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监管论文范文1
摘要：本文以我国发行监管施行核准制为制度背景，从发行监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者保护的理论角度出发，对珈伟股份IPO后不久便业绩突然“变脸”的现象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珈伟股份事实上不符合上市条件，IPO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欺诈行为，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甚至是监管机构的工作也存在着一定的疏漏。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建议监管当局应进一步改革股票发行监管制度，推进其市场化进程，同时也应加大对信息披露的监管，严惩违规上市公司，致力于建立一种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机制。
关键词：发行监管 核准制 注册制 保荐制度
2012年5月11日，标榜应“全球太阳能光伏照明行业开拓者”的珈伟股份在创业板上市，上市首日，股价一度大涨23%。然而，该公司于7月14日披露的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上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0万至340万元，同期下降94.12%至95.85%，使得其股价下跌约30%，参与此股的投资者深深被套。珈伟股份的业绩会突然“变脸”引来了投资者的深思，例如该现象是否真的由于其所宣称的由于美国爆发飓风灾害引起的；是否由于现有发行监管制度作用有限使得该类质量低下的公司得以上市等。本文对此进行分析。
一、发行监管的相关理论及文献
有关学者将国外关于证券市场监管的理论分为四种，分别为公共利益理论、政治理论、权衡理论和法律理论。
（一）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
该理论认为由于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为零、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现象，私人投资者没有能力对实力雄厚的公司进行监管，因此只有通过政府对公司的监管，才能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进而维护整个市场体系的稳定。
（二）政治理论（Olsin，1965；Becker，1983；Tullock，1967）
该理论认为，一方面，政府的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即监管俘获理论；另一方面，政府对公司的过度管制行为会进一步增加市场中的寻租机会，破坏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对于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综上所述，政治理论认为，应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发展的抑制。
（三）权衡理论（Shieifer和Vishny，1997；Hay和Shieifer，1998）
该理论认为监管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应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以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权衡理论试图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一方面避免政府在监管中的“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而保持其“援助之手”（Helping Hand）；另一方面发挥市场的监督机制，避免政府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对资本市场造成侵害。
（四）法律理论（LLSV，1997；Beck和Levine，2003）
该理论认为，在监管中的监管效率关键在于实现对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有效法律保护。法律理论的主要观点，一是在法律条文上对投资者权利进行详细的规定和保护；二是通过改善法律的执行质量，提高执法效率，使投资者权力能够得到实际有效的执行。
（五）经济合同理论
该理论也是众多监管理论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面。监管可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一系列的隐形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所应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釆取的措施。设计巧妙合理的合同可以避免或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有可能增加金融活动中的系统性风险。
通过以上理论及文献可以发现，一国的证券监管制度无非是在政府监管、市场监管与司法监管之间进行监管权力配置。那么，我国的发行监管制度是否是政府监管、市场监管与司法监管之间的最优配置？我国的发行监管制度又存在哪些问题？本文以珈伟股份为例，通过综合分析珈伟股份的财务报告、招股说明书和发行公告提供的信息，探寻珈伟股份欺诈上市和我国监管制度存在缺陷的线索，并据此提出符合国情、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
二、理论分析
根据我国的现状，我国的发行监管模式并未实现在政府行政监管、市场监管和司法监管之间进行权力配置选择所得到的最优监管方式。政府的市场管理部门和经济决策机构自证券市场建立伊始就对其进行直接干预和管理，原因一方面来自于我国金融发展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监管方式均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办法，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管理办法；二是司法制度较弱，法律制度不仅不能对违规事件起到警告威慑作用，司法机制无法作用于A股市场也使投资者投诉无门，而A股市场出现问题后由于“搭便车”行为导致的集体维权不利更加剧了司法机制对A股市场的治理作用收效甚微。换言之，我国的市场监管与司法监管更多的流于形式，而难以起到实质作用。
对于投资者所依赖的政府监管，也存在着缺乏质量和效率的问题。如同金融监管的政治理论分析，利益集团会通过各种手段以影响政府监管政策，即监管俘获现象。利益集团对政府监管政策的“俘获”体现在金融机构的国有背景以及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发展考虑对上市公司的干预，证监会釆取的监管策略往往会受到上述情况的干扰。
综上所述，我国监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值得投资者充分信赖，需要对证券发行监管进行深入的改革，尤其应建立健全目前所缺乏的市场监管机制。此外，由于司法机制滞后，我国既不能实现金融监管的法律理论所期望的模式，通过法律制度对A股市场中的投资者形成有效保护；又不能实现经济合同理论所要求的模式，通过制定合理经济合同以规制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行为。即在短期内通过法律制度实现对A股市场的保护缺乏现实可行性。再者，基于证券市场的特性，司法制度中“不告不理”的被动执法方式和集体诉讼中涉及到的“搭便车”行为都明确了司法机制并不适合作为证券市场中监管的主导工具。因此，就目前而言，对我国发行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在政府监管与市场监管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司法监管只有经过长期的司法改革才能得以实现。
三、案例分析
（一）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欺诈上市
珈伟股份（即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从其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和2012年度财务报表来看，该公司存在着利用盈余管理欺诈上市的迹象。
自我监管论文范文2
论文以南沙自贸区的航运业为研究范围，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研究目的，对激发市场的活力，实现行业的有序发展，稳定社会经济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论文以市场自由主义理论、政府干预理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等理论为基础，运用文献、实证等方法，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原则进行研究与论证，首先列出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现状，其次提出南沙自贸区航运业政府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原因，最后总结完善南沙自贸区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相关对策，论文的特色之处是强调充分发挥问题导向的作用，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突显对症下药的实效性，不足之处是对运用互联网协助政府监管没有展开研究，对高效便捷的互联网监管方式缺乏探讨。通过对南沙自贸区航运业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发现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适当配合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是政府监管有效的保证，并将其运用在政府监管领域，以得到切实解决监管问题的效果。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nding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ll the countries face to the new opportunity and the threat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obey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tch the chance and take the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the leading role, according to the fact and set up proper solution, make theregulation work, so that it can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all industry, and joi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world, pull the economic go ahead, against the economicimpact of globalization, the freedom of global economy is increasing the trading between every country, the competition of shipping industry which is closely with the trade is more and more sharp, so, the market operation in order and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health which are become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shipping industry,its important to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fair competition and keep the economic developing, its also show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e range of the paper is in the shipping industry of NanSha free trade zone, the purpose is how to play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better in the market economy, it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stimulate the market activities and to achiev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and to keep the social economy steadily. The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theory of market liberalism,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circulation accumulation, in research processing, via the literature and fact, the paper is obey the logical step of raise question, analyze question and solve problem, at first display the condi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shipping industry of NanSha free trade zone, then summarizethe main problems of shipping industry of this area and analyze them, at last present the solution to optimize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the area. The feature of paper isemphasized to play the role of problem-oriented in fully, and give out the solution that aimed at the target, the actual effect that coming from appropriate remedy is stand out,the shortage of paper is without any research that is use the internet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its lacking in discuss th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method.Through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problem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shipping industry of NanSha free trade zone, and found that its an effective guarantee to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at play the decisive effect of market in fully and match with suitable macro-control means of government an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problem-oriented at the same time, apply the way in the field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and hope to get more effect.
Keyword : NanSha Free Trade Zone, Shipping Industry, Government Supervising。
绪 论
（一）研究的背景。
2013 年下半年，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主席提出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简称为一带一路）①。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旨在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场的自由竞争，加强沿线各国的融合发展，开展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共同打造开放自由、互惠共赢的合作模式，所以倡议引来世界性的关注。2015 年 4 月下旬，在广州南沙区举行了涵盖广东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挂牌仪式，而南沙自贸区在功能划分上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设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②。由于受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后续经济不断衰退，全球的制造业、航运业一蹶不振，我国的这两大产业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制造方面，为了走出困境振兴本国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年实施了一系列降低本国制造成本的减税政策，吸引本国在外投资制造业的企业回流。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人力、土地等要素的红利已逐渐消减，综合成本有所上升，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部分制造业特别是国外在华投资的制造业，为获得更大的利益，把企业迁往生产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在航运业方面，制造业的萧条引起货运量严重不足，各航运公司为了抢市场，甚至出现0 运费的揽货现象，引致恶性竞争，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接连倒闭，市场秩序混乱不堪。在贸易增长缓慢、运力过剩、竞争者林立的环境下，怎样才能获得生存？
以整合重组、共享资源的方式来增强整体竞争优势既是航运企业的必然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因此全球航运公司为了应对低靡的市场状况，开始了组团过冬的联盟策略。2016 年 4 月中远集运、达飞轮船、长荣海运和东方海外组成了海洋联盟（OCEAN Alliance）；2016 年 5 月 13 日，The Alliance 联盟成立，该联盟由以下几家班轮公司组成，分别是赫伯罗特、阳明海运、川崎汽船、日本邮船、商船三井；2017 年 4 月，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运以及现代商船共同组成2M 联盟，现代商船以舱位合作的形式加入。三大联盟的组成方式均以寻找市场上实力对等的竞争对手，并达成合作协议后整合而成，竞争优势主要在全球东西航运主干线上，因此该主干线的航运市场也形成了三大联盟对抗的竞争格局。这种强强联手的合作模式，使市场进行了有效的优胜劣汰，应该会给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重重阻碍，甚至带来毁灭性的鲸吞，但调整后的市场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竞争更加合理有序，也更有利于航运业的健康发展。
虽然金融危机对我国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也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由于我国的人口红利、土地资料、国家招商引资政策的相互配合，我国在经济危机后的几年内，跃居制造业大国。根据 2010 年制造业产出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为 19.8%，超过美国所占比例并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①。国际航运业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航运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南沙自贸区面向世界发展的形势下，南沙自贸区的航运企业怎样才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立足于市场、与国外企业抗衡，并在国际航运市场内占一席之地，这是企业的燃眉之事。如何引导企业追随自贸区发展的政策步伐，抓紧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有利形势，抢占国际贸易总量的运输市场，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任务，也是把南沙自贸区打造成为世界航运中心的必经之路，更是地方政府监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履监管职能，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对航运业实施适度管理，从而创建南沙自贸区特色航运业，促进区域经济稳步向前，这是地方政府必须解决的难题。
（二）研究的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政府市场监管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多样与久远，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与对外贸易的发展促使外国政府不断革新管理观念，顺应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进行改革、完善监管法规等方面的尝试。
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促进了他们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他们不把这目的放在心上，不必是社会之害。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他们如真想促进社会的利益，还往往不能那样有效。①。他主张由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经济发展，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理论指导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长达一百多年，直到 20 世纪初，经济危机的出现才结束了西方国家所崇尚的自由经济主义，让西方学者们重新探讨经济发展理论。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只有扩大政府机能才能调整消费倾向和投资活力并实现两间者的相互适应，从而避免现存经济发生全部毁灭的恶果②，他认为在资源配置条件下，看不见的手（市场）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而市场自身是不可能克服这一弊端的，政府干预才能让这一问题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的影响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经济滞胀的影响在 70 年代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渐激化，使人们对政府干预的管理模式产生了怀疑，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重新受到重视。美国的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提出，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的原则③。他们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以制定市场运行规则和促进市场变革为主，主要职责是发现能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或方法，强调了政府需要变革和提高运作有效性的理念。美国的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中总结出当代西方政府行政的四种治理模式，包括：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解制型政府④。这四种模式均强调政府改革要与实际情况相互协调。美国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政府监管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中指出所有运行良好的经济体都是由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协同发挥作用，健康的经济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强化监管领域、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平衡⑤。这一理论明确指出了除政府、市场外的第三方组织在市场经济中能起到监管作用，随着经济的跨国发展范围扩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 OECD）在 1995 年提出了政府管理的八项特征。
其内容是权力转移、提高灵活性；确保绩效、控制和责任制；发展竞争和选择；提供回应性服务；改善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信息管理；提高管制质量；加强中央指导而非干预的职能①。这些管理特点要求政府将权力下放给私人组织，主张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与手段，提高管理效益，以服务社会、公众为导向，提升管理人员的工作绩效，使管理更具柔性和灵活性。这种新理念为各国政府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监管模式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与指导，如美国政府的自律型监管体系随着其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完善，监管局面主要呈现大市场、小政府的特点。新加坡的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模式中，政府在市场监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治理上采用开放的市场战略，坚持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政府积极为市场服务，到位而不越位。德国采用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其特点是在经济政策和市场的调整上，政府力度比以往加大，而行业组织则对行业市场的管理更为关注，监管制度能够灵活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并体现经营主体对公平和道德的重视。国外政府经过长期的探索、试验、再调整等过程，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总结出一系列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政府监管理论，并为其他国家在监管理论的探索、研究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的政府市场监管研究起步比较晚，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实行计划经济，在当时的一段时期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弊端在后期日显突出，缺乏活力，与经济发展需求完全不适应。1979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经济发展不断加速。然而，与市场经济并存的管理问题也同时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国外在政府监管的过程中积累并总结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与理论，但由于国情的不同，相关的经验、理论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照搬套用。从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国学者关于政府市场监管的研究也在不断探索中。
顾煜在关于强化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文中指出市场监管的目的是保证市场具有良好的秩序，而市场主体是破坏秩序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须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加强监管，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①。马英娟在中国政府监管机构构建中的缺失与前瞻性思考兼议政府监管领域大部门体制的改革方向的文中指出设置监管机构需要坚持立法先行的原则，通过法律的形式以保障并增强监管执法的权威性；在构建及监管的过程中，确立依法独立监管的理念、秉持公正监管的立场，才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提高国内外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②。刘熙瑞在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的文中指出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公民的理念为指导，担负着为社会服务的责任型政府，强调服务本位、市场本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将我国各级政府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格局，是顺应国际贸易准则的要求，也是经济活动有序开展的保障③。刘现伟在加强政府监管、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文中指出要整合政府监管资源，建立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市场参与主体制造公平竞争环境，从而提高经济运营质量和效益④。李永才在对改革和完善我国市场监管体系的思考的文中指出市场监管需要引入协同治理理念，运用该理念去制定市场监管的战略目标、组织架构、监管机制与社会参与机制，以适应市场治理需要⑤。宋华琳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的文中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未来政府规制以信息服务为主，通过建立共享的信息平台，促进部门间协同监管，并综合运用命令控制型监管工具和激励性监管工具，从而提升市场监管质量⑥。谢燮在新时期航运市场监管思路的文中指出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对航运市场进行监管，对未来航运市场的监管要以通过创新模式，提高监管实效的监管方式替代以增加机构和人员进行高压无缝的监管方式⑦。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国家经济以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方式开展，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经济有了质的飞跃，成为制造业强国，航运大国。这些研究理论为经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并为以后理论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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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题的意义
（四）研究的方法
（五）创新与不足
一、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论
（一）核心概念
（二）基本理论
二、南沙自贸区的历史发展和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现状
（一）南沙自贸区的历史发展概况
（二）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现状
（三）与周边港口城市的比较
三、南沙自贸区航运业政府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主体职责不清晰
（二）监管法规不完善
（三）监管模式单一力量薄弱
（四）监管成效不明显阻碍集聚效应
（五）沟通不畅影响信息对称
（六）管理观念陈旧与需求脱节
四、南沙自贸区航运业政府监管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监管主体缺位越位
（二）监管执行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三）监管体制缺乏扁平化
（四）监管评价缺乏公平客观
（五）监管方式不适应发展需要
（六）监管素质的教育缺乏
五、国内外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经验借鉴
（一）国外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经验
（二）国内航运业地方政府监管的经验
（三）国内外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经验启示
六、完善南沙自贸区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相关对策
（一）监管要重引导少干预
（二）细化法规构建法治标准
（三）创建齐抓共管格局
（四）监管责任和考核制度化
（五）实现监管资源共享
（六）加强监管人员的素质教育 结 论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困境和范围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南沙区是幸运的，由广州的边陲小镇变身为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而发展航运物流是南沙自贸区的重点定位之一，南沙港凭借自身的优势与实力，不仅是国际航运的重要走廊，也是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齿轮，同时成为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但航运基建设施的不完善、产业的规模化不足、人才集聚效应欠缺等问题均成为航运业优化发展的绊脚石，如何在强企林立的国际环境下，强优势、补短板，增强本土航运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提升南沙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地方政府的监管在航运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升地方政府的监管效能，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市场配置、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让市场遵循优胜劣汰原则自主选择，南沙自贸区政府只需要做好守夜人的角色，保证营商环境的公平有序，同时通过经济、法律等手段，以指引、政策等方式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发展方向。
第二，配套建设、完善法规。南沙自贸区政府应尽快加大和加快航运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行业、人才的集聚提供必要的基础，另外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依法治理的王道，不断对标国际规则完善航运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为市场守法，依法监管，营造法治市场提供保障。
第三，强化素质、提升服务。南沙自贸区政府要根据社会、市场的需要，通过长期、系统的培训教育，强化执法人员为民服务的理念，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增强执法队伍的整体综合素质；将服务市场的观念引入监管过程，让执法人员始终秉承高效便民的原则，提高监管服务水平，让监管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提升监管效果，提高社会对地方政府的认可度，增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
第四，理顺关系、协同共治。要实现共治格局，南沙自贸区政府必须进一步理顺政府部门、企业、行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扩大业内主体对航运市场的监管渠道，完善企业的自我监管和对违法企业的举报投诉程序，同时加快培育行业组织，提升其管理能力和水平，实现行业组织对部分监管职能的承接，在地方政府主导监管的前提下，引导其他主体参与互动协同治理，形成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共治格局。
论文是根据南沙自贸区航运业政府监管现存的实际问题展开探索，论文只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及地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没有设置调查问卷，对所研究的问题缺乏社会性的统计和度量，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所以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
自我监管论文范文3
药品安全涉及到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早在20世纪初，就有国外学者关注健康问题。美国1906年无害产品和药品法案的推行，标志着社会性监管在美国的施行。但直到1960年，FDA才开始收集ADR报告。60年代，震惊世界的“反应停”事件，促使政府开始高度关注药品安全监管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国外药品安全管制的认识逐步深入，研究逐渐丰富[1]。
国内学者对药品质量安全监管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开始关注药品安全的政府监管并对其加以研究和探讨，但是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直到2004年一系列重大药品质量安全事件之后，关注程度逐步增加；2006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亮甲菌素事件（简称“齐二药”事件）、安徽华源欣弗牌克林霉素磷酸酷注射液（简称“欣弗事件”）之后研究明显增多，但是理论研究还是不够丰富[2]，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尽管这些研究多种多样，但归纳综合后发现：宏观上，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两个角度出发。具体研究内容，不外乎回答四个问题：为什么要监管？现在怎么监管的？监管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如何监管？鉴于论文的需要，该综述主要从管理角度出发书写，对经济学角度的研究不一一阐述。
1 对监管必要性的认识
这方面的研究与阐述较多，如黄志勇从社会性管制角度，对药品产业政府管制必要性进行了阐述[3]；马乐新博士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部性理论、市场势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以及非价值物品的有效供给五个方面，对政府监管的形成进行了理论分析[2]；韩超、单双从新规制经济学的多重委托关系角度，分析了中国药品监管失灵的根本原因[4]。
总之，理论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不仅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且其生产、研发、销售、使用等环节中存在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因此，药品质量安全需要实行政府监管。
2 监管存在问题与归因分析
较早关注我国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存在问题的学者是社科院研究员余晖。1997年，他在《中国药业政府管制制度形成障碍的分析》一文中，回顾了我国药品管制制度的历史演进，从而较系统地分析了我国药品管制存在的问题[5-6]。2006年，诸多药害事件发生后，关注我国药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如吕旭飞[7]指出：欣弗事件暴露出我国药品招标制度缺陷、监管漏洞、抗生素滥用、救济制度不完善、职业道德危机等问题，其产生原因是体制不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环境不成熟等；宋华琳[8]撰文指出中国药品规制机构是半垂直管理的规制体系，政企之间存在回旋之门，规制工具理念与实效相违等问题，而影响药品规制改革的不仅有药监部门自身，还有国务院、跨国公司、传媒、专家、公众；杨晶[9]提出我国药品流通安全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一体化的全程监管体系、缺乏监管资源、法律法规不尽完善、职责划分不清，其原因主要是起步晚、重视不够，借鉴国外、跨度太大。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药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描述、汇总，而且总体上基本将国内药品安全监管中主要问题都罗列出来了。但是，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研究很分散、不成体系，没有一个系统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二是大都没明确指出目前中国药品安全监管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没有系统分析问题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定片面性；三是在问题分析中，主要是定性描述，缺乏定量分析，因此结论是否可靠、准确值得商榷。
3 监管方法措施研究
监管方法措施的研究较多，其提出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借鉴国外经验，提出适合我国特点的措施。比如杜钢建[10]从药品监管主体、机构与监管范围、药事咨询委员会制度、中介组织制度在医药监管中的作用以及行政检查、司法执法等方面，系统比较分析了国外药品监管体系与改革经验，提出我国应尽快建立集药品、食品、化妆品、农药、兽药、医疗器械等行业于一体的统一监管制度。宋华琳[11]从纵向事权划分、横向监管范围、组织体系设计、监管权与服务职能四个方面，对十七个国家监管体制进行了描述和比较分析，认为监管机构组织体系设计在纵向上可分为单轨制和双轨制，在横向上可分为一元制和多元制。
二是依据某个或某些经济、管理理论，提出监管措施。应用最多的就是利用管制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来研究药品管制问题。如刘鹏借助于对西方监管有关理论的分析说明，从建章立制、标准设立、奖惩机制的建立以及对执行系统的合理优化等角度对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政策过程进行阐述，并提出了“混合型监管”的药品安全监管模式[12]；曹阳[13]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药品安全有效社会性管制变迁的特征，提出以国家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线、构建绩效导向型的独立高效的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建立信息披露和沟通渠道、增加违规成本以提高监管效率等。
三是根据现状的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如刘文丽[8]针对农村药品安全现状，提出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培训力度、加强农村药品供应网络建设、建立农村三级药品监督体系、完善监管联动协作机制等措施。杨晶[9]在分析药品流通监管问题与原因基础上，提出加强自身建设，理顺利益关系、调整监管思路，发挥行业协会在监管中作用，将监管关口前移，发挥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作用等措施。
总之，学术界对对中国政府药品监管的系统研究很多，从不同的角度，对药品安全监管的问题进行探讨。但是，这种研究基本是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分散探讨，没有对药品产业政府管制问题进行集中统一的研究，这说明我国在药品质量安全政府监管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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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监管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 监督过失 监督管理 监督职责
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风险。有人说,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这话尽管有些夸张,但还是看到了问题所在。现代社会的许多领域都赋予人们一定的注意义务,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灾难。导致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除了有直接行为人的过失以外,往往还有监督者和管理者的过失。在这里,我们把监督者和管理者的过失统称为监督过失。
在某种监督责任事故(不是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从主观方面看,可能有四种情况:监督者的故意与被监督者的故意;监督者的故意与被监督者的过失;监督者的过失与被监督者的故意;监督者的过失与被监督者的过失。第一种情况应追究监督人和被监督人的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二者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第二种情况下的监督者可能是利用了被监督者作为工具,因而属于间接正犯,被监督者单独构成过失犯罪。因此,应分别追究二者的故意和过失的刑事责任。第三种情况的监督者只对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对被监督者的故意不承担责任。而被监督者应负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第四种情况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过失发生了竞合,共同造成了事故。二者都应负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这种情况正是本文所说的监督过失。本文所探讨的即是该种情况。
一、监督过失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要研究监督过失理论,不能不回顾一下过失理论的发展情况。总体上看,过失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旧过失论、新过失论和新新过失论的几个阶段。旧过失论即是传统的过失论。它采取结果预见义务说。认为过失就是因为不注意而没有预见结果的发生。新过失论采取结果避免义务说。它指责旧过失论的处罚面过于宽泛,几乎是结果责任。例如,汽车驾驶员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几乎总是能够预见其可能性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追究正常驾驶的驾驶员的刑事责任。只要采取了避免结果发生的措施,即使发生了事故,也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新过失论是为了保护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和福祉,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新新过失论又称危惧感说或不安感说。此说认为,作为认定注意义务前提的预见可能性,不一定需要具体的预见,对危险的发生只要有模糊的不安感、危惧感就够了。那么,监督过失论属于何种过失理论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监督过失论本质上是新新过失论的一种;另一种观点认为,监督过失归责的法理是新过失论。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监督过失通常是指在安全生产领域发生事故时,处于监督者地位的行为人没有履行监督职责时而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过失。
监督过失理论最早产生于日本。二十世纪中后期以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但各种事故也呈高发态势。为了控制事故的泛滥,在刑法中便产生了监督过失理论,不仅要追究直接行为人的过失责任,而且要追究处于监督者地位的行为人的间接的过失责任。这是两种过失的竞合,因而存在刑事责任的分担问题。只有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合理地分配刑事责任,才能实现处罚的公正。所以,监督过失理论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符合客观事实的理论。该理论产生之后,便迅速发展起来。现在,我国对监督过失的研究也已具备相当规模了。
二、监督过失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一)监督过失的概念
虽然,监督过失理论已有多年的发展,但如何给监督过失下个准确的定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首先,如何界定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中外许多刑法学者将监督过失分为广义的监督过失和狭义的监督过失,并认为广义的监督过失包括狭义的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有的学者指出:广义上处于监督地位的人的过失都可以称为监督过失。但是,在学说当中,通常将其区分为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两种。所谓监督过失,是指处于让直接行为人不要犯过失的监督地位的人,违反该注意义务的过失。所谓管理过失,是指管理者对人、财、物等管理不善而构成的过失。本人认为,监督与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管理就是监督,监督也意味着管理,无论是管理过失还是监督过失,在发生严重事故的情况下,二者对于结果的发生都具有原因力,所以,都应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没有必要区分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尽管二者有区别。应该以监督过失统称之。
其次,如何处理监督过失与领导责任的关系。领导关系包含管理监督关系,领导的含义之一就是监督,而监督不一定属于领导。在追究严重事故的刑事责任时,有时要牵涉到分管一定工作的领导,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了处罚的公正性,在追究领导责任时,要注意查清某领导是否有实质的监督管理义务,不能无限制地涉及每一个领导,也不能追究到各个层次。因为,在一定层次的主管领导尽了管理监督义务时,就不应被追究过失责任。我国《刑法》第135条规定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该罪的主体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就是管理监督人员,这说明我国刑法中有监督过失的规定,只不过没有使用监督过失的概念而已。
再次,如何处理监督过失与信赖原则的关系。所谓信赖原则,是指在合理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者将采取适当行为时,如果由于被害人或第三者采取不适当的行为而造成了侵害结果,行为人也对此不承担刑事责任。信赖原则限制了过失犯的成立范围,而监督过失又扩大了过失犯的处罚范围。二者表面上看似乎是矛盾关系。其实不然。二者事实上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无论是信赖原则,还是监督过失理论,对于处理过失犯罪都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客观公正地处理。有的学者指出:概括言之,监督人的信赖合理,不负过失责任;否则,应负监督过失责任。这种分析是科学的,笔者赞同。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给监督过失下个定义:监督过失是指处于监督管理地位的行为人不履行或错误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致使被监督人由于过失而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
(二)监督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
按照我国的刑法理论,犯罪构成包括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四大要件。监督过失犯罪也不例外。监督过失犯罪的客体没有特殊之处,无探讨之必要。因此,本文只研究其他三大要件。
1.监督过失犯罪的客观方面。(1)实行行为。无行为则无犯罪,故意犯和过失犯概莫能外。过失犯罪也存在实行行为,只是没有故意犯罪的明显。它是以注意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监督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应是监督者因未履行监督职责或错误履行监督职责而产生的客观行为。这种实行行为多数情况下是不作为,少数情况下是作为。监督过失犯罪实行行为的起点是监督者不履行注意义务的时点,终点是危害结果发生之时。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2)危害结果。监督过失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需要监督者的过失和被监督者的过失的共同作用。监督过失犯罪大多发生于生产、作业领域,一般是 各种严重事故。这些事故往往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所以,必须严加防范。(3)因果关系。监督过失行为与严重后果的发生之间是间接因果关系。危害结果不是由监督者的过失直接导致,而是通过被监督者(直接行为人)的过失行为而发生。所以,监督过失的原因力是间接性的。如果没有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监督过失行为本身不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2.监督过失犯罪的主体。无主体也无犯罪,任何犯罪都有主体。监督过失犯罪的主体是监督者。这里的监督者是广义的,包括管理者和狭义的监督者。在整个管理体制中,往往分为若干层次。每一层次的管理监督者都有一定的职责,可能每个层次都有过失,也可能只有某些层次的管理监督者才有过失。在追究事故的责任时,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判断哪一个监督者有过失。在我国,单位的领导实行分管制普遍存在。除正职掌管全面工作外,副职一般都分管一定的部门。所以,监督者只能限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没有管理监督过失的领导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只要该领导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尽心尽力,恪尽职守,无过错,那么,就当然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因为用人不当而导致事故发生,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3.监督过失犯罪的主观方面。监督者的监督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监督者的注意义务包括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但主要是结果避免义务。其注意义务的内容是预防或制止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监督者应该注意、能够注意,而没有注意,致使被监督者产生了直接的过失行为,最终导致严重危害后果的发生。
三、预防监督过失犯罪的对策
各种恶性事故频繁发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究其原因,有相当一部分事故是监督过失造成的。因此,很有必要探讨一下监督过失犯罪的对策问题。笔者认为,预防监督过失犯罪,需要综合治理,这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首要的一点是预防与严惩相结合。一方面,强化预防,各种防范措施必须到位,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各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必须贯彻落实,切实执行,各项生产、作业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不能有半点马虎。另一方面,对监督过失行为严惩不贷。对处于监督地位的领导者、管理者、监督者的过失行为要严厉惩处,不能姑息迁就,放纵不管。要使监督过失的行为人受到实际追究。触犯刑法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也要追究其他责任。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治理监督过失犯罪的对策可有以下数种:
1.加强思想教育,提高认识。努力使处于监督地位的行为人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从而,自觉地、积极地同过失行为作斗争,最大程度地避免事故的发生。
2.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目前,虽然已经有了一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但还不完备,需要进一步完善。
3.实行管理监督者定期巡查危险源制度。把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控制减少事故的发生。
4.在管理监督者故意实施导致事故发生的行为时,应严格追究其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如以放火罪、爆炸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定罪处理。
5.对因用人不善而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要追究领导者的责任。这也属于监督过失。这种过失距事故的发生在原因力上较远,不易被查处,需要仔细操作。
6.在刑法中增设“监督过失罪”。该罪的主体应限制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过失而导致严重事故发生的,可直接以罪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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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全文基于博弈论角度对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有效措施来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从而使政府监管部门与公司之间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尤其是蓄意的造假行为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所以应对其加强治理。然而治理虚假的会计信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事情,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是一项涉及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政府监管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保证会计工作有序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必要保证。
一、引言
面对愈演愈烈的会计信息失真及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世界各国都作出了积极回应,不仅在学术上加以探讨,而且在实践中加以治理,促进了监管改革和会计规范体系的进步。然而,监管制度建设与监管执行效果之间的始终存在着差距,接连不断的会计舞弊恶性事件对会计监管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计学的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真知灼见,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从会计信息质量标准的界定到会计规范体系的完善,从会计信息失真原因的理论分析到舞弊动因模型的构建,从会计监管模式的选择到诚信教育体制的建立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随之而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筑一个更有效的会计信息质量政府监管机制,从而更加规范会计信息的生产与披露。因此,本文基于博弈论角度对现行公司在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重新审视,然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政策性的建议,这对于提高我国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政府监管部门与公司之间的博弈分析
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博弈分析中,博弈双方(决策主体)是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都是风险规避者,有着各自的利益驱动,各自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还是公司,在进行违规操作、会计造假时,都会考虑“预期收益”与“败露成本”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察到“预期收益”远大于“败露成本”,即使违规、造假是有风险的,他们也会成为坚定的“风险偏好者”。下面我们基于博弈论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模型设计:
1.存在两个博弈方即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公司有造假账和不造假账两种策略选择,监管部门有监管和不监管两种策略选择。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潜在策略选择,并且双方都有一致的理性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2.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当发现公司造假账时,可采用没收额外所得、罚款等措施,同时要付出监管成本。公司不造假账时,如果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监管部门需要付出成本,但没有收益(这是职责内的事情)。
3.假设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公司不造假账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在公司造假账时,而政府监管部门不监管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也有损失(如行政处分及声誉损失等)。
4.假定只要公司造假账,监管部门监管就能发现。
5.假设C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成本,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可获得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为R,R1表示公司不造假账时取得的正常收益。R2表示公司造假账时所取得的不正常收益,F表示公司造假账时被查处后受到的罚款,S表示公司造假时未被查处时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的损失(比如监管部门的声誉损失及经济处分等)。
6.假设θ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β表示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Л政府(θ,β)和Л公司(θ,β)分别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的期望效用函数,
政府监管部门有两个纯战略:监管、不监管;公司有两个纯战略:造假账和不造假账。我们假定为了激励公司不造假账时,监管部门对造假账公司的处罚足够大,使得R-S<-C+R2+F成立,从而上述的博弈中没有纯战略纳什均衡。所以,我们只需考察这个博弈中是否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可。由上述局势可得:
从上述效用函数推导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结论一:公司造假账概率(β)同监管成本(C)、监管部门不监管得到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R)成正相关,而与对公司的违规处罚(F)、公司违规而监管部门不监管时的损失(S)以及公司的违规时得到的不正当收益(R2)成负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目标自然是降低公司不造假账的概率。从(1)式中可知,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越高,或者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越高,公司越倾向于造假账,因此我们应采取有力措施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公司造假账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时受到的处罚或监管部门不监管而公司违规时的损失以及公司违规时的不正当收益负相关,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公司违规时受到的处罚,加大监管部门不作为时的各种处分,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结论二: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θ)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R2)成正相关,而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F)负相关。由(2)式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成正相关,即公司造假账时所得越多,公司越容易违规,越需要监管部门的监管。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对公司的违规处罚较大,公司的期望收益降低,从而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就变小,从而可以适当降低实施监管的概率。
三、基于博弈分析的政策建议
要治理我国目前较为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基于上述博弈论的分析,关键在于应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C+Re+F成立,从而使双方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1.对于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的建议
(1)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就是要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制。我国《会计法》、《刑法》对会计造假者虽有给予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监管、执法的主体和手段不够明确,处罚较宽松,唯有加大处罚力度,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才能有效地打击会计信息造假。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
(2)呼吁专家学者们多开展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为会计监督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会计监督工作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作为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是两大准则体系国际趋同之后,会计监督工作应如何应对,非常值得理论界研究探讨。这需要各位专家学者今后更多地对会计监督理论进行系统深人的研究,为会计监督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3)加强会计信息的外部审查和监督,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监督体系。各企业领导人必须对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另外,各级政府部门要严格依法实施监督职能,最后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制定合理审计收费,对那些不能公正执法、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丧失独立性的机构和人员,要严格处理,从而提升注册会计师的信誉以及会计信息的可信度。
(4)优化公司治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各企事业单位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计法》,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切实规范会计核算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其次各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建设,将其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为进一步加强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和控制舞弊行为发挥重要的作用。
2.对于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的建议
(1)同样是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同时加强对政府监管人员的处罚力度。
(2)健全政府监管部门的委托机制。在对公司的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者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监管者也可能判断失误,不能兑现它的承诺;此外监管行为是政府行为,监管者具有很强的政治动机,有追求其政治利益的冲动,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公正。也就是说,监管行为作为一种行为,会存在道德风险,其行为并不必然与委托人(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一致,监管行为的实际结果并不一定与监管目标一致。监管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一方面在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条件下,不可能消除利用监管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可能,难以避免监管腐败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监管者的付出与其所得的回报不对称,势必会打击监管者的积极性,从而弱化监管的实际效果。所以,从激励角度看,需要通过最优监管契约的设计,建立监督、考核监管者的体系,形成激励与监管相容的机制;并且,要制定更加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使监管者的个人努力更好地与监管目标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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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监管论文范文6
要害词：市场失灵、监管、法律不完备性
证券市场监管是对市场机制的校正，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其实质是以政府命令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手段来代替市场的竞争机制，以确保获得一个更好的经济结果。可以说，监管是对某种偏离既定规则的行为实施的干预。监管与市场相伴而生，是现实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现实经济中，由于自然垄断、经济活动外部性和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市场机制不可能达到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理想状态，这时，作为社会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对经济活动和市场进行干预、监管。实行监管的目的，就是要减少市场摩擦，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垄断、操纵市场和欺诈行为的发生，减少市场风险，维护市场秩序。对于信息透明度要求高、参与者利益联系紧密、价格波动频繁、轻易产生人为操纵、欺诈行为的经济部门和市场活动，更应该实行有效的监管措施，从而保障经济活动健康地发展。同时，监管也是一把双刃剑，监管过度将加大监管成本、降低市场效率，阻碍金融业的发展。如何实施合适的金融监管一直是国际经济社会关注的一个重大难题。实践证实，证券监管的重要性和广泛性不言而喻。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了提升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做了大量的工作。安然、世界通信等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在2002年7月30日签署企业改革法案（SarbanesˉOxleyAct），希望以积极的态度严惩违法企业经理人员。世界上没有政府不监管市场的，要害是如何监管，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政策与思路。我国同样存在证券监管的问题。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经常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因此，处理监管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市场功能的发挥有赖于一个完善而有效的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完美的，市场机制能自动调节供求，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但是，这种理论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如熊彼特认为：完全自由地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到头来却使进入此领域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假如一开始就有完全有效的竞争，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与新的商品就几乎不可想象，这意味着我们称之为经济进步的很大一部分为完全竞争所不相容。因此，完全竞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低劣的，它没有权利被树立为理想效率的模范。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证实，市场存在大量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问题，使得市场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为了消除这些缺陷和弊端，除了不断完善市场制度外，政府的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从而，为政府监管市场提供理论依据。
（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自身所存在的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市场运行失衡，从而失去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并进而降低经济效率。
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
1.市场垄断或不完全竞争。
市场本身存在一个悖论：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但市场竞争往往导致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从而抑制竞争，妨碍效率的提高。垄断会造成价格扭曲和产量扭曲，构成的市场扭曲，不仅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而且抑制竞争，并降低社会总福利。这往往被视为不公平。因此，反垄断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证券机构是经营证券的非凡企业，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特性，决定其不完全适用于一般工商业的自由竞争原则。一方面，证券经营机构规模经济的特点使证券经营机构的自由竞争很轻易发展成为高度的集中垄断，而证券业的高度集中垄断不仅在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方面会带来损失，而且也将产生其他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而证券经营机构激烈的同业竞争将导致整个证券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的稳定。
2.外部性效应。
外部性效应是指某些经济主体在其生产、消费过程中不以市场为媒介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附加效应。外部性效应最重要的后果是对资源配置产生不利的影响。外部性效应出现时，市场对于物品的配置是缺乏效率的。证券业作为高风险行业，其外部性效应是指：证券经营机构的破产倒闭将可能影响整个交易环节的正常运行，其连锁反应可能引起整个证券市场及金融市场的危机，并将通过货币信用紧缩破坏经济增长的基础。证券市场属于符号经济，符号经济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出现虚假繁荣，出现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一旦崩溃，就会出现证券市场价格暴跌，甚至诱发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和整个国家经济造成显著的外部负面影响。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进行补偿，但是证券活动巨大的杠杆效应-个别证券经营机构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严重的不对称性显然使这种办法显得苍白无力。另外，科斯定理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说明，外部性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由交换得以消除。因此，需要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介入来限制证券体系的负外部性影响。纠正外部性效应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之一。
3.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
阿克尔洛夫在把非对称信息引入对市场的研究，并使信息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不确定性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表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是市场经济不能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完美运转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私人决策者拥有充分、准确、全面、及时的信息。但实际上，由于信息和其他经济物品一样，也是一种稀缺资源，获得信息必须支付费用，而费用往往十分昂贵。因此，信息不完全的情况大量存在。证券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现象更加突出。搜集和处理信息的高昂成本以及搭便车现象使得即使主观上愿意开发信息资源的市场主体失去其积极性，从而导致证券市场信息供给不足。信息是证券市场投资人投资决策的依据，而证券市场的中小股民与大股东、企业经营者、证券经营机构、中介机构等存在信息不对称，小股民处于信息劣势，投资风险较大。信息在指导资本市场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政府及证券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克服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的重任，制定并执行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为所有投资者营造获取真实、及时、充分的各类信息的市场氛围。
4.收入分配不公。
正如凯恩斯所描述的，“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分配有欠公平合理”。收入的不平等难以保证市场竞争的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不断地积累，导致更多问题。因此，要求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消除非价值物品方面有所作为。证券市场同样存在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不公平主要是有下列因素：其一，市场法规、政策的不公正性，对市场参与主体采取差别待遇而使参与者处于不同的起跑线；其二，违法违规行为，导致合法投资者受损，而不法分子受益。通过对市场失灵的分析，我们发现仅仅以“看不见的手”去配置资源达到最优是不现实的。市场缺陷的存在是市场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它是个体经济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的突出表现。这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劣化资源配置，而且有碍于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这就为政府管制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实际上，现代社会绝无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国家和市场在促进发展中相互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发生作用。现代政治经济学闻名学者奥尔森提出“利益集团模型”。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存在着两个基本定律，“第一定律”是指在某种情况下，当个人仅仅考虑自身利益时，集体的理性结果会自动产生。“第二定律”是指在某种情况下，不管个人如何精明追逐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也不会自发出现，只有借助“引导之手”或是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求得有效的集体结果。
（二）政府干预理论市场失灵被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
尽管有些外部性效应和信息失灵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内部化加以解决，但要将市场失灵中的任何一个案例都内部化于市场机制则存在一定的限度，或根本无法实现。尽管“政府干预”的观点自凯恩斯时代起在经济学界广泛传播，但真正意义的管制经济学（EconomicsofRegulation）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卡恩（AlfredKahn）于1970年出版的《管制经济学》（TheEconomicsofRegulation：PrinciplesandInstitutions）和乔治？施蒂格勒（GeorgeStiger）于1971年发表的《经济管制论》（TheTheoryofEconomicRegulation）标志了一门新兴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确立。西方管制经济学以公共机构产生的规制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在发生市场缺陷情况下政府的干预问题。
一般来说，管制经济学包含了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的社会利益学说和对政府干预效果持否定态度的非凡利益学说。社会利益学说肯定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认为现代经济并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甚至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为此，市场参与者就会集体要求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介入经济过程，通过实施管制以纠正或消除市场缺陷，从而改善“一般福利”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非凡利益论是由20世纪60年代以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和波斯纳（RichardA.Posn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所提出的，强调监管的成本和危害性。他们认为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表面上是为了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为利益集团做事。归纳起来说：监管的代价是昂贵的，监管会产生道德风险，监管会产生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监管会影响竞争性行业内的竞争条件。因此，监管者对整个社会比没有监管者效率更差。尽管芝加哥学派对监管大加批判，管制经济学关于市场缺陷和政府干预合理性以及对干预有效性的分析仍然为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管制的经济理论可被视为广义的社会选择理论的一部分。社会选择理论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来解释政府管制，鉴于自由市场机制存在市场缺陷，为保证经济体系的高效运行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必然要求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外部监管，而“管制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只能由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来供给和安排，各种利益主体则是管制制度的需求者。对于证券市场而言，社会选择的结果是将证券市场运行的监督责任交给能够代表社会利益的团体，证券监管机构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特定政治结构的反映。社会选择理论对于监管产生的根源和合理性方面的论断，为进一步了解实施证券监管的内在原因并明确证券监管的实施主体提供了佐证。
二、证券监管的非凡性
尽管自由主义的“守夜人”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看得见的手”理论对证券市场的治理模式一直有着不同的争论，但20世纪证券市场的治理实践证实，干预性治理模式符合对证券市场的治理，这也是由证券市场自身独有的一些特征所决定的。证券市场与传统其他市场比起来，在市场失灵等诸方面，更加敏感，影响范围也相对更大，因此，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模式来治理证券市场。即使是自律式治理体制的英国，也逐渐转向自律与监管的结合，强调政府监管之重要。
（一）证券业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社会性”的产业
1.证券市场的公共产品特性。
一个稳定、公平和有效的证券市场带来的利益为社会公众所共同享受，无法排斥某一部分人享受此利益，而且增加一个人享用这种利益也并不影响生产成本。在证券市场上，一方面，所有拥有企业股票的投资者都是企业的股东，而一个企业的股东可能成千上万，那么对企业经营运作的监督就成了股东之间的公共产品。个别股东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独自承担，其他股东存在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对证券经营机构、中介、咨询机构的监督，对整个市场参与者来讲，也同样是公共产品。因此，证券市场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性。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部门构成证券体系的主体，政府主要通过外部监管，提供诸多方面的公共产品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保持证券体系的健康稳定。
2.证券市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首先，证券市场处于国民经济的核心，证券业涉及面非常之广。单从主体上来看，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广大投资者以及监管机构，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其次，证券活动已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无论是电视、广播、报纸，还是网络，证券始终是中心内容、焦点问题。可见，证券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第三，风险一旦爆发，必然造成社会经济巨大的震荡，从而引发国家的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这必将极大地破坏生产力，影响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安居乐业。
（二）证券业是高风险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证券市场具有一般市场所没有的、由市场特性和市场结构所决定的内生的不稳定性。
众所周知，证券市场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动的市场，其正常波动正是吸引众多投资人的魅力所在。但是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影响投资人的正常利益，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甚至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定。首先，过度投机是证券市场较为可能存在的现象，也是高风险的体现。由于证券交易的内在非凡性，投机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根源于并不一定理性的心理预期，同时又伴有一般商品市场难以比拟的强烈示范效应，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经常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扭曲，出现暴涨暴跌，价格信号失真，进而抑制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法恢复到均衡水平。其次，证券市场轻易为少数人所操纵。证券市场是信息经济的重要场所，信息的全面、及时、有效对于证券而言即意味着价值。但是，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是证券市场自身的缺陷。少数人利用预先获得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从中牟取暴利，而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虽人数众多，但较为分散，很难协调一致对抗少数人的市场操纵。另外，证券市场的虚拟化加大了风险。与以实物贸易为主的传统商品市场不同的是，证券市场建立在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上，其交易品种是虚拟的，因此，理论上证券市场的交易量可以无限放大，并且随着高科技在证券业的广泛应用，这些交易可在瞬间完成。巨大的交易规模和资金流动和迅速完成的交易速度本身就蕴藏巨大的风险。因此，证券市场的自身特性亟须政府通过干预来抑制过度投机、制止市场操纵，减少系统性风险；以使市场保持相对稳定。作为市场有机部分的证券市场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并且，由于证券市场面临更大的风险因素和不稳定性，一旦失控将对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功能，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证券监管势在必行。因此，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如何有效地实施监管，既要对证券业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其安全和稳定，从而稳定和繁荣经济，又不能管得过严，损害证券业的效率，从而威胁证券乃至金融业的繁荣，亦即是，要在监管的稳定与有效之间找到最佳控制点。
三、证券监管适度性
上述的探讨中表明一个观点：证券监管弥补证券市场的缺陷，保障市场功能的发挥，必要而有效。在得出这一结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是否监管就能消除市场的一切缺陷而无限制地强化呢。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方面，监管都受到质疑。以加利？贝克、斯蒂格利茨和理查德？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提出监管的高成本和有害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法律或制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假如没有交易成本，只要有法庭来帮助执行合约就行，根本不需要设立另外的机构，如政府或监管者，来干预人们之间的交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在此基础上认为，当法律设计到最优时，由法庭来执法是最优的制度，而根本不需要任何其他机构（如监管机构）来行使这种职能。美国的大法官波斯纳对监管的看法更加极端。为什么现实中会有监管者呢？这实际上都是利益集团造成的。因为利益集团要到立法者那里去游说，从而建立起了监管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于监管者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团，有监管者对整个社会比没有监管者效益更差。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在金融市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斯蒂格利茨（J.Stiglitz）、伯克曼（P.Beckerman）等人为代表的金融深化理论学派认为，市场并不必然在充分的就业水平下自发均衡，强调有效需求和政府的作用。对于新兴市场的监管，“第三世界的政府不可避免地要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实际上，新兴市场的证券监管不但成本高昂，成效不明显，甚至产生反效果，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市场本身的自发演进，使该国的经济在金融上受到抑制。也就是说，证券监管也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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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证券市场的适度监管
作者：证券投资论文范文来源：都创辅助浏览:大中小
（一）监管会造成巨额成本不仅市场运作存在交易费用，组织监管的成本也决不可低估。
监管机构的设立、人员经费、制定监管规则、监管信息的收集及实施监管等都是要花成本的，而且还有监管对象为遵守有关监管规定所要承担的成本、监管所导致的寻租与设租成本以及反腐败的成本、过度监管所导致的效率损失等。
监管的成本主要包括：
1.执法成本。
即证券监管机构为制定和实施各类监管的制度安排，以及维持证券监管体系运行而付出的成本。即使通过公共选择制定的监管法律符合社会利益，也不能保证这些法律得到有效的执行。监管者在执行法律时，不能排除自身利益对法律实施的干扰。由于法律自身的不完备性，监管者可能对法律作出偏向自身利益的理解，从而可能降低了法律的效力。
2.守法成本。
即包括证券市场上所有被监管的主体为遵守有关监管规定而额外承担的各种成本。目前，上市公司所推行的强制性披露义务所承担的相应费用就是典型的例子。就金融市场而言，守法成本可能非常之大。据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推算，守法成本至少达1亿英镑。正因为监管成本的存在，监管者的监管行为并非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证券监管失灵同样存在。如监管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甚至于走到制度安排的反面。加上监管效应的滞后，当一项监管措施被证实错误时，监管者已来不及纠正了。证券监管同其他政府决策一样，存在熟悉滞后、决策滞后、实施滞后和生效滞后的问题。对于市场而言，监管总是比落后于市场的变化。也可以说，旧的法律往往构成新的法律的阻碍，增加了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
3.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由于某些制度性的或其他的变化而引发的私人部门行为的变化并产生有害的通常是不利于生产的作用。正如学者经常举的购买火灾保险的保险人对于火灾隐患往往比购买前更加忽视的例子。监管会导致私人部门去冒较大的风险，也就是说，监管会降低正常的谨慎程度。监管越紧，成本也越高-不仅是监管自身的直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对金融机构提供更低廉、更富创新性和丰富多样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施加了限制-这最终将有损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
（二）监管可能失灵监管者也是经济人。
即使是在政治领域，个人也是严格按照“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从市场交易主体变化成公共选择主体，并没有变成圣人。或者说至少没有像学者们所渴望的那样变成实际的圣人。代表政府的监管者，作为经济人，他们也与监管对象一样同样具有自利性，行为都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依归。他们同样受到薪金、工作条件、声誉、权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响。不管是制定管制条例还是执行规定，他们都有以公谋私的可能，亦即极有可能成为某些非凡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偏离和牺牲公众的利益。那种“政府权力单位化、单位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及监管者与监管对象的合谋都是这种以公谋私的表现。即使假定监管者是大公无私的，但监管者对监管对象的信息永远处在不完全、不对称状态。这不仅在监管者的财力、人力和时间有限，而且在于监管对象对自己一直拥有信息优势。这就使得监管者既不可能制定出精致有效的监管规则，也不可能有效地执行现有规则。因为，有效的监管并不一定使监管者受益，有时恰恰相反。
（三）证券监管必须适度由于监管失败的存在，我们对证券监管就不应该过于迷信。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监管都有可能失败，因此，我们不可陷入两分对立思维的困境，即市场失败就由政府监管来替代，监管失败就由市场运作来替代，而是应以市场法则为依归，如何用政府监管来补充市场的不足。关于监管失灵，监管成本的论述是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至少为我们重新熟悉监治理论基础提供启示：
第一，监管应是针对市场失灵，而不应作更宽泛的解释。以为政府仅仅只配充当守夜人角色的想法，在今天看来也过于简单，无法应对现代日趋繁复的经济活动。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必须基于匡正市场缺陷的理由。
第二，监管并不必然导致证券业发展，相反可能限制市场的发展。与市场一样，监管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促进市场的作用不能过于夸大，否则将是为行政控制提供口实。
第三，监管必须受制度约束，即监管活动必须依法进行。对于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超越法律。并且监管者本身必须接受法律监督和法律约束，以防止其滥用社会赋予的权力。
第四，监管的实施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尽管监管者存在诸多可能产生阻碍市场的缺点，但监管作为市场健全运作的内在需求，其保护投资者及社会公认的利益，维护证券业安全稳健，保持证券业的有序竞争，促进证券业高效有序发展，功能不可否认。因此，重点在于提高监管的效率，使之继续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必须合理界定监管机关的职能空间，明确其职权的合理限度。假如政府为矫正市场缺陷所进行的干预导致公共行政的失败和寻租活动，那么，解决的办法是改革公共行政，而不是返回市场。因此，通过上述对市场缺陷和监管失灵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把握监管的度十分重要，亦即监管必须适度。监管适度的要害是必须明确监管法律的目标和原则，确定监管法律适用的范围。这对证券监管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当前中国证券监管适度性分析
1.监管的曲折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市场，政府是市场的积极推动者。监管是市场规范和发展的保障，假如没有监管就没有今天繁荣的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种种令人堪忧的问题。2002年前后，通海高科、麦科特、郑百文、蓝田股份、银广夏等“地雷”相继引爆，违规行为充斥市场，信息披露不真实普遍存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机构操纵市场，证券中介机构违反职业道德与上市公司共同作弊，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证券监管力度不够，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滞后而无力。面对这些问题和缺陷，证券监管受到市场各方的质疑和批评。“中国证监会作为法定的证券监督治理机构，其监管力度与法律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市场中不规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将是巨大的，市场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并且加大了市场整体的风险。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违规的上市公司主要是“规模控制、额度治理”下的产物。这也正说明，中国的证券监管确实走过一些弯路。我国证券市场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处于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强烈的政府主导意识和制度惯性导致证券市场留下的显著的行政干预痕迹：证券市场作为融资市场，以为国企改革和脱困服务为目标；证券发行监管则以行政审批、额度控制为主要手段；证券监管以稳定、规范、不出事为目标；证券监管必须体现监管机构对市场的直接控制；证券监管应当通过大量随机式惩处来显示监管权威；证券监管应能自由扩充监管机构运用监管手段的空间；等等。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加之于市场各方的共同努力，证券监管有了一定的改善和优化。
首先，在监治理念上，证券监管确立保护投资者的正确理念。监管机构熟悉到：证券市场客观上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舞台和空间，其在以往和以后都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却不应仍然建立在为发展国有企业的根基之上，它应当真正发挥其作为市场的正常功能，服务于所有合法的市场参与者。监管机关也应当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参与者，维护和体现市场自由、平等的真正内涵。“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且，监管机构提出“证监会要‘回归’监管者的位置”，将积极稳妥地推出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措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在稳妥和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其次，在监管方式上有所改进。2001年3月核准制的正式实行，“行政审批、额度控制”的监管方式也随之终结。政府不再以行政手段来切分市场和控制发展速度，一方面，恢复被扭曲了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基本功能。另一方面，额度之下的“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得到一定的遏制。与此相应的是，在证券欺诈发行案中，投资者对监管者的不满和指责也随之减少，监管者得以置身于市场之外。
第三，证券立法逐步加强，证券监管有法可依。《证券法》关于监管机构职责和措施的规定，确立了监管者的地位，赋予其法定的权力。同时，关于保密义务、勤勉义务、公开义务等一系列义务条款也把证券监管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并且，多年来，证监会（或证券委）单独或与国务院其他部委联合了近300多项监管证券市场的规范性文件，不仅对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也大大地减少了监管的随意性。当然，在证券监管的发展与完善令人欣慰的法进行。对于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超越法律。并且监管者本身必须接受法律监督和法律约束，以防止其滥用社会赋予的权力。
第四，监管的实施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尽管监管者存在诸多可能产生阻碍市场的缺点，但监管作为市场健全运作的内在需求，其保护投资者及社会公认的利益，维护证券业安全稳健，保持证券业的有序竞争，促进证券业高效有序发展，功能不可否认。因此，重点在于提高监管的效率，使之继续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必须合理界定监管机关的职能空间，明确其职权的合理限度。假如政府为矫正市场缺陷所进行的干预导致公共行政的失败和寻租活动，那么，解决的办法是改革公共行政，而不是返回市场。因此，通过上述对市场缺陷和监管失灵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把握监管的度十分重要，亦即监管必须适度。监管适度的要害是必须明确监管法律的目标和原则，确定监管法律适用的范围。这对证券监管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当前中国证券监管适度性分析
1.监管的曲折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市场，政府是市场的积极推动者。监管是市场规范和发展的保障，假如没有监管就没有今天繁荣的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种种令人堪忧的问题。2002年前后，通海高科、麦科特、郑百文、蓝田股份、银广夏等“地雷”相继引爆，违规行为充斥市场，信息披露不真实普遍存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机构操纵市场，证券中介机构违反职业道德与上市公司共同作弊，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证券监管力度不够，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滞后而无力。面对这些问题和缺陷，证券监管受到市场各方的质疑和批评。“中国证监会作为法定的证券监督治理机构，其监管力度与法律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市场中不规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将是巨大的，市场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并且加大了市场整体的风险。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违规的上市公司主要是“规模控制、额度治理”下的产物。这也正说明，中国的证券监管确实走过一些弯路。我国证券市场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处于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强烈的政府主导意识和制度惯性导致证券市场留下的显著的行政干预痕迹：证券市场作为融资市场，以为国企改革和脱困服务为目标；证券发行监管则以行政审批、额度控制为主要手段；证券监管以稳定、规范、不出事为目标；证券监管必须体现监管机构对市场的直接控制；证券监管应当通过大量随机式惩处来显示监管权威；证券监管应能自由扩充监管机构运用监管手段的空间；等等。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加之于市场各方的共同努力，证券监管有了一定的改善和优化。
首先，在监治理念上，证券监管确立保护投资者的正确理念。监管机构熟悉到：证券市场客观上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舞台和空间，其在以往和以后都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却不应仍然建立在为发展国有企业的根基之上，它应当真正发挥其作为市场的正常功能，服务于所有合法的市场参与者。监管机关也应当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参与者，维护和体现市场自由、平等的真正内涵。“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且，监管机构提出“证监会要‘回归’监管者的位置”，将积极稳妥地推出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措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在稳妥和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其次，在监管方式上有所改进。2001年3月核准制的正式实行，“行政审批、额度控制”的监管方式也随之终结。政府不再以行政手段来切分市场和控制发展速度，一方面，恢复被扭曲了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基本功能。另一方面，额度之下的“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得到一定的遏制。与此相应的是，在证券欺诈发行案中，投资者对监管者的不满和指责也随之减少，监管者得以置身于市场之外。
第三，证券立法逐步加强，证券监管有法可依。《证券法》关于监管机构职责和措施的规定，确立了监管者的地位，赋予其法定的权力。同时，关于保密义务、勤勉义务、公开义务等一系列义务条款也把证券监管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并且，多年来，证监会（或证券委）单独或与国务院其他部委联合了近300多项监管证券市场的规范性文件，不仅对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也大大地减少了监管的随意性。当然，在证券监管的发展与完善令人欣慰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直面依然存在的一些问题。
2.存在的问题。
首先，从横向上看，证券监管政出多门，部门之间权力重叠，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我国政府部门内部涉及证券业务的行政部门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证券市场相关主管部门主要包括：国家计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审批）、国家经贸委（对将募集资金的项目立项与批文）、财政部（国有资产价值与持有，国有股减持，国有股的价格，国有股协议转让批准，国有资产到境外上市的比例与价格）、税务总局（上市公司具体执行的税率。地方税务部门经常会降低税率，直接影响公司利润率）、外经贸部（上市公司进出口业务审批，退税及税率与进出口产品的价格。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审批）、中国证监会、国家环保局、国土局、建设部、工商行政治理局等。多个部门治理同一个事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各部门在治理权力方面表现为界限重叠，在责任方面表现为界限不清。证券市场高风险、高流动、高效率的自身特性需要独立和统一的监管，以迅速应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化解和减少市场风险。证券监管权力的分散不利于监管的实施，也有违效率原则。
其次，从纵向上看，目前还是过于重视政府监管，忽视自律作用，监管机构仍然习惯于对市场的直接控制。中国证监会是法定的证券监管机构，经历了从地方到中心，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目前，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垂直领导和中心集中监管。政府集中监管具有体现监管权威、防止相互扯皮的作用。但是，由于在证券市场创设之初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政府集中监管往往体现为监管机构对市场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关于证券发行与上市的联动机制就是一个例证。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拥有全面的控制权，而上市虽然是证券交易所治理，但是，证券交易所仅是依照程序要求安排企业上市的时间和具体方式，甚至没有得到对企业的上市发表意见的授权。实践中，证券发行之后，一般都在数日或数月后随即上市。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管机构还是忽略了证券交易所的自律治理功能。同样，在证监会强势监管之下，作为法定的自律组织的中国证券业协会，在市场发言的机会不多，对证券经营机构自律治理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至于证券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的自我风险控制作用，也不够重视。但事实上，证券市场确实存在政府监管所不能够及的“死角”，政府监管不能解决所有的市场问题。自律组织及市场参与主体始终置身于市场之中，在监管者监督下的行业自律往往更具有效率。另外，在证券发行中，实质审核、证券承销的通道制度等方面都还存在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之后，同样执行实质性审查，监管机构“内部把握”的发行标准仍然存在。通道制度尽管有其推动券商增强责任意识、推荐优秀企业的良好愿望，但其实质则是规模控制的延续。这些都是政府对市场的直接控制。
3.解决措施。
针对上述依然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在政府部门层面上统一证券监管权力，实现证券监管机构的专一，并保证其独立性。其一，在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之际，是否可以考虑对于将撤销的部委，将其关于证券监管的权力和职责划归专业证券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其二，可以充分发挥各政府部门的专业优势，实行功能监管，但是同时必须强调中国证监会对证券监管的协调功能，实现有效监管。其三，改变原有的行政治理模式，突出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监管机构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证市场的平等、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不应当带有任何倾向，袒护某些市场参与者。监管机构只有保持其独立，才能树立其权威，才能公正地监督市场参与者及其行为，才能真正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才能真正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机制。
其次，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参与者的自律作用。完备而富有效率的市场监管体系是证券市场迅速发展和持续繁荣的重要因素。由于证券行业的复杂性，监管主体过于单一，轻易造成监管成本高、效率低。单一地依靠政府监管或行业自律的监管模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之下，证券市场也逐渐相互融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使证券监管更加完善、富有效率。我国也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重视行业自律，发挥市场参与者的自律作用，完善整个监管体系。这已引起监管机构的足够重视。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表示，“在监管和自律的框架里，自律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证监会将实行分层次监管，证券业协会逐步承担实质性监管任务”。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自律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其一线监管的功能。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任何完善的证券市场都要发挥证券交易所的监管作用。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主要由交易所执行。因此，在证券发行与上市的程序中，应赋予证券交易所一定的审查职能，一方面充分发挥一线监管的优势，另一方面使交易所在取得职权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克服政府直接承担审核失误的风险。而中国证监会则对证券交易所实行有效监管。由此，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律和制度的建设，证券监管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保障市场化的进程。其一，证券立法符合加入世贸的原则要求和所作承诺，并且采纳国际标准，实现立法与国际接轨。其二，通过立法增加证券监管行为的透明度。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金融运行的透明度不够。因此，入世后如何提高金融机构运行透明度以及要求监督行为实行公开，是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一项全新的任务。其三，加强人大、政协、司法以及公众对监管者的监督，仿效香港，设立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查机构，负责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程序审查。另外，减少行政审批，强调行业自律，实现市场化。同时，通过法律加重违规责任，提高违规成本。对于证券发行监管的对策则应在证券发行市场全面实施主承销商推荐及相配套的核准制度，形成市场各参与主体“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负其责、自担风险”的责权关系，将发行审核责任由过去监管部门独家担任，转向发行前改制辅导、主承销商对申请文件进行核查到上市后的回访和保荐延伸，建立证券发行的市场筛选和监督体制。
四、监管如何弥补法律的不完备性
（一）法律不完备性的理论介绍学术界对执法的问题有非常大的争论。
人们通常认为，假如没有执法，法律将是没有效率的，但是应该怎样执法才有效率却有着大量的讨论。不过，这些研究及相关的文献都有一个隐含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它们都假定法律是完备的。即不同的法官面对同样的法律将会得到同一个结论；不同的个人面对同样的法律将会得到同一个结论；每个人都清楚违反法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并且所有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这时，执法碰到的问题不涉及法律问题，只和证据有关。自从20世纪60年代法律经济学发端以来，数千位这个领域的学者都是在贝克（Becker）的体系下进行研究的，都潜在地做了“完备法律”这条假设。而许成钢教授就是对这条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条假设显然和现实是不符合的，并从哈特的不完备合约引申出了“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在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执法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动式的执法者，就是法庭。他只能等着别人来告状才能进行执法。另一类是主动式的执法人，即监管者。他可以主动进行调查，可以阻止犯罪，可以制定规章制度等等。接下来，许教授修改了“完备法律”的假设，他认为，一个完备的法律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法律不能自相矛盾；其次，法律是适用于所有公民的；第三，法律适用无限长的时间。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条件，使得“完备法律”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使不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由于法律不完备，同样会产生种种问题。比如由于法律不可能写清楚世间万物，因此，人们就可能认为做某些事时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即所谓的“阻吓不够”；类似的，假如立法机关进行一刀切，完全将一些行为禁止，这样就会带来“阻吓过度”。所有问题的产生都源于法律不完备，也正是由于上述种种问题，为了弥补法庭的不足，监管就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了。经济学家从数学上严密地对上述理论思想进行了论证，说明“法律的完备性”无法满足，结果会出现要么“阻吓不足”，法律漏洞很多，人们可以钻许多空子；要么“阻吓过度”，法律过于严厉，人们的行为基本上被禁止了。紧接着一个问题，假如法律不完备是一个内在的特征，那么我们怎样改善这一制度呢？答案就是引进监管者。许教授接下来证实，由于法律不完善，执法需要进行分工，一种是被动式的评判人们的上告，它就是法庭；另一种是可以主动地进行治理、制定规章、搜集证据等等，它就是监管者。在引入这种主动式的监管者后，假如监管者寻找信息可以不花费成本的话，这个社会可以达到最优（firstbest）。进一步，许教授又证实，假如监管者搜集信息即费力又耗时，再进一步，假如由于法律不完备导致后果非常严重的话，引入监管者将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相反，假如后果不是那么严重，至少同引入监管者带来的成本相比不严重的话，这时监管就是多余的了。通过例证分析，许教授得出论断，首先法律是不完备的，当时的技术发展使得前人根本无法想象来制定相应的法律进行规范；其次，在不采取其他的执法手段的情况下，单单依靠被动式的法庭是无法解决许多问题的。综上所述，许成钢教授认为，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这就使得要想使法律设计到最优是不可能的。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假如仅依靠法庭被动执法，肯定会导致对违法行为或是阻吓不足，或是阻吓过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或是利用法律的不完备性，钻法律的空子，从而弱化法律的阻吓作用，或是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就采取非常严厉的立法措施，严重地扼杀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引入监管机构以主动方式执法可以改进法律效果，弥补法律不完备性之不足。
（二）对法律不完备性理论的评价
1.继续。
首先，法律不完备性理论论证了监管之必要性。通过批判继续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许成钢教授提出自己的理论并论证了监管的必要性，该理论认为，监管是对市场行为与法庭执法之间的一种过渡和缓冲。是防止法庭对市场行为的治理不足或立法对市场行为的限制过度。这是对监管必要性的进一步充实。
其次，对监管者的执法与法庭的执法作了区分。由于法的概念可以作宽泛的理解，因此，执法的界定和分类十分繁多。而该理论提出将监管者和法庭在执法层面进行区分。该理论认为，法庭的执法是被动执法，除非告诉，并不直接追查责任。而监管者的执法则往往是主动执法。单单依靠被动执法是不够的，不足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引入主动执法作为被动执法的补充，有助于执法的真正贯彻，并提高执法的效率，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三，强调了法庭的中立性。监管者的主动执法有助于提高效率，同时，也保证了法庭的中立。通过监管者的主动执法，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释解风险，防止风险累积而导致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另一方面，可以使法庭脱离大量的琐碎事务，而是侧重于对监管者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更能体现法庭的中立。
2.批判。
（1）关于监管的界定。
假如对监管进行狭义的理解，那么把监管限制在行政监管的范围内显然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是对监管作宽泛的理解，那么，监管就不仅仅是行政监管，法庭对市场行为的执法也是监管的一部分，并且，对行政监管者的监管行为是否在法律的尺度内是法庭的权力，对监管的“监管”是对行政监管合法性的保障。监管者对保障市场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整个监管体系的核心部分，而法庭是保证公正的有效救济手段，是监管的最后一道防线。
（2）关于法律不完备性的假设前提。
首先，许教授关于法律完备条件的列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完备法律’是不存在的”，但这与许教授关于刑事法律完备的例举论述相矛盾。
其次，就许教授提出的“法律的不完备性”是适用于所有的法律领域，也就是说，社会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都存在“法律的不完备性”，那么，是否各个领域都需要行政监管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举一简单的反证例子，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合同的执行是无需行政监管者的介入的。因此，法律的不完备性并不导致必然的监管。事实上，在成文法国家和地区中，法律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始终存在，这是制定法积极价值与消极价值的二律背反。但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中，法律本来就不是必须以成文的形式出现，法官造法是其传统。因此，法律本身就是时刻在变化和发展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不完备性。纵观浩如烟海的法学文献，只有大陆法系的一部分理论家才接受或隐含接受“法律完备性”的假设。即便不提诸如“批判法学”这类理论，在实证法学和自然法学两大传统中都可以找到类似“法律不完备性假设”的理论，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完全信息社会博弈”的演进的法学观点。换句话说，仅从“法律不完备性假设”不必定导出“主动执法”的结论。
经过合理的思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监管的根本立意并不在于法律的不完备性，而是由于市场自身信息分布高度不对称的特征所决定的，法庭被动式的执法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保证信息的对称，不能保障市场的公平，而监管者可以主动地对信息拥有者进行强制的规范，弥补了信息不对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平。
其二，虽然监管者保障了市场的稳定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但是，法庭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市场行为和监管行为的合法性及公正性都将留待法庭来解决。监管强调效率，是市场发展的要求；法庭保障公平，是市场赖以生存之根本。在证券监管中，单单依靠行政监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法庭的力量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法庭才是监管最后的一道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