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知音”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内蕴。“知音”的词义由最初的“鉴赏音乐的能力”引申至“鉴赏音乐的人”。同时，基于伯牙子期典故的文化特性，“知音”逐渐扩充到解读私人之志：渴求友人知遇、企盼明主赏识寄身自然山水……与此同时，文学中的“知音”情结，也开始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频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对“知音”情结的原型、表现形式、成因等方面进行探究，有助于从多角度深入考察我国古代诗人作家的独特精神世界。
关键词：“知音”情结；钟伯原型；表现形式；成因
从狭义上讲，文学中的“知音”一般指志趣相投的朋友或者理想的读者；从广义上来讲，文学“知音”不仅指“斯须之间”情意相通、志趣相同的知己或读者，还可以远离作者的时代，延迟到“千年之后”，与“千年之前”的作者进行心灵的交相碰撞，摩擦出共鸣的火花。对一朝登科的向往，对战乱黎明的忧心，对怀才不遇的愤懑，对屡遭贬谪的绝望，对倾心女子的痴情，对韶光易逝的慨叹……如此种种情感，错乱交织，谱写出一曲曲肝肠寸断而又哀婉动人的情歌，也唯有知音才能懂得“曲中之意”。这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慰藉，甚至是支撑自己保全性命的精神稻草。但令人遗憾的是，仅有少部分人能幸运地与知音相遇，更多的人则在频频感叹着知音的难遇难求，由此生发出的“知音”情结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突出的精神文化现象。当我们穿过历史的回廊，走进古代文人士子的内心世界时，便会感受到这种独特的“知音”情结。
一、“知音”情结的原型溯源
就目前可考资料来看,“知音”这一概念最早出自《左传》中对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周乐的记载。他会对每一国的音乐做出一定的评判，这些评价性言语是与国家治乱息息相关的。例如，他听完《郑》：“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1]诸如此类，不仅能指出各国音乐所反映的状况，同时也预测了各国政治兴衰的趋向。的确,像吴公子这样具有非凡的鉴赏音乐才能的人，确实少见。其次是《列子·汤问》所载的“高山流水”故事:“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2]只有与伯牙惺惺相惜的知音子期，才能听懂“高山流水”所奏出的高山般的凌云伟志和江河般的博广胸怀。所以每当伯牙琴声响起,钟子期的心灵深处也在“和琴而歌”。最后《吕氏春秋·本味篇》对《列子·汤问》所载的“高山流水”进行了改写:“钟子期既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3]。用子期离世和伯牙破琴这样悲剧性的结局收尾，暗含着知音的经常性缺席。这也为“高山流水”这一故事增加了关于“知音难遇”的内涵。高山流水遇知音，知音不在谁堪听？“知音”情结也逐渐成为古代士人作家笔下反复吟咏的主题。
二、“知音”情结的表现形式
翻遍中国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生发出“知音”情结慨叹的文士们总是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宣泄这样的情绪，由此使“知音”情结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可以从现实视域和非现实视域两大角度入手，探析知音情结所包孕的文人精神世界。具体来说，在现实视域下，根据“知音”情结指向角度的不同，从“人”和“物”两方面来阐述；在非现实视域下，主要是从“在神仙世界中求知音”这一角度进行论述。
（一）现实视域下的“知音”情结1.在友人相交中求”知音“庄子和惠施是战国时期被传为美谈的知音。他们二人经常相聚一起论辩各种看似奇怪实则蕴含深刻哲理的问题。例如，二人曾经就“人是否知‘鱼之乐’”这一辩题进行了论辩。而且我们知道，庄子的性格非常洒脱狂狷，在妻子去世后“鼓盆而歌”、“欣欣然”，但是惠施死后,庄子却是“默默然”，并慨叹道“自夫于死后,我无以为质也”。惠子的离去让他彻底失去了知音。这份对待知音的“热烈”和“深情”也随之消散殆尽，留下的是无尽的精神痛苦。这种强烈的精神苦痛不也是“知音”情结支配下的一种现实反应吗？元稹和白居易更是惺惺相惜，不论是携手同游，还是诗词相和，人们总是能够从其中一人的生活中找寻到和另外一人有关的印迹。高达九百多首的唱和诗见证了元白的嘤鸣之情。“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如此深情款款的诗句，竟是白居易写给元稹的悼亡诗。“公虽不归，我应继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4]到底是何种情谊，竟让白居易想要追随元稹而去？我想应该是白居易的灵魂深处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吧。更有甚者即使沦落风尘，也在苦求知音，求而不得，便把歌妓作为精神依托，继续找寻着生命的价值。他的“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无一不是对知音的苦寻。2.在君臣相觅中求知音古代的士人大多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身的理想价值。一方面，“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让身怀匡时济世的文士们期盼着被明君擢用。可惜他们大多生不逢时，空怀报国志而无门可报；另一方面，雄才大略的明君也总是通过种种途径寻求贤才，渴望在贤才的帮助下实现他们的宏图大志。可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的遗憾场景。这种双向“难觅”的“知音”情结也频频出现在文士笔下。君臣之间的双向“难觅”不得不说是古代有识之士的悲哀与不幸。李白的一生志向远大，他曾有“愿为辅弼，时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夙愿，但却只是被唐玄宗当作宫廷御用文人，显然与他的政治初衷相差甚远。才华不被发掘，仕途屡屡受阻，更得不到君主的知赏……种种酸楚无处发泄，只能化而为诗：在《月夜听卢子顺弹琴》中，他听着悠悠古琴，发出“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的哀叹；在《月下独酌》中，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竟把明月视为知音，举起酒杯邀明月同饮，还要和明月永结无情之游；杜甫的“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更是流露出对李白怀才不遇地哀怜。他那些发而为诗的呼喊不仅是在找寻知音，更是为怀才不遇明主而鸣不平。如此伟大的唐朝竟无处安放志虑忠纯、锦心绣口的诗人，这是李白的悲剧，也是唐王朝的损失。除了李白，司马迁、陶潜、白居易、苏轼、辛弃疾、岳飞等无不在自己的诗文中发出怀才不遇的悲叹，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抑与孤独，是一种内在精神上的对知音的渴求，更是在现实境遇中觅得明君实现理想抱负的切身诉求。双向寻觅的另一方面便是君主对臣子的寻觅。一代枭雄曹操渴望尽揽天下人才，成就一番霸业。他三次求贤令招揽贤才。在他麾下，已经有张辽、荀?等众多贤才良将。但是我们从其“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仍能看出其对知音贤才的渴求。寻寻觅觅，却没有得偿所愿，但是对于贤臣知音的渴求却伴随其一生。3.在移情山水自然中求知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可谓深谙移情的威力和魅力。种种原因使得他们在尘世中暂时或者彻底放弃了诸如友人、君臣、情人、明君等知音的追寻，而是把自己的理想、情感进行转移，或寄情于自然山水，或醉心于风月，或徜徉于桃源……中国第一位山水诗人谢灵运将情感抛向山水自然；陶渊明、王维、韩愈等人则把各自的情感托付给超然外物的桃源世界；醉心花月者有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人初照人？”于飘渺的境界中寻知音；还有钟情蝉声者，如陆云、虞世南，分别做《蝉赋》《咏蝉》，视蝉为知音，表现自己高洁清远的品行；刘伶“唯酒是务”，叹今生无能等等。[5]4.在“遥寄未来”的作品中求“知音”在现实视阈下，还有这样的一种“知音”情结，即作家希冀自己的思想情志能被当世或者后人感同身受，得到后世知音的理解和赏识。于是将这样的心志和愿望寄托在自己的作品中，与千年之后的读者遥想对望，渴望着情感的遥相呼应。“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云:‘余之艺及心不能弃于时,将求知音。’”[6]他们都渴望自己的读者能理解其创作之心,并成为其作品的知音。还有许多作家,不容当世,寄希望后世读者的理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结尾写道“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用实际行动诉说着“发愤著书”的夙愿，把对知音的渴求情结寄托于后世，希望后世有知音能体会他所遭遇的一切痛苦和耻辱，给予他灵魂上的告慰。这种超越时空超越生死求知音的情结,让人为之动容；清代戏曲家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其“一句一字，诀心呕成”的杰出作品，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其《桃花扇小引》中写道“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蕉桐者，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7]他在此处借用典故，不也是他对后世知音的一种期待吗？
（二）非现实视域下的“知音”情结在神仙世界中求“知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儒道互补的思想体系。当儒家所建构的锐意进取积极入仕的思想体系断裂崩塌后，广大的知识分子开始奋力追求道家超然物外的隐遁思想境界，希冀重新建构起支撑自己的精神家园。而道家的隐循思想中最为显著的表现方式就是归隐和成仙。于是无数的士人开始在神仙世界中渴求洞明世事的世外高人和知音。“世有幽人，渔钩乎玄渚，弹云冕已辞世……”（陆机《幽人赋》）另有郭璞的《游仙诗》：“青溪千仞余，中有一道士……借问此和谁？云是鬼谷子”[8]现实视域下寻不到知音，就转向了非现实视域下的神仙世界中寻觅知音，寄托人生理想和情感。
三、“知音”情结的成因
通过以上对“知音”情结的原型和表现形式进行探究，我们对古代文学中“知音”情结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下面就“知音”情结现象繁盛的原因做简略分析，以期更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中国古琴文化的熏染。古琴在中国有着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在“知音文学”的发展中，古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琴音与圣贤有关，与礼乐相结合。“琴音调而天下治”体现了琴音教化众人、修身养性的文化作用；其次，持琴者大都具有孤傲高洁的个性，他们把古琴看作超脱功名利禄、象征高尚人格志趣的首要乐器。例如，嵇康性情孤傲，一生视琴为友，正是看到了古琴清高超拔的特性与自己的孤傲性情相匹配。他不与世俗同流，追求着“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自在逍遥；最后，古琴作为一种高雅的弹奏和听觉艺术，对听者要求极高，所以很难遇到知音。“琴声虽可听，琴意谁能论？”“欲取鸣弹琴，恨无知音赏”都是对琴音难觅的悲慨。而知音的难寻难得也使得持琴者在痛失知音的情况下顿时绝弦心灰。向秀痛感于好友嵇康去世，自此“绝弦罢流水”来哀悼挚友[9]“高山流水”更是将这种古琴文化的影响推向了高潮。知音难觅与知音恨少的慨叹。欧阳修的“未知何处有知音，常为此情留此恨”是对知音难觅的遗恨；曹雪芹高唱“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是对知音难觅的无奈。当然，许多的文人志士并不是一个知音也没有：阮籍有嵇康为知音，刘禹锡有柳宗元为知音，柳永有青楼歌妓为知音……尽管如此，但“知音者诚希”的呼喊声也从未停止过。岳飞词作《小重山》“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把身系国家安危，却不被奸佞所容的忧患意识化为对知音恨少的感叹；韦应物“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则传达出比知音少更令人难过的是没有知音的声音。知音难觅与知音恨少恰恰是“知音”情结产生的直接原因。“入仕”与“出世”的冲突挣扎。“入仕“与“出世”这一矛盾的抉择始终困扰着古代的知识分子。政治清明时,他们争相入世，渴望受到重用。政治黑暗时,他们常遭排挤，被拒朝政之外,常怀才不遇。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例，二人在入仕和出世的选择上大体相同。他们都是饱读诗书，胸怀壮志，但是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望而却步，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同时，王孟二人都崇尚闲云野鹤般的隐逸生活，所以做官与隐逸构成了他们思想的矛盾。是继续入仕实现自己的政治宏愿，还是隐居山野，不问世事。孟浩然用一生的时间在选择，同样这样的矛盾也贯穿于其他许许多多文人的终生。如此矛盾的人生境遇和精神状态，却没有知音来排遣，只能把这样的期盼寄托在作品中，继续寻觅着情感上的“知音”。功利性的鼓励与非功利性的刺激。科举考试是古代大多数文人踏入仕途的途径，对于考生来说,自己的仕途命运完全掌握在主考官的手里。如果自己的文章有幸得到主考官认可，那么以后的仕途也就一帆风顺。而且这位主考官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这位考生的“知音”。这是一种通过正式的科考制度形成的知音与被知音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知音关系是通过呈文与施誉形成的。如顾况对白居易所呈《原上草》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赞赏有加。对白居易来而言,顾况是难得的知音。以上所提及的知音关系出于功利性的需求，必然会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色彩，由此创作出来的作品未必是好的作品，这必然会使真正具有文学才华的作者产生不满,他们希望打破科举考试建立的庸俗陈腐的文学范式，创作出展现个性的作品。这种非功利性的刺激的典型例子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观察，对那些深受科举考试毒害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胆深刻的讽刺批判，引人深思。但是这样的作品却很难被当时的统治阶级和主流文化所接纳。显然，这类作品的作者更加渴求知音的赏识。总之，不管是功利性的鼓励，还是非功利性的刺激，都离不开“知音”，都也都推动了“知音”情结的流行。
四、结语
“知音”情结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存在于古人的生命精神中。无数的知识分子遭到现实的种种打击后，所面对的是精神家园的丧失。这种精神家园丧失的本质是知识分子在面对不可避免的生命苦难与挑战甚至是毁灭时，内心所呈现出来的失落、绝望、恐惧、忧虑等多重复杂的情感。于是寻求“知音”，渴求理解的情结贯穿了他们的一生。虽然其原因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都传递着一个共同的声音———知音难觅，而考察这一精神现象有利于我们从多角度了解古代诗人作家的独特精神世界。
作者:符亚楠 单位:渤海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