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范文1
在对社会体育组织研究文献的检索中，依据研究的需要，将与“社会体育组织”含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条“体育组织”“体育社团”“体育协会”“体育基金会”等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网络版）收录的CSSCI和核心期刊文献中进行篇名项的精确检索，不设远端时限，以2013年12月31日为时限近端，经逐条查看检索结果，排除掉重合项以及无关的大量文献条目，最终获得321条与社会体育组织相关的研究文献并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1999年前总体研究数量较少，到1999年开始有了明显的增幅，从2000年到2007年，社会体育组织研究的文献数量一直处于平稳上升趋势，2008年出现爆发式增长，2009年、2010年微幅下调并逐渐趋稳，直到2013年，研究数量再次明显增长。除北京奥运会举办后2009年、2010年出现下滑外，整体曲线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这充分说明社会体育组织的研究非常活跃，仍处于当前体育学界研究的热点范畴。从图1的曲线中还可以看出有2个年度属于增长高点，分别是2008年和2013年。2008年相对于2007年文献数量增加了19篇，这与我国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直接的关系。在2008年，国家组织了一系列科研论文报告会，在宣传力度、重视程度、资助程度等方面都较以往高出很多，因而大大地激发了体育研究领域学者的科研热情，大量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时间涌现出来，于是出现了文献研究数量“喷涌式”增长的现象。这其中不仅包括“社会体育组织”的研究，其他体育类的研究文献也都在这一时期迅猛增长。从文献增长的研究领域来看，主要增加的是社会体育组织管理、学校体育社团以及赛事组织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的领域明显得到拓宽，出现了对体育组织进一步细化研究的趋势。另外，组织发展、组织现状、国际体育的研究篇数也略有增长。2013年与2012年相比，研究文献数量也增加了6篇，其增长明显的是现状和管理方面的研究，覆盖的领域也有所扩大。纵观社会体育组织的研究文献，其增长的领域和成果出现的时间完全契合我国政策热点和重要体育事件，如“奥运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公共服务建设”等。总体来看，社会体育组织的功能、社会体育组织文化建设、社会体育组织与公共服务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文献数量增长比较明显，且管理和发展方面的研究总量都比较大，研究的面也在不断地拓宽和细化。当前，国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这必将成为社会体育组织研究的新热点。
2社会体育组织研究的追溯
从文献检索的结果来看，体育组织研究的早期，方瑸对苏联的体育组织进行介绍，该文发表于当年《苏联问题参考资料》第2期，文中描述“苏联管理体育运动的最高机构是全苏体育运动委员会，它是属部长会议管辖的……除了各级体委行使职能之外，在开展体育工作上，苏联的社会体育组织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苏联的社会体育组织主要是志愿体育协会和单项运动协会。”并且方瑸从40个志愿者体协中的10个行业系统志愿体协选取了7个影响最大的做了简单描述，包括了公安系统、工业系统、大学生、中小学和技校、铁路、水运系统等。1987年上海体育学院葛利等翻译了美国人W•H•弗里曼发表于《PhysicalEducationinChangingSociety》的《美国社会体育组织简况》一文，介绍了美国存在的社会体育组织及其构成的基本概况。从总体情况上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对体育组织的研究均停留在对美苏体育组织的构成内容。对国内社会体育组织研究首见于报端的是李存章对民间体育组织的研究，其在1991年《体育文史》第6期刊登了《艰苦创业六十载———记我国近代民间体育组织“广东梅县强民体育会”》，文中叙述了“强民体育会”的创立与发展历程，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以及对体育人才的培养。这篇文章对于我国民间体育组织的研究开创了历史性的先河，为组织和丰富群众体育活动提供了建设性参考依据，也为各地学习和创建体育组织提供了史料借鉴。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有关社会体育组织的研究逐渐加速，起初的研究还主要是建国早期以及历史上体育组织的研究，直到1996年起，我国才出现了对新兴体育组织的一些研究，如续川于1996年在《体育文史》发表的《关于我国体育组织体系改革的思考》，吴世英于1998年在《广州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的《中国社区体育组织文化分析》，刘明生于1999年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的《上海市社区体育组织现状及发展对策》，李建国于1999年在《体育科学》发表的《城市社区体育组织结构“小型化”探索》等。这一时期社会体育组织的研究出现了研究领域逐渐拓宽、研究视角多样化的趋势和特点，而也在此时，“社区体育组织”研究出现了第一波热潮。
3社会体育组织的研究内容分析
从体育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注该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3大方面。
3．1社会体育组织的基本理论研究
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组建的稳定的合作形式。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相关提法全部采用了“社会组织”这一称谓。社会组织国际上通常称为“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第三部门等，“泛指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社会体育组织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用社会体育组织总称以上这些提法更为合适；因为这样的称谓不仅可以代表以上组织的所有特征，而且更具有现代的意义，也与国家相关文件保持一致。体育界学者对西方社会体育组织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西方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公益性、服务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的讨论上，并与我国的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系进行了对比。弗里曼等对美国的社会体育组织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潘铁军、张龙针对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体育组织管理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可以建立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中心的社区体育组织体系，实行民办官助、自营自治的组织管理形式，半公益半消费式的经营模式。凌平等对意大利体育组织管理体制剖析发现，意大利体育组织管理体制属于社会自我协调管理体制。体育界学者就社会体育组织的研究呈现多维理论视角，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代表性的研究视角有马志和、黄亚玲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视角，魏来等、卢元镇等的法团主义视角，肖林鹏、仇军等、黄汉升的治理理论视角，汪流、王凯珍等的合法性理论视角。他们分别就制度、体系、地位、发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
3．2社会体育组织与政府关系的探讨
该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职能、资源依赖、关系向度等角度。黄亚玲研究指出，体育社团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特质，新中国成立后，体育社团的3次发展高峰，都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息息相关；刘东锋等运用经济学理论，就我国政府对非政府体育组织的需求与社会体育组织供给的内容进行分析，其指出：我国非政府组织与国外非政府组织供给上存在较大差异，并且经济上对政府依赖性太强。王乃英等、熊振强等从政府职能转移视角对政府与社会体育组织职能的分配做了探寻，分别指出我国政府管理方式应当由行政管理和全面包办转移到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合作型管理模式上来；冯欣欣等从资源依赖视角认为从中观层面探讨政府与非营利体育组织间的合作问题，组织目标的一致性和资源互赖是促成政府与非营利体育组织合作的动因，从组织身份和资源依赖2个维度来看，当前我国政府与非营利体育组织形成权力失衡下的有限合作模式，应通过政府赋权和非营利体育组织增能，构建政府与非营利体育组织理想的合作模式。汪流提出了草根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向度应着眼于“合作”而不是“分离”，应当由“政府主导式合作”向“互补式合作”转变。
3．3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现状及实践研究
该领域成果主要集中在区域性和人群性体育组织管理的现状调查上。王凯珍等对中国城市老年人体育组织管理体制进行了现状调查研究，吴树斌对澳门社区体育组织管理进行了探讨，周小林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探讨了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创新发展，朱家新、姚磊等对农村基层体育组织管理现状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指出当前对社会体育组织的重视程度不够，组织之间缺乏相互沟通和协调，队伍薄弱，经费匮乏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相关建议。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为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综上所述，社会体育组织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国家管理背景下所做的一系列探讨，在新时期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创新，特别是中央政府在社会组织发展的激励和培育、规范发展机制、拓宽发展空间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这些制度和政策的改革与尝试对于新时期社会体育组织的建设以及发挥社会体育组织作用，形成社会体育管理和社会体育服务合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对未来中国政府与社会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具有新的涵义。
4创新社会治理视域下社会体育组织研究前瞻
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借用国外相关组织的发展经验，在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参与治理所需的条件都是全新的研究课题；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路径和方向进行深入的研究。
4．1社会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
结合中外社会治理理论，以史实为线索，对我国社会体育组织的出现、发展、演进进行历史描述，然后对现实状况进行分类归纳，分析其存在问题及其成因。4．2社会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条件分析以国家政策、民族文化特色等为依托，从组织属性、管理模式、组织职能、组织制度、规模、机构设置、服务内容与实施路径、人员构成等多方面分析参与社会治理应具备的基础条件。
4．3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与发展现状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构建
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与发展现状的研究范畴应包括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现状和所提供的服务。主要内容包括硬件供给（体育场地设施、机构、人员等）、软件支持（服务管理、相关政策、健身指导等）。基于对社会体育组织管理服务的现状调研，还应分别对社会体育组织的规模、投入、效率、机构设置、权限划分等方面效果做出评价，提出对策建议，构建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
4．4社会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分析
借鉴国内外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的理论与经验，可以从社会人群对体育服务的不同需求出发，基于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探索其供给机制、动力机制、效率机制、激励机制、整合机制和互补关联机制等，并分析其相互关系和实现路径。
4．5社会体育组织的功能、地位和作用的探讨
在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伴随着政府体制改革，社会体育治理的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结合社会体育的现实需求，社会体育组织的功能不再局限于以往被动的接受任务、请示、汇报、审批等环节，其注册程序越来越简化，开展活动的灵活度和自由度都将明显提高，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社会体育组织的地位也将重新定位，其将以新的姿态活跃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将更加强大。这3个方面的发展变化也将是体育理论工作者新的研究范畴。
5结束语
社会论文范文2
一、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中的安全问题分析
(一)高职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缺乏目的性———唯利是图
笔者对一些高职院校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了调查，发现许多大学生都做过产品促销员、宣传员、以及餐厅的服务员等。在被问起为什么要参与这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时候，他们往往都回答的比较理性，比如，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来更好地认识自己，增长见识，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等，还有的同学回答的比较直接，他们毫不避讳的说做兼职或者实习就是希望能够多赚一些钱来替父母分忧或者使自己的生活过的更加充裕。可是有的学生却一味的盲目的追求钱财，忽视了自身价值的实现。由于大学生的社会经验非常少，如果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失去了理性，利令智昏就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后果，在我国，一些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时误入非法传销组织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二)高职学生多数缺乏社会经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容易受骗上当
绝大部分的高职院校的大学生社会经验不多，对于社会上的很多事物分辨能力不足，同时又比较缺乏相关方面的指导。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在做兼职或者实习的时候对用人单位缺乏提防，轻易地相信他们的许诺，最终付出的劳动和辛苦得不到兑现，却无处申诉。另外，社会上还经常有这么一部分人，利用大学生的防范意识差的弱点，以较高的薪水和待遇引诱大学生为他们打工，让他们做很多很繁杂的工作。这些人采取奸诈的手段不与大学生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与实习协议。这样，在付出了辛苦和努力之后，由于没有法律依据，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再加上大学生大部分都年轻气盛，处理问题争端的方式往往会有些偏激使得问题处理不当，甚至还可能对他们的人身或者财产安全带来威胁。
二、造成这些安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学校对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的组织结构不完善、管理不科学
科学的社会实践管理机制是推动社会实践持续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大部分的民办高职院校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和负责人来负责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没有完善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管理机制，只是由辅导员做一些简单的安排。有的学校虽然设立了大学生实习就业指导办公室，但办公室的负责人员大都没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方案，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管理也很不科学。笔者认为学校应该从确定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主题与基地、预算活动经费、编制活动计划到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实践效果评估等方面都应该有具体的人员负责相应的工作，使得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有有迹可循。真正把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当作一项培养方案来实施。减少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安全隐患。
(二)教师对社会实践活动安全的指导不够
社会实践是高职学生自我知识结构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一种教育形式。当学生们热情高涨的投入到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去的时候，也为他们的老师增添了一份身为师长的责任。作为我们年轻教育工作者，虽然有工作的热情，缺少处理有的问题所需要的具体方法与技能，这就需要我们积极主动的去学习，去探讨。我意识到这也是我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注大学生社会实践等专业知识的学习，以便于更好地去为学生服务。
三、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中的安全工作分析
(一)加强社会实践安全的宣传工作，增强学生、学校、社会的安全责任意识
大学生之所以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存在安全方面的问题，除了社会的复杂性与大学生自身的防范意识差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要归结学校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宣传工作不到位，没有使大学生在内心深处形成一种安全意识。同时，如果高职院校对学生的社会实践安全宣传工作到位了，不仅有利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顺利进行，还可以提高学校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因此，只有做好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安全教育工作，充分认识到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义所在，积极地开展高职学生社会实践安全的宣传工作。是培养学生成功步入社会的第一步。
(二)提高对高职大学生社会实践安全的认识
参加社会实践的高职大学生大部分都是成年学生，他们都具有约束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要做好高职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安全工作，最终还要通过学生自身来实现。只有让学生认识到社会实践安全的重要性，他们才会在实践活动中树立起安全意识。充分地认识社会实践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有利提高大学生的社会意识和自我健全意识。高职院校的教育任务实际上就是使学生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和社会化的能力，帮助学生完成由学生到社会公民的转变，帮助他们树立基本的社会意识，掌握基本的社会技能的过程。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民办高职院校以及普通高校的大学生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提高对高职大学生社会实践安全的认识，有利于大学生学会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树立法制意识、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为担当新的社会角色做好心理准备。
作者：李奕 单位：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二）
一、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模式
目前，国内外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模式多种多样，已形成一个政府明确责任、社会广泛支持、家长重视参与的大学生社会实践环境的多种社会实践模式;如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学校与企业联合的双元式社会实践活动、社区服务模式;如校区、社区、科技园区融合与联动发展的三区联动模式等。三、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视程度不够
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认可和重视不到位，更多的是敷衍了事，忽视了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组织规划，没有发挥大学生的实际优势，没有注意到真正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对于大学生教育和锻炼的特殊重要性，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必备性。同时家长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重视也不够，有些家长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解的失误，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是不务正业的活动，纯粹是为了游山玩水，有些家长怕他们的孩子吃苦受累，所以并不予支持。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表面上开展的是热火朝天，轰轰烈烈，而实际上只是一少部分学生在真正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经费的投入非常少，而社会实践活动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项目，在实际的开展运行过程中，只能以压缩时间、减少费用开支、减少社会实践参与人数等方办法来满足实际的正常运作，很多高校通过对重点实践队扶持的形式来开展运行社会实践活动，并加以报道宣传，但是却忽视了大多数没有正规组织形式、没有足够经费支持的自主社会实践活动。
(二)实践教学资源的相对匮乏
由于学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未能给予重视，使得学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四处奔波寻找实践场所，造成两极分化严重，部分学生的社会实践甚至只是走走过场，收效微乎其微。
(三)社会实践缺乏科学的指导
目前的大学生社会实践通常局限在社会调查研究、国家政策的宣传、专门的参观访问、特定的文艺演出、固定的生产劳动等形式，还停留在社会实践的初级发展阶段，缺乏深入发展的改革和形式的创新。实践的内容也往往与大学生的专业结合不够紧密，不能做到学以致用，也没有针对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特别是农村的实际，没有顾及到群众的实际所需，没有真正达到为社会发展作出实际贡献，为群众办实事的目的。
(四)社会实践绩效评价体系缺乏科学合理性
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单凭实践总结报告和单位公章证明有很大的水分，因为有些学生并未真正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与此同时，学校对于实践报告往往只有字数的规定，而对内容和格式等没有确切的要求，评选机制不够健全完善，即使制定了奖惩机制也很难落到实处，社会实践活动搞得好坏与否也就没有多大实质性的差别，这样就很难调动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主动性。
二、提高当代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的方法和对策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必须要按照“接受教育、增长才干、作出贡献”的原则，同时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专业特点，依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方式，才能收到良好的实践效果。
(一)组织体系创新
学校可以成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活动领导小组，设立社会实践专项经费，把社会实践创新作为必修课。考虑到不同学生的知识水平、社会经历和成长需要，设置多样丰富的实践创新内容迎合各类学生的需求，各选所需，各有收获，建立系统化的社会实践创新平台。
(二)实践活动内容创新
将社会实践活动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相结合，集中组织学生骨干到农村和基层进行锻炼、调查研究和志愿服务;将社会实践活动与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引导学生结合专业特色和挑战杯、创业计划等科技作品申请项目立项，开展各类科技创新和项目调研活动，把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与社会实践有效结合;鼓励各立项团队开展富有创新元素的科学研究，通过实践方式将现有知识作进一步推进，在取得成果的同时贯通所学、了解未知，培养大学生的探索精神和科技创新能力，有效促进教学、科研、社会实践有机结合。
(三)机制创新
社会实践项目化运作的首要环节是立项工作，学校应充分调研、总体规划、科学论证，根据学生实际和实践地需求，按照“量体裁衣”的原则认真做好项目内容设计，使实践项目既结合学生自身实际和专业特点，又结合地方需求。学校可以制定必要的检查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建立社会实践活动信息接收、处理、反馈机制，加强对社会实践实施过程的指导检查。结合社会实践活动申报的目标，既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也及时掌握社会实践小组的实践动态，实时监控，针对实践活动实际，及时调整活动内容和目标，注重解决现实问题，产生实际效果。同时，可以建立一个量化评判与模糊评判相结合的评价制度，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使实践活动在评估上既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例如时间长短、论文质量、科研成果等，同时又有模糊性的评价指标，如社会成果、教育成果、个人知识积累等。在评价方法上采取以社会实践小组为单位自评、服务地满意度测评、学校实践指导机构考评三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这样不仅为社会实践的开展提供有效的监督机制，也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实践实际效果，促进实践质量不断提高。
作者：孙彤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
一、在教学场所上事先校内和校外相结合
我们通常可以采取的方法有：1.把事先可以教学完成的知识提前在校内完成。比如说在认识马路这一教学内容时，教师课前把需要教学的内容拍成照片，在课堂中利用照片对学生进行教学，把所要外出教学的内容给学生提前一个感知，并在外出之前做好安全、行为礼仪等教育，这样在外出教学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针对一些路程、天气等客观条件因素制约的只好把实践场所放在校内。例如：学校要开展宾馆的客房服务这一教学内容，经常性的带学生到宾馆实践，一是路途较远，二是宾馆生意好的时候没有空的房间供学生练习，而这一教学内容又比较适合学生毕业后实现就业，我们带学生参观后和酒店协商，在校内布置一间标准间按照酒店的标准进行配置，请酒店的员工定期到学校来教学生操作，这样节省了学生外出路途中时间的消耗，也不会和酒店的生意相冲突，只需酒店定期派一名员工过来给学生培训同样能让学生掌握这一技能，达到实践的效果。
二、在教学人员上实现教师和志愿者相结合
学生外出社会实践是一个开放多变的场所，不会把学生固定在一间教室里，通过老师利用投影大屏幕或黑板把教学内容展示给学生，而更多的是一对一，或者是二三人的小组教学，平时在学校里一个老师可以实现对一个班的集体教学，但在外出实践当中这一点教师就难以做到了，这就需要增加教师人数来实现，从安全的角度出发也是需要配备更多的人手来进行教学，但是学校教师平时的工作基本是均匀分配在各个班级和各个学科，很难就社会实践课单独抽调大量的教师来参与其中，否则势必影响其他学科的教学和学校的整体工作。借助志愿者或社会义工的力量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校和绍兴文理学院的大学生志愿长期结对开展学生社会实践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在和大学生志愿者结对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志愿者的素质进行筛选，选择有爱心和耐心的志愿者参加，要求志愿者能固定时间固定人员来指导学生社会实践，如果频繁换志愿者，学生比较难以适应陌生人对自己的指导，志愿者对学生也需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几年来校外志愿者为我校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起到了不少的帮助。另外，在有些特定的场所除了我们的老师外，还可以找到比我们更加合适的人来担任老师的角色，我们自己的老师只要做好组织工作，例如我们在带学生参观医院体验病人看病时，我们邀请了医院的志工负责人给我们讲解，带领学生参观体验，在带学生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邀请博物馆的讲解员给我学生讲解，在参观沈园时我们让景区的讲解员给我讲解陆游的爱情故事等等，在这些专业人员的讲解和帮助下，我们的学生体验或许会更加的深刻。此外，我们还可以发挥家长的力量，学校部分家长文化层次较高，通常精通于某一领域，或手中拥有一些可以提供给我们孩子实践的资源，我们要善于利用家长这以资源为我们学生的社会实践服务。
三、在教学方式上实现理论和操作相结合
在对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教学的时候，我们通常先对学生进行理论上的教育，然后再让学生进行操作体验。我们对即将毕业的学生进行职前培训教育，首先老师先会给学生介绍一些有关职业，具体是做什么的，需要具备怎样的本领，上班后需要遵守企业哪些规定，按规定完成工作任务后一个月能拿到多少钱，教育学生在工作的时候需要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等等。这些都是理论上的铺垫，学生只是有了初步的感受和了解，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体验，接下来为了让学生有真正的劳动体验，我校组织学生先到一家文具生产企业进行参观，走进车间看看工人是怎样生产自来水笔的，一支自来水笔从部件生产到加工组装成品共，需要经历几个流程，工人一天的劳动强度大概有多大，工作环境到底是怎样的。最后，我们选择自来水笔组装车间的一套工序作为实践操作内容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我们把笔芯、笔杆、笔帽、笔头这些零散部件拿进教室让学生在教室里进行自来水笔装配，对每个学生的装配数量进行登记，按照计件制的形式根据学生的生产产量进行发放报酬。学生通过生产劳动一天能取得10-20元不等的劳动报酬，让学生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了工作生产的艰辛，同时也让学生明明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自己也能创作一定的财富，可以做到自食其力。在学校当中开展岗位劳动活动，把社会实践融入到日常的学校生活当中，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也能很好的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学校特意设立了送报员、人数统计员、卫生清洁员、花草养护员、超市理货员、体育器材摆放员等劳动岗位，每个班挑选学生参加学生每天到校按时参加岗位劳动，老师根据学生的完成的情况对学生每次的劳动发放5角到2元不等的代币券，一个月到了学生可以拿着购物券到学校的小超市购物，学生的劳动岗位每月重新安排人员，这样学生一学期就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工作岗位。通过这些岗位劳动学生自然就能体验到工作是需要坚持和付出的，可以增强学生的品格和意志的锻炼，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作者：钟小平 单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育才小学
（四）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广泛，活动形式也在不断地创新。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从教学角度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教学计划内的活动，一种是教学计划外的活动。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区别：1）组织的对象不同。前者一般由学校教务处组织，后者一般由学校团委、学生会等社团发起组织，有时学生个人也会自发组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2）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配合一定的教学过程而开展的，后者是为了学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而开展的活动。3）特点不同。前者大多与专业教学联系紧密，有比较固定的实践平台，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后者不必与专业教学挂钩，组织形式灵活，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国内外的高等院校都十分重视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认为这是为了大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了解社会的必要活动。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国外很多高校规定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正规教学计划的一部分，并给予一定的学分。国外许多学校并不设置德育课程，而是强调隐形课程的德育教育作用，这种作用对学生道德发展的影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高校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较早、成效显著的是美国。在美国社会实践活动叫社会服务学习。社会服务学习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特殊教学模式，把课堂教学和社区服务有效地结合起来。这种特殊的教学方法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随着后期的迅速发展，被广泛用于高等学校的各门学科。美国高校社会服务的主要特点有活动的形式多样化，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服务组织各方面的实力较强，服务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音乐专业大学生在欧美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有定期去养老院演出，如室内乐及声乐表演等，参加教堂唱诗班演出，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的演出，电视传媒演出活动等等。
我国社会实践可以追溯到1980年。清华大学的学生提出了“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提倡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这一号召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社会实践活动很快扩展到全社会。1983年，团中央、全国学联发出通知，号召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周”标志着我国高校社会实践活动逐步走向正规化。我国音乐学院及各大院校每年都组织艺术实践活动周及其他的相关社会实践活动。高等院校由团委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总体看来，国外的社会服务与我国的社会实践对学生的影响、对学校和社会的作用是相似的。我国在发展和改进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社会服务学习理念和策略的可取之处，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内蒙古师范大学团委推荐一批优秀的音乐专业大学生参加由内蒙古团委、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各大院校联合举办的“红红青春”大学生青春励志选秀比赛，为学生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社会实践活动机会。本次活动是以“健康、智慧、向上、美德”为主题，展示内蒙古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精湛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对青春梦想的追求。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传递了正能量，为大学生提供了参与艺术实践、展示艺术才华的舞台。本文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中三种不同角色的学生进行调研分析。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有的学生是参加比赛的选手，有的学生是现场比赛的键盘乐手，还有的学生是比赛现场导演助理。通过问卷调查及对个别学生的进一步了解，本人进行了总结及研究。音乐专业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益匪浅。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中学生得到了团委和老师的大力支持及鼓励。参赛选手从选择比赛曲目、音乐表现力、演出服装的设计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意见，积极充分地准备了这次比赛，通过和其他选手的竞技和交流，达到了取长补短、展现自我的目的，积累了宝贵的舞台经验，增强了今后专业技能进一步提高的欲望。键盘伴奏的学生通过这次比赛伴奏，专业技能得到了评委老师及导演的肯定，大大增强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动力。在活动过程中也体会到了自己对音乐感觉的不足之处。在今后的学习中有针对性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更进一步地完善自我。担任比赛现场导演助理的学生，通过一些琐碎的协调工作及帮助导演配合现场顺利比赛的工作锻炼了自己的应变能力及沟通能力，这些是在大学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工作中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磨炼自己的性格，有足够的自信心去适应社会的竞争力和来源于各方面的压力。
音乐专业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发现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一部分音乐专业大学生没有正确地认识社会实践活动。因为认识的偏离，导致没有充分利用实践活动的宝贵机会。学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起到关键作用，目前大多数大学生往往是被动响应社会实践活动。二，音乐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指导。很多有表演欲望的大学生对于自己参加社会实践显得茫然，对活动的具体任务、目的、意义、要求等内容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也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三，音乐专业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没有勇气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去适应社会的竞争力和来源于各方面的压力，源于大学生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矛盾，自信心与实际的差别，对人生前途的迷茫，给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带来困难。教师在社会实践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教师应摸索了解大学生心理思想变化，如何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使所学专业技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人性化的引导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去启迪每个学生的内心心灵，有效释放学生的本质潜能，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激励他们勇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更好地完善自己。社会实践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对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实践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实践促进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2）提高了学生思想政治的觉悟。社会实践使学生了解国情，坚定了正确的政治思想。通过了解社会，接触社会，使学生增强勤奋学习的责任感。3）提高了学生专业素质，发现了自身不足之处，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4）通过社会实践可以提高大学适应社会的能力，提高大学生的工作能力。5）促进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学生与社会的联系。21世纪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艺术教育又在素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艺术教育的学习可以提高人的审美观，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并且把自己活动中的感悟和感想积极主动地运用到自己的各项学习中去。音乐专业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对于当代教育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音乐专业大学生全面认识自我、有效控制自我具有促进作用.让音乐专业大学生尽可能较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有利于音乐专业大学生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地认识自我和完善自我，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作者：娜莎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艺术学院
（五）
一、思考
高中思想政治课是一门集理论教育、社会认识和公民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它有较宽泛的学科背景，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法律等多门学科，对政治教师开发选修课程来说，选择的余地非常大。而从高中思想政治学科的国家课程看，无论是必修课程还是选修课程，主要是属于知识类的，即主要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教育的。虽然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在其“实施建议”中强调了要注重学科知识与生活主题相结合、要重视学生“活动———体验———表现”的过程、要强化实践环节，但是其课程类别已从本质上决定了教师会更多地侧重于理论知识教育。因此，我们认为，在利用高中思想政治的学科背景开发各类选修课程时应当更多地考虑如何弥补国家课程的不足，更多地开发与学生生活更密切的社会实践类课程。2011年7月，我校被浙江省教育厅确定为省级深化课程改革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社会实践类选修课程建设实验项目试点学校。校内部分教师先行开展了相关社会实践类选修课程开发的实践，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此，我校政治教师在利用其高中思想政治的学科背景开发选修课程时，也更多地从学校课程改革实验的要求出发，努力开发社会实践类选修课程。
二、实践
在过去单一国家课程开发模式下，参与课程开发的主要是教育理论家、课程专家、学科专家、教学法专家等，他们设计好规范的课程文本后，由教师去实施。所以，教师只被当作是课程的实施者、使用者或消费者。也就是说，这时教师只有选择怎样教的权利而没有选择教什么的权利。而在当今深化课程改革的形势下，所有与学校相关的人都有权参与选修课程开发，而作为学校之主要构成部分的教师则自然地成为了选修课程开发的主力军。同样，我校政治教师也充分运用深化高中课程改革所赋予的课程开发的权力，主动承担起选修课程开发的重要责任。当然，课程开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课程目标、内容、实施、评价等各种课程因素，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政治教师在选修课程开发时要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规划，并要关注其持续性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利用高中思想政治的学科背景进行社会实践类的选修课程开发，我们根据本校的实际，确立了五项课程开发的基本原则：一是校本化原则，即基于学校的具体情况，符合学校的课程总体规划；二是生本化原则，确立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核心理念，通过充分的调查了解学生的兴趣与需求；三是科学性原则，开发的选修课程必须符合深化课程改革相关精神，同时关注所开发课程本身理论知识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四是学科性原则，既充分挖掘高中思想政治课所具有的相对宽泛学科背景资源，又充分发挥我校政治教师所具有的较高学科素养优势；五是整体性原则，从系统性、整体性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挖掘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课程各个模块的学科背景来开发选修课程，在开发时四大类选修课程都应得到重视，但应更多地开发社会实践类选修课程。在此基础上，我校政治教师认真开展了以高中政治为学科背景的社会实践类选修课程开发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确定开发方向。2011年10月，我们向全体高一学生发放调查表，研究分析学生的兴趣与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学校课程规划和我校政治教师自身的学科专业特长，初步确定开发三门社会实践类选修课程。包括以国家课程《生活中的法律常识》的法律知识为学科背景、由市名师冯金泉主持的《模拟法庭》选修课程；以国家课程《政治生活》的政治学知识为学科背景、由市属学科带头人杨立公主持的《政协委员助理》选修课程；以及以国家课程《经济生活》的经济学知识为学科背景、由市属学科带头人韩云主持的《生活中的经济学》选修课程。
2.拟定课程纲要。课程纲要是课程审核、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的主要依据。2011年11月，我们认真编写了上述三门选修课程的“课程纲要”，主要包括课程说明、课程目标、主要内容、课时与学分、实施及评价等。2011年底，上述三门课程通过了学校课程委员会的审定。
3.编写校本选修教材。通过课程审定后，我们着手编写校本选修教材。在编写时我们着重考虑：一是体现正确的导向功能，教材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鲜明地为学生提供基本价值标准，有力地引导学生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学习。二是发挥引领教学的功能，教材要努力从学生的兴趣、能力和需要出发，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遵循学生的生理、心理及认知发展规律，尽可能提供多种活动设计，引导学生主动搜集资料、寻找答案。三是引领学生更多地参与社会实践，教材内容尽可能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力求引用学生熟悉的现实生活中有价值的案例和问题，引领学生更多地走向社会，更多地合作探究。四是努力增强可读性，教材在呈现方式上努力做到活泼生动，注重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和行文风格，正文与辅助文结合，以增强可读性。例如，为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引导学生更多地关注社会、参与社会，我们在《模拟法庭》课程中引入很多校园学生安全事故的案例；在《生活中的经济学》课程中列举了“蝴蝶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等十大经济学效应等。
4.课程实施。完成课程审定、教材编写后，通过学生自主选课，《政协委员助理》课程于2012学年在高一年级实施，《模拟法庭》和《生活中的经济学》课程于2013学年在高二年级实施。在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我们突出三方面，一是生活化，注重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主题的结合，努力把基本理论融入生活题材之中。二是参与性，重视在教学活动中体现学生“活动———体验———表现”的过程，引导学生通过对活动过程的参与来展示观点。如让修习《政协委员助理》课程的学生旁听市政协会议并参与小组讨论；让修习《模拟法庭》课程的学生扮演法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庭审为参照，模拟审理某一案件。三是实践性，结合相关内容，鼓励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如让修习《生活中的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开展学生消费情况调查；让修习《政协委员助理》课程的学生去社区调查并撰写提案，以充分体现社会实践类选修课程的特点。5.初步成果。我们开发的三门社会实践类选修课程，从立项审核、教材编写，到教学实施经历了两年多的实践，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从教师层面看，较大地提升了参与教师的选修课程开发与教学能力。其中《政协委员助理》被评为市级精品选修课程；参与《模拟法庭》课程开发的吴老师在2013年10月浙江省高中思想政治选修课程教学课堂评比中荣获一等奖。从学生层面看，选修课程较好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如2013年嘉兴市“两会”召开前夕，我校修习《政协委员助理》课程的20多名90后“政协委员助理”在充分开展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准备了“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加装电梯”“、让嘉兴籍文化遗产走进校园”“、在公共领域推广电动汽车”等三个“提案”，受到与会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和好评。
三、反思
长期以来，高中课程作为标准化、法理化的教育内容，不允许教师有自主性的解释与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只有机械传递的权力。因此，我们广大高中教师的工作方式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在选修课程背景下，需要我们教师自己确定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负责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因而必然要求教师全面提高自身的课程能力。同时，在选修课程的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如课程内容的选择、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教师特长的发挥、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等等。这就需要教师亲身参与选修课程的实践与研究，不仅要不断地研究学生、研究自己，还要研究选修课程理论、研究选修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等，成为名副其实的选修课程的实践研究者。而我们政治教师利用其高中思想政治的学科背景开发社会实践类选修课程的实践就是一种积极尝试。而且实践证明，唯有对具体的选修课程开发的实践，才能快速全面地提升教师的课程开发、实施和研究能力。当然，选修课程的开发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不能“拍脑袋”或“跟着感觉走”，而是要在正确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按照一定的规范和要求来实施。我们在利用高中思想政治的学科背景开发社会实践类选修课程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怎样更好地结合学生所学的政治学科知识；怎样更好地适合学生发展的需要；怎样更好地贴近社会生活以体现社会实践性，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选修课程开发与开设的实践中加以改进，并不断完善。
作者：冯金泉 吴林佩 单位：浙江省嘉兴市第五高级中学
（六）
一、为什么要对共产主义学说进行新论证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一种科学学说，它是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理论反映。共产主义作为理想信念是完全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当然我们不应在狭隘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科学，马克思所理解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是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它们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为了揭示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社会历史与自然史、哲学与科学是完全统一的。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科学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狭义的精确科学或实证科学对待，则必然会阉割，甚至完全否定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性。没有这样的科学观，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就是不可理喻的。人们怀疑共产主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共产主义思想长时间的重复宣传产生了枯燥乏味的感觉，导致了思想认同的疲劳。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在思想界与大众话语系统中的长期高频率流通逐渐使它的原始意义受到了磨损与削弱，其鲜活的生命力开始下降，人们感到的不再是力量与新奇，而是无力和枯燥乏味。马克思主义要想保持对普通民众的说服力，就必须不断更新其话语表达，以避免其枯燥乏味，让人生厌。但这种话语表达的更新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更新，必须有新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共产主义的新根据，在新的科学成就基础上再次发现并论证共产主义。不完全、不充分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及其长期性以及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是人们怀疑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我们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去宣传、研究，作为在将来必然会实现的一种社会形态，但共产主义在当代还没有完全实现，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实践为人们的怀疑留下了空间与时间。共产主义虽然有其实践基础，即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因素的生长，但这些现实基础毕竟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因素，人类社会整体上的完全的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仍然是遥远的、不易想像的。人们往往从当代社会的局限性角度、从人们的精神道德水平尚不够充分发展的现实出发，认为人类不可能彻底解决这类问题，从而怀疑共产主义。一些人之所以怀疑共产主义，还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攻击、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还与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因素的充分利用有关，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大大加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怀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的落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资本主义因素的充分利用，这些社会现实因素是人们怀疑共产主义的浓重现实背景。不管人们怀疑共产主义出于何种理由，从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是坏事。这种怀疑会促使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共产主义的科学性，从而丰富和发展共产主义学说。这种怀疑是推动共产主义理论不断深化与完善，从而使人们在思想上不断增强共产主义实践自觉性的契机和动力。要实现以上目标，必须在理论上对共产主义进行新的论证。
二、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根据和现实基础
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在这两大科学发现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下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才能成为科学的结论。恩格斯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结尾处引证摩尔根的评断说：“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惟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恩格斯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发现与论证显然是作为未来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证据，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原始低级阶段的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一种体现。原始共产主义的发现说明，未来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生长出来的，是千百万年的发展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对一种科学理论的证明最终是实践证明，其它任何证明都不能代替这种实践证明，任何形式的理论证明都必须最后归结为实践证明。共产主义理论也是这样，必须在实践中完全证明，才能最终证明共产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提供了根本上的根据，但这一证明还没有最终完成，对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在证明共产主义，只不过它是在共产主义因素、发展趋势层面证明着共产主义的科学性。从发展趋势上说，所有当代资本主义能够称得上发展的因素，如果撇开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整体框架而言，基本上都是迈向共产主义的因素，是在物质与精神等各方面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提供契机。当今社会全球化趋势甚为惹人注目，但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趋势也会最终导致在全球范围内突破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具体形式与机制。那些怀疑共产主义的人或许看到了这些因素和趋势，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心中怀着一种仇视或嫉妒社会主义的情结，总是把这些趋势与因素归结到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去认识，从而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这种因素和趋势。
三、现代科学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新支持
1．从人类文明发展机制看
人类文明的诞生与发展过程是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过程，当代人类文明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但丁语），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是共产主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证明，史前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导致人类文明诞生。人类文明诞生后的每一个重大进步，也同样是解决重大问题的结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需要摆脱“零和游戏”。只有摆脱“零和游戏”，人类才会找到根本出路，彻底“跳出兴亡周期率”，才能真正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样的出路从本质上说只有一条，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否则只能是以变换的形式从本质上重复“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这一文明的基本问题。人类现在的斗争与冲突实质上都是在寻找解决“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这一根本问题的出路，经过所有的试错后，人类终究会发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解决现代文明基本问题的唯一出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压迫制度没有改变，用暴力革命推翻旧的剥削压迫制度、建立新的剥削压迫制度的社会变革方式也没有改变，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周期率”。打破这一周期率显然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划时代进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是各种社会矛盾。对剥削和压迫，对各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断斗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动力。人们对未来的向往也是一种动力，是作为引领力量的动力。只要有矛盾，只要有理想，只要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这种追求与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止。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机制，这种机制会推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2．从生物学新发现（利他主义）
看人的本性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利他本性是否存在？解除这个迷惑，对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十分重要。在私有制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动机主要表现为利己主义。没有利己主义，个体的行为几乎不可想象。但是历史中还有另一条线索：利他主义，它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中，英雄主义和大公无私是一种典型表现。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利他主义，集体主义何以可能？人类是群居动物，每个人都在基因与本能层次上具有社会本性。这种社会本性可能是利他主义的生物学基础。现在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在不同领域探讨利他主义，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J•菲尔德的《利他主义———行为科学、进化理论与互惠的起源》（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就对利他主义进行了带有跨学科性的研究。从历史的辩证发展角度看，利己与利他是辩证统一的，利己主义得到了极致表现，接下来应该是利他主义出场了。当资本主义的所有潜在发展空间都被开发完时，社会主义就会全新登场。现代科学发现，“人类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混合体”。经济学、生物学、进化理论的最新进展都不断地支持着这一理论。利他主义的具体表现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私有制社会，这一倾向始终受到压抑，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相反，利己性却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我们越来越把个人利益看作惟一可靠的动机，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看作能最有效发挥他们才能的途径”。这种人生观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非超历史的真理。心理学、动物学研究表明，认为邪恶、利己是人类本性这种观点是人类的一种主观偏见。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说：“动物越是往高等发展，越接近于人类，它的纯粹原发性的攻击本能就变得越来越微弱，到了猿人那里，有关于这种本能的证据似乎根本就找不到……如果人们仔细地研究猿猴这一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那么在这里，有关原发性的恶意攻击的证据几乎完全找不到，相反，我们却能找到大量有关于友爱、合作精神甚至于利他主义的证据……所有这一切最终意味着，从今以后任何认为人的动物性驱使他为进攻而进攻、为破坏而破坏的进化观点都应该被加以怀疑或拒绝。”“来自人类学方面的证据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身上的破坏性以及那些恶意或残酷的行为看成是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或威胁而产生的继发性的和反应性的后果。”可见，利己或利他、友善或邪恶，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们在生物学上并没有固定僵死的区分，并不纯粹是来自遗传的本性。利他主义而不是利己主义，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主导力量和未来发展方向。利他性是更原始的，利己性是派生的，是利他性受到挫折或威胁而产生的。从现实社会历史条件看，利他主义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是对利他性的呼唤，将成为激活利他性的酵母。在现实需要的刺激与孵育下，利他性会不断生长发展起来，直至到达真正彻底的集体主义———自由人“联合体”，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成为现实。生物学意义上的利他性，其社会文化表现形式是：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等等。历史上那些大公无私的人、道德高尚的人是共产主义新人的种子。我们之所以永远地怀念那些为人类做出贡献甚至牺牲的伟人们，不是因为他们利己，而是因为他们的利他性。他们可能因此而损害了自己及其家人的利益，但却对整个民族、国家，甚至对人类有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若想维系下去，就需要这样一些利他主义个体，在人类社会遭受解体危机时特别需要这样的利他主义个体。这些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利他主义将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渐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文明的主导力量。
3．从精神分析心理学基本发现（集体无意识）
看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精神条件是：人类必须具备整体意识、人类意识，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分别。“自由人联合体”作为一个彻底的集体主义意义上的集体，必须在精神心理上有一种与此相称的集体意识，即人类意义上的集体意识。没有这个精神心理条件，便不是完全的充分的共产主义，阶级、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消亡。这个条件何以能够具备？从荣格心理学来看，人类普遍具有一种集体无意识，它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无意识，没有民族与国家之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最终指向是成为完全的集体意识。在共产主义条件下，集体无意识就发展成集体意识，从而为“自由人联合体”奠定精神心理条件。马克思认为，自由个性是共产主义社会新人的发展状态。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发展的完成形态是人的自性化，即达到个性化目标，每个个体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独特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最高度社会化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4．从现代心理学看自由人联合体
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思想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思想，所有的科学发展新材料不断支持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在已经自我实现了的人的价值系统中，其最高部分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它是个人独特的性格结构的体现。这种情况非常清楚、不容置疑，因为自我实现就是实现一个自我，而没有两个自我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同时个体化的程度却又更高。他们更加鲜明地成为他们自己，他们也不像任何常人对照组的成员那样容易彼此互相混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同时非常相似但又迥然不同。他们同迄今描述过的任何一类人相比，都有着更加彻底的个体化，同时又有着更加完全的社会化，有着对人类的更深刻的认同。他们同时既更接近于他们的人类族群共性，又更接近于他们的独特的个体性。”从共产主义理论看，这种自我实现了的人其实就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雏形，是共产主义新人的原型。《动机与人格》的翻译者许金声认为，“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有尽量多的心理健康的人，即自我实现的人的社会”。“自我实现者在一切人中既是最有个性的，又是最富有利他主义精神、最喜欢交际和最富有爱人之心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将这些性质置于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的相对的两极，这显然是一个现在必须加以纠正的错误。在自我实现者身上，这些性质是并行不悖的，在他们身上，两分的问题获得了解决。”这一思想同时印证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思想：共产主义是一切矛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真正解决，是一种整体和谐的社会状态。过去人们怀疑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原因是形而上学的二分法，非此即彼。根据马斯洛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当人的境界达到自我生长发展阶段时，这种两分式状态便会消失。马斯洛认为，两分法是不健康者、匮乏性阶段的产物。基本需要获得充分满足，自我生长与发展成为主导、决定因素，两分法就会彻底失效。马斯洛说：“我的研究对象如此地把相反的事物合在一起，它使我认识到，把自私与非自私看成是矛盾和相互排斥的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人格发展还处于低水平的特征。这样，在我的研究对象中，许多其他的‘二分’也被消融为统一体……责任成为享乐，而享乐蕴涵在责任之中。工作与游戏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在利他行为成为自私的快乐时，自私的快乐主义又如何能与利他主义相对立呢？在所有的人中，最成熟的也是最有孩子气的。具有被描述过的最强自我意识、最具个性的人，也恰好同时是最可能没有自我、超越了自我、以问题为中心的人。”利己与利他，个性自我与没有自我，所有对立的两个方面都融为一体，这在自我实现的人中已成为现实，这是共产主义新人的雏形。利他与利己并不一定对立，在共产主义阶段，它们最终获得了统一。这就是现代心理学描述的“自由人”及其未来的“联合体”，以及劳动与享受融合统一的状态。
四、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
要理解较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必须理解高级发达社会阶段，即充分发展了的社会发展阶段。研究共产主义社会，对于我们充分理解过去人类社会各形态，特别是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是什么问题（矛盾）推动共产主义继续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类自由自觉历史的开端。“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这实际上就是说，共产主义是精神发展的新开端，是精神的舞台。因为“知道”、“完全自觉”的本性只能属于精神，只有对于精神才可能谈自由自觉，物质本身谈不上自由自觉。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也可说他们明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即精神文明的发展问题，只不过他们没有专门地、充分地研究论述这个问题。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根本问题是物质匮乏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会导向共产主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这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理解的人类文明至今的根本问题，即物质匮乏问题。共产主义实现后，物质匮乏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然后重大问题就会转向另一个：精神贫乏问题。有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认为，物质生活问题解决了，精神生活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其实是一个误解。精神的独立性决不仅仅表现为对物质的反作用，而主要是其本身的独立性，即独立生长发展的规律性，这是精神独立性的根本体现。精神在本原上派生于物质，但精神的生长和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所以精神生活问题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重大问题解决，而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物质问题的附属性、派生性问题。人们对共产主义理论往往有一个错觉，认为只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也会自然而然极大提高。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它忽视了精神的独立性。精神道德境界的极大提高不一定与物质财富的丰富成正相关关系，物质的丰富甚至有可能吞噬精神。把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制度文明建设）逐渐提高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作者：白新欢 单位：广东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
（七）
一、现阶段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管理模式的不足
1、信息化程度仍然不高
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与发展，高校管理人员在大学生社会实践管理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信息和资料日益增多，如何有效应对快速增长的信息成为社会实践顺利进行的保证。我国不少高校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仍然采用传统管理模式，使用人工记录参与活动对学生信息和学生的实践进度，这样的方式不仅工作量巨大，容易出现差错，同时加大了高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信息化系统的建立可以实现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智能管理，让大学生个人信息和活动进度实时显示在管理系统中，便于管理人员对学生实践活动进行指导和管理。然而，由于构建信息化管理体系需要投入较大资金，部分高校管理人员过分重视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高校教学管理体系的长远发展，不愿建立有效的信息化管理体系。
2、资源整合力度略显不足
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计划及实施过程中，学校相关部门和院系之间普遍存在各自规划、单独管理的现象，教学和活动资源不能进行有效整合。例如，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是社会实践的主阵地，是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关键场所之一，由于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尚在探索之中，基地建设在设计上缺乏系统性和层次性，在建设过程中运作不规范，管理人员对项目的监督和管理力度也不足。这个问题从侧面表明，整合资源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良性发展尚存在较大进步空间。
3、受众范围还不宽泛
目前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通常由校团委指定，学生个人没有选择实践活动的自主权。管理人员指定学生负责人带领普通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要求负责人按时反馈活动信息，自身并不参与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这就导致高校学生在实践中产生的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处理，影响了实践工作的成效。同时，由于部分高校对在活动实施过程中缺乏风险评估体系，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往往不能按照学生需求及形势的变化进行活动内容和方式的调整，导致活动在进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偏离意图和资金不足等问题。此外，就我国大学生现阶段社会实践活动来看，实践活动基本都是学生工作者带领着一群学生干部在完成任务，很多普通同学缺乏活动热情，这就导致社会实践活动缺乏联动效应，很难充分利用高校的人才优势。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思路
1、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的内涵
项目化管理模式伴随着项目管理的逐步深入而发展成熟，它是指从具体任务入手，综合运用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和技术，将项目的设想和具体实现过程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组织活动。项目管理在高校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是高校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因素之一。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高校教学工作中重要内容之一，其实质是项目。所谓项目，是指组织或机构为实现预定目标，在一定时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开展的一次性工作。将项目化管理应用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是指使用项目化管理方式对高校大学生实践工作的计划制定、实施监督、成果评测等各个阶段进行综合管理，它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过程管理,其目的性更加明确。具体来说，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项目启动阶段：项目启动包括社会实践项目的制定及授权，实践活动负责人的任命，实践活动小组的划分以及实践项目利益相关人的确定等；二是项目设计阶段：这一阶段包括社会实践活动的计划，例如活动的区域、活动的范围、活动的时间，活动的人力物力分配，项目预算编制，时间活动项目的考核和管理等；三是项目实施阶段：此阶段包括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活动进度的监督及管理；四是项目总结阶段：该阶段主要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验收，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成果进行分析和总结。
2、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作为现代化企业的科学管理方式之一，项目化管理与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管理对象、管理模式以及活动内容等方面均存在连接点，这也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可行性的基本保证。首先，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和项目化管理都是以实现预期目标为活动原则并且具有一定生命周期。高校社会实践活动中，各小组目标明确，小组成员围绕相同的总体目标进行活动的设计、实施、监督及总结等过程。而项目团队的存在正是为了解决具体项目，团队成员通常完成项目中分配给自身的模块，成员之间相互配合、协调合作，最后由项目管理人员进行模块总结。而在生命周期方面，项目化管理在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项目进度、费用及质量等因素的管理有所侧重，主要职能包括计划、组织和评价，大学生社会实践则通常要经历准备、开展和总结等阶段，并且需要保证以上环节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其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和项目化管理在管理方式上都具备系统性的重要特征。项目化管理通常将大项目进行分解，对小组成员进行明确分工和责任分配，促使成员之间有效协调与合作，同时管理人员需要对项目周期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大学生社会实践中活动经费、活动周期以及活动成果等方面关系密切，并且在整个社会实践过程中成员的活动预先进行分配，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和协调性。最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和项目化管理在组织上都具有较高弹性。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过程中通常具有一定弹性，这是由于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管理人员需要针对小组的活动开展进度、经费使用情况、突发事件等因素对实践活动的内容和时间进行动态调整，例如，删除部分实践内容、延长实践活动时间等以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而项目化管理的组织性质由项目性质决定，由于项目的目标和实施方式会跟随市场的变化而调整，因此项目通常具有临时性和高柔度性，这样才可以保证项目管理和实施人员及时配合项目的需要。
3、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的价值
首先，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对高校管理人员意义显著。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引入项目化管理理念和知识体系构思，是实践活动的全新尝试和探索，也是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教育新的思路。对于高校管理人员来说，使用项目化管理模式一方面可以创新大学生实践活动的机制体制，使用企业项目运作的方式组织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进行资源的整合利用，还可以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项目化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管理人员可以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的有效提高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管理模式，同时强调了高校实践育人的教学理念。其次，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对高校大学生也有明显的意义。对于大学生来说，使用项目化管理模式首先可以避免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盲目性，合理选择自己的活动内容。管理人员通过前期调研可以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帮助学生对社会中的热点、焦点事件进行分析，使其可以选择主题突出的问题进行实践。同时，使用项目化管理模式可以提高大学生团队合作精神，使得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理解和认同团队活动在处理复杂问题中的重要性，培养其与同伴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促进社会实践活动向实效性发展。
三、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模式探索
将项目化管理模式引入到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不仅可以促使高校管理人员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开拓思路、大胆创新，探索适合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新模式、新渠道，还可以促使大学生在开展实践活动中提高自身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实践能力等多方面素质，为其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1、科学分组，合理侧重
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管理人员需要根据活动的任务要求和特点，将整个活动按照特定标志分为若干项目组。所谓项目组是项目总体内进行的一种定性分类，将总体划分为性质相异、范围较小的个体。项目分组可以明确反映总体内容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和差别，同时在各个项目组的基础上计算各组所占的比例、分析各组在总体构成上的重要程度，可以帮助管理人员对各个项目组的实际工作内容和成果进行有效判定和评价，并且帮助各个项目组成员明确小组和个人的活动内容和职责，强化其责任意识。以某高校大学生“绿色环保中国行”大型社会实践活动为例，该活动内容涉及生态规划、生态旅游、公共设施规范化、社区环境管理、家庭节能管理、企业节能管理、绿色办公和生产等诸多环节。此时，按照项目化管理模式的思路，可将该活动横向划分为进农村、进城市、进企业、进社区、进机关等五个项目组，每个小组的成员根据分组的实践对象不同而不同。该活动从纵向上又划分为调查研究、问题调研、宣传、技术、方案设计等层次。经过横向及纵向的划分，就可以很好地将这一项目深入开展下去。
2、责任明确，制度完善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由于活动主体为正在接受高校教育的学生，因此实践活动的责任可以根据高校教学模式的特点分为实践活动项目负责人职责、指导老师职责、大学生职责等三个部分。高校管理人员在明确责任、完善制度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制定目标管理责任清单，确定活动的目标和要求，促使各项目负责人加强组织领导，对活动进行科学的安排和部署，保证活动预期成效的实现；第二，活动的指导教师需要经过个人申请、组织筛选而确定，担负着培养和指导大学生的重要职责，需要管理人员制定相关规定对教师队伍进行规范和监督；第三，为规范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行为,更好地体现团结、求实的精神，可以制定大学生实践管理准则，明确大学生管理和培训、权利与义务、量化考核等相关内容。
3、量化考核，综合评价
为全面保证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顺利实施，需要在活动全过程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和考核体系。在活动前期，应当对各项目组及整体活动效果进行综合评价，确保活动内容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在活动开展过程中，需要对各项目组的活动内容和进度进行对比和分析，提出不足和改正措施，帮助小组成员顺利完成本小组对活动内容；活动结束后，管理人员需要依据活动评价体系，对项目组、指导老师、小组成员的活动表现和成果进行量化考核和综合评价。
作者：韩旭 单位：江苏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八）
一、积极开展高校的音乐专业学生在社会实践方面的活动
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有着重要作用音乐是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国在社会文化方面的繁荣和发展绝对离不开音乐的繁荣。首先，我国的高校是承担着培育将来的音乐领域人才的重任，这不仅仅是为了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保证了人才的供给，同时完善了我国社会的音乐文化建设。此外，我们要看到另一方面就是，高校的音乐人才是社会音乐建设的主力军，同社会的艺术实践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因此，对于高校音乐专业在社会实践活动方面进行加强就显得十分的重要。
（1）关于高校音乐的实践加强是为了贯彻我国的教育方针。我国在长期的计划中对于自身的教育方针论述为，要坚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要培养全面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社会艺术的实践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就是高校音乐专业的学习者的一项劳动的实践，同时也是其学生了解国家的国情以及民情的有效措施。与此同时，也只有深入社会才能够为我国的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2）实现我国高校的学校职能的必然途径就是加强各地高校的音乐艺术实践。我国高校的四大职能就是人才的培养、科学的探究以及社会服务和文化的传承，这对于我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高校音乐要加强其学习者在社会实践方面的锻炼，同时要加强高校师生同社会的联系，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党和国家提出的要求。
（3）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音乐人才必然的要求就是加强音乐的艺术社会实践。人才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我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贯彻这人才强国的战略思想，在社会中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思想。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培养适合现代化建设的音乐人才，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使得学生把握住音乐的规律性。教师要在社会艺术的实践过程中对于学生加以认真的指导，这就不仅仅是能够使得学生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也能够积累自己的音乐演出经验，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自身的艺术内涵以及创新的实践能力。只有合格的专业性人才，才能够推动我国的音乐文化发展。
（4）我国各个高等院校的自身建设要求高校要加强对于音乐专业学生的艺术实践。我国的高校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校的文化也同时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高校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社会的文化的，但是又不是完全的属于社会文化，是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范围之内。当下，高校的文化建设是离不了音乐的文化的，不仅仅是音乐专业院校，也包括高校的音乐专业，这就能够积极的引导学生在高等院校之中开展社会的艺术实践，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社会的文化的发展方向。
二、要大力的加强我国高校关于高校学生的音乐社会实践，推动当地社会的文化建设发展
（1）我国的高校要高度的重视学生在社会实践方面的活动。我国的高等院校要积极的相应党和国家的决定，将当地的文化建设同高校的社会艺术实践放在相当高的战略地位上，成立高校社会艺术实践的组织，积极的配备师资的力量，努力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
（2）高校音乐专业社会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就是师资的力量。一般来说，高校如果成立专门的负责音乐学习者社会实践的组织，定要选拔出有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等优秀品质的教师，这样的师资力量能够更好的带动学生总结社会实践的各个经验以及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3）将音乐专业的社会实践制度化规范化，从而更好的带动当地的文化建设。在人才的培养中，高校的音乐艺术社会实践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不能因为校方的原因而影响到学生的培养。这就需要高校制定出一套相当完善的细则，明确社会艺术实践为音乐专业的必要活动，并且将其纳入到人才的评分之中。
三、综述
现今的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之前的各国经济的竞争，而是变成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软实力的综合竞争，文化建设作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是绝不能落后的，我国已经明确了高校在音乐文化构建方面的目标，这就使得各个高校有了统一的方向，应该紧密的结合自身的实际，完整的结合自身的资源，努力的培养出一批批适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人才。
作者：王伟 单位：黑龙江佳木斯大学音乐学院管弦系
（九）
一、雷锋精神内涵及实践方式转向是时代的要求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任何精神现象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物质生产和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变化。顺应时代需要是精神现象的内在特质，也是特定精神现象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必然要求。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与雷锋精神产生及实践的1960年代乃至1970年代前期都有很大的不同：
（1）面临的基本任务不同。1960年代和1970年代前期，我们党和国家受错误政治路线的影响，奉行“阶级斗争为纲”，广泛进行政治分层，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雷锋精神主要倡导“阶级情感”和“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而当前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触犯刑律的各类罪犯，广大社会成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通过各阶级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
（2）社会成员利益诉求不同。1960年代和1970年代前期，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全社会利益高度一致，社会成员几乎没有个人的私利空间，“公而忘私”自然成为我们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而当前由于所有制的变化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分层加剧，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各利益主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因此，满足社会成员合理的物质需求及其他需求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内在要求。同时，全社会也出现了精神需求多元化的趋势。
（3）追求的社会理想不同。1960年代和1970年代前期，我们党为全国人民设定的政治理想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精神文化也服从了这一目标的需要，我们突出的是雷锋精神的“共产主义风格”。而我们现在的现实目标则是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的进步、幸福、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
（4）社会信任度不同。1960年代和1970年代前期，由于1950年代我们党进行了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党政干部以身作则，再加上我国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的洗礼，社会风气良好，社会信任程度高，人与人的关系相对比较和谐，几乎不需要防范他人，从而为实践雷锋精神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而当前我国社会信任程度低，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坑蒙拐骗偷”等不良现象，极大地削弱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信任感，提出了革新实践雷锋精神的方式和方法的必要性。（5）执政党的具体要求不同。1960年代我们党刚刚取得政权不久，通过雷锋精神对民众进行“感恩”教育，使广大人民记住旧中国的黑暗，感念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伟大，提倡“忠于人民忠于党”的归属感和“不忘本”的道德观，进而强化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达到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目的，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雷锋精神内涵解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当前我们党面临的任务则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如何克服党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成为党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近年来学习雷锋运动的逐步式微，社会成员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以及国外慈善事业理念的渗透，也提出了雷锋精神内涵重新解读的必要性和实践方式转向的迫切性。精神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精神在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新的需求必然要求产生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雷锋精神的转向，不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雷锋精神永葆青春的需要。雷锋精神产生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实际上对雷锋精神内涵的解读也在不断发展。1960年代雷锋精神等同于“真善美”；1970年代雷锋精神等同于“爱憎分明”；1980年代雷锋精神等同于“钉子精神”；1990年代雷锋精神等同于“爱岗敬业”。雷锋精神及其实践方式在不同时代打上了不同的烙印。
二、以我国当前的现实需求解读雷锋精神的内涵
雷锋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时代精神的体现，是对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升华，内涵十分丰富，具有超越时空的内在特质，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知力，完全称得上是一座精神富矿，为我们根据时代要求进行新的解读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对雷锋精神内涵的现代解读显得极为重要。
作者：谢俊春 班术珍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十）
一、高校图书馆开展志愿者服务的意义
1、参与文献资源订购，提高采访质量
高校学科覆盖面广、专业设置齐全，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对于文献资源的订购更为严格。一般来说，高校图书馆的采访工作由几名馆员负责，而实际上由于人员数量和专业的限制，这些采访人员往往不能完全了解学校所有专业的知识特点，难以满足学生和教师的多元化文献资源需求。针对这一现象，高校图书馆可以让志愿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志愿者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院系，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了解自己专业读者的阅读倾向，把他们的意见加入到文献资源的采访中，可加大订购的准确度，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2、提供导读服务，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馆藏，但是一些学生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图书，却不知道从何读起，造成了阅读缺乏系统性和目的性。图书馆具有文化教育的职能，有责任和义务对学生阅读进行必要的帮助和指导。因此，高校图书馆可组成馆员和志愿者服务团队，每周推出几种图书，并由馆员和志愿者撰写书评，将自己对作品的看法或对生活产生的看法与他人分享，为想要读书的人提供参考。
3、提供真人图书服务
近年来，国内外图书馆界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读者服务模式被称作“真人图书馆”，它是指一种人与人之间用来促进对话、减少偏见、鼓励理解的教育活动，每本图书都是一个真人。在这种活动中，真人图书馆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灵活的对话和交流场所，这些“图书”通过面对面地接触读者来介绍自己的经验、心得或者传授知识，读者可以与“图书”互动，将接收到的数据快速地变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进而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这些真人图书通常被按主题制作成了书目，读者可以通过书目事前了解所要借阅真人图书的基本情况。在高校图书馆志愿者活动中可以引入真人图书馆这种服务模式，每个可以作为真人图书的志愿者的文化程度、学习经历、兴趣爱好以及工作技能都在图书馆留有记录。图书馆可以根据这些志愿者的特点和学习经历为其编目，并给予适当的标注，然后这些真人图书就可以按照正常的手续办理借阅。图书由真人志愿者充当，读者就可以和这些真人图书就某个主题，某个方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读者在阅读“真人图书”的过程中，可以激发读者急切求知的愿望，同时也满足了真人图书的社交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真人图书通过自己的实践经历以及真实情感的流露会让读者获得更深刻的教育。
4、提高志愿者自身的综合素质
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志愿者服务，为志愿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实践的场所，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充实自我的机会，使志愿者早一步进入工作状态，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增长的实践经验。在服务过程中，志愿者与图书馆员的交流、与读者的沟通以及岗位职责，培养了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和社交的能力。同时，通过参加图书馆服务工作，志愿者更加了解图书馆的馆藏结构，熟练掌握利用数据库资源的技巧，提高信息资源检索能力，从而能快速、准确的获取所需的信息资源，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方便。
二、建立高校图书馆志愿者管理系统
目前，部分高校图书馆已经开展图书馆志愿者服务活动，但是服务层次不深，满意度不高。如何全面、深入开展志愿者服务，建立一套科学的高校志愿者管理系统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1、建立统一高校图书馆志愿者管理机构
图书馆志愿者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摆脱松散的管理模式，才能发挥较高的工作效率。因此高校图书馆需要健全志愿者工作办公室，建立统一的志愿者管理办公室，全面负责沟通和解决服务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监督志愿者服务工作，制定志愿者服务计划，加强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间的横向联系，实现志愿服务资源共享，保证志愿服务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2、高校图书馆志愿者管理系统
建立了统一的高校志愿者管理机构后，还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规则和管理工具进行日常的管理工作。图书馆志愿者管理机构可以建立一套基于互联网的志愿者管理系统，用于志愿者服务工作的开展。志愿者管理系统可以借鉴美国VolunteerMatch志愿者匹配网站的一些模式。VolunteerMatch志愿者服务组织是美国最大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志愿服务组织之一，是美国最大规模的基于网络平台的志愿者服务组织，这个组织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帮助志愿者找到可以参加的活动，同时也能帮助活动组织方找到相应的志愿者。高校图书馆志愿者管理系统包括志愿者信息数据库、志愿者培训数据库和志愿者与活动匹配数据库三个部分。
（1）志愿者信息数据库
志愿者信息数据库详细记录志愿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单位（学校）、联系信息等。要想加入志愿者队伍，必须在数据库中进行注册，详细填写个人相关信息，经过审批后才能正式成为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志愿者数据库除了记录志愿者的基本信息外，还使用基于角色的管理方式，对每个志愿者擅长担任什么角色进行登记和分类，能力信息进入数据库前需要进行审核确认。每个志愿者参与的活动都会被详细的记录，以此作为评价和升级的重要依据。志愿者数据库还包括志愿者个人主页与博客，使志愿者能够分享活动成果与成就感。高校图书馆需要与志愿者签订服务协议，协议中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为志愿者提供所需的志愿服务证明。此外还可以采用积分式的管理方法，根据志愿者参与活动的次数、时间及服务效果进行积分，根据积分给以适当的奖励如报销交通费、提供餐券、颁发奖金、赠送图书，将事迹照刊登在内部刊物上等。
（2）志愿者与活动匹配数据库
志愿者与活动匹配数据库用于为志愿者服务岗位匹配人员。数据库根据图书馆提交的服务岗位描述信息，自动在志愿者数据库中选择出符合要求的志愿者，按照不同的角色比例，组成拟组建的志愿者团队，并通知志愿者本人。拟组建的志愿者队伍确定后，根据志愿者的特长和活动的性质，正式组建志愿者团队，明确团队中各人员的分工，由选定的负责人进行召集。
（3）志愿者培训数据库
志愿者管理系统可以通过建立培训数据库向志愿者提供服务相关的培训内容。志愿者的培训可以采取岗前培训和常规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以公开授课、下载资料自学和在线视频三种形式提供。岗前培训具体包括：了解图书馆的基本情况、服务项目以及工作流程，介绍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以及开展加强个人安全意识讲座等，让志愿者了解自己从事工作的性质和所承担工作的职责。常规培训：包括熟悉一线读者服务岗位工作如图书排架、修补图书等，对于素质较高且能长期提供服务的志愿者给予提供图书分类、编目、信息参考咨询以及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等更深层专业知识培训。
3、志愿者与活动的评价体系
高校图书馆志愿者管理系统通过志愿者服务时间、服务态度以及工作完成情况等信息，建立评价模型，对志愿者进行评分，评出星级会员，针对不同的星级，授予不同的荣誉和培训资源，并在不同的场合进行宣传。志愿者的奖励采取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原则，建立合理的激励体系，同时制定详细的实施激励规范，包括奖励对象认定、奖励的内容、奖励方式、奖励标准、奖励时间等。奖励的方式要丰富，要把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实行精神激励，也要注重物质奖励，特别是对那些做出突出贡献的志愿者，给予颁发奖状、表彰证书等，并把他们的志愿服务活动记入综合测评和学生档案中，让志愿者感受到图书馆对他们劳动的尊重和人文关怀。图书馆对志愿者的信任以及认同会让他们倍增满足感，从而使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图书馆的服务事业中。
三、结语
社会论文范文3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患冲突；增能；场域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决定，此次会议首次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含义，认为建立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更快更好地实行现代化，而且可以将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更广大人民。而提高全民卫生水平，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1]。党的执政能力加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服务水平。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医患冲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将产生重大影响。要建设和谐社会，不能忽视医患之间的关系发展。医患之间和谐相处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要重视医患之间关系。通过了解如今医患关系的情况，并进行描述性分析，对医患关系之间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解释性探讨，为有效解决医患纠纷提供建议和措施，为立法及其他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这将对减少社会冲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发展。
一、淮北市H医院调查结果分析
（一）对医患关系的总体评价
笔者运用访谈法和问卷法调查医患双方对目前医患关系的总体认识，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医患关系现状和造成医患冲突的原因。具体调查结果如下。1.H医院医患关系现状如表1所示，本次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200份，医务人员94份，患者106份。在调查中发现认为医患关系十分紧张和比较紧张的有162人，占总体比重的81%。医务人员和患者都认为如今医患关系不紧张的只占总调查人数的5%。从表1中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医务人员和患者都认为目前的医患关系总体上是趋于紧张的。2.医患冲突的责任从表2中可以看出，71.7%的患者认为医患冲突的责任在医方，24.5%的患者认为医患冲突的责任在于患方，只有3.8%的患者不清楚是谁的责任；而51%的医务人员认为医患冲突的责任由谁承担是说不清的，27.6%的医务人员认为责任在于医方。3.医患冲突的原因如表3和表4所示，48.9%的医务人员认为与患者沟通困难是导致医患冲突的主要原因，当然有22.3%的医务人员认为目前患者自身维权意识增强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43.4%的患者表示医患冲突的责任在于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4.医务人员道德素质问题的突出表现如表5所示，大部分医务人员和患者都认为服务态度差和工作责任感差是目前医务人员道德素质问题的突出表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人权被提到重要位置，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10.6%的医务人员和15.1%的患者认为不对患者告知病情也是医务人员道德素质建设的关键点。5.医患沟通情况的满意度如表6所示，48.1%的患者对医患沟通不满意，占比最高，然而，51.1%的医务人员对目前的医患沟通情况满意。可能在患者眼里不满意的沟通在医护人员那都是正常的，比较满意的沟通。可见，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医患沟通满意度方面尚存在较大分歧。6.医患沟通困难的原因如表7所示，55.7%的患者认为医患地位的不同导致沟通困难，而51.0%的医务人员则认为是受教育程度不同使得医患沟通困难。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淮北市H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总体来说H医院的医患关系是紧张的，患者认为主要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态度差导致医患沟通出现困难，患者不理解自己的病情以及医生的治疗方案。这样会对医务人员产生误解，导致彼此关系差。第二，对于医患冲突的责任方面，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由于医务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高，对医学知识也很熟悉，因此看待医患冲突的责任时就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不确定最后是哪一方的责任。大部分患者的教育水平相对于医生要低，看问题不够全面，所以倾向于认为是医方的责任。第三，在医务人员道德素质问题的突出表现调查中，笔者发现医方认为主要表现在工作责任感差和不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比如让患者送礼、充话费等。患者认为主要体现在服务态度差，对待患者态度“冷”“硬”“没耐心”。这些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第四，在医患沟通情况满意度的调查中，淮北市H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调查结果有很大的不同。医护人员比较满意的沟通状态，在患者看来是不满意的。医护人员的沟通意识不强，更关注于治疗患者的疾病，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欠缺。绝大多数患者认为医患双方扮演的角色地位的不对等，医务人员处于主导地位，可以支配患者的时间、精力、金钱，患者自身不愿意被支配，导致与医护人员的沟通出现问题。第五，医患沟通困难原因的调查中，笔者发现H医院的医生反映很多患者都是当地的农民、工人，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低，跟他们解释很久也不能懂。而且医务人员需要面对很多患者，时间有限，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做解释，导致患者对自身的病情不够了解，为后来进一步有关治疗方案的沟通加大了困难。因此医务人员认为教育程度的差距是导致双方沟通困难的主要原因。患者认为是医患之间不平等地位，医务人员处于主导地位使得双方沟通困难。患者普遍认为现在看病的费用高、看病难，导致患者倾向于将医护人员当作自己的“出气筒”，造成医患关系紧张。而医务人员则认为是医疗制度不完善的原因。医务人员和患者都普遍反映政府应该加大对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将有利于医患关系健康发展。
二、医患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与国家层面
1.医疗法规政策制度不健全
在对淮北市H医院医务人员的访谈及问卷调查中，笔者发现不少医务人员认为目前的法规政策更倾向于保护患者的权益，比如颁布的《执业医师法》《民事诉讼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国家在制定法规政策的时候，没有将医患两者放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看待，导致医务人员觉得当自身的正当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并没有机构部门愿意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时候，医务人员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常会对一些患者的一般性疾病进行全面的检查，担心出现误诊。这就加大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使得患者对医务人员不满。“我们也没有办法，像之前颁布的法规都是在保护患者的利益。我们也算是打工的，也怕出事情啊。想让检查能够更加准确，就会要患者进行全面的检查，开一些大的药方，怕出现误诊，到时候患者找碴儿。”（A医生，2018年3月28日）
2.公共卫生领域资金投入不足
笔者调查的淮北市H医院是一所公立的三级甲等医院，被定义为非营利医院，自己承担盈利和亏损风险。在现行体制之下，医院被政府推向了市场，政府投入资金不足，出现只有政策支持而不提供资金的情况。医院发展速度慢，医疗资源多流向大城市、大医院。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讲述了稀有资源总是处于争夺状态之中，优质的医疗设备、技术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患者看病倾向于选择大医院，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存在排队挂号等候时间长、床位紧张等现象。患者常会出现对就医环境、医务人员服务质量不满意的情绪，导致医患之间的冲突。
3.医疗管理不健全
不健全的管理主要包括医疗风险管理和保险分担制度不完善。医院是一个对专业性要求高并且充满风险的地方，疾病的复杂性和目前医疗技术的有限，没有哪一个治疗方案是零失误、零风险。通过调查笔者发现H医院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医疗风险管理机构，患者不满意治疗效果时，会直接找医护人员处理，这就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压力和包袱。保险分担制度不健全即医疗赔偿制度不健全，出现医疗纠纷都会让医院来承担责任，保险公司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小。“医院的管理也有好多问题，一出现事情，不管大小，患者就来找我们医生闹事，看病的人要来找医生，处理事情的也来找医生。我们精力有限，也处理不过来，有时候还会把事情越搞越复杂，到最后也都不会出现什么好的结果。”（B医生，2018年3月28日）
（二）医院层面
1.人文关怀缺乏
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看作是由低到高的五个阶梯：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诺认为人们各层次之间的需要是层层递进的，当人们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会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上升，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方面的需求，患者看病的时候不仅要解决身体方面的疾病获得安全的需要，同时也注重得到医生的尊重。医务人员对待患者“冷”“硬”等，患者不能从医务人员那里满足尊重等发展性需要。医患之间相处时，纠纷、矛盾会增加。
2.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情绪严重
医务人员的教育投资比其他很多职业都要大，本科要读五年，在校实习阶段也没有工资，还要自己交钱给医院。毕业后去医院工作时，工资也不高。笔者调查的H医院主治医生一月只有三千多，法定的收入与之前高额的付出不成正比。而且在医院工作量也很大，每天要面对很多患者，晚上还经常会加班。此时医务人员极易产生职业倦怠，没有耐心对患者及家属做有关病情方面的更多解释。“我一个月工资三千多，基本上只够自己用，更别说买房买车了。刚毕业那会有的是激情，但是现在发现没点关系想升职很难，自己现在很想跳槽了。”（C医生，2018年8月28日）
3.部分医务人员人文素质低
在调查过程中，据患者反映虽然现在中央反腐倡廉，但是还是有些医务人员素质比较低，比如收红包、让患者送购物卡、充话费、请吃饭等。将患者看成是自己谋取利益的工具，为了弥补法定工资被金钱蒙蔽了心智，这种“补偿心理”是医务人员素质低的一个重要体现，应加强医务人员道德素质建设。“有的医院医生人很好，有的就不管了。前几天我做手术后，就让家里人给麻醉师和主刀医生都送了红包。没送的时候，医生早上查房都不怎么来我这床位。因为手术后，不能吃东西，要用药水来提供营养，没送红包的时候，药水用完了，医生也不给加。人不能吃饭，也没药水，一点力气都没有，后来送了礼，查房早上也来问问怎么样了，药水也给加了。现在的有些医生就是素质太低了，还没人管。我们老百姓也没法子。”（A患者，2018年3月28日）
4.医院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
笔者在访谈的时候发现患者抱怨当自己不满意治疗效果的时候，没有人管理，投诉电话打了之后也没有下文，并没有得到处理。在患者看来，医院里医务人员处于主导性角色，自身为了治愈疾病，让医务人员安排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其实潜意识当中患者并不愿意被医务人员支配，对医务人员心理就有一定的抵触。医务人员每天很忙，通常将患者看作是疾病的载体，关注点在于患者身上的疾病，对患者的服务也是“冷”“硬”“不耐烦”，没有运用合理的病情告知方式，使得患者对自身的病情严重程度不了解。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到位进一步加剧了医患之间的冲突。“我还没有多问几句，那医生就不耐烦，皱着眉毛讲，说了你也不懂，问那么多干什么，按我说的做就行了。我看到那医生就头都痛，都有点怕他了。”（B患者，2018年3月28日）
5.医疗技术水平低
医患冲突最主要的原因是患者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治疗没有达到患者的预期，或者出现了误诊导致患者没有恢复健康，病情反而更加严重。医生这个职业对专业性要求很高。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低、医疗资源差都会加剧医患之间的冲突。“我一般看一些小病来H医院，要是严重的病我都会去坐汽车到徐州大医院看的。徐州经济比淮北好些，医院里面设备也齐全，一些好的进口医疗设备都有。H医院就不行了，看病人多，政府也不给钱给医院买新设备回来。花了钱看病还看不好，老百姓就会闹事。”（C患者，2018年3月28日）
（三）患者层面
1.对医疗效果不切实际的期望
患者自身对医疗知识的缺乏，忽视医学的不确定性、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对医务人员提出较高的期望，更有甚者会提出手术等治疗零风险这样的要求。通过问卷和结构式访谈，笔者发现患者常会认为自己花钱了，还治不好病那就是医务人员的原因。这些无理要求的提出，也会导致医务人员“不敢行医”，影响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感。“花那么多钱来看病，医生就要把我治好，不然钱就白花了。”（D患者，2018年3月28日）
2.法律意识淡薄
患者法律意识淡薄，出现医疗问题、不满治疗效果时就将责任推到医务人员身上，而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渠道解决问题。据调查发现大部分患者遇到医疗问题时常会在医院门口“摆花圈”“放鞭炮”“砸医院设备”。一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维权，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注意。但是这种破坏性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医患之间的冲突。“投诉电话那些打了都没有用、办事慢，拖很久都不处理，在医院闹事，放个鞭炮，很快医院就会有人来管了。”（D患者，2018年3月28日）
3.医疗费用压力大
笔者在H医院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患者都不是工薪阶层。科技的发展、新型药物和治疗手段都需要高额的费用。一般患者并不能承受这些医药费和检查费。医疗费用是患者及其家属的敏感话题，给他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4.社会信任缺乏
社会信任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对医务人员开的处方、检查单和治疗的措施不信任，还对医疗管理部门的不信任。对医务人员开的处方持怀疑的态度，不利于医患之间的沟通。出现医疗纠纷的时候，不愿意找医疗管理部门处理，总是觉得处理的程序复杂并且会偏向医务人员，因此职业性的“医闹”事件层出不穷。
5.对疾病治疗失去信心
笔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些慢性传染疾病的患者心理承受很大的压力。由于是传染病，他们不得不和别人隔离，社会交往活动相比生病之前减少了很多，内心孤独。还要长期服用药物，导致患者内心压抑，对治疗失去信心，产生消极悲愤的情绪，也不愿意接受治疗。“我这病是慢性病，治不断根，钱花掉了，还没什么用，我都不想治了，再也不想来医院，也不想看见医生了。”（E患者，2018年3月28日）
（四）社会媒体层面
如今，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各大媒体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一些媒体为了博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不顾职业操守和道德，不切实际地报道一些与民众有关的医疗事件，夸大事情的经过。故意将患者描述成弱者，把矛盾集中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身上。比较正常的医疗问题经过炒作也会颠倒是非黑白。加上医疗知识的专业性，普通大众在这方面都比较欠缺，所以大众辨别是非能力不强，很容易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社会媒体的报道、舆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当前的医患关系。“我平时玩手机都会看见微博上面不少关于医疗事故的报道，大都是医院的责任，所以我打心底就不喜欢医生，我觉得他们就是来赚钱的。”
三、改善医患关系的对策
（一）政府与国家
1.落实好宣传工作，正确加以引导社会媒体进行报道
社会媒体的宣传对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根据人在情景中理论，人是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成长改变的。社会媒体的舆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制定一系列规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2.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有效控制医疗费用
政府要切实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普及更多的人，将药费、检查费各种费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减少因医疗费用给患者带来的压力。
3.改善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
金斯利•戴维斯和威尔伯特•莫尔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一个职位比另一个职位更重要，要想最有能力的人为最有挑战性的工作做出牺牲，必须给占据社会重要职位的人实质性刺激，比如权力、声望、财富来保证这一点。因此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医务人员的败德行为，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
4.健全医疗风险分担制度
现在的医患冲突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医疗风险的分担制度不健全。对于一些重大疾病，患者和医务人员都参保，如果出现了意外，可以由保险公司支付赔款，这样医务人员大可放心地去尝试新的治疗方法，也可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
5.大力发展社区卫生事业
积极发展社区诊所，培养一些全科医生，有效为大医院分流一部分患者。同时可以利用社区医院开展一些疾病的预防、安全知识讲座，提高人们对疾病的预防意识和认识到医疗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鼓励社会对社区医院进行资助，将社区医院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二）医院
1.建立完善的患者投诉管理系统
据调查发现医院的评价系统里面很多信息都是内部医务人员自己填的，并不是对患者真实想法的反馈，其实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的作用。因此医院要改变这种状况，有效收集患者的意见，可以将矛盾冲突在萌芽阶段就消除，为接下来的有效治疗奠定基础。
2.加强医德宣传，提高医务人员道德素质
医风医德建设是解决医患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良好的医风医德表现在医务人员不将患者看作是自己弥补合法收入低的工具。对待患者要耐心地解释倾听，将患者的目前身体状况详细地用通俗的语言传达给患者，让患者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3.鼓励医务人员加强沟通，争取医患信息对等
沟通可以增进患者对疾病状况的了解，提高患者和医务人员之间的信任。医务人员要处处为患者考虑，将患者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是建设和谐医患关系必不可少的。
4.提供科学的就医指南，为患者开设急诊绿色通道
现代医学知识具有高度专业性，因此很多患者不了解医学知识。一些患者甚至面对五花八门的科室都不知道自己要挂哪个科室的号，这个时候就需要导医为患者耐心指导，让患者就医有一定的方向性，以免花钱还没治好病。因此医院应为患者开设绿色通道，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让患者深切体会到医院的人性化服务。
（三）患者
1.转变就医理念
一直以来传统的就医理论是年龄越老的医生医术越高明，大医院的治病效果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很多慢性疾病和常见病都可以在社区医院治好，现在的社区医院已经有这个水平了。患者自身要纠正对基层医院的偏见，在社区医院不用出远门就可以治疗一些常见病，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有效推动分级诊疗的实施。
2.提高自身的医疗法律知识
患者自身对医学要有正确的认识。积极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提供详细的资料给医务人员。尊重理解和信任医务人员，不将医务人员当作自己发泄不良情绪的工具，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积极主动提高自身的素质，学习掌握一些法律常识。
参考文献：
社会论文范文4
（一）数据来源及回归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居民微观调查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同时，本文还将用到4个直辖市及78个地级市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数据库和2009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一些被访问者的数据缺失，本文最终收集到了9189个居民样本用于实证分析。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ε表示随机扰动项。因变量为happiness，是度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在公式（1）中自变量为medicare，表示医疗保险；pension表示养老保险。β1、β2分别是两者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在公式（2）中自变量为社会保障项目指数social_security。X和Z是控制变量，X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矩阵，Γ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Z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宏观环境变量矩阵，П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二）变量定义
1.居民主观幸福感（happiness）。
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的取值来源于CGSS问卷中被访者对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回答。答案分为“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完全幸福”，分别对应1-5的赋值。表1显示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的分布情况。在最终的9189个样本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情况与全样本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回答“很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的比例为2.14%和7.66%，而样本中有18.01%的被访问者选择回答“一般”，另外56.55%和15.64%的被访问者选择了“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这样的分布情况表明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个体后实证结果不会有明显差异。
2.社会保障（medicare、pension和social_security）。
本文用来衡量居民社会保障情况的指标medicare和pension分别来自居民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社会保障项目？”和“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项目？”的回答。当访问者回答“参加了”即赋值为1，当回答“没参加”时赋值为0。Social_security的取值为medicare*0.5+pension*0.5，是分别赋予medicare及pension各0.5的权重再相加的综合指数。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访问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另一类是其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变量。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性别（male），男性取值为1，女性为0；年龄（age），是居民在2009年的周岁；民族（nation），汉族取值为1，其他为0；宗教信仰（religion），有宗教信仰取值1，无宗教信仰取值0；教育情况（education），即根据学历推算的接受学校教育的年数；政治身份（communist），中共党员取值为1，其他为0；健康状况（health），来自被访问者对问题“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的回答，答案“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分别取1-5的整数值；户籍（urban_hukou），适用于调查结果“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居民户口、军籍”的取值1，其他为0；工作情况（work），有工作取值1，其他为0；收入情况（income），即2009年该家庭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婚姻状况，分为两个变量divorced和married，分别表示离婚和已婚状况，当离婚和分居时，divorced取值1，其他情况取值0，当已婚时married取值1，其他情况取值0；收入公平（fair），来自于问题“考虑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资历等各方面因素，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回答“不公平、不太公平、一般、比较公平、公平”分别取值1-5的整数。居民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变量包括：收入差距（inequality），是2009年该城市城乡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经济增长率（growth），是2009年该城市GDP的增长率（%）。
（三）数据描述
用于实证研究的9189个微观样本涵盖了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82个城市，其中东部32个，中部30个，西部20个，说明研究样本具有一般代表性。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happiness的均值为3.76，处于中等偏“比较幸福”的水平。医疗保险medicare的均值为0.87，说明样本中87%的居民参与了医疗保险的社会保障项目，养老保险项目pension参与的居民却只有46%，低于医疗保险的参与率，这两个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为0.33和0.5。社会保障综合指标social_security的平均值为0.66，标准差为0.33。
二、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
由于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的取值是1-5的整数，是一个表示程度的有序变量，因而本文采用OP模型对其进行估计。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不仅列出了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还列出了解释变量对happiness的边际效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变量social_security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显著增进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体来说，当社会保障指标提高一个标准差（0.33），能使居民感觉“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居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概率下降0.21%、0.83%、1.42%，但却可以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的概率上升0.85%、1.61%。通过对以上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可能主要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首先是经济路径，社会保障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在某些方面增加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如领取低保），从这个方面社会保障对幸福感有促进作用。其次是心理路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作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防范于未来的风险，给人们心理上安定的感觉，还可以增加社会信任，从而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最后是社会路径，社会保障可以使国民收入再分配，促进了社会公平，从而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对于其他控制变量，除了工作情况（work）和经济增长率（growth）两个变量不显著以外，其余变量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既有文献的研究发现大体一致。
（二）分项结果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分量最重、人民最为关注的当属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所以为了考察这两个指标各自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差异，现将其作为单独的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根据边际效果的数据来看，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实证结果进一步说明，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对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意义。医疗保险影响大于养老保险影响的可能解释是：首先，医疗保险的覆盖度大于养老保险，从全体样本中就可以看出，有87%的居民参与了医疗保险，只有47%的居民参与了养老保险。其次，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医疗保险的重视，因为健康对个人会产生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影响。最后，健康问题贯穿于人的一生，而养老保险的作用一般突出体现在老年生活方面。
（三）分群体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讨社会保障对于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本文按不同标准将被访问者分为不同群体，以观察社会保障对其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首先，按照被访问者所处的地域，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居民两个子样本；其次，再按照CGSS问卷中的问卷类型将被访问者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子样本；最后，根据被访问者家庭收入是否达到平均收入将其分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两个子样本。分别对以上子样本进行OP回归。对于每个子样本，社会保障都显著影响其幸福感，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影响大于东部，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大于城市，对低收入居民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以后，人们更重视还未得到满足的更高层次的需求。生活在经济相对发达城市的高收入居民其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影响其幸福感的因素中高层次的需求可能占比较多。并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更倾向于照顾普遍大众及弱势群体，故对生活环境较差的居民影响较大。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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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来源的群众性特点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下，很多群众文化均来自群众自身的生产生活实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优秀的群众文化都是根据群众自身的一些经历进行改编和创作出来的，因此说社会主义社会下的群众文化植根于基层，来源于民间，而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的一大特点便是基层性和群众性。也正是由于群众文化具有这样的特点，反映了现实中很多群众文化的基本生活，才更加受到群众的欢迎，并成为国人雅俗共赏的一项艺术。
2.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参与的广泛性特点
在现实的群众文化发展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下的群众文化展示出参与的广泛性。首先参与的广泛性体现在，参与群众的数量和行业相对广泛，由于很多群众文化来自于民，因此，备受群众欢迎，使得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非常喜欢这种文化活动，使得现实社会中参与群众文化的人群较多；再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参与的广泛性还体现在群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会受到所在地方地域、民族和气候的客观因素的影响。在进行优秀的文化传播与演出的过程中，均会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因此说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具有参与的广泛性的特点。
3.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内容的通俗性特点
在现实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多数的文化内容均来自于普通群众，因此，群众文化以其鲜活的生命力展示在世人面前。让群众文化经久不衰，备受国人爱戴的另一个原因便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内容具有通俗性的特点，由于其内容通俗易懂，即使没有上过学不具备学科知识的老百姓依然能够明白其中的内容，由于是群众创造，于是其在说话内容，言语表达，内容选择上均贴近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因此通俗性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的另一大特点。
二、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的功能分析
1.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具有反映国家意志进行整治教育的功能
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对国人具有整治教育作用，首先表现在群众文化可以有效的传递国家的意志，反映国家建设的一些主张，并利用群众文化自身备受世人喜爱，以及蕴藏丰富教育资源的特点，对国人进行必要的政治教育。再就是很多群众文化蕴藏的朴素的民族情感在里面，也是很好的教育素材，如端午节的龙舟和吃粽子便是对屈原精神文化的歌颂，无形中也倡导国人要爱国，也传递了国家的一些阶级意志。以上两点都说明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下，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群众文化发展的一定因素，便是群众文化具有反映国家意志进行整治教育的功能，在群众文化的传递过程中也将国家的一部分主张和意志传递给更多人，有利于我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
2.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具有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消费，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其表现出的功能和作用有很多，其中丰富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让老百姓在工作之余能够享受到自身所喜爱的文艺节目，增加老百姓的精神修养和诉求，使其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发展。再就是现实的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在娱乐群众的同时，也能够促进消费，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群众在进行必要的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无论是一次消费所需要的服装、道具、交通运输以及后勤保障等均需要花钱购买，即使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仍然存有二次消费，如饮料、香烟等等，这些物质的购买必然会促进地方消费的进行，使得地方税收得以充盈，经济得以发展。
3.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
在群众文化中存有一个重要的载体，其便是节日文化。由于我国古代文化相对繁荣，因此，流于后世的节日文化也非常厚重。如中秋节、元旦、农历新年、元宵节等等，每到节日都会举国欢庆，举行大型的文化活动，每家每户都沉寂在幸福和欢乐之中。这无形中推动了民族爱国心和凝聚力的扩散和宣传，有利于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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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矛盾的实质在于，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的对比协调。那么，对于社会稳定，到底是紧张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还是合作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而言谁更有利?所谓紧张型“国家—社会”关系，是指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两者始终处于矛盾对立的地位，一直在斗争、竞争中寻求双方力量的平衡。伴随时代进程，两者除了相应内部消抵部分效能以外，最终还是各自得到了相应充分的发展。迄今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完备的政治制度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就是明例，也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观点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历史中的验证。西方自古希腊城邦时期，“国家—社会”关系就主要表现为斗争模式。为了调解人们生活中的分歧、化解制度冲突，那时已开始采取直接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促成群体最基本的一致利益，达到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底线认同的目的。然而，“希腊人这种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试验，固然是硕果累累，却终于未能全胜”，“即便在城邦的范围以内，法律问题也从来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表各种利益的群体都想实现自己的完全利益诉求时，其实其纷争是难以调和的，或者说，根本就找不到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共赢”道路，更何况当时希腊的政治处于“春秋割据”的状态，各自为政，谁也没有足够的合法性权力和权威去整合各方利益，“冲突纷争永无宁日，直到希腊彻底崩溃”。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迄今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的斗争模式好像仍未曾有所改观，甚至有时二者一度势同水火。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迷途的价值观、多元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等思想流变盛行，社会自身的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生活分化加剧，多元、分散，强调个性、差异性、无主性，甚至冲突性、对抗性，认为国家以公力量对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以及个人事务进行全面的监控、干预、训诫或压制，极大地激起了社会对抗性的行动诉求，造成社会利益的极大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受到了极大挑战。这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中已得到充分印证。尽管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利益集团能够在斗争中不断寻求到短暂的平衡并不断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这种动荡给人民造成无法忍受的疾苦和困境却是不可回避的。
所谓合作型“国家—社会”关系，是指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一致关系，两者始终处于上下一致的地位，遥相呼应，各司其职，各行其是。但是，国家与社会在这种长期和谐背景下，形成了特有的发展历程———国家不断强大，社会不断弱小，看似平衡，其实内部也蕴含着发展中的各种难题与危机，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阶段表现的尤为明显。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问题和路径问题。缘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的影响，“国家—社会”一直是以上下通联、和谐一致的形式出现的，好似房屋结构一样，一方处于屋脊，一方处于屋基;一方面它们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互有通联，通过合作达到建筑的稳定。传统观点认为，中央集权制度模式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社会”关系的显著特点，中国的政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运行，社会是完全被动的。历史实践证明，一个持久、健全的政治必须是上下通联、有来有往的双向形式，否则这种政治统治维系的时间和空间都将受到极大压缩，即任何政治绝对不可能只在单一方向轨道上运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论述中国的“双轨政治”后指出，因公共需要，一些社会公共事务往往是由老百姓自理，老百姓因此而自动组成的团体称为“自治单位”，表明中国乡村社会存在“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例如，古代的乡绅，他们是“中国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地方的代表，并代表民间与官方协商，而这一过程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另一条政治轨道。中国史学家钱穆对“国家—社会”关系问题作了更为合理的分析和刻画，他指出，中国具有一贯重视“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实际上是一外来语，中国古人称之为“乡”，并认为“乡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向备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钱穆又以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四民社会”来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指出“四民社会”当中“士”是政府的代表，也是社会关注的中心，乡村子弟十年寒窗，经考试或科举，便有机会踏进政府，成为“士”，“士”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参与上下一体的核心，“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但是，中国的历史证明，在这种上下联通的“国家—社会”合作型关系中并没有看到现代意义上“社会”的多大发展，社会慢慢演变成国家的附庸。对比上述两种“国家—社会”关系模型不难看出，“国家—社会”关系不论是采取对立冲突的模式还是相对和谐顺应的模式，其背后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境这一深层次的要素影响。因此，要研究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首先应当着眼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事实，从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具体性入手，寻求适合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特色之路。
二、中国合作型社会关系基础的新变化———商事社会的发展诉求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合作型的乡土社会根基开始动摇，“国家—社会”关系正处于由乡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市场经济阶段，“商事社会”就是描述这一阶段的术语工具。“所谓商事社会，是指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以市民自治组织雏形为社会权利或权力主体代表，平等、自由、正义等进步理念日益发展，初步的半陌生人的法治社会。它是中国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商事社会阶段，特别是随着网络空间的快速发展，虚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活动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市场活跃，社会生活也呈现出流动性、异质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向“国家—市场—社会”的复杂情势，利益、市场、契约、权利、自利、竞争、陌生人交际等成了人们较多关注的要素，社会整体状态出现了从“集体化社会”向“个体化社会”转变的趋向，社会发展呈现去集体化、去组织化和弱组织化的特征。“当代中国社会的规模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传统‘四民社会’的涵括范畴，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多样性、开放性使得单一社会阶层促成‘国家—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力量已然不在，风驰电掣般的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抽除了借助大历史和长时段进程缓慢铸造‘国家—社会’关系的时空机制。”在此背景下，调整国家、社会发展的新思路，迫在眉睫。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市场是“伴随生活世界的分化，而产生的系统(市场、国家)，系统进而再与生活世界脱节，并对其进行侵夺和殖民化，致使生活世界日渐萎缩”。生活世界的萎缩意味着公民社会的萧条以及公民利益保障的弱化，也意味着强国家、弱社会格局的形成;而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垄断操纵等又是市场不可避免的、也不会自我克制的存在。因此，为了维护社会利益，系统性干预市场，是十分必要的。目前，虽然中国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公民自治组织雏形出现并有所发展，但仍未发展到能够真正成为社会权利或权力的集中代表，尚未发展到与市场、国家理性互动的程度;虽然中国平等、自由、正义等进步理念日益发展，但同时并存的权威崇拜、愚昧保守、人情关系等落后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及盛行于世;虽然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毕竟还不能称之为健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出现复杂化的国情下，调和国家和社会两种力量关系的平衡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新的时代重大课题。那么，在商事社会进程中到底怎样才能够有效保障好公民利益?靠市场自身那是天方夜谭，从速成鸡事件、注水肉事件、潍坊污水直排地下事件等可窥见一斑。如果走西方公民社会的道路，采取斗争的方式，更是绝对不可取的，一方面意识形态不同、社会文化土壤不同，另一方面损害人民的利益与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所以，我们应该在中国新“国家—社会”合作型理念下，结合实际，走中国特色合作型的道路，在国家、市场与社会共同构成“合作的三维”下构建社会利益的有效保障机制。
三、中国社会管理———公民社会建设路径分析
目前，中国社会结构模式的变革之路，首先就是要走好从传统的“乡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商事社会”过渡阶段。笔者认为，在此阶段社会管理的建设应着眼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个维度的变革，在合作传统下走深化合作共赢的变革之路。
(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确立和公民社会实践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改革之需要，可为建设公民社会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首先，为市场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为系统的自身洁净和规制提供内源性动力，及时预防和解决市场竞争可能产生的失业、贫富分化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降低市场侵害公民社会的冲动。其次，通过营造一个健康的民主参与的政治环境，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再者，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纳税人观念的增强，以及公民对结社权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话语权表达的强劲诉求，也都进一步要求政府由“管理者”身份变为“服务者”身份。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就在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除了政府，还应该强化公民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过去，“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是公共事务的唯一的或几乎唯一的主体，是公共物品唯一的或几乎唯一的提供者。人们几乎把政府与公权力等同，很少有人想象政府之外还有其他公权力———社会公权力的存在”。“虽然也有工、青、妇和数量很少的协会、商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存在，但它们基本依附于政府，很少能独立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随着商事社会的到来，人们经济活动的频繁，各种经济性组织开始大量涌现，人们逐步认识到，社会管理并非只有政府能够管理，社会同样可以具有管理社会的能力———社会权利或权力。而一些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使社会事务完全暴露在社会成员的直接参与和监督之下，可以较少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甚至在某些领域比政府管理的效果还要好。因此，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首先应该厘清“政府—社会”的关系，明确政府与社会的职能界限，政府该放手的要敢于放手，只要做好指导和监督就足够了，同时政府还可以腾出大量的行政资源做更应该做好的事情。对此，国家已经在采取行动，《行政许可法》第13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凡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法律可以不设行政许可，政府应逐步从这些领域退出。”
(二)商事规则的完善和公民社会的有效监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也伴生了种类繁多的民间团体，即现代公民社会组织的雏形，它们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在监督着市场主体的德行运行。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市场、国家是生活世界分化的结果，随着分化，原来生活世界社会成员之间和睦的交往与沟通逐渐被打破，正直、诚信和相互支持的原则受到冲击，生活世界日渐萎缩。市场经济大肆发展，俨然一个大竞技场，优胜者发财致富，失利者亏本破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波动性等特点，在发展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会导致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决裂，社会稳定的动摇。对此，仅仅依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需要外力的介入，一是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规制，二是引入公民社会监督市场经济机制。在中国，由重视市场主体的健康运行，进而推动由商事社会向公民社会的健康转型，才能逐渐还原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前文所提到的服务型政府转型，只是表明政府理念由管制向主动服务的转变，并非意味着政府职能的单一化，政府除了“公共服务”的职能以外，还有其他职能，这些其他职能可以统称为“规制”。所谓规制，是指“公权力主体对社会、市场和相对人活动的规范、调节、监管和控制。规制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有:审批与许可、限制相对人准入资格、税收、利率、价格控制、强制披露信息、设定环境、质量标准、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规范市场主体、加强生产经营者责任、保证产品安全、保障交易公平、防止过度竞争、垄断等，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实现社会和谐，这对于规范商事主体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服务型政府存在规制职能的正当性理由。随着政府理念的转变，不论从规制目的与程度方面，还是从规制方式和程序方面，都是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追求民生、保护公民利益，逐渐取代GDP或某种政绩追求，成了规制的最终目标。在市场具体规制上，服务型政府往往会采取诸如规范信息披露机制、制定商品定价机制、控制标准制定机制以及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控机制等强制性较轻的手段，规范市场，引导市场自律;通过相对人参与或与相对人协商、合作的方式、程序解决问题，以达到保障公民利益的目的。上述而言说到底，市场的规制还是来源于系统(国家)内部，中国虽然也有合作型的文化基础，但是系统自律毕竟不是一个真命题。因此，为了公众利益，社会自身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亦即在市场经济组织运行过程中须引入公民社会组织过程监督，这种来自系统外的监督往往是最有效的，能够真正引导市场经济活动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例如，最近各大主流网站上关于“某地企业污水直排地下”的报道引起社会共鸣，钱与权共谋发展，一些地方政府漠视放任企业违法排污，能否多一点良知与社会责任担当!在系统可能失效的前提下，假如有了一些公益组织的过程介入或社会监督，也许会减少许多乡邻患癌的悲剧。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民社会已经拥有了一种强大有效的社会化媒体力量，他们自觉维护国家、集体和社会利益，并为之构筑了一道道超越系统的防线。
(三)公民社会自身的建设与完善
在中国，虽然长期以来形成了合作型的“国家—社会”关系传统，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还是相距甚远，公民社会发展相对较弱。固步自封，绝不可取，盲目崇外，更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所以，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注定要走和谐之路，走变革之路，走中国特色之路。
1.合作背景下现代公民意识有待提升
不管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双轨政治”，还是钱穆分析的“四民社会”，它们始终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老百姓没有主体和权利意识，不要求当家作主，只希望有一个“明君”对社会提供权威统治，实质上是一种“顺从”的“臣民社会”，这是管制型政府的基础。而现代公民社会则不一样，公民具有主人翁意识、权利意识，他们力求参与社会，要求政府以服务型的姿态出现并提供有效服务。但是，意识属于思想问题，它的形成往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带有明显的渐进性。在公民民主、参与意识、法治观念普遍淡薄的情形下，培育公民意识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的方式几乎是形成共识的经验。同时，囿于国家面对发展中的艰巨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等任务的挑战，因而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形态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精英主导的变革立宪自然就具有了合理性。对于国人而言，自近代以来百余年的理性教育以及政治现实实践，并没有培育出充分的全社会公民意识。而且公民对于身份的认同感主要并不来自于他人的讲述和传授，而是来自于以公民身份参与国家和社会决策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参与的可能性及其实践，教育将是徒劳无益的。公民意识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主体参与的意识，而参与意识绝非仅靠教育手段灌输所能形成的，尤其是需要实践锻炼手段。其道理与让孩子学会走路一样，口头上的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亲自去尝试走路。培育公民意识，强调参与实践性活动所起的作用要比主观教育要来的明显得多，这是培育公民意识的客观性手段。一般而言，人从出生到成年，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学校，这两者都带有明显的权威性。由此培育了作为公民的服从意识和义务意识，固然对于公民意识而言不可或缺，但更为重要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却鲜有体现。因此，有限地参与到家庭或学校的决策之中，对于培育早期参与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家庭和学校的权威色彩更是浓厚，要做到参与并不容易。一些宽容的家庭和学校可能在很早阶段即开始重视培育孩子的合作能力、自主能力，让其在较大程度上拥有自决权，塑造其独立人格。不过，大部分家庭和学校并非如此，更多的是思想灌输。为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目标，我们应积极推进学校实现体制上的转换，创造更多的学生实践、参与性训练机会。同时，国家还必须扩展政治社会化的其他途径，提供大众接近社会化传媒的机会、参与行政决策的机会、管理自己生活和参与构建公民社会的机会，引导国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2.合作背景下国家引导公民社会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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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利益说的发展进程
社会利益说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哲学理念上的深入思考，伴之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而逐渐被提出并认知和重视的概念范畴，大致主要分为四个阶段: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此时“个人主义”思潮泛滥，认为社会利益是干预者的人为建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已学会使用“社会正义”这块敲门砖为自己谋取私利，强调将争议立基于非建构性之上———个人利益之上。同时期的功利主义法学家也强调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这种只承认个人利益否认独立的社会利益，并认为不存在社会利益概念的观点在学术界被称之为“利益一元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是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时期，也是社会逐渐被承认和重视的时期。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给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警示:单靠“市场之手”的单纯运作是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此时，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预主义”异军突起，认为只有市场与政府干预双管齐下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社会的整体福利。进入20世纪后，“利益三元论”说成为主流。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将“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并列，并认为社会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20世纪中期，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分类，尤其突出的是集体利益说。
(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
1．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
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乃至人文学科领域一直津津乐道的学术论题。从目前我国法律规定来看，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相互独立的不同概念，如《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4)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5)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法》第52条对无效合同也做了相似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明显看出在两部法律中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作为并列的概念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我国，有关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法律逻辑前提是不同的。又如国家的国防建设不仅是对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军事利益的保障，同时对社会公共安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保障作用。由此可见，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虽然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概念，但在利益诉求方面是相互重合、交织的。
2．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
从法学学科角度来分析，民事法律主要体现的是对个人利益秩序的尊重与保护，对社会利益的维护方面往往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方式;行政法作为公法而言，的却起到了维护社会利益秩序的目的，但假借维护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公权侵犯个人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经济法角度来看，社会利益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比如社会大众极为关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看似受众的群体是特定的消费者个人，实则对于整个消费群体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可以说，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不在是所谓的绝对分离或者绝对包含，而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
二、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经济法的利益分配
如果说定性问题是从概念、性质上对某一问题进行论证，那么定量问题就是依据经济学乃至数学原理对抽象、不确定的社会利益进行具体、细化，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一)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法理学分析
将社会利益作为经济法的核心价值范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将社会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单一调整对象的观点实则是把经济法推到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从理论上讲，经济法属于公私交融的第三法域，这就决定它一方面要尊重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要维护个人利益。正如史际春教授所言:“基于经济法的产生基础、品性和制度功能的公私兼顾融合，就使得经济法调整的法益不仅有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私益，也包括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经营者等及其团体的社会化利益，以及国家在维护公平竞争、实施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所以，在经济法上应当对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利益关系人的利益需求予以综合考虑，并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采取均衡与协调的手段，市场中的规则才能趋于公平正义。在利益分配的理论探讨中，还需要阐明的问题是在经济法领域社会利益能否成为利益调整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在法学领域中被看作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准则和尺度，如果将社会利益作为利益冲突的评价标准，势必会产生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比如就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环境持续发展而言，即涉及到社会利益，也涉及到个体利益，到底是以社会利益优先发展经济，还是以社会利益优先保护环境，又或是以个体利益优先保障就业。如何选择的标准不能单纯建立在何种利益优先的基础上，而是要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为予以判断的综合标准。
(二)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经济学分析
对社会利益的定量界定不仅包括合法的法律界定，还包括合理的经济界定，可以说这是文本上的静态界定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动态界定相结合的系统化论证过程。首先，社会利益的定量界定是在利益不对称、利益分配不公平等利益冲突背景下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可能发生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也可能发生在社会利益的不同目标之间，比如城市规划与文物迁移工作，在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具有历史研究意义的文物纪念品。因而，公共利益的界定实际上是在一定的衡量基准上对冲突利益进行比较、排序、选择。其次，经济法中的社会利益是与经济高度相关的利益形态，但是并不能将经济利益形态以外的利益形态排除在外。这需要我们考量的是用什么计量基准来代表和映射社会利益。在福利经济学上常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计量社会福利的增减，对此可以做一个近似的替代，尽管社会福利函数被批评过于侧重总量的计算而忽视利益在个体之间的分配，但现代计量模型的构建已经对社会福利的计算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加大了诸如公平、平等这类目标决策值的权重。再者，公共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对于利益的分配、协调与平衡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对涉及社会利益的公共决策中，国外更多的采取的是复杂的测量、评估体系来进行项目决策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国内的公共管理决策相对片面、简单，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领导意志，过于看重项目所预期的经济效益，而对于环境的影响、文化古迹的损害等没有进行相应的量化测度纳入决策的分析之中，导致决策缺乏合理性甚至带来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损害。对于涉及社会利益的公共管理决策，可通过建立多标准决策分析模型来判断其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对于冲突利益的抉择也可以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来判断哪种选择更能增进社会的福利，以使我们的公共决策建立在科学的量化的基础上，避免以公私之分作为判断依据的任意、武断。
(三)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法律规制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了税法、预算法、政府采购法等具体法律法规制度。但是纵观我国的宏观调控局面不难发现:经济法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越来越大，以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最能说明问题;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趋高不降的全国房价更是让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暴露无疑;国家政府财政收入连年高额增加，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政府财政收入在资金的筹集、管理、运作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关政府采购的缺陷也越来越多的暴漏出来，往往由大型企业垄断了政府的采购项目，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难发现，政府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制定和实行某些公共政策，加之法律体制上得不健全，产生了一系列的利益博弈行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之间。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说明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社会公共利益并非唯一的保护对象，同时经济法也将个人利益作为保护的对象。经济法要保障社会秩序，就应该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采取合理、适当的倾斜性政策，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重要内容。
三、社会利益的法律实施问题:经济法视野中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
社会利益既然在定性、定量问题都可以在理论层次与方法论层次找到论证渊源，那么就应当存在实现该利益的制度———公益诉讼。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实质上就是达到社会利益价值目标的方法和程序的法律界定。由于社会利益性质及内容的界定往往涉及众多的价值判断和衡量标准，因而其实质内涵的判定和界定结果的公平总是存在众多的纷争，需要更多依赖程序公平的保证。在与社会利益界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如《环境保护法》、《房地产管理法》、《产业与公用事业管制法》等具体法律制度中对于社会利益界定相关的程序性规范几乎空白。在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加入了公益诉讼制度，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也往往缺乏详细的指引。公益诉讼制度程序设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令人堪忧，但随着社会大众法治观念的逐渐加强，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案件不仅引起了社会关注，而且引起了人们对于自身权益的重新认识。在河南、福建等省份出现多起检察院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利益提起公诉，防止国有财产流失案件，开启了我国对于公益诉讼模式的新思考;曾经轰动全国的“王海打假”一案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消费者群体对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新认识，从某种程度上也间接遏止了经营者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对以后类似案件的提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公益诉讼制度之所以可以作为实现社会利益的程序救济机制，是因为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在世界各国有着长久的司法实践经验，而且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并非没有持续发展的法治环境与土壤，只是在程序机制技术方面存在困难，比如诉讼代表人的选择，到底是检察机关作为代表提起公诉，还是代表社会利益的个体原告，或是代表“社会良心”的社会团体;费用的负担更是难题，往往涉及公益诉讼的案件都是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进行的权利反驳与利益维护，诉讼中的相关费用更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这恰好是打击公众诉讼积极性的原因所在。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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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于提高学生素质
社会实践活动符合新课程改革的精神，符合新课程改革形势的发展要求，符合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强调了学生的主动参与与亲身经历，能够促进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素质。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
课堂教学容易束缚学生思维，使学生放不开，尤其是政治课堂，大多是一些道德的说教，对学生而言十分无趣。而课外社会实践活动更注重实践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会激起参与欲望，产生学习兴趣。
（三）有利于优化教学目标
知识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是不容易掌握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才能达到预设目标。课堂教学就是理论，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实践，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走出课堂，可以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联系实际生活，升华课堂教学，优化教学目标。
二、如何加强初中思想政治实践活动
（一）合理安排实践活动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什么事都是一样的，都要事先做准备，只有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才有成功的可能，而反之不去准备、计划，就会把事情搞砸。对于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提前不做计划，盲目地带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就会使活动十分低效，学生也不能从实践中学到什么。而提前做好计划，如何组织，活动的目的，活动的地点，活动的步骤……都胸有成竹，有计划、有组织，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高效地完成实践活动。
（二）注重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选择
与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就是活动的内容与方式，选择正确，可以使学生感兴趣，使活动更有效，选择失误，会使活动低效甚至无效，同时又浪费了学生的时间。我们在设计活动内容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与课题相关的、有趣的、热门的事件。比如，3.15之前，我们组织了关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去超市、商场进行调查、采访，并且与当地的文化、司法部门挂勾，建立固定的活动课基地，共同开展好活动课。根据当地的环境、文化传统等条件因地制宜开展活动，使活动课与国情、区情和本地的实际相结合，使学生从中得到更深的感悟。
（三）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进行实践
社会实践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一点：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来组织实践活动。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一课《国家的主人，广泛的权利》时，开展正确行使“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批评建议权”教学探究活动。对于公民享有批评建议权，有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学生已经理解，但是让他们对国家事务进行批评与建议，对农村学生来说有些力不从心。我为他们设计的活动内容是“给校长的一封信”，让他们以网名给校长信箱投信，谈谈自己对学校管理的看法，提出批评与建议。学生有感而发，针对学校的食堂管理、伙食状况、作息时间、课程设置和老师评价纷纷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尽管意见不是很成熟，但是通过这次活动学生都体会到了“主人翁意识”——公民可以依法通过合法的途径有序参与政治文明建设。
（四）灵活安排实践活动的时间
对于社会实践活动，很多老师会说，“现在学习压力这么大，哪有时间组织实践活动啊！”并以此为借口不去开展实践活动。其实，实践活动不一定非要在课上腾出时间进行，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或者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选择刚开学学生没有进入正轨的时候，这样灵活组织安排，就会使时间比较充裕，也会使学生能保证足够的学习时间。比如，学习完《珍爱生命》以后，了解长假，我就要求学生在假期时学校的安全教育，观看安全教育视频，并根据自己长假期间的经历来制作手抄报，题材可以是防火、防触电、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制作完成之后，等到开学拿到课堂上来，进行评比。这次活动，既让大家互相学习安全知识，又寓教于乐，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充分的调动，一份份精美的手抄报体现了学生独特的视觉和个性。本次社会实践活动体现了科学性和趣味性的统一，改变了其原来认为思想品德课就是灌输道理的错误认知。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