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传播范文1
一、地域文化传播与地域文化认同
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情况的不同，在一个国家的版图上会出现很多因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地域性文化。在同一地域内，因长时间的交流与传播，居民的语言、信仰、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行为等会逐渐呈现趋同性，从而促使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出现。
(一)地域文化传播。地域文化不但有物化的载体，而且拥有观念性的精神符号。地域文化传播不是武力的强制性征服［2］，而是通过物化的载体，尤其是观念性的精神符号引导同一文化圈内的民众或异质文化圈内的民众形成统一认可的过程。通常，文化传播有赖于人类活动与大众的传媒传播。从上图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借助商人的贸易活动、人类的迁徙和教育活动的开展等古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如今，又逐渐借助于报刊、广播、电视等旧媒体及手机、网络、APTV等新媒体手段，获得最大范围内传播受众，实现地域文化的现代化广泛传播。
(二)地域文化认同。广义上，文化认同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域范围内民众形成的共同文化心态，它体现在语言、文字、建筑、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各个方面。每一地域都有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当文化资源与信息由一地向另外一地传递和渗透时，地域文化认同便产生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地域性文化认同产生了层次性。只有挖掘了其历史层面的表现，又解读了其现实价值，才能真正对地域文化认同形成准确认识。
二、古道文化认同的历史性解读及表现
刘坚先生认为，“地域文化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历史性解读，一是坚持地域文化意义的唯历史根据，二是坚持地域文化意义的唯历史话语”。地域文化关系结构形成的时间越久远，文化认同感越强烈。地域内的历史生活现象构成的历史根据与历史话语是地域民众形成文化认同的根基所在。徽杭古道上语言的互通、民俗信仰的趋同、走商文化的形成正是对徽杭两地文化认同的历史性解读依据。
(一)徽语与吴语的交叉。古代，中国传播手段还不太发达，一般都是通过世人口耳相传，并记录在册而形成的。文化的交流首先是语言的交流，作为文化的负载者，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徽杭古道的通行与发展，对徽杭两地语言的交流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皖浙交界地，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隔山”土话既多又杂，各种方言土语易于渗透，尤其是徽商往来的频繁，给交界地带方言的形成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很多地方出现了吴语和徽语交叉并存的现象。按《中国语言地图集》所载内容来看，徽语分布于新安江流域的旧徽州府、浙江的旧严州府等地，位于整个皖南地区的南部。徽语区包括安徽、浙江、江西等三个省的十六县市。而吴语则分为六片，即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宣州片。在吴语区和徽语区，很多地方同时存在两种方言。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安徽的绩溪、歙县、宁国和浙江的临安、昌化、淳安等地存在着吴语和徽语交叉并存的现象。这与徽杭两地不断的经济、文化往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民俗信仰的趋同。徽杭两地百姓因经济往来不断交流，促使徽杭民风民俗、民间信仰逐渐趋同。徽杭古道横贯皖南至浙西地区，散落在古道两旁的村落保留着许多皖浙地区的民风民俗。如浙江的浙基田村(浙川)因与安徽省接壤，受徽文化影响，民情风俗和安徽绩溪一样。过春节家家户户贴对联，挂灯笼;元宵节拜祖宗，七月半裹粽子，九月重阳做麻糍，过年做“水旱包”;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请太公、拜灶王及猪栏菩萨等。再如临安两昌地区的房屋几乎都是砖瓦泥墙的徽派建筑风格，几乎每个村庄都建有祠堂。其中，马啸陈家祠堂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重点单位。共同的语言、相似的民俗活动和类同的建筑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信息，促使皖浙交界地域产生了共同的心理与文化认同。在徽杭古道的各村落中，流传着很多民间信仰，有老郎神信仰、汪公信仰、放蒙山信仰、五谷菩萨信仰、宗族信仰等等不同形式。其中，皖浙交界地区流传最广的当属老郎神信仰和汪公信仰。老郎神是中国戏曲行业的保护神。中国戏曲诞生之初，就希望可以得到神灵的庇佑。但直至明代，随着昆曲的发展，艺人队伍的壮大，行业神———老郎神信仰才逐渐成形。皖浙地区，昆曲、目连戏、黄梅戏流行，老郎神信仰广泛。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郎神产生了演变，从行业保护神变成了普通民众心中的平安神。如今，徽州古道沿途散落的村落中，村民习惯用艾草代表老郎，用红纸将艾草包裹起来钉挂在屋内大堂墙上右上角或门框一侧，以求平安。汪华，隋末徽州人，农民起义领袖。当时，天下大乱，汪华被众人拥戴，占据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自称吴王。公元621年，归顺唐朝，任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事，后在长安逝世，谥号为“忠烈王”，归葬于歙县。在徽州地区，对汪华的崇拜根深蒂固，一州六县供奉汪华的庙宇随处可见。明清时期，该信仰随汪氏族人沿徽杭古道迁徙至江南各地。江浙一带建立了很多的汪越公庙，特别是汪姓聚居的杭州，汪公信仰更为兴盛。在民间，汪华被尊奉为“太阳菩萨”，汪王庙是徽州乃至江南民众祈福免灾的庙堂，也是汪氏家族祭祀的中心。如今，正月十五至十八日，大部分村落，包括徽杭古道景区入口处的汪公大庙还会举行汪公大会，祭神烹饪，搭建花台演戏。
(三)“贾而好儒，求学取士”之风流行。徽州地区人多、山多、田少，生活生存危机。俗语经常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为了谋求生存，徽州男人或沿新安江，或攀徽杭古道，出门经商，赚钱侍养父母，或帮助兄弟参加科考。千百年来，古道上谋生、求学、为官、经商的行人南来北往，生生不息，古道历尽沧桑。宋代以后，程朱理学盛行，徽州崇儒重学风气炽烈。在这样的环境中，徽州商人不断受到浸润，以致出现了“贾而好儒”①的局面。如歙县商人郑孔曼，出门必定携带书籍，在做生意的间隙里进行阅读。闲暇时，则拜会当地文人学士，唱和应对，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篇章。几百年来，徽商中间还出现了一大批诗人，他们与文人积极交流，参与各种诗社活动、编辑出版诗集等等，他们重塑商人的价值观念，提升了商人的文化内涵。王世华先生认为，“贾而好儒”的风气是徽州商人独有的特征，这一风气随着徽商的活动向浙江等地蔓延，从而在江浙也出现了“贾而好儒”的商人群体。如江浙的苏州、无锡、嘉定、长洲、扬州等地商人也出现了“贾而好儒”的四个特征②，这足以证明在江浙商人中间也流行这一风气。更为重要的是，“贾而好儒”之风的盛行推动了徽杭两地“求学取士”之风的发展。徽州的士子、商人纷纷择路前往都城考取功名，一路之上，激发了沿途村庄稚童求学取士的欲望。直至民国时期，这一趋势都在延续。如冠有36个博士头衔的当代文豪绩溪人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他14岁那年跟随二哥去上海求学，从绩溪上庄老家出发，经过江南第一关，到余杭一共走了七天，然后再乘船到杭州，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见了警察。此后，他又重走过数次徽杭古道到杭州。［12］
三、古道文化认同的现代性解读及表现
本质上，地域文化的发展是地域文化内涵不断变化，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它既包括其传统文化的展演，亦包括其现实价值的提炼。在地域文化现实价值的认识和把握中，大众传媒的力量成了不可小觑的关键因素。如今，全方位的现代传播体系不仅有助于拓展地域文化的意义空间，而且可以为地域文化增加新的价值内涵，从而为地域文化认同提供了现代性解读的可能。
(一)徽商精神的延续与更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卞利曾说，“徽州古道是一代代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走出的一条条饱经风霜的经商之路。徽商勤俭质朴、善观时变、诚信经营、团结互助、仁心为质、以义为利的精神值得后世企业家借鉴。”在传媒的推动下，徽杭古道愈来愈为世人所知，所负载的文化精神影响也愈来愈大。徽杭古道承载的最深厚的文化元素便是徽商精神。2004年以来，安徽省为了再见徽商当年的精神风貌和激发新的徽商精神，采取了多种方式保护和宣传与徽商有关的精神遗产。以电视剧为例，《红顶商人胡雪岩》《大清徽商》《徽骆驼》等多部电视剧的多处情节在徽杭古道沿线进行了拍摄。这些商贾电视剧不仅展示了近代徽商和徽文化的厚重历史，而且引发了全国民众对徽商精神和兴衰历程的广泛关注。当年扮演胡雪岩的演员巍子曾说:“商贾剧一定要站在时代高度来展现社会变迁，而其中很多细微之处值得当下借鉴。而据国内权威收视率调查公司统计，观看商贾剧的观众年龄层次与知识层面普遍较高，中青年观众和高学历观众占多数，且许多观众有创业意愿，他们多数反映，这些商贾剧不仅折射了社会百态，还提供了一些创业和经营思路。”在这些商贾剧中，徽杭古道虽然只是为剧情需要而出现，但它却是徽商及其徽商精神得以展演的必要载体之一，缺一不可。在某种意义上，徽杭古道已等同于徽商及其徽商精神。徽商精神借助传媒不但得以复兴和延续，而且跨越了地域限制，获得了全国性受众，地域文化认同的空间维度也因此得以无限扩大。
(二)休闲生态旅游文化认同与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古道文化空间逐渐由传统的历史文化生活空间向现代旅游文化空间转换，从而促使徽杭古道承载的文化认同内涵发生了变化。如今，徽杭两地正在通力合作，意图利用徽杭古道的资源进行旅游开发，赋予了徽杭古道及周边地区新的文化意义。正如徽杭古道旅游开发集团公司主页内容所说，“今日古道新风荡漾，低碳、健康与时尚。”休闲生态旅游是徽杭两地最重要的旅游开发策略之一，休闲生态理念也成了现代人对徽杭古道现实价值的最新解读。随着西南茶马古道、西北丝绸之路的成功开发，徽杭古道成了国内重点开发的第三条古道。如今，徽杭古道已开发了自行车户外运动、攀岩拓展训练、登山比赛等旅游活动，备受户外旅游爱好者的青睐。此外，徽杭古道两旁自然景色宜人，人文景观荟萃。在山水环抱中，皖浙地区以油菜花节、安苗节、徽菜之乡美食文化节、两昌山核桃节为媒介，有效提升了皖浙交接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仅展现徽杭古道上所蕴含的丰厚文化底蕴及和谐自然的田园风光，而且促进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2
关键词：地域文化资源 盐城 形象传播
城市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城”为地域概念，即人口集聚地；“市”为商业概念，即商品交换场所。最早的城市雏形，是因商品交换集聚人群，先形成市场后出现城市。[1]这种集结了人群和商业气息的所在地由于交流频繁，文化资源相对丰富，日益成为城市形象的基础，体现着城市的发展特色和品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文化依托于城市载体，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和城市个性的标志，没有优质的城市文化作为支撑，城市的发展就缺乏动力，就无法优化和提升城市形象，并影响社会公众对城市的全面评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历史根基，决定着城市的未来，一个城市没有文化资源就没有灵魂。所谓“冰城”“泉城”“榕城”等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对城市文化个性的浓缩和凝练，是城市的形象品牌。盐城地处风景秀丽的黄海之滨，是江苏省土地面积最大的市，人文荟萃，尤以“东方湿地、水绿盐城”闻名，生态环境优美，文化资源丰富，底蕴丰厚，其城市形象展现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盐城地域文化资源现状
盐城位于环渤海经济圈与长三角都市圈的结合部，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经过几千年历史传承和积淀，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盐城文化名人有施耐庵、书法家宋曹等以及现代“二乔”（胡乔木和乔冠华）。盐城是全国著名的杂技之乡、淮剧之乡，文化底蕴深厚。不同于连云港和淮安之城味，盐城集中展现了“东方湿地、水绿盐城”的主题，其地域文化丰富。
盐城以盛产“淮盐”而享誉华夏，具有2000多年的海盐文化历史。盐城因盐置县，因盐而名，是国内唯一一座“盐”城。“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许慎《周礼・天官》）据有关资料，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即“煮海为盐”，《史记》载“东海有海盐之饶”。秦汉时则“煮海兴利、穿渠通运”，已成为渔盐兴旺之地。公元前119年建立盐渎县，当时这里遍地皆为煮盐场，到处是盐河，“渎”就是运盐之河的意思。公元411年更名为盐城县，“环城皆盐场”由此得名。唐时，盐城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盐业生产中心。县里的地名也多与盐相关，如灶、堰、仓、圩、滩、垛、荡等。可以说，盐城处处散发着浓郁的海盐文化气息。范公堤、串场河，包括淮剧，都是海盐文化的产物。中国海盐博物馆、串场河景观带、水街等海盐风貌区集历史之大成，是盐城的名片，是盐城城市之魂，见证了盐城发展的历史。
盐城湿地生态文化丰富。据有关资料，盐城保护区处于暖温带与北亚热带过渡地带，主要受海洋性和大陆性气候影响，年平均气温为13.7-14.6℃。光照充足，雨水丰沛。盐城有4550平方公里的沿海滩涂，原始生态保持完好，被誉为“东方湿地，百河之城”。这里是丹顶鹤的家园、麋鹿的故乡，建有世界上第一个部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世界重点湿地保护区。有以丹顶鹤等为代表的国家一级野生动物1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7种，保护区内有29种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皮书中。其中鹤文化已渗透到中华文明的许多领域，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更是感动了许多人。这里水系发达，水乡特色显著；沿海地势平坦，区域开发条件良好，空间开发潜力较大。
新四军文化是盐城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盐城”，新四军是盐城红色革命的标志。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盐城境内共248处革命遗址，目前有新四军纪念馆、华中鲁迅艺术学院烈士墓和抗大五分校旧址等。新四军纪念馆是国内较全面反映新四军历史的综合性纪念馆，由主馆区、建军广场、新四军重建军部组成，其中新四军重建军部在泰山庙内，是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时的军部所在地，陈列着文物、史料、图片等。
除了以上文化类型外，盐城还有淮剧杂技文化。这些文化日益成为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今天的城市文化面临着趋同的严重威胁，单质化与同质化现象严重。如何有效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要素，实施城市形象传播策略，将城市文化资源同城市形象建设结合起来，推进城市形象传播，实现城市资源的利益最大化，使城市成为宜居和充满魅力的幸福之所，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系统工程，也是当前城市管理者需密切关注的问题。
二、地域文化资源与盐城城市形象传播策略
城市形象是城市发展在文化意义上的表现，即通过对城市文脉资源、历史文化等静态的和动态的要素进行梳理，探究如何对城市文化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概括和评价，在整体上展示城市形象，推广城市形象。“构建城市形象就是创造城市所属的城市文化符号，并把这些文化符号向外、向内传播，让社会对城市形成良好的整体认知。城市形象传播对城市新形象的全面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城市形象实质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符号，是城市的无形资产。面对丰富的文化资源，让社会对城市形成良好的认知，这里面就涉及城市形象传播的策略。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3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 电视传播 原生态 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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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4
摘要：全球化背景环境下，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推行文化策略的一部分。跨文化传播是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条件，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由于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原因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性导致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对弱势国家存在很大的威胁，因此值得引起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政治经济逐渐形成一体化的格局，世界大文化背景也正在日益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传播，尤其是跨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跨文化传播是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是不对等的。由于这种不平等性的存在，使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文化霸权的现象，这应当是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本文将从跨文化传播理论、文化霸权理论、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及危害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
一、跨文化传播理论
当代新闻信息传播领域出现了许多关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其中对“跨文化传播”的解释、描述和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拉里?A"萨默瓦和理查德?E?波特认为，所谓“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心。
被誉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之父”的美国传播学者爱德华霍尔也没有对跨文化传播给出明确的定义。后来的一些传播学者给跨文化传播下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所谓跨文化传播是社会信息的跨文化传递，或者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跨文化运行。
二、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理论是由葛兰西提出的，葛兰西“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于：与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相区别，统治阶级不是简单地“统治”一个社会，而是通过道德和知识的领导者积极引导这个社会，这就是“文化霸权”。换句话说，就是统治阶级将对自己有利的价值观和信仰普遍推行给社会各阶级，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措施，而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接受来实现。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不对等性的传播，这种不对等性是由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不均速和不等速发展决定的。另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际政治交往不平等，国际政治关系不民主；二是国际经济交往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不公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上层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传播形式，必须服务服从于国际经济交往，并受到国际政治的强烈制约。而国际政治、经济是不平等的，所以跨文化传播中必然渗透着文化霸权，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等性必然导致文化霸权。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一般是指文化传播强国与文化传播弱国之间在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状况，即引进文化要素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地区和民族的影响大于本国、地区和民族文化对外国(地区、民族)的影响的现象。
这种国际交往中的不对称现象，在政治、经济领域早已存在，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却是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是效果并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不但更加突出，而且更加复杂。
四、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
本文就以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为例来证明其复杂性。就内容方面的文化霸权现象来看，西方传媒发达国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强势，可在信息产品贸易、文化和语言、西方传媒的强大国际影响力、跨文化传播信息流的流向四个方面获得说明。
信息产品贸易。有关数据显示，美国作为最大的文化产品出口国，其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品的出口额每年都达600多亿美元，超过其他行业的出口额。其中电影已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占据世界电影市场总票房的2/3 ；电视节目占世界总生产和制作量的75%，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美国节目在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占到60%--70%，有的占到80%以上。舀这不仅仅是文化产品的输出或者传播，更主要的是传播一种生活方式、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以电影为例，随着中国加人WTO，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另外加上好莱坞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好莱坞电影和其他国家的电影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以及各种传媒手段纷纷进人中国，于是，中国电影也开始模仿好莱坞，借用商业娱乐元素争取票房利益。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近几年的《英雄》、《卧虎藏龙》等，这些影片都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国际意识，在制作水平和工艺水平上力图最大限度地达到国际通行标准。特别是在文化、艺术层面上也都试图与国际接轨，许多影片不仅投资巨大，而且有意识地采取了东西方交叉的故事题材或者东方化的奇观策略，甚至在《红色恋人》中还采用了英文的对白处理。
文化和语言。1，文化方面。以广告文化为例，《NIKE恐惧斗室篇》的广告事件是关于跨国公司跨文化广告传播中文化霸权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则广告中，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夸张失实》、第二个单元《诱惑》、第三个单元《自鸣得意》。互在这三个单元中，象征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三个中国元素即老者代表的功夫、飞天、龙，分别被代表西方形象的詹姆斯一一打败，这种情节和内容的安排正是美国一贯肆无忌惮彰显其霸权文化的体现。2，语言方面。近几年国内掀起学习英语的热潮，高等院校必须通过英语四、六级才能毕业；许多学生争相考托福、雅思出国留学；一些单位的职称评定也与一定的外语水平联系起来。今天中国拥有3亿学习英语的人，几乎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说英语人数的总和，并且这个数字在未来的7到10年内还可能翻倍。然而许多在校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认为母语不用学也能够会。这一现象与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是不无关联的。
西方传媒的强大国际影响力。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霸权体现在其运用各种传媒手段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其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宣扬其价值观，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以发达国家的文化为标准，赋予自己在全球化中的支配地位，试图将他们的文化观念转化为世界共同的观念。
西方主流媒体凭借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及强大的传媒影响力，在传播全球重大政治新闻的时候，完全是从本国利益和对外战略需要出发，时刻彰显着文化霸权。其主要表现有：
1，标榜西方媒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对非西方媒体采取排斥、怀疑、贬损、敌视的态度，甚至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舆论称为“谎言”。一些西方媒体由于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受市场利润的驱动，经常对客观事实进行肆意歪曲、扭曲的报道。例如，对中国“3?14”拉萨烧事件的报道，此事件分明是一场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民族团结、蓄意破坏国家统一的暴乱，而西方媒体却称这是藏族地区人民争取自由的合法运动。并在一些新闻画面中将进藏进行支援救助的医疗车队剪辑、拼贴成镇压当地人民的武装军队，而且将一些医护人员的救助行为解说成军队对藏族人民的残暴镇压，完全是颠倒黑白、扭曲事实。这一事件说明，一些西方媒体的所谓“公正”、“客观”是颇令人质疑的。
2，根据意识形态偏见，随意取舍重大新闻选题。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奥运圣火在美国旧金山和洛杉矶传递时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一些媒体面对街道两侧的红色海洋视而不见，也没有对此作出任何报道，反而抓住个别反动旗帜进行大肆渲染和极力夸张报道，并声称这股势力将成为北京奥运会举行的强大障碍。殊不知，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经济实力的体现，是十几亿中华儿女共同的愿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可见，西方的新闻自由是有选择、有取舍、有服务目标的。
3，不顾客观事实，主观随意编造。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形容为“专制”、“愚昧”、“落后”，把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中国描绘得哀鸿遍野、问题成堆。一些西方公众到了中国，特别是奥运会期间来中国的西方民众，看到中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真实情况后，都会为之“震动”和“吃惊”，这说明他们平时接收的信息并不真实。
跨文化传播信息流的流向。我们都知道信息一般都是从强势国家流向弱势国家，比如在海湾战争中，国内媒体的大部分消息基本上都是来自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的二手信息。不过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情况有所改变。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一些重大事件上逐渐掌握了媒介话语权，在第一时间能够对重大事件作出报道。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国著名记者水均益和间丘露薇深入伊拉克前线，把第一手信息传递回来，让全国人民能够第一时间了解伊拉克战况。另外，在“5"12”地震发生后，新华社在第一时间把地震的消息给全国和全世界的人们，为主流媒体赢得了话语权，而且在后来的报道中赢得了国际好评。
五、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瀚权的危害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虽然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不像战争或经济侵略那么直接和现实，但是文化霸权累积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播资源构成了威胁；给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带来了文化压力；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带来了价值观的冲突，容易引起价值体系的混乱；还有可能使弱势文化被同化，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最后很容易导致全球文化生态危机。
六、结语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5
[关键词]汉唐时期;饮食文化;西域
[中图分类号]K89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17-04
虽然西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曾具有不同的空间、政治文化内涵,但新疆大地自公元前2世纪迄今,却总是中国西域大地上的核心处所。它居于亚欧内陆腹地,古代丝绸之路枢纽,向为(尤其是公元10世纪以前)我国与中亚西部、南亚、西亚交往、联络的孔道,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四大文化都汇流在一起的地方,只有新疆一处,此外没有任何地方。新疆是一个文化多元、民族多种的地区……丝绸之路横亘其间,东西文化不远千里来此交流,为东西各国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亚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亦认为:“新疆地区是全世界惟一的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交相混融的所在。”
本文所指西域主要指古代新疆。古代新疆在公元前60年就统一于西汉政府的管辖之下,而早在先秦时代,中原与西域就已存在着经济、文化联系。在秦王朝以前,中原内地居民就已进入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载有:“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秦人”当指祖居中原、后来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居民。中原汉人与当地民族共同创造了西域文化。
饮食文化是认识、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环节。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与西域饮食文化形成互动,前者极大地影响了后者,后者又丰富和发展了前者。本文在此主要探讨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饮食品种的西传
粟原产于中国内地,早在汉代之前就已西传西域。
桃和杏是我国内地最早培育成功的水果,这是西方学者普遍承认的事实。桃和杏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波斯、印度等地。而当它们西传的时候,首先在祖国西陲生根繁殖。如在尼雅遗址就发现当地居民在住宅附近不仅栽有成排的葡萄,还有桃树和杏树。
曾有学者认为:“古代吐鲁番地区可能种有核桃和棉桃,但未种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吐鲁番地区葡萄的名称有写作蒲陶、蒲桃、浮桃、桃、陶、桃的,而桃则是这一地区葡萄的特称。”但是,除尼雅遗址之外,桃在汉晋时期的楼兰遗址内,吐鲁番晋、唐古墓中均能见到,出土物均是桃核。可见,桃应是吐鲁番人们的口中美味之一。吐鲁番古墓地内也曾见到杏核。吐鲁番阿斯塔那随葬品中发现有属于唐西州时期杏干,出土文书《古写本医方一》中也有“杏人”(应是杏仁)入药的记载。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唐代饺子和馄饨实物,形状与现代同类食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959年发掘的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了食物,如“301墓发现面制饺子三个,分盛于三个陶碗内。饺子长约5、中宽1.5厘米。301和302墓都出有面制龙形残段,是用面皮捏合成的,外面压划文饰。另有面条、面饼之类,并有面制插座。至于粮食,除上述粟、黑豆之外,还发现有紫穗麦”。在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第十次发掘时发现“饺子5件。72TAM151:88。薄皮、内有馅。长4.5、宽2.2、厚1.1厘米。另还发现面俑2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画册中也有“饺子”的图文介绍:“ 饺子 唐(618～907),长6厘米、宽2.3厘米,1960年自吐鲁番阿斯塔那339号墓出土。为小麦面质,形如月牙,皮薄,内有馅,与现在水饺无异。饺子在当时称‘水角’、‘角子’或‘牢丸’等。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之一,早在唐代就已成为了吐鲁番地区居民普遍食用的一种面食。”
二、 生产技术、日常饮食用具等的西传
汉晋时期,内地一些饮食用具已传至西域,如俎、匕、木箸等。“从出土文物来看,汉晋西域一些饮食用具又和内地属于同一系统。罗布泊、尼雅两地发现了一种下有四足的木器,同类之物在信阳、长沙等地亦有发现。此物即是古代切割和陈放肉食的木俎。新疆出土的木俎上有刀痕,正是在上面切割肉食之证。古代俎匕连用,俎是‘载牲体之器’,匕是‘取牲体之器’。木匕在罗布泊、尼雅也屡有发现,形制简朴,而和湖南长沙、湖北云梦、江陵等地出土的木匕或漆匕仍属同类工具。尼雅出土一件木匕上写卢文,证明匕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使用之物。特别重要的是尼雅遗址还发现了木箸,说明这种我国特有的吃饭用具早在汉晋时期即已传入西域。”
出土的漆器与瓷器制品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饮食用具。“据考古资料可知,漆器是仅次于丝绸而最早传入西方各国的,而古代新疆各族人民不仅是漆器西传的传播者,也是精美漆器的享有者。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漆器就是中国漆器及漆器制造方法沿丝绸之路西传中留下的珍贵文物。”就新疆地区出土的瓷器来看,既没有发现瓷器窑址,也没有逐步制瓷业年代的发展史。从考古资料、实物和在新疆地区流散在民间的瓷器分布情况可知,新疆所发现的瓷器都源于内地。
内地饮食用具西传西域的具体例子还有釜和甑等,如吐鲁番晋墓中发现的陶制釜和甑就是内地常见的一套炊器。“在挖造阿斯塔那墓葬的时代,人们似乎使用过漆成黑色的木盘。木盘呈四边形,边角都做成了圆形,备有两个鱼尾形的把柄。在已被断代为541年的一座墓葬中也曾发现过一件这样的器皿。在阿斯塔那古墓葬中发现的日用品形状的古老性使所有的考古学家们都感到震惊,因为这些物品与中国汉代所使用的器皿常常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吐鲁番地区,经常使用的似乎就是汉地的器皿,至少在高昌城完全是这样的,人们曾经在那里发掘到了一些筷子。某些女供养人就餐时所使用的就是典型的汉地碗和汤匙。”
早在西汉时期,祖国的文化就不仅遍及南、北两道,而且到达天山以北游牧民族地区。诸多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1961年,昭苏县西汉乌孙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圆唇小口,底小腹鼓,是汉代陶罐常见形式。
三、 饮食礼仪、观念的西传
察吾呼沟三号墓地的资料明显反映出西域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察吾呼沟其他几处古墓地,墓主人的头均向西北,而三号墓主人则头向东方,与吐鲁番地区的魏晋墓葬情况相仿。M18出土的项珠中有两枚雕刻得非常精美的玳瑁龟,这是我国古代十分贵重的东西。相传龟有千年之寿,“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墓主人项戴乌龟项链,以祈长命百岁。这表明由于汉朝统一新疆,经济文化交往频繁,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流逐渐深入,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魏晋南北朝时期,罗布泊及其周边地区出土大批同时期的汉文文书、典籍抄本及艺术品。由于唐代文化空前繁荣,因此,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汉与西域的政治交涉从武帝时开始以来,有汉之军人和官吏驻屯于天山南路各地……汉文化不言而喻也随同他们进入这里。这从近来东西探险队所获许多属于汉文化的资料可以看出……谁也不能否认汉文化从古以来就已及于此地的事实。”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乌孙、楼兰、鄯善、龟兹、高昌国的埋葬制度深受汉晋中原文化的影响,如覆面、握木、男女合葬等现象。变量衡制、中原铸币的形制等也都渗入西域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中。通过考察隋唐时期西域的多种文明交流情况可发现,这里受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中原文明对西域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两汉、西晋、五凉。这些都决定了中原饮食文化、饮食礼仪对西域饮食文化浸染的必然性。
从以下具体实例不难看出中原饮食礼仪、观念对吐鲁番地区饮食文化的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阿斯塔那墓葬随葬器物普遍为灰陶,有灯、釜、甑、罐、壶、盆、瓮、盘、碗等,器型较大。瓮上有墨书“黄米一”、“白米一 ”,反映了汉魏中原地区风尚在这里的影响。
祖国内地饮食礼仪西传的另一具体体现为中原内地节日饮食礼俗在吐鲁番大地的再现。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其最主要的节令食品是粽子。“在南北朝时,粽子的名称已逐渐代替了角黍,其制作原料也由黍米改为主要用大米了,而且粽子也成为夏至和端午两个节日的节令食品。”“汉代至魏晋是端午节初步形成的阶段,而南北朝至隋唐则是端午节定型化、成熟化的阶段。”几千年来,这一民间习俗广泛流传,每逢端午,凡炎黄子孙几乎都在沿袭用之。旅顺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整理拣选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碎片时,曾发现了混于文书纸屑中的一件草编粽子。粽子采用草篾编制而成,共有五枚,均呈等腰三角形,与今日北方部分地区民间所食用的棕子的形状如出一辙。从这件草编粽子的形式看,应是悬挂于儿童身上的饰物。时至今日,在端午节这一天仍有很多人要用五彩线编成小粽子,挂在孩子们的胸前以讨个欢欣和吉利,而旅顺博物馆所收藏的吐鲁番出土的古尸中也恰恰有一具儿童干尸,这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印证。端午节吃棕子这一民俗事项何时传入新疆地区,已无据可查,但至迟在高昌时期就已经得以流传。
另如寒食节。寒食节的形成源于周代仲春之末的禁火及春秋时晋国故地山西一带祭奠介子推的习俗,在寒食节的形成及传承过程中,后一源头的影响越来越大。寒食节在清明之前一二日,从先秦以迄隋唐,寒食节均为一个大节日。隋唐五代时期,“无论贵贱贫富,对过寒食节都是非常重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课钱帐历》共41件,其中第34件记有“张三便二百文,许过寒食五日内分付了”,说明唐代吐鲁番人也过寒食节。
冬至、腊日、三月三、七月七是内地传统节日,文书中也有高昌人民过这些节日的记载,就连寺院都不能免俗。如《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中记载:“9 二斛五斗,尽,供冬至日用。”“17 四斗,得钱一文,买麻子。五斗,用作羹。尽,供腊日用。”“麦二斛四斗七升半,用上19 六升敛。粟四斛五斗,用买驮被毡一领。枣三斛,供腊日用。”“38 斗,供三月三日食。”“58 祀天。麦二斛七斗,得钱三文,麦一斛五斗,作面,麦斗买落。栗五斗,作饭, 59 三斗,作羹,尽,供七月七日食。”“由于唐朝政治大一统事业的实现,三州、四镇的汉人既有内地移民,又有高昌土著,而又总纳入大唐盛世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不少全国性的节日必定影响至此,例如年终腊祭、重九登高,八月十五仲秋夜阖家庆团圆,七月七日乞巧节等,此外,从高昌祀部文书中还可了解到六月十六日祭贰谷天大坞阿摩,献羊,三月二十四日为丁谷天树石,虽是纯地方性节日,亦必照旧承袭下来。”
中原饮食文化与西域饮食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从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也有大批内地移民在这里居住。他们和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经济上互通有无,生产技术上互相学习,生活习俗方面互相摹仿。”
四、结语
自古以来西域既保存了其土著文化,又大量保存了中原文化及西来文明。西域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汇聚、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与屯垦文化并存、多种宗教文化辉映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文化。饮食文化的交流促使西域饮食文化具有多元成分:土著饮食文化、汉饮食文化及西来之饮食文化。上述中原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情况体现了西域人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西域饮食文化是中华饮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统一的中华文化体系中的西域饮食文化既有中华饮食文化共同的性质,又有区域性饮食文化相对的差异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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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传播范文6
关键词：传播；原生态；区域形象；自然；文化
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学是指人类运用语言、文字、图像等多种形式的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其根本目的是向大众传递信息。它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传递信息、接受信息及反馈信息的全过程。“传播”强调的是一种动态的行为过程，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并期待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区域形象传播是建构在传播学基础之上的社会公众对于某个地区的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城市区域本身就是一个由各种媒介塑造形成的具有复杂内涵的传播体系。而区域形象的传播则充分体现了人类、媒介及各种社会因素共同生存且彼此影响的“共栖”关系。
一、原生态设计理念的提出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为家或环境。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尔克借用“生态”一词建立了生态学理论。生态学是研究自然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生态过程及生态规律；面对自然生态的屡遭破坏和严重失衡，提出保护、恢复或重建自然生态的措施和建议。“原生态”一词便是来源于生态学中的“生态概念”，通常是指没有被特殊修饰过的，广泛存活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充满朴素生活气息的表演形态。而区域形象中的原生态理念，则引用并延伸了它的原有内涵，彰显了自然和人文的双重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自然三者的和谐统一。老子（河南鹿邑人）是和谐生态文化的倡导者，他在《道德经》中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出了人类要尊重自然规律，要把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准则，强调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依赖的是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庄子（河南商丘人）是和谐生态文化的主张者，“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认为人应该尊重自然，任何时候都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不能做出强加于自然的举动，否则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只有顺应自然，与万物和谐相处，才能真正达到“天地与我并存，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1]某个区域形象的形成并非偶然，它以其深厚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为基础，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进而伴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因此区域形象的构建，同时也是自然与人文生成和发展的区域文化的构建。早在两千年前的《易经》中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之说。在古人的观念中，“文”和“化”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文”作为名词，原意是指纹饰，进而引申为伦理制度、典籍规章及诗书礼乐等，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体现；“化”作为动词，原意是指教化，强调的是一种实践活动。合二为一，“文化”就是以“文”的精神内涵去实现“化”的实践作用。区域形象的传播实际上就是区域文化的构建，它充分体现了城市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是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名片”。
二、区域形象的构建与传播
区域形象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片”，差别化定位尤为重要，要想被公众认可和记忆就要在构建和传播的过程中突出个性特征，彰显文化内涵。例如，一提到安徽，会使人联想到黄山、皖南古村落、徽派文化等；一提到福建，会使人联想到厦门、武夷山、闽南文化等。诸如此类被公众所认可的地区印象便是很好的区域形象传播。中原经济区地处我国中心地带，是以郑州、开封、洛阳都市区为核心，中原城市群为支撑，覆盖河南全省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其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底蕴深厚，构建其良好的区域形象并行之有效地传播出去意义重大。
（一）区域形象传播的途径
1.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作为一种直接传播形式，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地交流传递信息。它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面谈、电话、书信、短信等个人媒介进行信息交流的活动，是其他传播形式的基础。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个人的情感、需求、愿望都可以通过各种视听感官，充分直接地表达出来，信息的接收者更可以通过相应的视听感官准确而完整地解析信息，并经由自己的主观意识而获得相应的情感满足。比如，我们在外出旅行前想要对目的地的总体形象和地域特色做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便是通过人际传播。可以电话短信咨询远方的亲朋好友，也可以与周围去过这些地方的街坊邻里面谈，在交流过程中通过对方的语气、声调、表情、姿势、节奏等视听符号，准确地捕捉到我们想要了解的信息。人际传播在构建区域形象传播中有着明显的自身优势。首先，人际传播可以直接调动人的各种视听感官。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信息传递双方都可以在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建立起周身上下的感官联动，从而更有效、完整地捕捉信息。其次，人际传播作为典型的面对面的双向传播，可以及时有效地反馈信息。信息发出之后，不仅可以快速了解到对方如何接收信息及接收效果如何，而且还可以根据反馈的信息及时进行修正、解释和答复。但是与大众传播相比，人际传播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最典型的便是其信息传递的覆盖面相对有限，因为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播，其参与者和接收者数量较少，人数有限，而大众传播是通过相应的媒体信息，其复制信息的能力极强，可以使同一信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快速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2]
2.大众传播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除工作、学习、睡眠之外，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着大众传播。大众传播通常是职业的传播者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将大量的信息传递给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传播的内容往往由传播机构和职业传播者。职业传播者对采集到的大量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和过滤，并根据公众的需要和自己的意图进行传播。［3］在区域形象传播中，大众传播是一种迅速广泛、行之有效的传播途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崇祖的习俗，通过各种祭祖活动来表达对祖先的敬仰之情。而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摇篮，拥有丰富的祖根文化资源，最为典型的便是郑州新郑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轩辕黄帝生于河南新郑，被尊为中华人文始祖，史料记载“三月三登新郑始祖山朝拜黄帝，始于唐代以后渐成规制”。相传农历三月三是黄帝出生的日子，众多华夏子孙每年都在这一天来到黄帝出生、创业、建都的新郑寻根谒祖。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始祖，象征了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既彰显了中原文化的无穷魅力，又打造了一张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品牌。正如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所说：“中国人作为黄帝的子孙，已不是一个血统的观念，而是一个文化归属的观念，是中华民族各个民族互相认同的表现。正是这样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依托中原文化，展示中华文明，于2006年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球直播，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河南区域形象传播的一个文化品牌，是推广中原文化的一个平台。
（二）视觉文化的展示与交流
1.横向视觉转换在区域形象的传播过程中，所有信息都是由各种符号所构成。符号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要素，是信息传递者和接收者之间的桥梁，它可以是语言、文字、图形、动作等人类约定俗成的典型事物，它可以将信息传递者的思想观念、知识体验、真情实感等有目的地传达给信息接收者。符号的创造和使用，就是要赋予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以某种内在的联系。当人们观察周围所反复出现的事物时，就会加深印象并产生主观体验，而人们想要把这种印象和体验完全表达出来的时候，便会创造出特定的符号来指代这种反复出现的事物。区域形象的传播实质上就是区域符号的传播，某种众所周知的符号往往可以代表着某个区域。例如，一提到洛阳，便会使人联想到龙门石窟、白马寺、牡丹；一提到安阳，便会使人联想到殷墟、甲骨文等。符号的传播实质上就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编码就是传播者将信息符号化，解码就是接收者将符号信息化，要想使编码和解码契合一致，［4］就要使双方充分了解对方的生活体验和文化背景。符号虽然能够指代某种事物，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往往不是某个单一的符号，而是由多种符号所组合而成的符号群。符号浓缩了人类活动的文化属性，文化世界本质上就是符号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就是依赖于符号的承载传递。区域形象的传播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的传播。开封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之一，古称东京、汴京等，曾是历史上的八朝古都，北宋都城自古就有“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美誉。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由北宋画家张择端创作，作品通过风俗画的形式再现了东京汴梁的经济文化和市井生活。清明上河是流行于北宋时期的民间风俗，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便会以集会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商贸活动。在五米多长的画卷上，作者紧紧围绕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展开创作。全图共分为郊外风光、汴河场景、城内街市三个部分，以“散点透视法”生动再现了北宋都城的繁华似锦。宋代文学家孟元老目睹了朝代的更迭，后回忆往事恍如一梦，创作了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该书详尽描述了北宋时期汴京上自王孙贵族，下至黎明百姓的生活习俗、饮食起居、时令节日、歌舞百戏等方方面面，可谓包罗万象，为后人研究北宋的市民生活和经济文化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开封清明上河园中的大型实景水上演出《大宋•东京梦华》便是以这两部巨著为蓝本，并运用《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齐天乐》《满江红》《水调歌头》经典宋词的意境，将浓缩宋文化的符号群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北宋汴京的繁荣昌盛，更实现了区域形象的有效传播。
2.纵向文化延伸中原文化作为中原地区的主流文化，既立于地域，又超越地域。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文明之根、华夏文明之魂。据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华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主要来源于早期的夏商文化，而中原地区又是夏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原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就在于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厚重的文化积淀。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远古时期，人类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自然环境，而中原地区四季分明、气候宜人，为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是中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基础。[5]文明是文化的结晶，浅薄的文化难以创造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原文化比较其他区域的文化，其分布面积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中原文明正是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才能成为华夏文明之源。中原经济区区域形象的传播就是中原文化和华夏文明的升华和延续。《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作为全球最大的山地实景演出，场地设置在河南郑州登封市嵩山主峰少室山的待仙沟景区。演出以山水为实景，以文化为内核，以地域为特色，将自然和人文融为一体。舞台为一片拥有溪水、树林和山石的天然峡谷，观众席结合自然地貌设置成庙宇的形态和曲折的回廊，观众则坐在蒲团上观看演出。中国武术历史悠久，中国是武术的故乡，中国武术是中华文化的品牌，中原武术又是中国武术的品牌，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尚武的习俗由来已久，加之其厚重的文化历史渊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原武术文化体系。而源于少林寺的少林武术，则成为我国北方武术的精髓。《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将传统的少林武术和现代的声、光、电技术融为一体，大大提升了武术的观赏性和艺术性。整场表演分为《水乐》《木乐》《风乐》《光乐》《石乐》五个篇章，以自然物为乐器，以流水为琴弦，将创作者、表演者、欣赏者融为一体，既体现了外在自然与内在心灵的共鸣，又彰显了禅宗文化、中原文化、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综上所述，原生态设计理念下的区域形象传播，就是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区域文化的传播。正如沃泽所说：“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方可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民族因文化而存在，地区因文化而发展，人类因文化而繁衍，只有赋予了文化深度的区域形象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并有效传播。
作者:石岩 单位:郑州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序经.文化学概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童之侠.国际传播语言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2］童之侠.国际传播语言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