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业范文1
1.中国证券业税收制度现状 证券税制是指与证券市场的行为主体或其行为相关的税收政策及其制度规定。既是对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发行、转让、投资、赠与以及继承等所课征的各种税收。我国现行的证券税制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中国现行的证券税制仍属于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涉及的税种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税、外商业所得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这些税种相互配合，调控着证券交易行为、证券投资收益和证券交易所得。借鉴国外证券税制的经验，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设计目的也最终转化为效率与公平兼顾。我国面临着经济一体化与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格局，为了把国际间的流动性资本或经营活动吸引到本国，迫切需要构架完善的税收制度。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2.证券税制存在的缺陷 2.1证券税制设计缺乏经济效率 首先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过高，影响证券市场发展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利益，对税源有一定程度的损害。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我国税收收入中最强劲的增长点。1991-2000年的10年间，沪深股市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额达1461.58亿元，年均递增210.39％。2000年全国印花税占当年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3.83％。对幼稚产业的发展不利。中国股市自建立以来，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长期受到严重损害，据有关机构统计，从1995年到2002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年平均收益为14.45％，而市场年风险却高达32.81％，证券市场收益和风险极不对称。其次营业税中证券公司为证券交易所代扣代缴的过户费、开户费等，也被计入营业额征收营业税，使得证券经营机构营业税税负高于其他行业。最后，重复课税极大主要体现在证券所得税方面，现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的股息、红利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规定，直接按其总额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而企业分配给股东的股息、红利是从其税后利润中支付的，这就造成了对股东的股息、红利的重复课税。 2.2中国证券税制法律建设不健全 首先我国尚未建成完整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体系，一些比较零星的条例和法规仅仅针对证券市场暴露出的问题所采取的适应性措施，如在我国现行税制中，对于个人、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投资收益所得的课税，分别在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中作了具体规定，没有设立专门的税种。证券资本利得也没有全部纳入征税范围。还没有针对证券发行、证券交易、证券所得、证券利得等建立规范的证券税制，缺乏统一的税制体系。其次股票交易印花税名实不符。印花税是对列举应税凭证征收的，股票不在列举范围内，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行为税，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也不严谨。最后印花税的调节范围狭窄。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二级市场上的个人交易股征税，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不予征税；也未把继承和赠与的有价证券列入调节范围内，不利于证券市场结构的合理化，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而税基广大的交易税有助于保证各种类型的证券市场共同发展。最后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论交易额大小、持有时间长短均按同样的税率征税，使得调控没有区分度。差异化的征税范围也有失公平，只对可流通股交易征收交易印花税而对法人股交易、期货交易以及基金交易不征收交易印花税，使不同类型的证券面临税收歧视。虽然中国曾经数次根据股票二级市场的状况相应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对稳定市场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中国证券税制税种相对单一，而且侧重在交易环节，对证券交易所得不征税，实际上无法起到内在稳定器的作用。 2.3证券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建设的落后 由于股票交易印花税只在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征收，税收征管系统电算化程度低、税收征管软件版本偏旧数据量偏大等问题使的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征管水平偏低亦造成大量税款流失。以电子化、无纸化为特征的证券交易方式，加上巨额的成交量和剧烈的盈亏变动，使我国落后的税收征管手段捉襟见肘。再加上分税制引起的税收利益的上缴，使得地方政府对于证券交易税务稽查的力度不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税源流失。 3.证券税制架构建议 3.1在二级市场开征证券交易税 证券交易税是指对有价证券交易行为征收的一种行为税。有价证券包括有：公债、股票、公司债券、票据等。征税的标准为有价证券的买卖价格；纳税人为买卖有价证券者，征税环节主要是证券的发行或交易环节。目前各国大都在证券的流通市场（二级市场）征收证券交易税。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不再出现亏损投资者与盈利投资者按同等税率承担税负的状况。 3.2改进对证劵投资获得所得的课税 在设计证券所得税税率时必须实现公平原则，统一投资者间歧视性的所得税税率，使各种类型的投资者面对同样的税率，为了避免对股东的股息、红利的重复课税。消除对股份制企业所有的股东的歧视，让所有证券投资者面对平等的税率。这样更有利于资源的配置与资本结构的优化。 3.3加大证券业信息征管的建设 加速税务部门全面实现电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进程，提高税务人员的征管水平与内在素养，培养一批精通财务、税务、金融、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升级相关的配套软件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及时准确地掌握证券交易市场内外的各种信息，提高税务稽查能力。减少税款流失。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税务征管部门的综合能力。#p#分页标题#e#
证券业范文2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者规模迅速扩大,中小投资者逐渐成为资本市场重要的投资力量。截至2011年末，证券投资者开户数约为1.65亿户，名列全球之首。其中，个人投资者占99.6%，持股市值10万元以下的投资者占80%以上。受信息披露、分析能力及资金实力等因素限制，中小投资者是市场参与各方中最为弱势的群体。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一直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公司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修订完善,以保护投资者为核心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各项保护投资者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中小投资者权利受损现象仍持续发生，如果其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就会对资本市场失去信心,甚至逃离市场。这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且还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对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小投资者权利受损的原因分析 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投资知情权、资产安全权、公平交易权、投资收益权、管理参与权和股东诉讼权等。实践中，投资者（主要指中小投资者）权利时常遭受侵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市场“政策底色”加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我国股指走势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市场对管理层出台的政策或政策性消息往往呈现过激反应，甚至导致股指的走势脱离基本面的实际状况，整个市场不断在“股市低迷—政策救市—股市狂热—政策强抑—股市低迷”的怪圈中循环，这与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状况有很大差异。在成熟市场中，投资收益主要来自股票的长期收益，投资者的投资理念趋于理性。在具有“政策底色”的市场中，投资收益主要来自市场差价收益，投资者投资理念具有过度投机性、短期性和从众性，缺乏独立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受市场消息面影响大等特点。这些错误的投资决策和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加大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风险[1]。 （二）上市公司“一股独大”造成内外股东权利失衡 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存在利益冲突。大股东一旦处于绝对地位，就能够利用其地位优势获取外部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无法分享的控制权收益，而该控制权收益的攫取大多是以牺牲中小股东利益为代价。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问卷调查的94.5%的投资者认为其自身权益遭受过不同程度的侵害，其中，大股东实施的侵权行为占比31.3%。由此可见，该类侵权现象在我国已十分普遍。大股东对中小股东权利侵害主要表现为：用公司资金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贷款或担保；利用“短期合并”、“恶意兼并”等手段，排挤中小股东，稀释中小股东持股比例；操纵公司股价，逼迫中小股东低价出售股票；拒绝向中小股东提供有关公司资产状况、经营情况的资料等[2]。 （三）违法行为“花样翻新”考验投资者自我保护能力 我国证券市场处于新兴转轨的阶段，诚信基础还很薄弱，内在约束机制尚待提升，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仍在高发、易发时期。2008—2011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共立案调查案件387起，启动非正式调查516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92起、打非线索746起。同时，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手法更加新颖、方式更加隐蔽、社会危害性更强[3]。如内幕知情人通过间接方式控制账户已成为内幕交易的主要手段，一些“黑嘴”通过发表股评诱导中小投资者追涨并伺机高价卖出股票获利，犯罪分子利用新型木马软件从网上盗取他人交易密码等。中小投资者由于专业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风险承受能力不强、自我保护能力不足，信息获取和专业能力有天然劣势，在市场中整体处于弱势地位，面对花样不断翻新的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常常疏于防范，权利容易受到侵害。（四）司法保障“救而不济”使民事赔偿功能难以发挥司法是中小投资者权利救济的最后防线。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引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为证券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但以上“两法”对证券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和零散，可操作性不强。市场操纵、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受害投资者，可以通过民事赔偿诉讼机制解决赔偿问题，但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证券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前置程序，即法院受理该类案件时，要求相关违法行为已有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刑事裁判文书作出认定，否则不予受理[4]。加之，证券侵权违法行为具有“发现难、取证难”的特点，最终导致真正获得民事赔偿的投资者微乎其微，中小投资者维权陷入困境。 二、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实现方式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在基础性制度建设、市场监管、投资者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已基本形成国家立法保护、行政监管保护、市场自律保护、社会传媒保护与投资者自我保护相结合的多层次投资者保护体系。 （一）国家立法保护 围绕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市场法律体系进行了一次全方位、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清理与重构，我国证券市场已初步形成了内容齐备、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的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我国投资者保护的法律规定总体上分为事前预防性保护规定和事后救济性规定。前者包括赋予投资者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知情权、新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及股东表决权制度等；后者指相关股东在其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关于保障其行使上述救济方式的规定。 （二）行政监管保护 法律的执行需要证券监管机构的参与。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证券监管目标和原则中，确立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市场公平、高效和透明，减少系统风险”三大证券监管目标，其中保护投资者为证券监管的核心和精髓。这表明以保护投资者为首要任务已成为各国证券监管部门的共识。近年来，证监会通过推动立法、制定规则，逐步完善了证券执法体系，进一步巩固了投资者权利保护机制；通过查办大案要案、开展专项行动，有效震慑了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净化了市场环境，树立了执法权威；通过宣传执法、舆论引导，逐步增强了市场主体的规范意识和投资者的法律意识，社会公信度明显提升。为统筹协调证监系统内外资源，推动投资者保护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2011年末，证监会设立了投资者保护局，作为证监会的内设机构，其主要负责投资者保护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指导、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目前，投资者保护局已正式开展工作。#p#分页标题#e# （三）市场自律保护 市场自律保护是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自律引导以及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投资服务机构等规范运作、严格自律、认真履行法定和约定的义务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4]。自律是指监管机构和投资者之外的证券市场参与者相互之间的规范和制约，是证券市场实现秩序化和规范化的重要方式。相较于行政监管，市场自律保护的最大优点在于其能够迅速对市场发生的问题做出反应，同时处理问题更具弹性。近年来，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以促进行业规范为目标，加强会员及机构投资者的自律监管，拓宽了与证券会、地方证监局等相关机构的合作渠道，研究建立了投资者教育长效机制，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取得良好效果。证券公司等机构通过遵守法律及行业规范，加强合规管理与内部控制，不断提高客户服务和管理水平，在防止出现对投资者欺诈等违法行为的同时，严格落实客户适当性管理制度，帮助中小投资者提高证券投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积极发挥了投资者保护作用。 （四）社会传媒保护 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社会传媒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具有客观中立、信息广泛、针对性强、群众性强、可受性强、时效性强等特点，这决定其肩负了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重要使命。社会传媒不仅可以通过传递知识性信息，发挥投资知识普及和教育功能，提高投资者理性思维及信息收集、理解和运用能力，而且还可以通过实施社会舆论监督规范管理层、大股东及中介机构的行为，从源头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5]。 （五）投资者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是投资者保护的题中之义。理性、稳健的投资理念是中小投资者实现自我保护的前提条件。中小投资者应审慎对待证券投资，认真学习证券相关知识，全面掌握证券投资信息，及时行使和主张权利，树立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前四种方式为投资者保护的外部机制，而投资者自我保护是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机制。内部机制是外部机制的归宿和基础，而内部机制的实现又需要适当的外部机制来引导。内外机制共同作用使投资者保护的不同实施方式达到均衡，从而实现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最优选择。 三、加强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对策 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是成熟证券市场的重要标志。强有力的投资者保护措施有利于维护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鉴于此，应进一步加大证券监管的力度和效率，继续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服务工作，逐步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途径和方式，建立健全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要求的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一）加大证券监管工作力度 证券监管部门应坚持以“放松管制、加强监管”为理念，以保护投资者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稳中求进，不断提高监管工作效率。针对股权集中模式下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现状，及时将上市公司监管延伸至控股股东，有效规范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行为；强化对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借壳上市、定向增发、公司回购、重大投资过程中交易行为的专项监控，完善股价异动和信息披露联动监管机制，着力防范市场操作行为，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的知情权；严厉打击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新闻宣传工作，积极应对媒体质疑，及时通报重大案件的阶段性成果，通过广泛、深入的执法宣传，警示市场主体，遏制违法违规行为，营造更加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6]。 （二）强化投资者教育和服务工作 一方面，丰富投资者教育和服务的内容。以揭示市场风险为重点，以提高投资者对产品的认知能力为核心，引导投资者从风险承受能力等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审慎投资，合理配置金融产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警惕并自觉抵制各类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证券活动，加强对青少年投资理财的早期教育，扩大投资者教育和服务的覆盖面。另一方面，创新投资者教育和服务的方式，将公益性投资者教育与商业性投资者教育相结合。参照欧美市场的做法，倡导和培育民间化的投资者教育公共组织，并为公共机构现有的投资者教育活动提供更多的经费和人力支持。强化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商业性投资者教育，完善客户分类管理制度，加大投资风险揭示和投资知识宣传力度，不断提高中小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投资产品的参与能力。 （三）设立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 借鉴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的做法,由政府牵头建立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选择法律专家、经济学家、会计师、审计师以及投资者代表组成工作机构,负责解决证券纠纷、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等。同时，可考虑在我国设立表决权信托,并由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接受中小投资者的委托行使表决权，或代表中小投资者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和非流通股东的关联交易行为，监督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监督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制约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行为，与非流通股东或公司就再融资问题进行协调,敦促上市公司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主动与二级市场投资者沟通,听取中小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四）构建多元化的证券纠纷解决机制 针对证券纠纷调查取证难、诉讼成本高的现状，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证券纠纷解决方式，对于保护中小投资者权利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强化证券调解效力。调解既有利于化解讼累，减轻人民法院负担，又可以加速纠纷解决、降低成本。建议在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机构设立调解委员会，大力发展非诉调解。第二，重视证券纠纷仲裁。仲裁在发达的证券市场执法中起着关键作用。尽管我国规定当事人对证券争议可按约定进行仲裁调解，但证券纠纷仲裁在我国还没有足够的发展和应用，随着我国证券纠纷数量的上升，以及严格责任、强化监管、加强执法的要求，发展证券纠纷仲裁，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完善集团诉讼制度。受到相同侵害的投资者共同提出集团诉讼，是降低诉讼成本、有效维护中小投资者权利的纠纷解决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集团诉讼，但实践中这类案件相对较少，集团诉讼审判经验并不丰富，法院仍对证券纠纷案件单独立案逐个审理。为使中小投资者利益真正得以保护，建议在证券纠纷解决中进一步强调和完善集团诉讼制度。#p#分页标题#e# （五）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是按照《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筹集形成的、在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中用于保护证券投资者利益的资金，是证券客户资产风险应对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操作中，该基金可赔偿的对象和范围相当狭窄。因证券公司投资建议或管理方面原因造成的投资损失、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等都不属于投资者保护基金补偿范围，只能通过民事诉讼获得赔偿。而股东诉讼机制的不完善使中小投资者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的数量极少，如保护基金能将上市公司欺诈股东等行为纳入实际补偿范围，则能解决非投资者意志所能改变的非正常市场因素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扩大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赔偿范围，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赔付限额作出具体规定。
证券业范文3
1.中国证券业税收制度现状 证券税制是指与证券市场的行为主体或其行为相关的税收政策及其制度规定。既是对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发行、转让、投资、赠与以及继承等所课征的各种税收。我国现行的证券税制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中国现行的证券税制仍属于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涉及的税种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税、外商业所得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这些税种相互配合，调控着证券交易行为、证券投资收益和证券交易所得。借鉴国外证券税制的经验，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设计目的也最终转化为效率与公平兼顾。我国面临着经济一体化与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格局，为了把国际间的流动性资本或经营活动吸引到本国，迫切需要构架完善的税收制度。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2.证券税制存在的缺陷 2.1证券税制设计缺乏经济效率 首先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过高，影响证券市场发展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利益，对税源有一定程度的损害。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我国税收收入中最强劲的增长点。1991-2000年的10年间，沪深股市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额达1461.58亿元，年均递增210.39％。2000年全国印花税占当年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3.83％。对幼稚产业的发展不利。中国股市自建立以来，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长期受到严重损害，据有关机构统计，从1995年到2002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年平均收益为14.45％，而市场年风险却高达32.81％，证券市场收益和风险极不对称。其次营业税中证券公司为证券交易所代扣代缴的过户费、开户费等，也被计入营业额征收营业税，使得证券经营机构营业税税负高于其他行业。最后，重复课税极大主要体现在证券所得税方面，现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的股息、红利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规定，直接按其总额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而企业分配给股东的股息、红利是从其税后利润中支付的，这就造成了对股东的股息、红利的重复课税。 2.2中国证券税制法律建设不健全 首先我国尚未建成完整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体系，一些比较零星的条例和法规仅仅针对证券市场暴露出的问题所采取的适应性措施，如在我国现行税制中，对于个人、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投资收益所得的课税，分别在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中作了具体规定，没有设立专门的税种。证券资本利得也没有全部纳入征税范围。还没有针对证券发行、证券交易、证券所得、证券利得等建立规范的证券税制，缺乏统一的税制体系。其次股票交易印花税名实不符。印花税是对列举应税凭证征收的，股票不在列举范围内，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行为税，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也不严谨。最后印花税的调节范围狭窄。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二级市场上的个人交易股征税，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不予征税；也未把继承和赠与的有价证券列入调节范围内，不利于证券市场结构的合理化，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而税基广大的交易税有助于保证各种类型的证券市场共同发展。最后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论交易额大小、持有时间长短均按同样的税率征税，使得调控没有区分度。差异化的征税范围也有失公平，只对可流通股交易征收交易印花税而对法人股交易、期货交易以及基金交易不征收交易印花税，使不同类型的证券面临税收歧视。虽然中国曾经数次根据股票二级市场的状况相应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对稳定市场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中国证券税制税种相对单一，而且侧重在交易环节，对证券交易所得不征税，实际上无法起到内在稳定器的作用。 2.3证券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建设的落后 由于股票交易印花税只在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征收，税收征管系统电算化程度低、税收征管软件版本偏旧数据量偏大等问题使的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征管水平偏低亦造成大量税款流失。以电子化、无纸化为特征的证券交易方式，加上巨额的成交量和剧烈的盈亏变动，使我国落后的税收征管手段捉襟见肘。再加上分税制引起的税收利益的上缴，使得地方政府对于证券交易税务稽查的力度不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税源流失。 3.证券税制架构建议 3.1在二级市场开征证券交易税 证券交易税是指对有价证券交易行为征收的一种行为税。有价证券包括有：公债、股票、公司债券、票据等。征税的标准为有价证券的买卖价格；纳税人为买卖有价证券者，征税环节主要是证券的发行或交易环节。目前各国大都在证券的流通市场（二级市场）征收证券交易税。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不再出现亏损投资者与盈利投资者按同等税率承担税负的状况。 3.2改进对证劵投资获得所得的课税 在设计证券所得税税率时必须实现公平原则，统一投资者间歧视性的所得税税率，使各种类型的投资者面对同样的税率，为了避免对股东的股息、红利的重复课税。消除对股份制企业所有的股东的歧视，让所有证券投资者面对平等的税率。这样更有利于资源的配置与资本结构的优化。 3.3加大证券业信息征管的建设 加速税务部门全面实现电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进程，提高税务人员的征管水平与内在素养，培养一批精通财务、税务、金融、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升级相关的配套软件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及时准确地掌握证券交易市场内外的各种信息，提高税务稽查能力。减少税款流失。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税务征管部门的综合能力。#p#分页标题#e#
证券业范文4
一、《托管办法》与《基金法》之间的关系
《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是《托管办法》的载体，《托管办法》是《基金法》的细化和延伸。经国务院批准，1997年11月14日，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是《基金法》的“雏形”。以此为法律基础，2003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基金法》，标志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作为《基金法》的五个配套规章之一的《托管办法》随之诞生。2003～2012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由110只发展到1174只；规模由1715亿元发展至27972亿元，增长16倍；开放基金占比由50%提升至96%；同时，非公开募集基金的迅速增长，其投资运作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成为2012年12月28日《基金法》修订的背景。根据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我国承诺以及新修订《基金法》的相关指导思想，《托管办法》在2013年进行了修改和完善。2020年7月，为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扩大金融开放，《托管办法》进行第二次修订。《托管办法》产生于《基金法》，是实际工作中对托管人的约束和规范，是落实《基金法》的具体举措，是《基金法》在实践过程中的拓展和延伸。《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证券投资基金活动是以信托原理为基础，基金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属于信托关系。因此，可以界定托管是基于信托原理，以《基金法》为主要依据，在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中对基金财产行使保管权。《基金法》中托管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的信托关系，与《信托法》中所指的共同受托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基金法》和《托管办法》共同促进资产托管业务高质量发展。一是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保护持有人利益，促进资产托管业务快速发展。我国资产托管业务始于1998年的封闭式基金，经过20年的发展，资产托管规模由初期的100亿元发展为2018年的146万亿元，年均增长62%。二是资产托管产品种类丰富。由单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发展成为10大类丰富的托管产品链条。三是资产托管主体多元。由最初的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成为包括中资银行、中资证券、外资银行和中国结算在内的51家托管机构。四是托管影响力日益凸显。托管影响力用三个指标来衡量。第一，占资本市场市值比。2001年资产托管规模仅占资本市场市值的1.9%，2018年资产托管规模占资本市场市值的336%，17年时间年均增长36%。第二，存托比。1998年资产托管规模占存款规模比例0.1%，2018年资产托管规模占存款比例82%，20年间年均增长40%。第三，托管系数。2003年资产托管规模占国内银行总资产比例0.62%，2018年资产托管规模占国内银行总资产比例56%，15年间年均增长35%。
二、《托管办法》与资管新规及养老金之间的关系
《托管办法》和资管新规同源于信托原理，在业务活动中形成信托关系，法律责任区别于委托—关系。资管新规对资管业务及其独立性的界定，形成事实上的信托关系。2018年4月27日，人民银行等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资产管理业务是指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投资者委托，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业务的管理机构成为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受托人，而投资者是委托人和受益人，形成同自益信托下委托人和受益人为同一人的相同法律主体特征。对资管产品独立性问题，资管新规作了严格的规定：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应当确保资产管理业务与其他业务分离，资产管理产品与其代销产品相分离，资产管理产品之间相分离，资产管理业务操作与其他业务操作相分离。从资产管理业务的主体及其独立性的特征判断，资管新规约束的主体行为形成事实上的信托关系。《托管办法》及资管新规的行为主体在活动上的信托关系，为其承担法律职责提供保障。托管人的独特作用，是资管新规落地实施的根本制度保障。安全保管资产、快速资金清算、独立投资监督、有效信息披露、严格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是托管人的主要职责，是信托财产所有权、使用权、保管权“三权独立”相互制衡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信托关系的资管新规所界定的资产管理业务涵盖的主体包括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并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资产应当由具有托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独立托管，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托管机制是资管新规得以落地实施的根本制度保障，没有托管机制的介入，资管新规所要达到的“去杠杆、去通道、打破刚性兑付”等监管目标无法实现。资管新规落地实施之后的相关配套制度诸如《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当选择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机构或者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机构托管所发行的理财产品，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非公开募集资金或者接受财产委托，设立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并担任管理人，由托管机构担任托管人，依照法律法规和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为投资者的利益进行投资活动，都明确提出了“强托管”的监管思路。资产托管的成功运作经验，使托管成为养老金运作模式的制度支撑。养老金包括基本养老及其辅助部分的全国社保基金、补充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于养老金资金具有“养命钱”的性质，安全性成为养老金“第一要求”。托管具有制衡委托人和投资管理人的天然属性，20多年来在各种产品中的成功应用，使托管成为养老金运作模式的制度支撑。养老金所涉及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监督管理办法对养老金基金的投资运作亦提出了明确的“强托管”的要求。
三、《托管办法》发展路径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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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融券业务就像一把双刃剑,对完善和促进我国够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融资融券业务也会给我国证券市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和挑战,并且该业务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监管和控制将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一)融资融券业务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有利影响
1、融资融券业务有利于增加市场流动性。流动性是证券市场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市场流动性高才能吸引更多的不同的参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才能实现证券市场的功能。融资融券主要通过两条传导途径提高市场流动性:
一是融资融券改变了投资者的盈利模式,弥补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单边市场缺陷。我国的证券市场属于典型的单边市场,投资者只能做多不能做空,这样的制度有很严重的缺陷。一般来讲,投资者购买证券尤其股票是以期待证券价格上涨为假设前提的,因此只有在上行的市场环境中投资者才可能投资获利。融资融券交易机制具有做多做空的双重功能,使得投资者的盈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管市场将上涨还是下跌,只要投资者能准确判断市场走势就可以获利。上行市场环境可采用融资方式获利,下行市场环境则可采用融券方式获利。显然,融资融券的双向交易机制能激发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并提高其参与度,活跃市场交易,提高市场流动性。
二是融资融券交易具有杠杆效应。投资者通过杠杆化操作可用少量的资产完成更大的交易量,若投资成功则可扩大投资收益。我国融资融券的保证金比例不得低于50%,那么理论上投资者最高可从事两倍于自有资产的杠杆交易。这种以小博大的杠杆化交易将直接放大市场交易量,同时也将激励一部分风险偏好者为追求更高的收益而进行融资融券交易,因此也能提高市场活跃度和市场流动性。可见,融资融券通过其特殊的双向交易机制、盈利模式和杠杆化操作活跃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放大市场交易量直接或间接提高市场流动性,从国际资本市场来看也是如此。美国和日本融资融券的规模占证券交易金额的比重达到了16%-20%。我国台湾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的规模则占到交易总量的20%-40%(见图1)。我国由于融资融券业务开展较晚,目前这一类似指标仍然很低,仅从深市来看,2013年2月25日到3月1日券商会员两融专用席位交易金额占会员总成交金额比例为6.79%(见表1),可见融资融券交易占比在我国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随着我国融资融券业务的不断推进及转融通业务试点的开展,融资融券交易必将为市场提供更大的交易量,对提高市场活跃程度和流动性有很大促进作用。
2、融资融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股价暴涨暴跌,稳定证券市场价格。融资融券的双向交易制度,使得股市同时存在多方与空方两种力量的较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股市暴涨暴跌。在一个没有卖空机制的市场,当某只股票处于快速上涨期间,投资者过度追捧该股票会造成股价进一步飙升,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由于缺乏可以对冲风险的工具可能会抛售股票,从而加剧了股价的下跌。这是股市非理性地暴涨暴跌的重要原因。而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信用交易制度具有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当市场存在过度投机现象导致某一股票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理性的投资者认识到股票存在泡沫时将会借助融券方式进行逐利,大量融入股票卖出从而使股价下跌。相反,若某一股票大幅下挫股价被低估,投资者可以通过融资的方式买入股票,股票的需求增加从而促使股价回升。融资融券正是通过这种双向交易机制使股票回归正常价值,平抑股市的波动,稳定市场价格。
3、融资融券业务的开展有利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同时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要融入国际市场,必须与世界接轨。我国金融市场与境外成熟市场相比,在交易制度和交易品种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而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的推出则是完善交易机制和丰富交易品种的积极尝试。从长远来看,融资融券业务有利我国证券市场结构的优化、市场规模的扩大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相互对接,资金良性循环,提高证券市场的运作效率;有利于使我国证券市场成为一个具有做多做空机制,两者相互制衡的成熟有效的市场。这些都将使我国证券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同时也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打下基础。
(二)融资融券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负面影响
1、助长股市投机气氛和违规交易。融资融券交易的杠杠效应扩大了投资者的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部分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进行过度投机以小博大,助长了市场的投机氛围。另外,当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时还有可能加剧违法违规交易的发生。特别是融资买入或融券卖出的标的证券流通量小,容易出现人为操纵证券价格和内幕交易,破坏市场秩序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2、融资融券增加了证券市场的风险。融资融券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收益与风险是相对应的,融资融券在给投资者带了更多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其破产风险。融资融券针对的是单个证券,单个证券尤其是个股的波动性大于指数,具有较大的非系统性风险,因而融资融券如购买股票一样具有较大的风险。同时融资融券的杠杆化操纵使得投资者面临的风险远大于现有资产条件下交易的风险,当股价走势与投资者预测背道而驰时,投资者则会出现更大的损失最终可能破产。融资融券使券商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前已述及在融资融券制度下,投资者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当标的证券价格变动不利于融资融券者的操作行为时投资者会出现更大的亏损,券商也因此面临着更大的客户违约风险。虽然融资融券业务规则要求客户融资融券必须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我国规定的该比例不低于50%,但这只能部分程度保证券商的利益,当投资者违约时即使券商强制平仓处理担保物也不能完全弥补券商融出的资产。同时券商是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或转融通获得的资产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这些资产一经融出就要被客户占用一段时间,这无疑会降低券商的流动性,特别是当券商流动性和负债率相关指标出现不良变化趋势时,由于这些已经融出的资产无法立即收回则会加大其流动性风险。融资融券业务规模和集中度失控可能会引发整个证券市场危机。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券商争为争取更多的顾客和获取更多收入而违规开展业务,使得融资融券业务的规模过大、集中度过高并超过监管规定时,可能会出现资产流动性不足,净资本规模和比例不符合监管要求引发流动性风险。由于融资融券业务的资金和证券除来源于券商自有资金和证券外还来源于第三方,券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网络,一旦券商的风险失控,由于连锁反应可能会引发一场波及证券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严重危机。
二、对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相关建议
为了更好地利用融资融券交易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限制其消极影响或使其降到最低程度,我国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建立全国性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评级机构,完善信用管理制度
融资融券交易属于信用交易,客户和券商良好的信用对维护融资融券业务的正常发展和证券市场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客户信用级别是券商决定是否为其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先决条件,也是券商给予客户授信额度的重要参考指标,建立全国性的客户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尤其将银行客户信用系统纳入其中,有利于券商选择资信条件和财务状况良好的客户,降低信用风险。另外,券商的信用等级也极为重要,券商的实力、服务、业务规范程度等也是客户决定是否在此开户进行融资融券交易的重要考虑条件,顾客的选择必将进一步激发券商严格按照业务规则开展业务,规范自身行为和增强自身实力。而目前我国评级行业发展仍然滞后,信用评级的独立性、公正性、客观性和权威性存在较大的问题,因此加快我国评价行业的发展,形成自主品牌的具有独立性、权威性的全国性的评级机构对我融资融券业务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积极意义。
(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正确的投资决策需要建立在充分有效的信息基础之上,通过健全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使市场形成强式有效的市场,公布融资融券标的证券的实时交易信息及其它相关信息,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或内幕信息造成的不同投资者损益不均现象,营造一个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为投资者决策提供及时、全面和有效的信息,避免投资者盲目投资造成非理性的市场波动和不必要的损失,这对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和融资融券交易也很有必要。
(三)加强对融资融券业务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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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池的组建
资产证券化的第一步是寻找适合于证券化的资产，并按一定的期限、收益等标准继续分类、组合，形成一个资产组合（资产池），以便出售给特定目的机构。为了确保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和收益的支付，证券化资产必须具有预期可用于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本息的稳定现金流。在矿业权资产证券化操作流程中，将矿业企业的未来现金收入进行估算、清查，对可能产生不同效益现金流的资产进行组合搭配，组成“矿业权资产池”。资产池的构建可以结合风险较大的资产（如探矿权资产）与风险较小的资产（如采矿权资产）共同组合以达到优化资产池的本意。在实际操作上，可有两种组合方案：一是西部不同地区的同类矿业权进行组合；二是某一省或区域内不同类型的矿业权进行组合。
（二）设立特定信托机构
特定信托机构（SpecialPurposeTrust，SPT）的职能是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购买、包装证券化资产和以此为基础发行资产化证券。在这种模式下，由一个有政府支持的国有独资公司设立特设信托机构，矿业企业将拟证券化资产“真实出售”给特设目的机构，然后由特设目的机构将购买的资产组合为资产池，以该资产池为支持，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具体操作方案就是成立矿业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出资人为国土资源部、西部开发办和西部各省国土资源厅，首笔注册资金由政府投资，来源为国家财政拨款和地方财政拨款，之后通过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募集资金。
（三）资产转移（破产隔离）
资产转移是证券化交易成功的重要因素，目的是实现破产隔离。证券化基础资产由与原始权益人分离的SPT持有，若原始权益人破产清算，证券化资产不列为破产清算范围，以确保证券化资产和由其产生的现金流免受原始权益人任何不测事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矿产资源资产证券化的资产转移中，发起人（矿业企业或持有矿业权的矿业权人）将矿业权资产转移给特定信托机构（SPT），实质上转移的是矿产资源未来的收益权。或者将矿业企业（矿业权人）矿产资源开发将来获得的收益中的一部分转移给特殊目的机构，由特殊目的结构以矿业权的未来收益（未来现金流）为支持，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四）证券发售与管理
信用评级之后，需要将评级结果向投资者公告，然后由证券承销商负责向投资者销售资产支撑证券。由于此时资产支撑证券已具备了较好的信用等级，因此能以较好的发行条件售出。特定信托机构售出证券，从证券承销商那里获取证券发行收入，再按资产买卖合同规定的购买价格，把发行收入的大部分支付给原始权益人。至此，原始权益人的筹资目的已达到。最后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完毕后到交易所挂牌上市，完成整个资产证券化流程。在证券交易期间，债券的本金利息支付从发起人（矿业企业或矿业权人）的矿产品销售收入中提取。这一环节的工作设计包括证券承销机构、资金保管机构和相关服务机构。
二、矿业权资产证券化相关配套措施
（一）修订并完善相关法律、准则
1.《公司法》中需要明确对公司类SPT的规定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对SPT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在《公司法》中需要根据证券化操作的实际要求，对公司性质（类型）、注册资本标准、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规定。更重要的是，赋予公司性质的SPT发行证券的资质。
2.《证券法》中明确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证券”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2条规定“经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在《证券法》专项立法中，应获得国务院的认可，将资产证券化产品即资产支持证券明确界定为我国立法规范的证券类型。
3.《税法》中对于资产证券化给予税收优惠
具体来讲，要减免发起人向特设信托机构的资产转让过程中的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减免发起人代收的矿业资产经营现金流入的营业税；减免特设信托机构的所得税；减免投资者进行资产证券化投资要缴纳的印花税和个人所得税，或者使之与投资国债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刺激投资者对此类证券的需求1。
4.《企业会计准则》中补充和完善资产证券化核算
在会计处理方面，资产证券化业务处理的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金融资产转移准则并未对资产证券化业务作出完整的规范，尤其是对于特定信托机构的会计处理未进行规范。为彻底解决资产证券化的会计问题，我国应积极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FAS）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关于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的经验，加紧修订和完善会计准则，将与资产证券化业务有关的会计确认、计量和信息披露问题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套完整的会计处理规范，以此来指导资产证券化乃至其他金融业务的会计处理。
（二）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资源支持证券是结构性融资，它的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发展资源证券化市场，一定要依靠具有专业人员的机构投资者的介入。在ABS最发达的美国市场上，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就我国将来ABS市场上潜在机构投资者类型看，不外乎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与失业保险基金在内的等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商业保险公司以及海外的机构投资者。因此，政府应在加强监督管理的前提下，鼓励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源证券化产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允许社保基金、商业保险准备金等社会资金进入资源证券化市场，允许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资源证券化产品，使机构投资资本能够成为该市场的主体。
（三）完善矿业权评估和矿业权流转市场
矿业权评估是证券化的前提，矿业权评估是矿业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矿业权流转和证券化密切相关，矿业权评估程序是否规范，结果是否真实可靠，直接影响到证券化的成败。完善矿业权流转市场，一是国家放宽矿业权流转的条件，对矿业权的流转采取自由转让的原则，以实现对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二是严格矿业权流转的程序，国家运用各种方法，包括税收调节手段，科学确定矿业流转征收金的数额，并采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手段，进行合理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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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治范围
市辖区内的所有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食堂。
二、整治目标
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突出重点、科学治理的原则，加快完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强化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落实，健全餐饮服务监管长效机制，强化行政监管和技术监督能力建设，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通过整顿，使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食堂自律意识增强，无证经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广大职工饮食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三、整治内容及措施
（一）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制度建立情况。认真核查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食堂组织制度是否健全，是否建立主管领导负责制，是否将食堂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日常管理中，对食堂是否有管理方面的规定和要求。
（二）餐饮服务许可证持证情况。认真核查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的餐饮服务许可证是否过期，是否存在超范围、超能力经营问题；对新开办的食堂，要严格按照《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规定办理许可，对设计布局不合理、设施设备不具备、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置不到位、不具备相应条件的集体食堂，一律不发《餐饮服务许可证》；对因许可条件发生变化，未及时办理变更、延续、补发或注销手续的，责令其及时办理；对未经许可从事餐饮经营的，严格依法进行查处。
（三）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票情况。认真核查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的采购食品及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是否严格索证索票，货证票是否相符，是否建立进货验收台账，食品仓储是否符合要求，有无过期食品，使用的植物油是否为散装或周转桶装植物油。大宗食品采购是否相对定点，有无采购协议。重点检查有无来源不明的禽畜肉制品、食用油脂、散装调味品、一次性餐盒和筷子等。
（四）加工场所及过程卫生情况。认真核查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食堂的内外环境是否整洁，是否具有消除老鼠、蟑螂、苍蝇和其他有害昆虫及孳生条件的防护措施；通风和排气是否良好，食品加工过程能否做到标志明确，分开使用，定位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加工场所各功能间是否齐全；食品加工过程能否炸熟煮透。能否保持冷藏设施定期清理。是否配备有效消毒设施和保洁设施；卫生清扫工具是否有专用存放场所。
（五）从业人员个人卫生情况。从业人员是否持有有效健康、培训合格证明；岗位卫生知识的熟知情况；工作时是否穿有洁净的工作衣帽；是否留有长指甲、戴首饰；是否患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从事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等。
（六）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认真核查食品添加剂采购和使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使用品种和用量是否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是否达到专店采购、专柜存放、专人负责、专用工具、专用台账要求。
四、时间安排
本次专项整治从年4月至年7月，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一）自查阶段（4月15日～5月15日）。各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要认真进行自查，要按照整治方案要求，从食堂食品安全管理、餐饮服务许可证、索证索票管理、加工制作卫生、健康证明、使用食品添加剂等六个方面进行自查，深入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并认真进行整改。
（二）整改阶段（5月16日～6月15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对各企事业单位的自查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监督整改突出问题，落实整改措施。对存在发生过食品安全隐患的单位，要进行重点检查，并将协查及日常监管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检查阶段（6月16日～7月16日）。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与有关部门将组成联合检查组,对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整治情况进行抽查。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落实。要高度重视集体食堂食品安全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把集中整治与日常监管、食堂自律与强化监管有机结合，把集体食堂食品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将宣传教育贯穿始终、完善制度贯穿始终、落实责任贯穿始终、检查指导贯穿始终，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二）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效果。要根据本次整治的要求，开展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示范工程建设。在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中创建一批食品安全示范食堂，争创省（国家）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市，充分发挥示范食堂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不断提高各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和硬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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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券交易仲裁制度的最终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证券业界是证券交易仲裁制度的推动者和主导者。早在187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投资者签署标准客户协议书，表明他们须把日后发生的任何金融纠纷以仲裁方式解决，而不会提出诉讼。但是，证券交易仲裁的推行也存在很多争议，主要包括证券交易纠纷的可仲裁性、对投资者是否公平、司法审查等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证券交易仲裁才最终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此后，通过仲裁解决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的交易纠纷就成为一种重要途径。作为一种多元化的证券纠纷解决方式，美国证券交易仲裁制度也对我国证券仲裁制度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证券交易仲裁的内容 美国证券仲裁的范围较为宽泛，既是解决证券领域劳动纠纷的方式，也是解决投资者与证券商争议的主要手段，后者主要是指证券交易仲裁。目前，由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及纽约证交所的会员监管、执法及仲裁职能部门于2007年合并成立的自律组织金融业监管局(FinancialIndustryRegulatoryAuthority，FINRA)负责营运全美国规模最大的纠纷调处，处理几乎所有涉及须以调解或仲裁解决的纠纷。其主要包括:(1)投资者与经纪商、交易商之间的纠纷;(2)经纪商、交易商之间的纠纷;(3)经纪商和交易商与其雇员之间的纠纷，如有关雇用、薪酬、歧视、不合理解雇的纠纷。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的交易纠纷解决适用的规则是“客户争议仲裁程序准则”。金融业监管局还成立了一个全资附属机构，即金融业监管局纠纷解决中心，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以解决投资者、证券公司以及注册代表之间的金融纠纷。 证券交易仲裁是指对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产生的纠纷进行的仲裁。纠纷类型主要包括证券公司违反适合性规则、违反信义义务、过度交易、违反合同、不实陈述和欺诈等。在美国证券交易实务中，投资者在开立投资账户时就须与经纪公司签订争议解决仲裁协议。如今证券仲裁协议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且经纪公司与客户之间通过仲裁来解决纠纷的现象也非常普遍。需要指出的是，经纪公司往往强迫其客户签订仲裁协议，以此作为开立投资账户的前提条件。强制性仲裁协议始于198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Shearson公司诉McMahon案①中作出的裁决。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声称，强制签订仲裁协议是联邦法院的政策。这项政策导致证券仲裁案件的大幅上升。1980年，820件仲裁案件经由自律组织结案，而1993年则上升至5300件。①这些仲裁案件主要是投资者对经纪公司启动的。与向法院起诉相比，通过仲裁解决交易纠纷，证券公司和投资者可谓是双赢。 首先，在理论上讲，仲裁时间比诉讼时间要短。美国的一般证券仲裁从投资者提出申请到收到裁决书花费383天。② 其次，成本低。仲裁收费较为合理，而且投资者可不聘请律师。根据证券交易商协会规则，投资者在提出赔偿请求时，需根据索赔金额支付申请费以及听证会押金，如果困难也可以申请减免。仲裁员在听证结束时有权利根据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在当事人之间分配听证费。另外，申请人也可以降低律师费用支出以降低成本。 再次，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而且不容易被推翻。尽管仲裁裁决也可能被诉诸法院，但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被撤销，如仲裁员超越职权。这种最终裁定减少了败诉方的诉讼请求，从而减少了双方的额外成本支出。 最后，仲裁员来自业界，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熟悉所争议的问题。由于对案情比较了解，仲裁员可以作出更明智的判断，这对复杂案件更为有利。另外，证券仲裁对经纪公司也有利。因为仲裁程序并不公开，公司的声誉在公众中不会受到负面影响。 二、美国证券交易仲裁的发展 美国证券业界直接推动了证券交易仲裁制度的发展。而且，美国联邦法院的态度与该项制度的最终确立直接相关。美国的证券仲裁制度的发展可追溯至1872年，在随后数年期间，许多其他交易所和证券公司效法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定客户签订纠纷仲裁协议书。这些协议书的效力一般均为法院承认，尤其在1925年通过《联邦仲裁法》(FederalArbitrationAct)之后，法院须把仲裁协议书视为其他合约执行。 在20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证券仲裁持消极态度。1953年，在Wilkov．Swan一案③中，一名投资者根据1933年《证券法》第12(2)条规定控告其经纪商，声称被其以欺诈手段诱使购入1600股某公司的股份。经纪商作出回应，指出该投资者在金融纠纷发生前签署的保证金账户(marginaccount)协议书中载有仲裁条款，因此要求法院暂停诉讼，直到根据仲裁条款进行仲裁的程序结束为止。美国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认为，仲裁协议只是一种约定，而根据证券法的规定，选择司法裁决的权利不能被放弃。因此仲裁协议不能限制买受人寻求司法救济。这实际上表明对仲裁机制存有怀疑，并裁定投资者根据1933年《证券法》第12(2)条就欺诈行为提出的投诉，不能根据纠纷仲裁协议书解决。但该裁决与美国联邦仲裁法的立法政策不相调和，因为美国联邦仲裁法支持执行仲裁协议作为一种快速、经济和适当的纠纷解决方式。美国最高法院对待仲裁协议的转变是在1974年的Scherkv．Alberto-Culver公司一案。法院认为，买卖双方因交易而签订的仲裁协议是有效的，并可以由联邦法院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予以执行。与Wilko案不同的是，Scherk案涉及一项国际合同。该项合同的另一方可能利用外国法院阻止或妨碍买受人选择美国法院的权利。美国法院随后逐渐改变了对商业仲裁的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更重新考虑其立场。1987年，最高法院在Shearson/AmericanExpressInc．v．McMahon一案④中表示对受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下的仲裁机制有信心，并质疑Wilkov．Swan一案中的裁决是基于对仲裁机制的不信任作出的。最高法院认为，仲裁为投资者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种转变的背景是，成立于1977年的证券业仲裁联合会(SecuritiesIndustryConferenceonArbitration，SICA)通过了仲裁统一法典(UniformCodeofArbitration)，并被证券业自律组织采纳。在这些组织的努力下，法院开始改变对仲裁的看法，承认仲裁具有公平有效的解决纠纷的作用。［1］#p#分页标题#e# 在1989年，美国最高法院更进一步在RodriguezdeQuijasv．Shearson/AmericanExpressInc．①一案中推翻先前Wilkov．Swan一案的裁决，坚称投资者根据1933年《证券法》提出的投诉，须根据纠纷仲裁协议书解决。自此，证券公司一般都在投资者签署的标准客户协议书内加入纠纷仲裁条款，并规定客户日后发生的纠纷以仲裁方式解决。目前，证券交易纠纷主要通过仲裁或调解机制解决，大多在金融业监管局(FINRA)提供的平台进行。金融业监管局合并了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管理、执行和仲裁部门。在此之前，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负责90%的证券仲裁，其余则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尤其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至20世纪90年代，提交仲裁的证券案件呈增长趋势，并在2003年达到顶点，此后开始回落。这主要是受世纪之交因互联网泡沫的影响导致证券仲裁案件的增加。［2］ 三、美国证券交易仲裁的主要争点 1．纠纷的可仲裁性 对于投资者与经纪商纠纷的可仲裁性，支持者认为仲裁是公正的有效率的，而且也很经济，可作为民事案件纠纷解决的一种替代方式。美国仲裁法期望改变几个世纪以来司法上对仲裁协议的敌视态度，以便当事人避开诉讼的巨大支出和迟延，让仲裁协议与其他合同一样处于同样的基础。但是，批评者主张投资者只能通过司法审判来保护，由法官根据证据规则来判定，而且也享有上诉的权利。批评者进一步指出，证券仲裁制度存在一种内在的偏向经纪公司的偏见。因为经纪公司都是金融业监管局和证券交易所的成员，而事实上证券仲裁都由这些机构负责。 2．仲裁的适用范围 根据仲裁统一法典，如果投资者与经纪公司的争议超过6年则不能进行仲裁。即使双方签订仲裁协议以后，投资者也可以要求管辖机构或仲裁员允许通过诉讼来解决争议。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管辖机构或仲裁员会保留管辖权并进行仲裁。在Howsam案件②中，法庭认为，法院并不会因为超过了6年的期限而撤销仲裁机构基于当事人要求而作出的仲裁裁决。只要在仲裁决定范围之内，时间只是一个程序性规则要求。另外，统一法典规定，集团诉讼不适合仲裁。这主要是因为证券业仲裁联合会(SecuritiesIndustryConferenceonArbitration，SICA)认为自律组织不适合于解决此类纠纷。一般而言，美国证监会和金融业监管局(FINRA)禁止集团诉讼类案件提起仲裁。［2］1006但是根据统一法典第8节的规定，上述禁止对于索赔请求的合并没有影响。 3．仲裁与调解的关系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支持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这是因为其认识到仲裁在某些方面，逐渐与诉讼类似，即缺乏效率。调解与仲裁的主要区别在于是自愿的，也不具有约束力，并不具有类似审判的程序机制。如果调解不成，当事人可提交仲裁或进行诉讼。当然，调解也可以在仲裁中进行，或者两种程序同时进行。美国金融业监管局的调解通常始于双方当事人参加的会议。调解员和当事人各方均有机会进行公开陈述。此后，调解员与当事人各方进行单独商谈，主要集中于各方纠纷解决的预期以及可能的解决要求。如果双方都接受解决方案，则签订书面协议;即使调解不能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双方的沟通和交流也使仲裁更有效率。 4．司法审查 根据仲裁法规定，法庭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撤销仲裁决定:(1)裁决因腐败、欺诈和不当手段而作出;(2)仲裁员明显不公或腐败;(3)仲裁员因不当行为而犯罪;(4)仲裁员超越权限。另外，多数法庭还认为存在另一种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即明显无视法律。③根据Wilko案件，法庭以此理由更改或撤销裁决须认定:其一，仲裁员了解主要法律原则，但拒绝适用或予以忽略;其二，被仲裁员忽略的法律规定明确、清楚，能适用于案件。④从司法实践来看，证券仲裁程序司法审查呈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首先，这反映了部分下级法院仍持有反仲裁的偏见，与最高法院的态度形成尖锐对立。最高法院并没有停止支持仲裁政策的表示，仲裁员享有决定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干涉权力。其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法律公平问题予以关注的一种回应。但是，这种转变是没有依据的，因为美国证监会和自律组织均致力于确保仲裁程序的公正性。尽管这项任务尚未结束，但证券经纪业没有理由断言受到不公正待遇。最后，这是20世纪70－80年代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反投资者保护趋向的延续。如果投资者获得大额赔偿，司法机关对这种大额赔偿的不支持就会反映在仲裁业中。如果这样，下级法院就不会充分理解最高法院McMahon案件以来的重视仲裁和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倾向。对仲裁程序的司法审查呈增长趋势一般有利于经纪公司而不利于投资者:第一，它导致仲裁时间的延长和费用支出的增加，而经纪公司有能力负担增加的成本。第二，投资者更可能因争议的公平解决而受益，而不是法律解决。司法干预应保持最低限度。如果都认为仲裁员公平而应适用统一的法律标准，那么，自律组织需要选择和培训更好的仲裁员。第三，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受益于不断增长的证券仲裁。从投资者的角度而言，司法干预过度则会阻碍证券仲裁。 5．对投资者是否公平 行业性证券仲裁机构的公正性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虽然它对投资者有利，但是，由于它附属于证券业自律组织，而该组织又是由证券业资助的，天生具有不公正的表象。加上一段时间里，由于规则的不完善和监管的缺失，行业性证券仲裁机构确实作出过一些偏向证券业的裁决，所以，投资者和证券业自律组织仲裁制度的批评者对其公正性产生了怀疑。［3］为了使投资者改变他们“在由证券业控制的裁判场所中仲裁”的印象，树立其对行业性证券仲裁机构将会公平解决纠纷的信心，美国证监会和各证券业自律组织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关于证券仲裁对投资者否公平的问题始于McMahon案件。人们对于证券仲裁司法审查必要性的看法主要源于仲裁程序是否公平。当时的看法是，证券仲裁的关注点应是对投资者是否公平，而不是经纪公司，因为经纪公司控制着仲裁协议内容，并为仲裁提供经济上的补贴。为此，Sternlight教授提出了消费仲裁中衡量公平性的一系列要素:签订仲裁协议时合理的告知，一个公正的决策者，由律师提供帮助的权利，享有提供证据的权利，陈述案情的权利，适当发现的权利，充分救济的权利，了解裁决理由的权利，请求司法审查的权利。①另外，自律组织已将仲裁成本支出小于诉讼费用，作为仲裁的一个主要优点，以此发挥其解决纠纷的优势。#p#分页标题#e# 总之，证券仲裁对投资者是否公平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投资者救济方式的自由选择。证券交易商协会规则明确规定了仲裁中披露的形式和内容及其显著特点，并要求在签字行上方突出强调仲裁条款以引起投资者足够的注意。但问题是，投资者在如何对待该信息上没有选择，因为经纪公司往往将签订仲裁协议作为开立账户的前提案件，投资者陷入“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境地。最高法院在McMahon②和Rodriguez案11中明确表示，这种不公平是不可接受的。尽管如此，但根据证券交易商协会规则，仲裁员有作出损害赔偿裁决的权利;仲裁协议也不能直接或间接地限制这项权利。尽管存在着惩罚性赔偿和律师费用的争议，但仲裁员作出上述裁决的情形正逐步增长。 第二，投资者的成本支出。证券交易商协会规则明确规定投资者有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而且也有一大批积极的证券仲裁律师参与进来。但是，小投资者不仅面临律师帮助的困难，还面临其他一系列问题。例如根据证券交易商协会规则，仲裁员对仲裁程序事项有完全决定权，投资者没有权利在仲裁协议中按其意思确定听证地点等。 第三，仲裁员的构成。证券交易商协会的仲裁委员会一般由两名非证券业的成员和一名证券业人员组成。McMahon和Rodriguez案件后，证券交易商协会的主要改革是增加非业界成员的独立性，并允许投资者在选择仲裁员时有更多的参与权。但美国证监会和自律组织并没有进一步认真审查每个委员会的业界成员，一些律师认为这种做法会助长行业偏见。但也有一些律师持不同观点:业界专业知识对投资者有利，在美国仲裁法还没有停止规范证券之前，也将证券仲裁员区分为中立代表和业界代表，因此这种规定并不为自律组织所独有。 第四，仲裁裁决书的说理。仲裁裁决要求以书面形式作出，所有的裁决书可以公开获得。但是，仲裁员一般不提供仲裁理由。在McMahon和Rodriguez案件后的改革中，美国证监会认为仲裁员应对裁决作出解释说明，自律组织持反对态度，声称这可改变仲裁的基本性质，而一些评论家都支持说理性裁决。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时，有时也会注意到缺乏理由说明，并进而对仲裁程序产生怀疑。特别指出的是，仲裁员不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制作裁决书，除非获得相应的补偿。即使简单的解释都要求仔细、周到的草拟，因为表达不善或者不全面的说理可能会受到“明显藐视法律”的影响。 四、对我国的立法借鉴 我国《证券法》第176条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49条分别规定了证券业协会和期货业协会对于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证券、期货业务纠纷进行调解的职责，但并未涉及仲裁。我国证券仲裁制度的规定首见于自律组织的规范性文件，如1990年颁布实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试行规则》对证券仲裁解决机制的相关内容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具有地域性和自律性特征，缺乏法律依据，因而约束力有限、适用范围狭窄，而且因其自身规定上与国家法律法规的不一致而导致其最终未能有效实行。与美国证券仲裁制度发展相近的是，证券业界是证券仲裁的推动者，具有自发性。 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证券仲裁进行了规定。该条例第79条规定:“与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按照协议的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由于《仲裁法》并未对证券仲裁作出明确规定，因此，1994年8月及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又先后了《关于指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证券争议仲裁机构的通知》和《关于证券仲裁协议的通知》。此时的证券仲裁范围有限，不包括证券经营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仲裁，而且有关规定也因与此后颁布的《仲裁法》相冲突而被废止。2004年1月18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中国证监会印发了《关于依法做好证券、期货合同纠纷仲裁工作的通知》，对证券仲裁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适用仲裁方式解决的证券、期货合同纠纷基本上可以涵盖证券、期货市场所存在的纠纷类型。这表明我国金融商品交易仲裁的推动力量开始发生变化，即从上而下进行推行。但从实践来看，证券仲裁涉及经营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几乎没有，主要是证券经营机构在交易中造成另一方损失的纠纷、股票发行纠纷及国债交易纠纷。对于如何构建我国的证券交易仲裁制度，较为激进的观点是，为证券仲裁提供更加全面的法律支持，应修改现行《仲裁法》，承认行业仲裁的合法地位，建立独立的证券行业仲裁机构，即在现有的仲裁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和证券行业协会之外建立不附属于任何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独立的证券行业仲裁机构。这种观点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因其突破了我国《仲裁法》的规定而难以实现。根据我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除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以外，其他各类争议的仲裁都必须遵守仲裁法所确立的有关制度与原则。也有观点主张，我国应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行业内部的证券纠纷仲裁机构，负责审理其会员之间所发生的证券纠纷。［4］ 这种设想也与现行立法关于行业仲裁的规定相冲突。值得指出的是，建立行业仲裁的观点也会同美国证券仲裁一样会产生公正性问题。事实上，上述思想不仅具有局限性，也完全无视我国金融市场仲裁实践的发展状况。因为，不仅证券市场存在仲裁问题，而且期货市场、理财市场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场都存在仲裁制度的建设问题。目前可行的办法或者最优的选择方案是，在现行《仲裁法》框架下，充分利用现有的仲裁机构，并与行业协会、交易所等自律组织进行合作，开展金融商品交易仲裁工作。具体就是，由仲裁委员会提供组织保障、仲裁制度支持以及程序规范建设，而由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银行业协会以及交易所等提供专业人士。在金融商品交易仲裁合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制度的建设。由于金融商品交易争议具有复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对裁判的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从而能够保证金融商品交易仲裁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美国证券仲裁给我国仲裁规则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金融商品交易仲裁规则要体现出行业性、自律性特征，符合效率性和公正性要求，同时在仲裁规则中具体规定调解和仲裁结合的纠纷解决机制。仲裁员应来源广泛，体现出行业性、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具体包括国内外的金融从业者、律师、退休法官等等。借鉴美国统一仲裁法的经验，业界外的仲裁员应成为大多数，并公开适当的信息，如仲裁员的姓名等。［5］#p#分页标题#e# 从我国金融交易仲裁的实践来看，专业性都有很大的体现。另外，对于疑难案件和重大案件，还应建立咨询、论证制度，在作出裁决前要认真听取专家咨询意见或论证意见。在具体规定上，应强调仲裁员的职责要求和法律义务。而且，金融商品交易监管机构应加强业界对仲裁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