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晓芳 张积家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人类创造了语言，也带来骂人的陋习。《汉语大词典》收录咒骂语397条，各地又有方言骂语。［1］“他妈的”能从众多咒骂语中“脱颖而出”，被冠上国字号，可见它的普及程度。鲁迅这样说道：“这话的分布，大概就是跟着中国人的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2］“国骂”的由来很难考证。鲁迅通过对《广弘明集》中北魏邢子材的话推见到其使用痕迹：“要攻击高大民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国骂如何咒骂一个人的血统？国骂是改良后的版本，由三字组成，简单隐晦。鲁迅接着分析说：“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2］从咒骂产生过程看，被骂者行为引发骂者不满。直接骂当事人最有攻击力，国骂却要绕远：需要第三方介入，需要推理才能产生效果。骂者不直接说对方来路不明，只告知自己与他母亲发生性关系，让对方推测、怀疑自己的血统。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隐晦的咒骂方式？骂娘到底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对国骂，人们深恶痛绝。然而，国骂生命力顽强，甚至与时俱进，有了新写法：TMD。这是“他妈的”三个字的拼音缩写，但更隐晦、简明，更易传播。拒绝国骂，必先弄清它为何能大行其道？根植于怎样的土壤？与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状态相联系？
一、“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
咒骂是受到不当行为攻击后发泄愤怒进行报复的言语行为。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对象，期望通过对其母亲施暴来攻击对方的血统。国骂的对象选择、选择依据及使用者对效果的预期都反映出社会状况、民族文化以及骂者的心理。
（一）咒骂对象的选择
国骂以对方母亲为攻击对象，反映出社会上的性别歧视，体现出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1．性别歧视
国骂使用频率高，产生性强，由它派生的骂语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奶奶、姥姥、姐姐等。国骂描绘的是男人如何占有和侮辱女性，反映出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由于实行父系继承制和从夫居的婚姻制，男尊女卑的观念源远流长。《周易•系辞上》和《列子•天瑞》明确表示男尊女卑；《女诫》宣扬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和三从四德的伦理。这些观念深入社会各阶层，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在汉字中，以“女”字为偏旁的贬义字有很多，如“婪”、“嫉”、“妒”、“妖”等。男性做错事，可以找替罪羊，“红颜祸水”就成为男人把责任推给女人的惯用借口。在当今社会，在重大会议参与者名单中，女性名字后一定标出“女”，男性则不加标记。一些职务、称号也有排斥女性的倾向。国骂也如此：实施不当行为的是女性的亲属，骂者却将过错嫁祸于女性。骂者的逻辑是：女性天生卑贱，更何况有行为不当的男性亲属。为维护男性的面子，可以由女性特别是母亲来替罪。
2．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讲究辈分，注重长幼次序。由骂娘衍生的骂语有一共同点：被骂者多是不当行为者的长辈或年长者：八辈祖宗、妈妈、奶奶、姥姥、姐姐、爸爸、大爷等，反映出国人即便咒骂也要遵循长幼有序的准则。国骂描述的是“我与你母亲发生性关系”，暗含“我是你父辈”的意思。其他衍生骂法也暗含这一意思。既如此，你就要尊重我。骂了人，又做了对方长辈，占尽便宜。长幼有序还意味着行为有双重标准：长辈骂晚辈可以；晚辈骂长辈是大逆不道。国骂使用者在口角战中占领制高点，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让对方即使回骂都显得底气不足。
（二）咒骂对象选择的依据
以对方母亲为谩骂对象，有歧视女性之嫌，有着当别人长辈的妄想，但国骂能从众多骂语中“脱颖而出”，一定有其道理。
1．子女的人格缺乏独立性
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在西方，人格围绕个体精神全面展开，拥有个人意识与自由。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儒家看来，正确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指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在人格的形成中至关重要。人格围绕宗法式社会关系展开，每一具体的人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夫妻等二元关系中。在家庭中，人格围绕亲子关系展开。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母亲承担照顾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又由于“严父慈母”型家庭居多，父亲与子女心理距离较远，人格展开便更多在母子关系中呈现。研究表明，国人自我中包含母亲成分，有母亲对他的感觉与期望。［3］自我参照记忆和母亲参照记忆激活共同的脑区。［4］国骂初看指向对方母亲，其实也指向对方。被骂者对骂娘大动肝火，既是为维护母亲的尊严，也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人格形成与文化有关。与个人主义文化比，集体主义文化更注重群体，成员倾向互相依赖。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鼓励个体把自我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5］“父为子纲”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望子成龙”是父母以自己的标准塑造子女。子女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父母意愿行事。中国调查网对658人调查发现，82．2％的人同意“上半辈子为父母活，下半辈子为子女活”的说法。天津市对373名小学生调查发现，66．4％的孩子为父母学习。因此，子女的自我成长与自主权力被忽视，人格缺乏足够的个人意识与自由。正如法律不追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而追究其监护人的责任一样，骂者也认为，尽管被骂者做出不当行为，但由于他的行为受母亲影响，缺乏独立人格，所以，要骂也要骂他的母亲。
2．终极责任归因
在国骂中，个体因行为不当遭致咒骂。骂者不骂当事人，却凌辱他的母亲。这表明，骂者将不当行为产生的终极原因归结到对方母亲身上，反映出国人的责任观：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责任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好分内应做的事；二是对应做却没做好的事承担不利后果。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与自己有关的人的行为负责。责任归因时，如只看到具体责任，会产生责任不清与问责表面化。因此，终极责任认定显得十分必要。终极责任指由责任最终承担者担负的责任。终极责任归因时，或归结为内部原因，个体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或归结为外部原因，外部因素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6］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都让国人更习惯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和西方人比，国人对环境格外看重，认为不当行为与生长环境有关。出现问题后，内因只负具体责任，外因需负终极责任。［7］骂者认为，被骂者不当行为的最终原因是受环境（特别是家庭）影响。家庭应承担终极责任。和西方人强调独立的个体不同，国人更看重整体。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人们会从家庭背景中找寻不当行为的原因。语言影响思维，汉语的一些表达也引导人们做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如，“将门出虎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子不教，父之过”、“一辈子无好妻，十辈子无好子”等都说明一个人表现好或坏，和“家风”有关。国骂使用者认为，子女犯错的根本原因是父母没教育好，要为此承担终极责任。这种刨根究底式的辱骂方式，反映了国人对父母教育责任的认知。在中国，由于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角，因而便成为终极责任归因的目标。社会舆论强调母亲言传身教的重要。孟子成才，岳飞精忠报国，都归于母亲的教导。母亲作用被放大，也并非毫无根据。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表明，子女与母亲的相关系数为0．55，与父亲的相关系数为0．44。［8］大量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与父亲比，母亲对孩子影响更大、更直接。中国母亲以“慈母”型居多。如果对“慈”把握不准，会疏于“宽”。母亲纵容溺爱孩子会导致子女不当行为产生。中国向来就有“慈母多败儿”的说法。国骂使用者认为，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既如此，骂对方母亲就底气十足。即使对方是年轻貌美的女性，骂者也宁愿舍弃美貌而将对方母亲作为辱骂对象。因为对方虽然年轻漂亮，却不对自身的不当行为负终极责任。独立人格的缺乏与终极责任的承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父母对子女生活介入太深，就无从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按照父母意志行事的子女只是没有思想的木偶。即便犯错，别人也不会深究他的责任。父母对孩子有控制权，也要承担孩子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p#分页标题#e#
3．“弱肉强食”的进化法则
人类起源于动物，遵循进化法则。一个人受到强者压制，最终反而会将其合理化，认为强权有理，弱者活该受罪。无法承受强者的压制时，容易伤害弱者。咒骂是希望以非武力手段惩罚侵犯者，令受伤害者得到补偿。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弱者避免肢体冲突的选择，也是体力上认输的表现。每个人都希望做强者。国骂使用者受到不当行为攻击，武力上又不敌对手，愤懑郁结在胸，于是转到对方身边的弱者———女性亲属那里撒气。慑于对方威势，将“你”改成指代不明的“他”，更凸现出骂者内心认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骂者获得了精神胜利：我打不过你，却可欺负你母亲。在你面前，我是弱者；在你母亲面前，我是强者。
（三）咒骂内容的选择
为了发泄心中愤懑，报复不当行为者，骂者选用粗俗恶意的内容。国人认为，性行为令人羞耻，于是便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作为咒骂内容。这种选择有如下原因：
1．这是受压抑的性宣泄
国骂使用者籍此宣泄性能力。国人对待性的态度历来含蓄压抑，有回避、恐惧、罪恶和冷淡等心理倾向。调查发现，66％的家长回答孩子“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时，只是敷衍或什么也不说。然而，不谈论不意味着没有性冲动。性冲动被压抑到潜意识里，借咒骂获得偷食禁果的象征性满足。人内心中不被社会接受的性冲动总是在寻求释放。带有性意味的话语，平时被排斥在话语之外。性冲动却试图冲破压抑，明确地表达出来。被社会文化损害、扭曲甚至否定的性本能是引发国骂的内驱力。当遇到不当行为时，人无比愤懑，伴随着高涨情绪，性欲望失控，喷薄而出，表现在语言上就成了国骂。
2．以繁殖为目的的性宣泄
和英语的“fuck you”不同，国骂使用者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还在于将对方母亲作为生育工具，期望通过性行为，在对方家族内留下后代。这样，就可以破坏对方家族的纯正血统，侵犯对方家族的子嗣传承与财产继承。这反映出国人的性行为动机。性行为目的有三：生理需求、延续后代以及获得愉悦。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影响下，国人往往将“传宗接代”作为性生活的主要目的：“为后，非为色也”。性作为一种可获得愉悦的生理需求被淹没了。
3．具有暴力性质的性宣泄
国骂中的性宣泄不是两情相悦，而是男性对女性施暴。在传统中国，女性的从属地位造成男女在性行为上不对等：男性操纵性关系，将女性视为攻击对象，将性行为视为施暴途径，反映到语言上便是国骂。女性虽可攻击男性，但父权制下的人们却认为，男性即便受到性骚扰也值得自喜。男性握有性侵犯的主动权，因而比女性更多地使用国骂。
（四）对咒骂效果的预期
人类对语言充满崇拜，认为语言有主宰人命运的神秘力量，语言崇拜发展到极端便是咒语。［9］骂者带着语言崇拜使用国骂。开骂前，会在心中盘算：一定要说伤害对方的话，这样才能发泄愤怒。咒语的伤害力取决于两方面：（1）被骂者也相信语言有魔力；（2）即便被骂者不完全相信，如骂者用词侮辱程度大，旁观者的鄙视同样会增加咒语的伤害力。事实上，国骂表达的内容并不存在，骂者只是虚拟情境，希望借助语言魔力让被骂者信以为真，使其生气。为保证咒骂的伤害力，骂者选取最有侮辱性的情景：强暴对方的母亲。如果被骂者无动于衷，只会招来他人的鄙视与嘲笑。骂者对国骂效果的预期基于以下三点：
1．触及被骂者的家族荣辱和血统纯正
国人的家族观念历来很深，祖先崇拜情结浓厚，认为亲人虽已故去，灵魂仍在，还在保护和监督后人。在古代，最让人羞辱的事莫过于被挖了祖坟。口角之争犯不着去挖祖坟，“挖祖坟”就变通为“骂祖上”。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凌辱对象，暗地里却在骂对方父辈：你的父辈懦弱无能，被我戴了“绿帽子”。按照传统，男人与别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没什么，甚至还值得炫耀。如果自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那绝对是辱没祖宗的事。被戴绿帽子的人也多选择疯狂报复，“夺妻之恨”与“杀父之仇”的愤恨指数相同。“挖祖坟”式的国骂不骂对方而骂他的父辈、祖辈，方式迂回曲折，却收到神奇效果。辱骂对方家庭比辱骂本人更能刺痛被骂者的心灵。陈琳在《为袁绍讨曹操檄》中骂曹操及祖上，最让曹操生气的不是自己被骂，而是自己的长辈被骂。［10］在国人的家族观念中，最重要的是血统观：以血统纯正为荣，以非纯正为耻。母亲孕育生命，在语言层面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意识里就可以当对方的父亲，从而达到挑衅和质疑对方血统是否纯正的目的。骂者以对方母亲为切入点，骂娘就等于骂全家：你的父辈懦弱无能，你的子孙血统不纯，你的家族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刘福根调查了204个现代汉语詈词，按粗俗和恶意程度区分，前十五位的词有：猪狗不如、畜生、王八、操你祖宗、操你娘、贼王八、不是人、狗改不了吃屎、杂种、狗养的、贼种、野种、断子绝孙、狗杂种、狗娘养的。［11］这些词多与血统有关，从中可以看出此类咒骂语的杀伤力。
2．瞄准国人最在意的女性贞操
贞操观是指女性严守贞操而不失身，在婚姻上从一而终甚至不惜以身殉节。社会生物学认为，男性和女性对待配偶不贞态度有异。配偶与其他男性性交，男性损失很大。配偶生下别人的孩子，自己失去传递基因的机会。女性则无此困扰。巴斯等人分别让人想象配偶与别人性交。15％的女性对此引发最消极情绪，男性竟高达60％。［12］如以中国男性为被试，比例会更高。这是由于国人对贞操格外看重，而且只针对女性。在父权制下，女性是家族的私有财产，女性要保持性的纯洁与专一。贞操观念到宋代明显被强化，甚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国骂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我与你家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你家的女人就没有守住贞操。女性失贞，既侵犯家族禁忌，令男性权利失控，让家族蒙羞；又关系到家族命运与家产继承。通过与被骂者母亲发生性关系，令其失贞，后代的血统就不再纯正，家庭财产会受到侵犯甚至丧失。在父权文化中，女性失贞是最大耻辱。人们心中最看重、最在意女性的贞洁，骂者却用来辱骂对方，杀伤力可想而知。3．利用孝道激怒骂者孝道是中国人首要的道德规范，是处理子女与长辈关系的行为准则。“孝”的涵义有三：养、敬、顺。“敬”主要表现为尊敬父母，保护并发扬父母的声誉，维护父母的尊严。如果子女容忍对方骂自己的父母却无动于衷，就是不孝，会遭人鄙视。在“孝”的对象上，国人更重视对母亲的孝。国人有浓重的母亲崇拜。母亲背负着神圣、伟大的象征意义，是具备所有美德的女神。在《二十四孝》中，7个故事讲孝顺父亲，3个故事讲孝顺父母双方，14个故事讲孝顺母亲。选择对方母亲为辱骂对象，就是利用孝道挑衅对方：你不生气，就无孝心。对方为表示孝心大动肝火，目的就达到了，从而助长了国骂的使用。对母亲的神化与咒骂并不矛盾。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女性是满足男性快感的工具，母亲形象更多的是被男性赋予规定的意义。母亲是一种空洞不实的象征与符号，可以被男性按照特定的需要理想化或鄙视。#p#分页标题#e#
二、“另类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当然，并非所有的国骂都以侮辱他人为目的。在特定的语境下，骂者与被骂者的关系不同，国骂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一）作为口头禅
作为口头禅的国骂，谩骂成分被淡化，有强烈的反叛感，被一些人认为是有个性的言语。
1．强烈的反叛感国骂是对被压抑的性的反叛。一些青少年将国骂挂在嘴边，是因为他们对性的要求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却没有机会和条件，只能在口头上发泄。
2．给对方造成压迫感在男权意识下，以阳具为中心的骂娘被视为男性的特权，口带国骂被视为有魅力。为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便把国骂挂在嘴边，在言语上充大佬，给对方造成压迫感。
3．充当“友谊的桥梁”国骂的使用与人的教育程度、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普通大众多于知识分子或有身份的人。使用国骂可以拉近知识分子与大众、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也是为什么国骂有时会出自知识分子或领导之口的原因。
（二）用于发牢骚
骂娘几乎成了发牢骚的代名词，骂娘与情绪发泄如影随形。
1．是弱势群体悲哀而无奈的表达普通民众没有很强的民主、平等和抗争意识。面对强大的对手，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在口头上占对方母亲的便宜。由此，骂娘往往成为弱势群体发泄不满的口语。
2．隐含了对国家和社会的爱无明确对象的骂娘，少了几分攻击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表达了对国家和社会的爱。关心国家和社会，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才会骂娘。如果社会完全失去公平和正义，人们就不会骂娘而是揭竿而起。长期以来，祖国被喻为“母亲”，领导被喻为“父母”，爱民如子的汉代太守杜诗虽为男性，仍被称作“杜母”。在这种隐喻之下，骂者把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看作母亲，骂娘哀叹的是母亲对待子女的不公。至此，可以将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归结如下：骂人者受到不当行为攻击，寻求报复。估量对方实力后，选择咒骂。直接骂对方可能导致肢体冲突，于是欺负被骂者的女性亲属；认为女性亲属可以替本家族男性代过，强暴她们还可使自己成为被骂者的长辈。选择母亲作为谩骂对象也有理据：子女的人格缺乏独立性，更多地受母亲影响，母亲是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人。报复方式也要讲究：语言上施加性暴力，要做就做平时不敢做也不能做的事。骂者对国骂的效果非常自信：涉及被骂者的家族荣辱，关乎对方的血统是否纯正，扯上对方母亲的贞操，一定会让被骂者暴跳如雷；如果被骂者不生气，则会被指责为“不孝”。作为口头禅的国骂只是为了显得很“爷们”罢了。至于发牢骚时的骂娘，则含有对社会公平与公正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