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球化进程与传媒技术发展对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产生着重大影响。霸权国家不断采取种种手段“塑造”符合其现实利益诉求“认同”的“内涵”，使得后发展国家的民族认同陷于“破碎化”与“危机化”之中。这一态势要求我们势必努力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从重视学校教育、提升文化软实力及创新教育内容等方面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以激发民众的向心力，强化价值共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
全球化;文化认同;认同危机;认同教育
全球化进程与新媒体技术发展将大量涌现出的文本、图像与音频带给地球村各个角落的人们，信息传播突破了传统地理空间概念，将狭小的“观看空间”与全球时空紧密联结在一起，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共享同一种“文化经验”的同时也将“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这一情景对民众的意识形态观念产生着重大影响。同时，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社会个体总是处于“历史/现实”“传统/时尚”“东方/西方”所编织的网络张力与文化胶着之中。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自幼感受着“美风日雨”的“浸泡”与冲击，无疑会对其价值观产生强烈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未中断过的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以其独特的柔韧和顽强的生命力显示出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精神。在这一“今与昔”“内与外”“雅与俗”的碰撞与博弈中，努力探索如何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以激发民众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强化价值共识，实现共同体成员的文化自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查尔斯•泰勒在阐释认同时认为，“我的认同”是由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的“一种框架和视界”，在其中，“我能够在各种情境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到，或者我支持的或反对的”。［1］认同是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与确定，在“框架和视界”中建立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正当”的行为规范，认同并非与生俱来且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再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发展和调整的。埃文•戈夫曼指出，人们会不断地“监控”社会环境，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调正期望与行动，以避免偏离“正常社会”的价值观点。为了保持认同的连续性，在社会环境等因素发生改变时人们便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反应，“人们会产生一个新的认同来适应情景及其带来的限制”。［2］因此，认同的“变成”过程往往会涉及个体与“他者”的持续性互动，通过“社会框架”界定社会角色以及“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博弈等因素。认同的过程是确认“自我/他者”之差别性的过程。“差异性”不仅可以确保“自我”的身份、价值与意义，也能够辨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并与之保持一种恰当的互动关系。拉康的“镜像阶段”指出个体的自我认识要凭借“他者的形象”，库利的“镜中之我”则揭示出“他者”的在场可促使个体辨识、衡量并维护“自我”被社会所充分接受，因此在获得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感的过程中，“他者”是极为重要的。而民族认同强调了一个民族与“他者”的不同，以确定本民族与“异民族”的差异或“他性”，这种差异便标明了“本民族”区别于“他者”的规定性。同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权利博弈内涵其中，正如黑格尔在提到主奴辩证法中所阐述的:主人/奴隶之间经过了生死搏杀，赢得斗争的主人通过奴隶作为他者的存在，才得以承认为主人，虽不亲自对物进行改造(通过奴隶对物予以加工)却享受了物。民族认同自18世纪作为一个概念形成以来便不断被人们进行着重新解释和塑造。作为植根于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民族认同既具有高度稳定性，也会在一定社会历史情境中发生演化与更变。“民族的认同和共同体是由‘此处的感觉’和‘主格我们的感觉’构成的，前者源自在一个地方的共同居住，后者来自群体的团结和共有属性。”［3］随着现代交通方式与大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社会在文化、政治与经济等各个领域加快了交流与合作，社会关系的流动性与身份的相对化不断淡化着“此处的感觉”，对“主格我们的感觉”产生着巨大影响。霸权国家不断采取种种手段“塑造”符合其利益的“认同”的“内涵”，竭尽全力弱化后发展国家民族认同的粘合性纽带与历史文化共同性，使得后发展国家的民族认同陷于“破碎化”与“危机化”之中。当代文化发展对民族认同的多维度冲击使“认同危机”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吉登斯把全球化概括为具有决定与支配人们生活秩序的“远距离行为”，“如果你碰巧生活在第三世界，这种远距离影响的感觉似乎到处都是:从最具社会性标志的西方品牌，到跨国公司拥有你就职的工厂……”［4］一方面，移民浪潮使具有相同血统的人们居住得越来越分散，对认同连续性的保持与差异性的辨识都形成了无情的冲击，其后果便是导致民族认同感的瓦解。同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超国家行为体与次国家行为体的价值观，以及思想理念对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身份观念也形成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同质化”凭借资本扩张和技术优势垄断全球大众文化的解读，进而把握文化统治权，不仅关涉文化市场与经济利益，而且更深刻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与民族认同。来势凶猛的文化全球化与价值多元化以不可抵制的强大力量颠覆着人们之前原本固定的秩序与观念，摧毁着原有的意义感与归属感，动摇着之前具有的对社会身份的信念与对集体认同的共识，使“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的现象”［5］。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时空浓缩”的生存境遇对于后发展国家的民族认同而言，不仅仅是“危机”，而且也蕴含着重构民族认同的契机。当代政治、科技、文化语境所带来的多重冲击在动摇人们原有价值观与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也不断地扩大民众视野，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形成新的价值观念与认同范式。事实上，无论是主张认同模棱两可并没有清晰定位的“杂交的”世界文化，还是提倡应当退缩到传统的族裔认同的观点，都没有较高的现实性，当后发展国家面临西方霸权国家企图以自身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对其强加“改造”之时，只有保持积极、自信与努力的态度应对挑战，探索如何重塑民族历史集体记忆，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与创新民族文化符号才能更好地强化与提升“民族—国家”认同。
二
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华民族对“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的华夏文化具有高度自信，颇具“莅中国而抚四夷”的文化中心意识，以天朝大国的优越感划分中心/边缘、自我/他者，并以此建构着民族认同。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潮的涌入以及地理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对传统“中心”观念产生质疑，不断深化对民族认同与文化身份建构等问题的思考。然而当历史传统/当下的纵向问题与全球化中西方/中方的横向问题交织在一起，便使重塑自我理想形象与建构民族认同体系的复杂与困难就更加凸显出来。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展，“文化”作为人们区分自我/他者的标识，对确立“民族性”与身份认同是极为重要的。罗伯森在其著作中提出贝尔纳德•麦克格兰的“用于解释和说明他者不同之处的权威范式”在当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应当“越来越由‘文化’解释他者的不同之处”。［6］文化软实力竞争时代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在自我选择与被选择、自我塑造与被塑造的较量中隐含着意识形态、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等各种因素的激烈博弈。自19世纪以来，冲突理论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而20世纪末的“文明冲突论”更引发了世界轰动。无论是亨廷顿的“最普遍、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7］，还是汤姆林森的“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8］，都指向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安全不仅仅在于“硬实力”的比拼与威胁，更在于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的“同化”与博弈。在这个意义上，匮乏“民族国家”的归属感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对于个体而言是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淡薄，民族身份与价值观念“游离”于家园之外，成为孤独的“流浪者”;而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则面对的是民族认同的危机与凝聚力的松散，这将会导致国家文化安全存在巨大隐患，“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9］。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便与其个体成员的文化认同力在现实性上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具有紧密的结构关系。民族文化教育是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生成的动力之源，也是维护与捍卫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放眼全球，无论是法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国际贸易中多次成功捍卫与保护本国民族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还是韩国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对邻国日本文化所保持的警惕态度，都说明了世界各国在纷纷采取各种手段与措施捍卫本国民族文化。西方某些国家所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世界公民”等口号无一不是在道德原则的口号下隐藏着险恶阴谋，“普世文化”携带着资本主义价值观在全球推广，为其国主权与资本攫取利益。特别是在当前文化博弈日趋激烈的时代，文化霸权国家虎视眈眈地企图通过各种渠道对我国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等进行干扰，妄想为其所用，进而侵蚀我们的文化与教育阵地。因此加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教育迫在眉睫，通过采取种种措施使个体成员特别是青少年能够认可、选择与赞同本国传统文化，进而产生心理上的情感归依与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豪感。只有真正地认知到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精髓与独特的美学理念才能够激发对祖国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并进一步形成强烈的责任感，当面对外来文化威胁时，才会有效激发个体成员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以强烈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感捍卫国家利益。如前所述，“认同”是一种“辨识”的过程，而民族认同教育更是一个动态的、积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成员不断对“我性”文化与“他性”文化进行比较、证明与选择。在当代全球文化空间中，西方文化依靠其雄厚的经济资本与先进的传播技术正在“势不可挡”地引导全球文化消费趋势，试图削弱后发展国家的文化自主能力，使其主流文化失去认同建构作用。全球化错综复杂的文化格局给我国大众文化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某些文艺创作者千篇一律地“克隆”着所谓的“主流文化”(这里所标榜的以世界文化为标准并得到广泛认同与依赖的文化“同质化”，是以牺牲民族文化的特性与文化认同为代价的)，其结果便是强化了这些西方文化“样本”的功能，并进一步巩固了受众接受心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方霸权文化的“帮凶”。有学者担忧，民族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将在文化的“一致性”中被逐渐破坏与侵蚀，民族文化认同也将会逐渐崩溃与被瓦解。应当明确，在建构认同的同时势必伴随着对“他者”的辨识，只有增强民族意识与文化独立性，在吸收与借鉴“他文化”的同时努力保持“己文化”特性，积极拣选、提取、重塑“我们的”共同记忆，不断加强共同体成员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彰显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才能在当代多元文化竞争中更为有效地抵御“他者”的文化侵袭，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全球文化博弈。民族认同教育对于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文化独立性、培育民族精神及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理念与文化精神的认同也就失去了民族之根。同时，作为个体而言，一旦文化选择意识薄弱，便极易成为别国文化与价值观的跑马场。特别是生活在新文化实践中的一代人，每日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使思想“游走”于广阔的虚拟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他们所接受的是与本土环境相“脱离”的信息，极易受到资本主义负面文化的冲击，进而逐步失去反思能力与公民责任意识。一些学者在高校中的调研结果相当令人震惊:“首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词，近一半的大学生选择的是‘说教、无聊’;还有四分之一选择的是‘说不清楚’。”［10］因此，在当代中国必须实施有效可行的文化认同教育，秉承时代的要求与特色，将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切入民众生活，对传统文化理念与民族精神进行与时俱进的诠释和价值的传播，赋予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全面而敏锐的文化感受力，拓展更全面的文化视野，在实践中促进认同教育的合理内化。
三
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国家凝聚力和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证，世界各国纷纷从自己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出发，以多种学科为依托，积极探索文化认同教育的发展规律，积累了丰硕经验。例如，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理念极难统一出“美国文化”，然而一系列利用一切形式对“美国精神”“美国意识”的神圣化，强化了“当一名美国人自豪”的思想与意识，凝聚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赞同‘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的美国青年达到了70%，赞同‘青年不为国家尽力就意味着背叛’的美国青年则高达到80%”。［11］再如，以强调单一民族结构著称的德国，民众具有强烈的日耳曼文化认同感，但两次世界大战使其精神和信仰遭受了极大的冲击，然而德国政府积极以各种形式强化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思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均加强实施民族文化教育，或“鼓吹”国家制度与民族精神，或强调建国理念，抵制“外来”文化侵蚀。因此面对来势凶猛的文化霸权国家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侵蚀以及对我国软实力的虎视眈眈，努力加强文化认同的建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坚守民族精神内涵，构筑民族文化的坚固屏障，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积极探寻引导民族成员认同民族文化与强化国家意识之路径，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民族“文化”是以其“差异性”作为自我标识与文化识别的，因此当代我国文化建设应以多种途径加强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在文化研究上应从全球化视角加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探索;在文化生产上不断寻求实现由“中国制造(制造型)”向“中国原创(创意型)”转化的有效途径;在文化创作上应有意识地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符号，提升民族意识，建构文化身份认同;在文化认同教育上不仅能够更新教育理念，促进教育方式现代化，而且能够发挥全社会力量，坚持意识形态建设与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统一，注重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合。只有以自信与辩证的态度在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以海纳百川的姿态促进文化交流，善于接纳异质文化的合理性要素，在对话与交流中相互借鉴，以强大的文化自信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以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推动本民族文化不断创新发展。其次，面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层出不穷的社会思潮与舆论动态，为了使青少年能够从被动学习向积极主动学习转化，应当积极创新学校多样化教学，使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仅仅停留在霍夫施泰德的“洋葱皮理论”中的符号层面，而且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背后的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国外一些高校在文化认同教育上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诸如美国高校通过历史与仪式教育实现国家观念与文化认同教育目标，引导学生能够理解与认同本国伦理价值观、美学观等;新加坡针对不同年龄与层次建立循序渐进的教育模式，统筹教育内容，注重“节日”在文化认同教育中作用，加强校园文化的软环境建设，培育新加坡的民族精神。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有意识、有系统地增设诸如优秀特色文化、民俗文化、媒介素养和当代文化前沿等课程，培育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次认知。同时，课外实践也要增加传统文化兴趣小组、非遗保护公益组织等各种活动，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自我管理能力，赋予学生自主选择和判断的能力，以巩固与强化他们的文化认同。第三，在民族场域变化的历史情境中，应当注重加强我国历史文化教育与现实成就教育。多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心理与共同珍视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要把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认同教育的活水源头，强化共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全球化语境下各种文明与文化在“数字化的视听超文本”中交流和碰撞，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影响共同体成员的价值认知与民族认同，因此势必要求我们实施有效的民族认同教育，弘扬民族精神，熔铸“我们的”“中华民族”共性。同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12］在教育学习过程中也要加强国际政治与世界史教育，增强民众对其他国家政治、文化与经济等方面的多维度认知与理解，正确认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以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骄傲自大的态度应对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第四，教育内容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保证，在全球化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发挥本土文化资源优势并适时实施“创造性转换”，致使教育内容与传统文化缺乏吸引力与时代性，便很难与竞争性文化正面交锋，也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教育是人类文明传承与再生产的过程，也是文化凝聚力培育与生产的过程，如果没有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便很难保证自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民族和谐与国家文化安全。扎根于历史深处的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脉，是传统文化传承的根，如果抛弃了“命脉”与“根基”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之奥秘便在于其“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与“日日维新”的创新能力。而今天，在全球化浪潮趋势与文化霸权的渗透下我国文化认同问题正日益凸显，这一态势更要求人们努力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独立性，以批判性思维与高度文化责任感提炼与创新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促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在融会中发展，在创新中弘扬，“中华民族”便将是一个有力而伟大的民族共同体。第五，注重民族认同教育的方式方法，避免说教式的强制性意识形态灌输。要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实效性，心理学家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模式可以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他认为通过指导与组织受教育者在情感体验中表达自我情感，并在实践中实现情感参与及渗透，这样才能有效地使受教育者主动探索与选择自己所爱的事物。“填鸭”灌输式教育往往更能激起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特别是当代青少年，他们在潜意识中往往会有探索和效仿新潮文化或西方流行文化的激情，因此，对于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更应该把握教育的规律性，创新途径方法，努力在我国上下五千年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中挖掘、提炼出能够激发民众普遍情感共鸣和理性共识的教育内容，从情感上打动人、感染人，使他们的接受心理最大限度地敞开，在潜移默化地渗透与教化过程中，成功地实施价值观塑造与民族认同建构。
作者：曹海峰 单位：暨南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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