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考察报告范例6篇

媒体考察报告

媒体考察报告范文1

【关键词】广告产业;媒体集团化;报业集团;广电集团;传媒经济

【中图分类号】F13.8 G206.3 【文献标识码】A

背景与问题

二十多年来,中国广告产业经历了戏剧化高速发展。论者几无例外地相信,作为一类依附性产业,广告产业经营额增长与国内产品总值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密不可分(黄升民、邵华东,2006:pp. 423-435)。宋建武与其合作者在对“代表媒体产业发达程度的广告经营额,代表媒介成长经济环境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三个数据进行的分析中发现,从1981年到2003年,广告经营额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76和0.986,且统计意义十分显著(宋建武等,2005:pp. 26-31)。对三个指标逐年增长率检验时宋等人还发现,在1982到2003年度区间里,广告经营额与两大宏观指标年均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3,0.599,有中等偏高的正相关性。当对年度区间做更细致地划分,将1982到1995年作为第一个观察区间,1996到2003年作为第二个观察区间后,宋等人发现,在第一个区间里,广告经营额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41, 0.431;而在第二区间里,两相关系数分别为0.753和0.811(宋建武等,2005:pp. 39-40),正面相关性显著提高。“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一,在广告经济由空白点起步时,由于起点低,其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其发展更多来自于自身的刚性成长,在这个补足发展阶段,广告经营额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相关程度不高(指1982到1995区间- 笔者注);其二,在广告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进入常态之后,也就是在1995年之后,同时,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商业经济逐步活跃的大背景下,广告经营额的增长情况与国民经济发展情况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与其增长的相关性更强(指1996到2003区间- 笔者注)。” 宋等人做如是说(宋建武等,2005:p. 40)。

从利用宋建武等人提供的数据制作的曲线图中不难看到(宋建武等,2005:p. 37),1982到1995年,广告经营额与其他两项指标增长率间时而紧密,时而大幅度偏离。在1996年前后,二者间距离趋于稳定,且比前一时期接近(图I)。宋建武等人依据广告经营额与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关系对产业发展所做的划分大体上符合该曲线图的变化。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观察广告产业发展,提出问题的角度:当广告经营额与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变化幅度出现显著不同时,就有理由追问其中的原因。仍以上面的图示为例,从中不但可看到了三条曲线运动趋势大体相仿,还可以追问为什么,例如,1984年广告经营额增长率出现明显下跌而另外两项指标却位在上扬?从中不但可看到从1990年起三项指标一起上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广告经营额增长在1993年抵达增长率尖峰而另外两大指标的登峰期却晚至广告曲线已垂直下跌1994年?这类追问,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或许能发现广告产业内部因素,广告产业与宏观环境之间更具体的互动关系在产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加深对广告产业变迁动力的理解。遵循这样一种提问和思考的方式,本文尝试揭露和解释上图中显示的一个现象:从1998到2001年,广告经营额增长率与其他两条曲线做长达四年的逆向运动,且在2001年空前靠拢,几近重叠,[1]为所观察的1982至2003年区间中绝无仅有。这一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

思路与假说

范鲁斌把1992年到2002年看作广告产业的“快速发展阶段”,认为传媒集团化是这个阶段中的“十大变革”之一,表现为:(1)报业和电视业的集团化是1998到2001年间媒体市场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在2001年,报业和广电集团化均处于高潮期;(2)集团化导致了竞争加剧,令广告市场上“硝烟弥漫”,以致“推动了广告业加速发展” (范鲁斌,2004: pp. 61-62)。其中“推动了广告业加速发展”的陈述让人难免生出疑问,因为2001年广告经营额增长率分明遭遇下滑,而且,是在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一起上扬的条件下下滑。

按照简单逆向思维的方法,我们建立起一个工作假说:从1998年到2001年,报业和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是广告经营额增长率滑落的主要原因。启示做如此假说的是产业经济学中对与市场结构的一般性分析:市场结构的变化会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化,而后者又会引起市场绩效的变化(戴伯勋、沈宏达,2001:p.108)。具体到我国媒体集团化问题,集团化多利用行政手段整合分散的媒体,提高产业集中程度,从而改变了地方市场结构,减少竞争,结果是强化媒体在与广告主、广告公司交易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导致广告产业整体绩效降低。

所谓工作假说是指一种并不完全值得信赖的看法。但为了思考的方便,工作假说可当作探讨的起点,从可能想到的种种角度去检验它,修正它,以求获得一种更经得起追问,也更接近事实的观点。由于无法得到更具体数据,对上述工作假说的检验只能停留在行业和广告经营门类的宏观水平。即便如此,上述假说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检验:第一,在广告产业较长的发展过程中,如从1992到2003,媒体广告经营单位- 主要是报纸、电视广告经营单位- 与其他广告经营者的营业额增长率有较显著的正面相关性。这样,正面相关性可被视为基线(baseline)或常态(norm),偏离常态的变化才能构成问题,造成解释的必要。

第二,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如报业集团化高潮期的1998到2003年,[2]电视集团化高潮期的2000到2003年,报纸、电视广告经营单位与其他广告经营者营业额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偏离基线。如果这种偏离表现为两者的负相关性,可能说明媒体广告经营与其他门类广告经营者的利益出现不一致。

第三,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广告产业经营额平均增长率应该低于媒体广告经营单位。果如此,说明媒体市场格局的改变可能伤害到行业整体的利益。

第四,与长期的数据相比较,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GDP等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与广告经营额增长率相关性减弱,说明宏观指标不足以用来解释后者的变化,应该从其他更具体因素--如媒体集团化-- 中寻找解释。

第五,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无法发现集团化之外的其他因素可用来全面有效地解释上述数据的变化。

我们从多种来源搜集了相关数据。其别要提到的是范鲁彬在《中国广告25年》搜集、

整理的不同门类广告经营单位的数据。没有这些数据,本文中工作假说的检验和修正会是不可能的。

发现

从第一个角度的检验中我们发现,自1992到2003年,不同门类营业额增长率之间,门类与和行业经营额增长率之间都存在正相关性。其中,专业公司与广告行业经营额增长率之间高度正相关,统计意义十分显著;专业公司与电视、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高度正相关,统计意义也十分显著。而且,电视、报纸广告单位营业额与广告行业经营额增长率也高度正相关(表I)。换言之,在观察区间内,不同门类营业额增长之间没有冲突,一门类的增长不以他门类或行业总体的不增长,过低增长为代价是行业发展的“常态”。

此外,我们还对前集团化时期-1992到1997年- 的营业额增长率做了相关性分析,专业公司与电视、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33和0.821。其中,专业公司与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高度相关,且统计意义显著。换言之,前集团化时期,专业广告公司与报纸、电视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有着和谐的正面相关性。

当从第二个角度即对集团化时期的数据进行检验时,分析结果偏离“基线”。1998到2003年六年间,专业公司与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601,中等程度负相关,统计意义不甚显著。2000到2003年四年间,专业公司与电视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间的相关性为-0.967,高度负相关,且统计意义十分显著(表II, III)。这似乎表明,媒体和专业公司处于你赢我输的关系之中,电视广告经营者和专业广告公司的关系几近零和游戏。第三个角度的检验发现,[ 3 ]1 9 9 8到2003年间,广告经营总额,专业公司营业额和电视、报纸广告营业额平均增长率为15.21%,14.91%,14.54%和17.00%;2000到2003年,四项指标平均增长率为14.79%,12.55%,14.39%和21.65%。换言之,从1998到2003年报业集团化期间,报业广告营业额增长超出广告产业经营总额和专业公司营业额之增长。在2000到2003年广电集团化期间,电视广告营业额增长超过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但低于广告产业经营总额(表IV)。这些数据表明,在媒体集团高潮期,报纸广告经营明显有出色表现。电视广告经营表现良好。广告经营总额增长差强人意,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疲软。

第四个角度的检验显示,1 9 9 8到2003年,广告产业经营总额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率之间相关性不显著。其中,与GDP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526,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系数仅为0.188,唯两系数的统计意义均不显著,仅有参考价值(表V)。然而,同期报纸广告营业额与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的相关性提高,相关系数达0.799,统计意义水平0.056,接近显著意义标准(0.05)。但报纸广告较高增长幅度(17%)未能在其与广告产业经营额的相关性中获得体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389(表VI)。换言之,报纸广告增长对于行业经营额增长未有显著贡献。分析也显示,从2000到2003年,电视广告经营额与GDP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的相关系数为-0.373和-0.546,与广告产业经营总额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71,但统计意义均不显著(表VII)。

第四角度的检验表明,媒体集团化时期,报业和电视广告对行业经营增长贡献甚小,或许有负面贡献。报业广告增长与两大宏观指标有较显著的正面相关,而电视广告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呈负相关。

四个角度检验勾勒出的这样一幅图景:广告产业增长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之间稳定的正面相关关系被打破(第一角度检验),媒体广告增长超出产业与专业广告公司(第三角度检验),但前者并不总是对产业增长做出明显贡献(第四角度检验),甚至,和产业与专业广告公司增长有负相关关系(第二角度检验)。媒体广告的出色表现无法直接用宏观经济指标或产业增长来加以解释(第四角度检验)。概括言之,由于宏观指标不能解释的因素,媒体广告经营表现出色,但这并未给产业整体发展带来明显益处,甚至伤害了专业广告公司的利益。这些发现支持我们的工作假说。

尚有一些现象未能由工作假说解释。例如,报业广告与电视广告的表现有相当明显的差别。就平均增长率来说,前者的表现超过后者;就对于行业的贡献来说,前者是正面的,后者是负面的;就和宏观指标的关系来说,两者也有正面和负面之别。因此,需要寻找其他可能的解释因素。第五个角度的检验设想了一组或许拥有解释力的因素:第一,由于2000年国家税务局颁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家药监局颁布有关不得刊播处方药品广告的规定,导致广告主投入的减少,致使行业经营额增长率降低。该因素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特别是对2001年广告经营额增长出现的低谷而言(见图I)。然而,它难以解释整个考察区间的数据变化的因素。例如,它可以解释广告行业经营总额增长在2001年的跌落,但无法解释媒体广告营业额在本区间平均增长率不降反升的现象。

第二,由于营销战略的转变,广告投入的份额减少,导致广告经营额增长疲软。该因素的解释力十分有限。假定整合营销中促销、公关等支出中降低了媒体广告部分的投入,本因素的确可解释广告经营总额增长幅度降低,但无法解释门类营业额的变化。在该因素产生影响下,专业广告公司营业额或许降低(减少媒体广告策划,制作和业务),报纸、电视广告营业额降低的可能性会更大(减少了投放业务)。如此,本因素难以解释媒体广告营业额增长率上扬的现象。第三,由于户外、因特网等广告渠道的成长,广告支出分流到新兴领域,导致传统广告部门营业额降低。如这一假定成立,传统媒体广告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该因素的解释与观察到的数据不符。

第四,由于广告制度的动摇,广告投放者直接与媒体广告经营单位交易,导致专业广告公司业务范围缩小,增长变缓,而媒体广告经营者营业额增幅加大。这一因素有一定解释力。然而,执行伊始,广告制就遭遇到此类问题。如果以往这一问题没有导致广告经营额与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率跌落,在媒体集团化时期却带来了如此结果,可能说明集团化导致的市场结构变化使广告问题凸现出来。这种理解倘若能够成立,它与工作假说并不矛盾。

第五个角度的检验说明,2000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和不得在媒体刊播处方药品广告的规定可能是有解释力的因素,应加以考虑。

讨论

根据上述发现和分析,可以观察一下1998到2001年的中国广告业究竟发生什么。

从图II去观察,报业集团化伊始,报纸广告几乎没有出现增长。这可能和机构变化后的适应期有关。只有当集团覆盖了足够的市场后,报业广告增长才成为可能。同时期,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稳健,行业经营额稳中略降。接着在2000年,报业广告营业额增长一举上扬,幅度约20%。

但由于报业广告的发展并未能给行业整体带来利益,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率的明显滑落,乃至行业经营额亦现下滑。此时尚未经历集团化的电视广告领域增长下跌到谷底。也在此时,第一个广电集团的出现。2001年,一组广电集团的出现并没有为电视广告带来福音。相反,该门类增长率滑落到历史最低水平。对此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广电集团化类似于报业集团化,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显示其竞争能力,但这一解释没有考虑其他共生现象:报业广告、行业经营额增长一起下跌,其中,报业广告增长下跌几乎将2000年所获全数失去。共生现象迫使寻找能够对产业整体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2000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和不得刊播放处方药品广告的规定责在难逃。令人诧异,是年专业广告公司营业额增长呈上升状态。为什么来自管理部门的打击没有造成该门类营业额增长率下落?我们尚没有可信赖的解释方法。

至此,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有了一个答案:1998到2001年,由于媒体集团化对于广告产业结构的改变,在整个产业收入中占有“半壁江山”的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受阻,产业经营总额增长率因此逆两大宏观指标增长而滑落;其间,政府税收与广告管理政策的变化减少了广告投入量,使广告产业面临的困难加剧,以致在2001年出现广告经营额增长十分接近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的罕见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结合图I和图II去看,从2002到2003年,虽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乏力,广告经营额开始回扬并稳定拉开和宏观指标的距离。报业广告继2002后在2003年持续增长。专业公司营业额则在2002年探落谷底后于2003年回扬。而电视广告增长率在2002年戏剧化地登峰后,次年又以同样戏剧化的方式下跌。虽然这组现象已经不包含在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 广告经营额增长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靠拢 之内,对广告产业经营额增长的逆势回扬和电视广告增长率下跌似有必要做一分析。

先看电视广告增长幅度的下跌。虽然报业与电视业都迅速地走向集团化,以改变产业结构来强化市场势力对于两大媒体的意义或许不同。报纸依政府行政体系板块来划分市场。跨地区经营会遭遇强大的行政壁垒。在如此的市场格局中,以地方党报为首的报业集团可能迅速提高地方报业市场集中度,获得市场势力。另一方面,依行政管理体系划分市场也是电视业的现实,但卫星传输技术推动着跨地区乃至全国市场的形成。对于电视产业来说,利用集团化来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效果相对有限。2002到2003年间,地方的,区域的,全国的市场都面临广电集团之间的竞争,为广告主和专业公司提供更多的选择。

再看广告产业经营额在2003年的上扬。显然,在行业经营额中份额巨大的专业公司和报纸广告营业额的增长对带动行业经营额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还须提到的是户外广告营业额的大幅度增长。据范鲁彬记载:“至2002年底,户外广告载体总数已1756,026块,经营单位62,257户,实现广告额998,664万元,较1999年增长72.93%,户外广告已与报业、电广形成三架马车的格局,成为传媒广告市场三大主要竞争对手”(范鲁斌, 2004:p.63)。从本研究的角度去看,由于户外广告的无须经过具有“喉舌”性质的媒体机构,户外广告经营者面对的是不具备集团化势力的交易伙伴,行为更具市场化性质,容易取得较好的市场绩效,虽然,营销策略的变化可能也在户外广告的崛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我们使用的数据中,户外广告、新媒体广告和有线电视广告经营者被划分在一个门类,统称“其他广告经营单位”,因此无法对户外广告、新媒体广告乃至直邮广告的表现做具体分析。但下面的图示似可说明,这些门类的营业额在2002到2003年间开始令人瞩目的增长(图III)。随其对行业整体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加,媒体集团的市场势力可能遭遇进一步的消解。

结语

至此可以将本研究的工作假说做如是修正: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的集团化是造成1998到2001年前后广告经营额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逆向运动的主要成因。集团化改变了广告产业的市场结构,使媒体得以利用行政权力带来的市场势力在广告交易中获利,造成其他广告经营者的损失,并减慢了广告行业的增长,而2000年政府颁布的涉及广告管理的法规加剧了广告行业的困境。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认识是对数据曲线呈现的一种罕见现象的分析结果。它不是,也无意成为对我国媒体集团化的最终评价。媒体集团化倡导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中国需要拥有与“国际传媒大鳄”对抗的“航空母舰”,集团化因此常被理解为我国全球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卢嘉杰,2005:pp.23,30-31)。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来评判集团化是否逐步接近实现其宏伟目标。

媒体考察报告范文2

【关键词】《南方日报》 亚运会专题 媒介策划

随着传媒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传统以独家新闻取胜的竞争方式早已不符合媒介竞争的潮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媒体若想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对报道进行精心的策划,做好媒介营销,以获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南方日报》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在发展历程中,以其权威性、公信力和高品质的主流新闻和深度报道,确立华南地区主流政经媒体地位,是广东唯一主打高端读者群的权威政经大报。早在2002年的第一次改版中,就根据细分市场的需求,提出“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办报理念,强调理性阐释、权威解读、专业描述,以及对海量信息的深度整合,以独到的思考、独特的视角、独树一帜的见解解读政策,观察社会、关注民生,着力经营有高度、有深度、有影响力的主流新闻。①可以说,《南方日报》走的是一条精品化路线。以下从媒体的宏观策划、中观策划和微观策划对其亚运会专题报道进行分析。

一、宏观策划:报道理念

“宏观策划即从宏观层面对媒体的整体定位和长远规划的思考,从而为使媒体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寻找理念支援。媒介策划的核心即定位。”②明确、清晰的市场定位:《南方日报》是广东省委机关报,提出“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办报理念,“找准自己的优势所在,明确自身的定位,占据高端读者市场,树立权威,建立公信,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群,进而影响社会走向,政策走向,经济走向”。③杨兴锋在回答“在社会、娱乐、体育新闻等如何做出高度?”时提出“在这些新闻上,《南方日报》并不停留在新闻噱头上,往往着力背后的内容,不但提供事实,而且还提供观点”。④在当今体育报道娱乐化严重的趋势下,《南方日报》不为所动,仍然坚持用深度打动读者。在此次的亚运会报道中,许多稿件都是以评论的形式出现,即使不是评论,也是对事件某一方面的解读,充分体现了《南方日报》的“高度”和“深度”。

二、中观策划:报道规模、版面设计和安排

“中观策划即通过媒介运作的具体环节,比如板块调度、版面设计、栏目编排、主持人形象选择、广告控制等以及彼此之间的组合关联,在感性形态上彰显媒介的理念风格。”⑤

1、报道规模:持续时间和版面空间

本次对亚运会报道策划分析的考察是从11月1日起到11月30日止。这30天,《南方日报》共发行(包括特刊、东莞、深圳、佛山观察等)1920版,其中亚运会专版有197个,占所有版面的10.3%。(图一)“前亚运”时期发行924版,亚运会专刊有54个,占所有版面的5.8%。“亚运”时期共发行880版,亚运会专刊有140个,占所有版面的15.9%。“后亚运”时期共发行116版,亚运会专刊有3个,占所有版面的2.6%。(图二)亚运报道专刊1―5版有13天(11月1―10日、20/29/30日),6―10版的有12天(11月11/14/16―19日、21―24/26/27日),11―15版的有3天(11月13/15/25),16版以上的有2天(11月12/28日)。由上可知,11月12/28日这两天发行的亚运专刊是最多的,“前亚运”时期的专刊除了11月11/12日,大多在5版以下,而亚运时期发行的专刊数大多在10版以下,只有11月13/15/25日三天的版数超过了10版,但在15版以下。由此可见《南方日报》的亚运专题报道没有固定的版数,而是根据每天内容的多少来安排版面,这有别于同城的《广州日报》。

2、大量广告融入新闻报道版面

《南方日报》亚运会报道的营销策划是很成功的。在此次的媒介策划中,《南方日报》策划了大量的广告版面,包括推出了一系列特刊:《亚运一册通》、《亚运荐水》、《2010年度公务员(东莞)最喜欢的消费品牌》、《无线东莞为亚运添彩》等。30天中的特刊一共有184版,占所有版面的9.6%。(图一)除了在特刊上登了大量的广告外,登在亚运专题版面的广告也不可谓不多,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可以看出,南方日报在此次的亚运报道策划中充分挖掘了广告资源。而且这些广告的设计和制作都非常精细,让读者看了后丝毫不觉得反感,反而为报纸版面增添了美感。这些广告大多是大型企业广告,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南方电网、广汽集团等。这也体现了“《南方日报》以时政硬新闻给读者提供权威信息和深入的政策解读,广告对象应为高档耐用消费品,而非日用品和时尚商品。在摒弃低端广告的同时加大高档耐用消费品广告市场的开发力度”。⑥

3、版面设计

“大视觉”引自企业VI理念,产品包装设计流程手法,它整合了新闻摄影、图片编辑、版式设计、图表制作、插图甚至电子报、报纸形象广告等所有视觉设计元素,以更专业化的岗位设置、高效化的出版流程及与之相配套的培训、考核、奖惩机制,整体打造报纸的形象品牌。⑦亚运专版的设计完全体现了“大视觉”理念:每个亚运专版的最上方是“2010亚运风”几个大字(图四),以圣火形状的火苗作为底图,以耀眼的红色为底色。与之并排的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广告,最左边是一个五羊标志。每天都有“伊利亚运头条”(图三)、“中国银行亚运奖牌榜”,这些都是整个版面的构成要素,而且是跟广告镶嵌在一起的。

大量运用图片解读新闻。30天的亚运报道中一共配发了650张图片,注重用图片呈现新闻,尤其是开幕式和闭幕式。《南方日报》是680报型的窄报,字体是加粗的宋体,加上大量图片的运用,整个版面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稿件运用避免了长篇累牍。运用组合式和集中式报道方式,尤其是在报道开闭幕式的时候。亚运专版基本都是一个大标题,配几幅图片,再由几篇不同的稿件填充版面,共同反映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同类情况,或同一主题、不同门类的情况。同时,绝大部分稿件都是自采的,少数稿件采用了新华社、人民日报文章以及来论,非自采的稿件一般都是带有评论性质的总括性的文章。

三、微观策划:新闻报道策划

这里所说的微观策划主要是指新闻报道策划,即在新闻事实发生后,媒体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组织人员对新闻事实进行相关报道。以报道客体发生状态作为分类标准,新闻报道策划可分为可预见性新闻报道策划和非可预见性新闻报道策划两类。可预见性新闻报道策划,是指对能够提前获知的事件性新闻和非事件性新闻的报道策划。⑧按这样的分类标准,亚运会报道策划属于可预见性的新闻报道策划,所以在亚运会举办之前,媒体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组织资源、制定媒介报道计划。

30天中有关亚运会的报道有966条,其中包括评论、消息、通讯(新闻特写、人物专访等)和图片报道,图片650张。(表一)

“前亚运”时期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亚运火炬传递、开幕式猜想及开幕式演练、交通指南、领导的视察活动(对亚运场馆和亚运开幕前各项准备工作的视察)、亚运村报道、场馆建设、安全工作检查和对开幕前举行的足球比赛的报道等。其中系列专栏《亚运,你好》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亚运给广东和广州带来变化的报道,如《亚运助推珠三角路网提速》、《办亚运带动城市大升级》、《20年跨越世界认识新广州》等。

亚运时期的报道内容主要集中于对比赛情况的报道,还有几版“蝶变”专刊介绍广州申办和举办亚运之路,主要是通过第三者的讲述来介绍举办亚运给广州带来的变化,包括城市建设、整治河涌和空气质量的提升等。亚运的最后几天,随着比赛项目的减少,开始有了专门报道国外选手赛况的版面,由赛场内转向赛场外,开始对亚运进行总结和思考,如《养狼者说》是介绍中国教练在亚洲各国指教,带队参加亚运,为提升亚洲各国运动水平作出了贡献,表现体育能超越国界的魅力,共同为建设和谐亚洲而努力。28日的报道内容在总结方面体现的更加明显,亚运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广州,甚至中国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亚运促进了广州的城市建设,对志愿者和后勤保障人员辛勤劳动表示感谢,最后的就是对中国军团的和广东军团在此次亚运中表现的总结。

“后亚运”时期的报道主要是亚运的答谢宴,各国界领导出席的庆功会议等,如《感谢所有为亚运付出艰辛努力的人》。12月1日的报道除了有两篇关于亚运交通补贴发放的报道外,其他7篇都是关于亚残会的报道。而从这天开始,对亚运会的报道算是落下了帷幕,12月2日都是关于亚残会的报道。

四、整合营销带动广告营销

《南方日报》在亚运报道中,非常重视与受众的互动,推出了一系列活动,如投票竞选亚运“老广菜单”、南方报业亚运直播室、亚运金牌天天猜等。读者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参与到活动中,重视与受众的互动已成为媒体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媒介与受众互动活动的策划可以看成是媒介活动营销的一部分。读者通过参与到活动中去,获得了现场感,对媒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增加了对媒体的信任,促成了读者的购买行为。

“报业的产业价值就在于它的核心产品――报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受众,从而吸引广告客户。而这种吸聚能力的大小,关键还是在于报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由此可见,报纸质量连着发行,发行连着市场,市场连着广告”。⑨《南方日报》通过给读者提供权威的信息和深入的政策解读,牢牢地抓住了发行市场,从而开拓了更广阔的广告市场。在30天的报道中,特刊版面有184个,体现了“将特刊做成例牌菜”的营销策略。这些特刊的内容有大量的广告,通过发行特刊,吸引了大量广告投放。“卖活动”――《南方日报》市场推广的秘诀。媒体的营销策划新闻活动是既有新闻性质又有广告经营性质,两者有机结合,有效发挥媒体的整体优势,为媒体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创造更好的社会效益,对当下纸质媒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⑩

参考文献

①张晋升,《党报如何走市场之路――以〈南方日报〉的改革实践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0(1)

②⑤朱田凤,《新闻策划三段论》,《新闻知识》,2008(9)

③杨兴锋 主编:《南方报业之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27

④蔡雯、甘露编著:《新闻资源开发设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71

⑥⑨谷虹、陈雨,《试析〈南方日报〉改版与广告经营的联动效应》,2003(5)

⑦杨兴锋主编,《南方报业之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9):81

⑧蔡雯,《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6-67

⑩王诤,《报刊广告营销策划及营销模式创新》,《新闻爱好者》,2009(4)

媒体考察报告范文3

关键词:西方国家 媒介融合 技术与经济

媒介融合虽然是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概念,包括平台、传输网络、产业、市场以及终端等不同构面和层次的融合,但总体而言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分析维度:技术维度和经济维度,即将媒介融合视为技术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

一、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发展:技术维度的考察

媒介融合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这已是一个获得普遍认同的观点。在技术维度下言说媒介融合,网络化以及数字化是两大关键概念,而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发展与普及则是核心议题。因此,要考察媒介融合的现实图景,首先必须对西方主要国家的ICT技术发展与普及状况,尤其是网络化以及数字化的发展状况进行一个扫描。

(一)西方主要国家ICT与网络化发展的基本状况

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西方各国不约而同地确立了以ICT信息化技术为核心的国家发展战略,根据ITU的最新统计数据,目前西方各国的IDI发展指数(IDI指数,ICT Development Index)普遍在全球平均水平(4.08)之上,并且有相当大部分的国家IDI指数值高于6,反映了较高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下面,分别从硬体和软体两部分简述西方主要国家或地区ICT和网络化发展的现状。

1 电视、电脑、手机等硬体终端设备的普及和网络化程度

电视、电脑以及手机是媒介融合终端实现的最重要的三个载体,而联网手机、联网电脑以及联网电视更被视为媒介融合实现的重要标志。因此,这些传媒终端的普及情况以及接入互联网的程度就成为考察媒介融合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

其中,在电脑方面,目前西方各国的电脑(包括PC以及移动和手持设备)的普及率普遍超过了70%。在手机方面,到2010年底,欧洲所有的国家,除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浦路斯、土耳其等国家以外,手机的普及率都已经超过了100%。在很多西方国家,接入互联网正在成为大的平板电视的标准配备。预计到2017年,北美、西欧的联网电视用户渗透率都将增长到50%以上。其中尤值得关注的是,结合电视与网络功能、且搭载操作系统的SmartTV(智能型电视)在欧美市场迅速兴起。

2 宽带以及3G等软体建设状况

自20世纪90年代开展有线和DSL服务开始以来,互联网尤其是宽带技术在西方各国获得了极大发展。同时,在宽带接入方面,西方各国亦走在前列。截至2011年初,荷兰、瑞士、丹麦、挪威、爱尔兰、法国、卢森堡以及瑞典等七个国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使用有线宽带;而在无线宽带方面,相当一部分西方国家的普及率已经超过50%,其中瑞典以及澳大利亚甚至超过了80%。同时,移动通信技术也获得了极大发展。目前,除了阿尔巴尼亚,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启动了3G移动通信服务,而奥地利、塞浦路斯、芬兰、葡萄牙和瑞典等国家的3c普及率甚至达到了60%或更高。另外,瑞典、挪威、美国等国家甚至已经开始提供4c网络服务。

(二)西方主要国家数字化发展的基本状况

数字化是媒介融合的根基,而融合了计算机、多媒体、通信网络等众多技术的数字电视(Digital television,DTV)被认为是未来的家庭多媒体信息终端。因此,下面主要介绍一下西方主要国家数字电视的发展和转换情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一贯奉行市场主义的西方国家纷纷积极介入数字电视的发展,推行强制性的“模拟一数字”转换计划。据有关统计,在西欧地区,截止2011年底,数字电视转换率已高达85%,而到2016年数字电视的普及率更是将高达99%。在北美地区,美国早已在2009年6月全部完成电视信号数字化;而与美国相邻的国家加拿大,也从2011年8月31日起广泛采用数字电视信号,包括首都和省会城市、人口超过30万的地区以及那些拥有不止一个通过无线电传送的电视台的地区,已全部实现数字化。

(三)西方主要国家融合性传媒业务或服务的基本发展状况

1 报刊媒体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融合发展现状

近年来,西方国家报刊在面临来自互联网的生死挑战时,大致有以下两个发展方向:

一是进一步推进数字化的进程。近年来,西方报业数字化转型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是阅读终端的多样化。随着智能手机、iPad、专门阅读器等各种新型手持移动终端的出现,各报刊也纷纷推出相应的新闻阅读客户端,以期赢得数字阅读时代的市场先机。

二是弃纸转网,停印印刷版报纸或杂志,完全转向纯网络媒体。如2008-2009年间,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西雅图邮讯报》、《塔克森市民报》、《安阿伯新闻报》等数家百年大报纷纷停印,转为专攻网络新闻。而美国老牌时事刊物《新闻周刊》也在2012年底结束出版纸质杂志,转而以付费模式通过电子阅读器和网页来内容。

2 三网融合业务或服务的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便开始推出增值网络服务等融合电信、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功能的三网融合(Triple-play)业务或服务。如今,三网融合作为媒介融合核心领域的地位日益得到确认,广播电视、互联网和电信三大领域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明显。具体而言,在电信和互联网日趋融合的同时,下面两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注意:

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积极进军互联网市场,广播电视与互联网媒体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已渐趋成熟。

另一方面,互联网以及电信生产商也想方设法地进入广播电视市场,它们通过竞价政策、合纵连横等策略纷纷布局IPTV、移动电视等类电视业务,已经给传统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市场带来了不小的竞争压力。如在欧洲付费电视市场,电信运营商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市场中的任何其它部分。而在IPTV和网络电视市场,电信运营商的发展也是咄咄逼人。二、市场的融合与产业的集中:经济维度的考察

(一)融合性传媒服务的消费与使用状况

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西方国家消费者的传媒消费和使用习惯正在发生巨变。数字多媒体服务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娱乐消费的主要内容。有线电视的家庭用户正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收看数字电视。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估计,尽管有线电视的订户依然在增长,但在未来的几年里,其市场份额将不断下降。被分割出来的市场将会落到数字卫星和IPTV等数字电视服务的头上。北美地区数字电视的订户到2016年将会从2011年1.14亿增加至1.29亿,平均年增长2.36%。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型的融合性传媒终端作为多功能操作平台,也在西方各国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很多消费者同时使用多种类型的媒体。如,虽然观看电视仍然是西方各国人们屏幕媒体的最主要消费方式,但“第二屏幕”的兴起已是不争事实。在2012年,“second screening(第二屏幕观看)”甚至成为了牛津词典英国年度词的候选词之一。英国大约80%的手机互联网用户会边看电视边通过手机网络与朋友交流,并且利用Twitte等平台实时收视评论。

(二)新经济的兴起

新技术带来的新经济的兴起。据Digital TV Research估计,到2017年,北美地区的三网融合业务的普及率将达到46%。其中,美国2400万的用户将为其带来高达870亿美元的收入,占了全球三网融合业务总收入的半壁江山。仅在线电视和视频业务一项,2016年全球的收入将会超过2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的收入都将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甚至将占据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广告收入的指标方面,同样反映出了数字媒体所带来的挑战。其一,西方各国的报纸广告收入普遍呈下降趋势。截至2010年,北美地区在过去五年报纸广告收入下降了41.3%,西欧地区下降了21%,全球的平均数据下降了23.3%。其二,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广告收入逐渐开始超过传统媒体。如在法国、英国、匈牙利、波兰、日本等国家,互联网的广告收入已经超过了报纸媒体的广告收入;而在丹麦、挪威、瑞典以及英国等国家,互联网的广告收入甚至超过了电视媒体的广告收入。而在2012年上半年,仅Google一家公司的广告收入就已超过了全美所有印刷版日报和周末报纸的收入之和。其三,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也正在流向自己的数字版本或数字平台。如挪威、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报纸广告收入中,都有超过10%的比例是来源于自身的数字业务,而非印刷报纸。

(三)产业边界的模糊与集中

传媒生产的数字化以及渠道的网络化在大幅提高传媒产品的生产制作成本的同时,大大降低了产品复制的边际成本,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传媒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畴经济特性。在这种技术力量的推动以及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西方国家传媒产业的垂直整合蔚然成风,跨媒体的兼并或联合大大加速。以加拿大为例,从2000年加拿大最大电信运营商Bell Canada收购电视业务和报纸业务以来,这种跨媒体的横向兼并浪潮便一浪接着一浪。虽然备受关注的BellCanada收购Astral Media一案已被加拿大广播电视暨电讯委员会(CRTC)否决,但加拿大的传媒已经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私人集团的手中,而且主要的几个传媒集团基本都涉足多种传媒业务(表1)。

三、结语

媒体考察报告范文4

手机报的蓬勃发展,使有些专家认为,手机报的推出将给传统媒体带来划时代的革命性意义,使手机迈向“第五媒体”的快速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在实践中,手机报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它在很多城市碰壁,盈利也不多。一些专家对此表现出悲观情绪,甚至有人认为,手机报已出现整整3年多,至今赢利空间仍然是个未知数,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那么,手机报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在目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媒介竞争市场上、在未来的媒介生态园中,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目前它还应该做哪些努力来完善,未来的手机报将去向何处?

从媒介“融合”看手机报的生态位

“生态位”是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著名生态学家E・P・Odum把生态位定义为“一个生物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状况,而这种位置和状况决定于该生物的形态适应、生理反应和特有行为”①。邵培仁认为“任何一种媒体都必然有其时间和空间上的生态位,也即有其特殊的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以及它在这一状态下的特有行为和作用”②。

媒介生态位不是固定的,它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来看,技术是其中最主要的变革因素。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传媒生态园”的版图,激化了“传媒生态园”从未止息的“生存竞争”,面对新技术的挑战,加快数字化改造成为传统媒体的必然选择。具体途径有两条:一是“进化”,即保持原有本性和特色的前提下,进行信息化建设,如在实现新闻作业流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的同时,张扬其固有的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变异”,即扩展新的传媒功能,向其他传统媒体或新媒体渗透,如借助信息网络技术的力量,涉足新领域,创办新业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未来的发展做铺垫。手机报的出现,正是纸质媒体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为应对挑战,谨慎拓展新领域而进行的的探索,这一探索使平面媒体朝“立体化”方向发展。

从另一方面看,新媒体的前景虽然看好,但路途却并不平坦,它们将继续在探索和风险中前进,在“生存”和“竞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孙宝传在《试从“生态学”的视角看技术对传媒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新媒体为了在“生存竞争”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通常会采取如下途径:一是“适应”,即适应不断变化的传媒生态环境,同时,不断探索增强适应生存环境的途径;二是“优化”,即不断完善自己的功能,在挑战传统媒体的同时吸收传统媒体的优势,并淋漓尽致地表现新技术的优势③。因此,手机报是移动媒体“适应”和“优化”的结果,它为移动媒体的技术优势加上了传统媒体的内容底蕴。

因此,总体看来,手机报是新旧媒体“融合”的产物。从属种关系来看,手机报应该是“纸质媒体”与“移动媒体”群落下的种群。这种“融合”类似于植物的“嫁接”、动物的“杂交”,从目前的一些新媒介形态来看,与之处在同一生态位上的还有网络报纸、电子报纸、手机短信和手机电视等种群。可见,手机报本身不是“第五媒体”,也不可能成为“第五媒体”。如果真有“第五媒体”一说,也只可能是“手机”而非“手机报”。

媒介生态位规律中的手机报考察

时空生态位规律考察。从生态学中生态位的规律来看,任何一种媒体都有其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生态位(Niche),以及在这一状态下的特有行为和作用。在时空生态位上,手机报有纸质媒体与移动媒体的兼容性(报纸占据的是空间中的生产周期短的媒介生态位;手机占有的是时间中的以传播声音为主的频率生存空间位),占据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生态位。与传统媒体相比,手机报具有新媒体的优点:交互性强、时效性高。与新媒体相比,又具有传统媒体的优势:内容丰富、可信度高。同时,与处在同一生态位上的网络报纸、电子报纸等相比,具有“开展业务成本低”、“携带更方便”、“普及率更高”等优势;与手机短信、手机电视等相比,有“信息量大”、“报道深入”等特点。因此,从时空生态位上说,手机报有自己的生态优势,有可能迅速发展,扩大生态位。

但同时,由于技术瓶颈的存在,手机报在时空位上也有劣势。技术瓶颈集中体现在两个“有限”上:一是手机的容量有限。目前,中国移动彩信的理论容量为50K,文字加图片,一般SP规定的文字在2200字以内。对于一般新闻稿件以2200~2500的文字容量,可以一次发5~8条信息。但手机承载的信息不只是文字图片,还有视频和音频信息,十几分钟的动画用RM流媒体压缩到手机上,需要1M内存,而绝大多数手机容量仅为2M左右,也就是说,手机作为媒体的存储量仅仅勉强可以满足需求;二是手机的宽屏有限。通常人们习惯于宽屏和浏览式阅读,面对狭窄视觉范围内的频繁翻页阅读不太适应。

因此,总体看,手机报应该有自己的一个适中的时空生态位。但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当一种新技术能彻底解决手机报的瓶颈问题时,手机报的生态位将为新的媒介形式替代。

营养生态位规律考察。任何一种媒体,都必须有自己的营养生态位,即拥有自己独特的资源来源,资源来源决定着媒体的生机。受众资源与广告资源是当代媒介的基础营养生态。从受众资源来看,手机因兼有纸质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双重特性(报纸通过提供文字信息,争夺受众的视觉资源;手机通过提供声音信息,争夺受众的听觉资源),因而手机报争夺的是受众的视觉、听觉资源。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手机报争夺受众视觉、听觉资源的内容基本上仍完整地来自纸质媒体,手机报没有原创内容、缺乏自己健全的采编体系和运作管理体系及专门的媒体从业人员,其产品内容不具备独特性和排他性,目前的手机报在内容上基本是失败的。

事实上,理想状态的手机报在这方面应该还是有优势的。就目前的情况看,手机彩信在传输过程中能够使终端用户收到50K的多媒体数据包,包含图片、文字、声音、动画等,而且,由于手机报具有“及时性”、“便携性”等特点,天生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政治事件进程报道、体育赛事文字直播等)、实用信息咨询(如汇率消息、天气预报等)和思想信息(如短评、舆情)等内容方面具有优势。试想,如果手机报能够拥有自己的采编体系和原创内容,哪怕只是小部分,在争夺视觉、听觉资源方面也会有很大的优势。

从广告资源来看,目前手机报主要靠订阅费用的分成来满足服务商和报社之间的利益分配。广告资源最终决定手机报的生存,然而,作为个人通信工具的手机,本能地排斥广告侵袭。如果广告可以接受,那么广告投放形式又该如何呢?若采用强迫性,订阅者为方便自由检索新闻的本意将大打折扣,其手机的隐私空间也会受到侵扰。若采用选择性接受,订阅广告是否需要支付一定费用?同样与我国传统媒体的广告业务相比,刚起步的手机媒体广告业务没有工商、税务等主管部门监督和职业培训等相对成熟的配套服务,故一些运营商宁愿承受经济损失,也不愿冒险来经营手机媒体广告。

然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手机报赚钱的另一部分还得靠广告,两条腿走路更佳,因为,仅靠彩信订阅的收入是很少的,而一份发行量为10万元的手机报即意味着千万元级别的广告市场。虽然,大众化的广告与作为个人隐私的手机二者存在冲突,但矛盾不是绝对的,从目前的市场来看,至少三类手机报广告的潜力巨大:一是企业冠名栏目,二是大型企业点播,三是分类服务信息。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目前一些手机报创办者雄心勃勃,如杭州手机报负责人说,“由于广告前景灿烂,因此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普及率”。很多创办者甚至扬言要将手机报发展到10万用户。

综上所述,通过对时空生态位与营养生态位的考察,可以看到,手机报虽然具有双位特性的优势,但该优势至少在目前受到一定挤压,因此,手机报不可能像一些人预想的那样迅速扩张,取代旧媒介形式,故其生态位上不宜采用“泛化生态位”,而应采用“特化生态位”。目前手机报的受众定位基本上还是准确的,即定位在25岁至45岁之间知识水平高、经济基础好、对资讯高度敏感的精英阶层,他们没有时间买报或在紧急情况及特殊场合下买不到报纸又需要相关信息。然而,这一定位,从一开始就注定其竞争也是激烈的。

注释:

①尚玉昌编著:《普通生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5)。

③孙宝传:《试从“生态学”的视角看技术对传媒的作用》,《中国传媒科技》,2004(11)。

④丁鸿富、虞富洋、陈平:《社会生态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媒体考察报告范文5

上海报业集团新媒体融合发展

一、公司历史

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于2013年10月28日,由原上海两大媒体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而成。目前旗下拥有32份报刊,包括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三张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在内的9份日报、16份周报、7份月刊,拥有2家出版社、10家新闻网站、18个APP应用和50余个微信公众帐号。

二、行业现状

20世纪后半叶的技术变革催生了无线广播和电视等新产品,多数传媒公司采取的策略是保持传统媒体并投资上市的新媒体。媒体范式正发生根本性转变,内容一旦被数字化就能以几乎零边际成本进行分销和储存。未来的报业生产将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要从彼此替代变成彼此融合共赢。简单将纸媒内容复制到互联网和移动端上做二次传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发展,主流媒体实现从内容生产理念、方式到能力的脱胎换骨,才是当前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根本任务。

三、集团的新媒体战略

(一)兼并收购

麦肯锡公司调查的精细化增长表明,在长期发展中,并购和相关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比扩大市场份额更具推动力,因为内生增长耗费时间,存在大量沉没成本。上海报业集团正是通过两大媒体集团的整合迈出了其新媒体战略的第一步。

(二)内容为王

笔者认为上海报业集团作为一家年轻的公司,核心竞争力是内容生产。作为集团新媒体“三驾马车”的“上海观察”、“澎湃”和“界面”都具有鲜明的内容特色,分别面向党政干部和城市利益相关者、财经界中高端人士、投资者和高净值人群。集团通过优质原创内容来吸引流量从而获取广告收入,同时也提供高度专业化内容和精准服务以获得特定用户付费收入。集团同时改进内容生产机制,改造现有新闻生产流程,探索报网融合的新闻供稿方式,抛弃传统门户网站的频道制和部门制,围绕40多个栏目组建团队。这些都有利于内容优势的强化。

从“上海观察”和“澎湃新闻”两大新媒体项目的运营和用户反馈情况来看,它们基本符合互联网思维下新型媒体产品的特征――专业权威和特色分众,并且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目前,以向用户收费为赢利模式的资讯类深度阅读产品“上海观察”,早在2014年APP下载量就超过27万,收费订户达16万,微信公众号关注数2万。还记得澎湃新闻客户端上线的时候,CEO邱兵的那篇《我心澎湃如昨》在朋友圈被刷屏,可谓一个成功的软文营销。之后恰逢反腐高潮,“澎湃新闻”以高端时政评论的优势继续占据媒体制高点。

(三)人人生产协同创造--“市民新闻”

上海报业集团将“界面”定位为“首家全民参与的商业新闻网站”。用户可以注册登录、吐槽爆料、投稿,在这里人人都是记者和评论员。在其网站底端显示数百个与其合作的自媒体,涉及领域之广从旅游到中医咨询等等。市民协同创造使得内容生产社会化,可以整合新平台、提升品牌亲和力。然而网友的评论和吐槽普遍反映“界面”的参与系统不完善,投稿甚至注册经常出现bug,这或许是其急需改进的地方。

最早开创“市民新闻”思路的是韩国传媒公司Oh my News创始人区延浩。他们的编辑程序是用户撰写文章提交,由Oh my News专业编辑委员会进行编辑过滤并刊登,好文章会放在网站靠上的位置,市民记者还能获得金钱报酬甚至是来自用户的小费(信用卡或手机支付系统)。或许他们的思路可以为上海报业集团提供借鉴,改善用户体验,更切实的达到其定位承诺。

(四)合作

集团旗下《新闻晨报》与腾讯合资打造“大申网”,与百度合作运营“百度新闻上海频道”,实现了纸媒深耕本地市场、实现流量变现。集团还与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合作,整合上海本地手机报,实现一城一报,用户规模超过150万,打造出移动互联网上的上海新闻门户。此外,集团联合海通、国泰君安、奇虎360、小米、弘毅资本等社会资本,将“界面”打造成一个全新的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多种形式的合作使得集团新媒体发展更加成熟。

四、战略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与选择

很多传媒企业都试图在多个部门形成区域性的控制地位。在美国,四大传媒公司(维亚康姆、迪士尼、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在几乎所有的传媒领域都有所涉足,他们采用立体的管理方式,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在中国,浙报集团上市之后耗费重金收购游戏业务、设立传媒梦工场进行项目孵化。而Schibsted(挪威媒体公司)甚至开办了一家网上减肥俱乐部。这些都可以作为上海报业集团这个新生集团未来拓展业务的借鉴,但投资同时要注意国家的控制性约束政策,同时投资组合不要太分散以至于无法获得多媒体部门一般竞争力的协同效应。

(二)“内容为王”的挑战

根据上海报业集团的构想,“澎湃新闻”等产品的运营模式是通过优质原创内容吸引流量,然后依靠海量用户获取广告收入。“澎湃”骨子里是坚信内容为王的,但是作为移动新媒体,其内容的变现能力还需要谨慎审视,要实现从“广告到达率”到“广告影响力”转变。具有内容优势的媒体,要对传输平台和广告方式进行革新,确保其内容能通过最优化的平台到达目标受众。比如要考虑一条新闻通过微博、微信和客户端中的哪一途径传达受众最广。维护多平台耗时耗力,由此产生的利润是否足以弥补成本是上海报业集团需要考虑的问题。据估计,在美国一位印刷版报纸订户每年能带来500-900美元的广告收入,而一位网络读者能带来的广告收入仅为5.5美元.

参考文献:

[1]澎湃新闻.上海报业集团新媒体战略.2014.

[2]裘新.变革基因开门办报.2014.

媒体考察报告范文6

中国新一届省级领导班子产生扩大民主有新推进

今年1月,中国31个省区市换届结束,选举产生新一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815人,其中女干部106人,非中共党员干部206人,少数民族干部133人。

据透露,新一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职数比上次换届每省减少3职,与上届相比,这次换届人大、政协班子退出人数增加了174人。同时,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扩大到平均2.9人/省;平均任职年龄比上届下降1.7岁。

据悉,此次换届工作在扩大干部考察工作民主方面又有新推进。包括在推荐环节,增加了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常委和市级人大、政协主要领导参加大会推荐;在考察环节,公示范围扩大到省级以上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确定提名人选环节,坚持群众公认原则,现任领导班子成员在全额定向民主推荐中推荐票不超过半数,或在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经组织考察确属不宜提名的,不再提名。(李亚杰)

动向

中纪委监察部

将今年反腐任务分解为48项

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贯彻落实2008年反腐倡廉工作任务分工会议2月20日召开,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将今年反腐倡廉任务分解为48项255条。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表示,委部机关对二次全会提出的反腐倡廉各项任务进行分解,将责任落实到各厅室局,目的就是提早动手,掌握主动,抓紧把工作布置下去,确保今年反腐倡廉各项任务顺利完成。何勇还强调,委部机关要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高校反腐必须常抓不懈

2月2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第三纪检监察室召开京津地区部分高校反腐倡廉工作座谈会,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王伟要求,要切实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严肃查处发生在高校的违纪违法案件,以高校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为重点,认真落实好党内监督条例规定的各项监督制度。

我国今年将进一步深化预算制度改革

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近日表示,在深化税制改革的同时,中国将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供能区建设,进一步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财政预算管理。

谢旭人指出,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包括要完善政府收支分类,深化部门预算改革,推进综合预算,扩大绩效考评试点。中央、省、地市级要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实施到本级所有基层预算单位,并逐步扩大到政府性基金和预算外资金,县级也要积极推进,并向乡镇延伸。根据部署,中国还将进一步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规范采购行为。

与此同时,针对去年超收收入增长迅速的情况,今年中国还将改进超收收入使用办法,逐步将超收收入转入下年度使用。

(罗沙 韩洁)

多地官员高调力挺媒体监督

近日,多地政府官员不约而同表示将力挺新闻媒体对其进行监督。其中,江西、广西提出新闻也是生产力、软实力;广东省官员欢迎网友“灌水”、“拍砖”;云南则明确将媒体监督作为问责行政首长的依据之一。

有媒体称,这充分体现了新一届的党政官员希望媒体监督能成为一种常态,欲通过媒体的监督,加强对官场之风的监督与改造,形成一种公平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

四川探索建立党内关怀机制

四川省350多万党员中,贫困党员占全省党员总数的6.6%,其中农村贫困党员总数达到22万多人,占贫困党员总数近90%。

近几年,四川省委探索建立党内关怀机制,各级党组织通过“建章立制、开源节流、分类帮扶”等渠道和措施,着重对贫困党员在政策导向、资金支持、信息共享、技能培训等多方面进行扶持,提高他们的科学致富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大批贫困党员因此摆脱了贫困,受益农户达到127万多户。(任节)

新规

四川国企老总年薪将与廉绩挂钩

2月17日,一套将依法经营和廉洁从业与企业经营业绩相挂钩的新考核办法由四川省国资委正式实施。

办法称,从今年起省属国企将建立业绩、廉政相结合的党风廉洁建设责任制考核机制。今后国资部门在对企业的考核中,将着眼于廉洁责任与经营责任一起落实;突出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通过考核严格规范从业行为。同时,考核结果将与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绩效年薪相挂钩。国企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的考评得分,将占整个责任制考核总分的重头。(盛 利)

央行反洗钱监测范围扩大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透露,人民银行已将反洗钱监管对象和义务主体范围由银行业扩大到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将不断加强反洗钱中心的建设,特别是分析系统和信息系统,通过报送信息来分析哪些可疑信息将构成犯罪,通过这些监测加强反洗钱的工作力度,促进资金的合理流动。

此外,从去年8月1日起,由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制订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也正式实施。今后个人在银行办理现金存取业务时,如果单笔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以上,须提交身份证件。

国际

全球反腐形势总体不乐观

“腐败依然在全球泛滥,与腐败作斗争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反腐败的艰巨任务。”这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主要研究国家治理问题的非盈利性组织――全球廉政组织日前在其2007年年度报告中得出的结论。

该组织通过半年收集数据,对55个国家的反腐败成效及政府透明度方面作了评估,结论并不乐观。超过60%的国家获得的总评分是“软弱”或者“非常软弱”,没有一个国家有资格获得最高得分“非常有力”,只有16%的国家总评分是“有力”。

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是民主选举并不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

报告认为,那些采取全面、渐进式方法进行改革的国家,就长远而言,更有可能改善政府的透明性。

该报告专门用一节论述了中国,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框架还“十分薄弱”。

报告还对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出批评,认为反腐败在西方国家同样是重大问题。(马小宁)

各国协力寻找

世界反腐“路线图”

2月1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次缔约国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落下帷幕。本次大会竭力促成一个国际反腐机制的形成,旨在为各国通力解决腐败问题找到一个世界反腐的“路线图”。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监察部副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率代表团与会。

大会期间,资产追回、刑事定罪、腐败预防、国际合作等涉及国际反腐败各层面合作都设立了专门的议题讨论。此外还举行了立法机构、私营部门、审查机构、民间社会和媒体等平行的系列论坛,共同为国际反腐合作出谋划策。这样多层次、全方位的反腐国际合作,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它表明国际反腐合作机制从某种程度已经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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