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的发展转变离不开公共治理，公共治理与多元主体的参与密不可分。而在推动环境公共治理的理念下，首先要保障公众的主动实质参与，就需要找到公众参与这种相互协作治理的切入口。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民占比高于我国其他地区，最大程度上的公众参与则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参与治理当中，这将会是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这对天然矛盾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使环境问题真正实现“不治而治”。
关键词: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公众参与;生态农业
一、问题的提出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状况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不能忽视的是其背后所隐含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公、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都值得人们驻足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环保部在2013年2月首度承认中国存在群体性疾病“癌症村”，且据相关专家的预估，已经逐渐往中西部扩散。这使得西部民族地区本身在经济发展吃力的同时首当其冲所面临的就是环境污染的治理问题。当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国甚至可以说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生态环境建设还是经济发展都是并重的。但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这一天然的矛盾体正是制约着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在面对严峻的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两难的处境时，如何找到一条生态发展之路，这对民族地区而言至关重要。
二、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生态农业参与环境公共治理的价值分析
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提出了在市场和政府双双失灵的情形下的社会自主治理机制。即公共池塘的共享者可以通过“自组织”有效地自主治理。该理论现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空气污染、海洋环境污染、过度砍伐捕捞以及其他的环境污染和不合理的资源配置等问题。［1］然而由于公众参与的缺位，导致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动力不足。其环境的治理这一重担依旧靠国家来承担，可想而知治理的效果。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若能成为自觉行动，则对于推动我国当前民族地区环境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公众参与缺位的现实，是我国环境政策面对的又一个亟须完善的内容。［2］那么，笔者认为，以发展生态农业为切入点来实现公众参与的自主治理模式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加之在环境开发与利用中去保护民族地区的文化产品，更是维护少数民族环境权益，实现公众自觉参与保护当地环境的有效策略。
(一)生态建设是区域发展的必要前提
生态农业是解决包括西部民族地区在内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的基本思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环境风险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建设存在着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的潜在思维，无法摆脱恶劣的生态环境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但不管是生态环境建设还是经济发展最后都是落实到“人”身上，因此，人可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去协调矛盾。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有效协调的选择就是发展生态农业。这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善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生活条件，而且对于保护环境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将生态环境建设定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目标，是由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决定的。例如:宁夏灵武沙枣的种植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大量的枣树的种植，不仅在经济上给当地的农民创造了福利，而且有效地起到了防止土地沙化问题。灵武的防沙治沙的经典做法还有分区推行的草方格加灌木的干旱造林治理方式，沙产业经济林的引黄灌溉治理方式，鼓励全民参与的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依法治理荒山、荒沙、荒滩，重点扶持经果林、种植养殖等产业。灵武的黑色煤炭、白色羊绒、红色长枣、绿色生态素有黑、白、红、绿“四大特色资源”之称。灵武的迅速发展，正是基于把当地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才是切实解决老百姓温饱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此外，宁夏还有很多资源与地理优势。利用好这些资源优势来实现实现“经济功能”的同时转向“生态功能”的自然过渡。生态建设是区域发展的必要前提，搞“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子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经济条件是不允许的。
(二)在环境开发与利用中保护民族地区的文化产品，是维护少数民族环境权益，保护当地环境的有效策略
在工业化社会的冲击下，工程建设、资源开发、环境污染等因素都使得我国西部地区的人民生活状况面临严重挑战，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低，贫困和人口压力巨大，又不得不面临环境资源开发问题。无论是从社会的公平角度考虑，还是从最大程度地维护与保障国家整体环境利益看，都应该更明确地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权利与利益给予极大地关注与保障。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是一项公民基本的人权。而生存权和发展权又是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这是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3］基于资源的习惯权利恰恰是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行使的一种权利。因而在环境开发与利用中保护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不仅是保护当地环境的有效策略，更是维护少数民族的环境权益。2018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加强环境保护，推进共建共享”，推进旅游与农业的融合，带动乡村振兴。以“旅游+”为路径，可以将田园风光、民风民俗、特色种植业等社会和产业资源，甚至荒山、荒坡、荒滩等闲置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宁夏西吉龙王坝村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旅游村就是一个这样的发展模式，龙王坝村将农房变客房;让农民变导游;把马铃薯、芹菜汁、红军粉变成旅游商品，延伸了产业链;结合黄土窑洞、农民耕地的原生态场景等特色旅游资源，植入文化元素，将文化创意变成旅游收益。成为西吉县农民纯收入最高的乡村，也成为了全国有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在旅游发展的带动下当地特色文化产品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刺绣作为我国民间传统文化，在国家的精准扶贫帮扶下已经融合了民族地区特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文化产业。调研发现，西吉县成立的马兰回乡刺绣给来学习刺绣的妇女免费培训指导，这激发了许多妇女的就业意识。刺绣加入的元素不仅有红色文化，还有民族和地区特色，显得亲切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刺绣作为文化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是文化衍生出的生态产品。之所以说是生态产品，生活中人们可以选择用刺绣装饰的服饰从而减少用动物皮毛制作的衣物。我国《环境保护法》第36条规定，“国家鼓励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和再生产品，减少废弃物的生产”。可见，乡村生态产业的发展顺应法律之义，也很好地协调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天然矛盾。
三、结语
历史已经证明，生态影响文化，文化影响生态。不同的文化对生态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生态保护需要人类理性。从世界各民族的生态环境来看，凡是处于传统社会中民族居住的地区，生态保护往往比较好，生态系统也较平衡;凡是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或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社会，生态破坏就较为严重。“工业化—生态破坏—社会发展—保护生态”模式成为大多数现代化国家发展过程的一种模式。而中国少数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观念。为何不借鉴包含着维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最为纯朴的文化内容呢?在环境公共治理视野下，应当以生态文明为理念，生态农业建设为切入点，确保公众的实质性参与，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治理模式，在尊重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西部民族地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应对环境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5－67．
［2］张军驰，樊志民，王倩．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研究———基于环境政策视角的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11:19(3)．
［3］张文香．中国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理论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8．
作者:王海霞 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