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范文1
一、指导思想——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
1999年经济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在进行全年经济工作安排时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并且公开宣布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
既使在年中，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度出现严重下滑势头的时候，政府也没有重新采取“压指标"、“上速度"的传统办法，而是积极寻找对策，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或曰“宏观调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和层次。
二、战略重点——立足于国内市场
1998年末，我们提出199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立足于国内市场。后来政府将“立足于国内"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政策取向，而且作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来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仅仅依赖出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恐怕难以长期为继。在这样一种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今后不论国际市场形势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国内市场。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我们早已将立足点放在了启动国内市场的话，那么1999年上半年出口急剧滑坡的势头就足以导致各级决策者的信心崩溃和手忙脚乱。
此外，既使在1999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市场形势有所好转、提高出口退税政策逐步见效，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快速反弹以后，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的努力。
三、国企改革——确立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
国企改革是个老话题，也是自改革伊始就遇到的难题。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再错过国企改革的最佳时机。如今，经济处于持续下滑阶段，此时推进国企改革，势必会加大安排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难度，增大改革的阻力。
然而，目前也决不是推进国企改革的最差时机。与泰国、韩国等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推进国企改革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政策空间，政府还有能力为安排下岗职工做些什么。如果等到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再来进行改革，那就一切都晚了，在安排就业方面政府也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改革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1999年9月，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到2010年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和相关政策。
四、修改宪法——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发展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不应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评述。但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许多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因此，像国有企业如何进行改革、民营经济是否应当发展这样一些原本很微观的问题，就带有很强的全局性和宏观性，不得不暂时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进行全面考察。
五、科教兴国——把发展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1999年里，最鼓舞人心的大事之一是举国上下热情关注教育事业。教育不仅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也成了消费者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者新的投资热点，更成为1999年政府工作的重点。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教育政策也不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但是至少在1999年里，发展教育的的确确已经成为政府引导投资、扩大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一项重大举措，并构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态势
1999年在上年增发国债1000亿元（其中有大约一半转至1999年使用）的基础上，政府继续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
应当看到，增加财政投入对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其他政策的密切配合，缺乏民间资本的积极响应，其政策效果已经呈现衰减迹象。尤其是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实行了一些增税措施，使得财税政策的扩张效应与紧缩效果相互抵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被严重削弱。
七、货币政策——信号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年初，关于1999年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初提出的口号是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此前的“适当从紧"相比而言，这显然带有放松银根的意味。然而不久，有关部门很快将“适当"一词修正为“稳健"，正式提出了1999年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信号功能。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信号不清，多少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再加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着严重障碍，国有商业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早已不复存在，因此，纵然是中央银行口口声声要增加货币信贷投放，但货币和信贷却总也投放不出去。据人行公布的数据，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
看来，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体制上，既使是前面提到的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其根本原因也还在于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八、收入政策——初次运用于启动经济
1999年，政府除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资以外，还动用了收入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1999年里，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适当增加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预计全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5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3％。
在经济低谷时期提高职工工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尝试用增加收入政策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九、消费政策——变限制消费为鼓励消费
1999年，消费政策备受政府重视。由于生产过剩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也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控制通货紧缩。1999年，银行降息是为了促进消费，征收利息税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发放消费信贷还是为了促进消费。
在方方面面各种政策“连轰带赶"的作用下，1999年9、10月份起，居民消费似乎有了一些起色，但是物价仍呈下降趋势，预计全年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9％，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3％，已连续2年多呈负增长态势。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2
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几乎可以肯定是过多的资金所导致的。宏观经济的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本身导致了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从而使得中国的货币更有价值，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汇率水平被低估。在这个过程中，贸易顺差的积累不可避免，再加上政府控制汇率升值的速度，必然导致国内经济体内的流动性过剩。
在一个国家真实收入增长的过程中，“超级”商品的价格上涨速度将快于普通商品（“超级”商品是指在该经济发展阶段相对需求较大的商品），而显然房地产是中国当前阶段较为典型的“超级”商品，在真实需求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过度的流动性使得房地产和服务等非贸易品价格上升更加难以抑制。
如果名义汇率价格得不到合理的调节，宏观经济体将通过推高非贸易品价格来实现真实汇率水平的调整。这种现象在1997年以前亚洲金融危机中有过充分的体现，虽然当时泰国等国家的名义汇率水平没有出现大幅的升值，但其房地产和服务价格却大幅上扬，使得其真实汇率水平大幅上升，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短期通胀的上升更可能是由于资源价格市场化所导致的成本推动型上升，它并不具备持续性；资产价格的上升反映到CPI水平上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可能会很不显著。然而实际上，政府所面临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困难，因为通货膨胀水平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预期，而失控的通胀水平会威胁到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并最终危害社会的安定，因此即使是短期CPI的上升也会使决策机构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3
一、我国经济危机出现的变化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直接受到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失业率增加以及GDP增长率变化。自2014年李克强总理实施的去刺激化，随着整个国家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从整体开始步入调整阶段，调整的直接结果就是GDP增速不再以两位数的速度高速增长，未来可能稳定在6%或者7%左右。
首先是失业率增加，在金融风暴爆发后，沿海城市很多工厂订单减少，被迫停产，有的甚至不堪重负直接倒闭，这些企业的停产和倒闭直接影响着用工数量，导致大量人员失业。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很明显的一点就是火车站出现了大量打工返乡的人。返乡民工会带来大量的社会就业问题。
其次，是我国GDP增长变化比较大，由于我国以出口为主，经济危机以后，出口量显著减少，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变慢，导致我国GDP开始下降。GDP增速下降对中国而言并非是不能承受之轻，有质量的GDP才是我们追求的关键。但是有质量的GDP必须建立的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的基础之上，若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型，短期内的去刺激只能是一场硬着陆。
二、我国经济危机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面对如此经济形势，我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政策来稳定经济，保证经济在经济危机中依然能够在稳定中有所增长，并且保证产业结构不至于被破坏，在这些稳定经济的政策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政府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对失灵的市场经济进行总量的控制。我国为缓解经济危机带给我国的经济压力，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控：
1、 积极的财务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了我国出口受阻，已经不能完全依靠出口带动经济的发展了，所以我国在认清国际经济形势后，在宏观政策上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也就是扩大内需，靠国内需要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一经济政策就要就是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用于民生建设，主要用于公共建设、医疗、文化、路桥、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这项经济政策主要表现就是我国投入四万亿人民币来增大内需，稳定我国经济。主要用于农村民生工程、路桥工程、电网工程、生态环保、灾后重建、自主创新项目、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投入金额分别是2800亿元、3700亿元、1万亿元、0.8万亿元、3500亿元、1万亿元、1600亿元、230亿元、170亿元。
除此之外，我国还在一定的基础上减轻税负，鼓励企业创新，给企业增加效益。除了给企业增加效益之外，还给农民带来了效益，刺激了消费，其中最典型、效果最好的一项政策就是家电下乡，家电下乡是指农民在买一些特定的家电时，给予一定的补助，这样不仅扩大了销量，给企业带来了利润，还给农民带来了实惠，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一件一举两得的经济调控政策。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到下，整个国家经济得到企稳回升。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也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之下，无论是短期的基础建设和长期的民生工程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经济危机带来的另一大影响就是我国失业率增加，我国为解决这一问题，积极扩大就业，帮助失业人员就业。其中最明显有效的方法就是鼓励自主创业，使得很多人都当上了老板，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人包括新毕业大学生、农民工、技术工等多种层次的人群。为了鼓励其自主创业，国家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并且出台政策保证其创业，其中包括减税、贷款、就业培训等多方面的政策优惠。为创业者带来了方便，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2、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我国在经济危机下的主要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从依靠出口变为扩大内需，而要保证能够拉动内需，就得相应的增加我国国内居民的收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这样在居民生活有所保证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消费，刺激消费。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主要从两点入手，第一是扩大医保范围，解决人们看病难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影响我国居民的大问题。第二就是提高保障，包括退休养老金保障、城乡低保、各种保险等保障。这些保障的宗旨就是保障人们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还能够保障基本生活，并且有一定的收入来消费，这样从总体上就可以扩大内需。
3、 支持教育科技事业。我国之所以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比较大，很大原因是我国依靠出口来提高经济，而在这些出口产品中大部分都是低端、技术含量低的加工产品，核心力量比较少，这种类型的企业最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所以在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就有一项是支持教育科技事业，目的就是由低端制造转为高端发明。所以我国大力保障教育事业，增加教育科技投入。
在这项政策的调控下，我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突破了很多技术大关。取得了核心电子器件、高档数控机床等16个重大专项的突破，提高了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以及推动了很多产业的发展。
三、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得的效果
1、扩大了内需。在以上几项政策的宏观调控下，我国的内需明显得到了提高，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列举如下：
首先是国家对于民生工程的投入，加大公共建设、路桥建设等的建设力度，加大了所需材料的消耗，给钢铁、水泥、建筑器材等商家带来了商机，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是对家电厂家的促进，家电下乡项目带动了中国数以万计的农民开始购买家电用品，拉动了家电市场的内需，促进了跟家电有关的企业的发展。
再次，政府出台购房优惠政策，带动了房地产的发展，拉动了跟房地产有关的一系列产业链的发展。房地产产业目前虽然在三四线城市出现了市场的逆转，但是不能否认的是2008年起新启动的一轮房地产市场在此后的七八年间对相关行业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
综上，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扩大内需，带动了我国国内经济的发展。
2、 自助创新能力加强，企业转型加快。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带来的另一大好处就是培养了人才，增强了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加快了我国企业的转型。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国大部分靠加工产业来维持，竞争力小。在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以后，经过我国技术人员的科技创新，突破了一些技术难关，改进了工艺，降低了成本，使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带动了企业的转型。在这一时期有很多企业抓住机会来发展，代表性的企业就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4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既影响当前也影响2012年的经济发展。
第一，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恶化，经营困难明显加大。进入2011年以来，在货币连续紧缩情况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资金链条开始断裂，加之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提高，造成企业利润增长持续回落，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甚至有些企业还被迫关闭停产口当前，企业发展环境恶化主要是由宏观政策环境造成的。2008年以来，我国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实行了扩张型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投放货币，大幅度增加贷款，当时大量贷款都贷给了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相对较少。而2010年2月--后，为了防治通胀，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紧缩措施，这些措施在信贷收缩方面形成了对大小、国有与民营73切的效应。这种“放”对国企、大企业有利、“收”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不利，正是当前企业发展环境变化的真实反映。
第二，地方债务和资金体外套利，导致金融风险在上升。根据审计署摸底，到2010年底全国地方债务高达10.7万亿元，其中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占46.38％。对这些债务的偿还，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寄希望于非预算收入，特别是由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带来的收入。但是，当前以及今后土地流拍、房地产“双降”必然使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减少，偿还债务能力降低，由此将使地方债务矛盾暴露，风险增加。另一方面，2011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存款增长速度明显减缓，甚至四大银行还出现负增长。在货币紧缩背景下出现如此现象，表明大量资金脱离金融监管进行体制外套利活动。一些银行资金通过理财、信托投资等形式流向民间，一些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上市公司从国有银行获得资金后大量贷给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开展套利，一些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和民间金融也利用货币紧缩环境大肆筹资并高息放贷。这些脱离正规渠道监管的金融活动蕴藏着很大的风险。
第三，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不可控因素较多。尽管从2011年7月CPI冲顶后连续回落，但刺激价格上涨的不可控因素仍然较多。首先，2008年以来货币超经济发行形成的流动性过剩，给经济增长排放了过多的潜在刺激因素，短期内要消除这些因素还有很多困难。2002年以来，我国M2/GDP比例关系_直很高，而且还迅速上升，在2002-2008年间，二者比例保持在150％-160％，从2009年到2011年，该比例由179％上升到192％，而目前日本的M2/GDP比例关系是163％，欧元区为111％，美国为68％。显然，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压力还比较大。其次，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依然存在。美联储在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又宣布延长4000亿美元的国债期限；同时，欧洲领导人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规模扩大到1万亿欧元。美国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EFSF扩容，都会使金融市场形成大量流动性，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提高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抬高国内物价，加剧通货膨胀。再次，劳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和基础商品价格上调，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将继续存在。2010年我国有31个省市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又有21个省市区再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2月1日政府又宣布电价平均上调3分钱，同时水油气价格上涨的冲动依然不减。这些都会给物价上涨形成压力。
第四，以征地、拆迁、污染、食品安全、维权事件为代表的社会矛盾增加，影响经济发展。近两年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社会矛盾事件有上升的趋势。2011年上半年，全国公开披露的有关征地、拆迁引起的死亡事件就有11起，大连福佳大化污染要求搬迁事件上万人上街，内蒙锡林郭勒盟因煤矿开采运输扰民事件，百事中国成渝等五地罢工事件等，充分反映了在经济结构加快转型中社会矛盾又加剧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都构成严重威胁。
几点思考和建议
目前，当经济增长幅度从高位连续六个季度持续下降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又面临挑战和选择，是继续坚持既有的宏观政策组合，还是实行新一轮的调控转型，对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是考验。
一、要认真总结政府干预经济周期运行的经验教训，实行更加科学的宏观调控。比较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曲线变化，我们发现2007年以来是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最大的时期之_，在16个季度里我国经济增长率先是下降后是上升尔后又下降。为什么在短短4年时间里经济增长如此波动，重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周期作用，一个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但是宏观经济调控在短期内实行强度紧缩和强度刺激政策也起了_一定作用。应该充分肯定的是，2007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但我们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的技巧、节奏、力度把握上还需要改进和完善。今后在宏观调控政策运用上，要科学把握节奏，合理掌控力度，慎重运用组合政策。
二、宏观调控政策应该转向，由实际上的从紧货币政策调整为中性货币政策。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走势看，我以为应该改变目前的宏观政策组合，在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的同时，实行中性货币政策。2010年2月以来，我们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同时商业银行保证金存款准备金又决定上缴央行，2011年10月份M2增长已降到12.9％，M1增长更是降到了8.40，已经形成了从紧的货币供给环境。在经济增长幅度已经连续几个季度下降的条件下，出台的紧缩措施已对经济面形成了较强的约束。因此，为了矫正从紧的货币政策，保证经济健康增长，适度放松货币供给是必要的。同时，全球经济下滑风险加大，国内通胀与房价下行，制造业PMI进入收缩区，也给宏观政策转型创造了条件。考虑到2012年外汇占款增速减缓因素，建议货币供给增长速度M2可从目前的12.9％逐渐调到14％左右，可从8.4也分步提高到12％左右，贷款投放也要相应增加。在2011年12月底下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后，2012年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国际环境变化，相机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5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 crisis(金融危机)、fuel 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 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 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 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 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 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 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 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 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 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6
关于2011年通货膨胀的判断
对2011年通货膨胀形势，主要研究机构和专家普遍认为，2011年通货膨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一是对2011年居民消费指数（CPI）的预测值。主要研究机构在2010年11月份之前预测值都在4%以下，但自12月初纷纷大幅上调了原有预测值，目前对CPI的预测已经均在4%以上，最高预测达到5.5%。主要有：王志浩（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预计CPI为5.5%；陆挺（美银美林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预计为4.5%；中金公司和高盛的预测均为4.3%；中国人民银行通货膨胀监测分析小组、曹远征（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预测均为4.2%。
二是关于2011年CPI走势。主流观点均认为CPI呈前高后低的走势，月度涨幅的高点出现在上半年。主要原因是：本轮通胀率加速上升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的，这决定了2011年上半年翘尾因素比较大。
三是对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许多专家认为，除农产品价格上涨等推升2010年CPI的因素将持续存在外，2011年需要更加关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对于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的分析主要有：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估计，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形成的坏账损失大约是资产泡沫高峰时价值的10%，美国资产泡沫只要破掉5%就是大约30万亿美元，如果美联储不得不购买这些不良资产，前两轮的货币增发量仍远远不够，预计可能仍会实施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刘明康（中国银监会主席）认为，目前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金融市场上约有50万亿美元的资本市场投资资金，它们配置在新兴市场的资产比例约为3%～7%，未来该比例上升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4850亿美元的新增资金流入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严峻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哈继铭（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估计，2011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攀升，油价将涨至105美元/桶，铜价涨至11000美元/吨，黄金涨至1700美元/盎司。对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分析；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认为，中国经济到了一般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开始变得相对稀缺，食品价格上涨会推升工资水平；鲁政委（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趋势正在形成。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专家的看法，认为2011年CPI仍然主要由食品价格决定，而食品价格上涨的动力已经从“市场投机”因素开始向“生产成本”等中长期因素扩散，预示着通货膨胀压力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根据我国物价上涨历史规律计算，2011年CPI上涨的均值约在4%～4.2%之间，但考虑到在较强通胀预期和通胀压力的大环境下，天气、疫病、减产等不确定因素都会触发食品价格上涨，可以判断CPI高点将出现在一季度，主要理由是：第一，从CPI翘尾因素看，在2011年一季度为最高，将达到3.8%，全年为3.0%（2007年和2009年12月份的CPI环比涨幅均为1%，2008年受危机影响为-0.2%，所以0.5%的估计是相对保守的。）；第二，从新涨价因素看，再考虑到从二季度开始，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大量上市，农副产品价格将季节性回落。
关于2011年世界经济的走势
主要研究机构和专家的观点基本一致，均认为2011年世界经济总体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2010年12月份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不确定因素源于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脆弱的金融系统、债务压力，以及主要国际货币兑换汇率的大幅波动，预测2011年经济增长更加缓慢，世界生产总值增长从2010年的3.6%下滑到2011年的3.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也认为，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影响纷纷削减预算，全球经济增长步伐将大幅放缓。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0年12月的《世界经济黄皮书》认为，全球总需求低迷、金融部门仍然脆弱、公共债务问题、美欧宏观政策空间缩小等因素将导致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并不乐观，全年增长率约3%，比2010年下降0.2个百分点。
关于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公共债务、房地产部门等当前突出的问题，部分机构做出了具体的判断，主要有：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2010年12份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虽然美国GDP总值可望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就业全面恢复至少需要四年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11年美国失业率平均值仍将高达9.6%，而且全球房地产市场前景黯淡，低迷状态可能持续八年时间；中国社科院在2010年12月的《世界经济黄皮书》预计，到2015年美国赤字占GDP的比重要达到110%，意大利将达到125%，日本达到249%，其中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仍然很突出，继希腊、爱尔兰之后，西班牙的债务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而且西班牙经济总量更大，一旦发生债务危机，对欧元区和世界经济的冲击也更加突出。
主要研究机构也认为，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仍然比较突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主要理由是：新兴经济体受危机冲击较小，家庭、企业、银行、政府等各部门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加上经济刺激政策促进内需增长，有效减缓了外部冲击，复苏力度远比发达国家强劲，两者之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在2011年仍然非常突出。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并认为制约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还有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发达经济体刺激政策效应受到限制。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各部门正在修复资产负债表，比如家庭和企业要提高储蓄水平，银行要降低不良资产率，所以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为银行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但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和需求依然比较低迷。二是各国间货币政策的不协调加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泡沫。当前世界各国之间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仍将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持续加息，引发投机者借入低成本的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再投资到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泡沫，对全球汇率、大宗商品价格、新兴经济体宏观政策也都带来负面影响。三是新兴市场仍未能彻底与发达经济体脱钩。世界银行专家对过去30年世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了分析，把不同经济体的增长分为“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周期性增长”两部分，发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新兴市场的“长期增长趋势”已经基本与发达国家脱钩，前者明显高于后者3～4个百分点，但“周期性增长”之间的相关程度更加增强。因此，如果主要发达国家在2011年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也有所下降。
关于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
对于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当前存在较大分歧。有的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有的则认为中国经济将明显放缓。
持前一种态度的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认为，2011年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因素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保持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仍将保持高位平稳较快增长态势，GDP增长率预计可以达到10%左右。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认为经济上行压力仍大于下行压力，2011年经济增速至少在9%以上，主要理由是：中低端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依然存在，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会持续增加；中国内需空间较大，居民家庭的杠杆率仍较低，政府保障房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快于2010年。
持后一种态度的观点有：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2010年12月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显现，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复苏乏力的影响，可能减缓中国的增长速度，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预期为8.9%；世界银行在2010年11月对我国2011年经济增长预测为8.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鉴于采取对信贷增长更为严格的限制、为房地产市场降温和限制银行对房地产业贷款风险敞口等措施，以及中国政府计划在2011年实施退出策略，2011年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但增幅有所放缓，预计全年增速为9.6%。
笔者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主要理由是：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世界经济环境低迷和国内政策环境趋向紧缩的双重压力，但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新的投资项目较多，决定了经济增速不会太低。具体来看:一是出口增速将明显下降。2010年我国出口增速超预期，一个主要原因在于2009年出口为负增长，基数太低，但如果与危机前出口规模相比，2010年出口增速只有8%左右。2011年，出口虽然在持续复苏，但增速不会太高，预计全年出口增15%左右。二是消费增速保持平稳。虽然以房地产、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放缓，但基础设施完善对中低端耐用消费品的促进作用将逐步显现，预计2011年全年消费增15%左右（从历史数据看，基础设施改善有利于推动耐用品消费，如道路、电力设施、电视信号等设施与汽车、家电消费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三是投资增速将略有回落。上一轮基建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加上货币信贷政策收紧、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效应显现，都构成了投资增速的下滑压力，但考虑到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有很多新项目上马，保障房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同时，根据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山东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分析，2011年政府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决心很大，预计2011年投资增速会比2010年略有回落，全年将保持在20%左右。
关于对2011年我国宏观政策的建议
大部分经济学家普遍赞同2011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但在具体工具选择和幅度上存在分歧。马骏（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认为，2011年合适的货币增长应该是15%，贷款增长应该是14%，即6.5万亿元；王志浩（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预计2011年还将4次加息，每次25个基点，银行信贷规模约在6万亿元～7万亿元，信贷增速从2010年的18%降至12%～14%；高善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到2011年年中会有两到三次加息的空间，不排除会出现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和汇率“三率齐动”的情形；鲁政委（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认为，2011年第一季度需要以平均每月1次的频率来上调准备金率；哈继铭（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建议更多发挥汇率工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