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运营年中总结范例6篇

新媒体运营年中总结范文1

2000年前后，中国电视产业在经历了行政事业管理和事业/企业双轨制管理两个发展阶段的徘徊与渐进过程之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指向和实践运行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办[1999]82号文件），从行业结构上引导并促进有线网与无线台进行合并，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明确提出了广电媒体应该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的出台为后来电视运营的产业化变革和电视媒体内部管理机制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机，因此也被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认为是政府广电管理高层锐意进取，改革原有广电系统零散化分割格局、促进新一轮体制变更的纲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无锡广电集团在成立之时，实行的就是局机关和集团合一的运行体制，行政与业务混杂，事业与企业管理双轨并存。在无锡广电集团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正式向全行业推行广电传媒集团化建设进程。从这时开始到2004年12月，广电总局叫停集团化浪潮，在五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余家广电传媒集团（包括电影，见下表）。所有这些广电集团，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逐渐形成了局台合一、集团/台合一、独立事业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无法人资格等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广电体制改革效果的现实挑战。有学者敏锐地撰文指出了隐藏于这些乱象之后的原因，认为其一是电视作为媒介平台和广告平台，在经济利益公益属性二元对立状况下矛盾的市场定位，其二是作为广电管理部门在事业企业属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当处理方案的时候，就以行政手段促进了集团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这些简单的叠加虽然促进了电视传媒“做大”的现象，但却并未产生化合作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有的集团搞所谓有两个主题、一个板块（主体是集团，两个板块是事业板块、企业板块），部门两三套重叠设置，员工中间收入互相攀比，广告经营与节目公开，相互指责，如此这般的集团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谓见解深刻，一针见血，点中了广电集团化浪潮化乱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和体制弊端。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对已经组建的集团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对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反思与调整。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北京市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2005年3月进行了结构调整。原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两台、音像资料馆和广播电视监测台等公益性单位划出，作为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运营，而其宣传与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传部和上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对于全国已经成立的众多广电集团，广电总局提出若要保留单位的事业属性，就必须剥离集团内的经营性资产，并建议将集团更名为广播电视总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论者陈正荣在文章中指出在现有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电体制的产业化改革都将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从而进入集团化浪潮的“冷冻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电视台事业/产业的一体两栖功能很难断然分离；二、实际运营过程中节目和广告难以分离；三、于条块分割/分头管理，导致广电业管办在运营层面也难以分离。[12]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难以彻底厘清的关系，迫使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不得不暂时放缓，甚至停顿一段时期。

中国广电产业化进程中的集团化现象，不但引发着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台湾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这其中，台湾政治大学赖祥蔚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彭怀恩/关尚仁指导，2002）最值得关注。在这篇旨在研究中国广电集团形成动因的论文里，作者从全球经济和媒体产业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国广电集团何以出现，以及政府层面为何提出集团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大陆广电集团的形成同西方媒体集团多出于市场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们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合力，来自国家政治层面的主导性因素更多一些。这篇论文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口，结合经济学家Mosco的理论母数与结构化理论、发展国家论、新制度论等论述，对中国广电集团化进行了别具视角的分析。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赖祥蔚还先后发表了《湖南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大陆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广东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铭传大学“掌握学术新趋势接轨国际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2/18），分别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成因和广东省组建广电集团的可能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分析了集团个体和整个广电行业结构之间变迁的相互影响，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及娱乐化的审视维度上，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此外，这一时期专门以广电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还有王宇的《中国广电集团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博士论文，曹璐指导，2002）、虞国胜的《中国第一家广电集团的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及陈炜的《城市广电集团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等专门著作。

除了对集团化的理论反思，对同时推进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也有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复旦大学李良荣在文章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的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就是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其目的是使原来单一的传媒结构变得多元化，从而改变媒体的增长方式。可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并没有出现。电视频道专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电视的大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不同频道同质化、专业频道大众化以及由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高涨、收入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13]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共领域和社会服务职能出发，对中国电视的产业变革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产业化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不止经营层面，它还辐射渗透到了媒体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传播》与《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对公共电视问题进行了讨论争鸣。郭镇之、石长顺、谢勤亮等人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电视产业改革的讨论由单纯的经营层面扩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4]

面对一片质疑之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仍应继续前行；并在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事分离、政企分离、制播分离”的鲜明观点。[15]现有集团事业/企业“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是很难产生真正地竞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更适合作为一种媒体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制度基础。……对于传媒集团的来说，必须意识到目前进行的重组也只是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迟早都要学会在没有垄断特权庇护下的市场化生存。”此外，文章还对国有资产和产权清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IPTV的经营问题、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问题等。

对中国电视产业变革十年来所发生的理论争鸣与实践变革进行总结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并未就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运营，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改革结论，而这，也恰是制约今天电视产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阻力所在。

关键词：电视产业化改革探索反思

[摘要]：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注释]

[1]国家广电总局文件《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年卷）。

[2]刘志远：《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赵化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5]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

[6]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第105号文件。

[7]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第34号令。

[8]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页。

[9]陆地：《资本市场与中国电视产业关系的转机》，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

[10]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3]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

新媒体运营年中总结范文2

【关键词】浙报传媒边锋浩方财务指标分析

一、并购背景

并购方浙报传媒于2011年借壳白猫股份上市，主要从事报刊杂志的广告、发行、印刷及新媒体业务。被并购方杭州边锋是中国最大的专业网络游戏运营商之一，其以在线、电子竞技平台、桌面游戏、无线终端为四大主营业务。上海浩方是世界领先的电子竞技游戏平台公司之一，以电子竞技类游戏为核心，是一个大型的互动游戏社区平台。

2012年初，浙报传媒通过与陈天桥、目标公司高管等人的会晤，初步达成并购意向。4月10日浙报传媒宣布拟通过定向增发与自筹资金相结合的方式，募集35亿元，用以收购边锋、浩方。经过一系列会议、文件签署，2013年4月28日，浙报传媒完成并购事项。

二、并购前后的财务指标分析

通过对浙报传媒并购前后四年的财务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其并购后的效果。

（一）偿债能力分析

表1中看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并购前后浮动较大，2012年下降，是因为浙报传媒为并购借了大量的资金，短期偿债压力较大，但并购后短期偿债能力有所提升，其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程度相对较好，且较稳定。由于12年并购需大量现金支付，所以当年现金比率大幅度下降，其他几年比较平稳，甚至合并后，有小幅度上升，说明浙报传媒的即时偿付能力较强。

此外浙报传媒的资产负债率不高，且没有太大的波动。并购后，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接近34%。这是由于并购后，公司资产总额增加，并高于负债增加速度。产权比率在并购后也有下降的趋势。以上表明公司长期偿债能力在并购后增强，财务风险减弱。

（二）营运能力分析

浙报传媒2011-2014年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分别为13.43、8.88、9.86和10.2。2014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并购之际相比有所提升，但不如11年。是由于浙报传媒是传统媒体企业，交易来往多数是现销模式，所以其应收账款周转率一直维持较高水平。在完成对边锋和浩方的并购后，主营业务又增加了游戏平台的运营，营业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不过游戏平台运营业务的收入通常以预收的方式取得，所以浙报传媒的应收账款周转率虽有所提高，但未超过并购之前。存货周转率在并购后直线上升，由2011年16.21次增至31.48次。并购前高是因其核心业务性质致使，像报纸、广告制作发行一般存货较少。并购后，两个运营网络游戏平台的轻资产企业，也未增加存货，因此在成本增加基础上并购后存货周转率会迅速上升。

（三）盈利能力分析

根据公司年报，利润指标在并购后均有上升趋势。浙报传媒通过对边锋浩方的并购，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在逐年增加，其收益能力有所提高。总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呈现下滑状态，幅度较大。这说明在并购前盈利能力就有所下滑，在并购后继续下滑是因为总资产和股东权益增多，但利润的增幅没有那么明显。不过通过2011-2014年的年报数据可以发现净利润是逐年上升的，也就是说并购对企业盈利是有帮助的，收购游戏企业可以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增长能力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浙报传媒在并购之前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呈下降的态势，这是由于全国纸质媒体广告业务下滑幅度较大所导致。这体现了浙报传媒在并购前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冲击。而在并购当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大幅度提升。随着浙报传媒收购杭州边锋和上海浩方两家网游媒体之后，两家媒体本有的游戏、广告收入并入上市公司，给上市公司盈利带来新的增长点。所以尽管2014年迅速回落，但仍高于并购之前。此次并购明显改善了浙报传媒的成长能力。

三、结论

通过上述指标分析，并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浙报传媒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边锋和浩方都是以互联网作为基础的，与传统媒体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务状况，盈利能力有所好转，企业的偿债能力良好，财务风险较小。总体上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虽然没有体现出增长能力的持久性，但是这种情况可认为是并购中的正常现象。总体来说，浙报传媒合并边锋和浩方后，扩大了其资产规模，实现了其产业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其市场竞争力得到了提升。

参考文献：

[1]罗威.我国传媒行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D].云南大学，2015.

[2]张雅].文化企业并购游戏企业的动机及效应研究[D].长安大学，2015.

新媒体运营年中总结范文3

是 “永久合约” 的可口可乐在将近2个月前就了伦敦奥运会全球广告《Move to the Beat》，随后，麦当劳、 Visa、宝马、宝洁等赞助商的宣传口号、广告片等也陆续出现在公众视野。

四年一度的盛事再次到来，但相比举国狂欢的2008北京奥运会，人们此次显然更加理性。作为最悠久的营销品牌之一，奥运会能够呈现哪些新的面貌及机遇？媒介环境和消费者洞察又有哪些新的趋势？

消费者洞察之变

远在伦敦， 7小时时差――伦敦奥运会对致力于发展中国市场业务的广告主吸引力有多大？

3月份昌荣传播集团与英德知联恒调研机构联合的《2012中国人的奥运心态》显示，仍然有81%的受众关注或非常关注伦敦奥运会，眼球效应巨大。 “广告主的热情投入相比北京奥运会下降，这是很正常的预期，但奥运毕竟是四年一次的顶级赛事，收视率还是有保证的。 ” 实力媒体电视投资管理总监谭莉敏告诉《成功营销》记者。

核心的奥运资源依然紧俏抢手， “对于国内而言，虽然央视5套奥运招标资源的溢价在140%以上，各家仍然激烈抢夺。 ” 加多宝集团品牌管理部整合传播副总监杜文汉称。

然而，从北京奥运会到伦敦奥运会，时间和地理位置的差异影响着消费者洞察。最重要的，即是强烈的民族情结回归理性。电众数码(北京)广告有公司广州分公司总经理黎慧慧表示，“中国观众对伦敦奥运的观赛心理将不会特别狂热地强调夺金的荣誉感，对于中国队夺金的态度会更加理性，同时更关心自己喜欢的比赛项目和运动员。 ”

im2.0CEO董本洪分享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 2008年是中国人第一次举办奥运，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因此 “全民力量” 成为广告主的主要诉求，比如adidas打出的 “全民支持” 口号，用人山人海把运动员举起来的震撼视觉，百事可乐也推出“全民上罐，舞动中国” 等口号。但今年伦敦奥运会， “围绕着对伦敦及欧洲文化的理解，围绕着英伦风味和文化底蕴的内容，会是今年营销创意值得关注的亮点。除此之外，运动员传承和新旧交替也会是奥运营销的重要新闻点之一。 ”

然而，从北京到伦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变化，是四年中新兴数字媒体的迅速成长对媒介环境带来的改变。

奥运数字变脸

数字在改变奥运营销的传统形态。一方面，数字媒体正在投入全力来迎接奥运，尤其对于微博以及手机App等新兴平台来说，此次伦敦奥运会如同试金石。实力媒体电视投资管理总监谭莉敏介绍，除了有着内容优势的CNTV外，其他数字媒体要更多通过创新来获取关注。门户网站将凭借累积的采编优势，通过赛事报道来吸引流量，包括内容团队奔赴伦敦进行一线报道等；视频网站由于赛事时差的存在，将会在内容转播上和电视形成互补之势，成为今年一大热点；互动网站如微博、 SNS等，则发挥自己互动和口碑上的优势，通过舆论领袖如明星的召集，成为赛事讨论的重点聚集地。

“数字媒体今年会作为引发更多话题讨论的手段，虽然之前的奥运会中对这些平台也有运用，但总体偏少，而今年数字媒体的比重将会增加。 ” 她表示， “尤其我们会非常关注微博及视频。 ”

另一方面，对于广告主来说，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数字媒体已经是不能忽视的领域，是整体营销布局中越来越重要的棋子。

“对于奥运整体传播来说，数字营销承担了相对最全面的一个工作。 ” 宝马数字营销经理张倩对《成功营销》表示，对于奥运策略，宝马希望从品牌层面而不是产品诉求层面贴近更广泛的大众――不仅仅是目标消费者，所以数字媒体将承担更多任务。

同样，首次赞助奥运的广告主宝洁，自今年2月在全球宣布广告支出开始侧重数字平台后，奥运会首支广告片《Best Job》最先在Facebook平台上播出，而在中国大陆则首先在新浪微博、 QQ、百度、淘宝等数字平台上。

除了大型广告主之外，相比电视媒体，数字媒体为更多的广告主提供了机会，甚至在奥运这个话题不断的大事件中，如果能够巧妙地抓住机会，企业可以以极小的投入获得非常大的品牌曝光。 “2012年春晚的时候，我一直在关注微博，想知道有哪些品牌，没有赞助却抓住了全国人民边看春晚边刷微博的机会，做了精彩的营销， ” 时趣互动CEO张锐说道， “奥运会也是如此，它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如何能抓住一些关键的时间点，或者一些出乎意料的事件，比如冷门项目夺冠，是品牌的挑战和机会。 ”

数字媒体还将是更多新创意萌发的土壤。 “我们现在有一个提醒比赛的闹钟产品，是冠军运动员录的闹铃声音，比如刘翔，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8月8日晚上10点开始决赛，提前15分钟手机闹铃就会响，是刘翔的声音， ‘乡亲们，再有几分钟我要决赛了，看我比赛。 ’ ” 腾讯网副总编辑、奥运项目总负责人王永治介绍道。

新媒体运营年中总结范文4

一、我国媒体业的发展和企业化运作的改革

1、媒体业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产业属性不断增强。

我国媒体业的经济实力，在发展中不断增强，以广告收入为例（广告收入一般占我国媒体业经营收入总额的70％左右），我国媒体业广告收入从1980年的不足1亿元，快速增长到1999年的近29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34.77％，而同期名义GDP的年均增长率仅16.8％左右。随着我国媒体业经营收入的不断增长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媒体业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表1）。

2、媒体经营单位不断探索内部改革。

我国媒体经营单位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挖掘内部潜力、优化内部资源配置，面对外部市场，逐步尝试企业化运作。同时，政府主管部门也积极鼓励广播电视台、报社等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改革，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提高媒体资源利用效率，以增强经济实力。政府主管部门的角色则逐渐从“办媒体”转到“管媒体”上来，通过主编、台长负责制等方式，对报纸、电视、广播的经营运作逐步放开，逐渐由各媒体经营单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在我国媒体业逐渐走向自主经营的过程中，报纸自办发行、影视节目制作的社会化、频道的专业化和对象化、栏目的精品化、节目交流与合作等许多新的经营模式不断涌现，媒体经营单位的企业运作水平不断提高。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新民晚报、广州日报等具有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媒体单位实力迅速增强。此外，在市场化改革中走在前列的一些地方媒体如湖南电视台等，在广告经营、节目制作与引进、精品栏目培育等方面不断创新，广告收入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二、我国媒体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局面

1、产业化水平比较低，条块分割严重，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

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的发展，我国媒体业的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我国的媒体业，特别是中小型媒体企业的市场意识不高，思想保守，企业化运作能力很低。从整体上讲，我国媒体业的产业化水平仍比较低，市场竞争能力不足。

我国对电视、广播、报纸等传媒业的管理是分开的，广播、电视归广播、电视局管理，报纸、杂志和出版社等则归新闻出版局管理。目前，我国广播电视等电波媒体和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在经营上仍不可以互相涉足，各媒体单独经营，经营领域互不涉及，媒体业内各媒体间的分割严重。

另一方面，除了中央的广播和电视台外，我国其他电视广播台的经营范围严格局限在当地的行政地域范围内。近几年来，我国卫星电视发展迅速，所有的省级电视台都已经上星，但卫视在各地的落地问题仍需要继续解决。而其他的非卫视地方电视台、广播电台由于受到政策、财力、人力等的限制，传播区域基本以行政区划为界。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刊号虽然是全国的，但地方报纸由于受到新闻采集、人力、财力等方面的制约，发行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

2、经营收入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广告收入。

目前，我国媒体业的收入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广告收入。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69％，而节目发行与交流、报纸发行等经营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1％，多元化经营只占8％。许多媒体企业的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90％以上，少数企业甚至达到100％。经营收入结构的过于单一，使得我国媒体企业受广告市场等的波动影响很大，加之我国媒体业条块分割问题严重，一般只经营单一媒体业，节目、发行和多元化经营的创收能力不足，因而影响了媒体单位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

3、与国外媒体企业相比，我国媒体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竞争力不足。

我国传媒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媒体企业或企业集团，如中央电视台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等，这些大型媒体企业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也不断提高。但一方面，我国媒体企业或企业集团目前的经营范围仍只局限在单一媒体内，跨越不同媒体的经营还受到政策的限制，条块分割问题依然存在，仍无法发挥不同媒体间的互补性和提携性，实现范围经济、多元化经营的能力不高。另一方面，与国外跨越不同媒体的大型媒体集团相比，我国媒体经营单位的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高，竞争力明显不足（见本页表2）。

4、面临来自国外大型媒体集团和专业媒介购买集团的强大竞争

目前，国外媒体集团进入中国还受到政策的限制，但仍通过多种渠道不断渗入中国媒体市场。中外合资出版的《计算机世界报》、中外合作出版的《商业周刊》、通过凤凰卫视间接进入中国的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通过零售在中国迅速发展的Bertelsman集体表明，中国媒体业市场的国际竞争已经开始。加入WTO以后，国外媒体进入中国的限制将逐步放开，我国媒体业将面临来自国外大型媒体企业集团更强大的竞争。

专业媒介购买公司是国际广告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专门经营与媒体有关的业务，购买媒体的广告时段和广告版面，通过统一组合、出售给企业或广告公司。1996年以来，专业媒介购买公司在我国发展迅速。1996年，英国实力集团在北京成立实力中国分公司，此后，其他国际性的专业媒介购买公司也纷纷进入中国广告市场。实力公司下属的盛世汉城国际广告公司，1999年在我国的广告营业额达18.6亿元，发展势头强劲。国外具有专业优势的大型专业广告公司和专业媒众购买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它们依靠雄厚的资金优势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手段，给依靠广告收入的中国媒体业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

三、我国媒体业的集团化发展与资源整合

1、集团化，中国媒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媒体运营年中总结范文5

会议最后，中国移动决定成立一家新媒体控股公司，这个公司将包含音乐、阅读、视频、游戏、动漫五大内容基地。奚国华语调平静地总结，五大基地的商业计划基本通过，但广东互联网基地所提方案仍需“再商议”。

互联网基地总经理杭国强一脸落寞。在广东互联网基地基础上成立互联网公司这一计划，很有可能胎死腹中。

更令杭国强揪心的是，半个月后，新媒体公司筹备组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将移动MM应用商城转给新媒体公司，互联网公司只负责RCS（新一代通信与IT融合的业务）全网协同业务。移动MM应用商城是广东互联网基地的主营业务，亦是中国移动视为移动互联网入口的战略级业务，如同苹果的APPstore。

中国移动已无暇顾及单个业务基地的得失。令其决策层焦虑的是，如何再造一个中国移动，如何通过内容和应用业务的发展，激活整个数据业务？

中国移动最新财报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数据业务收入1219.13亿元，占总收入的37%，2013年为31%。流量数据业务在中国移动营收的占比正在越来越大。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支撑中国移动利润增长的动力。上半年，中国移动净利润577亿元，同比下降8.5%，这已是连续四个季度下降。

帮助中国移动重回利润增长轨道，唯有让内容和应用业务起死回生。中国移动拥有六大内容基地、四大能力基地，分别承载其在移动互联网战略上的不同分支，十个棋子怎么布，关乎未来成败。基地前世今生

基地模式发轫于2006年，承担中国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开发、运营和维护，被认为是其互联网战略的托举手。但多年来，受运营商体制的制约，基地业务很难做大做强，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九大基地包括：上海手机视频基地、辽宁位置服务基地、湖南电子商务基地、广东互联网基地、杭州手机阅读基地、南京手机游戏基地、厦门手机动漫基地、重庆物联网基地、成都音乐基地。

基地虽打着互联网业务试验田的旗号，却习惯性地依赖属地省公司和当地政府，这使其开发的产品更像是电信产品，无法在互联网市场形成竞争力。

2012年，在广东移动总经理徐龙被带走调查之前，中国移动就已经萌发了对基地进行公司化改造的想法。

当时，一个较为成熟的想法是将九大业务基地全部打包，以广东互联网基地为核心，成立一个互联网公司。当时中国移动想以移动MM应用商城为平台和入口，建立移动互联网平台。移动MM应用商城的开发、运营和维护者正是广东互联网基地。

时任广东移动总经理、广东互联网公司筹备组组长徐龙曾信心满满，他想把整个九大基地联合打造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成为一呼百应的产业链霸主。当时，广东移动高踞金字塔尖，不仅连续多年独占广东电信市场超过60%的市场份额，也为中国移动贡献超过30%的年收入。

每年，中国移动都要在广东举行规模宏大的开发者大会，九大基地同台亮相。有人回忆，虽然运营商是否合适自己做互联网业务备受质疑，但人们当时笃信，如果只有一家公司可以成功，那一定是中国移动。

徐龙入狱后，这一计划便不了了之。此后两年，中国移动总部举全集团之力大建4G TD-LTE网，也无暇顾及基地公司化事务。期间，在省公司和当地政府的主导下，四川物联网基地和湖南电子商务基地先后完成公司化改造。

此次基地改革方案的提出，承接了基地公司化、集中化运营的思路。最开始的想法是，把音乐、视频、阅读、动漫、游戏五大内容基地组建成一家新媒体公司，定位内容运营；另外，在广东互联网基地上单独成立一家公司，既运营原有的MM、飞信、139邮箱业务，也承担年初中国移动提出的RCS业务开发、运营支撑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再着手对最后一个基地――位置服务基地，进行公司化改造。

围绕这一想法，中移动成立了新媒体公司筹备组。但此后，有人提出将移动MM应用商城并入新媒体公司，理由是：MM商城上80%的APP下载源来自游戏基地，而且作为互联网内容分发平台并入新媒体，有利于协同发展。

有人还提出将数据部并入新媒体公司。数据部统筹集团数据业务，包括九大基地。但此项提议争议颇大。

一方意见认为，数据部应该保留，“一个一个新业务公司成立以后，总部总算还有一个协调的职能部门”；另一方则认为，数据部和基地公司渊源深厚，新媒体公司成立后，两方职能重叠较多，不如并入，专业公司需要和总部协调，交给市场部就好。

耐人寻味的是，新媒体公司筹备组组长是中国移动数据部部长刘昕。

中国移动的一位处长解读，如果新媒体公司包入数据部和MM商城，新媒体公司将成为中国移动事实上的互联网公司。而失去MM业务的广东互联网基地实则被掏空。“就算成立了专业公司，政策松了绑，但仅凭不成气候的飞信、139邮箱业务和不被看好的RCS，广东互联网基地也成不了事。” 新媒体棋盘

在新媒体公司筹备组组长刘昕的案头，五大基地呈报上来的商业计划书已经被翻阅无数次。新媒体怎么干？刘昕并没有想得太清楚。

刘昕要做的其实是两件事，一是把基地平滑地从省公司剥离成立公司，基地未来将继续在属地运营，但与省公司分手后，基地如何生存？二是把五个新公司组建成一个集团公司，但合体后的新媒体公司如何整合资源做好互联网业务？

8月中旬，在第一次碰头会后，筹备组迅速拿出了一套粗略的新媒体公司商业计划书。在这个方案中，新媒体公司有三大定位：一是战略管控，二是资本运作管理，三是协调五大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发展。

有筹备组人士认为，战略管控和业务协调职能，直接取决于数据部是否并入，如果并入，则有可能被做实；反之，“小总部大公司”的治理架构，恐怕难以成为战略和业务的实质操盘手。

上述人士称，新媒体公司是中国移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桥头堡，所以，资本运作管理职能恐怕是新媒体控股公司一开始最可干的事情。

在实际运营之前，新媒体公司还需要理清五大基地公司化之后的机制重建问题。这也是基地和总部交锋最多的焦点。

中国移动决策层认为，新公司的机制和体制都要符合互联网业务特点：扁平化、短流程、权责一致。但中国移动长流程、低效率已经成为通病，如何给新媒体公司简政放权、减少审批，为其转变管理方式，成为急需思考的问题。

奚国华把新媒体公司比作一个帽子，为五大基地的体制和机制改革营造了一个小环境，以示区隔。“我没办法改变大环境，做一个小环境还是可以的。”他说。

有参会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基地对于这个政策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在那个会议上，要政策资源的时候都强调要市场化，要松绑；在考核上，却都喊着要补贴，要扶上马送一程。

多数基地在提出股权多元化、考核机制变更等方案之余，花费巨大篇幅强调了下一阶段业务发展所需的集团资源支持和补贴，具体如：短彩信通道、网络设备、网内带宽使用、IDC机房、终端预装等内部资源使用应免于结算，专业公司在扶持期内依旧享有省内15%的虚拟结算收入等。

有省领导当场针锋相对：“既然都完全市场化了，基地还有什么资格享受大网补贴？资源市场化了，考核也要市场化。”

奚国华当场认可了这一观点。他在总结发言中强调：“我也在考虑是否可以完全市场化，我可以不考核你的利润，但集团资源不能不计回报，按正常市场结算方式走，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模式行不行，也算是一种试错。”

这样的试错，对于中国移动很难，对基地更难。

五大基地目前在业务能力上，都无法与外部公司直接抗衡。中国移动音乐基地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音乐基地虽然拥有超过4.3亿用户，但74%的收入来自彩铃收入，这并不能代表移动互联网的未来。音乐基地的未来努力方向是降低彩铃业务占比，建立会员服务平台，通过平台来赚钱。

他担心，“如果集团资源突然断档，彩铃业务收入一下子没了，会员服务平台又没办法马上建好盈利，音乐基地肯定就死了。”

音乐基地是中移动九大基地中发展最好的基地，其他基地如果断奶，窘境可想而知。

多数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电信业人士认为，在新公司成立初期，移动确实需要将资源和能力适当倾斜，但无论是接入还是结算，都应按市场化规则进行，该折算成股份的折算，该交换资源的交换。

以混合所有制改造为契机，新媒体公司还需要再造一个全新体制。股权多元化改造、人才和薪酬市场化、引入外资，是体制改造的三条主线。

前述音乐基地高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在这次讨论会上，多家基地公司提出了投资管理、职业经理人管理、经营模式改造、市场化考核分配以及股权多元化改革的想法。

股权多元化改造，改革力度更小，受益者更明确，在运营商内部也更受欢迎。

多年来，中国移动对基地的管理采用双封顶制，即人力编制封顶、平均人工成本封顶。由于基地业务发展并不太好，这也直接导致基地公司人员动荡，青黄不接。“中国移动不是互联网专业，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领域，人才很匮乏。没有持股，拿死工资，还要完成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KPI，外面的人才谁愿意来呢？”有内部人士如此评价。

但对于规划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各基地想法又不一样。

有人提出，引入外资要慎之又慎。至少在2015年之前，建议还是以中国移动集团公司为出资主体。但也有该基地高层人士表示，如果在一开始就引入当地政府的资本参股，可获得发展所需的政策支持。

“没有人说要完全市场化，也没有人说不要市场化，都想要一个过渡期。”前述参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所有人坐在一起谈论改革的时候，运营商的弱点完全暴露，“缺少互联网创业公司成了就成了，死了就死了的决绝勇气。” 成败关键

“中国移动太贪大，其实前期能赶上美图秀秀、爱奇艺、QQ音乐就可以了。”一位电信观察者认为，运营商总希望把控产业链，这个思路不切实际。

从业务目标来看，平台化运营是五大基地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例如，游戏基地希望，将来可以成为一个集运营、发行、研发一体化游戏专业服务平台；而动漫基地规划，依托动漫版权经营业务、行业客户动漫广告服务、互联网动漫内容发行、数字衍生品业务和实体衍生品授权五大业务，打造一个动漫运营平台；音乐基地则希望，在五年内打造一个中国最大的正版数字音乐曲库和发行平台，中国最大的音乐会员规模和互动平台。

当五种内容放在一起经营，且每个品类都往纵深方向拓展，这也意味着新媒体公司需要处理更复杂的关系。但更多人认为，除了多年积累下来的版权，新媒体公司其实没有更成熟的商业模式，很多业务都是在画饼。

目前移动各个基地的版权是分散的，新媒体可以化零为整。随着中国版权环境越来越好，将来做版权许可和内容分发，也许是一条道路。

如果定位仅停留于此，那么新媒体公司充其量就是一个版权分发渠道，不具备成为一个大公司的潜质，也不可能帮助中国移动走出管道化困境。

游戏基地的一位中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外人很难想象，基地一直在回避外部竞争。因为背靠中国移动超过9亿用户存量和交叉补贴（定制服务免费赠送业务），足以拉升基地业务发展。

比如，集团和各省公司帮忙群发一条带有游戏下载链接的推广短信给9亿移动手机用户， 100个人里有1个人下载，一夜之间就可为该游戏带来900万的用户数。

如果新媒体公司继续如此依赖主业，躺在9亿用户上睡大觉，似乎没有任何动力去关注用户体验，快速迭代产品，开拓新的市场。

一位曾经就职于中国移动的互联网业人士说，在互联网公司眼中，运营商的资源大得可怕，但这样的珍贵资源反而常常形成反作用力，令互联网业务子公司止步不前，安于现状。

新媒体公司应该充分利用母公司资源，让其用户群与中国移动用户群既相互覆盖又相互区隔，互相引流。上述人士给出的建议是：“比如，可以借助中国移动全国现有的数万个营业网点资源，做好O2O营销。”

更为重要的是，新媒体公司还需要理顺与总部、省公司及其他能力基地如位置服务、电子商务和支付公司的协同关系，而这取决于中国移动对整个战略的部署和节奏把控。

新媒体公司可以挖掘中移动总部在基础设施（CDN、WEB Cache、云计算等）、大数据、通用能力（位置、支付、认证、互联网资源协作、线下渠道和客服支持）等方面资源。一方面帮助中国移动将未开发的资源变现，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帮助自己变得更强大。

新媒体运营年中总结范文6

应该说，自2006年规范报社记者站管理的专项工作开展以来，我国有关部门对记者站的管理明显加强，情况明显好转。例如，在记者站管理方面，全国好的典型层出不穷，如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为坚决贯彻《、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从严治社，集中精力办报，加强新闻队伍建设，促进新闻事业健康发展，人民日报曾规定：人民日报驻各地记者站人员不得拉广告，不得开办经营性公司，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对已有的少量经营活动的遗留问题，将尽快处理好善后事宜，并向社会公布了监督电话。

但个别记者站违纪违法现象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从2003年以来，全国已经清理整顿和关闭了一批不符合规定的记者站，所以记者违法乱纪的行为大大减少，但仍有些媒体通过设立发行站、联络处、办事处等方式，违规开展经营活动。而下达创收任务，往往成为报社缓解经营压力的一方“妙计”。

对一部分记者站个人违规行为的产生，如果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往往源于报社人事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一些报社没有切实落实国家关于记者站和新闻采编人员的有关管理规定，未能切实履行人员管理职责，有的在给新闻采编人员下达经营创收任务的同时，还让记者站从事报纸发行、办企业以及其他经营活动。从现实来看，报社下达创收任务，还往往成为个别记者站记者违规从事经营活动的“正当理由”。在创收任务的重压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加之个别记者站的记者缺乏职业道德，又远离报社本部的管理和约束，借着报社下达的经营任务，他们的违纪违规活动也在“升级”，个别人甚至走上了新闻敲诈等违法犯罪的道路。2004年《中国新闻周刊》揭露的湖北黄冈某晚报形成的报社领导――记者――受要挟单位“媒体腐败链”、以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的集体行为，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不好的典型。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在这个案件中违法记者的话，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问题。有的记者说，面对报社制定的创收任务，只有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老总和少数老记者，才能按正常的关系渠道，通过广告和发行完成任务。其他人要完成创收任务，拿到应得的工资，别无他法，只有敲诈勒索一途，而且在2003年年初那次集体行动后，这在报社内部已成为公开鼓励的手段了。有的记者说，钱来得快，任务完成得好，老总表扬，再加上过程之中凌驾于人的权力感，让人产生了一种兴奋、刹不住车又深感不会长久的复杂心理。应该说，对违法记者的行为，其报社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些报社对记者站人员的管理要求执行不力，管理措施弱化或管理不到位，个别报社的人员管理制度甚至形同虚设，更没有对这些制度的执行形成监督机制。所有这些，无形中助长了这种不正之风的蔓延。

国家有关部门禁止记者站从事经营活动，只是一个开端，要从目前仍有记者站从事经营活动这一状况中，看到更为深刻的媒介运作机制建设方面的问题。如果这一深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所有关于记者站禁止从事经营活动的宣传、管理和教育，往往是“治标之术”。当违纪行为内化为人的一种自然行为进而变成违法行为后，所有关于如何规范制度的约束都会变得苍白无力，其实症结还是在媒体的生存之道上。用职业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行业的自律，是这个行业迈向专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诚然，对记者违背职业准则的违纪违法行为，我们需要更规范的、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职业规范；但是如果拘泥于这个层次的改进工作，结果可能是治标不治本；只有把记者的行为不简单地看作个人行为，才能看到在这些行为背后起控制作用的媒体运作环境。因此，一些案件不仅敲响了提升记者职业素质的警钟，而且敲响了规范和引导媒体运作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