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幸福中国征文范文1
也许幸福是简单的，是朴实的，是琐碎的，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近日，在工作闲暇之余，打开《幸福书》，与作者笔下300条浅显的道理进行了心灵的沟通，读完这本书心情豁然开朗。原来，只要我们用心去体验，用心去追求，幸福就会与我们相伴。每个人都喜欢幸福，追求幸福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幸福，那么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相信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要求和看法都有所不同。
其实，幸福是没有标准的，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渴望幸福的人生,但是不一定拥有财富的人就真正拥有幸福,要想幸福就要懂得人与人如何相处,所以我们要了解幸福,认识幸福,从而得到一生美满的幸福。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上帝不会偏爱任何一个人。但人世间有人会感到幸福，而有人感受不到或不强。
然而，幸福于我来说是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帮值得信赖的朋友;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和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幸福是一种感觉，它不取决于人们的生活状态，而取决于人的心态。感觉幸福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一个人在地里劳动，满头大汗，可是他觉得很幸福，他就是幸福的;另一个人在自家花园里散步，可是他觉得自己很不幸福，他就是不幸福的。其实，你觉得你幸福你就是幸福的，幸福与不幸福都在你自己的心中……
建设幸福中国征文范文2
推进民生幸福工程，要把加强和改善民生作为责任和使命
为政之要，在顺民心。多年来，仪征始终把加强和改善民生，作为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一是明确方向标。坚持以民生政绩为第一政绩、群众幸福为第一标准，把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连续9年市委、市政府“一号文件”锁定民生主题；每次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市长办公会，都优先考虑、安排和解决一些民生议题。二是编制路线图。围绕2015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出台《关于大力推进民生幸福工程的推进计划》，明确民生工作的目标、重点与措施。重点围绕“十二五”期间收入倍增计划，加强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住房、养老“六大体系”建设。三是充实项目库。坚持以项目化手段推进民生幸福工程，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每年都排出一批实实在在的民生项目。近几年，每年实施的民生项目都在100项以上，涉及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城乡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四是落实责任状。对每一个民生项目，都明确年度目标、序时要求，落实责任单位。完善民生项目推进机制，及时协调解决民生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加强跟踪督查，实行每月一督查、每月一通报，确保各项民生项目落到实处。
推进民生幸福工程，要不断提高民生支出比重
打造民本政府，首先要建立民生财政。多年来，仪征坚持民生优先，将有限财力向农村、向弱势群体、向民生薄弱领域倾斜，不断提高民生支出比重。“十一五”期间，全市社会事业、民生保障、“三农”工作等公共服务投入49.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63.6%。一是国家卫生城市成功夺牌。投入10多亿元，加强老城区道路、绿化、亮化、环卫等基础设施建设，下力气改造老旧小区、停车场、公厕，开展“五小”行业、爱国卫生等专项整治。2011年，在扬州率先创成国家卫生城市。二是农村基础设施有效改善。针对农村中小水库年久失修、安全隐患问题，投入2亿多元，完成47座中小水库除险加固；针对丘陵乡镇群众饮水安全问题，投入2.5亿元，在苏中苏北地区率先实现区域供水全覆盖，让全市群众都喝上干净卫生的长江水；针对中北部乡镇群众出行问题，投入12.1亿元，推进333省道建设，目前已完成投入4.5亿元。三是农村环境面貌显著提升。针对农村环境脏、乱、差的状况，一年一个重点持续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2012年，全面推进村庄环境整治，打造“康居乡村”和环境整洁型村庄，仪征被确定为全省首批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示范市。四是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近三年投入3.2亿元，建设星级高中、优质学校和优质幼儿园，实施教育信息化工程、校安工程。投入近2亿元，改善仪征市人民医院、南医大三附院等重点医院医疗条件，推进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推进民生幸福工程，要做好“规
定动作”和“自选动作”
各个地方经济基础、发展水平不一，推进民生幸福工程必须立足实际、形成特色。近年来，仪征坚持从实际出发，从群众需求出发，推进了一批民生实事项目。一方面，在“规定动作”上争一流。支持群众创业就业，引导城乡居民发展产权租赁，促进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2565元、10230元，均增长12%。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市幼儿、义务、高中、职业、成人教育协调发展；9大类22项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全面实施；各项文化、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加强社会保障，扩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全面实施新农保、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8.5%；逐步提高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标准和报销比例，提高群众受益水平。关注困难群体生活，积极开展助医、助学、助困、助孤、助残等慈善救助活动，建设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另一方面，在“自选动作”上创特色。在农民住房方面，目前已建成一定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22个，进区建房1.2万户，有效改善了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条件。在医疗保障方面，扩大城镇职工医保、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覆盖面，在全省率先构建了一体化全民医保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行基本药物零差价销售，减轻群众医疗负担。在农村五保方面，累计投入1亿多元，对全市所有敬老院进行高标准新、改、扩建，全市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达到80%以上。在社会管理方面，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在扬州率先构建市、镇、村三级社会管理服务平台。
推进民生幸福工程，要有群众支持、参与和监督
只有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民生工作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多年来，在推进民生幸福工程中，仪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成果由群众共享。一是吸收群众决策。在每年排选民生幸福工程时，都通过走访调研、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充分征求各界群众，特别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力求在民生工程的项目选择、实施时序上，充分把握群众需求。邀请市政府督查专员、市民代表列席市委、市政府重要会议，参与民生项目决策过程；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充分履行公示、听证等程序。二是发动群众参与。特别是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推进农村环境整治等过程中，始终注重上下联动、城乡互动、全民齐动，通过建立文明岗、招募志愿者、聘请监督员等形式，充分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形成了众志成城、合力奋进的生动局面。三是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市委常委扩大会、市民开放日、新闻会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公布民生幸福工程推进情况，听取群众建议，接受群众评议和监督。在全省率先开通“12345市民服务热线”，集中受理、分类处置、限时办理市民诉求。“中国仪征”网站先后4次荣膺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县级）第一名。
建设幸福中国征文范文3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 有序Probit模型 北京市居民
一、研究背景
2013年，国家主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011年，北京市平谷区提出“十二五”期间建设“幸福平谷”的目标。可见居民的幸福感已经受到政府关注。哪些因素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关系呢？本文以北京市为例，以人口统计学因素为切入点，建立有序Probit模型探索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建议。
二、文献回顾
Diener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综合了生活质量和心理情感两方面。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基本特点是主观性、稳定性、整体性（Diener，1984）。我国学者邢占军提出体验论主观幸福感，认为主观幸福感应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入手。通过知足充裕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十个维度测量我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邢占军，2003）。
有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30余年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而提升。中国与中、东欧转型国家基本一致，主观幸福感呈现U型走势（理查德・伊斯特林， 丁云， 么莹莹，2013）。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发现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在经济增长时期明显提高（刘军强， 熊谋林， 苏阳，2012）。
关于人口特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现有文献主要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进行研究。刘军强等人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发现18-30岁、70岁以上两个年龄群体的人更感到幸福，中间年龄的人较不幸福，即不同年龄影响下中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呈U型（刘军强，2012）。学者们的研究普遍发现女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黄志良，2003； 刘军强， 熊谋林， 苏阳，2012）。但也有研究对这一结果提出了质疑。我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婚姻是预测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刘军强，2012；赵谦，2013）。研究表明高学历者的主观幸福感更低（蔡琼华， 肖央，2007；陈卉， 邢赛春，2009）。金江和张奎的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观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影响（金江等，2011）。
文献综述后，笔者发现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婚姻状况在不同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稳定。影响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三、描述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2月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北京市绿色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调查。调查过程中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800份，其中有效研究样本为580份。
样本居民性别分布基本合理，年龄以青年为主，大部分为已婚人士，教育程度集中在本科和大专以下学历，以北京本地户城镇籍居民为主。
四、实证分析
抽样调查所得主观幸福感的结果是北京市居民对“如果把一切因素考虑在内，你会为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几分”题目进行的选择，选项从1-10分别表示及不幸福――十分幸福。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SWB），自变量为人口统计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籍性质。由于选项间存在从低到高的特征，因此选择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设回归方程为：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与主观幸福感在9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主观幸福感与其负相关，男性的幸福程度更低。从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其他变量来看，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籍性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不显著，说明这些变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表3的结果显示，与女性相比，男性居民并没有感到“十分幸福”，其选择比例分别下降了2.45%、2.59%、2.08%。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工作事业中需要承受的压力挑战导致其主观幸福感低于女性。学者的研究指出：伴随着美国职场中女性比例上升，女性幸福感正逐渐下降，间接验证了男性因为职场中的压力较大导致主观幸福感低于女性。男性在家庭及社会中承担的责任与女性相比更多，也是引起男性幸福感低于女性的原因之一（王伟，2013）。本研究所得结论与其他研究基本一致。
五、研究结果及建议
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基于人口统计学视角分析了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通过构建有序Probit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笔者发现性别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女性幸福感水平高于男性。但是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籍性质对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想要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可以从更加关心职场中男性员工的压力状况、工作情绪入手。通过建立减压中心，开设焦虑咨询热线，使男性员工能够享受专业的心理疏导。同时丰富企业内部的文体活动，根据员工兴趣成立俱乐部，有效排解工作压力，提升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1]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y Bulletin， 1984，95（3）：542-575
[2]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3
[3]理查德・伊斯特林，丁云，么莹莹.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1990―2010）[J].国外理论动态，2013（7）：24-31
[4]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82-102
[5]黄志良.威海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126-130
[6]赵谦.不同人口特征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以新乡市为例[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54-156
[7]蔡琼华，肖央.惠州市小金口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J].社会心理科学，2007（Z3）：80-85
[8]陈卉，邢赛春.绍兴柯桥居民主观幸福感相关因素分析[J].齐齐哈尔职业学院学报，2009（3）：50-53
建设幸福中国征文范文4
关键词：AHP；高校教师；幸福指数；个人价值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Happiness is a kind of subjective feeling，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quantitative mood， happiness index is for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teaching work， the material， culture， spirit， personal growth and value to a happy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improving college teachers' happiness index. The key factors of in-depth study of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happiness index and establish the model， adopt AHP to quantify key factors， finally to college teachers in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of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achers in key universities happiness index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rdinary teachers， teachers is the main social stat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ersonal development better. In short， University Teachers' happiness index from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appiness， family happiness， balance of happiness， work happiness， personal happiness value.
Keyword：AHP； College Teachers； Happiness Index； Personal Value
0 引言
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的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谓幸福是人们对工作和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教师肩负着传递文化、教书育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任，这就需要国家给予教职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情感关怀、物质关怀。如何不懈努力提高教职工幸福指数，这是一个现代化社会和谐发展直面的课题。国家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积极创设条件让广大教职工对美好工作和生活有信心、有盼头，不断提升幸福指数[1]。
发展教师放在首位，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拓宽教师成长成才渠道，提供教师展示才能机会，提升教师幸福指数，激发教师的主人翁意识、生活热情和创业激情，是促进社会和学校的共同进步的关键[2]。
所以，提高高校教师幸福指数具有重要的意义，确保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深入分析影响高校教师幸福指数的关键因素，并建立相应的研究模型，探析每个关键因素的权重值，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引导怎么提升教师幸福指数，以供管理人员或者领导得以启迪[3]。
1 层次分析法概述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该方法是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来的，应用网络系统理论和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4]。
基本原理
层次分析法将思维过程数学化、系统化，以便使决策依据易于被人接受。该方法对定量信息的需求不多，但决策人员对决策问题的本质、所包含的系统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掌握透彻，同时AHP方法对无结构化地系统评价及多目标决策问题更为适用[5]。
由上述公式（2）式得知，n是A的特征值，W是A的特征向量。根据矩阵理论原理得到A矩阵的唯一非零解是n，也是最大特征值。因此，求香蕉重量可以利用矩阵的特征向量方法来求得。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把香蕉的个数n表示成n个因素，香蕉的重量就可以表示成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即权重值。对两两因素进行比较建立判断矩阵，再求出特征向量值就可以确定最为重要的因素。依此类推，如果n个香蕉代表有n种结果，按照这种方法就可以计算出哪个结果最好[6]。
1.2 主要步骤
层次分析法充分利用人的分析、判断和综合能力，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多个组成因素并形成一个多层次的模型，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诸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评价主体的判断以确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7]。在运用AHP方法进行评价或决策时，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步骤：
（1）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分析目标体系所涉及因素的关联、隶属关系，进而划分为不同层次，构建有序的阶梯层次结构模型。一般包含目标、准则和指标三种类型[8]。
（2）构造判断矩阵。按照层次结构模型，从上到下逐层构造判断矩阵。每一层元素都以相邻上一层次各元素为准则，按1―9 标度方法两两比较构造判断矩阵，如表1所示。
（3）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求解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经过归一化处理，即得层次单排序权重向量。由于判断矩阵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分析，检验不合格的要修正判断矩阵，直到符合满意的一致性标准。
（4）层次总排序。从上到下逐层计算指标层因素相对于系统总目标的合成权重，最后得出各因素对总体目标影响值的排序结果。AHP 方法采用优先权重作为区分指标影响程度的指标，其数值介于0和1之间，在给定的决策准则之下，数值越大，指标重要性越高，反之越低。为判断思维的逻辑一致性，层次总排序也需要检验其一致性，只有通过了检验的结果才能达到分析的要求。
2 教师幸福指数的概述
2.1 教师幸福指数的内涵
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某个企业员工发生跳楼事件，某个工厂员工薪酬太低、不断加班发生全体罢工事件，某个建筑工地工人干活以后拿不到薪酬引起打架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使“员工的幸福指数”达不到自己所想要的程度，目前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通过这些社会现象认真过滤和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幸福指数是一种主观感受。幸福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种态度。所谓教职工幸福指数，实质上就是教职工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的满意度。
（2）幸福指数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表现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3）幸福指数是一种幸福感的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幸福指数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他还把影响效用的因素分为物质财富、健康长寿、环境改善、社会公正、人的自尊五大类[9]。
所以，教师幸福指数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对物质、文化和精神等方面需要获得满足的一种快乐的体验。幸福感是教师做好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是事业有成的坚实基础，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教育追求的最高境界。
2.2提升教师幸福指数的意义
“提升教职工的幸福指数”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众所周知，管理的根本在于管人“心”。 俗话说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一个人一生时间有1/3在上班，工作幸福是个人幸福的重要部分。以某500强企业对员工进行幸福指数问卷调查，经过统计发现，从2010年―2015年，员工随着收入的提高、住房的改善，工作环境的优化，满意度、幸福度的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了36%，劳务收入增加了49%，服务满意度连续3年被评为A。可见，幸福指数跟员工的满意度、企业管理模式有着必然的联系。企业若能有效地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就能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人是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10]。
同样，对于教职工来说，教育对象是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栋梁，更是一项艰巨而又使命的任务。因此，对于教职工幸福指数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促进教职工工作效率的提高。具有良好心理素质和较高幸福感的教职工，能够热爱生活，热爱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专业，在教育、科研中充满激情，乐观向上，积极奋进。反之，就会对生活和工作缺乏热情和干劲。因此，提高高校教职工的幸福指数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
（2）有利于学生完善人格。教职工的“幸福指数”是检测高校教师群w精神状态的重要参考指标。在教育事业中，教职工的心理状态对学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教育和教学活动是师生的双向活动，教师良好的心理素质，能赢得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有助于形成和谐、合作、相互关心、相互信任的师生关系，使学生乐于听从教师的教诲，信服教师的人格，学习和模仿教师的言行。提高当代高校教职工“幸福指数”，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主观生活状态、学习效率、做人质量；改善教职工“幸福感受”，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个性的收敛、性格的温顺。从整体上推动高等教育和谐发展。
2.3 教师幸福指数的模型
探讨教师幸福指数首先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规范和系统的体系模型，能够客观、全面、准确、有效地反映教师的幸福指数。参考国内外现有研究现状和对身边同事、同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市场调研、问卷调查、实际走访等多种形式参考，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行性、有效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体系模型[11]。在进行教师幸福指数研究时，身心幸福、人际关系幸福、家庭幸福、收入幸福、工作幸福、人生价值幸福6个具体指标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具体内容见如表2所示。
3 层次分析法的求解过程
3.1尺度描述
通常层次分析法采用九级标度法给判断矩阵元素赋值，在九级度量法中，规定用1、3、5、7、9分别表示根据经验判断因素i与因素j比值，即一般重要、稍微重要、较强重要、特别重要、尤其重要，而2、4、6、8分别表示不同层次之间因素的判断值。
3.2构建判断矩阵
层次分析法中关键一步就是构造判断矩阵，它是衡量事情重要性的指标，也是进行权重值计算的重要依据。为了实现客观性和科学性并重，认真选择调查对象、精心设计调查问卷，分别对不同层次的学校教师进行匿名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仔细处理，计算出所有问卷的各因素相对重要性程度，构造出判断矩阵，得到如下表3、4、5、6、7、8、9的判断矩阵[12]。
3.3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在层次分析法中，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与特征向量时并不需要特别精确的度量值，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计算，即求和法与求根法，本文选取求根法。
求根法的基本过程如下：
a.首先对判断矩阵A中的每一行元素相乘后求n次方根，表示为 ，其中 i =1，2，…，n。
b.其次对 进行归一化，得到 ，W=（w1，w2，…wn ）T，即W是A的特征向量近似值。
c.最后求出特征向量W对应的最大特征值：
3.4向量值一致性检验
在评价体系中，建立判断矩阵A只是进行大致判断，没有真正意义上采取定量或者定性的分析，容易引起不一致性的错误。例如A1比A2重要，A2比A3重要，则A1应该比A3更为重要，如果得出的结论是A1比A3一般重要或同等重要时，就出现了逻辑性的错误，这时就需一致性的检验。
根据层次分析法基本原理，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与n一致性验证的基本方法是： ， 。其中RI的值代表平均随机一致性检验指标，具体如表10所示。
一般认为CI
由此可得，所有的数据向量值都通过一致性检验，构造的判断矩阵符合要求，特征向量值作为权重计算出来的数据是可行的。
4实证检验
本文陕西省高校为例，选取了10所一本重点高校的教师、10所普通本科高校的教师为样本框，开展调研、发放问卷。u价人员由高校中从事教学和科研方面工作的教职人员（包括以科研、 教学为主， 兼任行政职能的教师）对幸福指数感进行测评进而得到原始调查数据，如表12所示。
由此可得，准确地计算出一本重点高校教师的幸福指数感O1=84.2499，普通本科高校教师的幸福指数感O2=83.9852。由此可见，幸福指数与自己工作环境有很大关系，一本重点高校各个方面的能力、资源远远超过普通本科高校，给教师会来带更好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个人素养修养、个人发展前景等[13]。
从表12模型评价数据来看，一本重点高校教师的收支幸福、个人价值幸福高于普通本科高校教师，而普通本科高校教师的身心幸福、工作幸福高于一本重点高校教师，人际关系幸福、家庭幸福二者基本相当。所以人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高水平、高素质、高营养、高地位的环境里，得到更多的幸福感[14，15]。
5 结语
越来越多的人都迫切呼唤提高“幸福指数”，这不仅是国家的一项任务，更是责任的一项挑战。如何以和谐社会指导思想来提升高校教师更大的幸福指数？本文深入分析了提升高校教师幸福指数的内涵和意义，通过市场调研、问卷调查建立了高校教师幸福指数模型，并进行定量分析，确定各项关键指标因素的权重。
通过本文的分析，高校教师的幸福指数源于生理、心理、心情的健康，源于同事、领导、学生之间关系的融洽，源于父母、孩子、爱人的关怀，源于家庭收入、个人收入的水平，源于教学、科研、职称状态的满意，源于事业前途、工作成就、学历深造满足。
参考文献
[1]刘雨微，王永骥，刘磊.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控制系统性能评估[J].计算技术与自动化，2014，33（4）：6-11.
[2]杨蓉.高职教师主观幸福指数的测度与提升策略研究[J].教育学术，2015（7）：90-94.
[3]刘丹丹.教师幸福指数提升机制研究[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4）：46-49.
[4]唱婉莹.师德修养―提高教师职业幸福指数[J].中国校外教育，2015（6）：38-40.
[5]李剑.幸福论视角下的教师专业发展[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2）：30-32.
[6]江洁.高校青年教师综合幸福感实证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4（2）：31-36.
[7]张日颖.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与教师职业幸福感之相关性研究[J].科教导刊，2012（6）：91-93.
[8]屈正庚.层次分析法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制中的研究[J]. 计算技术与自动化，2015，34（2）：104-109.
[9]尹亮亮，武萌，玲.基于AHP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在居民幸福指数评测中的应用[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5，45（8）：57-62.
[10]胡瑞卿，韩亮.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测评研究[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4（1）：58-62.
[11]颜伟佳，胡维芳.常州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幸福指数的关系研究[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4，20（3）：6-9.
[12]姜新文，吴添君，坤.MSP问题的一个求解算法[J].计算技术与自动化，2015，35（1）：60-71.
[13]徐秀美，罗许伍.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J].旅游论坛，2014，7（4）：65-70.
建设幸福中国征文范文5
〔关键词〕幸福指数评价体系；SPADH评价模型；层次分析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5）13-0008-03
幸福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自身所处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价值判断。教师作为社会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幸福感的评价与居民幸福感评价基本相似。国内许多学者对此作了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教师的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1-3]。那么，作为特教教师这一特殊的教师群体，他们的幸福感情况如何？本文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基础，以SPADH模型为手段，构建了适用于特教教师的幸福感评价体系。
在构建“特教教师幸福指标评价体系”时需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普遍性与精简性相结合。选取的指标要可量化、可比较、可操作。同时，严格控制指标数量，着重选取能够充分反映特教教师幸福感的关键指标。
第二，弹性评价与分类指导相结合。在“幸福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根据影响特教教师幸福感的因素，构建适合特教教师的评价指标。
第三，采用SPADH模型，价值评价与效能期望相结合。SPADH理论即努力（strive）、成绩（performanent）、奖励（award）、满足需要（desirable）、幸福（happiness）五者相互构建的理论模型。为提升特教教师幸福感，需兼顾四方面的关系：努力与成绩的关系；成绩与奖励的关系；奖励与满足需要的关系；满足需要与幸福感的关系。本文利用需要层次理论，结合SPADH模型，研究特教教师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一、特教教师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特教教师幸福感指标体系的构建中，首先是激励的力量，即效价与期望，来激发个体的需要，个体的需要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接着，个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采取行动。同时，在行动的过程中服从组织目标，并在满足组织目标的同时设定个人目标。个体在完成设定目标的过程中评价自己的效价，即满意―不满意，然后评价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幸福。最后进行自我反馈再回到激励的力量。
在评价过程中，将评价项目有机联系起来，不仅能使指标体系具有整体性，而且对人们的价值取向有引导作用。将各因素归类整理，可用图表的方式来表示，如图1所示。
二、SPADH模型结构在特教教师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首先，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影响特教教师幸福感的因素可归纳为努力、成绩、奖励、满足需要四个维度，而努力又受到努力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影响；成绩受决策者、执行者和个人的素质决定；奖励由群体的凝聚力、奖励标准、完善的奖励制度、价值与成长、上司的素质、工作环境、薪资福利决定；满足需要由生理、社会、文化、情绪、知识与智力的因素决定。因此，针对特教教师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笔者构建了SPADH模型，力图通过研究影响因素来评价教师的幸福感，如图2所示。
从每一个影响因素的维度出发，结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研究特教教师幸福感的评价体系[5]。例如，从激励角度，需要层次理论与激励因素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个体为了满足需要会采取行动，然后完成组织目标和个体目标，继而获得内心的满足，体验幸福感（见图3）。
研究发现，激励因素会影响特教教师的幸福感，当激励因素满足教师自我实现的需要，教师的幸福感较强。笔者对33位特教教师进行调查后发现：30%的教师认为自身的成长与价值使得他觉得自己很幸福；24%的教师认为完善的奖励制度、晋升或是褒奖能够让他更深切地感受到幸福；21%的教师认为群体的凝聚力越强他能体验到的幸福感越高；15%的教师认为上司的高素质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能让他觉得舒心、满意，从而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仅有10%的教师认为薪资福利能让其感受到幸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0%的教师中退休教师占了将近一半。因此，当个体的需要满足层次较高，激励的因素为实现自身的成长和价值的体现时，教师所体验到幸福感最强。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可以利用激励因素对教师幸福感的影响来更好地组织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同理，笔者分别研究了努力、成绩、满足需要对特教教师幸福感的影响。在努力方面，所调查的33位特教教师中，78%的教师觉得自己的主观努力越多越能让其觉得充实、快乐；22%的教师认为客观努力越多越能让其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在成绩方面，34%的教师认为自身素质高的教师能够体会到更多的幸福；36%的教师认为执行者所作出的成绩能让其感受到幸福；30%的教师认为决策者所做的正确引导能够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进而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在满足需要方面，31%的教师认为知识与智力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
在特教教师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四个维度中，价值与成长的影响作用最强，主观努力能让个体更深切地感受到幸福；执行者所取得的成绩能让个体感受到幸福；知识与智力因素会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因此，针对此类情况，笔者又取这四个维度对本校33名特教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6%的教师认为知识与智力因素会影响其幸福感；48%的教师认为价值与成长是影响教师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5%的教师认为执行者所取得的成绩会影响他是否体验到幸福；21%的教师认为，主观努力能让其最大程度地感受到幸福。
最后，笔者得出结论，对特教教师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个体是否实现了最大的价值与成长。国内某位心理教育专家曾经说过：“光会重复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他只是个保姆；只有做到专业，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让自己得到成长，体验到幸福[6]。”因此，对于特教教师来说，最大的幸福感来自于个体自身的价值与成长。
三、利用层次分析软件构建特教教师幸福感评价指标
层次分析法[7]（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蒂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研究经济管理、社会现象等决策问题时，应用网络系统理论和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8]。
为了计算各要素对上一层指标的影响权重（如成绩对教师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需要计算出该权重，而决策者、执行者和自身素质3个指标对教师幸福感的影响权重的和为1，其他各指标也同样满足该原则），需要构建对比矩阵，即从模型的第二层开始运用9标度对从属于上一层中每个要素的同层各要素间进行两两比较，如模型中的要素i相对于要素j对上层要素的重要程度，1表示i与j同等重要，3表示i比j略重要，5表示i比j重要，7表示i比j重要很多，9表示i比j极其重要，可以用Wi/Wj表示该重要程度，两两比较后可以得到以下矩阵：
该矩阵是通过两两比较的结果列出来的，所以对于整个矩阵而言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首先需要验证该对比矩阵的一致性。可以通过计算矩阵的最大特征值的方法来衡量矩阵的一致性，相关的指标有一致性指标CI，随机一致性指标RI，一致性比率CR=CI/RI当CR
努力=主观性*0.78+客观性*0.22
成绩=决策者*0.3+执行者*0.36+自身素质*0.34
奖励=群体凝聚力*0.21+完善的奖励制度等*0.24+薪资福利*0.1+价值与成长*0.3+上司素质与工作环境*0.15
满足需要=情绪因素*0.21+文化因素*0.16+社会因素*0.21+生理因素*0.9+知识与智力因素*0.31
如果矩阵的一致性满足要求，则可以根据矩阵的最大特征值进一步计算得到对应的特征向量，并通过对特征向量进行标准化（使特征向量中各分量的和为1）将其转化为权向量，权向量中的各分量反映了各要素对其相应的上层要素的影响权重。
在计算得到各要素相对于上层要素的权重之后，就可以通过加权平均的方法将最底层指标的测量结果汇总到目标指标的最总分值，用于评价特教教师的幸福感，构建完善的特教教师幸福感评价体系。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特教教师的幸福感进行了分析，构建了适用于特教教师的幸福感评价体系。评价系统使得定性问题量化，其方法简单、易行。同时，实践表明：该评价系统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特教教师的幸福感的指标，能反映SPADH模型对特教教师幸福感的影响，评价系统可行、可操作、可量化。
参考文献：
[1]吴静文.中学教师幸福感的调查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1.
[2]张日颖.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与教师职业幸福感之相关性研究[J].科教导刊，2012，（16）：91-91.
[3]束从敏，姚国荣.幼儿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原因的调查与思考[J].学前教育研究，2003，（6）：39-42.
[4]江畅.幸福、和谐、智慧与优雅：当代幸福主义的视野[C].中国伦理学三十年――中国伦理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2009.
[5]宋之杰，房瑞民，高晓红.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价值工程评标方法研究[J].价值工程，2006，03：60-62.
[6]陈大鹏，李晓莉.基于重心法和层次分析法的仓库选址问题研究[C].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中部地区物流产业体系建设论坛专辑，2008.
[7]金菊良，魏一鸣，付强，丁晶.计算层次分析法中排序权值的新方法[C]. 2001年中国管理科学学术会议论文集，2001.
建设幸福中国征文范文6
关键词：社会攀比；囚徒困境；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62-03
一、社会攀比的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
社会攀比作为人类普遍的行为活动，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1954年Festinger在其文章《论社会比较》首次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他指出，团体中的个体都具有一种估价自己的驱动力，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标准的情况下，便会以他人作为比较的来源与尺度，通过对比来估价自己的态度、能力和反应的适宜性，以从中确定自我价值。在Festinger研究的基础上，Wheeler通过排序实验，表明被试者更愿意与那些比他们稍微优秀一点的人进行比较。1965年Adams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提出经典的公平理论。他认为人们不仅关心自己所得回报的绝对量，而且还希望了解自己所得回报的相对量，以确定是否公平。
我国对社会攀比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关文献并不丰富，虽然近些年不断地增长，但我国有关攀比的文献总量仍旧较少，研究领域主要在经济领域，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等特殊群体，对概念的界定缺乏全面性。界定偏重于消极一面，习惯于直接把攀比归类于一种不健康的现象，而置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倾向。较少对社会攀比引发幸福悖论的机制进行研究。
二、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分析
（一）消费行为的聚焦错觉
凡勃伦发明了“炫耀性消费”一词来描述消费行为的社会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费和地位之间的联系，荷诗创造了地位性商品的概念以强调相对社会地位的角色。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弗兰克进一步根据受他人行为影响的敏感程度，将人类的消费分为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两大类[1]。
显性消费即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和比较的消费，主要是商品的消费，如衣食住行商品的消费等，人在消费显性商品时，一般也会在与他人的消费比较中获得或好或坏的情绪体验，从而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隐性消费是指难以被货币化计价、衡量和比较的消费，私人领域的亲情、友情、健康、休闲、工作自主性、环境、交通等都属于隐性消费。隐性消费无法计价衡量的特性使其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攀比。但隐性消费贴近内心的特性决定了其是幸福体验的重要方面，且大部分隐性消费具有边际幸福报酬递增的性质，成为幸福感产生的主要源泉。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但在对幸福的追求中，易被衡量和比较的显性消费被赋予了较高的权重，难以被货币话、商品化的隐形消费领域常被忽略，这种“聚焦幻觉”的存在促使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显性领域进行过度的追求，且由于显性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特性，使得收入、商品绝对量的递增与幸福感不变甚至下降的现象共存，形成幸福的悖论、催生社会攀比的消费观念及环境。
（二）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模型
显性消费的社会攀比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还在经济、社会领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次生效果。博弈论在多主体参与的活动中寻求优化策略的理论。在显性消费的社会攀比中，我们可以进行博弈分析如下：
首先，假设在不存在社会攀比和赶超的情况下，假设甲乙两个体具有相同的幸福函数，都只是自身显性消费量x的函数。由于显性消费边际效用递减，设甲乙的幸福函数分别为：
H1=-2（x1-8）2+16 H2=-2（x2-8）2+16
该函数图形的特点是先递增后递减，中间存在最大值。用福利经济学来解释这个函数所表示的情形为：在不存在社会攀比和赶超的情况下，甲乙二人的最佳工作量均为8小时，并且都消费8单位的显性商品，从中获得16单位的幸福感。利用社会攀比矩阵表示后，模型中的（赶超，不赶超）策略所对应的（16，16）组合是最优博弈策略，即二人都获得最大量的幸福感。
当加入社会攀比后，甲乙二人各自的幸福函数都会因攀比和竞争因素的加入而改变。每个人的幸福函数不仅是其自身的显性消费量的函数，而且还是对方显性消费量的函数。由于存在社会攀比，二人显性消费量的差距成为了影响双方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甲乙二人的幸福函数分别变为：
H1=-2（x1-8）2-4（x2-x1）+16 H2=-2（x2-8）2-4（x1-x2）+16
若甲首先对自身的现有消费量不满足，进行社会攀比，那么甲将根据自己新的幸福函数选择最优工作量9小时（超过原先8小时），并从中获得比原来多2单位的显性消费量即18单位。而此时乙的工作量和显性消费量都保持原有水平。没有进行社会攀比的乙会因为对手甲的显利水平的增大而产生心理落差，因此对自身原有的幸福感产生负向抵消作用，根据乙的新的幸福函数可知，乙目前的幸福感仅为16单位。在博弈矩阵中，甲乙双方的博弈策略组合为（18，12）。同理若乙先进行社会攀比而甲不参与，那么双方的博弈策略组合为（12，18）。
事实上，若甲乙二人其中一方先进行社会攀比并企图得到多于对手的幸福感，那么另一方完全可以马上采取相应攀比行动，使双方都进入社会攀比的游戏中。用博弈模型来解释为，若甲先攀比，将工作量提高为9小时，那么乙也立即提高工作量至9小时，而这种社会攀比对二人的幸福感均产生负的外部性，最终使二人的幸福感均下降至14单位。可以看出，甲乙二人最终选择（赶超，赶超）的幸福组合作为双方的最优博弈策略。
然而从博弈图中可知，甲乙均得到14单位幸福感的（赶超，赶超）策略并非是最优资源配置情况，最好的结果是二人均得到16单位幸福感的（不赶超，不赶超）策略组合。但是这种策略是不稳定的，在社会攀比的影响下，甲乙二人都有通过独自增加工作量而获得比他人更高幸福感的冲动。这也就是社会攀比对幸福感存在负面效应而产生幸福悖论的内在机制。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表明，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攀比因素作用于个人与集体，最终导致非最优的策略组合，产生社会整体的不幸福。
上述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人们在追求幸福时，在没有外界调控和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始终要追求自己的理性决策而不会全盘考量，最终会导致集体的不幸福。这表明，要想消除“幸福悖论”，走出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可以加入合理的外界调控和干预机制，改变博弈格局，促使大家选择（不赶超、不赶超）的最优策略。
三、社会攀比困境的财税政策干预分析
由上述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人们在追求幸福时，在没有外界调控和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始终要追求自己的理性决策而不会全盘考量，最终导致集体的不幸福。这就表明，只有加入合理的外界调控和干预机制才能使集体理性趋近于个体理性，从而消除“幸福悖论”，走出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这里所说的“外界调控和干预”实际上就是指政府的相应公共政策。
假设在上述博弈模型中引入第三方政府部门，政府采用公共财税政策手段对首先进行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惩罚，而对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补偿。例如政府对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3单位的税收惩罚，相应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得到3单位的转移补偿。那么，先社会攀比的一方即使在攀比中获得了2单位的超额幸福感，但是由于存在税收惩罚机制，他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1单位，这就意味着，甲乙双方都会意识到参与社会攀比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他们都不会率先进行社会攀比。相应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获得了3单位的幸福补偿，则他的幸福感变为15单位，这时的纳什均衡解为双方均获得16单位最大幸福感的（不赶超，不赶超）。
在这种财税政策调节下，任何一方的赶超都无利可图，幸福感的绝对量与相对量都不会得到提升，这使得双方都丧失赶超的动力，最终选择（不赶超、不赶超）的最优策略。由此可见，公共财税政策的合理运用将会引导社会攀比走出囚徒困境，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幸福水平的无谓减少。
四、抑制社会攀比的税收财政政策调整
正是由于人们对显性消费的过度聚焦导致了幸福感知的偏差和无止境社会消费攀比。这就决定了在抑制社会攀比中的财税政策总体原则是对显性消费征税，对隐性消费补偿，使人们减少显性消费的攀比和竞争，使幸福感的来源向真正的心理幸福体验回归。
（一）利用财税征收，引导合理消费与生产
1.对收入和财产征税，减少人们在收入和财富上的过度攀比和激烈竞争。在累进税中，对较高的收入部分或财产征以较高的所得税及财产税会使人们不惜代价获取财富的意愿下降，转而享受更多的闲暇消费，使人有时间回归家庭、享受天伦之乐，提升人们幸福水平。
2.对奢侈品消费征税，遏制显性消费的恶性攀比，增加财税收入。奢侈品消费时社会攀比的重要表现方面，也是促使社会攀比恶化的重要因素，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感缺失的大背景下，奢侈品消费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心理失衡，引发社会关系紧张，破坏社会公正，威胁社会和谐。所以要对豪车豪宅等奢侈品课以重税，扩大覆盖范围，对奢侈品商品消费及消费行为并行征税[2]。
3.对劣值品征税。某些物品给人带来的好处不大，甚至有利无害，但消费者却给以较高评价，这种消费者评价高于合理评价的物品被称为“劣值品”。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劣值品主要有烟酒，对烟酒进行征税导致的价格提高会适当限制消费的数量和人群，有助于维护吸烟者和酗酒者自身及他人的健康，奠定幸福生活的基础。
4.对环境污染外部性征税，提高公众隐性幸福水平。生活的自然环境是公众幸福感知的重要方面，在改善环境方面，环境税作为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其在遏制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需求弹性较大的产品或者治理成本较低的污染物更加适合作为环境税的征税对象。征收环境污染税，对污染治理给予一定补贴，改变企业成本曲线，遏制企业为减少成本而肆意排放污染物的冲动。促进企业积极进行污染治理，从而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增进幸福感。
5.对公益捐赠减税，促进慈善的发展，增进社会和谐。慈善捐赠是财富消耗重要且有意义的渠道之一，慈善事业的良好发展，在大大提高财富利用效率，提高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的切身问题，增进最底层民众的幸福感的同时会使捐赠者收获心灵的满足，这种双赢很大程度上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针对慈善捐赠，要充分利用财税政策，降低或者取消捐赠税，包括对符合法律规定的受赠主体即慈善组织可享受到优惠及对于捐赠主体捐赠给指定机构的捐款也可以享受一定程度上的税收减免优惠。最大限度地激发公众的慈善热情，促进慈善事业大发展。
（二）利用财税支出，增强隐性幸福
财税支出的使用要坚持民生幸福导向，更加着眼于隐性因子和某些特殊人群的补贴扶持。
1.加强对幸福隐性因子的投入。政府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首先要不断加强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加公民中休闲娱乐的公共健身场等，同时，政府要加大文化建设投入，下大力气进行社会诚信建设、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道德建设，培育包容和谐的社会心态。从硬件到软件，从身体都思想，多方面促进民众幸福感的提升。
2.加强重点人群的补贴力度。社会中的痛苦并不是均衡分布的，底层民众承受了大部分，提高这部分受众的幸福水平可以较大程度提升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例如在当前在住房领域，要着重加强应当针对低收入者、刚迈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的一些补贴政策，在社会保障领域，注重完善社会救济等制度，解决最紧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五、结论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引入博弈论模型分析社会攀比的困境，验证财税政策在抑制显性消费攀比，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方面的功能，进而以财税政策为切入点，探讨了走出囚徒困境的税收对策，并在对显性消费征税、对隐性消费补贴的税收原则下提出具体的举措。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主要想对隐性消费因子进行进一步界定细分和深入研究，以期从多角度探究隐性消费因子的影响因素及提高对策，真正使幸福回归本源，提高公众的幸福水平。
参考文献：
[1]谢识予，娄伶俐，朱弘鑫.显性因子的效用中介、社会攀比和幸福悖论[J].世界经济文汇，2010，（4）：19-32.
[2]李大明，王萌.基于消费行为的奢侈品课税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
[3]曹亚芳.收入不确定性、攀比效应和消费[D].山西：山西财经大学，2011.
[4]杜保丽.炫耀性消费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8，（4）：59-61.
[5]胡迪，金一波.社会比较及幸福感对情绪的比较机制[J].江苏社会科学，2011，（S1）.
[6]何强.攀比效应、棘轮效应和非物质因素：对幸福悖论的一种规范解释[J].世界经济，2011，（7）：148-160.
[7]姬兴华.改革中攀比心理的特性及其成因[J].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3，（2）：25-27.
[8]娄伶俐.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