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 高校 社会主义 文化担当
【作者简介】 林利红，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经管学院教师、硕士；杨昌明，中国地质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3-0010-03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繁荣发展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党的十站在更高的角度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严密部署。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在传承文化文明、创新文化知识、弘扬文化传统、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繁荣中具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一、高校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高校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方面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引领社会风尚，团结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具有重要作用。高校作为传承知识和价值的社会组织，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殿堂，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传播先进、优秀的思想文化，既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高校的神圣职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先进的知识体系，更是优秀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传承不是简单的重复、重述，而是不断创新的过程。高校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是通过对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梳理、研究，将其学科化、专业化、科学化、学术化，融合在相关学科和课程之中，整合到教学体系和培养方案之中，并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广大高校教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课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他们把这一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各自的学科对这一价值体系进行研究，并在相关课程中作出新阐释，才能推动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
其次，高校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高校是学科群集、知识密集的地方，既有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群及人才队伍，也有门类相对集中的自然科学技术的学科群及人才队伍。这是高校独特的优势，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无法比拟的。高校强大而高素质的教学科研人才队伍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学科前沿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创新的品格、刻苦钻研的精神、克服困难攀登学术高峰的勇气，既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也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高校密集的学科环境，客观上使各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和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科学技术文化的交叉融合成为可能，促进了大量分支学科的产生和交叉综合学科的出现，各学科在不断的分化和整合中，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的纵深发展和全方位拓展。
再次，高校在引领社会文化发展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高校不仅传承和传播着先进的思想文化，也以自身创造的高品质的思想文化积极影响、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高校文化既是社会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一方面，高校通过对社会文化进行学科化、专业化的梳理，使社会文化中最先进、最前沿的部分得以系统记录、广泛传播，使社会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得以积极扬弃，使社会正气得以弘扬，社会文明风尚得以提升，从而成为社会先进思想文化、优秀价值精神的传承者；另一方面，高校在对社会文化进行学科化、专业化的梳理过程中，广大师生求真求实，艰辛探索，积极创新，创造了许多领先时代文化成果和文化产品。这些思想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各种途径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转化为社会文化，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提高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
二、高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应勇于担当有所作为
首先，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拓展深化社会主义文化内容。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师生共有的价值观念及其外在形式——文化环境和氛同的总和。当前的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和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两部分。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升华为与爱国主义和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同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相伴而生的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特征的改革创新精神。高等学校应积极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充分发挥载体效应，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精神的力量端正学生的理想追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真正起到弘扬和培育青年大学生民族精神的作用。具体来讲，高校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如开展历史知识竞赛、爱国歌曲比赛等活动，并充分发挥校报、校园广播等校内宣传媒体的作用，进行广泛宣传教育，促使学生了解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文化，使他们在活动中得到熏陶。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利用国际、国内重大时事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激发大学生的爱围之情和报国之志。此外，高校应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学生社团可以通过开展一系列高品位、高质量的科技文化活动，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于教育活动中，倡导和鼓励大学生求科学真知、树文明新风、强综合素质，为大学生营造健康成长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其全面发展。
其次，充分发挥高校课程优势，主动担当文化传承和传播工作。高校课程具体可以分为人文课程、“两课”课程和专业课程三大类。这些课程都会涉及民族文化教育的相关知识，充分利用这些知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具有自身的优势。人文课程不仅要在形式上丰富多样，而且在内容方面也应当彰显其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优势。高校人文课程内容中，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知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中国杰出的历史人物事迹，国外的进步文化思想等内容都会给人丰富的启迪。目前许多高校通过开设大量人文方面的选修课程，举办人文素质讲座，开展第二课堂教育，加强实践训练等来加强大学生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素质。同时还要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端正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文化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阵地。在大学生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必须加强课程建设、改进课堂教学，把民族精神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文化修养，增强其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强化大学生的文化自觉。高校还要结合学科专业知识，发挥专业课程的优势，积极进行文化教育和传播。从高校专业课程设置来看，无论是文史类专业还是理工类专业都包含有介绍中外文化知识的课程。一方面，高校任课教师要结合学科特点，利用中外文化的差异，挖掘不同课程中不同的文化教育内容，将中华名族文化精神教育渗透到学科专业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另一方面，在校大学生要学会辩证地看待中外文化差异，以国外进步文化为动力，以本民族文化现存的不足来鞭策自己不断进取，引导学生更好地进行文化选择，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励大学生的文化担当。
再次，有效利用高校自身的特色资源，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许多高校除了具有自身的办学特色外，还常有诸多潜在的特色资源，包括高校创办以来自身所具有的历史资源和高校所处的区域文化资源等。因此，高校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深入挖掘这些潜在的特色资源并加以整合，将校本文化融入到区域文化发展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来，不断拓展大学文化的魅力，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人才资源是高校巨大的资源，也是高校真正进行文化担当和作为的保证。高校的人才不仅包括高水平的教师、知名学者，高校学生也是重要的人才资源，也是文化创造的重要力量。对于高校来讲，应该主动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努力动员高水平的文化人才参与文化建设，比如重要的文化发展规划、重要的文化项目、重要的文化场所建设方面，高校的文化人才应该主动介入，积极贡献，建言献策，做好高水平文化战略的设计论证工作，高水平文化工程的咨询服务工作，切实为思想艺术水平高的文化产品创制、推行和普及发挥关键作用。高校的学生也要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比如高校的社会实践活动，主体是学生。高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些人文景点和自然景观作为实践基地，组织学生深入基地，亲身体验与实践，促使他们在活动中不断增强文化体验和感知，大学生也可以将校园文化和民族文化、市民文化结合起来，创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从而繁荣和丰富文化艺术形式和内容，这同样是一种文化创造和作为。
三、高校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担当与作为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化具有承袭性，是变革和坚守的综合作用过程。高校作为一个文化组织，作为思想文化的创造阵地，应科学定位，因利利导，发挥作用，务出实效。
一是在立场上要坚守文化本位。大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平时的产物，其使命在于作为对人类知识和价值进行社会传承的学科化和组织化机构，促进社会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发展，其产生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文化的萌生与发展。也就是说，文化构成了大学存在的依据。大学或高校作为社会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中心，应该坚持文化品格，坚定文化信仰。特别是在高校实现办学功能的时候，要用文化进行功能实现的整合。特别是当今社会，高校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主动参与经济建设，给人以逐利的色彩。高校参与经济建设，服务社会，这是必须和必然的，但是高校要牢记自身的文化定位，要在参与社会中转移和普及科学文化，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含量，进而增进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
二是在参与上要突出优势特色。文化是包罗万象的，也是多层次的。高校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凝聚力量，取得实效。一是要结合高校的办学定位。高校的办学定位决定了其文化创造的基本格调，决定了文化创造行进的方向，比如一些高校的办学是瞄准国家重大前沿课题的，那就应该创造高端的文化产品。二是结合学科特点。学科特点决定了文化创造的内容。比如，以文科见长的高校，应该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作用，艺术院校则应该在文艺方面进行精神创造。三是要结合学校师资优势。在高校，高水平师资是办学的关键，高校要进行文化创造，履行文化担当的责任，离不开高水平教师的参与，要发挥其聪明才智，调动其文化创造激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三是在方式上要综合推进。当前，高校各项教育管理服务工作越来越频密，科学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的各项工作必须统筹协调。文化建设对高校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建设更显功力和定力，对高校谋求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鞭策力量。很多时候文化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立竿见影，需要较长时间的智力和精神投入。特别是比较大的文化工程，往往需要不同学科、不同资历、不同代际的人共同参与。越是如此，高校越是要注重统筹推进，做好项目的设计、规划、人员配置和保障服务工作，在重大关口应该特事特办，根据文化建设规律特点运用综合方式，为学校参与文化建设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肖雪慧.回应挑战与保存大学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职责[J].江苏高教，2008，（5）．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中世纪；封建社会；文明；文化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远游中国并在元朝为官，他归国后写的《游记》，报道了胜于西欧的中华文明繁盛景象，使西欧人大开眼界，了解到远东还别有一种文明胜地。由此可见，西欧的中世纪文明与中国的封建文化在历史上并存且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和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做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的承认和尊重。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楚的明白各自文明的特质与当今的一些文化现象。
西欧文明是西欧历史发展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交互作用、有机综合而形成的动态的文化共同体。西欧中世纪文明指西欧各国作为历史整体，进入封建社会所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段性文明形态。它开始于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后西欧建立的一系列日耳曼国家，在公元11世纪至公元14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公元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西欧兴起文艺复兴之时，它逐渐走向衰落。中国封建社会自战国时始自清代时末，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西欧进入封建社会时，中国已经走了将近一千年封建社会的历程，相对于欧洲的中世纪时期来说中国则经历了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等朝代，而中国落后于西方，便是在明朝开始。
西欧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到公元8世纪的法兰克帝国加洛林王朝的所谓“文艺复兴”之时，已基本确立，西欧的一种基督教文明的整体也已形成。公元8世纪至10世纪，除了伊斯兰阿拉伯文明还占据西班牙一角外，基督教的传播几乎遍及整个西欧，和封建政权更紧密结合，取得绝对统治地位。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拥有极大的经济政治特权，建立教阶等级制度，严密的教会组织遍布西欧各国，它是有巨大统治力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它又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神光笼罩着整个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基督教神学具有至高无上的思想主宰地位，它作为普遍唯一的精神信仰，牢牢控制着西欧人的心灵，起着精神枷锁的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隋唐时期，“佛”、“道”、“儒”并称为三教，此后，三教出现合一的趋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西方人那样强烈的宗教情结，但是以上三教的思想体系又深刻的影响着世人。儒家文化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规范着封建伦理道德，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道教是我国正统宗教中惟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又有国教之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隋唐盛世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儒教道教佛教都不曾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所以说中国的宗教组织是比较松散的。
宗教势力的膨胀导致宗教不仅在思想文化上占统治地位，而且教权可以与君权相抗衡。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即中世纪欧洲教皇与世俗君主的权力斗争，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从11世纪起，历经两百多年，几经曲折反复，互有胜负，最终以前者失败为结局，这对西欧中世纪文明的进展有很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教权是难以与君权相抗衡的。除此之外，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集经济权、私权与公权为一体，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向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过渡，经历了漫长时期；这和中国早就有君主集权的封建王朝、保持民族国家的统一，有所不同。封建割据和君主集权、王权和教权之间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教皇为维护其至上的神权，往往反对君主集权和封建割据势力结盟。于是，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状况。第一种类型是消灭封建割据，基本上建立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第二种类型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陷入封建割据状态，但民族地区的城市工商业得到较大进展，形成统一民族国家是大势所趋，只是进展缓慢。而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在西欧的中世纪时期，中国的隋唐、元、明都是相对的统一的朝代，隋代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分裂状态，元朝的忽必烈君臣以“混一四海”为己任，建立了一个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疆域最广的朝代。
由于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督教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所以宗教统治对西方文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西欧中世纪文学主要分为四大类：教会文学、骑士文学、城市文学以及人民英雄史诗。中世纪的教会文学的主要内容是普及宗教教义。伟大的诗人但丁的《神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教会文学所不同的是但丁肯定现世幸福，并证明教皇无权干涉政治。在教会文学以外，中世纪骑士文学是半教会半世俗的东西，亦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中世纪封建主义阶级的文化，在骑士文学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骑士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产物。骑士精神在中逐渐形成，骑士不仅要忠实地为主人服务，还要效忠和保护女主人。骑士文学的内容是描写骑士们所谓的“典雅的爱情”，其中心主题是骑士对贵妇人的爱和崇拜。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所隐含的内涵更多的是男性的自我完善以及对上帝的爱。由此可见，中世纪文学与宗教密切相关。而中国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传奇等，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与以上的文学都不相似，从整体上说几乎不具可比性。譬如，中国古代的侠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以忠义为主旨，绝少写到爱情，与西方骑士文化不同。之所以把它们拿来一起看，是为了在总体上把握文学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时代话语，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文化是多层面的，除了宗教文化与文学之外还包含学术文化，学术交流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文化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大学的建立。大学本义指会社、社团、行会。中世纪西欧兴建的大学，实际上是教师和学生仿照当时的城市行会，为着教育的目的和保护自身的利益建立的教学同业行会。它向世俗社会开放，招收各地乃至来自各国的学生；采取大型的教学组织形式，拥有较多专业的教师，实行集体授课；它除传授基础学科课程外，展开高深的专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它是教育兼学术研究的中心。创立大学是人类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它突破了原来由基督教会垄断的教会学校的封闭性、狭隘性，开创了一种规范的世俗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教育内容不再像教会学校那样局限于“七艺”和传授《圣经》与神学知识，而是大量地输入了世俗使用的学科。这标志着西欧中世纪盛期的知识水平大为提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飞跃。而在中国古书《大学》中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但是中国在封建时代始终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历史上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等，与中世纪的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不属于一个类型，它们不是现代大学的雏形。这也是中西方在教育制度上的差异。西方自中世纪起已有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与大学机构，而中国的科举制自隋炀帝始建进士科起到1905年才被废除。所以说，在中国当代大学中所显出的弊端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在解决这些弊端上可以借鉴一些西方的教育理念。诚然，如白鹿洞书院的提示“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仍有其价值与意义。
西欧中世纪并非是一个横亘在光灿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的一个“黑暗时代”，并非是一个野蛮、专制、愚昧的“宗教时代”与“信仰时代”。中世纪的三大奇迹“大教堂、神学大全和《神曲》”已经代表着中世纪文明的亮点。西欧社会在专制的封建制度之下依然闪烁着文明的光芒。与西方相对的东方古国中国，亦经历着漫长的封建时代，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但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正是彼此之间的差异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在差异中更见彼此的特质。文明与文化的差异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保持文化的独立性显得尤为重要，在求同存异中才能实现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马可？波罗，余前帆，《马克？波罗游记》，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
[2]雅克勒高夫，徐家玲，《中世纪文明》，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3]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3
生态分析：传统伦理文化的生长氛围
伦理道德起源于人类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的自觉需求。这样，伦理道德与其存在并发挥效用的自然、社会、人诸“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构成道德的生态环境机制。如果人们尝试对某一伦理文化进行分析，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伦理道德的生态学分析。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古代中国人伦理道德觉醒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内圣追求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在传统伦理生长的这种生态环境中，伦理道德既获得了从诸种意识形式中脱颖而出的助长土壤；但同时，却又不能不因为它本身耍承负诸种社会意识形式发展动源及面调节三维关系的过重载荷，而导致道德生态失去平衡。从而，注定其悲喜聚合于一身的独特命运。
就前一方面而言，传统伦理文化本身的生长环境是极其优良的。作为它的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以个人的良心作为道德的终极根据，以忠孝规范的男性道德，以贞节约制的女性伦理，以孔颜乐处或正谊明道推动人趋向崇高所形成的处理入己、义利关系的德性规范，就完全是这～生长环境的造就，而又在这一生长环境中取得优厚的发展条件的。一方面，当中国拖曳着原始宗法血缘关系的巨尾步入文明社会，进而因以满足一家一户需要而运转的自然经济的强化，形成了宗法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共同作用条件下的宗法伦理。宗法伦理不唯将人固定地规范在他先天赋予的家庭家族地位上，造成个体伦理调节规则的单一化和僵化；同时，也使伦理发生功效的前提条件完全集中在一定地位上的各个个体对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的自然醒觉和主动践行上。“良心”不可替代的道德核心位置，便由此取得。因此，有那些具备“不忍人之心”的善端和“推己及人”的善行的人，才能成为宗法伦理中道德的人，成为宗法社会中合模的人。以“老吾者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力中心的人际伦理和“时也、命也”的自然节律交错作用，更使良心牢固地根植于与自然统合的日常人主伦常沃土之中。另方面，宗法血缘关系构成国家结构的范型，而国家成为家庭的摹本，家国同构造成“朕即国家”的政治层阶结构现实之后，现实社会政治这只封建传统社会中最强劲之手，又会伸出来强求伦理由元典中的相对性人际关系规范转换力绝对性人际关系。在传统中国男权社会实际中，“父慈子孝”作为维系宗族或家庭的核心规范，本基于对人生造塑者与承造者自然关系的素朴反映，但一当它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并臣属于政治要求，就衍变成“事君以忠”的无条件忠诚的、苛求臣民的单向义务规则；而同时，在中国这个蔑视女性的男权政治国度，原本应作为女性发自自我意愿的道德约束方式――“贞”，在要求女性依附男权后，则变成单纯制约女性的“贞节”或“贞洁”，既不允许向男性权利挑战，又不容许她们有任何伦理试错机会。孔颜乐处或“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本应是发自人觉察在现实物欲之后尚存高尚的德性生活，而凸显出来的行为的道德选择，但它作为普遍的道德规则，则直接是那要求人们脱离一切物质要求，放弃一切道德一利益关系自省的专制政治的产物。因为在“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工臣”的传统社会，如果每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并在强烈的致富心理驱动下审视人际关系和选择行为方式，那么，现存社会秩序就难以维持了。再一方面，由于自然经济先天地具有限制人员流动而播延先进生产操作方式的特性，而专制政治又先天地带着禁止自由思想和开发智力资源的要求，因而．当人们以不可避免的精神觉醒致思道德问题时，就只好向内用工夫，内心之“圣”成为道德审视的唯一自由天地。但当内省而“圣”撞上政治霸“王”时，便又只好将自然带有发展自己的的德性省思结果藏匿起来．使“内圣”与“外王”处于自觉的分裂状态。以前者力个我内省德性不遭侵犯的领地，以后者为从事社会政治事务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相互影响，便形成伦理借政治以张目、政治借伦理以逞势的政伦合一格局。伦理的生长（姑不论其是否合乎德性和值得期望）特权确为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生长条件所望尘莫及。
就后一方面――伦理社会功能冗杂，体现的道德生态失衡而言，则直接是上述原因之结果。
在封建传统中国，伦理道德独得经济一政治一文化心理的共同滋养，发育成与苗回幼苗状存在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完全不同的参天大树，使其他社会意识只能受其庇荫而存活。哲学在类型学上表现的伦理化特质，美学实质上体现出的融景于心，文学充斥的道德说教，史学着意的臧否人物．都体现出“伦理即意识形态”的单一凸出开展，已到了实质上消解本当独立存在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存在的必要性的地步。道德伦理不得不气喘吁吁地担负起本不属自己的额外功能负担，以致自己作为社会意识的真实独立性和内涵伸延机会都给断送了。而伦理规范的调节功效，则广延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上，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中调节复杂关系的单一规则。与自然亲合的伦理主张、全面规定社会生活状态的道德戒条、导人向内（“反求诸己”）完全排“外”（道德存在、播迁与替演的各种社会外在条件）的道德省思与行为取向，都是道德功能全方位发挥的象征或结果。但是，伦理道德负载的功能杂多，就不能不影响到它当然的主体功能的发挥――伦理道德应主要着眼于对人的认识和人的发展起一种提升或推进作用，这点在传统伦理文化愈近现代愈隐而不彰。而当伦理道德独占了所有“环境资源”：占尽经济营养和政治权威之“土壤”、吸纳所有社会意识形式存活所需之“水份”、独享一切人赞誉与信从权威地位的“阳光”，它也就因讹诈性地利用生态资源，断送了自己存活的良性环境。
在封建传统社会范畴内评价，由于传统伦理文化整体上与封建传统社会要素相互作用，才构成传统伦理文化的生态机制，因此，它存在的合理性与效用发挥的顺畅性，不会受到置疑。伦理上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上的伦理中心主义相得益彰，互相支援．足以在其生态环境下发生根本性危机（固有社会结构的解构或某一生态要素如经济构成产生彻底变化）的情况下，从容维持。因此，在固有生态机制内去礼赞或抨击传统伦理文化，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当传统伦理文化生态机制遭受了毁灭性破坏，而将传统伦理体系抛入“挑战――回应”的崭新环境之中时，那么，去观察它在新环境中的处境并合理预测它的出路，则不单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建构新的伦理生态机制所必须的。
传统伦理文化生态环境的自我破坏―一即传统伦理道德护本（“良心”）与开新（建构适应后期封建社会所需的早期市民社会伦理规范）能力的同时丧失，使它已面临前景堪忧的命运。而来自外部生存环境的第一波打击――社会政治革命，则使它失去了完整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依托，面临一个重寻政治制度支持的环境再造任务。来自外部迥异观念架构与生存环境的西方伦理的输入，作为第二波打击，则使它失去了单一理念认同对象和单一文明道德自认的观念环境，面临一个重建信念支持机制的沉重负担。 而给传统伦理文化生态环境以彻底破坏，以致于在传统伦理文化范围内的重建无法寄望的，是足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传统结构的第三波打击――市场经济的兴起。如果说在前两波打击下传统伦理还可以勉力应付，那么现在它已显出力不能支的迹象。因为政治革命与固有伦理并不在同一层面冲突．传统伦理尚存在新的政治制度中觅得余地的机会；而西方输八伦理至多显示出传统伦理的类型差异，甚至可以从侧面或反面支持伦理中心主义思维。但市场经济因其自身的特点，营造出的将是一个完全与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不同的新伦理生长机制。
结构变换：传统伦理文化的时代洗礼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成系统而又无法力传统伦理文化兼纳的社会运行方式。推行市场经济的伦理文化结果，就是伦理道德固有结构的崩溃和开放的、世界的、现代的伦理道德新结构的诞生。这使传统伦理文化必须接受时代的洗礼。
市场经济井不单纯只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以纳社会各要素于市场大流通之中，而对人类社会发生全面影响的社会组织整合结构。就这一结构运行的经济结果来讲，一方面，它带给人类以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它将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整合到经济运转的大中，使市场成为衡量一切的砝码；而一切社会要素对社会的作用大小却又仅仅只能依赖它们去猜忖不断旋转的市场这个骰子滚动的结果。巨大的风险与巨大的收益完全成为一个正比关系。就这一结构运行的政治结果来说，它不仅使传统政治的集权式结构彻底瓦解，而且斩断了将其触角伸向社会各个领域的传统政治之手，使经济成为政治活动的最终动力和直接润滑剂；同时，由于它充分肯定了各个人、各个集团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个人与集团在各个层面的竞争与冲突，必然将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利益协调指挥棒下，走向以协商、沟通、谈判以解决政治冲突的境地。这样，就使市场经济本身与传统集权政治无法全面、长期地和平共处。市场经济只能与民主政治联姻。
市场经济运行的这两种结果，已经造出了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结构。自然经济的可控性、慢节奏、自足性、低效率，封建传统政治的集权性、奴化性、随意性，与市场经济的非控性、快节奏、开放性，高效率，现代政治的分权性、自主性、法治性正好相反对。而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正是结构的迥然不同。这种相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有各自完全区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在本文讨论的传统伦理文化处境的视界中，正意味着判然有别的两类伦理文化类型，已各据其经济――社会理由，相峙而立。
市场经济为现代伦理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首先，它完全将利益与道德的关系改变成一个公开配置的关系。市场经济设定，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而经济人带有“与生俱来”的利己倾向。对这种利己性．既因它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予以肯定，同时又因它的恶性膨胀会造成经济效益最优化的丧失，因此，必须子以疏导。这种疏导当然不由政治家进行，也不能由各有其利益的个人或集团达成私下交易来解决，这与市场经济的本性不相容。因此，只能将这种配置公开化。这一方面可能造成崇高道德堕为交易伦理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积极的方面，它会使人觉察到道德背后的真正支撑条件，从而产生真正认知道德的伦理觉醒。其次，市场经济的自身的运作特性，重塑起与传统伦理不同的道德理念。对物，由于市场经济显出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才是最优化的特性，使入的贪砍在膨胀中满足的同时可以合理克制（不是禁欲），而与自然的真正亲和关系得以建立（不是单纯以自然为寄托情怀的对象），生态伦理观念的成长无疑表征了人的伦理精神的健全趋向。对入，因为市场经济的当展愈来愈重视和倚重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的重人观念得以获得最广泛的认同。竞争．既促人向上又增进和谐；普遍的市场交易，既满足各区域人员的物的需求，又促进人际的普遍交往，增长人的相互敬重感；价格机制，既体现个人目前劳动水平的高低，又椎动人努力奋斗以提高个人发展程度，并获得更大报偿。入之成为一个享受生命要求的世俗物质生活基础上趋向崇高的、真实的、大写的人，已具备现实可能性。对社会，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经济民主要求，使市场经济的自由性（进不进入、以什么进入、如何进入、又怎样退出市场，完全是人对市场自由选择）与政治运作的民主性（选择谁当政、监督与奖惩各级各类官员等都有最广泛的“社会”性）相结合，造成一个由社会伦理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社会广泛争议热潮，从经济伦理到政治伦理成为人所关注的问题。最后．市场经济将一切人纳入市场作连续运动，成败殊为不定、竞争含有不公、价格机制容有缺失。基于对市场成功的自觉期望，便促使人们在理性的水平上去省思伦理道德问题，形成兼容各种伦理观念的开放性伦理批判思维；更促使人们在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驱动中，形成行为道德选择的理性取向，避免太多的狂热与冲动，“以理性战胜巫魅”（韦伯语），造就一个行为道德化的真实和谐世界。
市场经济构造出的伦理文化生态环境是崭新的、它挟带其经济威力亦迅速推广普及，从而造成传统伦理文化机制的闷覆。传统伦理文化的生存土壤
――自然经济与集权政治已经“沙漠化”，提供不了足够的伦理滋养；传统伦理文化的生长“水源”――汲干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血”而存活自己，已在市场经济推动的学科专门化、分工精细化、功能独立化的浪潮中，各保其“水源”；尤为重要的是，在由道德理想主义支撑的伦理中心主义格局中，伦理独享人的全部礼赞的命运也彻底改变：承受批判与拒斥似成它的“新命”。
首先，作为传统伦理文化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既承受着思想批判的压力，更承受着社会拒斥的压力。“良心”论经历了不可避免的重造。儒家元典中的“良心”，是一种先天善性之心，无所待而立、无所依而在、无所见而能，构成了“不忍人之心”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咋“吾欲仁，斯仁至矣”的“为仁由己”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同情之心～“正己正入”、“成己成物”的“内圣外王”之心，层层推进，逐渐外化，成为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最后根据。但是，市场经济发展使人看到人心之叵测，良心之脆弱，道德良心背后的重重支持条件自掀面纱而出。人们意识到，真正的道德良心，不只是作为绝对无待的崇高规范约制人的行为，而只能是推动人全面发展自我的各种动力的汇集之代称。因而，在市场经济中，你有没有良心的判断，就不是一个“呈现”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为设准的问题，你能在市场中不以欺诈而获益、不以虚伪而待人、不以富裕而凌人、不以发达而忘“人”，你就是有良心的。这是一种与传统伦理文化中对“良心是什么”的肯定性规定不同的“良心不是什么”的否定性规定。这是一种可把握的现代规定。
同时，传统伦理文化中约制人与己、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规范，也历史地改写。在“父慈子孝”基础上建立起的“君仁臣忠”，主要的是一种男权行使规则意义上的社会道德仪轨。在传统的范围内，当伦理理念中带有对等性的父子、君臣关系被移入现实行为而变成父对子、君对臣的约束性关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无条件的政治忠诚这一畸型的政治伦理便自然形成。市场经济以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利与相应的人生权力为特征，“人生而平等”不是一个政治启蒙口号而成为社会的现实要求。因而，它促使入的权利感的萌生与茁壮成长，人们只是在普遍的对等交往中向对方献出忠诚。忠诚不是强制的结果而是自愿的产物。于是，“批评的忠诚”成为取代“绝对的忠诚”的一种崭新政治行为道德。与此相关，在“夫妇有别”观念导引下的“贞节”道德，在传统道德范畴内由对妇女顺从道德的赞美，走向对妇女一味屈从的歌颂，造就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以理杀人”的畸型的女性行为伦理。市场经济则将每个人（既不分老幼，又不分男幻系在社会经济机器上，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这本身便成为解放妇女的直接动力，平等人权、平等参与、平等报酬的经济驱动与政治争取，促成了女性道德的再生；从屈从走向自立、自尊、自强。
再则，传统伦理文化约束人对道德――利益关系作钩连思考，而导引人步入纯粹的道德理念世界，作为一种具支配性影响的行为基本道德，也遭翻转。那种不求经济独立，不问政治遭际，忽略社会现实，而只求精神满足、只问道德自足的纯粹道德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造就的经济独立、政治参与、重视评价的世俗生活方式的挑战中，回应乏力。“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成为众所认同的道德――生活钩连模式。
归纳起来：传统伦理文化的由“内圣”，即由道德心性修养而“外王”，即成就人生功名和利禄的进路，已改变而成为人生发展借重道德支持的相反路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架构．亦被改变为“入一道德”互动的简明结构。传统伦理文化既失去它所依托的生态环境．它也就失去了与现实社会互动而发展自己的可能，变成新社会伦理据以显示自身合理性的对照物。
创化开斩：传统伦理文化的再生奈件
传统伦理文化遭遇市场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危机和结构性崩溃的大变局。但是，这既不意味着它的生长因子彻底坏死，也不意味着它的功能性再生―一即它的某一要素在当代社会再发挥作用的机会彻底丧失。市场经济诚然带出了一个与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类型的崭新结构，在这个外生型结构势必取代内缘原生型结构的情形中，传统伦理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再次复制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中国人，体内流动的是中国血，脑内思考的是中国事，行为中的进路受着固有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也就必不可免地要获得它影响当代人的时机与场所。完全截断历史的不可能注定了传统彻底消亡的不可能。西人谓“传统是新信仰和行动范型的出发点”，“传统为合理反思积累了经验”，便以此立论（参见希尔斯：l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第270页），现代解释学谓“我们有不理解传统的自由，但没有不生活在其中的自由；……我们有宣称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自由，但没有不在传统中开出新生活的自由”，也以此为据（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五章）。
因此，传统伦理文化的再激活就成了一个不无意义的学术课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那些带盲国民族自尊的全面复兴之论，意义极为有限；那些以传统与现实的折衷为过去伦理文化光复地盘的论道，功效极为微渺。对此富有意义的解答，只有下列两类：第一，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论。第二，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创造转化论。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4
一、精神文明理论: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回答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始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标志着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首先,精神文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否定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性作用。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本经验的历史性凝结,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对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文化思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对于肃清封建思想在社会中的残余、对于尊重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文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完成的。
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
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邓小平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邓小平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二、先进文化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
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三、和谐文化理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5
任何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都需要一定的话语来表达。“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关于文化建设的表述当中，经过理论发展与深化、理论整合与创新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其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构成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富有奠基性意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加强以“四有新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富有开创性意义；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建设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内涵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富有创新性意义；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富有战略性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文化建设思想则富有实践性意义。这些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不管从理论提出到理论发展，从理论深化到理论建构，还是从理论整合到理论实践，这些不同阶段的理论思想之间都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相互整合，构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理论核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独具的理论特色。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关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形成了属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所独具的理论特色。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思想，体现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理论特色的新观点、新精髓、新思路、新提法，这个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先进特色、民族特色、和谐特色、时代特色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
一、新观点：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先进特色
所谓先进特色，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要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开放与传承，坚持整合与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为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不断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话语体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先进特色的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三个面向”的原则，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保持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先进特色的重要价值导向。“三个面向”的重要价值导向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先进特色的新观点。
先进特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目标，它的形成与发展孕育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的思想到党的十五大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论述，都是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石；从党的十六大关于中华优秀文化是熔铸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文化传承基因的重要论述到党的十七大关于如何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全面理论阐释，都是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开放与传承；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是民族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思想的提出到党的十八大关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思想的表述，都是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整合与创新。上述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都是我党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而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这些思想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构想开启了理论的端绪，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资源。
“三个面向”原则为我们指明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先进特色的价值导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三个面向”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先进特色的重要价值导向，表明了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先进特色的新观点。
那么，如何将新观点贯穿到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先进特色建构过程当中呢？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先进特色的建设要处理好三种关系：即构建人民的精神家园，需要面向世界，处理好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兼收并蓄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面向现代化，处理好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传承图新的关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面向未来，处理好祖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适应关系。
二、新精髓：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民族特色
所谓民族特色，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要体现中华民族的意志，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要体现中华民族的风格，要体现民族气魄，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这无疑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民族特色的新精髓。
民族特色就是发扬民族精神，让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成为一个国家文化建设所追求的导向和目标。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文明进程中的文化沉淀，并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由上一代传至下一代，在这种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定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仅以此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而且藉此作为评判其他事物的标准。这种非制约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民族精神，已内化于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之中，外显于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之中，并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之中。
我们知道，当今社会形势复杂多变，个人自由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思潮日益盛行，消费至上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在多元化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时期，如果不能坚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很可能被西方文化思想所同化，被西方思想文化所“认同”，这样，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促进中华民族复兴，全面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和政治素质的前提。
那么，如何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呢？党的十八大报告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路径。第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群众搭建文化发展的舞台”。就是说，文化的发展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没有真实的生活对文化发展的浸润，任何文化形式都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发扬群众的自创精神，“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才能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核中发力，从而外延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形式创新上来。第二，要重视群众文化权益的实现。在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同时，鼓励人民的文化自创精神，需要搭建能够使文化权益得到真正实现的制度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即“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目前，中国文化产品供给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提供，并没有真正地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出发，来自于群众自身创造的文化产品并不是很多。因此，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文化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三、新思路：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和谐特色
所谓和谐特色，就是“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性状。它包括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文化产品、社会风尚、制度体制等多种存在方式。”［2］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和谐特色，就是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能够积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党的十八大报告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所需要的“三个坚持”原则，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实际上，“三个坚持”原则构成了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和谐特色的新思路。
和谐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发展导向。一个国家的兴盛、强大离不开文化建设。胡锦涛同志在云南考察时强调指出；“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3］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导向是建设和谐文化。“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重要命题正式写入党的报告，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我们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则。即从上而下的文化建设， 不只是从上而下灌输的思想教育，更需要来自人民群众中的民族创造活力。只有“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才能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也就是说，只有多创造出让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只有创造出满足百姓精神需求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只有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是具有发展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能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和谐特色。可以说，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三个坚持”的原则，是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和谐特色建设的理论着力点。只有依据这个着力点，和谐文化才能够成为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不断完善的发展动力。
四、新提法：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时代特色
所谓时代特色，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要适应世界多级化的发展趋势，适应世界多元化思潮带来的冲击，适应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所以，要包容多样、推动创新、敢为人先，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体现出的时代特色之内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倡导”，塑造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时代精神气质，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内涵不懈追求的理论结果，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的理论创新气魄，是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时代特色的新提法。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成立至今，各种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在不断深化，但是，综观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人
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还比较少，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而中国共产党人却知难而上，从理论上不懈地探寻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只有在社会中形成一个大家能够认同的价值观理念系统，国家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才能得到双向联动的运行与发展，从而促进社会自身内在运行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因此，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能否与时俱进，适应时展，能否继承与创新，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直在进行不懈的理论探索与理论追求。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有新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思想；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体现的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成，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引领中国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思想阵地的理论拓展，最后到党的十八大又一次与时俱进，用“三个倡导”塑造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时代精神气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与一系列的理论发展中，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坚定性，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智慧。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去繁从简，再次凝练，提出了“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坚硬内核。可以说，高度简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是对于当今理论界热烈讨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的明确回答。“三个倡导” 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做出了清晰的表述，其理论意义在于，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明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在逻辑构序。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到了新的战略高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打造了创新基调。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学科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