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经济学论文范文1
加强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中的经济学文献阅读，在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一，通过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理论的兴趣，从而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学的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是用有趣的经济活动故事和浅显活泼的语言，通俗易懂地讲述经济学理论，深入浅出地分析经济活动主体的各种行为及市场有效运行的经济机制。例如，经济学家伦纳德•里德撰写的《铅笔的故事》，从制作一支铅笔需要的各种原材料（木材、石墨、油漆、铁皮、橡胶等）的来源，娓娓道来，讲述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厂商如何把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所生产的产品（制造铅笔的各种材料）从市场购买来，然后在工厂进行资源配置，生产出各种铅笔，再通过市场把铅笔卖给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铅笔的故事很好地向刚入门的经济学初学者，说明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即市场在经济活动及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强这一类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进一步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使学生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经济学理论。
第二，通过经济学文献的阅读，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的思想演化脉络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前沿，使学生在学习中更好地拓展视野、增长知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人类文明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的教学本身也应承担起人类文明传承的重任。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综述和述评一类的经济学文献，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经济制度、国际贸易等大量的标题为Survey或Review文献。这些文献大多是在某一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撰写的，其共同点在于系统梳理了经济学各个研究领域的思想发展脉络、近期或目前研究的重点问题及新的研究前沿和新的研究进展，同时也会指出各个研究领域中遇到的研究难题和局限，指出本研究领域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及可能的重点突破领域。加强这一类经济学文献的阅读，有助于学生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学习，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引导学生去追踪学术研究的前沿，为本科生今后深造，特别是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打下比较宽阔和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生活经济学论文范文2
“经济哲学”是当前国内外哲学界和经济学界联合研究的热门课题，这些年，国内外 理论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不少论文，也见有专著。但综观这些研究， 大多没有进入经济哲学基本规律、基本观点和具体内容的实质性研究。或是带有浓厚的 经验论色彩，研究内容缺乏理性的深度；或只是对经济运动问题的专题研究，缺乏整体 感，不利于完整全面地反映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笔者认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应从体系结构出发，通过建立经济哲学的体系结构，并按 这种体系结构去展开经济哲学全部的研究内容，达到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经济 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理解。体系结构不是单纯为了好看，而是 因为体系本身担负着整合经济哲学思想的任务，从体系出发去研究经济哲学能更完整地 把握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对经济现象做哲学思考，而是从哲 学理论出发去系统研究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经济与人的关系，并在研究中解 释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
二
国内学者目前在研究中所应用的哲学方法都比较传统、陈旧，缺乏时代性、先进性和 创新性，表现在：所用的哲学方法基本上是传统哲学教科书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这必然影响经济哲学研究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
笔者认为，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应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运用 现代关系哲学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现代关系哲学是关于 事物关系(特别是系统关系)的哲学，它研究事物关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状态、演 变规律，及其关系间量的规定性。我们已经进入关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事物 都必须从系统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关系经济，因此，关于市 场经济的哲学自然应该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去加以研究，这样才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创 新性，才能达到对现代经济关系完整准确的理解。
三
运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对马克思之 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价值论、本体论、本质 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实践也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马克思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越 来越占主导地位，“情报机构”、“咨询机构”、“智囊机构”“专利机构”大量出现 ，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大量充斥市场，“物质生产”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唯一的生产部门 ，代之而起的是“物质生产”和“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的同时并 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他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主 要以物质生产和它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 物，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了物质生产、信息生 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并立的时代。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与物质生产在许 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从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人才经济的转型不仅改变 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观，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许多规律 和原则提出了挑战。
例如，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 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今天，从大经济观 的角度去划分社会生产部门，就应该把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三大生产部类，第一部类是 人才生产部类，第二部类是信息生产和知识生产部类，第三部类是物质生产部类。
再如，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列宁只讲了5个，今天，就该有第 6个——信息垄断，第7个——知识垄断，第8个——人才垄断了。除此之外，劳动价值 论、社会平均利润下降趋势理论等也面临着与上述相似的挑战，这些挑战迫切需要经济 学加以全面的回答，这是从微观上说的。
从宏观上说，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所谓“高投 入、高增长”，“高生产、高消费”，造成资源的短缺，能源的危机，环境的污染，生 态的失调，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繁衍，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 和手段、途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也要求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 模式，去解决人类经济活动中目的与手段、途径的对立。
今天，由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人才经济等新的经济形式的出现，使人们的经济观 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更加宽泛的经济概念，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整个文化都理解为经济 ，例如，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制度等文化学、社会学的概念，今天似乎都变成了 经济学的概念。与此同时，经济也在文化化，“经济中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 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作为日 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甚至是支柱性的产业”。[1]总之，今 天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样地密切，以致于完全可以说，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是文 化危机的具体表现，而经济的创新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创新。
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矛盾、问题和疑问，面对现代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 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经济学落伍了，尽管当代西方兴起了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但是， 西方经济理论过分注重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 证分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总结这个经济时代的经济价值、经济本质 、经济规律、经济方法，这样，人类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在全面、系统、正确的经济哲学 理论和经济观的指导下来进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现经济越是发展，经济领域的异化现 象就越是严重，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危机越是尖锐，人类的文明越是走向陷阱。
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开始完全靠 摸索和试验。后来，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国经济建设之中，但并没 能完全解决经济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 实的，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理解的 。因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上说，建立一门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 去思考重大经济问题的学说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 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经济学的这些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 一方面却又引发了许多关系到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于是，经济学不得不要反身 自问：到底经济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什么，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样，以 及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些什么等等，这就必然要导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学 ”的产生。当今理论界兴起的“经济哲学”其实就是“经济学学”的代名词。
从学科性质看，经济哲学与其说是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不如说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 的经济学，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把社会最基本的 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它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主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几千年 文明史表明了，人类是通过经济活动而走向社会的，而社会经济运动反过来又促进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缩影。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
同样，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活动 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过程密切相联系，是受人 的思想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 、思维方式和人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及其消费习惯，而这些都是哲学 研究的内容。更主要的是，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括，研究的是自然、社会 、人、思维发生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它必然要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 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况且经济学的研究也无法脱离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所以 ，我们说经济学本身又是哲学的经济学。
四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 以下六个部分。
首先，经济哲学必须回答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是什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曾提出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一致的思想。自然主义把自然界看作 是世界的唯一真正本体和基础，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主义强调人是世界的真正 主人，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同时人还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切创造物的主体本质和 基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按照这种理想的价值观，共产主义经济也应该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在这里 ，自然主义是指对财富的索取，这不仅包括对自然界财富的索取，而且包括在经济行为 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本主义则是指经济行为的合乎人性，在对自然的索取中要考虑 到自然与人的关系，考虑到子孙后代，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经济行为中追求 利益的最大化，要防止经济统治一切，经济压迫人、控制人，对人的生理、心理造成伤 害等等。因此，这种合乎人性实际上又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表述经济学的时候也指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 是一门关于人的学说。按照这种理解，经济哲学必须从经济活动出发，站在哲学的高度 ，文化的广度，首先研究经济的价值，经济对人类的意义。这样，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 有经济价值论，它是经济哲学的核心和灵魂，规定着经济哲学的全部内容。在研究经济 价值中，经济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未来理想的经济价值思想，而且要研究过去和现在经 济价值的异化和复归。
其次，经济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活动应该以什么为本，这不仅是个经济学 问题，而且是个哲学问题。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也是人，但是， 在经济发展史上，人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仿佛财和物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 和真正动力，人反而从属于物，这似乎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决定的。但是，生产力 要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使经济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又从以人为本转化为以能力 人(人的智能)为本呢?这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本体论。21世纪的经 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本，这是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必须认真加以回答的。
第三，大经济观下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什么，经济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 制度等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新世纪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把现代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 到经济规律的研究之中，是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因此，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规 律论。
第四，如何认识大经济观下经济发展的规律，其认识的过程和环节怎样，它与哲学认 识论和其他学科的认识过程、认识规律有什么不同，经济理论的检验标准和检验方法是 什么等等，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当今世界，各种经济理论如雨后 春笋，蓬勃兴起，这些经济理论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检验标准、检验方法都各不相同， 到底有没有带普遍性的经济认识规律呢?经济哲学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因此，经济哲 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认识论。
生活经济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教改
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是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基础课程。西方经济学依研究对象，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工商学院开设这一课程侧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例如：“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谷贱伤农”、“通货膨胀”、“充分就业”等经济学理论都是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因此学好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对于市场上的经济现象、国家的宏观调整政策都会有深刻的理解。国内一些学者有关西方经济学的教研教改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卫华（2010）认为在教学改革中，关键要处理好夯实基础与提高学生能力的关系，基础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等。申益美（2011）认为《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要以“任务驱动、项目导向”为指导，在教材编写、教法创新等方面进行改革。徐瑛楠（2012）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试形式三方面分析独立学院的教学现状，并得出相应的改革对策。汤向俊（2013）针对课程街接、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指出应从分层次教学、强化案例教学、改进考核方式等方面，增加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一）教学内容庞杂、理论性强。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是一整套庞杂的理论体系，涉及到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领域。其次，西方经济学是由众多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构成的，理论观点各不相同，庞杂的理论体系，给学生增加了很多学习困难。（二）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抽象的数学工具。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设立抽象的模型，建立假设前提，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剔除，然后运用数学符号去代替现实经济主体复杂的行为活动进行分析。例如用微积分求极值，极限的知识，而函数和图形在西方经济学中应用更加普遍高职学生一般数学基础都比较差，再加上是低年级学生，造成学习时很难理解的现状。此外，很多经济学名词和公式是其英文的缩写，这就给很多英语基础差的学生造成了困难。（三）理论来源于实践，与经济实际密切联系。西方经济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其立足的根本是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现状。而我国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研究时间较短，教材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直接翻译国外教材而来。一方面，翻译过来的语言晦涩难懂；另一方面由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造成了理解上的偏颇，例如对“理性人”假设的理解。因此，要学好西方经济学，就要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经济实际密切结合。
三、我院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主要问题分析
（一）西方经济学教材建设问题。目前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层出不穷，选择一本适合我院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尤为重要。大部分教材将原版的西方经济学翻译过来，原封不动的拿过来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西方国家的背景下产生的，适不适合我们国家，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是有待确认的。有的教材重理论，轻应用。理论介绍、相关定理证明特别多，但缺乏利用经济理论结合市场中经济现象进行解读与分析。我院现在使用的教材是西方经济学编写组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老师们对这本教材褒贬不一，关键看这本教材是否与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相一致。（二）教学手段、方法落后。目前，教师们普遍采用传统板书教学与多媒体授课相结合的方式，但多数教师仅把多媒体当做教材文字的呈现工具，课件制作粗糙，内容简单，多以文字为主，并没有真正发挥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作用。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有其特殊性，即既有文字性的理论知识，又有数字、模型、图表等分析方法，所以，目前采用的教学方法还不足以将本课程内容很好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学起来普遍觉得比较难。（三）考试形式单一，内容枯燥，不能真实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效。作为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一直以考试课的面目出现，但目前学院对本课程的考试形式仍然是以闭卷考试为主，考试内容也多是书本知识的简单再现，缺乏应用性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使学生们陷入死记硬背之中，不利于知识的活学活用，学生们甚至在考完试就将本学科大部分的知识点忘光，这样非常不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四、“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一）鼓励教师自编教材。教材是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载体，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层出不穷，西方经济学作为我院基础性学科，是每个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但是每年西方经济学的挂科率都比较高，学生反映比较难，重难点不突出，本人认为结合我院培养人才要求，教师在上课时理论部分，比如供求理论一定要讲透，将理论和案例结合起来分析一些简单的经济问题。所以，在进行教材编写时要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比如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均衡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宏观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要重点讲解，应排在教材的前面，相对不太重要的内容简化或者直接删掉。编一本重点突出，有理论有案例有习题的教材。（二）强化案例教学提高创新能力。生动有趣的案例可以有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升学习效果。例如用简单的需求弹性理论就可以解释“薄利多销”的经济现象。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就可以解释“第二杯半价的现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在市场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既可以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又可以帮助学生们理解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三）改进考核方式。恰当的考核方式对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很重要的。以我院为例，西方经济学考核方式大多以闭卷的形式，期末卷面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其中平时成绩中包括出勤、课程回答问题、平时作业情况等。转变为结合实践教学过程，期末考试占50%，平时成绩占20%，实践成绩占30%。通过这种转变，学生的总成绩由完全依靠老师划重点背课本，变成了靠自己在一学期中的不断积累的成绩。但考核方式仍需要不断完善，例如增加案例搜集、小论文等考核方式，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继续探索。
五、总结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建设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与外界支持才能做好课程的教学。总之，针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有着利于教师也利于学生，既能够促进教师的教学氛围形成，也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乐趣，使学生主动去学习，认真去学习，并且乐于去学习。作为对西方经济学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本人来说，培育课程教学的优势，探求最佳的教育模式是我一直不懈努力的，所以为了将使广大师生受益，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还得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卫华.《西方经济学》教改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J].北方经贸,2010,(06):136-138.
[2]益美.基于“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高职《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设计[J].当代职业教育,2011,(07):42-44.
[3]瑛楠.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课程教改探讨[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11):176-177.
生活经济学论文范文4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基本上是与二十世纪同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紧密相连；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没有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结束后的新时期。每次高潮的出现，都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分不开。本文打算就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研究的时段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些论述延伸到抗战时期。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理论，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分析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问题的分析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的矛盾，政治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现代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内容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方法”）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分析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傅衣凌自传》、《傅筑夫自传》，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生活经济学论文范文5
内容摘要：如果从后现代重视个体、强调差异、主张主体间性来分析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经济哲学，那么其当下的状态可以看成是由经邦济世回溯为个体的安身立命，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持守的微型叙事，由经济与政治联姻演变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对经济哲学的后现代视角探讨，有利于避免利益面前的利令智昏和道德沦丧，在理性与情感的搏击中获得人性在利己与利他中的正确地位，从而拓宽经济哲学的研究视域。无论从部门哲学还是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讲，经济哲学所涉列的内容争论并不大，其重要的是重视经济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的内涵由单纯的经济增长、效率提高转变为经济生活中人的生活质量的考量，由机械化、工业化的指标转变为人在其中的身体感受和价值追求的衡量，这既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对哲学的回归，也可以看作是经济学批判视野的再现。本文从经帮济世—内在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与其说现代经济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对经济的实际效用进行分析和总结，毋宁说后现代经济哲学将经济对人生的关照作为其关注的对象，将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经济哲学这一关照对象的生活转向凸显了经济学的人文气息，更彰显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在走过了数字化、精确化、逻辑化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了经济学的内生化，即回到对人本身关照的前经济学时期，经济成为生活的内容而不是专门的工作。
经邦济世—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
我国古代将经济思想蕴含在经邦济世的理念之中，从人性的善恶分析中解读经济发展的动机及目标。古代最早用“经济”之词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礼乐篇》“经济之道”，意为“经国济世”、“经邦济民”，主要是指治理国家、拯救贫民。管子隐藏于人性之恶引起的功利主义是趋利避害，把经济利益的现实追求作为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只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既然社会的安定、道德的进步都是以物质的丰富为前提的，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从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财富是施仁政的结果，并非政治行为的目标，追求重义轻利，经济与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论证，另一方面经济是哲学理想的实现途径。
西方哲学在古代是包罗万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学之中，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与经济学没有分开，西方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本义为家庭管理术，他认为唯一有用之物即财富，人人都应将获得更多财富为目标，于是将组织和管理奴隶生产财富过程称之为经济。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中的辩证逻辑运用到现实的经济分析中，赋予经济以谋生手段的含义，他提倡公平、调和及中庸，经济既包括协调夫与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包括致富之术，并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他用挥霍、慷慨、吝啬分析人对待财物的态度，体现了伦理学中“执两用中”的思想，“在财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间性是慷慨，过度了就成为挥霍，不及了变成吝啬”。“慷慨是在财物方面的中庸之道”。
“一个人能对财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财物方面的德性，这样的人也就是个慷慨的人”。用有德性来衡量经济与用财富来衡量德性是亚里士多德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诡辩学派和伊壁鸠鲁派等都从伦理观点出发观察经济现象，其经济观点又从属于各学派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为政治主张佐证。
总之，在古代没有刻意而为之的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只有蕴含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此时的经济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经济哲学的视域。
我国近代“经济”更是体现了谋生、生计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汉语中原有词汇，取“经世济民”之意，将西文economy翻译作“经济”，当时我国严复等人则译为“生计”，后由孙中山等人采纳日文译法并介绍到国内。总之，经济更多是蕴含在人生哲学中的安邦定国理想的实现路径。
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在经济学独立于哲学之前，也就是在国民经济学主导人们经济思想之前，经济学试图独立的路径其实是以哲学为其方法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展开之途，更是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务实的晚期斯多亚学派重视个体感受和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影响了古希腊晚期的政治哲学思想，更波及到了经济领域，出现了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相对应的则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野，也成为重农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经院哲学在论述拯救个人灵魂的同时，经济社会也是以个人兴趣和行为作为出发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的功利主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强调个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将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正当化，在伦理上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上升为最高的善，而在经济理论中成为方法论原则。随着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也从被动的自然主义进入理性抉择，从天然为自己转变为理性为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有了理性的把握；当然这是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重回理性的目标相一致的，虽然经济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还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已经看到了经济学思想中的哲学方法论痕迹。
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
从亚当•斯密、马歇尔到凯恩斯的理论革命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实际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其思路是把社会本质问题、基本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和具体方法问题，哲学的思辨在经济学说中逐渐淡化，尽管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论具备了可操作的优点，但同时他们撇开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使经济学和哲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化。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在追逐利益时都会试图达到最大化，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看似冲突中其实可以达到对社会利益的最大贡献，由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构建的社会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为信号、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秩序。所谓“斯密问题”在这里就会凸显出来：经济秩序中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义的矛盾。虽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着每个利己和利他者，每个利己主义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共同利益，达到共富，也就是试图从市场机制上保证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实现一致。
无论是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大卫李嘉图理论，还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试图要实现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人性的复归与内心的宁静。现代经济哲学体系要求，从总体上阐明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关系之间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响，考察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考察人类经济生活及其决定力量。可是适得其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确化，却更加远离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乐与幸福在经济逐步繁荣中却逐渐减少；此时，人类不得不反思在市场及规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经济学在实现独立的同时逐渐远离哲学，只有利益的争夺，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学观融入经济思想中从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已经孕育着它一定会走向其极端，理性逐渐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体化带来的是人性压制，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日臻完善，尤其在与现实生活的反复较量中出现了波及范围更广的危机，同黑格尔哲学一样当它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同时而走向了终结。
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跟随资本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理论企图映射出了其远离人性的社会本质，追名逐利跃升为社会的主题，人退居在经济机器之外变为欲望生产的守夜人，道德的宁静与得失的平衡反倒成为现代人的现实志愿，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虚拟形式下的后现代经济的排挤下，安身立命与个体操持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财富与贫穷中两极动荡的艰难抉择。
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中叶，把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界定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价值取向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已经明显由对自然的疯狂征服与掘取趋向于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寻求人的幸福与享受；由原来简单的经济增长的线性取向转向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更加渗透了人对自身关怀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为眼前利益所动、考虑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由理性追求达到的财富极致与道德需求的矛盾，呼吁非理性因素进入经济发展的领地，将后现代哲学和谐、差异、共在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同时成为时代的主题。
第一，经济哲学由精英的经邦济世回溯为平民的安身立命。经济的地位从决定国家命脉过渡到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从而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和群众基础。由经邦济世下降为安身立命其实是人性惰怠的表现，也是对人类有限性的确认，更是生活意义追问的直接表达，虽有道德安抚的功用但沦落为平庸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经济哲学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操持的微型叙事。在计划经济全面溃散、市场经济兴起后，宏大的政治与经济理想逐渐隐退到社会的低层，经济的无所不能独占鳌头，个体独立成为经济哲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个体成为莱布尼茨眼中“没有可供出入的窗户”之封闭单子，个体操持成为社会叙事的主流话语，人在自由中徜徉的同时感受到了孤独，经济受益的喜悦被内心的彷徨所驱赶，人游离在经济之外成为“经济人”的镐头和无机界的有机体。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于俊文主编.西方经济思想辞典[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3.吴德勤.经济哲学－历史与现实[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4.赵崇龄.外国经济思想通史[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生活经济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人地关系；空间问题；区位
区域对于一门课程来说基本概念是基础，是其他理论、方法论展开的重要根基。本文围绕地理学课程中的三大概念，即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及区域概念进行辨析，旨在明晰概念内涵。
1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这一定义明确了当今国内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两大模块，与过去的相关教材相比具有鲜明地理学特色并体现地理学科研究优势。教材中明显将经济活动空间问题研究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重为经济地理学两大研究对象。作者认为经济地理学擅长研究的领域自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地关系）。由于地理学向来擅长研究的领域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因此对于后者大家普遍认可并容易接受。其原因为地理学的根基是区域性与综合性，对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来说，综合性不必费笔墨，人地关系系统包括诸多要素的综合，自然体现地理学的综合性。地理学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区域差异性主要由地球的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及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历史所决定。其中，地球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这一基础物理条件使得地球表面的热量分布产生区域差异，即维度地带性规律。热量分布差异带来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气候、植被、土壤）的空间差异，而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是地理学区域性特点的根基。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带来当今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海陆分异状态，而上述差异又进一步影响水热分布状态，进而影响“区域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础是“地”，即人地关系协调的关键是地理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讲，人文地理学科的基础亦是自然地理学科，这是由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所决定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研究这一领域若将其独立与人地关系之外进行研究，就不是地理学所擅长的，而传统经济学比较擅长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其原因有：（1）经典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均为经济学家或受到经济学思维的地理学家所创。（2）上述有关区位经典理论虽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但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成本或空间支出问题，而成本与收益问题显然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3）目前区域经济学诸多著作中介绍经典区位理论的情形常见，由此看来区位论对经济学和地理学都非常重要，两种学科均将其视为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或基础理论之一。若地理学将经济的空间问题与本学科擅长的基础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相融合可能有助于本学科更好地发展。本文认为，经济地理学应将研究对象中的人地关系概念进一步强化，而空间问题的研究需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前提即在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或区位）问题研究中，首先以人地关系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研究为基础，便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在空间问题研究上的特色与优势。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此处简单举一例：如以某区域城镇体系空间优化为例，从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城镇体系的空间规划，无一例外都是按照严格的假设条件，遵循中心地体系（或其他经济学理论模式）即可。因为在仅考虑少数经济学因素（成本—效益等）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因素（综合性和区域性）的作用或影响不能够充分体现，而现实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首先考虑地理环境，考虑人地关系的协调性。原因是，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基础，而成本—效益等诸多经济因素是人类在保证生存基础之后的发展方面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地理学教材中应将学科研究对象描述为人地关系（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及人地关系协调基础上的区位、空间组织等问题更为合理。
2关于经济活动区位概念的探讨
地理学众多教材将经济活动区位定义为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这一定义范围较广，年轻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内涵。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有两大核心内涵，一是相对位置的内涵，即“此经济活动”与“彼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对位置决定“此经济活动”的区位的“好坏”或“优劣”，而教材所定义的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一词，不能很好地体现经济活动本身的相对位置的内涵。二是须从某一视角去看待区位这一概念。例如在比较两种地理事物的区位中“谁优谁劣”，须从同一视角进行比较才具有可比性。如，北京和二连浩特的区位“谁更优”的问题，中国和蒙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一视角看问题，那必然是后者的区位优势显著。但从国家层面去比较区位优势，显然前者具有绝对优势。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与什么比较起来，哪一个更具区位优势”等表述，这样的表述显然忽略了两种事物的比较必须在某一个统一视角下进行才有意义这一基本常识。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更为容易掌握的概念表述应为，“某统一视角下，经济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
3关于区域概念的探讨
区域概念在诸多领域中无统一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政治学认为行政界线既是区域边界；区域经济学认为统一经济特征的区域即为其边界；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本文主要探讨地理学对于区域的理解或者表述。地理学对于区域的上述定义与区位定义同样，其内涵较为宽泛，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的本科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定义表述中的“一定范围”一词，其所指范围宽泛，如，“一定范围”从小到社区，大到全球的理解均可，因此不易在学生头脑中植入清晰的空间概念，易出现歧义。由于地理学的两大根基之一的“区域性”是在自然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自然地理属性。即使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也应强调区域的自然地理属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将区域定义为，某一标准下，具有内部一致性，外部差异性的地理单元。其中，“某一标准”一词是为区分不同学科（或不同研究视角）对区域的不同认识（或表述）。例如，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区仅仅是从文化这一视角划分区域的，而经济区仅仅是根据经济类指标对区域进行划分的。因此“区域”在一定标准下才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在一定标准下区域内部必然具有一致性，对外必然产生差异性。
4结论与讨论
本文所探讨的三大基础概念是地理学课程体系中常见和重要的概念，对于本科生学习掌握本学科相关理论和相关方法论十分重要。作者以目前国内流行的几本教材为参考，结合自身教学和科研体会，对人地关系和经济空间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概念融合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对人文地理学两大基础概念，即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和区域概念进行深入辨析，旨在明晰三大概念的实际内涵。上述三大基本概念仅仅是作者本人结合十余年的教学及科研所总结出的一些心得体会，有待同行深入交流探讨。
参考文献
[1]李小建.经济地理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崔功豪.区域分析与规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陈才.区域经济地理学(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