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着眼于工业设计的概念在日本产业政策中的演变过程，对工业设计的概念脱胎于工业设计脱胎于前工业时代的民间工艺美术，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发展作为产业政策的一环，其定位不断演变进化这一历史事实进行梳理。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工业设计理解的演变过程，也是日本经济从落后到发达、从出口导向到满足内需、从重视制造业到脱实向虚的缩影。
关键词：日本设计；工业设计；日本设计史；产业政策；设计振兴政策
在日本的工业设计发展历程中，“工业设计”这一舶来概念的普及是渐进的过程。最初其代用词“工艺”被用于瓷器、丝绸等传统工艺品的制造，随着工业化进展成为20世纪早期日本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后，由于美国的影响工业设计的概念在日本社会得到确立，虽然最初被定位为推动出口的政策工具，随着经济腾飞逐渐为日本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此后因为泡沫经济的破裂和国际竞争的加剧，日本对工业设计改为强调其感性价值，以此维持产品的差异化和附加价值。对日本产业政策中工业设计概念的演变进行梳理，可以有效观察设计振兴政策作为日本产业政策一环的发展历程。
一、作为工艺美术的早期工业设计
“设计”一词约在明治时期传入日本，尽管作为工业附属品的“设计”在日语中原本没有对应的概念，但是通过输出精美工艺品来提升国家声望的努力从明治早期已经开始。在这种社会风潮中无论是作为重要产品的传统工艺品，还是欧美传入的西式日用品往往使用“工艺品”的名称加以解释，此时的“工艺”作为新造名词已经初步将“艺术”和“手工”等含义纳入其中[1]。此外“意匠”“图案”等词也于同一时期开始被用来表达近似设计的概念[2]。“意匠”曾被用于表现“形状、色彩和形态的结合”，而“图案”则多用于描述陶瓷、漆器的表面纹理修饰以及纺织物的花纹，带有较强的“装饰”意味。前述概念作为“工业设计”的萌芽远不成熟，但仍可被看作是这一概念的前身。大正时期日本对于设计重要性的认识迅速升高，工艺被认为是国家产业并得到了相当的重视，沿袭了明治时期重视工艺以推动出口的产业策略。时任农商务大臣牧野伸显向专家咨询改善工业产品出口事宜，相关结果被汇编为《关于工艺振兴的建议书》。建议书中提及建立专业组织管理各类有关工艺的事务、组织展览并建立工艺博物馆等建议，后来专业组织虽然因故未能建立，但组织展览等建议得到了采纳[3]。进入昭和时期后，管理工艺的专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实。国立工艺指导所于1928年在仙台创立，隶属于日本商工省，主要目的是引入国外先进的制造工艺改进进行试验和试制，推动生产实用、廉价而优质的出口商品，此外工艺指导所出版《工艺新闻》等刊物向业内分享各类相关知识。尽管工艺指导所的定位距离“工艺管理”还有相当的距离，作为日本国内最早的工艺指导组织依然为早期工业设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4]。
二、工业设计在产业政策中的确立
二战后的日本面临着复兴经济的艰巨任务，此时的工艺指导所被要求负责美国驻军家属房的家具、生活用品和电器的设计和生产。这次始于1946年的大规模的生产计划中，日本设计师开始接触美国人日常使用的家具、家电、厨具及餐具等，经过学习和仿制逐渐积累了设计和生产的基础知识[5]，此外日本派出大量的设计人才、企业家和设计教育家赴美进行学习、观摩，将相关经验传回日本[2]。在向美国学习的风潮中，著名设计教育家和设计评论家小池新二于1949年在《工艺新闻》上的刊文提倡以美国的“工业设计”取代工艺的概念[6]，从此现代的“工业设计”观念逐渐成形。此后随着工业设计的发展专利保护逐渐得到重视，以1949年的出口贸易管理命令作为开端，日本开始尝试通过法律和政策介入工业设计发展。但设计抄袭问题依然屡禁不止并招致欧美批评，因此日本于1956年成立意匠奖励审议会并于翌年开始实施G-Mark制度[7]。G-Mark制度指通过优良设计奖评选出具有优秀设计感的原创商品并允许其使用G-Mark标识，是日本设计振兴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一环确立的标志。为了进一步推动出口贸易的成长，通商产业省于1958年3月设置设计课，并于同年将意匠奖励审议会改为由设计课管理以提升其重要性。意匠奖励审议会于1958年首次论及日本的设计振兴政策时，将设计定义为“不同于单纯的样式、装饰或流行概念，作为商品的综合属性意味着功能和形态的融合美，是具有生活实用性的形态”，这一观念是与战前工艺美术概念的彻底诀别。此外，意匠奖励审议会将设计定位为“对于振兴出口贸易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强调设计抄袭影响了日本的声誉，作为回应计划通过创设日本设计屋、制定出口计划、普及设计观念和支援民间组织等方式推动原创设计的发展。在设计振兴政策的影响下，60年代后日本逐渐远离抄袭模式，开始通过设计创造产品的附加价值[8]，并走上了设计强国的道路。
三、作为生活方式的工业设计
经过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成长，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逐渐进入成熟型工业社会，强劲的国民消费力孕育了庞大的国内市场，此时的工业设计已经不仅用于推动出口，需要更多地迎合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反映日本的社会风潮。例如，虽然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前半期的日本企业充斥着消费主义的色彩，第2次石油危机带来经济重挫、环境问题、消费者运动高涨等因素则为日本社会提供了对消费社会进行反思的机会，以此为契机膨胀着物欲的设计开始向“轻薄短小”转变[9]。此后随着80年代进入泡沫经济，在奢侈化以至于往往显得庸俗的设计风潮中，源于设计界众多探索的个性化元素也在悄然萌芽[10]。从相关机构对于工业设计概念、课题及设计振兴政策的论述可以清晰看到时代背景产生的影响。尽管设计奖励审议会①于1961年阐述设计振兴政策时延续了1958年的精神，依然将设计定义为“企业活动的重要构成要素”和“国民经济问题”，设计振兴的目标却变为兼顾推动出口和满足国内市场。1972年出口检查及设计奖励审议会②对于设计的认知已变为“创造满足人们物质、精神要素的协调环境的创意活动，将产品功能、环境适应性和兴趣爱好等用户需求，和技术、经济性等生产要求进行结合并以此决定产品的形态的活动”，并且强调尊重人性并以此作为70年代设计振兴政策的立足点。这一精神在1979年关于设计振兴政策的论述中得到继承，该论述强调“基于确保有人情味的生活，并以此进行创造性活动”。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从对工业设计的定位和实践措施来看设计振兴政策并无根本性的变革，强调通过对有形物的设计满足用户的多元需求，“工业设计”不再是只有政府和专家关注的产业政策工具，而是融入日本国内消费市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四、转型期的感性价值创造
进入90年代后，出口检查及设计奖励审议会于1993年阐述设计振兴政策时，认为设计和“心灵、感性和文化等高层次的精神活动”紧密相连，并表示应该通过设计实现“生活价值的创造、社会价值的实现和个人身份的确立”,显示出对精神层面要素的进一步重视。泡沫经济破灭对日本制造业的沉重打击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因为新兴工业国在大型家电、个人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崛起，日本企业在传统优势领域因为面临激烈竞争导致营业状况不断恶化，陷入所谓“加拉帕戈斯化③”的窘境[11]。作为回应，经济产业省《感性价值创造倡议》强调设计过程中的服务、体验和主观价值的重要性，提出通过创造感性价值推动企业创新与成长并发掘新的商业模式，试图借此提升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日本近年来逐步发力通过设计振兴政策推动对无形事物（如服务、体验、文化产品等）的设计，感性价值的创造能否振兴日本的工业设计尚无法定论，此次转变的效果需要静待历史的验证。
五、结论
通过纵览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产业政策中“工业设计”及其相近概念的演变，可以发现日本的工业设计孕育自传统的工艺美术，通过对欧美经验和理念的吸收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设计概念。在日本通过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工业设计最初仅被视为推动出口的工具，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工业设计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其中精神、感性层面的价值越发受到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面临着产业转型的任务，在此背景下工业设计中的感性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作者:丁一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