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互联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探析
摘要：
在“互联网+”成为各种产业发展必由之路的当代，经济积累相对欠缺的民族聚居区需要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搭建“互联网+”公共平台，创新“互联网+”营销模式，推进“互联网+”媒体融合的方式实现民族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
互联网+；文化产业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6年7月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51.7%，网民规模达7.1亿。移动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潜移默化的改变着网民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向外发展要着力寻找跨区域交流的切入点，构建对外沟通合作的桥梁，利用“互联网+”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成为当前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一、关于“互联网+”
“互联网+”被人熟知，是在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但国内“互联网+”理念的提出，则可以追溯到2012年。2012年11月，易观国际董事长于扬首次提出“互联网+”的理念，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马化腾提交了《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的议案，他认为：需要持续以“互联网+”为驱动，鼓励产业创新、促进跨界融合、惠及社会民生，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创新发展。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将“互联网+”写入正式的报告，这表明中央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互联网快速的发展会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红利，并能够迅速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从而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的创新能力。事实上，“互联网+”的雏形早已走入我们的生活。如网上风靡的外卖、团购源于“互联网+餐饮”，国内著名的交友网站“世纪佳缘”、“珍爱网”源于“互联网+交友”，微信的广泛使用也是“互联网+通讯”的成功案例，这些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已然悄无声息的使很多传统领域融入了网络。无处不在的“互联网+”诠释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它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通过更新业务体系、优化生产要素、重构商业模式等途径来完成经济转型和升级。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以产业升级提升经济生产力，最后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
二、“互联网+”的特点
“互联网+”这种经济模式的核心在于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简单叠加，而是更深层次的联合和深入融合，并力求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传统产业的产业升级。其方式是利用互联网“信息流动的时效性、信息交换的互动性、信息使用的便易性”的特点，实现大数据的分析与整合，通过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等内容，来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提升效益，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互联网+”有六个特征：
1.跨界融合。“互联网+”从提出伊始，提倡的就是“跨界与融合”，即各个行业之间兼容并蓄。“+”要求的不是简单的加权，而是一种跨越原有思维观念的行为方式，它要求企业之间在整合内外部资源的同时打破自己的组织边界和系统结构。其结果必然会提高开放的程度，从而增强适应性。
2.创新驱动。我国目前正处于向驱动创新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只有把增长动力从原有的要素驱动上转变为创新驱动，用互联网思维自我革命，才能够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实现未来社会的创意创新创业创造驱动型发展。
3.重塑结构。互联网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不但变迁关系结构，个人的固有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由转换，而且重塑了信息传播的规律。“互联网+”打破固有的边界，减弱了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了社会的交易成本，把选择权交还给用户本身的同时集成大众的智慧。
4.尊重人性。人性的光辉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首要力量。“创新”的主体是人民，只有激发每一个个体的创造力，激活其做事的状态，才能提升个人价值，推动整体的创新。
5.开放生态。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里，跨界才能找到一些和外界其他要素之间的共通点，所以“开放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业的命运。把过去制约创新的环节化解，把孤岛式创新相连，从而实现真正的大众创业。
6.连接一切。跨界需要连接，融合需要连接，创新需要连接，没有“连接”就没有“互联网+”，简单的连接在目前很多机构都可以做到，“连接”再进一步被称作“交互”，顶级的“连接”是“关系”，它是连接的最终目的和整个商业的核心以及全社会价值创新的基础。
三、“互联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互联网+”的“+”，概括起来应当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连接，核心概念就是“全连接”和“零距离”，“互联网+文化产业”，是指运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推动文化产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模式变革，提升文化创新力和发展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文化产业发展新形态。
1.搭建“互联网+”公共平台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保护、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与之推广产生的产业，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推进少数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十分必要。如何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成功运作，这就需要产生一个相应的公共平台。现有的“互联网+”文化产业平台，大多局限在文化产品的推广上，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就要结合大数据进行分析后，有针对性的对用户进行推送，完善公共服务云平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对于数字化的资料文献强化其版权的使用与交易。民族文化用品的创意、制作以及使用很大比例是少数民族群众，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要考虑其信息接收的对等性———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相对经济积累较弱，相比之下，信息的发送、接收以及筛选的能力有限，这就需要出现一个从语言到生活习惯上都能够满足少数民族群众信息传递的公共平台对其进行信息的传递和筛选后以群众能够认可的方式传递到群众。
2.创新“互联网+”营销模式
任何一个产业的推广，都需要工具的辅助，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如此。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交流日益畅通无阻，对于散居的少数民族群众，更容易通过网络跨越地域的距离而聚在一起，形成集群。集群内的用户在沟通中可以创新思维，这对于地域特征相对明显的民族文化产品的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互联网+”在将民族文化产品供给者汇集在同一个平台的同时，还能将零散的、具有共同需求的消费者聚拢在一个平台上，形成一定规模后能够针对此集群提供相对其感兴趣的产品，降低了产品的流通成本。“互联网+”的背景下，民族文化产品实现O2O营销模式更加便捷。作为文化用品，用户的体验能够很大程度上决定用户的最终取向；而民族文化产品的背后又有着很深厚的文化渊源做积淀。“互联网+”的背景下，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在线上对品类丰富的产品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挑选，详细了解某件产品的前世今生以及其中包涵的独特文化因素，在对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可以在线下商户实地购买；或者在线下的实体店进行体验后，通过线上进行购买。这种方式能够高效率、低成本的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而言，在提升经济的同时还能改造传统产业链中的低效环节。同时，还能够以互联网为媒介，支持文化出口企业与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等产业集群对接，提升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尤其是“一带一路”提出后，其沿线涉及到很多国家众多民族，这对于民族文化产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3.推进“互联网+”媒体融合
优秀的民族文化产品如果没有得力的宣传，仅仅依靠人宣讲、靠传统媒体如电视、报纸等形式宣传也只能蜗居一隅。在“互联网+”背景下，一切文化产品都可以通过与新媒体的融合实现上线，连线和在线。尤其是随着移动终端的火热，移动互联网开始成为新的信息传播的载体。据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达92.5%。移动端已经成为网民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并且能够实现传播的随时性和随地性。作为民族文化用品的宣传推广，在借力“互联网+”的情况下，更要借力“移动端+”，这样才能实现需求方对于产品个性化、垂直化的需求。可以看出，无论是搭建“互联网+”公共平台，抑或创新“互联网+”营销模式，还是推进“互联网+”的媒体融合，都需要政府给与大力的支持，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在经济给与支持，并有针对性的对现有的文化产业体制进行完善，同时加大各种人才的培养与发掘，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合力实现民族区域文化产业的飞跃。
作者：白嘉菀 单位：中共平凉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马化腾.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M].中信出版集团,2016.
[2]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第二篇：民族文化传播与旅游业发展研究
贵州是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省份，由于地理环境复杂，人文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地区环境的限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积累，贵州形成了世界上罕有的多族群,多文化交织、并立的共生地带，为后裔留下了大量古老文化的信息。时至今日异彩纷呈的贵州民族节日、服饰、歌舞、绘画、工艺美术，独具特色的饮食、建筑、人生礼仪、宗教信仰等人文景观，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随着原生态文化旅游热的兴起，近年来，一些民族地区开始尝试用组织对外传播的方式来推荐民族文化，也显现了其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成果。
一、民族文化传播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分析
（一）文化传播与旅游
新世纪以来，文化愈来愈成为旅游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旅游业不能没有文化这个灵魂，旅游业发展离不开文化传播。而且传播不只是与作为一种旅游方式的“文化旅游”相呼应，而是旅游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途径、方法。不仅仅如此，随着文化传播内容、途径与行为之间的差异，旅游业也随之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从内容上看，就有观光旅游（百里杜鹃、黄果树、荔波小七孔、梵净山等）、民俗旅游（西江千户苗寨、黎平侗寨等）、兴趣旅游（民族民俗文化体验）以及各种各样的专项旅游（遵义红色旅游景区等）；从路径上看，旅游触及了除战争之外的几乎所有的文化传播的路径。主要体现为个人旅游、单位旅游、旅行团旅游和自驾游；从行为上看，重点是将文化进行跨区域、跨国界、跨种族的交流、互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也逐渐呈现出由北方向南方、东部向西部少数民族旅游地观光的趋势。在旅游者国籍上，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还包括了大多数外国旅游者，尤其是背包客，他们对于贵州璀璨的少数民族文化非常的感兴趣。现在我们常常可以在少数民族旅游地发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旅游者聚集在一起。尤其是2005年以后，贵州民族文化逐渐传播出去，为大多数旅游消费者所认识，也就吸引了广大旅游消费者参观游览。
（二）民族文化传播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贵州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正是这种资源促进了贵州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可以说，民族文化传播是贵州旅游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但同时也出现了旅游业发展与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不相称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两者未同步发展，而且由于民族文化传播方式、途径不同，使贵州各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有异同，有的已初具规模，有的迟缓，各个地区的发展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影响贵州各地民族文化传播效果和旅游业发展。
（三）传播手段多样化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贵州省民族文化主要是通过六种传播手段来扩大传播的范围。市场上最常见的一是大众传播媒介，如旅游杂志《中国旅游》《中国国家地理》《民间文化旅游》等，还有书籍《贵州读本》《走出夜郎国》等。二是新媒体，“金黔在线”“黔龙网”、各地的官网以及网络等电子媒介，其中微博这类新媒体的出现，使得贵州省相关网络既能向大众宣传各地区优美的景色和特色的小吃，又能吸引大众群体游览贵州美景。三是影视传媒及电子媒介，如宣传片《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电影《阿娜依》《云上太阳》和电视剧《奢香夫人》等。四是户外传播媒介，包括广告牌、路牌和公交汽车上的车体广告等。五是旅游景区普遍的实物传播媒介，包括旅游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等。六是人际传播媒介，游客通过语言、电话、网络等形式对旅游地进行宣传。此外，自2005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还通过建立一个丰富多彩的贵州品牌，即“多彩贵州”，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贵州旅游业的一系列活动，发挥了直接促进的作用。“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多彩贵州”旅游形象大使选拔大赛、“多彩贵州”舞蹈大赛、“多彩贵州”原生态摄影大赛、“多彩贵州”旅游商品设计大赛、旅游商品制作能工巧匠选拔大赛和旅游商品展销大会等等系列活动接连登场，这些丰富的文化传播活动，使贵州旅游业发展生意盎然。“多彩贵州”品牌作为发掘本地文化资源、提升旅游文化品位，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的重要载体，始终全方位、大态势地传播贵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使得民族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相辅相成。从各地州的传播看，贵阳尽管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相对较少，但其成为贵州旅游业的佼佼者，究其原因，便是凭借于贵阳对民族文化传播的投入多、手段多、传播范围广。贵阳将大众传播媒介运用游刃有余，“爽爽的贵阳中国避暑之都”的口号让人印象深刻，民族文化展演《多彩贵州风》享誉全国，贵阳旅游网不断升级改版，宣传贵阳周边的民族文化，提升贵阳旅游知名度。最为成功的是原生态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已成为贵阳甚至贵州旅游市场令人瞩目的文化标志和贵州民族旅游最吸引眼球的名片。自2005年初的10月首映到2015年，先后上演了3000多场、观众3亿多人，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28家国内大中型城市巡回演出，并先后到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印度等数十个国家出访表演，给国内外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使得人们对贵州高原另眼相看。《多彩贵州风》不仅展示了贵州丰富多彩的音乐和舞蹈，使观众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贵州，其中包含了各种文化蕴含，使受众更为憧憬充满神幻奇异的贵州。因此说，贵阳因多样的传播手段而多彩，因多样的传播内容而精彩。黔东南的旅游业发展成为贵州的又一佼佼者，不仅仅是因为其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与其重视民族文化传播手段也离不开关系。其中大众传播媒介、人际传播媒介和户外传播媒介对于黔东南旅游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民族原生态万象黔东南》的电视宣传片给人一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受。丑丑的影视作品《阿娜依》和《云上太阳》描写了苗族和侗族特别的风情风俗文化、建筑、生态环境等，让广大受众更为倾向于自动去了解黔东南，欣赏黔东南，推动了黔东南旅游业的发展。此外，黔东南还通过举办苗年文化周、旅游发展大会等形式来提升自身知名度和美誉度。就拿西江千户苗寨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信息的闭塞、交通的落后而“养在深闺人未识”，直到2002年当地政府把“苗年文化周”主会场搬到西江千户苗寨，西江才被人广为知晓，西江旅游逐年增长。但是仍然由于文化包装、宣传不够等原因，其旅游规模依旧不理想。以上剖析不难看出，民族文化传播对旅游业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贵州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
二、贵州民族文化传播与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各市、州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经济发展不平衡，媒介在各地区间的发展表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文化传播分化现象较明显，旅游业发展失衡的问题较突出。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往往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旅游业的深入发展不得不借助各类媒体，如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论坛、博客等新型媒体。它们提供旅游服务信息，倡导旅游环境保护，报道旅游设施建设，建立旅游舆论平台，让受众从中了解旅游文化的信息和观赏的价值。而且，受众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往往是通过这些媒体的报道中所创造的“拟态环境”实现的。所谓“拟态环境”并非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环境对象征性时间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黔南、黔东南地区媒介塑造了良好的“拟态环境”，给旅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旅游者到当地旅游；而有的地区在媒介宣传上投入不足，再加之地理环境的因素，并没有营造出所谓的“拟态环境”，以至于出现景点虽有名气，但游客少的现象。
（二）文化旅游产品档次较低，效益差，未体现传播文化的功能
民族个性的旅游产品具有双重性，一是产品自身的纪念意义，二是传播民族文化的作用。贵州旅游业发展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的地区虽已初具规模，有的仓促上马实施对外开放，长此以往造成旅游景区的经济效益较差。由于时间关系，旅游产品的档次还没有跟上市场的需求，产品成型的数量过少，使得很多时候旅游者逐渐失去了对旅游产品的信心，不愿花费金钱去购买商品。目前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品开发的人工痕迹太过明显，大众化倾向普遍对“民族元素”表现不足，引入过多的“城市元素”，结果弄巧成拙，使少数民族文化原有的特色逐渐丢失，趋向城市化、功利化、商业化和庸俗化。
（三）缺乏专业的文化传播策划人才
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缺乏专业的文化传播策划人才，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了解不足，加之传播手段的单一，导致旅游业发展状况不够理想。近年来，贵州某些地区的一些政府官员通常通过邀请外地的一些机构和媒体、旅行社，召开新闻会，编辑一些新闻、资料，但却达不到传播的效果。因为外地人对贵州尤其是民族文化了解有限，大多以赚钱为目的，来去匆匆，草率了事。因此，搞好民族文化传播整体策划，一定要以当地人才为主，联合客源地的文化传播策划人才和旅游局共同策划。
（四）缺乏整体的民族文化传播战略规划
贵州多彩灿烂的民风民俗，涵载着勃勃生机与精神期望，但同时也因为旅游资源的多样性致使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品满目琳琅、品次不一，只要与少数民族有关联的节庆、生活用品等东西都摆到游客面前，没有一个专门的民族文化传播总体规划。各自为政，零敲碎打，形不成合力。除贵阳外，各地也没有针对性的文化传播战略规划。
三、贵州地区民族文化传播与旅游业发展的策略
（一）实行“多彩贵州”文化传播一体化的策略
在策略上对“多彩贵州”，包含对贵州美丽富饶旅游景点，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手工艺技能的推介应有一个总体战略规划。其中对于“多彩贵州”旅游文化传播应形成一种风格体系，以避免出现各自为政，盲目跟风，一味追随文化的趋势，而导致泛文化的没文化结果。在媒体、媒介选择上可以多媒体、媒介、大手笔，拓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途径。互联网为旅游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信息选择和旅游服务上，包括主要的权威媒体网站和门户网站，如“去哪儿”“新浪”“携程”等，必须充分利用。在传播内容上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在媒体宣传的过程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的发掘，塑造贵州十大最具旅游价值的民族文化景区品牌，让旅游者感受这些少数民族景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璀璨的人文风光。在传播范围上，更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内容和项目，把贵州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和节庆办成拥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之旅活动，让旅游者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又能感受到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二）丰富传播手段
1.互动参与，让游客参与景区活动
互动式已被用于许多风景名胜区，特别是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特点使用，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而且不只是停留在游客参加一个或两个表演。话题传播，就是让游客和媒体成了生活广告领域的活广告，比如“神农架野人”“喀纳斯湖怪”不仅是一个话题的八卦，更是竞争媒体的报道对象。在景区营销的过程中，景区的特点是有吸引力，但特点是不会讲话的，要让特点说话，少不了互动参与以及话题的传播。
2.借助舆论进行景区奇闻奇事的传播
时下，Web2.0时代成为景区网络公关战略的温床，以Web2.0为概念的旅游网站可以将舆论推广的触角伸向绝大多数的个体网民、游客，包括新闻、博客、论坛、圈群、电子杂志、图片电影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在内的十几种传播手段综合有效利用，合力形成独具成效、全面覆盖的创新传播模式，迅速提升景区的口碑和美誉度，加快消费者的决策。
3.树立以旅游产品为载体，传播民族文化的意识
开发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特别需要强调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实用价值。努力开发具有浓郁苗族、侗族、布依族和乌蒙文化风格的旅游产品，不断创新、开发几项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和收藏意义的旅游产品，以此提高旅游者的旅游情趣。让旅游者参与民族手工艺品的制作和艺术审美的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的优势，从而让旅游者亲身感受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的内涵，最终达到提升旅游地对旅游者的吸引程度。比如，蜡染就可以让旅客参与制作（个性化制作）。
4.广泛传播民族手工艺美术品（旅游产品）的技艺及审美文化内涵
贵州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文化异彩纷呈，服饰有60多个种类；饮食也有独特的特点，如苗族、侗族酸汤鱼、腌猪肉等；民族建筑也颇具特色，如苗族吊脚楼、侗族鼓楼和花桥都名扬天下；黔东南的民族民间工艺更是品种众多、技艺精湛，如蜡染、挑花、刺绣、织锦、绘画、雕镂、镌刻、泥塑、编织、银饰制作等，精巧无比，彰显着各民族人民的聪慧。贵州应组织研究民族学的专家学者进行发掘整理其审美文化内涵，通过正规传播渠道广泛传播。
5.重视民族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提高文化传播的质量
要强调文化传播与文化开发、保护并重，发展和传播好民族文化，必需逐渐从单纯的生产性投资转向人力资源投资，从导游、服务员到民族文化研究、民族舞蹈创作演出、民族音乐创作演出的人员再到旅游规划、旅游管理、旅游产品开发的人员等各方面各层次的人才，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提升对贵州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使贵州民族文化传播上质量、上水平、上档次。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与文化传播有着紧密的关联，也要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个合理的、有针对性的发展政策，合理整合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尽管经济发展是作为其中最关键的要素，但民族文化传播内容、路径、行为等方面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贵州旅游业要升级、上台阶，就要有一个高质量的文化传播策略和实施方案，不能一味追求当前利益，才能更有效地促使贵州民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作者：何琼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传播学院
第三篇：小学体育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研究
摘要：
甘孜藏地区位于我国四川省的西部地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由于这里地理区位位置的特殊性，该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状况相对落后，中小学的体育教育等尤为严重。本文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详细研究了甘孜藏地区中小学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并对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策略，旨在通过本文的研究使当地的体育教育现状有所改善，希望本文成果可以给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的教学，体育文化传播、发展等工作提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甘孜藏地区；民族文化；中小学体育发展
基金项目：
《四川甘孜藏区中小学体育与民族文化发展的结合研究》
一、甘孜藏地区民族传统文化对中小学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探究
四川甘孜藏地区区位条件复杂，包括了草原、峡谷、雪山以及森林，除此之外，该地区平均海拔在3500m左右，常年高寒缺氧，这些地形、气候等的特殊性造成了民族传统文化的鲜明性，这些传统文化的鲜明性也给该地区的现代体育文化发展打上了深刻地民族烙印。甘孜藏地区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文化、节日体育文化等对现代中小学体育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比如，甘孜藏地区的藏历新年、农事节、望果节等传统的节日，要开展跳舞、跳踢踏、射箭、赛马、赛牦牛等体育运动。这些运动或热烈奔放、或紧张刺激，传达了藏族人民祝祷、祈愿、欢快等思想和情感，凝聚了少数民族人民上千年的民族智慧和心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甘孜藏地区中小学体育文化发展现状研究
作者通过收集相关的体育教育资料，走访、调查相关人员以及数据统计、逻辑分析等方法对甘孜藏地区的中小学体育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大致总结如下：（1）体育教育师资力量匮乏众所周知，体育教学师资力量的强大与否，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学校体育教育教学水平的高低发展状况，由于甘孜藏地区属于我国西部偏远山区，故该地区长年缺乏体育教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由于山区地区教学、生活设施等不够便捷，导致生活质量不高，而且许多人认为偏远山区教学的工作没有发展前途，所以，该地区的体育教师人数较少。②体育教师不具有教师资历，大部分体育教师只有初级教师职称，并没有高级教师职称，有的地区甚至存在其他科目老师代教体育的现象。③作者调查有关数据显示，甘孜藏地区体育教师性别比例约为4：1，显然，体育教师的男女比例是失调的，这就严重阻碍了该地区学校体育教学水平以及影响到了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因为处于青春期的年轻学生们往往更渴望教师的理解与关怀，而有些男性教师甚至不能照顾到女学生体质的特殊性等。（2）体育教学器材缺乏或教学设施建设不当如前所述，该地区处于偏远地区，且山区地形较多，山地的海拔比较高，这就给体育教学设施的建设提供了难度，导致一些地区体育场馆、体育场地建设不完善；教学器材数量的不足加重了体育器材的使用负荷，缩短了体育器材的使用寿命；由于缺少专业的体育器材安装、维修等人员，体育器材年久失修，甚至存在安全隐患等严重问题。（3）中小学新课程体育课堂教学质量不达标调查显示，甘孜藏地区部分中小学体育教学不能按照国家规定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体育教学大纲》等实施教学，这是由于教师人员少，教学纪律不严谨；特殊气候影响户外体育教学的实施；缺少教学场地；体育课被占用等因素造成的。也有的学校开展的体育课较为正规，教学中以田径类运动为主，辅之以当地民族传统的舞蹈、武术，但是，武术、舞蹈等招式、动作并没有专业的教练人员教授，多为有经验的当地老人传授等，并没有规范性动作，随意性较大，这就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而且严重影响到了学生对于体育课程的正确学习态度。（4）中小学课余体育运动训练时间短由于学校举行的体育比赛、体育文化交流会等活动极少，学生们年龄小，对于体育运动并不能持正确态度，除了体育课外，大部分学生不再参与课余体育活动。殊不知，适当的体育运动可以满足人体必要的体育锻炼，特别是地形复杂、气候特殊的甘孜藏地区，一个强壮、健康的身体将是人们参加一切生活、学习和工作活动的基础，因此，保证充足的课余体育训练是十分必要的。
三、关于解决甘孜藏地区体育教育现状中不足的方案
针对前文所说的甘孜藏地区体育文化发展现状中的不足，作者搜集了各界专家、学者的建议，结合了自己的意见，总结出如下解决思路：（1）改变传统思想对体育运动的偏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体育文化，合理继承、改造、弘扬民族文化；重视现代体育教学、体育文化的传播；充分发挥现代体育强身健体、改善人“精、气、神”的功能和作用。（2）政府或相关部门加大对甘孜藏地区体育文化发展的政策性帮扶力度。可以实施区域内师资力量援助，加强与上级教育机构的教学合作，组织开展学校之间的师生交换等，以此来缓和师资力量短缺的现状。（3）拓宽教学资金来源的渠道，开展筹措募捐等事务，支援甘孜藏地区的体育文化发展。筹集的资金可以有效改善中小学生体育教学的状况，建立、建设体育场馆、体育器材以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够正常参加体育活动。（4）加强中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的改进，紧跟国家的教育改革思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创新和开发新型的体育活动和体育课程。这么做不仅能够培养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而且利于体育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山区的传播，对于培养创新性人才，为国家体育事业贡献力量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赵文韬 单位：四川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1］赵文韬．四川甘孜藏区中小学体育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D］．成都体育学院，2012．
［2］陈波．甘孜藏区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师资现状及问题研究［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
［3］张冰松．藏区民俗体育文化探索———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J］．大理学院学报，2011．
第四篇：一带一路跨境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摘要: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东北跨境民族要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交流中传承和创新发展自身的文化，充分发挥其与俄朝韩蒙同一民族语言相通、文化相通、习俗相通、宗教相通等边缘文化的功能和优势，在民心相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
一带一路;跨境民族;东北边疆;文化传承
建设“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统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战略的实施将边疆民族地区从对外开放的大后方、边陲、末梢，推向了最前沿、重要节点和关键枢纽。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定位是，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俄罗斯、蒙古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要的战略支点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打造的中蒙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实施“一带一路”也有利于将朝鲜融入地区发展与合作的进程中来，同时韩国想借“一带一路”来寻找促进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动力。可见，集地政学的特殊位置和文化哲学意义上的特殊性于一身的东北跨境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文化链条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其意义十分重大。本文以东北跨境民族为研究对象，将跨境民族地区的发展同国家“一带一路”的愿景结合起来，强化跨境民族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为保护开发和利用东北跨境民族文化资源、促进跨国文化经济合作发展提供学术支持，以期成为振兴东北边疆经济的一条有效途径。
一、东北跨境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跨境民族就是指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沿国境线相邻而居的同一民族［1］。在中国长达2．2万多公里的陆路边境线上分布着33个跨境民族，其中8个民族建有民族国家，4个民族在邻国建有一级行政区。沿东北边疆国境线居住着朝鲜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蒙古族、俄罗斯族等6个跨境民族，他们与朝鲜、韩国、蒙古、俄罗斯等国的同一民族毗邻而居，其中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在境外也属于人口较少民族。
1．朝鲜族
中国的朝鲜族、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和韩国人是东北亚地区最大的跨境民族。另外在蒙古、俄罗斯、日本等国也有一些朝鲜民族。目前，全世界的朝鲜民族人口约7500万，其中95%以上分布在东北亚地区。具体是韩国5062万(2015年)，朝鲜2499万(2013年)，中国183万(2010年)，日本60多万，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库页岛约5．6万。朝鲜半岛是朝鲜族主体聚居之地，目前有两个政治实体，均是主权国家:朝鲜和韩国。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一江之隔。中国是朝鲜民族在朝鲜半岛以外的主要分布区，主要居住在东北三省，约有人口161万，朝鲜族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两个自治地方。
2．赫哲族
赫哲族和俄罗斯境内的那乃族是跨中俄两国边境而居的跨境民族，沿黑龙江两岸居住。中国的赫哲族人口约为5354人(2010年)。主要聚居地为黑龙江省同江市的街津口、四排和八岔三个民族乡和抚远的抓吉村、佳木斯敖其镇的敖其村，同汉、满等民族混居。俄罗斯的那乃族，据2002年全俄人口普查，约为11000余人，约有近5000人居住于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那乃区，其余聚居于阿穆尔区、共青城、太阳城和哈巴罗夫斯克一带，他们的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礼仪、歌曲舞蹈、衣着服饰、民风民俗和中国的赫哲族一样，都具有北方内陆渔猎民族生产生活特色。
3．鄂伦春族
鄂伦春族是中国东北部地区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鄂伦春族有8659人。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鄂伦春自治旗、扎兰屯市、莫力达瓦旗、阿荣旗，黑龙江省的塔河、呼玛、逊克、嘉荫等县和黑河市。俄国把鄂温克人及鄂伦春人统称为埃文基人。
4．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是跨中国、俄罗斯居住的跨境民族，人口30875人(2010年)。主要居住于中国内蒙古和黑龙江两省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国也有少量分布。鄂温克族属于跨境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在俄罗斯和日本也有鄂温克族及其语言，在俄罗斯的鄂温克族被称为埃文基人，语言叫埃文基语，而且有用斯拉夫文字创制的文字，叫做埃文基文。日本北海道网走地区曾经生活过一些鄂温克族，被日本称为“wejlat”(乌依拉特人)，使用的语言叫乌依拉特语。这部分鄂温克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完全被同化了。埃文基族是俄罗斯北方的一个小民族。根据2010年全俄罗斯人口普查数据，埃文基族共有37843人，主要分布在雅库特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布里亚特共和国、阿穆尔州、后贝加尔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萨哈林州、托木斯克州、秋明州，与俄罗斯族、亚库特族、布里亚特族等其他民族混居［2］。
5．蒙古族
蒙古族是跨中国、蒙古和俄罗斯三国的跨境民族，蒙古族在中国和俄罗斯均有政治实体(共和国、自治区与自治州)。除蒙古国外，也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主要民族。全世界蒙古族人口约为一千万人，其中近60%居住在中国。在中国，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分布在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青海等省区，人口598．18万人(2010年)。蒙古族是蒙古国的主体民族，人口有225万(1998年)，占蒙古国总人口的92%。俄罗斯的蒙古族主要是布里亚特人，有36万人，主要聚居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布里亚特共和国与蒙古国接壤，面积35．13万平方公里。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有18个通商口岸，有两条国际铁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使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得到显露。
6．俄罗斯族
人口仅有1．56万，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是中国俄罗斯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现有俄罗斯族2545人，华俄后裔52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9．23%。主要分布在蒙兀室韦苏木、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黑山头镇和上库力街道办事处。
二、尊重东北跨境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共同性
自古以来，中国东北地区一直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与开拓发展的历史舞台。古代东北少数民族主要有秽貊、肃慎、东胡三大族系，基于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依存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体系。这些文化形成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依存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表现出独特的哲学观念、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及价值取向。东北跨境民族具有多样的文化特性。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依据，东北跨境民族可分为森林狩猎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三种传统文化类型。如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民族创造了山地—森林狩猎文化，是典型的森林民族;蒙古等民族创造了疏林—草原游牧文化，草原游牧方式是一种较典型的既饲养家畜又保护草原的方式;朝鲜族创造了平原农耕文化［3］。按语言系统分类，有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的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蒙古语族的蒙古族，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俄罗斯族和未定语系的朝鲜族。萨满教文化在东北地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民族基础，同时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及基督教文明也曾在这里广泛传播。东北各跨境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文化传承机制各具特色，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也不尽相同。如蒙古族文化，宗教成为其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具有神灵宗法性特色的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神灵崇拜、祖先崇拜、血缘崇拜成为支配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基本信条;以礼俗为主要特色的朝鲜族文化，以民俗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维持、传承、宣传各种礼制成为其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赫哲一那乃族是中俄两国跨居东北亚次区域的民族之一，创造了独特的渔猎文明，同时又是三江流域土著民族渔猎文化变迁的典型代表。狩猎为生的鄂温克－埃文基人无论男女老少都非常喜爱和保护驯鹿，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传统生活以驯鹿、游猎为主，他们视驯鹿为吉祥、幸福、进取的象征，也是追求美好和崇高理想的象征。因此，驯鹿文化富有代表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东北跨境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也是东北跨境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跨境民族在不同国度各自文化的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文化多样性与共同性、差异性与相似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动。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国家感情，但由于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共同的历史文化仍然决定了跨境民族整体的共同性和部分的差异性，以及彼此之间的认同感。隔国界相望的同一民族成员都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发展、地位、权益和生活状况，族缘与亲缘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二者的内部认同［4］。任何文化体系都无法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东北跨境民族特别是“三少”民族只能以发展自身的复合文化体系并创造新文化功能的方式来确保未来发展所必需的文化力。跨境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联系紧密、往来交流频繁，没有交流他们便失去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东北跨境民族地区是较为典型的边缘文化区域，边缘文化区域极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双向开放的文化性格。由于这种系统在两个以上文化系统的交叉点附近形成，所以它具备与两个以上的文化系统进行交流的基本条件，而且由此它又获得了与母体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特质［5］。民族文化传承是多民族、多文化国家共同面对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东北跨境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术界对东北跨境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其他地区。随着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东北跨境民族在城市化过程中走在了全国各民族的前列，许多民族如朝鲜、赫哲、鄂伦春、鄂温克、俄罗斯等民族已经成为城市民族，蒙古族也正在向现代城市民族转型。来自经济文化类型迥异、异彩纷呈的东北跨境民族文化，同样面临着趋同化正在迅速地扩展、文化的多样性正在面临迅速消失的现实困境。面对东北少数民族率先实现城市化的实际情况，尊重东北跨境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护传承和发展东北跨境民族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意识。
三、“一带一路”与东北跨境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近年来，东北三省经济持续下滑，东北边疆地区更无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明显优势，但是东北跨境民族地区与睦邻国家山水相连，语言相通、文化相同、习俗相近，跨境民族作为两种文化融合体表现出典型的复合文化状态，是多元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具有直接转化为经济力的特点。借“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遇，跨境民族要把发展基点放在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优势上，构思全方位的文化发展战略，前景还是值得期待的。如果没有这种跨境文化交流，东北的跨境民族不仅不能确保其文化的主体性，而且也无法体现其多元文化的功能和优势。因此，东北跨境民族社会发展的坐标应设定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广泛交流之上，这样才能把自身的文化功能极大化，才能创新性发挥跨境民族文化的优势。
第一，树立多元文化共生的理念。其前提是对自身拥有的文化要有充分的自觉，表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方面。“多文化共生”是“不同国籍和民族背景的人们，承认相互间的文化差异，建构平等的社会关系，作为同一地方社区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6］其核心在于“相互尊重，兼容并包”的思想。“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保持并发展各自独特优势，齐头并进。跨境民族是民间的外交使者，他们所处的区位条件优越，沿边沿海优势明显，实现全面振兴必须用好这一优势，发挥他们在东北边疆的主体作用。要鼓励他们主动融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努力将东北地区打造成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中心枢纽。
第二，注重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文化传承网络。众所周知，犹太人是世界最成功的民族，在美国的犹太人总数约600万，仅占美国总人口的2%左右，但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成功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重视教育和团结参政。民族文化的传承尤为重要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民族教育应强调观念的培养。文化是习得的，并非人们通过生物遗传获得的特征，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成长中获得的各种文化属性。尽管文化的表层经常变化，但是最基本的信仰、价值观、世界观和子女教养实践却是长久不变的。濡化是孩子学习文化的过程［7］。孩子从父母那里接受濡化过程，长大成为父母时又变成了下一代子女濡化的媒介。要发挥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主渠道作用。因此，家庭教育要从娃娃开始抓起，应注重培养孩子们对自身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担当意识;强化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各级各类民族学校都应坚持双语教育，扩大民族语言使用人群，传承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历史、神话传说，民族饮食，民族服饰，民族住宅、工艺，民族礼仪，民族婚丧节庆，宗教信仰，民族体育，民族音乐、舞蹈等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培养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发挥好社区教育和网络平台的作用，提高跨境民族成员的整体素质。
第三，民族文化传统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特别是连同东北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一起实施整体保护。最有效的保护策略是关注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的需求、动机和习俗，要有效地运用现代技术保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区内要严格限制过度旅游、商业开发，扶持、引导、帮助保护区内的群众按照传统的生产生活、社交等方式生活，让民族文化能够活态延续下去。建设好民族文化场所和基础设施，如建立民族文化博物馆和各民族文化中心等，保护各民族的文化遗产。鼓励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创作、出版，利用好现有文化平台，充分发挥好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主渠道作用，以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为抓手，在重要的节庆日等关键时点，让文化活动好戏连台，把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融入到新型城镇化、社区文化和新牧区文化建设之中。发展文化产业，挖掘出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中的商业价值，包括民族医学、化妆品、植物培养、食物、民俗、艺术、手工艺、歌舞、服饰和仪式。民族文化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民族自己的美好精神家园，蕴含着独特的思维方式、精神价值、情感因素和文化意识，是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保护传承发展好这些“文化资本”，就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
第四，做好文化与旅游深度结合，开展跨境文化旅游和跨境经济合作。发挥跨界民族的语言文化优势，积极推进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之一就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民心通最有力、最有效的就是文化通，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基于自身的特点，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功能和优势，在民心相通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周邻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传统的交往关系，其中包括语言相通、文化相通、习俗相通、宗教相通等因素。跨界民族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与周边国家民族同源同宗的族缘关系，发挥文化同质的特性，扮演好民间友谊使者的重要角色，为“一带一路”的纵深推进搭建起沟通的精神桥梁，推动各跨界民族的“参与式发展”，既能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展开，又能实现少数民族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作者：朴婷姬 李瑛 单位：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 韩国中央大学贸易物流专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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