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1
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在1981年8月12日推出该公司的第一部个人电脑IBM5150后，个人电脑为各行各业包括传媒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如果可以称为中国“新媒体时代”的话，那么进入这一新的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其标志就是个人电脑在中国的使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个人电脑普遍接入互联网，更将新闻和信息的流通带入一个全新阶段，中国的“新媒体时代”也随之进入又一新阶段，其标志就是中国向全社会开放互联网接入以及各类数字新媒体开始大量进入民众家庭。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与“传统媒体”比较而言。但“新媒体”有一个本质的特征，就是它是数字化媒体。
因此“新媒体时代”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各类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步伐加快。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体，尽管最后的形态还是以纸介质呈现在受众面前，但制作全过程已经数字化；传统摄影正在向数字摄影发展；传统电影正在向数字电影发展；广播在经历了调幅、调频两个技术发展阶段后，正进入数字音频广播新阶段；电视也正全面迈向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及数字压缩卫星直播电视。完全数字化后的传统媒体自然也就演变为“新媒体”，因为它不但将原有的功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而且具备了众多新的功能，且可以与其他任何数字传播进行信息交换。
二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新的传播工具层出不穷。如数字照相机、数字摄录机、数码录音笔、PDA、eBook、MP3播放器、摄像头、扫描仪、DVD、光盘刻录机、3G手机、PS2及XBOX游戏机等等。当然，对于全球信息传播的作用和影响力首屈一指的互联网，也可视为“新媒体”，即今天常说的“第四媒体”、“网络媒体”。
中国“新媒体时代”的起步与发展恰恰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变动期同步的。那么考察一下中国社会变革对新媒体的使用发展有哪些影响和作用，无疑是一个有意思有意义的话题。
一、中国社会变革提供新媒体发展开放环境
新媒体在传播方面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使信息的自由流通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在网络媒体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很难想象一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社会，一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社会，能够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互联网。
中国在确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后，开放的方针始终是明确而坚定的。具体到对待互联网问题上，多年来也是持这一方针进行积极的建设与发展。今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再次强调：“对信息网络化问题，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并在经济、社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积极加以运用。”（新华社，2001）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民众对于互联网的认识也持普遍积极的认同态度。今年4月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如果说，以往中国互联网是在一个逐步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那么今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新的里程碑就是本月中国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经过长达15年与各国（142国）的磋商及谈判，9月17日，中国与WTO正式签定了入会议订书。在这份900多页的文件中，中国承诺将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遵循WTO有关投资及贸易规定，建立一套完善、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其中一项重要的条款为向外资开放中国的电信增值业务市场，包括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内容服务市场。
11月10日，中国将成为WTO中的一员。国务委员吴仪曾作这一事件的根本意义作了如下精辟的解说：“加入WTO后，中国将由目前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新华社，2001）
可以预见，包括互联网（尤其是宽带网络和无线互联网络）在内的各类新媒体在今后中国更加开放的环境中的发展会更加迅猛。
二、中国社会变革提供新媒体发展市场环境
很难想象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业垄断和行业壁垒森严的社会，能够为各类新媒体的研发生产和普及提供内在持久强大的动力。
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最重大的变革，市场化运作同样是中国互联网及其他新媒体持续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1次和第8次的4项调查数据相比，就可以看出中国互联网近四年来的高速发展情况。
在这组数据背后的则是另一些数据。如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已投入运营并正在建设的互联网骨干网已达10家，其中6家可以提供商业服务。在接入层，600多家ISP展开价格和服务的激烈竞争。用户只要付费，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便利地上网。近年来通信费和上网费一降再降，1997年初，上网费为20元/小时，今天有的ISP的价格在优惠时段已降至0.5～0.3元/小时，各ICP在提供信息和网络功能服务方面，亦想尽各种办法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竞争的环境，而有竞争才有发展的动力，有竞争才有创新的动力。
在中国的市场上，不仅是国内厂商与国内厂商的竞争，也不仅是国内厂商与国外厂商的竞争，还有不同国家著名厂商间的激烈竞争。国内厂商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尽快将自己做大做强，不少产品的更新换代与世界保持同步，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VCD的兴起是中国市场上的一个奇迹，从1996年开始，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使录像机和LD同时在市场上失去了空间。巅峰时期的生产厂商一度达到1000多家，销量达到7000万台。VCD的性能不断提高而价格一降再降，成为迅速进入千家万户的最成功的新媒体产品。到了今年，正在出现的是DVD将VCD挤出局的场面。据业内人士估计，去年市场上DVD销量约300万台，今年可望突破500万台，到明年将达到800万至1000万台的总容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DVD价格不断下降，与1998年刚上市时3000多元的价位相比，价格三年当中跌了近70%，平均售价已在1000元上下，与当年VCD走红时的价格相差无几，而在今年国庆期间，有的DVD机型甚至已打出500元低价位。（南方网，2001）
近年来，卫星直播电视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尽管目前中国没有开放家庭利用小口径碟形天线接收直播卫星信号，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关卫星接收设备的生产、销售在很多地方迅速扩展。这种状况至少说明需求产生市场，并促进产品研发与生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现了很多不断冲击、突破现有法规规定的新情况。
一年前，《日经商务》曾出专辑“中国：世界的工厂”，描述了制造能力飞速提升的中国经济。这一专辑引起了巨大反响，以致日本媒体后来广为采用“世界工厂”这一表述来形容今天的中国。NEC总裁西垣浩司前不久指出：“不仅是对日本，就是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中国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制造方面，我想如果不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联手的话，就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进一步说，甚至连生存都很困难。”（日经BP社，2001）
当然，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够健全，也不够规范，但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为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
三、中国社会变革提供国民购买及使用新媒体经济实力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的贫国穷民的社会，能够为各类新媒体的大普及和大发展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41％。“九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8.3％。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国民的收入在不断提高，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2253元，比1995年的1578元增加了675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比1995年的4283元增加1997元。总体看，“八五”时期中国尚在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列，而“九五”结束中国进入下中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跃。（国家统计局，2001）
“九五”期间，国民的消费领域出现了明显改观，其中用于新媒体软硬件的购买、通信及信息服务领域消费的比重大为增加。新媒体的消费通常要两个特点：一是购买设备价格昂贵，二是持续消费的价格不菲。中国国民经济实力和购买力的增加，使得几乎所有的新媒体一旦在市场上出现，就立刻会拥有其消费群体，并且具有向高档化发展的趋势。
中国近年来电信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移动电话（手机）发展的高速发展。据信息产业部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7月底，中国手机用户数已达1.206亿户，首次超过美国的1.201亿户，成为全球手机用户数最多的国家。据新华社引用相关报告指出，中国手机市场目前仍处在成长期，未来市场发展潜力无穷，现在不仅在总用户数居全球之冠，而且手机的更换率也超过美国。（人民日报，2001）
今天及未来的手机已不仅仅是点到点的语音通话工具，而正在成为多功能的媒体工具。以目前广受手机用户欢迎的短信息服务一项而言，据中国移动通信预计，今年全年短信息的发送量将在100亿条，如果以每条0.1元人民币来计算，这就意味着用户心甘情愿地掏出10亿人民币。（赛迪网，2001）
今后宽带网络、无线移动网络、卫星直播电视、数字音频广播、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等都是巨大的市场，人们为获取和传输不同形态的信息将付出更多的金钱，而这一切没有富国富民为基础，那就什么也谈不上。
四、中国社会变革与新媒体的逻辑关系
不同国家对新媒体的认识不同，使用新媒体的时间早晚不同，使用新媒体的广泛程度不同，新媒体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政府对新媒体进行监管的力度不同，完全取决于国家形态、社会制度、经济实力、传播体制及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等因素。
在观察中国社会变革与新媒体的关系上，有两个基本现实必须给予充分注意：
（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人均经济总量仍处于世界中下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848美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在30倍以上，与美国的29240美元和日本的32350美元相比，差距更十分悬殊。（国家统计局，2001）
中国国内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对于新媒体的使用（不用说新媒体，至2000年底，我国才基本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的目标）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对于今天中国互联网用户2650万人口，我们可以说近年来增长速度极快，可以说绝对数量将成为世界第二，可以说中国是未来互联网最大的市场，但一个基本现实是，2650万网络用户仅占国民总数的2%，与网络用户占国民总数的30、40%甚至50、60%的发达国家及地区相差甚远。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不可作出盲目乐观的判断，认为此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进入信息时代或新媒体时代，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不是从同一起跑线出发的，即使单从技术角度看，几乎所有新媒体的核心技术包括技术标准的制定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信息时代或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能否在较短时间内整体缩小这一差距并在某些方面超出，要看我们的政策、机制和创新努力，如果贻误时机，已经存在的“数字鸿沟”不是缩小而是会进一步拉大。
（二）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也就取得了全部媒介权力，成为中国传媒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中国社会变革时期大众传媒业呈现出以下六个显著特点：1、集团化、产业化的步伐日益加快；2、传播内容和传播形态日益多样化；3、各类传媒间及同类传媒不同媒体间的竞争日益激烈；4、各类传媒广泛采用高新技术手段及众多新媒体日益涌现；5、与国外海外媒体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及国外海外资本的进入日益活跃；6、各类传媒及其产品日益走向全世界。中国传媒业的改革是在中国社会改革大框架下进行的，每一步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宏观指导和进程控制下进行的。中国的媒体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正像党的宣传领导部门一再强调的那样，“无论什么情况下，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
因此，新媒体在中国的使用并非由于其新的传播技术特点，便可以与整体传播环境发生背离，恰恰相反，现实要求它必须适应整体传播环境。例如，2000年出台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就将网络新闻传播纳入整体传播格局之内。归根结底，“技术创造一个允许做事情的条件，但不能决定做什么事情，换言之，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变历史的逻辑。”因为“技术诞生在确定的社会学空间中，技术发展的逻辑自我铭刻在这个空间的秩序中。只有文化主义的幻觉才会让人相信一种新技术将颠覆决定的秩序，而这个秩序不是通过文化领域优先孕育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没有对社会产生实际效果，也绝不意味着技术不是革新的携带者，而是强调技术逻辑服从于社会和历史的逻辑。”（阿芒·马特拉，2001）西方发达国家一些人士对待中国的事物往往往看走眼，例如期待互联网信息传播对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产生“奇迹”作用，就在于他们单纯以“技术决定论”的眼光看问题，颠倒了技术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关系。
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它对新媒体在中国普及使用的推动是巨大的。当今中国社会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与时俱进”。新媒体在中国的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有赖于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资料及数据引用：
1、新华社，《中共中央举办法制讲座主持并作重要讲话》，7月11日北京电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卜卫、郭良，《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的调查报告》，2001年4月
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郭良、卜卫，《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成人部分）
4、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7年10月第1次调查、2001年7月第8次调查）
5、新华社记者任涛、杜海涛、戎霄，《吴仪称入世后我国对外开放将出现三个转变》，8月13日上海电
6、南方网，《DVD掀起降价风暴厂家打出“跳水”价》，2001年10月4日
7、日经BP社报道，《NEC总裁西垣浩司：尽取两种制度之长》，2001年10月26日
8、国家统计局，《人民生活水平步步高》，2001年7月4日
9、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之十八》，2001年3月23日
10、同上
11、《我国手机拥有量全球首位》，《人民日报》2001年8月24日第六版
12、赛迪网，《中文短信息顶级大战紧锣密鼓》，2001年7月9日
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梅罗维茨说过，“当一种新的因素被导入一种旧的环境中时，我们所得到的并非该旧情境加该新因素，而是一种新的环境。当然，新的程度取决于新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旧系统。1”新媒体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并且也改造着世界的结构，新媒体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的时间与空间，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深刻的影响也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巨大冲击，因为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的对象——大学生的影响巨大，新媒体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对其思想和行为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变化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高校的人才培养及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媒体改变了大学生的沟通方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以其独特的优势，传播迅速。在传统的媒体环境下德育论文，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以书信、电话为主，在新媒体环境下出现了手机短信、QQ、MSN、飞信、邮件等新的交流方式，这使得交流的范围更大，交流的时间更自由，并且也可以利用这些方式与老师交流，把当面不好意思讲的话用这些方式表达出来，拉近了学生与老师距离，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期刊网。由于网络具有自主性、平等性、隐匿性等特点，使大学生能够无顾虑地通过网络与老师进行交流。网上心理咨询室、网上论坛及电子信箱的开通使用，既有利于提高思政工作者的服务意识，更是了解和帮助大学生解决一些敏感问题的途径，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增加其对老师的信任。
（二）新媒体改变了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
在传统的媒体环境下，学生获取信息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老师传授，学生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的书籍、报纸、期刊获取很多信息，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更畅通，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电子期刊、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手机报等等来更快捷地获取更多的信息。新媒体一方面使学生获取信息的时间大大缩减，另一方面使学生获取信息的形式更为丰富，从单纯的文字、声音到图片、文字、声音为一体的多媒体信息。
（三）新媒体改变了大学生的情感表现方式
大学生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 有更多的载体和方式来张扬个性、展现自我。手机铃声、QQ 签名、个人空间、博客等新媒体技术下的“产品”，都为大学生表达个人情感、展示个性风格提供了载体。大学生在使用新媒体技术的过程中，追求平等、注重自我意识日益突显。在尊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沟通交流、信息往来，是大学生对新媒体技术认可的重要基础。
二、新媒体环境下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策略
新媒体对整个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高校无疑也受到起影响。针对新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应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粗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新媒体，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新思路
运用新媒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指导学生在网上制作班级网页和个人网页，在班级网页中设立公告板、讨论区，让大家对社会热点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师及时对价值观存的误区给予纠正德育论文，班级的事情师生之间通过讨论版进行充分讨论，一方面疏导某些学生的不良情绪，另一方面便于老师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便于指导以后的工作。
（二）拓宽学校与家长联系的途径，发挥家长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作用
从人的成长历程看，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家长，对于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影响很大，所以要充分发挥家长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老师可以通过电话、短信、QQ等途径，与家长及时沟通学生在学校的情况，出现问题让家长知道并协助解决，不要等到学生出现严重问题了，家长才知道学生的情况！
（三）运用新媒体，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现在的大学生基本是90后的，他们是新生一代，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思维开阔，富有活力和创造力，但同时也存在着容易冲动，思想不成熟，独立性、适应性差，过于强调自我，容易忽视责任的问题期刊网。正是由于当今大学生的这些特点，他们在学业、感情、人际关系方面很容易出现问题，传统的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固然很好，但是有些学生不喜欢根老师面对面交流，他们会有很多顾虑，无法逾越师生之间的鸿沟德育论文，所以通过新媒体可以方面与学生更好的交流，从而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个建立QQ群，飞信群，或者通过邮件，可以在网络上与学生交流，这样学生感觉更加轻松，容易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意见，便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运用新媒体，建立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教学和生活管理工作，渗透到各项教学管理和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去，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个教学环节中去，真正做到教书育人。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心理素质。要注意网络发展趋势和所产生的社会道德问题，把“网络法制教育”和“网络道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新内涵。要深入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中营造浓厚的人文精神氛围，为日益个性化的大学生提供广泛的人际交往舞台。要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使他们在对社会不良现象的分析中自觉增强免疫能力。
注释：
[1]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18.
参考文献：
[1]钱文彬.浅析新媒体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普通高等教育研究,2008 (6).
[2]徐万彬，李志勇，朱长征.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思路探索[J].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2006(1).
[3]韩风.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7).
[4]唐艳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J].中国高教研究,2006(12).
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3
关键词 权力 意识形态 启蒙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 批判理论
崛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是英国媒介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批判学派的一个分支，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相对应，这一小组被有些学者称为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学派。根据该小组主要成员之一格瑞格・费娄①的访谈，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它主要是一学者群，他们在一起从事媒介研究，其成员既包括媒介内容生产加工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也包括其它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它以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依托，以社会学的方法对媒体、政府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故此而得名。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对新闻的真相、媒体与舆论的形成、权利与控制、灾难与危机报道、精神病与自杀等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推出一系列经典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新闻三部曲《坏新闻》（1976）、《更多的坏新闻》（1980）、《真正的坏新闻》（1982）；以及《新闻：战争与和平》（1986）、《眼见为实》（1990）、《获取信息》（1992）、《大众传媒的巡回》（1998）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政治介入和批判传统不断被改写、淡化甚至取消的情况下，②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成为固守英国媒介批判传统的一支生力军。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虽然由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组成，也没有统一的研究目标和宗旨，但他们却是基于一致的批判思想和理论出发点。他们的大多数成果也是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得以问世，所以他们的批判理论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梳理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研究图谱，不难发现其秉承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采用新受众研究方法；反思媒介的启蒙功能，强调媒介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至关重要的功能。在媒体空间日益被挤占和封建化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与文化机构应该着力培育受众对于媒体现实和媒体幻觉的鉴别能力和相应的抵抗策略，继续现代性未完成的解放事业。
一、缘起与目标：新闻、真相与权力
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以电视新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敏锐而犀利的笔锋“穿透了新闻媒介表面上所声称的中立和平衡，发现新闻报道中充满偏见和限制的事实”。③因此，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围绕电视新闻生产过程的信息采集、信息传播、信息接受和信息控制等。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主张，无论电视新闻看上去多么自然、真实和即时，它仍然是一种社会性构建的伟大创举。④换言之，新闻并不代表真相，新闻是一种构造的真实，是一种事实的外表。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研究目标，就是要考察媒介控制和媒介影响问题，进而促进媒介和传播领域里新方法的发展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⑤新闻既然是作为一种叙述的文本，作为一种话语的建构产物，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那么新闻中出现的图像和符号就不可避免地传递着一种共享的文化价值和一种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不仅对新闻中出现的图形、符号、呈现方式等诸多方面作文本分析，而且还对新闻作话语分析，深入新闻语言的结构以及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从细节入手，揭示特定新闻得以生产的语境、背景和动机。
以BBC为代表的英国电视媒体向来以客观、公正和中立著称,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对英国媒体在1982年“福兰克岛事件”中报道方式进行了研究，发现BBC不仅受到英国保守媒体的攻击而且受到英国政府的诘难，BBC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报道方式，甚至改变立场。对北爱尔兰的媒体形象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新闻的控制――政府对不同新闻记者采取等级制度，以影响不同的受众群体；政府通过媒体对不同事件给予不同的显著报道而避重就轻，藉此对新闻信息和传播进行控制。对1984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分析，发现政府控制媒体虚假和歪曲信息，影响罢工工人形象，进而瓦解罢工活动。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每一项研究都直指媒体的要害，其目的在于揭示新闻生产与权利之间的真实关系。
所以，新闻并非真相，新闻并不像它所宣扬的那样客观和中立，新闻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或者是歪曲的了事实。新闻的生产过程是各种权力和利益争斗协商的过程。
二、方法论：新闻游戏与接受分析
批判学派的受众研究自戴卫・莫利在《举国关注的观众》一书中采用的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以降，进入了所谓的“新受众”研究时代，即接受分析。其显著特征就是回归文本的社会语境以及强调受众在文本解读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方法论上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但又不排斥经验研究的一些优点，体现出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约翰．埃尔德里奇坦言，“我们工作的重心多聚焦于信息内容分析，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⑥
首先，传统的受众研究大多遵循刺激―反应模式，重视媒介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媒介效果分析，而忽视对信息内容的分析以及这些信息如何与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联系。其二，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虽然为批判研究提供了定性分析受众类型的有效阐释框架，但是忽视了文化语境中的权利结构对受众的控制。霍华德・H・戴维斯指出，“虽然大部分文化研究对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进行了含蓄或明确的批判，但它未能很好地说明由某种商业、政治或文化环境决定的研究成果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关联，也未能说明这些研究成果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时间中对受众的意义。由于文化研究仅靠文本的突发性解释想象力，所以除一些显著的例子之外，经验主义受众研究是被忽视的。”⑦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受众研究一方面竭力避免霍尔模式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力图克服定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缺陷。因此，在他们的受众研究中，“将两个议题看作是关键性的。第一个是信息如何确切地使接受者信服的。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条信息是如何对一组人群起作用而对另一组人群不起作用？”⑧为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法是让受众策划自己的新闻节目。具体说来就是，给受众一个既定的议题或者新闻剪辑图片，该议题为重大新闻事件且发生有一段时间；假设受众就是新闻记者，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写出有关这个议题的新闻报道。然后检验受众的报道与媒体报道就同一议题的相关性。换言之，就是要揭示媒体报道如何影响人们特定观念的形成过程。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以1984―1985 年发生在英国的矿工罢工事件作为研究，将受众在罢工一年结束后写出的新闻报道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独立电台(ITN)的真实新闻节目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首先，“每个小组的陈述不仅反映了新闻的主题内容，而且反映了报纸标题的结构”。⑨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回忆新闻中的重大主题。但是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认同与否却不尽相同。其二，“受众对新闻的理解是非常复杂的。文化、逻辑和经验的成分都可能融合在个人对新闻报道的评价当中。”⑩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采用新闻游戏和接受分析的方法，其优点在于：首先，它揭示了受众的“事实”、“理论”是由媒体提出来的；其次，新闻游戏能够检验人们复制媒体语言的程度；第三，它能够探寻人们记得媒体报道的一些“事实”或者“单个词语”的程度。11不仅如此，他们研究的价值还在于：“以广泛的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等级政策的观点的连续研究，表明可以在特定的传媒讯息与已完成的诠释之间建立起一个清晰的、长期和共同保持的关系…这就使得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这种诠释和由社会地位及经验决定的反应之间，建立了连续一致的关系，同时还认同了传媒讯息和改变态度及观念之间的关系。”12
简言之，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受众置于广阔的文化和媒体背景之中，在微观上采用接受分析和内容分析，从宏观上揭示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方法有助于揭示媒介的中长期影响，即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对社会问题显著度的关注，而且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对外界事物的重构。
三、媒介观：意识形态批判与现代性启蒙
众所周知，传播批判学派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因对受众的过分悲观，寄希望于文化精英，由此陷入了高雅艺术对抗文化工业的永恒悖论之中，从而失去了解释现实、变革现实的意义。英国文化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实现从审美向政治的转换，发现媒介是意识形态的角斗场，重新确立受众的主体性，从而开创了英国媒介研究新的范式。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与英国媒介研究的总体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即“它对于媒介厕身其中的社会应该是如何的总是有一种不安的考量。这种对应然问题的不断求索，使得对媒介能够和应该发挥什么功能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13
首先，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秉承着英国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是斯图亚特・霍尔对英国媒介研究的重要贡献。霍尔认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社会现实。媒介一方面塑造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规范，使其成为大众的一种自觉共识；另一方面媒介又趋向于代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媒介可以被说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语）。但是，“霍尔的工作偏离经验研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关注受众对意义的建构而忽视了权力结构对受众的宰制。然而，权力结构像所有权和控制权一样是关键问题，霍尔放弃探讨谁拥有这个社会、谁控制这个世界，反而关注人们怎样建构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意义”。14换言之，霍尔只关注微观的权力控制，而忽视了宏观的阶级结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认为受众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受众的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媒介研究不能离开意识形态批判。因为“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种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当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15所以，对媒体作意识形态的分析首先就是要确认眼见是否真实。然后，进一步分析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社会媒介和日常生活。
其二，在市场体制下，媒体作为一种现代企业，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本性。市场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一方面促进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消费文化盛行。消费文化的泛滥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趋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盛行。其结果是“意见的自由市场”难以形成，从而对民主进程造成威胁。在西欧的公共媒体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有进一步被封建化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作为“第四力量”，如何实现其维护公义的社会责任，如何更好地担当看门狗的角色？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犀利地责问媒体的社会责任。格瑞格．费娄认为：“媒介已经丧失掉它的批判锋芒，已无力对其栖身的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评论”。16因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主张媒体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应当发挥教育和启蒙的重要功能。因为“明达而非武断的公民群体是民主政治成熟的前提。大众传媒与我们文化机构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机构一起在这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17
第三，在现实社会中，传媒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时常发生冲突，有时甚至完全对立。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传媒常常牺牲教育功能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其结果是市场上媚俗化、低俗化的娱乐性媒介产品泛滥，从而导致众多媒体，一个声音。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媒体的教育功能与社会的现代性和人的解放相联系，主张媒介应该服务于公众的认知活动并开启民智。因为它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休戚相关。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解放事业。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认为人类惟有坚持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怀疑精神，才能从社会约束下解放出来。人们通过媒介对社会的认识，需要辨别媒介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就是回归被压抑的人（霍尔语）。正是基于这样的媒介观，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现出了普遍的人文关怀。
四、结语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在英国文化研究陷入迷雾之际，为传播批判学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们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思辨，又有经验研究的实证分析；既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又有所创新和突破（新闻游戏）；既关注媒体的社会责任，也重视媒体的教育功能；既探讨微观的权力控制，也剖析宏观的意识形态影响；既关注受众的接受过程，也关注媒介影响的中长期效果。就像任何理论建构一样，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远非无懈可击。对该理论的批评集中在他们的方法论上。18尽管如此，瑕不掩玉，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以其锐利的批判锋芒和厚重的人文关怀为传播批判学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凯瑞所言，“关于传播的现代思想―无论是肯定的还是批判的―揭示了同样的贪婪。传播的批判理论必须确认我们眼前之所见，并构想一个起码更令人向往的世界，以超越现在。”1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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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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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约翰．埃尔德里奇主编：《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C]（张威 邓天颖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载[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 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C]（汪凯 刘晓红译）， 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
同[4]第3页。
同[4]第49页。
同[4]第328页。
同[4]第332页。
同[4]第339页。
同[4]第356-357页。
[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M]（李岚译），新华出版社，2005版，第200页。
杨击：《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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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击：《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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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4]第26页。
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4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5
需要应用研究，也需要基础研究
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传媒经济学赖以腾飞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生命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学科的需要程度，还取决于这门学科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媒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传媒运作实际问题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应用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因此渐渐滋长了一种价值取向：传媒经济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要有经济效益，进行应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论有何用？于是，在当今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
这种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倾向影响了传媒经济学科的成长，现阶段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实用主义―――有不少成果乃是传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二是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等）；三是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对传媒经济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关于传媒经济的内涵、外延、要素、功能，关于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内容等问题上的见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断。一些文章甚至不屑于进行此类划分和定义，完全凭自己对传媒经济的常识性理解来展开研究，使得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局面。
仅以传媒经济学的定义为例，就出现了许多纷争。现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者中除了原来研究传播学的以外，还有许多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各学科的研究者都试图把传媒经济学朝着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传媒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一些知识来回答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经济现象，必须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传媒问题；研究管理学的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关于传媒业经营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出身的学者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研究媒介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学科。定义的纷争加剧了“传媒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确实，它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研究范围难以确定，那么传媒经济学是单单考察报刊、广电、网络等媒体，还是包括印刷、造纸、采编、广告、出版发行等支撑其发展的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抑或包括数字技术支撑、电信、网络、数字信号处理、传输技术等？是以媒体为研究主体，研究媒体在传媒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的成效，还是以受众为研究主体，研究受众在传媒运作中获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响？是研究单纯的传媒经济活动，还是研究包括影响传媒经济活动的政策、法律、社会大背景？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传媒经济学的归属也成了问题，一些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应用学科。这里又可分为很多观点：
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下属的应用学科的，如周鸿铎教授：“传媒经济是应用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播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也有人认为它应属于管理学、营销学等。无论是哪种划分，似乎传媒经济学就是个大杂烩。
显然，从这些纷争中建立一门与各相关学科相区别的、有自己独特而确定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的传媒经济学是困难的。必须借助基础理论研究，对寓于各相关学科中的要素进行理性抽象，从而把与各相关要领相关学科混合、粘结在一起的概念、原理从这些概念、学科中剥离、独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明确传媒经济学独特的不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并制订出传媒经济学的发展战略。
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传播学刚引进时也呈现出与今天的传媒经济学研究纷争不断的现象，这或许是一个新学科引进的必然过程。
当时也有一批学者发出呼吁，要重视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仅仅关于新闻、传播的定义就讨论了很多年。检索当时的论文，有关新闻定义、传播功能、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研究的讨论比比皆是。当然，大讨论的结果是可喜的，至今，关于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理论已基本定型，新闻学、传播学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同样，传媒经济学的引进也应实施这样的重视基础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叶繁茂。
在当前传媒经济学界厚此薄彼，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强调重视传媒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但在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上，所有国内学者提交的几十篇论文中，只有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论文《对传媒业流通产业性质的初步认识》属于探讨基础理论问题的。看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研究
传媒经济学需要宏观研究，但更需要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的宏观研究；需要微观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来、引申为普遍原理的微观研究。
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从宏观方面研究传媒经济的论文居多，探讨传媒体制改革思路、研究报业发展趋势、思考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论文比比皆是，这主要源于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传媒的市场化还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此后，传媒市场逐渐放开，这是个变化的过程，传媒管理机构在逐步完善和发展适合国情的传媒政策体系，调整和变革不断，文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传媒经济，就不得不紧跟传媒政策变化，研究影响传媒运作的大环境变化及对传媒运作造成的影响和前景展望，这是特定研究阶段的必然。
同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传媒经济运作都与它们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规分不开。与中国相比，只是西方国家的传媒政策法律体系已趋于完善，不需太多调整。表现在传媒经济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观传媒环境少，研究微观传媒运作多。
但是，现在传媒经济的宏观研究却存在着不贴近实际，难以指导传媒实际运作的问题。建议引入报刊的退出机制，但却不提及报刊退出之后，原有人员怎么安置、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呼吁传媒集团整合由物理变化转为化学反应，但如何去实现，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资源，却拿不出有效措施来；讨论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却未考虑引进多元资本后，如何管理多元资本、多元资本如何利益分成的问题；强调应明确传媒产权，强化产权责任，却忽视了传媒产业的现状……。传媒经济学要成为显学，要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必须加强学界与传媒业界的沟通与交流，以实践来推动理论，以理论来指导实践。
传媒经济的微观研究少，而且，许多微观研究属于媒体的成果展示，或经验介绍，业内人士戏称为“述职报告”。此类研究的特点表现在：
以偏概全，常将某媒体的成功归功于某一项新措施的实施，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说问题，研究深度不够；重感性思维、轻理性研究，很少运用数理逻辑及经济学理论构建传媒经济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释性成果居多，预测性成果较少；理论性不够，对于媒体运营实践的指导性不强。这些微观研究不具备科研成果特性，无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难被推广，成果作用也得不到发挥。
针对这种微观研究现状，应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使其成为一般性的媒体经济实践决策的科学依据。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很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传媒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但是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传媒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只要灵活应用，便可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分析、预测传媒经济运行的规律，帮助传媒经营者制定运营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传媒经济学不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过分重视定性，轻视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过分重视定量，轻视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过现今传媒经济学过分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不重视定量研究。如陈积银的《试论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不足与突破》（《今传媒》2004年第7期）、潘力剑的《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郭炜华的《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路》（《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等。有许多学者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教育报刊社的陈中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教授也曾谈到传媒经济学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数据论据能使研究成果的论点更具说服力，量化研究指标建构数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但为什么中国的传媒经济学者还是偏重于用定性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呢？为什么在前几年就有人批判这种现象，到了现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这主要与当前传媒学术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关。最早开始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学习新闻传播及其相关专业出身的，中国新闻学传统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实证研究成果积淀，因而很难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其次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缺乏进行定量研究所必须的数据。国外传媒许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们必须定期披露运作信息，这就为他们的传媒经济学者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公开数据源。从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收到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外学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数据很大部分都源于上市媒体公司的公开数据，如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瑞士卢加诺大学的CinziaDalZot toandBenedet taPrario的《全球化传媒公司：如何应对跨国传媒实体组织？》、韩国首尔女子大学JaeminJun g的《全球传媒巨鳄的合并与并购：对经营领域、整合模式、国外地区的偏好》、美国乔治亚大学的JunXu的《美国传媒产业的集中：复制与延伸》等。
而国内传媒上市公司极少，非上市传媒则往往将传媒运作视为内部机密，决不外泄。因此传媒研究者无从获得信息，只能依靠传媒运作者偶尔、随意的公布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上市传媒的信息披露显得尤为珍贵。去年北青传媒的半年报、年报数据成为传媒经济研究者的宠儿，绝大部分探讨报业经济的研究论文都引用了北青传媒信息披露的数据。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学者也非常重视传媒经济学的定量研究，但苦于没有可供利用的数据，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定性研究。
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6
[摘要] 人种学（ethnography，或译作民族志）研究方法在西方的传媒与受众研究中兴起并大有兴旺之象，在媒体与“全球化”进程伴行，以及受众日益分化的今天，结合人类学与传播学是种自然的趋势。因此有必要梳理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方法：它的兴起，研究主张，研究难点与适用范围。 [关键词] 媒体 受众 人种学 研究方法 Abstract：Ethnography is more and more be used in media and audience research on matter in Western or Eastern world， and the tendency was accompanied with global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audience groups. It is important to aware of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rlink of anthropology and mass communication，so we need to make sure ethnographic approach in the research of media and audience， including the original， opinion， difficult and available bound of this kind of method. Keywords：Media， Audience， Ethnography， Method
人种学(ethnography，或译作民族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播学者的著述中，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们渐渐发现传媒史、传媒事业、传媒效果等等的研究无法离开处于“生活流”中的人来谈，我们造就的，也在造就我们，因此研究“生活流”中人类的人类学不可避免地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其二，在全球化渐渐逼近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民族性或本土与全球化的关系是相依相存的，在对大众传媒这个全球化机制或“机器”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研究民族性和本土的人类学，反之亦然，人类学家发现今天难以找到排除大众传媒的“田野”，文化与传媒（尤其是大众传媒）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人类学家也需要将大众传媒纳入其视域。用英国传播学者Machin的话来说，人类学的人种学（民族志）研究从巫术（magic）中走进媒体。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起点 人种学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一种将先前主要由传教士、冒险家等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对“他文化”（other culture）的资料收集活动以及专业的人类学家在书斋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为一体的学术和职业实践。人种学要求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fieldwork），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因此这个过程最短也得有1－2年，而且要求调查者学会被访者的语言，和被访者打成一片，以求得和被访者一致的文化体验和直觉，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 1969年，大众传媒首次成为美国人类学界会议的重要议题，大多数与会人类学家认为，当下公众已经丧失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念，但自己却没有技能和渠道去推广、普及。因此人类学家有必要研究传媒，具体的研究策略为：（A）理论研究：研究传媒内容、技术、从业者和受众的结构、功能、过程和影响等；（B）应用研究：研究如何通过传媒直接传播人类学的知识和洞见，如何间接地在大众传播的实践中（包括新闻叙述中）融入人类学的理念，如在新闻传统的五个W中再加上一个W：Whole“整体观”。 这个人类学界的公关策略却引发了人类学与大众传播学两大学科之间频繁和复杂的接触。因为公关策略与学科引进无关，所以在人类学家在对传媒进行研究时，并没有严格引入人类学的学科规范，直接导致了今天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地带的纷乱，学者们各自为政，根据自己的研究偏向定义了不同的学术研究名称：媒体人类学，媒体的人类学，大众传播人类学，传媒的人类学研究进路，文化与传媒的人类学…… 根本冲突在于媒体人类学到底是一种应用人类学的工具，还是一种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结合后产生的新的理论。工具论认为传媒是人类学家完成人种学的新工具（信息采集、记录工具；人种学表达和传播工具，如影视、视觉人类学），或是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类似陶器、石器一样的重要工具（电视等现代传播技术在某个社区的生命史、消费史研究）。新学科论则认为，当今的文化是被大众传媒在大众传媒中生产、传递、接受和重新定义的。因此大众传媒本身即使文化，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因而只可能是媒体人类学。人类学家Faye Ginsburg 认为这就是经典人类学视大众传媒为禁忌的原因，接受媒体人类学就意味着弑父，创建一个新的秩序。 但不论是工具论还是新学科论具体的研究方法都离不开人种学。 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者开始运用人种学方法。1980莫利（Moley）对英国电视新闻栏目Nationwide受众的研究，被认为是最早成功在媒体受众研究中运用了人类学人种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之后，莫利开始阐述人种学方法在媒体受众研究中的运用（包括利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提出受众研究范式的变化：从文本、数据中的受众到日常生活中的受众，90年代前后与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的合作让莫利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证实者变成更为彻底的媒体受众人种学研究者，研究重心从受众如何解读媒体转向对媒体与受众文化关系：在自然的，或生活场景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研究，研究的范围从家庭电视到媒体消费的社会学，从技术层面到形而上层面，从客厅到全球 。他们把人种学归结为大众传播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质化取向。 莫利是媒体与受众研究中积极运用人种学研究方法的代表，伴随着他们的实践，传播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媒体人类学（Media Anthropology）或从人类学的视角或方法来研究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的理论研究风起云涌。在英国Hamburg等大学人类学系或传播学系下设置了媒体人类学专业培养从本科到博士层次的专业人才，甚至还有相关的博士后方向。 人种学从巫术中走进媒体，走的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论的路。迄今为止，人种学的研究方法已在西方大众传媒研究中广泛使用：在对流行音乐、家庭电视收视行为、新闻制作、肥皂剧收视、电影明星崇拜现象以及网络使用的研究中，都有人种学研究的成功案例。 中国电视受众的人种学研究，几乎是空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介绍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比如王铭铭、潘忠党、刘强、蔡骐、常燕荣、胡明宇、郭建斌。但是很少有具体的研究案例：如郭建斌（《云南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接触与知识、观念和行为的相关分析》，《独山电视》）、陆晔（《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等学者对少数民族受众或传媒从业者进行了一些人种学研究的尝试。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主张 人种学是揭示人们行动原因的有力工具，它的核心就是：让研究者按照被研究者自己的主张或逻辑去阐释为什么被研究者的生活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通过观察和倾听田野对象的日常生活，使研究者能认识、并理解田野对象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行动和思想的方法， 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用某种既存理论解释社会生活的方法，也不同于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一系列与主题相关的问题来回应我们已经对人们特殊行为原因做出的理论假设。人种学要通过“进入－出来”的参与和观察过程，考察田野对象自然而然地完成事务的那种方式，使我们能更近地观察这些使田野对象的生活有意义的规则，并帮助我们创造一幅社会生活是如何为田野对象组织起来的图画。 普通人简简单单的一天是件非常复杂的成果，它需要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试想象一下编制一个计算机程序，要求它不仅完成早餐，还要明白为什么向别人做的评论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工作和拥护一支足球队是重要的，或为什么我们觉得出门听到喜鹊声是幸运的……这些就是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关键词“本地文化/知识系统”，它并非一个显现的东西，而是深藏在本地生活中的结构关系网络。田野对象的行为主要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的，通过该文化人们获得一套形成世界观、自我认知的工具体系。人种学方法正是能够解释地方生活中结构关系网络的方法。 媒体研究中的人种学方法要求在一个群体（包括其中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流”中展开媒体及其效果研究，媒体因为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而不断地“成为（being）”媒体，这个“成为”的过程本身正是媒体效果的一种呈现。 因为，媒体研究的人种学视角认为，在不论是作为意识形态机器，抑或是娱乐制造机的电视，都不是电视这种技术本身、或电视传播者造就的，而是在一个群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成的。“造就者”与“被造就物”之间是相互不断造就的关系。因此必须呈现处于日常“生活流”中的人和媒体，在其中，不论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人，还是媒体，都是动态生成的、总体性的，而不是静止确定的，不是分割、碎片化的。 这种方法要求以诸如这样的问题进入传媒与受众的研究： 这个群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消费这种媒体（作为奢侈品、日常消费品、显富物、嫁妆、祭品、家庭权杖……）？这个群体将这种媒体安排在世界结构（分类）中的什么位置？ 这个群体如何对媒体内容进行分类，如何选择、解读媒体内容（节目、报道等）？这个分类的变化过程如何？ 这个群体如何解读媒体中呈现的信息、生活？ 这种媒体如何影响那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作息安排、家庭结构、社群关系、话语方式、社区传统文化生活……？
相形之下，涉及到生活中观众的研究――受众研究惯常使用的方法：问卷调查、实验室法、统计等量化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把受众从他们的“生活流”中抠出来，在研究者预先设计好的解释框架周围游走。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等质化研究方法也存在种种弊病，要么忽视传播技术和文化变迁所造成的整体性环境变化，要么让受众进入到宏观的意识形态争斗之中难以呈现自己，要么让受众进入文化强劲有力的“消化系统”变成文化的消化物。 而人种学的方法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以上提到的种种弊病，但可以较好地还原生活，还原在生活中的传媒和受众，让传媒和受众都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场景中，呈现他们当时当地的意义，呈现大语境（文化、历史、社会）和小语境（具体的受众、社区、传媒）之间的关系。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难度 人种学包括田野考察（以参与观察为代表）和人种学的撰写（以深描为代表）两大部分，近年来在对人种学的批评中，人们频频将矛头对准这两部分：田野考察中研究者“进入”被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或“进入”的程度；人种学写作中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文化的主观描述，以及对其文化模式的主观建构，对研究结果真实性的影响。在这样的表述危机下，人们认为人类学（人种学）应该回归为一种“文化批评”，而不是一种对真实的反映。 传媒之所以与石器、陶器不同，是因为传媒不仅仅是一种物，更是种定期、不间断地撒播符号（意义）的实践，因而它比器具更难以“进入”和表述。长期浸淫在传媒中的研究者如何才能厘清田野中传媒与非传媒的边界？如何将熟悉或已经自然而然的媒体解读习惯“陌生化”，从而进入到被研究者的媒体解读范式或习性中去？报道人在消费媒体内容时又变成媒介世界（非他/她自己的文化世界）的“他者”，如何把握报道人身份的种种转变？如何以个体之身去体验大众传媒大范围内的同步撒播？如何保持对（作为物的，作为撒播工具的，作为节目的）传媒与群体生活关系的整体进入？与此同时，如何分辨日常生活中，哪是与媒体本身形而下物性的关系，哪是与媒体内容形而上的关系？当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成为一种文化批评时，该如何评价或解读某种群体中某种传媒的文化？哪是“我文化”，哪是“异文化”？ 几乎有太多的难题表明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只能是一种文化阐释活动。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法，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有时候，人种学研究被视为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对话以及二者自我表达的媒介。作为一种“开放性结论”的包容度，为被研究者和研究者都提供了足够的表达和阐释空间。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运用范围 人种学主张的是地方视角，本土文化，其研究结果往往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我们无法要求人种学的研究结果走出这个地方，去追求它的普适性。本尼迪克特（Benedict）的《菊花与刀》是关于日本的，放在中国就不行了，米德的（Mead）《萨摩亚人的青春》虽然是为了美国人的青春进行的研究，但其证明的正是青春的本土性。 因此，人种学进入大众传媒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全球性的传媒进行地方化，地方化是个相对的“边界”，对美国传媒而言，中国传媒就是地方化的；对中央电视台而言，成都电视台就是地方化的；对于汉族受众而言，彝族受众就是地方化的。 传媒研究的地方化或者说传媒的人种学研究，在今天有两个有力的支撑：一是现代人类学开始从封闭的原始社区走向开放的城市社区，在这个过程中，人种学的方法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等的发展，使得电视传播出现分众化现象，许多频道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因此，对具体的受众群和社区进行研究变得有了市场。 必须认识到，传媒与受众的人种学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广泛的工作，如果各地的人种学得以长期的坚持，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拼贴画”的方式把整个“现在进行时”的大众的传媒消费文化图（数据库）建立起来，就像“世界文化地图”一样，每一个地方有自己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地貌地形”，当看到这样的传媒消费文化世界地图，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进行传媒的比较研究，以保持本土传媒文化的自我反省，增强人们对全球化和本土化关系的掌控能力。
[参考文献] 期刊均缺页数 [1] Mihai Coman， Media Anthropology: An Overview. philbu.net/media-anthropology/coman_maoverview.pdf. [2] (英)戴维·莫利著(史安斌主译)（David Moley）：《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 David Morley and Roger Silverstone文：《媒体阅听众 传播和脉络：从民族志学观点看媒体观众》，摘自Klaus B.Jensen and Nicholas W.Jankowski著（唐维敏译）：《大众传播研究方法――质化取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 [4] 王铭铭文：《传媒时代与社会人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 潘忠党文：《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上）》，《现代传播》，1996年4期。 [6] 刘强文：《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淮阴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7] 蔡骐、常燕荣文：《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8] 胡明宇文：《受众解读与媒介文本—文化研究派对受众的研究》，《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9] 郭建斌文：《民族志：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方法》，《新闻大学》，2003年春季刊。 [10] David Mach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for Media Studies. London:Arnold. Co-pubi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v，new york.2002.page.1. [11] (美)马尔库塞（Marcus， G.E），费彻尔（Fischer， M.J）等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12] Antonio C. La Pastina， Audience Ethnographies: A Media Engagement Approach， Global Media Journal， Volume 4， Issue 6. Spring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