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学专业范文1
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
每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学科逻辑，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逻辑顺序加以叙述，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提供了探索编辑出版活动规律、解释编辑出版现象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并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和实践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搭建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的平台，是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获得系统化知识、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首先必须遵循编辑出版学科的学科逻辑。多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遵循学科逻辑，才能避免课程内容重复，保证课程之间衔接紧密。
编辑出版学课程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编辑出版职业特点，选择课程设计者认为应该掌握的思想、知识与方法，传递给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科目和进程。因此，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并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逻辑。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所遵循的逻辑，除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逻辑外，还应当兼顾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是由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组成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应当按照这一多元逻辑体系，将知识内容分配到各个范畴中。但是，由于目前学界对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取代课程逻辑，将课程体系必须遵循的多元逻辑体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学科逻辑，严重忽视了出版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
这种以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取代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仅按学科逻辑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累积到课程中去的做法，对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选择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学生远离真实的产业发展环境，难以将专业知识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忽略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象牙塔”专业教育作用观指导下，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展，严重脱离出版产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实际需求。此外，将课程体系限定在学科逻辑规定的领域内，不考虑编辑出版学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的功能与应用就会因此而消减，学科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出版产业的滋润而失去生命力。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只有与编辑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适应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才会产生意义，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不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创意能力等编辑出版职业必备素质的培养，不仅难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找到职业归属，更无法从学理高度改变业界“编辑出版是技能而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②学界应当认真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尽快纠正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就是课程体系逻辑的认识和做法，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兼顾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学校教育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特点，保证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传递的高度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主动搁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之争，有利于加强在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下的全国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之间的团结，使他们共同专注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二、违背学科逻辑
检视既往编辑出版学课程建设，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另一方面又在编辑学学科群和出版学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中违背学科逻辑。
近年来，在编辑学一般原理和图书报刊等载体编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的基础上，社科书籍编辑学、科技书籍编辑学、学术著作编辑学、文艺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学和英文书刊编辑学等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编辑学学科已形成了普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和载体专业编辑学三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建构编辑学课程群时，没有及时汲取载体专业编辑学研究成果，课程设置依然为编辑学原理、编辑出版史和载体编辑学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为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补充来自业界鲜活的“内容编辑”的知识内容，更违背了学科逻辑，犯了常识性错误。以期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为例，试想一下是科技期刊与科技图书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还是文学图书与科技图书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这种强调载体形式编辑学而忽视载体内容编辑学的后果，使学生仅仅浮光掠影地学习了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无法进一步掌握不同内容的编辑规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数字出版方兴未艾，载体的鸿沟已经打破，专
业内容的编辑差异大于不同载体间编辑工作的差异，编辑不仅要有驾驭不同载体编辑工作的能力，更要具备对某一专业方向内容进行深度编辑加工和信息开发的能力。仅仅学习不同载体的编辑知识，无法培养出适应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的编辑出版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说，编辑学课程设置中单纯强调载体编辑学，缺乏内容编辑学课程，也是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出版学课程群也有类似情况，主要表现为对课程群的逻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明确基础与应用、内核与的逻辑关系，导致因产业发展和出版新技术需要而仓促设置课程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之间是什么关系，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一般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至于这类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明，课程之间联系不够，课程体系也不够稳定。
三、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
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按照内在的规定性运行，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复合性特点。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分析业界对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期望，不外乎包含了经营、技术和创意三个因素，其中谁是皮，谁是毛，谁是核心，谁是，就是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逻辑的关键所在。传承文化、传播文明是编辑出版业的使命，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应当是创意，学生最应当学习的是终身学习和创意的本领。
遗憾的是，业界尽管对复合型编辑人才有所认识，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界面对现代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更是如坠云间，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没有通盘考虑，课程设置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业界面临什么新问题，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学界就开相应的课程。如此“杂拌”课程体系，难免使学生学完之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精”。在不断设置时髦课程的同时，忽视的恰恰是出版人才最宝贵的创意能力的培养。
四、忽视编辑职业发展逻辑
编辑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编辑职业发展逻辑。传统的师徒制编辑培养方法，是选择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进入出版社，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体会编辑成长的逻辑，进而成长为合格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从编辑出版实际活动中抽象出编辑出版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编辑人才。③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进行结构完善的简单问题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特别是在教材编写、制订教学计划等具体课程建设中，大多根据学科逻辑展开教学内容，基本不考虑编辑职业发展逻辑，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知与行割裂，即使一些实务性课程，也过分强调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概念迁移，内容空泛、无针对性、可操作性差，无法让学生感兴趣。不仅如此，不考虑职业发展逻辑的编辑出版学课程内容，无法完成学生职业角色的心理建构，导致他们就业后难以立即进入角色，使业界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颇有微词，这也严重影响了专业的发展。
五、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必须明确课程体系的多元逻辑结构，确立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进而发挥学科逻辑、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系统作用，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以学科逻辑为基础，增强专业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具有高度严谨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是一代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对相关知识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升华的结晶，并经历了出版实践的检验。学科逻辑传递知识的高效性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决定了在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编辑出版学课程多元逻辑体系的基础。但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受教育者是其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生作为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做什么”和“怎么做”，即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结构，而能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出版人才，则是课程体系逻辑的终点与归属。因此，要转变将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体系单一化为学科逻辑的误区，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中应兼顾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编辑职业发展逻辑，增强学科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编辑出版学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逻辑来设置课程。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组织和运用于未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使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永葆活力。
2.以出版内容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
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诸多因素，组织学术、大众文化和教育三大类别的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出版业所承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重任，只有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实现。因此，出版物内容编辑开发知识能力和载体复制知识能力相互交织，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关键性特征。
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创意和终身学习的本领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创意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出版经营管理、复制传播技术，都离不开创意。虽然驾驭不同载体，进行复制传播也需要创意，但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的开发，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有各类不同内容的出版创意能力，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组织、开发各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在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应当以不同内容出版创意为主线，传授不同载体开发、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出版创意能力、能够适应全媒体出版的现代出版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以出版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的思路，符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但因为编辑出版内容几乎涉及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课程开发的难度很大。笔者建议，除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应当以内容编辑学课程为纵线，以不同载体出版实务课程为横线，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这样，编辑学和出版学课程就可以通过内容创意与载体平台开发、经营管理和营销传播创意的交汇，实现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在出版创意教育与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统一。
3.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来表达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
统一认识，破解难题，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逻辑，业界认为应当是“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而学界认为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④人才供需双方在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出版产业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出版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无可厚非，编辑加工专业稿件、策划专业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绝对不行的。毕业生缺乏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是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短板。但是，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业界认为具备了一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通过师徒传承，掌握了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就能成为合格的专业编辑，进而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纳入职业培训范畴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既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编辑出版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技能，为什么不能在具体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呢？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是统一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人才成长逻辑上分歧的最好办法。
根据这一思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出版创意教学，进一步充实内容编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性，另一方面应当拓展一般人文社科类普通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领域，尤其要注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一般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内容，努力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打通学科壁垒，优化知识结构，为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编辑出版学专业范文2
一、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的现状
1．课程定位不明，脱离教学实际
关于现代汉语的课程定位，高校中文系现代汉语的目标一般包括：一是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并掌握有关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二是培养学生正确分析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的基本技能；三是使学生提高理解和运用汉语的能力；四是使学生了解现代汉语学科的发展方向，并获得初步的研究能力。以上这种现代汉语的课程定位，是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的，但是对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来说，有些不切实际。由于大多数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办学时间短，普遍缺乏具有编辑出版经验的现代汉语教师，于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多编辑出版专业的院系都聘请中文系的教师进行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任科教师通常都照抄照搬中文系的课程定位，不清楚编辑出版专业整个课程体系的配置，不了解该专业其他课程与现代汉语课程的区别与联系，忽视教学对象的差异，脱离教学实际，因而大多未能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2. 教学内容陈旧，失去应用价值
首先，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出现一套针对编辑出版专业而编写的汉语教材。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所采用的现代汉语教材，大多采用中文专业通用教材，大多数教材内容陈旧，甚至有不少中学为追求高考的高升学率，将大学现代汉语教材习题拿给中学生训练。由此造成学生感觉内容陈旧，求知欲不强。其次，有些教材因成书年代久远，里面的内容脱离当前的语言生活实际，学习与应用脱离，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同时，很多教师也比较保守，注重基本理论的讲述，授课时总是以教材为依托，而不注意及时跟进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些前沿动态；习惯于列举教材上陈旧的语言实例，而漠视当下的新鲜的语言现象。
3.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徒劳无功
传统的现代汉语课堂教学，一般是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座位上听课、记笔记，一个“灌”，一个“装”。教师将现代汉语看作基础课程，满足于对教材理论知识的机械介绍，并且囿于课内学习，很少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性的学习活动，师生之间缺乏双向交流，不以启发学生思考和发现问题为前提，不以社会语言生活实际为出发点，不以为学生有能力去观察和分析研究现代汉语的种种事实，致使学生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为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一些规则原理，考试过后就又基本上全忘记了。这种缺乏实践环节所获取的知识，难以转化为实际的汉语能力，同时，也限制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形成僵化的思维方式，没有什么实际收获，可以说是徒劳无功。
二、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1.明确目标定位，体现专业特色
教学目标是教学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在以培养编辑出版专业人才为初衷和基本任务的编辑出版专业讲授现代汉语课程时，要尽可能培养学生的汉语综合能力，使其能够胜任未来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我们认为，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培养学生运用现代汉语知识进行编辑出版工作的能力。
2.遴选教学内容，突出实用特点
编辑出版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遴选教学内容。根据编辑出版职业对汉语能力的要求，从现代汉语的语音、汉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对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内容做出适当调整。
（1）语音教学：强化普通话语音规范的教学，要求学生普通话发音正确、标准；要求学生掌握审音表，注重多音字，读对专名字，添加《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国家技术监督局1996-01-22，1996-07-01实施）。淡化或取消音位教学。
（2）汉字教学：强化汉字整理和标准化的教学，要求学生熟记规范汉字，用对简化字，不用异体字，能纠正错别字，识别部分繁体字。增加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的教学（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12-13，1996-06-01实施），特别注意常见的差错，如文学作品误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年代、月、日、星期等误用阿拉伯数字，数量单位运用不合规范等。淡化汉字“六书”理论以及汉字形体演变方面的教学。
（3）词汇教学：强化词汇规范原则的教学，要求学生识记词语误用类型，掌握辨析同义词的方法，避免选错同义词，误用异形词，乱用外来词，错用专业词，滥用方言词，误用古语词，使用生造词，用错成语、熟语等。
（4）语法教学：强化语法规则的教学，要求学生能够自觉避免语法错误，掌握检查病句的方法，熟练改正病句。淡化句法结构分析方面的教学。
（5）修辞教学：大力拓展传统修辞学的内容，从言语交际的角度来讲修辞，要求学生掌握辞格特点，学会运用修辞方法提高表达效果，能够纠正修辞错误，分析修辞失误类型，如韵律不匀称，选词不确切，句意不畅达，语体不恰当，辞格欠妥帖等。
3. 改革教学模式，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创造力
（1）讲授与启发相结合
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信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时提纲挈领，少讲、精讲，讲关键，多提问，多讨论，引导学生思考，注重观察研究，勇于探索。例如，在每讲授完一个单元的知识后，选取优秀学生将作业做成幻灯片演示给同学们观看，要求学生进行讨论并评价。为了能得到教师的肯定，为了能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出自己的风采，学生们上课时都注意力集中，认真听讲，并及时完成课外作业。那些得到演示机会的同学，总是做好充分准备，精心制作幻灯片。如此，同学们在听讲的过程中，思维活跃，发言积极，课堂学习氛围十分浓厚。
（2）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相结合
结合课堂学习，开设一些配套的课外学习课程。教师可组织学生组成兴趣小组，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学术沙龙等课外学习活动，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同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现代汉语语汇研究、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言语交际学、语用学等系列选修课，并指导学生写好这些课程的小论文。这样不仅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还能提高他们学习的层次，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进而提高论文写作水平。
（3）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结合
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总的原则应该为面向社会，面向时代，注重实践。
首先，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如组织学生利用节假日去进行社会语言调查活动，如普通话推广问题，方言与普通话融合问题，社会用字的规范问题等，并指导学生进行深入讨论、研究，并撰写调查报告。不仅使学生加深对汉语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可锻炼其调查、分析和研究能力。
其次，现代汉语教学必须体现时代性，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时代变迁的脚步。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紧扣时代生活，联系社会生活文化知识，增加趣味感。教师在选用语料时，应精选例句，多搜集一些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语言材料中的新词语、新话语表达方式，并引导学生从多角度进行讨论，鼓励和指导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撰写成小论文，这样让学生既能找到乐趣，又学到了知识。
另外，编辑出版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而在课程设置中必须加强实践环节。例如，在教学中加长实践环节，自开现代汉语课之初，就组织学生在出版社或报刊社编辑部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实习，让他们把课本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获得宝贵的工作经验，为将来的就业打下一定的基础。
4.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提升现代汉语综合能力
同步开展考试改革，丰富考核形式。根据现代汉语课程要求和教学目标，教师应重视学生在认知和思维上的差异，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形式，将课程考核贯穿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根据《大纲》要求，基于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目标，结合当前的时代特征，分析现代汉语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设计多元评价体系，包括：（1）现代汉语理论知识评价，包括专业基础知识以及课堂表现评价。（2）汉语综合能力评价，包括听力、表达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完成任务能力（如开展社会语言调查等能力）评价。（3）汉语社会实践能力评价。包括各项语言实践活动，如报社记者实习、刊社编辑业务实习、公司文案实习、播音主持、演讲比赛等等。根据学生的专长特点，在主观评价的基础上，兼顾自由、公平，倡导学生积极、自主地学习，并且有意识地全面建构自己的汉语知识体系，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汉语综合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1］张雪涛.现代汉语教学改革论析［J］.语言文字应用，2005，（3）.
［2］张明仙.略论《现代汉语》教学改革［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7，（4）.
［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版）［M］.北京高等学校出版社，2002.
编辑出版学专业范文3
关键词：编辑；人才；培养；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2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107-03
目前，全国已有近80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本科专业，另有40多个硕士点，7个博士点，［1］一大批受过正规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充实到了编辑一线，编辑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但“出版业孕育和产生人才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业内标志性的领军人物缺乏，大师级的人物还没有出现，学者型的出版家还没有批量产生”。［2］一个重要原因是，编辑出版是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人才的成长，特别是高端人才的产生，只能源于编辑出版岗位的长期实践。因此，编辑岗位成才的路径选择及其拓展，理应成为编辑人才学探讨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关于“编辑学者化”，关注和熟悉最近30年来中国编辑出版行业发展的人并不陌生，它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出版界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曾引起编辑界的广泛讨论，一度成为编辑岗位成才的首选路径。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讨论中，有关“编辑学者化”内涵的争论较多。倡导“编辑学者化”的人认为：编辑理应具备又专又博的能力，对编辑学之外的某一学科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对自己负责编辑的学科及其相关领域有较为广博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科研能力；能够成为某学科领域有学术建树的知名人士，常有学术或学术专著出版。这里强调的是编辑只有精研编辑学之外的某一学科并卓有建树，才算“学者化”成功，是比较符合“编辑学者化”的本意的。远的不说，中国近现代尚未将编辑视为专门的学问，我们现在认定的编辑出版家在当时大多是以另外的身份闻名于世的。他们或者是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沈从文等；或者是知名学者，如周振甫、林辰、朱正、钟叔河等；或者是著名实业家，如张元济、王云五等。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的编辑家身份，往往会被人们忽略。就像过去人们经常提到的“新闻无学”一样，编辑也是无学的。有人看到了“编辑学者化”的这种特点，认为编辑学也是独立的学科，编辑首先应该成为编辑学家，精通编辑出版的理论、实务，掌握编辑出版规律，也可以视为“学者化”了。于是，有人提出了“编辑学者化”的两条途径，即“专家学者——学术编辑——编辑家”和“其他专业工作者——编辑——编辑家”，［3］丰富了“编辑学者化”的内涵。但是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是存有偏见，如果编辑不能在编辑学之外的某一学科领域有所建树，所谓的“编辑家”就始终难以摘掉“杂家”的帽子，不可能在学术界产生真正的影响。
近几年提“编辑学者化”的人少了，并不表明学者型编辑越来越多，“编辑学者化”已经成为共识深入人心，而是飞速发展的形势对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交互作用，让人变得更为功利和实在。现在看来，“编辑学者化”这条编辑岗位成才的传统路径有其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其一，“编辑学者化”的成才路径并不适合所有类型的在岗编辑。文史类和社科类的学术图书和期刊的编辑比较适合走这条路，其他的如自然科学专著和论文编辑、技术编辑、文化娱乐类报刊编辑等就不一定能成为科学家或者学者了。其二，“编辑学者化”在近现代编辑史上的成功典型难以复制。如在编辑岗位上成为知名学者的周振甫，其成长历程与一代学术大师钱钟书相伴随，几十年里先后编校出版钱著，深得钱先生信赖，这种编著因缘，对编辑成为学者的推动，可遇而不可求。再如，一部《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就可以产生多位鲁迅研究专家的情形，也难以重现了。
因此，“编辑学者化”已经不是编辑岗位成才的首选路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成为编辑出版界的大才和领军人物，这条路就越加显得有些漫长和走不通。
编辑岗位成才的现实路径——“编辑专业化”，或者说“编辑职业化”，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这就与传统路径——“编辑学者化”由个人或者团体倡导、编辑自由选择不同，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力。同时，与“编辑学者化”所具有的个体理想色彩不同，“编辑专业化”与编辑个人的薪酬挂钩，具有很浓厚的功利性和普适性，事实上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在岗编辑的现实选择，我们姑且称之为“现实路径”。
目前，我国对编辑人才专业化或职业资格的评价体系，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
编辑出版学专业范文4
[关键词] 媒介融合 理性思考 编辑 研究回顾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2-0041-06
The Rational Refl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What’s the Editor？
Wu Pi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430070）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trospect of the studies on editing in 2016， the reflection and elaboration have been made on edi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edit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the editors are those who have clear editing ideas， who have the spirit of creation and craftsman， who are the essential human resources in digital publication， who are the practitioners of publishing theories， who promo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rough strengthening teaching practices and accumulating vivid cases， and who have created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Key words] Media integration Rational reflection Editing Retrospect of the study
“互联网+”如火如荼地发展让传统出版业和出版业中的编辑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互联网、有线网、移动网络三网融合，出版业态多样化，电子出版方兴未艾，自出版直接登场。“有数据显示，在Kindle上排行前100名的畅销书中，有28种是作家以自出版模式出版的；排行前50名的图书中，也有11种采用自出版模式”[1]，技术对传统出版行业进行了彻底革命。既然如此，还需要编辑吗？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如果需要、存在合理，又该如何发挥好编辑的作用？过去的2016年让诸多出版人心存疑惑。
阅读不灭编辑就不会消失。《互联网环境下编辑的价值思考》[2]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自出版无法取代传统出版和编辑的作用，且将更加凸显“好编辑”的价值。它否定了技术派所持的“传统出版没有未来，编辑终究要被技术和机器替代”的观点。其中提到的“好编辑”一词意蕴深远。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什么？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的明确指引，清晰而鲜明的意识、理念在出版物的生产过程、热菪问缴系募中体现即编辑思想。并非所有编辑都有编辑思想，有人在编辑岗位上工作一辈子，平庸无为，得过且过，理念浅薄，难得建树。但优秀、杰出的编辑一定是有编辑思想的人，为达到目标付出的智慧、心血与顽强精神凝聚于出版物中。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编辑思想研究被大家所重视，并成为2016年的热点之一。
的编辑实践活动多集中在他的青年时代，编辑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过去有零散文章对此予以关照，但明显缺乏系统性、专业性。2016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李文邦的《青年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研究（1918―1927）》[3]。作为编辑思想专题研究著作，它较之以往的论文更具系统性、深刻性与专业性。该书是对青年编辑思想的全面总结，具有史料积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除此之外，《青年编辑思想模式及其现代价值研究》[4]系思想研究专项之“青年编辑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它从同志创办《湘江评论》《政治周刊》等编辑活动入手，概括其思想内涵，建构青年编辑思想模式，对现代编辑出版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具备鲜明编辑思想的人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以及他们编辑的书籍都会让人久久记住。编辑中有一批这样的人。
创新是编辑出版业深入发展的源泉，如何策划出既有特色又具新意的作品，一直是编辑出版学界和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论叶圣陶编辑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以英语教辅书的创新性策划为例》[5]一文将叶圣陶先生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理论与当前英语教辅书籍出版有机结合，弘扬了以叶圣陶为代表的老一辈编辑家崇尚质量的编辑理念，以编辑理论指导编辑实务，以案例诠释创新，以历史启示现实，起到了宣传优秀教辅图书、鼓励创新的作用。杨牧之曾在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长达二十年，对编辑艺术体会深刻，见解独到。“马克思主义是杨牧之编辑工作的指导思想，唯物辩证法贯穿于杨牧之编辑艺术的各个方面”[6]。杨牧之编辑艺术中的唯物辩证法为新形势下的编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吴颖是高校学报界的知名编辑，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创办学报有声有色，提倡编辑向“学者化”“杂家化”方向发展，为留住优质稿源，求真务实。虽然他在编辑研究方面少有长篇大论，但因其思想有见地、实务有创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以《吴颖的编辑理论与实践述论》[7]为题进行了传播，希望供媒介融合时代的年青编辑们“认真研究”“发扬光大”。《游苏宁30年编辑思想述评》[8]同样展示了其作为优秀编辑的思想魅力。林穗芳是大家公认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带头人，他的研究成果为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2016年第3期《中国编辑》刊登了刘杲四年前为《林穗芳自选集》所作的序文，无疑是想借林穗芳思想理论的进一步传播之机，为媒介融合时代深化编辑学、出版学研究，优化编辑出版工作质量提供新动力。
编辑思想研究不限于现当代编辑家，还有名留史册的编辑家，他们是带给我们厚重历史的人，在媒介融合时代也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迪。
《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研究》[9]是编辑思想断代史总结。作者分析该时期编辑思想的社会基础，总结概括存在于总集别集、经书史书、佛教典籍及书目等各种类型出版物中的经世致用、垂训鉴戒、精剪别裁、以事分类、通融古今等多方面的编辑思想。史料丰富，条理清晰，有点有面，在收获编辑思想断代史研究重要成果的同时，展示了作者的文史功力。
戴震为乾嘉学派朴学大师，充任纂修官时曾亲手校订《仪礼集释》《大戴礼记》《水经注》等近二十部书籍，《清史稿》曰：“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10]戴震编校之功与其编辑思想密不可分。《戴震的编辑思想与实践述论》[11]一文将戴震“及物求理”“因物求则”的哲学思想与编辑实践相结合，赞扬他灵活调整、删削处理旧志体例的方法，推崇他重视校对、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保证书籍质量的举措。戴震为训诂者提供了推求本字的思路，为今人总结乾嘉学派书籍出版的编辑思想拓展了新径。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十分活跃，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实力派出版机构的先锋引领作用外，各中小型书局对出版市场的充实作用也值得探讨。《在追随大势中找准势态：会文堂新记书局的出版特色和图书广告营销》[12]总结会文堂凝聚出版方向、明确设计理念、拓宽促销思路等方面的出版特色，为媒介融合变化中的编辑提供了学习启示的蓝本。
媒介融合是发展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解编辑之困惑从出版历史发展中可得其思想、析其优劣。上述研究证明，无论何时、无论何种社会状况，编辑都需要把握方向，认真思考，积极行动，以鲜明的编辑思想指导具体工作。
2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具有创新意识与工匠精神的人
在传播技术和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媒介形态日益改变，原来的单一形态转换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整合形态，这个变化使传统编辑难以适应，但变化的时代更加需要编辑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的人。创新意识是开放进取理念，工匠精神是专业技能素质。2016年的编辑学研究中不乏类似的讨论。
《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活动主体论》[13]一文认为，媒介融合带来编辑主体构成、地位、职责三方面的变化。主体，“从一体多元到立体多样”；地位，“从要素中介到组织中心”；职责，“从选择完善到聚合交易”。不同传统媒介线上线下的交互发展引领商业模式的改变，社会各行业正在“建构以数据库为基础的新的商业模式”，引发“大批以数据库运营为中心的新的编辑主体迅速崛起”，同时不断分化，媒介生成的枢纽性强化了“整合者”的地位，因而，应注重发挥编辑的“整合功能”和“交易功能”，强化创新意识，从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正确面对和处理复杂多样的媒介关系，服务于出版。《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哲学思考》[14]认为数字出版时代是推动编辑工作发展的动力，编辑工作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这个时代的编辑工作是凸显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工作，凸显专业性的信息知识优化工作，凸显文化性的两个效益转化工作。同样，《哲学视阈下的青年编辑职业道德：从尊重与责任谈起》[15]从辨析编辑道德概念入手，引入哲学层面的尊重、责任理论，探讨了青年编辑的职业道德精神。
媒介融合现状不仅使图书编辑感同身受，期刊编辑亦然。《从大数据时代看现代期刊编辑意识形态的转变》[16]论述现代期刊传播途径与印刷形式的革新，分析时代对现代期刊编辑的挑战，编辑必须改变工作方式，提升综合素质。文章认为“编辑本体意识一般在审稿中体现，编辑统筹意识是体现本体意识的关键”，现代期刊编辑应注意导向性统筹组稿，发展创新思维，推进期刊数据化迈向正确的轨道。《互联网+在科技期刊办刊模式中的应用及问题分析》[17]根据自身办刊实践，总结在线投审稿系统、数字化校对工具、数字化出版的具体情况，对学会应用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发挥复合型网络编辑高级人才在科技期刊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阐述，目的是“实现科技期刊信息化管理和全自动办公”。这些是增强编辑创新意识、提高专业能力的一批研究成果的代表。
编辑的创新意识和专业精神源于职业认同。《科技期刊编辑职业认同的理论研究现状》[18]一文，认为职业认同作为心理学的重要内容在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影响编辑的职业行为、编辑自身的成长，也事关编辑活动的开展和出版物的质量。文章查阅了2003―2015年间关于职业认同的29篇文章，认为现有研究大多是从专业、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对编辑职业认同关注得很少，对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认同现状调研、职业认同与编辑行为相关性的研究更是鲜有论及，缺少具体量化指标，期望能够构建一个科技期刊编辑职业认同的理论体系。《我国青年编辑职业认同研究》[19]认为职业认同是“编辑个体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一种积极和肯定的评价，是对编辑职业基本性质、职业价值、职业规范、职业群体等要素的认可程度”。《科技期刊青年编辑综合能力的培养与实践》[20]提出了青年编辑人才培养的原则、成长的途径与方法，确保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当编书匠其实不简单》[21]，当编辑不容易，创新意识要在专业素养中体现，有工匠精神的编辑追求精益求精的完美，他们至少要有“敬畏文字的精神”、“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和“甘于平凡的奉献精神”。
3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数字出版重要的人力资源
自从有了数字出版，出版物更加生动和丰富，但从业者却呈现出“有职务无职称”的“无政府”状态。被称之为数字出版主任、数字出版分社社长的出版人在职称序列中找不到相应的位置，或者只有出版编辑、副高级编辑的头衔。这种职务与职称不匹配或者不完全匹配的情况终于在数字编辑职称确立后被终止。数字编辑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推动媒介融合的重要人力资源。
2016年初，《北京市新闻系列（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试行办法》出台，正式启动了数字新闻、数字出版、数字视听等编辑专业领域职称评价工作。半年内，北京市分别完成了首次数字编辑初级（助理级）、中级、副高、正高职称的评审工作，组织了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它“极大地提高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积极性，增强了从业者的信心，有利于整个数字出版行业健康、快速、科学地发展，也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22]。《我国数字辑职业化历程回顾与价值分析》一文介绍了数字编辑职称制度从无到有、从一个整体到九个细分方向的相关内容。数字编辑职称首创“三横三纵”体系：“三横”指数字新闻、数字出版和数字视听，三领域构成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和核心；“三纵”指内容、技术、运维，贯穿数字传播产业链的全部环节。“三横三纵”职称体系首次梳理和概括了我国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和产业链，从业者的具体构成和业务环节由此也得到官方的认可。
数字编辑职称序列为：初级编辑、中级编辑、副高（主任编辑）、正高（高级编辑）。与传统编辑职称序列比较，数字编辑职称没有沿用编审、副编审的称谓。副高系列以“主任编辑”命名，命名初衷虽然无法知晓，但一定含有“对数字出版负责人多年来辛勤工作官方认可”的意义。数字编辑的职业化是“数字出版从业者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23]，它既明确了数字出版部门主任、内容编辑、技术编辑、运维编辑等的职务属性和内容，也以法定化、公开性的政策文件确认了数字出版从业者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数字出版编辑发展先后经历了兼职、部门主任或分社社长、公司高管、高管后四个阶段，此四个阶段也是数字出版发展模式的反映。北京市数字编辑职称辅导教材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概括和阐述了近年来数字新闻、数字出版和数字视听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考评结合”的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方式，既重视助理编辑、中级编辑的数字传播能力与知识结构，又强调副高、正高级数字编辑应有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前瞻性业务把控能力。相信该篇文章会引起诸多数字编辑和数字编辑研究者的兴趣。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社从单一出版领域向综合领域发展，逐渐建立了面向不同学科、领域的选题策划部门。新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带来编辑、部门之间的一些不良、无序竞争。《论公平理论视角下的出版社编辑部门内部竞争》[24]认为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是出版社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它倡导依据公平理论，明确策划边界，避免领域重叠，建立健康、有序的竞争制度。
2016年的编辑学研究有许多关于出版理论与编辑实践关系的探讨。这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二者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不二选择。
一直以来，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始终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联，当人们认为理论“不起作用”时，实际上是“它对编辑实践互联互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关注不够”。《论编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调适》[25]明确了“编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是以共生共荣为特征的互汲与互渗关系”。作者认为“编辑理论与实践间的深层内涵就在于它们的互汲与互渗关系”，明确提出“编辑理论依靠编辑实践生存”，“编辑理论只有汲入并融进编辑实践才有可能实现自身”，并指出“编辑理论与实践互汲的路径是自然配置和相互适应”，“互渗的有效方法”是“边缘渗入”。文章的实质是“在理性的编辑年代，要让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间的互渗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须对二者保持适度的观照，对二者的任何偏见都是不妥的”。
近年来关于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取得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新闻编辑实践的错位探讨：以报纸民生新闻的报道为例》[26]认为，报纸民生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出现“低俗化、琐碎化、媒介角色错位”现象，主要是快速发展的民生新闻实践与滞后的民生新闻理论引发的矛盾所致，民生新闻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自然容易偏离发展的轨道。文章提到“报纸民生新闻的文化价值”，并说明首先是政治价值，即舆论的监督与引导；其次是文化价值，即提升民众的精神理念。文章条理明晰，观点有新意。与此类似的还有《我国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新闻编辑实践的分歧：兼论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27]一文。文章认为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是新闻编辑工作的原理和规律，新闻编辑实践负重于工作方法，它们之间理想的关系应当是理论引导实践，实践检验和推进理论。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是，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较为明显，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选择・浓缩・聚合：文摘期刊编辑工作的三大环节及其编辑学意蕴》[28]认为文摘是“期刊中的期刊”，高度体现了编辑工作的本质。“文摘期刊编辑活动主要包括发现稿件（选择）、加工稿件（浓缩）、组配稿件（聚合）三大环节”，作者选取国内《读者》《青年文摘》和国外《农业万用手册》《读者文摘》《连线》等著名杂志主编及编辑家的感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指出文摘编辑“通过发现选择、浓缩加工和聚合组织等编辑手法”，不仅使文摘期刊获得生命、意义和价值，也补充、完善和丰富了经典编辑学理论。
出版业跨界大融合大发展时期，“跨行业、跨媒体、跨国融合的发展态势初具规模”[29]。长江传媒旗下的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与山东水浒书业有限公司合并成立山东长江水浒文化传媒公司，凤凰传媒投资影视业，时代出版社与安徽大学携手成立影视中心……在互联网、有线网、移动网络三者的初步融合中，读者由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变为信息传播者，传播内涵与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代的编辑应该有什么变化呢？《出版业变革时代传统出版社图书编辑的应对策略》一文，明确提出三网融合状态下的编辑应更加重视目标读者和内容资源。作者认为，“尽管传播媒介在更新，传播向度在变化，传播环节在缩减，但‘内容+传播’的规律没变”，因而，可对编辑实行项目管理制，发挥各自专长，让策划编辑提升策划效率，让文字编辑静心案头工作，提升编辑力。《基于科学化理念的科技期刊编辑工作实践》[30]也针对科技期刊编辑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现状，提出有效提高工作效率的科学化理念，以利于期刊的良性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出版进入产品数字化、业态多元化的时代，《学术编辑在“互联网+”转型中的变与不变》[31]提出，“在转型中，学术编辑需要面对读者需求的改变、编辑角色的改变、媒体元素的改变和编辑知识结构的改变”，不变的是学术编辑的价值追求、责任、读者群和作者群。传统出版业的教材编辑也需要创新实践，加强学习，重新定位编辑角色。《教材编辑的数字出版转型与实践》[32]主张教材编辑应成为“先进教学理念的引д摺薄澳谌葑试吹恼合与策划者”“优质教学内容的集成者”和“新兴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专业学术图书审读及编辑加工的三个能力：以社会学类图书为例》[33]一文作者为一线编辑，从工作经验出发，提出社会学类图书编辑审读和加工应注意提升“语言文字规范能力”“专业学术问题处理能力”“专业学术图书尺度的把握能力”，既有规律总结也有很强的实践性。
5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强化高校实践教学积累鲜活案例并带动自身发展的人
培养后备编辑队伍的编辑出版专业、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数字出版专业等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深感压力与动力。作为应用性学科，实践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全媒体时代报刊编辑实践教学的“六个转变”》[34]提倡高校报刊编辑实践教学因时而动、因势而变，实现教学目标、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平台、考核方式六个方面的转变。《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课程教改探索与实践》[35]一文作者工作于高校，给本科生上课，十分熟悉教学工作，制定了明确的“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课程目标，认为出版物“选题要兼具商业与文化双重属性”，成品要“兼具技术与艺术双重特征”。为了提高学生课程学习效果，作者所在专业引入了过程性评估与监督机制，修订了课程教学大纲，编制了《书刊编辑实训手册》、《书刊制作实务手册》及《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暨“四年一本书”教学项目学习与实训手册》，内容细致周全，操作性强，授课模式、考核方法有许多改革之举，相比一些大而空的研究来说此文应点若干个赞。
各高校也围绕编辑人才培养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研究：以新疆大学编辑出版专业为例》[36]讨论了实践教学的不稳定性，强调通过制度保障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编辑实践能力。学院配套建设了数字出版实验室，以实现培养目标。《全媒体时代新闻美术编辑如何转型创新：以湖北新闻美术实践为例》[37]提出转变理念、创新方法。《浅析全媒体环境下新闻编辑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38]归纳了“课程内容体系不完善、教材内容更新速度慢、与新闻媒体实践脱节、教学实践不足、滞后于实务发展、教学方法蔚鳌⒋葱滦圆蛔恪钡任侍猓探讨有助于课程改革，有助于为新闻媒体提供优质的新闻编辑人的路径。《思维创新理念在电视编辑中的探索与实践》[39]认为创新思维因素应是每一个电视人着重把握的重点问题。
网络编辑专业办学历史不过四五年，有的学校是在编辑出版专业中设置数字出版或网络编辑方向，无论是否独立，都有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网络编辑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40]的作者专门设计了一个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框架图，含实习、文献阅读、技能训练、创新设计、综合实践五部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网络信息编辑教学方法实践探讨》[41]实地调查了陕西多家电子商务企业，了解到企业对网络信息编辑岗位的技能要求，提出“教学做教学法”，即“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以此方可提高网络信息编辑课的教学效果。《数字化时代〈报纸编辑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思考》[42]提出注重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增加实验设备，强化实践教学，改革课程考试方法等思路。现代汉语是许多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与编辑实践之对接》[43]认为当下现代汉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对学生语言文字功底的培养及编辑实践能力的提升，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与编辑实践对接的主要途径是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编辑是出版历史的创造者，通过编辑的书来“发声”，通过电子产品记录与传播人类知识，通过数字出版、网络传播显示自身的存在。从2016年综述类的专著、述评集中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著作，该书对我国1949―2009年的编辑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展示了中国编辑学从无到有、由浅入深60年的发展历程。《编辑学研究的集成与创新：评〈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44]从“系统梳理了编辑学学科发展的脉络”“深入研究了编辑学学科史”“以创新理念为编辑学修史立传”三方面展开评价，认为该书“既凸显了中国编辑学研究的系统性与发展历程，又具有扎实的材料基础和鲜明的理论取向”。该文既有书籍内容的介绍，也有为读者导读的指引，无论编辑学研究者还是初学者均可从中受益。
类似总结性的论文还有《近五年我国编辑学理论与实务研究述评》[45]、《长三角区域作者发表编辑学论文的统计与分析》[46]等。前者聚焦2011―2015年中的编辑学基本概念、原理、学科性质、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肯定“大编辑”鲜明的时代性，显示编辑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实务研究集中在全媒体数字时代编辑工作的变革与创新、报刊体制改革等方面，研究者较多地将当前媒介融合、体制改革与编辑工作创新结合起来，且将编辑过程、编辑环节与数字出版技术紧密联系，呈现出务实的研究特点。后者反映长三角区域编辑学情况，发表文章多的期刊发展态势良好，说明“编辑人才的高素质和刊物的高影响力互为促进作用”。
2016，还有许多编辑学研究文章未能在此叙述，主要论点难免挂一漏万。但值得肯定的是，无论外在空间发生多大变化，编辑都将从自身与外界的交流中获得发展动力，增强信心，让媒介融合为出版服务，为研究定重点，为自身拓展定位，为编辑角色注入时代气息。这就是编辑。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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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学专业范文5
关键词：编辑专业；层次研究；专业能力；专业发展
编辑的专业发展一直是被研究较多的课题，对编辑专业能力的研究也很多，但对编辑专业能力发展的层次性分析却几乎没有，而这样的研究事实上更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它有利于编辑认清自己现有的专业能力结构和发展水平，明确进一步的发展计划和发展目标，同时也有利于项目主持人、编辑部主任或者出版社的总编对编辑成员的专业能力有个清楚的认识，以便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协作，发挥每个编辑的作用和整体作战能力。
随着融媒体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编辑的专业能力开始涵盖内容的多媒体融合以及数字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的运用等能力，但由于我国媒体融合数字出版发展的不平衡，融媒体数字出版的能力还没有被普遍地认同和掌握，将融媒体数字出版的能力全面纳入编辑的专业能力层次还缺少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还是立足于传统编辑的专业能力的发展来进行层次性研究，这对融媒体数字出版的编辑专业发展层次的研究也将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编辑专业能力发展层次划分的依据
一般来说，能力是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所需的个性心理特征。能力有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之分，前者适合于多种活动要求，包括各种认识和实践；后者适于某种专业活动要求。编辑的专业能力是由编辑活动的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共同决定的。按照出版流程，编辑专业能力具体表现为：选题策划能力、组稿能力、审稿能力、流程掌控能力、经济核算能力、装帧设计把握能力、宣传推广能力以及市场营销能力。
编辑专业能力发展层次划分的依据是决定编辑专业能力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发展情况。编辑的专业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影响专业能力发展的因素很多。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对编辑的专业能力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可以归纳为：政治的敏感度、职业道德的成熟稳定性、内容处理和审定能力（含学科学术水平、科学和社会常识的辨识能力）、技术运用能力、整合能力（对作者资源、内容资源的整合能力）、创新能力（对内容、形式等的创新能力）、沟通能力（与作者、读者和客户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工作的合理安排、编辑活动中各个环节和各种关系的协调和处理能力）、市场分析和掌控能力、效益的评估能力等多种因素。
在实际的具体工作中，编辑分别沿着这些决定因素进行着不同层次的发展。由于个体先天和后天的差异，编辑各自的专业能力发展路径、速度和发展程度是不同的，这些不同决定着编辑专业能力发展的特质和高低的差异。即使是优秀的编辑，他们的优秀也是各有特点，他们之间的专业能力发展维度是有区别的。因此，对编辑自身或对团队成员专业能力的认识还要在每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对编辑专业能力的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给编辑的专业发展提供指导，因此有必要将对编辑专业能力的研究推进到对编辑专业能力发展层次的研究上，以便更直观地反映编辑的专业发展水平，对编辑的专业发展更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二、专业能力发展的层次分析
根据决定编辑专业能力发展的深层因素以及与出版流程相对应的能力的不同，可以将编辑划分成案头编辑、策划编辑和品牌编辑3个阶段以及由低到高11个不同的发展层次。
纯粹文字校对。这类“编辑”实际上连校对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为他只能做到样稿和原稿完全一致。校对要“校对错，校是非”，这样的“编辑”只能编辑文集。但即使是编辑文集，原稿中也是会有错误，也会有过去的内容表达与现在不一致，甚至有过时、错误的表达出现。如果这点看不出来，或不能编辑出来，实际上是很不合格的。但刚刚入行的编辑往往处于这样的层次。
纯文字编辑。这类编辑能够对文字的语法和用词进行编辑，但也仅仅局限于文字的编辑加工，保证语法、修辞没有错误。对内容修改往往无能为力。来什么书稿编什么书稿，安排什么任务做什么事情。
校对编辑。这类编辑在纯文字编校的基础上能够对表达的是非、正确与否做出判断。但这种是非对错还是仅仅局限于常识层面。
书生型编辑。这类编辑能够对书稿中文字之外的专业表达进行编辑，能对书稿涉及的专业内容进行把关，没有违反专业基本概念和规律的错误发生。在这个层次上，编辑必须要有学术的专业方向，这样才能编辑出像样的图书，一个没有自己的专业学术背景的编辑是走不远的。每个出版社的编辑都是隶属于某个专业领域的编辑室（部），每个编辑室（部）编辑的图书都是某个专业领域的图书。对于专业出版社、教育出版社毋庸多言，即使对于一般类出版社，书生型编辑至少要对文学、历史、社会有比较深入的认识。
专业编辑。这类编辑能够对书稿的专业内容进行全面的把关，特别是对学术水平的高低能够有准确的判断。知道书稿达到的水平层次：是炒冷饭、国内领先，还是国际领先，能评价书稿的价值。但这类编辑还是处于被动状态，靠望天收，有高水平的书稿就能编辑高水平的书，若书稿水平一般就只能编低水平的书。编辑出来的书稿学术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作者提什么要求，编辑就满足什么要求，作者说什么就是什么。
有对话能力的编辑。这类编辑在专业编辑的基础上能够与作者进行对话。他掌握了学科的专业理论和实践，对书稿的学术水平能够有自己的判断。能够保证高水平的书稿的高质量，一部水平不高的书稿到他手里，他会发现其中的优缺点，知道如何对书稿进行完善、补充甚至修改，能将书稿的内容质量提高很多。这个层次的编辑对于所编辑的图书就有了所谓“编辑含金量”，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甚至做到“锦上添花”。到这个层面上，编辑和作者能够做到平等对话，这也是维持长久合作关系的基础，但这样的对话往往局限于学术专业领域。
有发言权的编辑。这个层次的编辑在对学术现状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能够了解该领域选题、图书的市场出版情况，知道哪类图书是好书，哪些是平庸之作。当一个选题或图书放在他的面前时，他能够对选题或图书的市场前景有一定预见能力。这类编辑在出版社的选题论证上能够发表有建设性的意见，但还缺乏主动策划的能力，缺少实现选题的能力。
有主动性的编辑。该类编辑不仅要熟悉图书市场，还要能对出版社的图书结构有充分的了解，知道出版社的选题优势、图书结构和销售渠道，适合出版什么样的图书，然后根据专业领域的发展要求、市场的需求主动策划出某些选题。有主动性并不意味着有能力。这个层次的编辑是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阶段，也是不进则退的阶段。
有实现能力的编辑。要成为一个有实现能力的编辑，需要长久的修炼。在了解专业、了解市场、了解出版社品牌优势的基础上，还要具有统筹各种关系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利用作者资源的能力、利用出版社各个部门（营销部、总编办、出版科、社办、储运、财务、美术编辑）的资源的能力以及提出切实可行的选题实现方案的能力。很多编辑到这个层次时，由于不能协调各种关系，总是感觉做事困难重重，难以施展才干，以至最后退缩。要想突破，就必须明白：不是每个人、每个部门都要围绕自己转，每个人、每个部门都是有自己的职责和工作要做，不可能专门为某个人服务。一旦认准了选题的方向，编辑还需要积极主动地去实现。这时牺牲的时间、付出的精力会很多。甚至由于是自己策划的书稿，书稿要自己去送；进度要自己去“盯”；封面设计不满意，要请求设计人员一遍遍修改，当设计人员不愿意或没有时间时，还要有耐心去沟通。选题的最终实现和产生效益，有很多决定性因素，这就需要策划编辑多思考，肯下功夫。
有计划的编辑。一个上进的编辑，不会每年只有一个策划项目在做，而是要同时思考某个领域、某个产品线的多个选题。这就需要编辑有计划性：分清选题的成熟程度，同时分清不成熟、正在成熟和已经成熟的选题的不同运作方式。不成熟的选题需要多思考和调研，正在成熟的选题要多论证，已经成熟和正在操作的选题要多花时间实现。它们需要编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各不相同的。
有规划的编辑。一个品牌编辑要对某个领域的图书选题有长期的规划能力，要站在学术的前沿、市场的前沿。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选题和图书有个清醒的认识，对将来的选题和图书有个长久的规划，这样才能保证形成品牌产品，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编辑的这11个发展层次，越往上要求越高。这是一个积极进取的编辑的成长发展之路。越高层次的编辑为出版社作出的贡献也越大。一个出版社品牌编辑越多，生产出的品牌图书也会越多，出版社的发展也会越好。
编辑出版学专业范文6
1 学术自觉：出版人研究
作为我国新时期首批成长起来的出版学人，自踏上学术道路之始，李频就对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持有理性的自觉。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所师从的老师们都是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的核心成员，如宋应离、王振铎、张如法、胡益祥等。这是一批在文史领域已有所成的学者，在那个“编辑无学”时代，他们转入编辑实践工作；而在开展编辑学研究生教育伊始，他们在编辑研究上的起步也不久，自然地把建设编辑学学科大厦的期盼在学生身上。李频承接师志，把导师们“为编辑学做点什么”的嘱托落实在编辑理论的探索上。在他看来，图书、期刊等出版物不仅是作者们的创造物，也渗透了编辑们的创造性劳动。基于长期以来编辑创造性劳动被漠视的现实，在相当长时期内，他聚焦于编辑主体价值的研究上，通过以编辑家为中心的“作家—编辑家—出版物”关系结构中考察文化名作的生成过程，总结其中的编辑出版规律。《龙世辉的编辑生涯》就是这一研究最早的代表性成果。该书于1992年问世后，在出版界、文学界引起热烈而积极的反响。《文艺报》在头版评价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文学编辑家评传”，“对于提醒人们重视编辑这一职业，理解编辑家的甘苦和他们对文学事业的重要贡献，也是很有意义的。”[1]收入《絮语》的《〈龙世辉的编辑生涯〉写作余墨》一文记载了该书的写作初衷和研究思路：“把龙世辉及其同事们从幕后推向前台”，对其编辑实践理性观照，并“予以编辑学的理性升华”，进行“实事求是的编辑学理论探讨”[2]。从编辑家的编辑实践入手，挖掘编辑活动在文化作品创作、整理、加工、传播中的独特价值和基本规律，此后成为李频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絮语》中以出版人物为中心的文章有20多篇，涉及茅盾、赵家璧、邹韬奋、秦兆阳、戴文葆、韦君宜等中国现当代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在这些研究性文章中，李频不仅挖掘、总结编辑家在著名文化作品生成方面主体地位和独特价值的体现；还从更广阔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通过对编辑家个体的研究上升到对现当代出版史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例如，在《戴文葆研究的价值认同和路径选择》一文中，他从编辑出版家个体与编辑出版事业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编辑家研究方法论：“社会变迁—出版业变迁—戴文葆”是研究编辑家戴文葆的三个层次；但逆向看，还需要以戴文葆为视角逐渐拓展，进一步探究其编辑理念和实践的社会根源，“在出版业态变迁和社会变迁的视域中考察其编辑出版实践的传播效果”。基于这一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李频在对邹韬奋的研究中，深入考察了《读者信箱》对《生活》杂志成长及该刊服务社会功能中的独特作用，剖析了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时所持的“民治民有民享”报业观在我国媒体体制发展中的地位，也反思了邹韬奋形象传播和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旗帜化”“符号化”等问题。在对秦兆阳、韦君宜等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研究中，他超越了对其文学编辑活动操作层面的描述，深入到对这一代编辑家的思想和精神“密码”进行剖析和他们在文学编辑史上地位和意义的评估。
2 学科自觉：出版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蓬勃发展的出版业呼唤着出版学学科和出版专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李频的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6年，他从郑州的职业编辑岗位上调入北京印刷学院，不久即全面主持出版系工作，2000年前后又主持该校的传播学（实际上是出版学）学科建设。为适应从编辑和编辑研究者向出版专业教育单位协调组织者的转变，李频在坚持编辑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出版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个时期，他从出版物的角度，把出版分为以期刊为主要媒介的连续出版和以书籍为主要媒介的非连续出版，对二者的编辑出版规律及相关的文化、制度和产业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此两类成果集中于《絮语》一书的“求解非连续出版的思想形态”和“触摸连续出版的内在机理”两辑中。
同时，出于高校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他对出版学的学科问题也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从该书“出版教育：黄村觅绿 ”一辑所收录的讲话文稿和研究性论文看，伴随着过去20多年我国出版业转型、出版教育和学科的发展，李频对出版学专业和学科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他刚进入出版教育领域时，鉴于对出版学学科的新兴性、实践性理解，同时也为解决出版学学术资源和教育资源非常贫乏的现实问题，他在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一方面加强实践教育以提升学生专业素质，在本科教育中提倡并实施了“开门办学”“在干出版中学出版”等教学方式；另一方面加强科研工作以提高教师们的学术水平，先后与中国编辑学会、中国期刊协会分别合建了“中国编辑研究资料中心”“期刊研究所”，为出版学专业和学科建设夯实基础。进入新世纪后，出版高等教育在全国呈蓬勃发展之势，各地院校纷纷开办出版学专业，出版专业硕士列入国家专业学位目录，一些高校还在新闻学与传播学、文学、管理学等学科下设置出版学专业或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面对出版教育的繁荣趋势，李频对出版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和未来的思考却是冷峻的。在2006年，面对新入学的研究生，他坦诚而明确地谈到出版学的社会差距、基本问题，认为出版学的学科形态尚不成熟，“没有较为系统的理论，更没有理论转换后可以实际运用的解析、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据此，他提出了出版学学科建设的路径和方法：构建出版学学科范式，它包括概念（范畴）的厘定、命题的阐释和命题关系的组织结构，其中，概念是最基础性工作，是进行命题与框架研究的前提[3]。2011年，在范军教授编撰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出版座谈会上，面对国内一批著名的出版专家，他清醒地指出：在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合法化（指出版专业被列入国家学科目录）后，对其发展历史进行学术批判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应该从“1978年以来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历史语境中认识、探究出版学的知识演绎与发现得失”，以此来揭示学科发展动因问题；而清理“看似不变的出版制度和实则裂变的出版观念之间的深刻冲突”是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4]。面对出版学研究中存在的“有材料没观点”“有观点没问题”等弊端，他建议，通过集体智慧列出“一个结构化的出版学科史的问题单”，以作为出版学术史和出版学研究深化的突破口。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认识基础上，他在一些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大声呼吁学界开展出版学科的基本问题研究（如《出版专业教育转型分析框架略述》以及《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等文），努力推动出版学学科的深入发展。
3 文体自觉：文人情怀的流露
五十而知天命。古今不少作家、学者在知天命之年写自传或编选作品选，以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絮语》就是李频在知天命之年亲自编选而成的，其中的大部分文章散见于书报刊间，也有少部分从未公开过。从体裁看，有散文、日记、书评、讲话稿等，真正称得上学术论文的并不算多，不可能完整反映他在编辑出版研究上的学术成就。那么，作为一位具有一定编辑实践经验而又张扬编辑主体价值的出版学者，李频在这部“自选集”中要表达的是怎样的编辑思想呢？
李频在本书后记中交待：他治出版学之余，文心未泯，“总想涂抹点性情文字”，将“可读性的文章编选成册”。可见，“可读性”不仅是入选本书文章的基本特点，还是他在出版研究写作中追求“性情”的体现。他出身于文学，在考研究生时从文学“误入” 编辑学，早期的学术成果也主要集中在文学编辑领域。文学于他，就像感情和思想的故乡，被在出版研究的对象选择、思维方式和写作方法等方面，形成别具一格的文体形式，兼具学术性和艺术性。以编辑家、出版家研究为例，其他的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他们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实践、思想和成就进行总结归纳，以形成客观严谨的学术论文。李频则不然，他更多地借鉴了文学研究中作家评传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占有研究对象的第一手生平、工作资料，把研究对象的编辑出版活动放在整个人生及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下进行全息式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研究对象的情感投射、人文观照和学术审视；最后再以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这一研究特点不仅充分体现在他的《编辑家茅盾评传》《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等专著上，也鲜明反映在《出版：人学絮语》一书中的“出版人物论”之类的文章中，如《井冈山归来读韬奋》《家璧老，何悭一面》《磨稿亿万字 多少悲欢泪：缅怀秦兆阳先生》《走近刘杲》《三位编辑家的临终雕像》《我所认识的张伯海先生》等。这些文章的写作，一般由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感情或第一印象切入，引出研究对象的生平活动，然后逐层深化，对研究对象的编辑出版思想、历史地位等进行辨析、评价，对研究对象的评价，不以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为工具，而常用具体、生动的事实、文献为依据，所以，文章的学术性虽强，但文字浅近而灵动，行文情真而理透，实现了学术理性和文学性情的融合。
注 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