知已经从最初的网络技术困惑、尝试参与，再到目前的熟练掌握运用，走过了理论到实践的艰辛历程。在对数字优先出版研究的现有文献中，李江、伍军红(2011)分析了优先数字出版在大幅缩短时滞方面的功能与意义［1］;徐铭瞳(2013)针对我国学术期刊现状及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发展进行合理展望［2］;王颖(2013)分析了我国高校学报优先出版工作中的现状，总结了优先出版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任屹立、王东(2015)利用SWOT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了高校学术期刊数字化优先出版自身的优、劣势以及面临的发展和威胁［4］;杨郁霞(2018)列举了我国实行优先数字出版出现的诸多乱象及产生根源，并提出相应措施［5］。笔者认为，我国的出版业发展要与时代同步、为民族复兴伟业助力，特别是学术期刊的出版代表着国家文化自信、科技创新的引领方向，必须大力构建以“四个力”为指引的全新出版话语体系与价值体系。
一、数字优先出版的“四个力”独特优势
数字优先出版的最大优势在于快速出版、及时传播。传统纸质出版发表时滞较长，对于作者而言，使其发表的成果丧失时效性和首创性，同时也影响其学位、职称等的获取与晋升;对于读者而言，无法掌握科研动态和研究进展，不能在第一时间更新知识;对于期刊而言，降低了论文时效性、可阅读性，使其影响因子大打折扣，不能吸引更多的优质稿源。基于以上种种不利因素，实现数字优先出版已势在必行，它对尽快确认作者首发权、缩短与读者的见面时间、加快科技交流以及提高期刊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等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意义。2020年伊始，病毒肺炎疯狂肆虐着武汉并波及全国，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每天都在与这个看不见的病毒奋力抗战。在没有研制出任何有效药物来抗击病毒的关键时期，科研工作者们也在一边实验室攻关，一边把论文写在战“疫”大地上。截至2月12日，我国关于病毒的学术论文已正式发表17篇，其中9篇发表在一流的学术平台。他们把自己对病毒的研究成果以最快的速度共享给全世界，从而为后续的治疗措施、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打开通关大道。这17篇学术论文的发表渠道采用的都是数字优先出版，真正发挥了其时效性、权威性和前沿性，是传统出版物无法与之比拟的有力证明。疫情隔离期间，数字优先出版更加显得必要。在“封城”、封小区的非常时期，传统纸质出版劣势凸显，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错失很多优质稿源。而实现数字优先出版的期刊编辑部就主动很多，出版工作完全不受疫情影响，不出家门即可实现无纸化办公，编辑利用在线采编系统即可完成“审、编、校”，最终实现数字优先出版。相比于传统纸质出版，数字优先出版的“四个力”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
1．可提升影响力，增加文章引用率和转载率。数字优先出版改变了传统纸质期刊的单向传播，借助互联网新技术实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增加了曝光率，对提升文章转载率和引用率起到了正向作用，使其成为传统纸质期刊数据引用的延伸和补充，影响了期刊总被引频次和即年指标，对期刊评价大有裨益。产生的下载量和数据引用还可提升作者在学界的学术影响力，从而大大提高作者对期刊的信任度。这种受众数量和影响力不断攀升，是传统期刊传播模式无法企及的。期刊影响因子越高，社会效应越大，可吸引更多的优质稿源，形成了“强者更强”的良性循环。
2．可提升公信力，有利于勘校错误。在繁琐的出版过程中，有时会产生审稿不严、编辑加工不到位等现象。编辑把关不严导致的差错，不仅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而且也给期刊的读者评价造成不良后果，无法产生正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对刊物的信任。数字优先出版就像是一面“照妖镜”，它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有点类似于学术论文在网上提前公示，从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文章异同等方面都会受到专业读者的广泛关注，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勘校错误。传统出版如果出现错误，改正成本非常高昂，要么重印、要么发更正启示、要么把刊物召回，这些都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而数字优先出版在纸质出版之前如同加了一道防火墙，一旦发现问题，通过技术手段，便可及时更正或撤换，为后期纸质期刊的顺利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还可以根据读者的反馈进行互动调整，不断提高期刊的质量和水平，扩大期刊的影响力［6］。
3．可提升引导力，遏制学术不端行为。作者在投稿时，一般会根据刊物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来作出选择，除此之外，还会考虑刊物的审稿周期、发表时效。为了能够提高的概率，作者往往会向多家期刊编辑部投稿，期望用这一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命中率，纸质刊物出版周期过长是导致作者群体“一稿多投”的根本原因。而数字优先出版的诞生，极大地缓解了传统出版流程造成的“堰塞湖”困境，缩短了论文的审稿、发表周期，为杜绝“一稿多投”现象提供了技术保障和现实基础。编辑可以借助“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利用大数据通过稿件追踪对作者稿件投递情况进行监测，对确定为“一稿多投”的论文坚决拒审并将其作者列入黑名单，从根本上解决“一稿多投”的学术不端现象。
4．可提升传播力，扩大期刊阅读发行量。传统的期刊出版发行，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采用低效率的邮局订阅、赠阅模式，通过贴信封、刊物装袋、批量邮寄来完成整个发行过程。这种形式耗时长，且易造成期刊丢失、损坏，到达率低;二是通过自建网站创建“期刊订阅”栏目来实现订阅，这种方式收效甚微，订阅量小。而数字优先出版的发行方式就高效得多，它不受印数影响，传播范围更广，可以通过国内和国际相关数据库对期刊的收录，实现期刊论文跨地域性地在线检索、下载和传播，获得由数据库根据期刊论文的下载量等指标支付给期刊编辑部的相应费用［7］。数字优先出版在不受地域和空间的影响下，实现了最大范围的快速传播，是通过受众群体点击下载即可轻易完成的在线发行模式，其传播优势是传统出版发行无法超越与实现的。
二、数字优先出版面临的困境
尽管数字优先出版的独特优势已经成为期刊出版界的共识，但是其在版权保护、评价认可、编辑能力等方面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急需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研究，探求破解之策，唯有如此，未来的数字优先出版才能更好地持续、健康发展。
1．DOI设置不全，可助长学术不端之风。美国出版协会于1998年提出了DOI概念，它是数字对象的唯一标识符，可对网络环境下的任何数字化对象进行标识，并且具有保护数字出版物知识产权的特殊功能。然而众多期刊仍然对版权的保护意识不够，实行数字优先出版时，普遍存在DOI标注缺失、不完整和不规范等现象。数字优先出版提高了的速度，加快了学术传播的时效，而数字化信息资源快速传播和极易复制、修改的特性，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使用。优先出版时间是国际认可的首发时间，对确认作者的首发权至关重要。然而没有DOI标识的论文，也就意味着不受知识产权保护，让一些投机取巧的功利者有机可乘，由此产生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此外，相对于学术期刊数字优先出版的发展进程，我国数字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比较滞后，面对一些侵权现象或利益纠纷时，很难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这对学术期刊数字优先出版的发展极为不利。
2．得不到学术评价机构的认可。数字优先出版的学术价值其实等同于传统的纸质出版，但是，在学术成果认定时，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只以传统的纸质出版物为依据。在他们看来，辨别论文的真伪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数字优先出版是否等同于正式出版仍有所争议。高校在对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成果认定时，一般以省级刊物为底线，根据学科方向、评定等级设置SCI、EI、SSCI级别［2］，而认定依据是建立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特质的纸质出版物基础上的，数字优先出版却无法满足这个要求。3．编校质量呈下降趋势在出版业深受数字化革命影响的今天，数字出版最受人诟病的就是在推出海量资源的同时编辑技术含量降低，有的甚至错误百出，直接导致了数字出版物缺乏读者信任，丧失公信力。现代媒介的技术进步必须与一丝不苟、严谨、规范、到位的编辑劳动相互配合，才能保证出版精品［8］。数字优先出版尽管大大缩短了文章与读者见面的时间，出版速度加快了，但编校质量却呈下降趋势。
三、数字优先出版的改进对策
1．加强对DOI重视程度，实现论文知识产权保护。在数字化优先出版环节中，版权保护是关键。国际上仅对注册了DOI标识符的数字优先出版论文给予首发权的认可。期刊行业应加大行业规范宣传，加强对DOI标识的重视程度，明确其为学术论文不可或缺的标识项，与题名、摘要、关键词和中图分类号等共同构成论文首页的基本要素，在中图分类号后标注DOI标识符和获取、访问路径，满足全球资源共享和快速检索。国标“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颁布也为数字优先出版的著录方式提供了统一格式，为出版规范化指明了方向。同时，期刊行业还应从规范版权保护的角度予以正确引导，充分利用DOI实现论文的知识产权保护，避免学术侵权，从源头上杜绝学术不端行为。2．在内容和质量上狠下功夫，促进评价机构的公平认可2019年12月，为更好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出版管理条例》等制度规定，国家新闻出版署针对全国出版单位开展了“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专门把新媒体内容把关管理情况作为重点检查内容，明确要求落实检查“出版单位所办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是否建立完善内容审核管理制度;出版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否对新媒体内容进行终审把关”［9］。这充分说明，无论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应该以“内容为王”，以质量取胜。数字出版编辑要充分发挥学术把关人的作用，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和责任编辑负责制。要想使数字优先出版等同于正式出版，首先，学术期刊的数字优先出版必须在内容和质量上狠下功夫，严格执行“三审三校”等出版规范流程，只有这样，才能以高质量的数字出版水平促进国家科研评价机构对数字优先出版的公平认可。其次，期刊编辑部和评价机构应该联合起来，加大数字优先出版的宣传力度，推动学术界尽快将数字优先出版纳入到学术评价范畴。最后，国家出版行业主管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将数字优先出版等同于正式出版，从制度法律层面为学术期刊的数字优先出版提供法制保障。
3．期刊编辑的数字出版业务能力有待提升。数字出版工作要适应社会发展不断创新求进，必须对编辑人员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一是要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编辑思维定式，积极适应数字出版工作需求，力争把自己打造成为复合型编辑，要熟悉了解数字化出版的最新技术，学会利用在线采编系统、学术不端检测系统、黑马校对软件等现代化技术，大幅度提高处理稿件的效率，为优质稿件开拓优先出版道路;二是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策划力，对一些学术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即时的讨论并优先出版，从而扩大学术期刊的社会引领力、影响力。在2020年初的病毒防疫战中，不少学术期刊高度敏锐，很多编辑部迅速加入到抗击新型病毒的行动中，《探索与争鸣》和《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以“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研究”主题联合征文的形式，体现了出版人的社会使命与担当，主题切合当下，瞬间吸引了高度关注，扩大了刊物影响力，值得推崇与借鉴;三是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体系，既要具备发现和处理文稿中的文字和相关知识性硬伤的基本功，还要具备发现和处理有争议问题的能力，对内容把关要“快、准、稳”;四是要对期刊数字化制作过程有一定了解，熟练运用期刊编辑出版管理系统软件，熟悉网络优先出版平台的操作流程，做到上传准确无误、更新及时有效。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在保证论文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优先出版速度，最终实现内容质量与出版速度的最佳平衡。在现行的出版环境下，学术期刊实行的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双轨并行模式，新旧媒体的交替，总会有一个“共生”的过程［10］。两者优势互补，并“迭代式”协同发展。但是，期刊出版形式无论如何变化，其出版内容仍然是竞争的最大砝码，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好数字优先出版组约更多的优质稿和打造高素质的作者群才是问题之关键。为此，编辑人员要不断增强责任意识，提升数字出版业务水平，在编校过程中发扬深酌考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力争把差错率降至最低限度，从而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学术期刊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立足自身出版优势不断总结拓新，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套适应发展的数字优先出版办刊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我国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
作者:王继鸽 单位:江汉大学期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