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范文1
摘要：证券分析师的角色总是受制于特定的市场环境及其相关的制度体系，这些特定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分析师的独立性及其向市场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的可靠性。有鉴于此，全面深入地了解证券分析师背后的诸多利益冲突会极大地提升投资者对其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的鉴别能力。
关键词 ：证券分析师；独立性；利益冲突
证券分析师作为专业人士通过收集整理和研究分析有关影响公司未来盈利及其变动情况的一切宏微观信息，据此评估特定证券未来预期收益和风险状况，从而向投资者提供相关投资建议。一般而言，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既缺乏资源，也没有能力获取和分析纷繁复杂且不断更新的影响企业未来盈利的各种信息，他们需要证券分析师等专业人士的指导。因此，在资本市场中，证券分析师扮演了信息媒介的角色———他们或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或直接向广大客户提供投资咨询服务。
然而，近年来，证券分析师及其所属机构受到了投资者的严正声讨。尽管证券分析师的分析评论铺天盖地，但大多令人不知所云。更有甚者，证券分析师及其所属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欺骗性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需要了解证券分析师陷入如此窘境的根源所在。证券分析师要发挥其应有的媒介作用，就必须保持独立性。但是，诸多利害关系的诱惑与胁迫经常使得证券分析师丧失独立性，虚假的乃至欺骗性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证券分析师独立性的影响因素（徐跃，2007）。
首先，证券公司的各类业务关系可能会影响其分析师的独立性。
第一，准备发行股票的公司通常会雇用证券公司为其提供保荐和承销等服务。这类投资银行业务常常可以给证券公司带来巨大的收入和丰厚的利润。与此同时，此类业务也从三个方面影响了证券公司所雇分析师的独立性。（1）当证券公司在保荐或承销一家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的股票时，分析师需要协助证券公司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并参与路演，帮助其推销股票。因为股票的成功发行与承销可以给证券公司带来高额的财务收益及良好声誉，所以证券公司会要求分析师“尽力配合”。（2）在股票发行结束后，证券公司为了与该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就难免会“鼓励”其分析师对客户有利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反之，如果分析师不利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那么客户可能会选择放弃与该证券公司长远合作的打算。（3）如果证券公司意图争取新客户，其分析师通过对潜在客户有利的研究报告和投资意见将会有助于证券公司扩张业务。相反，若分析师对客户公司的股票持消极态度，那么其所属的证券公司则很难获取相关投资银行业务。
第二，除投资银行业务外，证券公司的另一核心业务为经纪业务。一般情况下，从事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其分析师会免费向广大投资者提供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或是只收取少量费用。此时，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会倾向于过度乐观的研究报告和“买”的投资建议，引发客户的交易欲望，从而提升交易量以及交易金额，进而有助于增加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收入。反之，如果分析师提供中性或者不利的研究报告和“持有”或“卖”的投资建议，那么相应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就会较少。原因在于，一则中性的研究报告和“持有”的投资建议会导致投资者持观望态度，既无人卖出也无人买入；二则只有那些持有证券的客户才能卖出，至于卖空不仅难度较大且投资者也可能不愿意卖空，因此，相对于“买”的投资建议，“卖”的投资建议很难为证券公司产生同样多的交易佣金。
其次，分析师的薪酬制度通常与他们给证券公司带来的收益密切相关，因此薪酬制度必然会影响证券分析师的独立性，促使其迎合证券公司需要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
例如，如果分析师的薪酬取决于其为证券公司所带来的投行业务，那么分析师就会倾向于过度乐观的研究报告，以抬升股价的方式讨好客户，争取其潜在的投资银行业务。再如，证券公司自营部门通常有大量的证券投资活动，若分析师的薪酬与自营部门的业绩相关联，分析师难免倾向于为自营部门的投资活动服务。当自营部门需要购入证券时，分析师可以提前相应的负面研究报告和“卖”的投资建议以压低证券购入价格；当自营部门需要卖出证券时，分析师则提前乐观的研究报告以刺激证券价格上涨。
再次，对被分析公司的投资也会影响证券分析师的独立性。
第一，如果证券公司对被分析公司进行投资，那么分析师为了其所属公司的利益则可能虚假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例如，近几年，大量证券公司开展券商直投，在被辅导上市的公司上市之前几年甚至几个月，突击入股，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取拟上市公司的权益。这一“保荐+ 直投”的盈利模式成为某些券商最重要的赢利来源；这些券商凭借过硬的关系通吃风险投资和投资银行等业务（叶檀，2010）。在很多情况下，券商直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因为从券商入股拟上市公司到其最终上市的时间极短，大多不超过一年。更有甚者，待证券公司所持有的股票投资可出售之时，分析师还可能会故意“买”的投资建议，推高股价，帮助其所属的证券公司获取高额投资收益。
第二，如果分析师个人或其亲属对被分析公司予以投资，那么分析师也可能会为了个人利益而虚假的研究报告和误导性的投资建议。例如，国信证券内部调查发现，自2001 年以来，其公司员工李某通过其妻以及设立公司等方式，参股已上市公司莱宝科技6 万股、轴研科技65 万股和准上市公司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00 万股。此三项投资总投入成本不足143万元，然而至2010 年其市值高达3200 万元。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面前，从业者很可能会丧失独立性，甚至背弃职业操守，为谋取个人利益而千方百计地为上市公司涂脂抹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证券公司和分析师对被分析公司没有任何投资，被分析公司也可能影响分析师的独立性，因为证券分析师需要来自被分析公司管理当局提供的信息。例如，管理当局时常会主动联系分析师，向其提供有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各方面的相关信息。此外，分析师如果有疑问或者需要更详细地了解公司状况，他们也可以主动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取得联系以获取相应信息。这一信息优势对分析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有助于分析师及时掌握有关上市公司未来盈利与风险的各种信息，并据以向投资者提供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诸如，很多研究人员发现，某些分析师总是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上市公司的未来盈利，与事后上市公司公布的实际盈利相差无几（本·麦克兰纳汗，2014）。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这些分析师和该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沟通非常密切，以致他们能以某些微妙的方式提前获知上市公司未公布的内部信息。由此可见，一方面分析师不可避免地需要与被分析公司的管理当局合作，另一方面被分析公司管理层可以通过拒绝和分析师交流信息的方式对其施加压力，强烈反对分析师对本公司不利的研究报告。
最后，大型机构客户也会影响证券分析师的独立性，原因在于诸如基金公司这类机构客户是证券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对机构客户投资组合中的证券了较为负面的研究报告，导致相关证券价格下跌，进而使得机构客户的投资业绩下滑，那么机构客户很可能会解除与证券公司的业务关系，使其蒙受重大的财务损失。因此，证券公司为避免失去机构客户的业务，很难允许其分析师影响机构客户投资业绩的负面研究报告。甚至，证券公司为了迎合机构客户可能会“鼓励”其分析师尽量过度乐观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以提升相关证券价格和客户的投资业绩。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分析师个人的薪酬与各类分析师的业绩评级密切相关，而这些业绩评级主要依赖于包括基金公司在内的机构投资者的意见（陈慧颖和张冰，2011）。可见，机构投资者有能力直接影响分析师的个人薪酬，而分析师为了个人利益也会选择迎合机构投资者，充当“庄托”的角色，对其有利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
综上所述，证券分析师的角色总是受制于特定的市场环境及其相关的制度体系，这些特定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分析师的独立性，进而影响了分析师向市场的包括投资建议在内的一切信息的性质。一方面，证券分析师帮助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及时地获取有关上市公司未来盈利的各种信息并提供相关证券的投资方案。另一方面，种种利害关系的诱惑或胁迫经常使得证券分析师丧失独立性，虚假的甚至是欺骗性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有鉴于此，广大投资者既不可盲信分析师的研究报告，更不能盲从分析师提供的投资建议。全面深入地了解证券分析师背后的诸多利益冲突会极大地提升投资者对其投资建议的鉴别能力，从而做到去粗存精，去伪存真。
基金项目：
本文由上海海洋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徐跃.关于我国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实证研究———预测准确性与作为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M].厦门:厦门大学,2007.
[2]本·麦克兰纳汗.日本当局对《日经》准确预报视而不见[N]. 金融时报中文网（ftchinese.com/story/001057582#adchannelID=1203），2014-8-5.
[3]陈慧颖,张冰.分析师“贿选”季[N]. 财新《新世纪》,2011年第45期.
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范文2
高盛高华证券传媒行业分析师廖绪发、刘智景在1月20日研究报告“百视通-600637-调研纪要：将合作建立唯一的IPTV运营主体”中指出，百视通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丰富的内容资源，以及电视新媒体运营能力都有利于分享互联网市场的爆发式增长，给予了“买入”评价，在此次研报后的20个交易日内（至2月20日），百视通股价大涨64.38%，距其给予的19元目标价还有12%的涨幅，廖绪发、刘智景也因此荣膺2012年2月金罗盘分析师研究能力排行榜单第一位。
同样推荐百视通的还有申银万国的万建军、东方证券的周军，他们在市场人气回暖的时候，恰当的把握住时机，紧随市场热点，在他们研究报告后的20天，百视通分别录得了62.77%、58.91%的涨幅，因此，他们分别位列榜单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不过，大好形势面前，也有部分分析师因过分看好个股走势而屡次失手的，中信建投证券证券医药行业研究员罗樨在去年12月27日屡次推荐海南海药并给予买入评级，但海南海药在其后20个交易日不涨反跌，最大跌幅一度达8.11%。
随着市场人气回暖，大中型券商的个股研究报告准确率明显回升，17家券商的研究报告正确率都达到50%以上。据搜狐金罗盘的数据统计，国海证券、宏源证券在二月份研究报告中所荐个股在盘面明显优于大盘，其中国海证券推荐5股4中，80%的成功率位居金罗盘券商研究能力排行榜2012年2月榜单第一名。
而券商研究能力前十名中，光大证券以63.16%%的排名位居第五位，38份研究报告24个成功荐股，其研究能力同样惹人注目。对于大券商而言，研究团队的信任度依然不容小觑。光大证券、湘财证券、广发证券推荐个股的成功次数首次排入前十。
几家欢喜几家愁，同部分分析师一样，一些券商也因过分估计大盘形势，荐股屡屡失手，其中西南证券在2月份所推荐的4只个股，竟全吃零蛋，无一满足搜狐金罗盘成功评判标准，即评级日后20日内最高涨幅达到10%。同时，万联证券、瑞银证券也因成功率过低，最终落入券商研究能力排行榜后十名。
看来个股报告研究关系到投资者的选股策略和股民自身利益，券商报告屡屡马失前蹄，大盘弱势投资者需擦亮眼睛，针砭个股的同时需选择靠谱券商。■
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范文3
十年前的中国证券分析江湖草莽丛生。直到2000年公募基金问世，国泰君安、
申银万国、华夏证券等券商所属的研究所从对内服务向对外部机构投资者服务
转型之后，证券分析师才开始与股评家、营业部咨询师分道扬镳，
与国际投行正式接轨，中国证券研究由此逐步走向正统与规范。
证券研究市场化的十年，同样是中国资本市场20年历程中的一段精彩篇章。
中国证券分析师规模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升，薪酬不断攀高，成为中国“最贵的”研究队伍。但在其价值与话语权增长的同时，也面临收入增长受限、内外部利益平衡、竞争之下研究创新不足、独立性有待提高等挑战。
尽管有重重阻滞，在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与中国资本市场带动下，
中国券商研究业的未来十年仍值得期待。作为中国经济研究第三极的中国分析师
方阵，不仅希望将话语权进一步延伸到国内宏观政策决策领域，
还在谋求加大对海外资金流向的引导力度，他们的努力，
将使“中国研究”与“中国资本”一样崛起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不容忽视的力量。
感谢支持本专题调研的所有基金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部）、QFII、
银行、私募基金、券商资产管理部、信托公司以及各证券研究机构
本届评选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师担任独立审计机构
2010年，是中国证券市场诞生的第20年，也是中国证券研究走向市场化的第10年。中国券商研究与证券市场相伴而生，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于1992年创建算起，中国券商研究至今已有18年的历史。但是，这些研究部门在诞生之初，一直定位于对内支持券商的经纪、自营、资产管理等业务部门，其开始转型对外服务，则要以2000年开始为真正意义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提供研究服务为标志。以此计算，为买方提供专业投资研究服务的中国券商研究到2010年正好走过十年。
十年来，中国券商研究因机构投资者的壮大而崛起。他们在商业研究的大旗下，深度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行业与上市公司、股市投资策略、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产品设计等领域，已经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有别于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中国经济研究新势力，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影响力和话语权日增。
同时，他们通过服务于公募基金、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私募基金、财务公司、QFII等广泛的机构投资者，探索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成为券商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并作为与“股评家”相区别的、专业的研究力量，引导资本市场走向理性投资、价值投资。
转型卖方服务:成就中国经济研究第三极
多年后的今天，李迅雷仍然对上世纪90年代那些到营业部做咨询的周末记忆犹新：“那时候，分析师虽然已经在做公司研究了，但都是为自家券商的客户在服务，面对的是散户；周末到营业部去做咨询，其实就是在做股评，因为散户问的都是‘有哪几匹黑马’、‘下周什么股票会涨’之类的问题。”
曾经执掌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达十余年之久的李迅雷，现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他是中国券商研究机构由对内服务向对外服务转型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之一。“2000年，有了公募基金的需求，分析师的咨询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基金经理不会再问分析师那些散户喜欢讨论的问题了，而是共同探讨哪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哪家上市公司会成为行业龙头，券商分析师的专业优势和特长得以体现。”
正是在这一年，李迅雷发表了堪称券商研究转型宣言的文章―《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自此，他所在的君安证券研究所与之前已经独立的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华夏证券研究所一道，开始了研究转型之路，从对内服务转型对外服务，从非营利转型营利，从服务于券商内部转型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团队。
十年来，在大中型券商研究机构率先转型的示范下，中小型券商也纷纷转向对外服务。回顾“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首推的2003年，上榜的券商研究机构仅10家，很多中小券商甚至没有研究部的建制。2004年，《新财富》首次对25家券商研究机构负责人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其中没有机构定位“全面对外服务”，“内外兼顾，侧重外部”的机构也仅3家。而到了2009年，全部参加“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的40多家研究机构，都已经不同程度开展了对外服务。尤其是近两年，陆续有东海证券、江海证券、民族证券、上海证券、东吴证券、齐鲁证券、东兴证券、华林证券和南京证券等后晋券商研究所转型对外服务，加入“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并争相引进大牌分析师。而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106家券商中有88家设立了研究部门，占83.02%，其2009年研究报告超过10万份。
在对外服务的过程中，券商研究机构探索出了通过研究服务分享佣金收入的卖方研究商业模式。商业化运作的券商研究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生态，在政策与学术研究力量之外，构建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三极。并且，较之政府与学术机构，作为券商研究买方的机构投资者更广泛、对研究的价值转化更直接，证券研究机构由此获得了更为充裕的资金支持，可以汇聚更优秀的研究人员，覆盖更广泛的研究领域，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更加深入、细致地解读中国经济。据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估算：“中国券商分析师有1000-2000人，平均每年有10-20亿元的投入，没有任何一个智库或大学能够有这么大的投入。”
券商研究部门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研究的市场化，有力支撑了分析师队伍的扩容和薪酬水平的快速提升。
十年来，国内券商逐步汇聚了庞大而精锐的分析师队伍。我们很难获知早期中国从事卖方研究的分析师队伍的规模。若以1999年中国第一次证券投资咨询资格考试有9100人报考、合格率为44%计算，则有4000人获得相关资格，但是，其中大部分为股评家或在券商营业部从事咨询，真正的分析师仅在少数。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在2004年举办的、首次开始征集候选人的第二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共有450多人报名，他们几乎涵盖了市场上所有对外服务的券商分析师。而到2009年的第七届评选中，则有来自42家券商的1100多位分析师报名参评，参评者人数较2004年增长了144%。同时，申银万国、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等大中型券商的研究机构规模相继超过百人。
回忆自己当年从医药行业的专业人士转行到招商证券做研究员的日子，深圳普邦恒升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文涛十分感慨：“当年，一批先驱者摸石头过河，边做边学，对研究充满热情。国内研究队伍虽然起点低，但进步神速，短短十年已是人手充足，研究的覆盖面和报告的更新速度呈几何数字提高。当初30-50人算大研究所，一人负责一个行业，如今大研究所有几百人，一个团队跟踪一个行业；以前上市公司公告后，券商可能要3-4天后才出报告，现在则会即时，报告时效性的重要已成业界共识。”
2004年，国信证券成为首家参照“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榜单为分析师定价的机构，他们根据这一榜单，以年薪30-50万元公开招募首席分析师，并陆续吸引到郑东、肖利娟、胡鸿轲、赵雪桂等10余位当时在业内排名数一数二的优秀分析师加盟。时至今日，研究所首席分析师年薪数百万者已比比皆是。券商研究机构也因此成为顶尖人才的吸纳器，不仅海归学子、国内名校的优秀毕业生将担任分析师作为职业首选，中金公司等国内券商的研究部门也不断吸引华尔街分析师、实业界精英的加盟。
券商研究群体扩大的同时，服务水平也不断提升，服务内容不断丰富，从最初效仿海外投行分析师的公司调研、建立模型、撰写研究报告，发展到今天的组织路演、投资报告会、电话会议、上市公司联合调研、专项课题委托等灵活多样的卖方服务形式。
服务水平提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销售交易部的出现与壮大。转型对外服务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起销售交易部，招募销售交易人员，向机构投资者销售研究报告，开展后续服务工作。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总经理陈晓升认为：“销售人员相当于客户的策略分析师，他们从各领域的研究员那里获取对每一个客户有帮助的研究成果，促进研究成果在市场上的充分传播。”从“新财富最佳销售服务经理”评选可见，2005年首次评选时，被机构投资者提名的销售服务经理仅76人，2010年的第八届评选中，被提名人数已经增长到520多人，是四年前的近7倍。
十年价值发现:
从成本中心到定价中心、话语权中心
2003年初夏，当孙怀宇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时，心里直犯嘀咕：“谁会为在券商内部不受重视的研究员评奖呢？”获得当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医药/生物制品行业第一名的孙怀宇，2007年因中投证券决意打造研究品牌，出任中投证券研究所所长。
券商研究的工作是发现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券商研究自身的价值也被挖掘出来，今天，研究实力和服务水平已经成为券商争夺市场份额的核心要素之一，证券研究也已成为资本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不可或缺的环节。
观点，吸引机构客户交易，获取交易佣金，是券商研究的最根本目的。伴随机构投资者的壮大，研究机构也从券商的成本中心跃居利润中心。在2003年首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时，77位公募基金经理管理的资产规模为682亿元；到2010年第八届评选，1527位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资产管理、银行、QFII、券商资产管理、信托公司等不同类别的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规模近4万亿元。在机构投资者的人数增长19倍、管理的资产规模增长近59倍的背景下，券商的基金佣金分仓也水涨船高。据Wind资讯统计，2009年证券公司的基金分仓佣金为63.6亿元，较2003年的2.7亿元增长了近24倍。另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2009年分仓佣金靠前的十大券商收入总计32.8亿元，占比为51.6%，而这十大券商也是当年度“新财富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的前十名，“研究创造价值”得到了真金白银的印证。
尽管基金的分仓佣金收入是券商销售能力和研究能力的综合体现，但近年基金年报披露的信息反映出，基金在做分仓交易时，越来越看重券商的研究能力，一般都是根据券商的研究服务水平进行综合打分，再由评分结果决定分仓的比例。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特别是上规模公司，甚至会具体到其中的哪些比例由研究所的哪位分析师贡献。
研究为券商的价值不仅仅表现在佣金收入上，更表现在对经纪、投行等业务的智力支持上。2009年以来，券商佣金价格战带来的佣金费率下降趋势，反映出券商经纪业务的同质化问题日益突出，未来，经纪业务比拼增值服务的方向已越来越清晰和紧迫，而增值服务的基础就是研究。同样，券商在投行业务上的定价能力，同样建基于研究。
2009年7月，A股市场重启IPO，同年10月，创业板起航。进入2010年以来，一级市场业务更是风生水起，创业板、中小板上市节奏愈发频密。Wind资讯统计表明，2010年前10个月，66家券商共获得686个主承销项目，同比增长50%，总承销金额达到1.1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5%，券商共赚得133.2亿元的主承销费用，相当于2009年同期的4倍。在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下，若要从这一大蛋糕中分羹，券商的定价能力和证券配售能力至关重要，而市场化定价服务和解决企业融资过程中遇到的专业问题，都离不开研究的支持。与此同时，《新财富》对拟上市公司高管的调查也显示，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研究实力较强的券商担任承销商。可以预见，研究在券商内部服务中的重要性还将进一步提升。
海外投行的发展史表明，拥有一支具有强大市场号召力的分析师团队，可以有效提升券商的品牌知名度、话语权和定价权。从“金砖四国”到“金钻11国”，振臂一呼便有全球资金响应的高盛，准确预测次债危机的梅雷迪思・惠特尼，对美国甚至全球股市的影响堪比格林斯潘的艾比・科恩，让我们深刻领略到了海外大行明星分析师研究的影响力（详见附文）。十年的市场化转型中，中国也不断涌现出富于影响力的券商研究机构和明星分析师。
2001年9月，时任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的许小年报告《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 在大盘2200点之时提出“股市要跌到千点才合理”。“千点论”立即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激烈争论，人们首次见识到了券商研究的影响力。2004年，进入证券研究行业仅1年左右的高善文摘得“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宏观经济方向第一名，其“资产重估理论”自成体系，对宏观经济运行轨迹给出了独立又具可操作性的分析，受到机构投资者的热烈追捧。此后，其四次蝉联宏观经济冠军宝座，更成为最新出炉的第八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宏观经济第一名，堪称中国投行宏观经济学家第一人，有他出席的论坛总是座无虚席。
除了容易成为舆论焦点的宏观分析师之外，2003年至今的“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已经遴选出近500位分布在各个研究领域的优秀行业分析师，他们用自己的真知灼见，发现价值并影响着数万亿资金流向。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历经20年的超常规发展，正成为全球资本关注的焦点。截至2010年11月底，深沪上市公司已达2112家，总市值31.4万亿元，居全球第三位。“一个全球排名第三的证券市场，对应的分析师数量至少应该在全球排前五名”，李迅雷的观点，无疑指出了中国券商研究机构的方向。高速发展的中国资本市场，需要有数量与水平相匹配的研究力量去发现价值，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增强整个市场乃至中国经济运行的有效性。
成长阻滞反思:
券商研究最坏的时代正在到来？
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范文4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发现，在根据iFinD统计的2011年共计24154次对上市公司股票的评级中，“卖出”评级（本文的“卖出”包括“回避”、“弱于大市”等类似明确不看好的评级，下同）仅有76次，占比0.31%。
而这一年，是举世皆知的A股大熊市，上证综指全年下跌了21.68%，深证成指下跌了28.41%。在评级报告的展望时间一般都不超过半年的情况下，券商分析师们还是更愿意用“买入”、“推荐”等激励人心的字眼给股票们戴上“高帽”。
内地资本市场缺乏“卖出”评级的现象并非2011年所独有，它由来已久，且到了2012年仍旧如此。
截至5月24日，今年以来iFinD公开的14818次上市公司评级中，仅有25次“卖出”评级，比例比去年更低，仅占评级总数的0.17%。
本来，资本市场上的“买”和“卖”是孪生一对，券商分析师的评级本也应该成对出现，既然呼吁了“买入”，总该会有“卖出”的时候，但用一位受访的不愿具名的内地某券商研究所研究员的话说：“在利益的驱动下，券商分析师即便知道了需要卖出，也不会以报告的形式对外‘卖出’”。
去年仅0.31%报告喊“卖出”
“券商分析师就是个最不负责任的导游，从入口带你进去了，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了，需要游客自己寻找出口，安排出园的时间。”笔者参加私募投资圈聚会时，一位资深的股票投资者如此看待券商分析师这一职业群体。
从他们给上市公司的评级中，的确能看到这些不负责的导游的影子。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显示，有99%的分析师只会作出“买入”评级，仅有极少数分析师作过“卖出”。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目前内地券商基本都有自己的研究所，每个研究所均有各个行业的分析师，这些分析师定期或不定期地推出研究报告，并对行业和上市公司的投资进行评级。
目前市场上的评级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买入”评级，同等级评级用语还有“强烈推荐”、“推荐”、“强于大市”等，第二类是“中性”评级，同等级评级用语还有“观望”、“与大市同步”等，表示既不看好也不看坏，第三类是“卖出”评级，同等级评级用语还有“回避”、“弱于大市”等。
理论上说，在一个中长期时间段内，“买入”评级和“卖出”评级的数量应大体相仿，因为市场交易是相对的，有买就有卖，就如市场有上涨也会有下跌一样，在上涨的年份可能会出现“买入”评级多些，而在下跌的年份应该出现“卖出”的评级多些。
但统计数据显示，现实并非如此，不论是股市牛气冲天的时候，还是近些年沪指从6100点杀奔1600点的惨烈年份，券商分析师作为一个整体始终没为投资者提供与市场走势吻合的投资建议。
以2011年为例，在iFinD上，有1196位分析师发表了24154次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评级，主要为“买入”类评级，其中“超强大市”、“强烈买入”、“强烈推荐”等这类强烈推荐买入的评级共有1331次，普通的“推荐”类买入评级共有19087次，两类合计20418次，占报告总数的84.5%。
而当年给予股票“卖出”评级的仅有76次，占评级总数的0.31%。这里所说的“卖出”评级包括所有明确不看好的评级，如“回避”、“弱于大市”等。另外还有3660个中性评级，占比15.15%。
渤海、高华最敢唱空
“哪家券商给了卖出评级，他们不担心得罪机构吗？”一位券商研究所所长在得知这个数据之后反问记者。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共有19家券商在2011年作出了“卖出”评级。作出“卖出”评级最多的两家券商分别是渤海证券和高华证券。
渤海证券共作出了27次“卖出”评级，值得注意的是，这少见的以至于有些惊人的“卖出”评级均来自一份名为《寻找能源、民生、粮食、出口主题：引领的新一轮投资热点》的报告，其署名作者为任宪功。但当记者联系该作者时，该作者称实际作者应为杜朴，因为后者为该公司入职不满一年的新员工，因此不具有署名资格。
报告的刊发日期为2011年6月22日，该日杜朴对晋亿实业、广船国际、太原重工、昆明机床、中南重工、中国船舶、巨力索具等公司给予了“回避”评级。在渤海证券的研究报告末尾，附注了对上市公司的评级说明，“回避”指未来6个月内绝对收益率小于10%。
《投资者报》对这27次评级在满6个月时的股票表现进行了验证。数据显示，共有25次评级符合股票收益率低于10%的限定，如果再结合大盘检验，有20次低于同期上证指数的涨幅，其中跌幅最大的依次是巨力索具、中国船舶和中南重工，半年内跌幅均超过50%。
如果持有上述股票的投资者恰好阅读了这份卖出报告，且按其操作，那么或可避免一笔巨大损失。
推出“卖出”评级第二多的是高华证券，共有25次“卖出”评级。不同的是，这25声“卖出”来自多份报告和多位研究员之手。
高华证券的评级相对简单清晰，该公司只给出三类评级：买入、中性和卖出。买入和卖出是相对于所在行业的潜在回报率决定，低于潜在回报率的即为卖出。潜在回报是指当前的股价与未来一段时间的预测价之差。
数据显示，这25次评级中，半年之后有16次被评价股票低于同期大盘涨跌幅。
除了这两家公司外，上海证券、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和国金证券分别也作出了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卖出”评级，其他公司分别作出一次“卖出”评级。
总体来看，在76次卖出评级中，共有61次喊“卖出”的股票在评价后的半年内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共涉及58只股票，其中中国远洋、光明乳业和海普瑞分别被评价了2次；此外的15次被喊“卖出”的股票，在低迷的市场中逆势上涨。
市场需要“卖出”评级
作出“卖出”评级真的就那么难吗？
正如本文开篇那位研究员和上述研究所所长所言，喊“卖出”的难处并不在研究技术上，而在经济利益上。
对于一位长期跟踪某个行业的分析师而言，“买入”和“卖出”评级在技术上完全是相同的。
因为在评价一家公司的投资价值前，一位负责任的研究员需要走访上市公司，了解上市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情况，对财务数据进行分析，预测未来的增长情况，同时考虑当时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股票市场状况，然后给出合理估值，再根据该股票估值与同行业公司股票的估值比较，最后作出相应的评断。
显然在评级前，分析师不知道应评在哪一档，而是在研究之后才能确定评在哪一档上，但在评级展望时间一般都半年的情况下，理论上，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被评在“买入”档的会多些，而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情况就会相反，如在2011年市场全年整体走跌的行情中，应该会出现众多的“卖出”评级，而不是有高达84.5%的“买入”评级。
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范文5
每到辞旧迎新的年末，券商们都会为年度投资策略忙得不亦乐乎。但别忘了，去年他们预测得准不准呢？《小康•财智》记者经过调查发现，2011年年初30家券商预测的2011年上证指数运行区间，最低2200点，最高4500点。而如今“水落石出”之后，发现30家券商中逾八成券商的预测都“跑偏”了。
八成券商预测不靠谱
纵观2011年股指的走势，上证指数自4月18日创出3067.46点的年度高点后，便一路震荡下跌，最低探至2307.15点。虽然其后有所反弹，不过截至12月5日，上证综指又回落至2333.23点处。而截至12月15日，沪深股市分别跌破2200点和9000点，再创新低。
再回顾2011年年初券商们公布的年度投资策略，记者就其中30家券商当时预测的A股走势做了梳理：最低2200点，最高4500点。
从2011年的行情走势看，老牌券商国泰君安继2010年后再次上演预测传奇，预测2011年上证股指将在2400点至3000点之间震荡，与现实情况相符。德邦证券对大盘的预测同样较为准确，浙商证券、海通证券的预测也比较靠谱。
但大部分券商的预测跟现实情况相距甚远，其中东兴证券看高4500点，是最离谱的预测。民生证券、东吴证券、长江证券和国金证券，四家券商预测出现牛市。多数看震荡，其中，东兴证券当时预测沪指的波动区间为2650―4500点，并且认为2011年股市相对乐观，个股表现应该会精彩纷呈，如今看来是最不靠谱的预测了。
除此之外，华融证券和中原证券预测2011年沪指的波动区间为2800―3800点、光大证券预测为2700―4000点、民生证券预测为2800―4300点、国金证券2700―4200点等等，多家券商的预测都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其中不乏大券商。
事实上，对于券商的集体“走眼”，上当太多的投资者已“见怪不怪”。“今年这样，去年这样，前年、大前年，抑或更早，不管牛市、熊市，常常这样，反而预测靠谱的时候屈指可数”……面对投资者的质疑和抱怨，连券商分析师自己也不禁感到汗颜。2011年12月13日，西南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刚在电视上为自己“2307点为年内大底部”的判断认错，向投资者鞠躬道歉。张刚是多年来A股市场第一位因判断错误而向投资者公开道歉的证券分析师。对此，有财经评论人士表示，不管诚心也好，作秀也罢，这是一种积极的姿态，多年“大忽悠”的券商着实应该向曾经相信他们的市场和投资者道歉。
“十大金股”最坑爹
如果说点位预测跑偏，只是让投资者感到被忽悠了一把的话，那么，荐股研报的失实、误判则是直接触痛了投资者的神经。统计数据显示，各券商机构2010年年末随策略报告推出的“十大金股”也纷纷爆出“冷门”，一年来逾八成跑输大盘。
整体上看，“十大金股”最不靠谱的当属宏源证券和申银万国，其推荐组合整体分别下跌45%和37%。在宏源证券的金股名单中，今年以来的大熊股彩虹股份赫然在列；而在申银万国的金股名单中，虽然没有“地雷股”，但10只个股仅有美克股份一只跑赢大盘，中国西电、启明信息、软控股份等跌幅都在40%以上。
此外，还有平安证券等11家券商的金股组合整体亏损超过三成。就连研究实力较强的中金公司，推荐的10只金股中也有八成跑输大盘，特别是对“绿大地”（现为*ST大地）的推荐，让这家老牌券商格外丢脸。
2011年是A股市场“黑天鹅”乱飞的年份，也是券商研报曝出丑闻最多的一年。如银河证券“大放卫星”看高攀钢钒钛至188元；中信证券吹捧天价的涪陵榨菜；兴业证券近30份研报力撑重庆啤酒……还有此前的中国宝安“石墨矿”事件、宁波联合 “被锑矿”事件、双汇发展 “瘦肉精”事件，以及最近的东海证券研究 “涨租金”事件等，都有券商研报从中掺和，睁眼说瞎话。
利益左右分析师
研报能力不足，导致研报失准，这个解释说得过去，但这可能只是一个表象，利益的驱使令机构故意出具违背市场的研报，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
实际上，不只是2011年如此，2010年各大券商和基金公司“2010预言”也几乎无一应验，而且这两年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机构每次都看高了。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基金公司和券商为何屡屡失算？客观原因当然存在，但同时不能让人容忍的是，一些“误判”的背后隐藏着太多的利益环节。
业内专业分析人士告诉记者，机构必须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来吸引投资者入市，靠什么？极力唱高来年股市点位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如果机构集体看空来年市场，那么市场的投资热情就会大为减轻，买股票的人少了，买基金的人也少了，券商也好，基金也罢，他们来钱的路子都会被堵上。从这点来讲，券商和基金公司本身就有唱高来年股市的动力，因为这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
事实上，今年以来，A股市场上也曾多次曝出类似案例。如平安证券一直推荐东山精密，而东山精密的承销商就是平安证券；又如在中国宝安、探路者、宏图高科等多只股票上，中信证券存在分析师吹捧、自营盘被疑借此出货的情况。
而面对记者的采访，券商研究员们对这种现象也并不回避，让记者有些意外的是，他们认为“很正常”，称之为不可回避的“潜规则”。
分析师被市场操作者买通共同欺骗的说法虽有些夸张，但确实存在。当下这个行业已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分析师搅浑了，有些分析师靠帮助市场操作者写研报，拉抬股价，自己从中赚外快。券商研究也是一个交易性行业，目前行业竞争激烈，为了迎合市场，投卖方所好，有些时候也是被迫而为。
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范文6
本来上半年一路高歌的牛市氛围，被突如其来的股灾打断。此后，救市与市场恢复的过程也一波三折。
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一样，卖方研究机构和分析师们也经受了非常态大幅波动的市场考验。
可以想见，如果上半年的牛市趋势能够延续，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年末各种评选与卖方分析师的年终奖金相比，不过是锦上添花。而暴跌和救市，特别是券商在救市中投入巨资，都让券商年终奖充满了不确定性。卖方分析师评选的重要性重新凸显，一年一度的拜票大战再度上演。
新榜单格局
第九届（2015）卖方分析师水晶球奖如期开榜。
由《证券市场周刊》主办，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独立计票并全程见证，格上理财特约支持的“卖方分析师水晶球奖”九年间累计参评人数逾万人，已成为优秀分析师及各券商研究团队竞相角逐的高端奖项，同时成为买方机构向卖方评价意见的公正平台。
新榜单一如既往呈现出了某种变化。从大的格局来看，第一届到第五届（2008-2012）“本土金牌研究团队”排名中信证券和申银万国稳居前两名。随着一些大型券商在卖方研究业务上的发力，这一格局逐渐被打破。
由于中信证券未参加第九届（2015）评选，目前从榜单来看，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成为新的两强。
此外，安信证券异军突起，获得“本土金牌研究团队”第三名。受公募基金经理欢迎的明星分析师赵晓光以天价年薪出任安信证券研究所所长后，数位明星分析师云集安信证券，一举改变了卖方研究评选的榜单格局。在过去数年评选中，尽管高善文、程定华两位明星分析师在宏观、策略领域一路领先，但安信证券的整体研究实力并不强。而2015年，赵晓光不但以压倒优势的高分获得了电子行业第一名，更带领安信证券首次进入“本土金牌研究团队”的前五名。
老牌卖方研究劲旅申银万国第八届（2014）的排名有所下降，在“本土金牌研究团队”排名中首次滑出前五，为第六名。而2015年申银万国与宏源证券合并后以申万宏源参评，重回榜单第四名，体现了卖方研究的深厚底蕴。
卖方研究机构领军人物的作用一如既往地突出，国泰君安黄燕铭、安信证券赵晓光、申万宏源陈晓升获得了“金牌领队”的前三名，前两者的积分相当接近。
总之，依靠高投入快速扩充卖方研究实力和影响力的模式依然有效，领军人物的作用愈加突出。
在高善文、程定华“退隐江湖”之后，宏观、策略领域一些新的明星分析师渐渐被市场认可，例如国泰君安任泽平、海通证券姜超分获宏观经济前两名;海通证券荀玉根、国泰君安乔永远分获策略研究前两名;姜超还获得了债券研究第二名。在微观乏善可陈、宏观波澜壮阔的背景下，宏观和策略领域的明星分析师变得更令人瞩目。由于其研究报告增加了利于传播的元素，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机构投资者的圈子，开始被一般股民津津乐道。
机构散户化考验卖方分析师定力
回看2015年的行情，最大特点之一是散户主力化、机构散户化。徐翔被抓后概念股炒作依旧、特立A操纵机构被罚后却连创新高示威，种种迹象表明，A股市场的投资风格，已经被散户对高波动性的非理性偏好所主导。为了获得超额收益，或者仅仅为了能跟上市场的节奏，大量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操作风格不得不向散户看齐，愈发短期化和情绪化。例如，由于公募基金的投资周期较短，要求卖方分析师推荐的股票“3到6个月”就得涨。
同时，由于实体经营困难，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增长乏力，更多靠外延式扩张来做大。概念股做高股价的主要手段为挖掘题材、制造概念，与之相伴的是各种短线热点此起彼伏，数以百计的股票更名、主业变换，买壳、重组盛行。卖方研究的分析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市公司基本面的稳定和连续，如果大量公司追随热点随意改换主营业务，就会带来价值判断上的困难。
这样的市场格局使得大量上市公司经营高度不确定，对以基本面为分析依据的卖方分析师提出了巨大挑战。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做一棵大树，实体经济才是根。各类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根本上都是依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随着实体经营愈发艰难，作为载体的各类金融产品必然无法继续提高收益。但中国居民依然没有准备好接受当前环境下3%-5%的正常收益水平，依然在追逐不切实际的高收益。这种非理性需求的旺盛，催生了一系列金融领域的庞氏骗局。高估值的创业板就是其中之一。
就风险偏好可能发生的改变而言，创业板估值畸形之高与中国经济诸多领域的现象实属同构，从房价到银行表外业务、包括信托、理财、P2P等，都是经济结构扭曲和金融资源错配的表征。金融市场的最大潜在风险在于上述某一个领域问题爆发，进而蔓延和刺破其他泡沫。
而投资者长期念兹在兹的“市场风格转变”无疑是伪命题――因为“创业板与银行股”恰如“金融领域与实体领域”所对应的镜像，只有在中国经济转型有望的前提下，银行股走出牛市才符合逻辑。目前尚看不到这一前景。
卖方分析师的本职应该是专注于上市公司研究，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专业支持。但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各种杂音和干扰不断。
例如股灾期间的段子：“看多有道德风险，看空有政治风险，不看有失业风险。”集中体现了特定环境下卖方分析师无法保持研究独立性的困境。
即使在日常状态下，分析师也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由于市场波动剧烈，走势瞬息万变，投资者普遍面临着短期收益的压力，情绪化的现象非常普遍。当分析师观点与投资者相抵触时，就会遭遇不满。坊间不断有分析师与基金经理在路演现场吵架的传闻，即反映了这种现实。
卖方分析师发表看空观点的风险尤甚。数年前中金公司分析师曾因大幅下调乳业股的目标价引起轩然大波，2015年更有上市公司因为被研报看空券商侵犯名誉权。
上述情况导致卖方分析师普遍不愿看空，研究报告具有偏多的倾向。于是投资者通过“调整”，将研究报告的评级重新解释，“持有”于是等于“卖出”。这样一来，过于看多的研究结论又让一些没有“调整”的投资者吃了亏。
此外，就是免不了被美化报表的上市公司晃点。甚至有分析师以“骗我一次算你狠，骗我两次是我蠢”来评价上市公司季报。
综上所述，本应专注于研究的卖方分析师被浮躁的市场所裹挟，其中一些报告也难免沦为情绪化的表达。
卖方研究盈利模式固化
与其他专业投资机构对卖方研究的收入贡献相比，公募基金的分仓收入占绝对多数。分仓收入的减少，对卖方研究机构的生存构成了一定压力。
数年前的一轮大牛市和公募基金绝对规模的高速扩张，催生了卖方研究的泡沫，该泡沫一是体现在机构和研究员的规模上;二是体现在成本上。印证这一点的，除了当前从业人员的直观感受，还表现在与国际市场的比较。国际上九大投行控制了约80%的交易，他们是卖方研究的主要供给者;中国则有60多家券商研究所。
国际市场上少数机构垄断的格局，是由卖方研究的盈利模式所决定。国内不少券商认为，卖方研究业务本身就可以盈利，进而大肆扩张，实际上是一个误区。事实上，卖方研究能实现收支平衡，实现良性循环就已经很好;卖方研究的真正作用，在于它对投行、资管、自营等业务的协同效应，以及对机构品牌影响力的贡献。这就解释了国际上九大投行为何不但是卖方研究的主要供给者，更是投行、资管、自营方面的佼佼者。
但在国内，由于金融创新严重不足，业务缺乏杠杆运用，以及同质化竞争，券商的其他业务多遭遇瓶颈，恰值公募基金规模高速扩张，不少券商都把卖方研究业务当作突破口。但如果券商自身实力不够强，或者卖方研究与其他业务的协同作用不大，即使卖方研究做得很好，对券商整体经营状况的帮助并不大。由此看来，部分中小券商虽然可以通过短期砸钱做大卖方研究，但前景堪忧。
从逻辑上讲，既然券商这样的金融机构是经营资本的，那么整体上应该有较高的杠杆。这样的高杠杆当然不能进行无把握的，只有利用金融业务的复杂性，通过各项业务的协同作用，来形成其在某一具体项目上的博弈优势，甚至整体的经营优势，来获得超额利润。从这个角度看，卖方研究形成的定价权，对投行、零售等业务至关重要。假如一家机构的实力不足以在投行、零售等业务上占据一定份额，要定价权何用？
例如，一家投行帮助某内地公司在海外上市，除了动用资金（包括使用杠杆）先行买进一部分股权;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投行品牌吸引更多投资者;同时要制定对赌协议，来控制自身的投资风险。上述种种，必然是多个业务部分协同合作的结果，才能在该项目上立于不败之地。这当然离不开研究实力。
综上所述，公募基金规模的高速增长助推了卖方研究的盈利“幻觉”，从海外经验和逻辑上看，研究实力只是券商做强的必要条件，其他业务跟不上也不行。
而目前，国内的卖方研究机构显然还无法脱离对公募基金分仓的依赖。大的背景而言，金融创新不足抑制了券商开拓业务的空间;无论中外，个人投资者都不是卖方研究的购买者;机构投资者基本上不会为卖方研究单独付费，而只能以分仓形式来付费，而保险资管、私募等机构均不能与公募的分仓规模相比。
除个别公募基金建立了庞大的买方研究队伍，多数基金的买方研究，在规模覆盖程度和与上市公司关系上还不能与卖方相比，仍对卖方研究存在需求。除非有大行情，股价可以实现业绩驱动;一般情况下，A股股价往往要依靠信息驱动。卖方分析师是跟行业面和上市公司最接近的群体，他们所影响的潜在股票需求，通常远大于买方分析师，更是其他投资者不能相比的。这就决定了上市公司对卖方分析师也有所求。因此，上市公司的最新信息往往被卖方分析师最先获取，从而带来超额收益。
所以，卖方研究的盈利模式和激烈竞争格局中短期内还仍无法改变，更高层次的竞争还有待时日。
对于卖方研究机构的定位，此前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黄燕铭向第一财经表示，研究所不仅要为证券公司拿回各类评选的奖杯，更重要的是如何帮助证券公司获取经营收入。其强调，从研究所的商业模式和战略定位来看，研究所首先应定位于整个证券公司发展战略的综合性要求，而并不仅仅是扩展证券公司品牌的工具。
分析师的自我修养
过去一年卖方研究的最主要变化、或者说是最大的进步之一，是研报迅速地互联网化，即更有利于传播。
在新的环境下，过去数年金融机构一直努力向互联网金融迈进，但障碍重重。其中之一就是金融机构的专业性与互联网规律的冲突，无论是金融产品的宣传，还是卖方研究报告都与流行格格不入。
而最近一年，卖方研究报告的传播有了长足进步。现在，几个主要机构的宏观和策略研究报告不再是只在机构投资者之间小范围传播，而是对整个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力。而卖方研究也因为这种市场影响力，反而对公募基金等金融机构取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随着信息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卖方分析师也意识到了网上大众传播的重要性。有不少私募基金经理和卖方分析师在新浪微博等社交网站上经常发表观点，赢得了大量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