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1
重视民族文化馆、站、文化活动室建设，重点对民族地区地市级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项目建设给予支持和争取建设资金。现已建成国家AA级景区梅里斯哈拉新村“达斡尔族文化展览馆”，富裕县民族风俗博物馆，市内各类的民族民俗博物馆均实行免费向社会开放。全市还建立了梅里斯区莽格吐传习所、克东县满绣传习所、富区库勒满族民间花棍舞传承基地三处民族文化传承基地，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阵地建设。总体来说，我市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卓有成效，现已有19项少数民族项目入选国家、省、市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5项部级名录全部为少数民族项目。
二、市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少地方立法保护
目前，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体系仍不完备，存在如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目前我市各项工作的开展主要以国家、省文化发展相关规范为依托，具体操作中针对性不强。
（二）文化活动经费严重不足
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以一定的活动场所和设备设施作依托，需要资金的投入与支持。由于我市多数县是贫困县，基本上是“财政保吃饭”，对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投入相对少，文化活动经费所占比例甚小。由于缺少必要的经费保障，我市民族文化馆、少数民族乡、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依然速度缓慢，部分县区文化馆、图书馆基础设施建设陈旧，馆舍面积不足，没有图书馆。总体讲，文化设施达标建设比较落后，以富裕县为例，全县有两个民族乡，17个民族聚居村，两个乡文化站只有办公室、篮球场，原有的俱乐部也因年久失修而闲置。缺乏活动场所制约了文化活动的开展，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从事民族文化工作的专业人员不足
人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市少数民族人口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缺乏少数民族人才来源渠道，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员与专业管理人员都相对薄弱。文化传承现青黄不接危险。我市部分民族村屯甚至半数以上年轻人到大城市或国外打工，留守在村里相当一部分是老人和儿童，民族文化人才流失严重；懂得民族艺术的老人相继离世，一些艺术形式已经失传或正在失传，给抢救和保护工作提出了难题；文化艺术专业人才队伍年龄老化，知识陈旧，非专业人员比重过大；缺少优秀的创作、表演、导演、编剧等专业人才，影响了文艺精品的生产。少数民族业余文化艺术人才的流失使少数民族文化活动骨干力量减弱，而后续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又需要较长的过程，这就给开展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带来了一定的人才困难。专业管理人员能力不足。民族乡文化站人员的业务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他们大多数没有专业知识，特别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致使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影响，造成了农村“三级文化网”中间环节的断档，削弱了文化工作指导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辐射力量。
三、保护我市少数民族文化的对策选择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手段有多种，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与其他手段相比，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与长期性的特点，加大少数民族文化的制度保护，使其能够长期、固定、成体系发展，对于有效减少数民族文化的遗失、保障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立法
完善的法律规定有利于保护工作的顺利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可以探索地方立法先行。早在2008年，深圳市就出台了《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涵盖金融、财政、人才、税收等方面，实施效果显著。太原市也于2009年出台了《太原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从引导扶持、市场培育、服务保障与交流合作三大方面建立促进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太原市特色文化名城建设。齐齐哈尔市作为经国务院批准的、有地方立法权的18个“较大的市”，有独立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要充分利用好这一立法优势，积极推进民族文化立法工作，有效利用地方立法权限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助力。要加快制度出一部或几部能够有效的保护民族文化的规范性文件，内容涉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出台民族艺术人才来源、培养、使用规定，健全人才保障机制、创造人才适宜软硬环境。不只是原则性的规定要对哪些方面作出保护，而且还要有具体的措施和法律责任的规定。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颁布实施或废止执行，都会致使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在空间分布和流向上出现相应的变化①。因此，全市要继续在资金落实、专业人员保障、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1.加大对民族文化事业资金投入力度。努力争取上级文化事业建设经费，并向少数民族基层文化建设项目倾斜，要保证有影响的重大民族文化活动的经费投入。鼓励扶持民族乡镇文化活动的经常性开展。发展民族特色餐饮、家庭民俗游、民族歌舞文化、原始生态游为一体的新农村模式。同时积极争取社会力量的投入。2.重点支持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管好、用好文化设施,如规定硬性建设标准，基础设施达标建设长远规划，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对设备器材的维护、保养和使用。以此，保证民族文化项目开发和民族文化产品生产，为民族文化逐步走向市场创造条件。
（三）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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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播信息功能
互联网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介之后的第四媒介，在信息传递方面的作用已经出现了超越传统煤体的趋势，传播功能是网络文化的最大功能。现今社会人们普遍上网浏览新闻已经成为习惯。这个趋势也有越来越强化的势头。在我国互联网的应用中，新闻信息传播功能非常突出。据相关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有78.5%经常上网浏览新闻；传统媒体和新闻机构大多都有网上平台。较强的传媒功能，使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近距离接触网络，充分享受网络文化的富足和平实。
2.交往功能
网络文化在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际交往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的表现，人的交往由时间、地点、环境、方式、心理等要素构成，其中地点、空间、方式等因素会收到现实客观条件的约束和限制。网络给人际交往提供了超越现实交往障碍的平台，有许多网民从未谋面但却情投意合，网恋已经成了新的恋爱方式，。“人人”、“陌陌”也是在新时代下网络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应用程序。
3.娱乐功能
互联网不仅是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更是网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许多网民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的内容多数为玩游戏、看电影、听音乐、看综艺节目、聊天等娱乐性的活动。为什么当今社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娱乐性上网方式？这与当今社会人们的压力有着特别大的关系，特别是奋斗中的年轻人。人们选择娱乐性上网活动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经济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随着网络聊天工具和网络游戏的出现，赋予网络文化极大的娱乐功能，也极大地促进了网络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民上网的直接目的，不再只是获取信息，而是聊天交友或者玩网络游戏。
二、网络文化对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的影响
民族价值观是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最基本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采取何种态度和方式来处理具体的民族问题，其实质是维护和发展本民族利益及地位。经济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经济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经济行为的取向，决定着人们的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经济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经济价值观作为人对经济生活意义的反思和追求，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少数民族，其文化、价值观各有不同，但其经济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由于相似的历史变迁而具有相通性，并且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少数民族的经济价值观由少数民族价值观直接决定，与周围的环境、政策、文化等诸多要素有着密切关系。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也表现为人的社会性活动。社会性主要是由社会文化所决定的，在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形成的过程本身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存在物，伴随每一种文化的诞生，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也在发生着一次变迁。在今天的社会，网络文化的出现一样会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特别是经济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对传统经济价值观的继承与超越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于新生事物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虽然由于经济落后，网络普及时间不长，但网络发展很快。网络文化已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很强的影响。通过对网络文化影响下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与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形式对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产生了非常大的积极影响，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在网络文化影响下有着有合理的继承与发展。
1.继承了传统经济价值观的优秀与精华
（1）以和为贵。
和为贵，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原则。出自《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也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经济理念中也有与儒家思想相同之处。以和为贵就是要按照礼来处理一切事情，就是要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能够恰到好处，都能够调解适当，使彼此都能融洽。
（2）厚德载物。
指道德高尚者能承担重大任务崇，今多用来指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培育学子成才。在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经济价值观中，历来成为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崇尚的道德境界。儒家思想把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集孝、悌、忠、义、礼、信、诚等诸多道德于一身，而少数民族则把君子人格的高尚道德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成为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
（3）重义轻利。
重义务轻利益、重责任轻利益、重仁义轻利益。在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中表现为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不能单纯顾及满足个人私利，而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义与利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哲学家探讨的话题，也是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经常会面对的矛盾关系。义体现社会公利的道德标准，利泛指个人利益。在义与利关系上，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主张“义为上”，号召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义，即社会公义，主张多为社会做贡献。但主张“义为上”并不是否定个人利益，但主张合理个人利益的获得。
2.超越了传统经济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
（1）天人合一，个人本位论。
少数民族价值观首先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这是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的早期形式和内容，也在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少数民族的原始先民对超自然神灵的信仰及崇拜，在经济价值观中体现为“天人合一，个人本位论”。在现今社会，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超越传统观，塑造科学和理性价值观。
（2）家族、等级价值论。
在少数民族传统经济活动中多数以家族形式参与其中，并且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网络时代，平等理念的传播，那更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有进会参与经济活动，并成为主体，网络文化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超越传统的集体、家族、等级价值观，塑造了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中平等主体观。
（二）对传统经济价值观的冲击
网络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型、平等性、互动性迎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成为少数民族经济活动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由于互联网络空前的开放和自由，使得当代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有了现代化的意义。通过在网络平台上对整个国家文化、整个世界文化的了解，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自身也在力求具有时代性的特点，能够跟的上时代的发展。当代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不仅追求于经济的增长，也诉求于经济生态的平衡、公正和进步；不仅关注当代人的幸福，也珍视后世的幸福。
三、网络文化对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影响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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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本身的意义是指“长期流传在各少数民族中并且具有浓厚民族色彩和个性特征，能够达到锻炼体质和娱乐身心作用的各种活动”。“少数名族传统体育是各少数民族出于各种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它是产生于各少数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之中，反映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习俗和风情，展现出了不同民族的、勇敢、智慧、时尚和追求精神。”[1]“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且具有现代体育所不具有的浓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征，不仅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发挥过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而且其独特的民族性特征、独特的存在方式、独特的文化价值等内容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2]
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化是各民族内部的历史发展过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是指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相互影响，这其中又存在着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在世界范围内，进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纵向发展，传播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横向发展，两者结合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进步，这是体育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3]。
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的文化价值
（一）体育是人类学研究的活化石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俗活动紧密相连，被各种民俗活动吸收成为民俗文化的载体，这使其成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活化石”，其文化价值是一般活动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4]
“中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一种传承的民族文化形式，它是源于各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中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体现自身具有的文化价值”[5]
（二）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形式
根据社会文化的规律可以知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主要把竞技因素与舞蹈、艺术，音乐、体育等多种文化融为—体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6]
苗族的“彩月亮”、布依族的“抱架腰”、壮族的三人板鞋竞技、彝族的铃铛舞、瑶族的跳八音等传统的民族体育活动都具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们在传承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也使少数民族的生活得到了丰富，增加了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方式达到了娱乐身心的作用。少数民族的大部分体育项目都是生产生活需要中演变出来的，因此具普遍的生活特性和有广泛的群众性，在进行民族文化教育过程中它为传统体育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教学方式。“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生活地区的相对封闭，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统一的文字符号，所以它的教育手段主要以言传和身教，大多是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模仿学习的。”[7]。“叉草球运动的方法是一手握鱼叉，一手把草球扔在地上使其向前滚动，象征着鱼儿在水中游动，这时迅速掷出鱼叉，一人叉一次，轮流进行，数轮以后，以叉中次数最多者为优胜，当小孩子的叉球技术达到相当熟练的时候，家长便带他们到江河去叉鱼。”[7]
（三）文化的载体
我们所指的认同感是“使人们自觉的聚合在一个群体中的情感，它是一种体现了其成员对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感到更加亲近的情感。”认同感通常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产生而形成的，他们可能具有相同想法和观点。“民族认同感对于人们在进行正常的生活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少数民族独特的心理和精神。由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本身具有的特征，决定了它能使本群体，本民族认同，并能增强民族内部的亲近感。因此许多少数民族都是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来增强彼此的认同感。”[8]
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发和保护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对地区经济的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最能反映少数民族个性特征和群体气质的，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是各民族长期生产劳动的结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体育方面的表现，它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体育的重要来源和有机构成，所以要积极引导人们根据现代体育观念重新认识其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确保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合理的保持和更新。”[9]
（二）自变，促进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
民族体育文化不能只是一尘不变的传承下来应该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进行必要的自身改变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这样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如新疆的传统体育“达瓦孜”，它不仅在长度、高度上不断的超越，而且难度上也有所突破。现在“达瓦孜”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极限运动之一，有许多爱好极限运动的人们在不断的尝试，其中不乏有比较突出的，阿迪力就是里面的佼佼者，他已经创造了5次世界吉尼斯纪录。因而“达瓦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且以“达瓦孜”命名了节目和学校。与之类似例子有很多，如蹴鞠游戏活动现在就演变成了运动之父足球。“从这些鲜明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演变的过程中不仅保留了它本身就有的民族性，同时也增加了竞技性、观赏性，使民族传统体育更加具有魅力。”[5]
（三）现代化发展与创新
一个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并不是一尘不变的，民族文化的变化一直存在与社会文化之中，而创新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生命力，中国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促进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发与传播，同时政府也在积极的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开展与保护，是可以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更好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与此同时，中国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持着高度的重视，在政策上和法律上都给予少数民族地区多种优惠，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如增加经费，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的场所。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些应对方法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体育文化之列。
（四）文化自觉与文化保护
“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文化的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就是文化的自觉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10]文化自觉使人们对文化有自觉的觉醒和反省，知道文化的来源以及其形成的过程，它的特点和发展的方向。文化自觉所具有的自知之明加强了文化的创新性转变，提高了适应新环境、新文化的能力。
五、小结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且并且具有丰富多彩的运动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现如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着西方体育文化的侵入，只有脱离区域意识的束缚、提高自身的价值、结合现代体育文化从而谋求更高的层次的发展，才能更好的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民族通过改造自然形成了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探索中国民族文化重要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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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玉良.民族高等院校体育教材理论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8]谭晶.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状况及其价值[J]，南方论刊， 2008（12）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4
【摘 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离不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融会统一。随着社会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更有甚者濒临灭绝。近年来，社会与国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大大提升，这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及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彩绚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的。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散发着光和热，发挥着它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各民族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已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并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深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团结力的巨大力量源泉。人类文明的发展无可置疑是多线条的，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瑰宝，它与汉族文化交相辉映，共同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各民族文化各具优点和特色。例如，汉族书面文学很发达，文献典籍很丰富，而一些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与汉族相比，较为发达。哈萨克族的口头文学极其发达，拥有大量的寓言、传说、故事、歌谣和史诗。《阿勒帕米斯》、《库布兰德》及《阿尔卡勒克》等几部颇具代表性的史诗已成为现代学者、作家们剖析、研究哈萨克族文学的代表作。目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超过80种。演唱艺术就有几十种，舞蹈艺术有数百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民族的舞蹈，以其鲜明的特点、优美的舞姿，成为我国艺术舞台的常见节目。笛子、二胡、琵琶等最早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乐器，至今仍然是我国民族音乐中不可或缺的常见乐器。雄伟的布达拉宫、美丽神奇的丽江古城成为中华建筑的杰出代表。纳西族创制的东巴文，是世界上最完整、沿用时间最长的象形文字，与甲骨文并称为我国两大古文字珍品。这些少数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盛开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也是中华各族人民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
自尊心和自信心也都根植于本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这就需要每个民族在加速现代化进程的同时，要有意识地保护好自己传统的优秀文化。保持传统不是简单的封存，而是以多姿多彩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传承。纵观悠悠数千年华夏文明，无论是宽袖长袍还是剃发蓄辫，历史的遗风不曾消逝，至今仍活现于银幕荧屏，给后人创造着难以估量的财富。保持传统也不是兼收并蓄，而是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精粹，亦即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比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的歌舞和服饰，它们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还是民族标识和精神象征，保护好这些，民族特色就恒久永远。我们要审慎地剥去陈年旧屑，细致地剔析出精髓，着力加以培育，使之壮大乃至升华，这才是极其需要做的。文化既然产生于生产生活中，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变了，传统文化也只有发展才有生命力，否则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古代辉煌的玛雅文化，令后人叹为观止，却在公元10世纪初神秘地衰落了，史家考证，主要原因是玛雅人的后代缺乏创新和进取精神所致。放眼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哪个地区哪个民族的文化是一成不变的，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或处在不同时代，传统文化就韵味迥异。一个民族的传统有所更新，才更加鲜活；有所发展，才符合时代节拍；唯有与时俱进，才能成为我国现代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发展并不排斥其他民族的发展，也不必然地以其他民族的消亡为前提。相反各民族是可以共同发展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自我封闭，自我封闭必然导致民族的衰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这是符合民族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客观上，每一个民族都从其他民族的发展中汲取养分，同时也给其他民族的发展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各民族在吸收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使自己民族的文明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每一个民族的文明都是文明的普遍性和其他民族特性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在协调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民族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我国改革开放引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流空前扩大，各种现代媒体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达到空前，各种传统文化受现代文化的冲击也都达到空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一般较汉族和汉族地区的发展要滞后一些，但至少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便已面临危机：一些民族歌谣、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一些精湛的民族工艺和建筑开始衰微；一些灵验有效的民族医药失去了市场；一些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礼仪和习俗被逐渐废弃等等。时至今日，这种状况有增无减。可见，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已到了濒临解体的境地，如何对其实施保护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首先，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更衣”才是发展之道。形式的更新将迎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本土的兴旺发展。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摩登”的现代文化毕竟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比较遥远，而本土文化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表现内容上都与他们更贴近，同他们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亲情”。因此，他们决不会只甘于接受“舶来品”而放弃自己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东西。在全国巡回演出的新疆维吾尔族原生态歌舞《麦西来甫》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著名作曲家谭盾在《地图——多媒体大型实地景观音乐会》上，以现代高科技多媒体与古典交响乐队相结合的手法，将湘西的原生态音乐一一记录。这些现象用事实说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在本土应朝着具有时代特征，以新形式来满足人们新的精神需求的方向发展，这样，它就可能拥有更多的欣赏群体和更广泛的听众基础，重新焕发出光彩与活力。
其次，人才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当前民族文化发展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教育，培养人才。（1）民族地区的各级领导要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有整体规划。（2）要重视民族文化进课堂。从孩子们抓起，从中小学的教育做起， 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我们的传统艺术，培养他们的艺术情趣。比如，可以考虑使我国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知识进入中小学教材，使得孩子们了解中国各民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小就树立起珍惜和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意识。在民族地区的中学和大专院校增设民族传统文化课程，国家相关艺术院校也要增设民族艺术课程。（3）制定规划，系统地培训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扩大专业人才队伍。要为从事民族文化工作的专业人才提供必要的经费，创造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如新疆拜城县、喀什地区岳普湖县评选“民间艺术大师”活动，给民间艺人定期发放生活补助，解决生活困难，激发积极性，传承新人，从而避免“人亡歌亡”。
再次，注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在20世纪末，我国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因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亦不能背离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也须和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样，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来说，新文化的出现对其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冲击。传统文化很有可能在这种冲击下衰退、变异、甚至消亡。但是，原封不动、画地为牢式的保留，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就应该永远停滞在原来的发展阶段才是“正宗的”、“原汁原味的”，认为少数民族人民因生活方式的改进，而导致一些以原有生存方式为生存环境的古老文化的消亡是令人遗憾的之类的想法，是与历史发展规律相背离的，不符合少数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既要抢在那些已丧失生存环境的古老文化消亡之前进行大量的收集、整理、记录、保存工作，以保证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库的相对完整；同时又要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时寻找到一条能与现实相适应的发展之路，以避免其传承出现断裂，在中国大文化的体系中依然保有其独特的成分。这就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现代文化；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转型
一、文化转型是指特定历史时期民族或者群体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主导型文化模式为另一种新的主导型文化模式所取代。因此，文化转型并不是经常发生的社会历史现象，无论个体文化习惯的改变、价值观念或者信仰的改变，还是特定群体或特定社会某些文化特质或者文化理念的一般意义上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更新，都不能算上文化转型，只有在较大历史尺度上所发生的主导型文化观念、文化理念、价值体系、文化习惯的总体性的、根本性的转变，才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转型。也正因为如此，文化转型在人类社会和历史演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少数民族文化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民族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塑造着民族的精神品格、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民族传统文化指的就是民族文化过去的文化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现代化的深入，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重大问题愈来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与思考。是固守传统，安于现状，亦或迎难而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已客观而现实地摆在了理论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同胞的面前。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能否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自觉地结合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尽快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整合与转型，是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国家能否在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赶上时代潮流并走在世界前列的大问题。”少数民族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必须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新疆民族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转型，还存在一些障碍，还有一些因素在程度不但同地制约着新疆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些因素主要有：
1.自然生态因素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是民族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它制约和影响着民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新疆幅员辽阔，自然环境独特，是相对封闭的内陆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风沙、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较多。新疆作为中国沙漠面积最大的省区，境内沙摸、戈壁广布，其沙漠面积占全国沙漠面积的59.05%。人口聚居于散落在戈壁、沙漠间的800多块大小绿洲，环境承载力有限。绿洲面积仅占全疆土地面积的8.2%，绿洲、荒漠植物带、荒漠的面积之比约为1:4:9。土地荒漠化、盐渍化和草地退化现象突出，全疆87个县（市）中有53个县（市）有沙漠分布，有80个县（市）受沙漠化、风沙危害和影响，荒漠化总面积达80多万平方公里。绿洲生态系统具有的脆弱性、不稳定性、难以自我修复性等特征明显，极大地制约和影响着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山川阻隔，分散、孤立的生存环境客观上不利于人们的交往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文化的发展需要交流，这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吸收、借鉴异质文化的文化才能够获得持续发展，文化封闭只能导致停滞、僵化与落后。对此，日本著名学者羽田亨曾精辟地指出：“凡是某一民族的文化发展与衰退，在多数场合下要视其与其它民族有无接触，这已成为一般的原则。”可见，新疆的自然生态环境客观上已成为影响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制约因素。历史上“丝绸之路”这条连结亚欧大陆的通道，曾经打破了新疆地理上的封闭性，为世界各大文明、文化在新疆的交融汇集架起了桥梁，使古代新疆文化得以丰富和发展。而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新疆社会逐渐又走向封闭，民族文化也因此趋于封闭和保守。
2.宗教因素
新疆是伊斯兰教影响深而且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东正教等，信教人员众多。在新疆，宗教的民族性、群众性、长期性和国际性的特点突出。宗教影响群众，影响社会。宗教的教义、仪规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南疆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宗教氛围十分浓厚，不少地方几乎全民信教。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道德体系，虽然包含有某些积极因素（如教人弃恶从善），但作为唯心的世界观，其消极作用也显而易见。伊斯兰教是一种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的宗教，具有两世（今世、来世）兼顾、教俗合一的特色。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实际上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因为伊斯兰教使宗教文化世俗化，使世俗文化神圣化，所以，它有着强烈的社会文化功能。因此，伊斯兰教必然对信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后，宗教中的有些内容就成为了民族文化的内容。这样，宗教就与民族联系起来，宗教感情就与民族感情交织在一起，宗教对民族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新疆民族文化的传承而言，宗教不仅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还体现着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同时还具有强大的文化聚合功能。因此，宗教在新疆民族传统文化转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过浓的宗教观念与信仰也使一些人重来世，轻现实。在比较偏远的农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无论是赶集的妇女，还是种地的男子，一旦到了规定的时刻，他们便立即停止行动，就地而跪，神情专注，旁若无人地进行祷告，其虔诚程度令人敬佩。但客观而言，这种把生活命运的一切希望都寄的托在“胡达”身上的宗教观是极不利于建立创新、开拓意识和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伊斯兰教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基督教那样的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对新疆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表现出的不是一种积极因素，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制约因素。
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巨变与转型，一些少数民族同胞忧心忡忡，担心文化的消失影响到民族的存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我们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举措说成是要消灭一些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存在与发展。现代化使我国传统文化受到全面而深刻的冲击，处于边缘性地位的新疆民族传统文化更是承受着多重压力，因此，在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上，表现的尤为敏感。因为民族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深层次结构，构成民族稳定的核心要素。所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各民族都怀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敏感的民族意识，并由此产生了强烈珍视和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能。这种感情和意识是很自然的，总的来说也是正当的，但必须把握好度。如果因此陷人盲目，走向片面，只是一味地迷恋传统，用传统封闭自己，固守陈旧的传统文化模式止步不前，那将不利于民族的发展进步。必须理性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根据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只有建筑在民族性与时代性积极统一基础上的民族文化，才具有活力和生命力；只有不断吸收、借鉴异质文化，进而充实巩固自身文化体系的民族文化，才能不断地发展。文化具有传承性，但它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自身发展和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被传承的。把民族传统文化视为先验的、一成不变的封闭体的认识，只会影响人们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发挥。这需要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而这种引导是否得力，还取决于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的处理是否得当。
一定的文化总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文化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受上述几种因素的影响，新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现代化进程较内地沿海地区缓慢，社会转型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及内地沿海地区。特别是转型的最基本方面，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还是有限的、不平衡的。这就势必影响新疆与全国统一市场乃至世界市场的接轨，制约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及与其相关的各种现代文化要素在新疆的流动，进而影响了新疆民族文化借取现代文化的幅度，制约了新疆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向深度、广度的推展。
二、新时期新阶段，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现代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充分吸收世界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富有先进性，体现时代性，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首先，这种必然是站在时代前列、合乎历史潮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全疆各族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也是我区社会和谐之根基。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打牢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造福各族人民。新疆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认真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要加强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富民强区为目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全面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新疆的发展繁荣。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人，使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努力形成和保持对周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优势。
其次，这种现代文化必须能够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增强新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标识民族特性，塑造共同心理的特殊功能，是协调多元文化关系、整合民族文化资源的必经之路，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文化认同历来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国家的统一取决于国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取决于国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我国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从根本上体现在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上。边疆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根植于心灵深处。这种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是多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边疆多民族地区来说，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是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认同、增进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珍视认同、维护认同、发展认同，对于实现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是这种现代文化必须是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的综合体。要实现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了解传统的特点及其构成特点，以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和思想顾虑，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并区分传统文化中有那些阻碍现代化的负面因素。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应该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过程应该是民族文化展示自身的过程。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要与民族形式、特点有机结合起来，切忌单维一元化的思维模式和简单化的工作方法。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转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一方面，传统的优秀民族文化以其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渗透力，有助于现代经济向以人为本、诚信立人的良性方向推进。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事业，锻造民族文化精品，打造民族文化特色品牌，提高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素质，从单纯的经济竞争发展到文化、经济等多领域的综合竞争，增强民族经济的精神竞争力，增强竞争的综合实力，促进民族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传统封闭落后的文化也会阻碍社会的变迁发展。新疆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必须带领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走出去，抓好教育，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扩大文化视野，借助新的科技文化力量，形成民族区域经济的突变。
三、新疆作为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迟发展地区，迟发展有其有利的一面，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但迟发展的负而效应也是明显的，处于相对不利的市场环境，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民众心态上也容易产生波动，产生一定的相对剥夺感；结构性矛盾突出，容易引起断裂与失衡现象，发展的模式选择面临许多困难。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促进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平稳、有序转，使民族经济、民族社会、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富于创造性的整合，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转型是时代的必然，但怎样重构，重构的取向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笔者所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更新观念
由于长期的封闭与落后，传统观念仍较深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因此，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应以开放为前提，以现代文化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转型，以开放促进观念更新。目前在观念更新中，尤其应注意与知识创新、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的培养。知识经济的关键是知识创新，要使社会观念与知识创新相适应，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必须树立知识生产率观，使全社会都来关心科技与教育，从传统的粗放经营向现代的科学管理与发展转变，树立知识就是资本，知识就是则富，知识就是发展的新观念，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观念多排斥商品与贸易，缺乏应有的巾场观念与竞争意识，许多人固守传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对于市场化、产业化的培养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观、平等观、发展观对于民族社会现代化的跨越极为重要。
第二，社会开放与民众积极参与
只有社会开放度加大，流动率增加，现代文化才有可能更多地导入民族地区，进而诱发和加快新疆现代化的进程，费孝通先生强调的企业内部人文生态失调现象的存在就是由于社会相互封闭，流动率低造成的。我们常说的，“认识贫穷是改变贫穷的开始”本身也反映了社会开发的重要性。但成功的现代化同样离不开民众参与民众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是民族地区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中央的政策与措施最终得落在民族同胞的行动上，如果说社会开放是先导，则民众的参与是关键。只有民众从现代化的旁观者转变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少数民族民众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相协调，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才会增强，才会走向持续的良性发展。
第三，培养科学理念
科学技术是现代文化的关键环节，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以科技革命为先导的。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结构与世界格局的重构，总有一些民族与国家抓住机遇，迅速崛起。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亦是如此。新疆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也必须抓住新技术革命与信息社会到来这一有利机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缩小民族差距。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是物质则富的源泉，而目是精神创造的源泉。人在对无限未知世界的不断探索中，也丰富和发展了人自身。科学活动还将深深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创新、自由、理性为核心的科学精神是推动我们时代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文化转型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方面，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一旦取代传统的文化模式，就会为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活力，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速度发展。因为新的文化模式所具有超越性和革命性已从根本上扫除已经禁锢个人活动和社会进步的文化模式和体制障碍，从而解放被束缚的人的自由和创造力，解放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为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新的文化模式的确立会从根本上上改革不合理的旧体制，从而为社会的运行提供新的合理性，一种新的运行机制和体制。这种新的体制反过来又成为受新文化模式支配的个体生存的自由空间。社会发展最深刻的内涵是人自身的发展，即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人自身现代化最终体现为深刻的文化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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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少郎和岱夫》；乌钦；口头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K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178-5
当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显着增强，要求中华文化地位的配套发展和相应提升，将中国几千年多源头、多民族灿烂文化翻译出来，推向世界，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中国典籍翻译（当前主要是英译）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重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文学翻译则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一批批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史诗和叙事诗的域外翻译和传播尤具重要的示范作用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张志刚翻译的达斡尔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少郎和岱夫》英译本的适时出版，为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做出了一次生动的注解和说明。该英译本是译者主持的2010年教育部规划项目：“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成果之一，以达斡尔族乌钦体叙事诗《少郎和岱夫》英译为个案，对东北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展开研究，涉略了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在国际市场的开拓和营销策略，并探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通向世界的途径。本文择其精华，仅就其翻译原则、策略及效果向读者作一介绍，以便管窥少数民族典籍与口头文学翻译的整体规划与可能途径。
一、《少郎和岱夫》英译的原则与策略
《少郎和岱夫》是达斡尔民族民间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鸟钦体民间叙事诗，也是一部英雄史诗，几十年来在黑龙江流域广为流传，其重要性可与饮誉海内外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相媲美，2006年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80年始齐齐哈尔市开始了，抢救、整理、汉译工作，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目前整理了六种异文本。经过黑龙江省和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人民和民间艺术工作者辛勤耕耘，2002年民族出版出版了《中国达斡尔民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精典――少郎和岱夫》一书，标志着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达斡尔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少郎和岱夫）》英译本就是对照该书的汉语本翻译而来的，2012年8月再次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标志着史诗在朝向世界传播的征途中又迈出了坚实的―步'弥补了目前达斡尔乌钦体史诗英译及传播研究的真空区。译者在英译时，考虑到西方读者所共有的知识和观念，照顾到译入语文化习惯，兼顾西方大多数接受者的阅读心理，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的英语以便使普通读者都能接受，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首次阅读《少郎和岱夫》英译本，就会被译者的翻译策略所深深吸引。译者以诗译诗，整篇的诗行合辙押韵，读来琅琅上口，令人听之入耳，彷佛就像赏析英语诗歌一样。再次阅读时，从诸多的达斡尔族文化词汇中逐渐领悟到乌钦叙事体史诗的独特魅力，令人思之人心。可以说，在当前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史诗英译本中，该英译本可谓是弥足珍贵。究其原因，―方面是与译者深厚的英美文学功底和外籍专家的审校分不开，另―方面也与译者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密不可分，本着为东北少数民族文学英译尽绵薄之力的目的，译者在翻译之初就制定了恰当的翻译原则。正如译者所言：1）要传达出典籍文本内容；2）保留达斡尔族文化的特征和原貌；3）再现达斡尔族乌钦体涛歌的艺术特色；4）译文要通顺、流畅，可凑性强。遵循这四项基本原则，译者随即采用了诗化、异化、模糊化和补偿的文化翻译策略，旨在传播达斡尔族乌钦的说唱魅力。勿庸置疑，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中如何突出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是需要每一个译者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就以翻译策略为重点来领略该英译本的独特之处。
（一）以诗译诗的诗化策略
《少郎和岱夫》为乌钦体叙事诗，全部故事，读起来朗郎上口，唱起来合辙压韵，六部长诗，除第二部为“中东”辙外，其余五部均为“江洋”辙。为了更好保留达斡尔族乌钦体诗歌韵体特色，译文借鉴英语民谣体诗歌（Ballad）ABCB的押韵方式（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韵），以诗译诗采用ABCB韵式来翻译原诗。如此，则既保留了原汉语译文的押韵方式，又考虑到英语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例如：
原文
薄薄的白云飞散了呐耶，
蓝蓝的天空出太阳：
胜利的军兰心中喜尼耶，
迟出的太阳暖洋洋。
译文
Thethinwhite cloudvanished，
The Still cameoutoftheblue sky；
TriumphantJunlanfelthappyinmind，
The slow sunhadwarmthto supply
上述原文中的二、四行押韵，为“江洋”辙，相对应的英译中，按照二、四句进行押韵。在诗化策略中译者结合中译文本的韵律，考虑英语诗歌的韵节、韵律，尽可能使译文既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又体现出译文的音韵之美。
（二）文化翻译的异化策略
英译本中对于很多体现达斡尔民族特有的文化地方采取了异化处理，即采用了直译，拼音音译。比如，东北达斡尔族人把睡觉的地方叫“炕”，指在住宅里用砖或土坯砌成，上面铺席，下有孔道和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的床（aheatablebrickbed），译者译为“kang”，体现了中国北方文化独有的特点。再比如，―些达斡尔族特有的词汇如“罕伯岱”，“扎恩达勒”，“萨满”，“百音”，“乌钦”等在英语没有相应的对等词语，采用音译直译，可以延长审美过程，满足西方读者的文化心理预期，也更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
（三）模糊化处理策略
《少郎和岱夫》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再现达斡尔族乌钦体诗歌的艺术审美品质，译出原诗歌的主要信息，用译入语构建起优质的文学语篇。为此，在不影响全文信息传达的情境下'译者对于一些地名和冗余信息等实行了模糊化处理。对于实指的意义译为虚指意义，如诗中出现的地名“色力克”，“昂昂溪”这些达斡尔族的地名，为了诗歌的整体韵美和形美，没有译出。而像“莫力根哈拉”指的是部落，译成它的解释义。这样处理尽管是―种“欠额翻译”，但整体上照顾到诗歌的整体音美、形美和韵美。
（四）深度翻译的补偿策略
对于涉及到达斡尔历史事件、人物、典故等文化专有项，对本族读者来说是常识性共享知识，但对大多数西方读者而言则会感到费解。有鉴于此，译者采用了深度翻译方法，即在不影响整体译文的通顺和不破坏译文的结构前提下加注进行解释型翻译。此外在附录中附加注释表（Glossary），对于一些专有名词进行解释，如Hanbo：a Daur dance，dancingwhile singil Gaxinda：theheadofavillage
仅就翻译原则与策略而言，《少郎和岱夫》英译本展示出如此丰富的文化翻译原则与策略，体现了译者对于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深厚关怀和浓厚兴趣，以及娴熟的双语转换能力，着实令人惊喜感到欣慰。倘若从其他角度和标准来赏析，还会有民译和汉译、转译和复译、缩译和编译等传统意义上的分类方法。这里呈现的是一幅民俗传统与现代转型、古老传承与现代传播、民族文学本土化与国际化、民族化与世界化多重交叉、相互渗透的复杂图景。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蕴涵着在中国文学“大―统”局面或中华“多元一体”大文学观新视野下民族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
二、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近年来，众多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学加以关注，在新的学术理念指导下，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学成就给予了全新的评价。2007年《民族文学研究》第二期的一系列文章开启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话题，实际上在当下便是少数民族文学如何人史的学术问题，引起了文学界、史学界、民族学界的关注和探讨。重点讨论的话题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各民族文学总体发展中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华文学的特殊贡献、独有的价值，及其在中华文学史中的地位。例如，当下所讨论的，在汉族文学中缺类，在少数民族中却相当发达的史诗和各种口头叙事文类，各民族用本民族文字创作的经典作品，汉语文献中的一些原本被忽视的文学现象等等。我国各民族史诗过去在文学史上没有占―席之地，世界文学史上提到的仅限于巴比伦史诗、希腊史诗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中世纪史诗、印度史诗等。在中国文等嫂上，由于长期将少数民族文学排除在外，史诗当然挤不进去。三大民族史诗虽说很有国际影响，但从已翻译介绍的有关论著来看，这些国外学者大都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因而这几部史诗，还没有像世界其它著名史诗那样，真正跻身于世界艺术的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界的遗憾，更是翻译届的遗憾。正如王宏印所言：将它们翻译为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在国内进行交流，增进相互影响，是繁荣中国文学的―个重要方面，而译成外文，流播海内外，更是一项流放百世的不朽功德，可惜如此认识的人太少，直接从事翻译和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曾主持对外译介《熊猫丛书》（Panda Books Series），借文学翻译重塑新时期中国形象，承续了近代以降中国文学“推广而参加世界文艺之业”（刘季同语）传统。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少郎和岱夫》本身成因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再加上翻译人才的匮乏，语种的限制，《少郎和岱夫》英译并没有进入到这一中国支学域外出版的大行列，更令人惋惜的是，2001年负责《熊猫丛书》出版的中国文学出版社被撤销，而转手外文出版社，至此，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遭受―定的影响，民族史诗的英译工作臣是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
本世纪初，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产业逐渐成为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当前中国十分重视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战略问题，积极鼓励采取不同形式，利用不同渠道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自2002年国家大力实施“中国图书走出去工程”以来，我国图书“先出去”已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格局，尤其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实施，使中国图书在实物出口（图书出口）、版权贸易、合作出版、境外直接出版等方面成效显著，中国图书“先出去”步伐明显加快。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正式启动，从更大规模、更多投入与更广领域支持中国图书“走出去”。在国家新闻机构和权威出版社等官方机构的支持下，特别是受到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动，一些民族史诗如《格萨尔》英文版得以最终译出。这里面就充分体现着翻译与社会文化发展的相互影响作用，尤其是官方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者（patronage）某些时候的决定性作用。
在官方大力支持和权威出版机构推动下，《少郎和岱夫》的英译走向了由中华本土译者翻译为主的阶段，首次开创了由大陆译者英译的篇章，响应国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方钆积极开展史诗的英译工作。可以说，《少郎和岱夫》英译既承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少郎和岱夫》的汉译工作，又与新世纪中国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文学”的宏伟规划相契合，从而产生了中华本土大陆首次对史诗进行英译的本子o―定意义上而言，《少郎和岱夫》英译本就是伴随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决策的制定而产生的，具有国家主流文化意识输出的倾向，主要体现在译者的身份、出版社的地位等翻译赞助者（patronage）的影响方面。同时与世界文学、文化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也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文化多样性的倡导密切有关。
三、《少郎和岱夫》译介模式启示
（一）汉译中介走向世界
《少郎和岱夫》英译，进一步引出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翻译新兴的研究课题。至少从世界文学的图景出发，当前的民族文学翻译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汉译及其相互之间的翻译；一是指向外文的翻译。于是两条双向并行的途径就此诞生，即少数民族典籍的民译（含民语今译）、汉译和外译，以及汉族典籍的今译、民译和外泽。民族文学翻译是民族学和翻译学这两大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理应作为中国翻译学建设的一个分支，然而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少郎和岱夫》英译本开启了民族文学经由族裔文化到文学文本（汉语）再到世界文学（多种外语译本）的多维翻译空间，从而使民族文化经过汉语文本之后，再进入到世界文学殿堂成为可能。
该英译本的出现，给民族史诗走向世界文学带来了新的启发，或者说，在翻译模式上，带来了新的扩充和理论思考。至少'与传统的翻译模式相比，翻译的类型和途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翻译模式是由原文出发到译文的单向、线性运动过程，而当下民族文化翻译的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便是从达斡尔语出发、文本转写为汉语，再从汉语出发走向世界。也就是说，通过汉语对达斡尔语言进行文本转写，尔后在汉语本的基础上再反为英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译者不懂达斡尔语，只能从汉语出发缺乏了对原民族语言的把握，这样的转译会不会造成翻译的损失呢？通常的观点认为经历的翻译过程越多，离原文的距离越远，这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通过中介语言转移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最理想的状态是译者既懂民族语言又懂外语，越过汉语中介直接从民族语到外语，然而，最基本的客观情况是，这样的理想译者很难找到。倘若能够出版既有民族语拉丁文转写，又有汉语中介文本，再加上英文构成的三种语言平行对照译本，那么既能扩大读者范围（多语读者），又能供翻译研究者开展译学研究，说不定还有意想不到的理论发现。
（二）民族文化翻译的补偿策略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民族工作者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达斡尔族民间口头作品，然而，达斡尔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只能靠汉语言进行文字记录与转写。虽然汉语整理文本起到了保护民间文学的作用，但客观上却将民族文化进行了“格式化”处理。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在2005年《民族文学研究》第二期撰文指出：“少数民族语言到汉语文本的翻译过程是一个‘汉语过滤器’的过程”。其实，无论是“格式化”还是“汉语过滤器”，均是指口头文学在翻译时，要经历汉语文本化处理和英语对外翻译的双重过程，口传文学的本质特征在文本誊录和译过程不不可避免的失去了，而目不只是一次完结，可能重复失去，也就是经历了双重失落的过程。这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中再怎么讨论也不过分的重要问题。《少郎和岱夫》译者所翻译的史诗均为汉语文本，是汉语学者从达斡尔族人口头说唱中搜集并翻译过来的汉语文本，其英语翻译是在汉语语境下进行的。少数民族语言演唱的史诗或所讲述的故事首先经历了汉语翻译中允尔后再翻译为英语，其间经历了不同的“格式化”和“过滤”过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某些语言的介质和内容，如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从民族语言到汉语，从汉文再到各种外文的多次翻译，这就需要我们解决如何从少数民族语言到汉语与外语跨语际翻译中民族文化缺失的补偿策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