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心得体会范文1
通过对《规划》的学习，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规划》的理解，提高了对贯彻落实《规划》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做好《规划》实施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全面把握《规划》的精神实质、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
《规划》全面系统地规定了未来五年我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这是指导全省各级政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加强政府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的纲领性文件。《规划》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目标、九项任务和六项保障。《规划》突出了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1、强化了深化改革，打造“服务型政府”
一是为打造服务型政府，《规划》第3条在全国首次提出了制定社会组织促进和管理条例；二是《规划》第4条提出的“探索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在依法行政规划中提出尚属首次；三是《规划》第7条开创性地提出建立行政审批项目设立和清理的良性衔接机制。
2、强化了完善信用体系，打造“诚信政府”
一是《规划》在全国首次提出了建立健全政府信用评价机制。《规划》第8条规定：“建立健全政府信用社会评价机制，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政府信用评价工作”；二是《规划》还对信用人才培养、信用文化建设、信用中介机构培育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3、强化了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一是针对当前行政相对人维权艰难的现状，《规划》第38条在全国首次提出建立健全赔偿或补偿义务机关先行支付制度；二是《规划》第12条还就完善各类保险、保障制度，大力发展福利和慈善事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等民生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
4、强化了对行政执法人员和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硬性要求
《规划》在全国首次就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对拟任领导干部进行法律知识考查和测试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明确的硬性的规定。
5、强化了保障措施
为使《规划》的各项措施得以落实，并最终全面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规划》还突破性地规定了一些保障措施。如《规划》第47条规定：“将依法行政考核评价结果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作为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规划》第50条对“完善依法行政”经费保障机制作出了明确规定。
二、贯彻落实《规划》，当前应着力抓好的几项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把《规划》的贯彻落实提上重要日程
我市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贯彻执行《规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市、县（区）政府法制机构要认真履行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监督检查和考评等职责，充分发挥好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
2、提高认识，积极组织对《规划》的学习和宣传
我市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规划》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要结合当前开展的读书活动，通过举办培训班、报告会、中心组学习等各种形式，将《规划》纳入领导干部、公务员和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内容。要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宣传《规划》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逐步形成与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相适应的社会氛围。
依法行政心得体会范文2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 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 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 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 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 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 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依法行政心得体会范文3
[关键词]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法治政府
中图分类号：D922.1；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2-0231-01
一、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衡量标准和基本要求
我国基层政府一般是指县级（即市辖区、县、自治县）和乡级（乡、民族乡、镇政府）政府。基层政府是政策的推行者，又面对广大百姓，是依法行政的主要层级，在我国政权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是指基层政府的行政机关必须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设立，并依法取得和行使其行政权，同时对其行政行为后果负起相应的法律责任。衡量法治政府的标准和是否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一是政府的行政权力规范透明，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系有效运行；二是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政府管理各方面制度基本成熟定型，三是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高效，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等各方面都清晰明确并且法定化；四是宪法法律严格公正体现，依法行政暨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制度全面实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普遍建立落实；五是人民权益切实得到维护保障，社会突发矛盾能够及时正确处理，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有效运转；六是各部门依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增进团结的能力明显增强提高。
二、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现实紧迫性
“郡县治，天下安”，在实现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基层政府处于基础性的关键地位，依法行政显得十分重要而紧迫。
第一，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顺利实施，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面落实奠定基础。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我国现有县级基层政府2800多个、乡镇街办40400多个。这些基层行政机关被赋予了各方面的权力，担负社会、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事务的管理活动，在依法治国建设进程中，如果只要求公民守法，而基层政府自身游离于法律之外，就会损害法律及行政机关在公民心中的形象与威信，开上行下效之风，最终导致依法治国成为一纸空谈。因此，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在《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提到：“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今后基层政府身上的责任更重、权力更大，加强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管理势在必行。
第二，防止基层政府滥用公共权力损害公众利益。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具有法定性、专属性、强制性、公益性、单方性、不可处分性等特点，这使得行政权力覆盖范围过多过大，若有关公务人员、执法人员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不能严格依据法律法规来办事，势必会造成行政权力的滥用。基层政府由于远离中央政府，使部分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产生“山高皇帝远”的心理，特别是在行政自由量裁权过大的情况下，基层政府权力滥用、等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而通过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能够从行政决策、行政执法等方面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确保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合理合法使用，同时促进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度和合理行使，进而杜绝权力滥用等腐败现象。通过依法行政，可以缓和矛盾，增加群众的信任度，巩固政府执政基础。
第三，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增进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渔水关系。从表面上看，依法行政是对法律与行政关系的一种调整和规范，其目标是促进行政对法律的服从和尊重。从本质上看，依法行政是对公民、法人以及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一种保护。由于行政权力具有支配性，其权力行使容易扩张并侵犯到公民合法权益，而依法行政对行政权力的来源及行使进行了相应的规范，并严格追究违法行政人员的法律责任，真正将行政权力纳入法治框架之中，使之严格遵守法定的实体与程序规范，防止出现基层政府行政机关自我授权或行政权力行使违背公民意志与立场的情况，从而有力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鉴于基层政府行政为直接针对的都是老百姓，绝大多数行政都是具体行政行为，对老百姓的利益影响及合法权益的保护是直接的。做到了依法行政，必然也就使得人民相信政府，依靠政府，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和谐融洽。
依法行政心得体会范文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正在不断地深入展开。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xx年远景目标纲要》，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国家的治国方针；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把“法制”的制度的“制”改成了治理的“治”；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之中，使这一治国方略获得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为了把这一治国方略真正落实到实处，国务院在1999年以国发（1999）23号文件的形式了《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xx年，国务院又以国发（20xx）10号文件的形式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任务。
现就自己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这一重大目标和任务的认识和理解，谈一些个人的粗浅认识，与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做些交流。
一、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强调依法行政、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既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总结的结果，又是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的考量，同时还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主法治建设的未来前景的把握。正是这些综合因素显现了我国畅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要性。
（一）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
实际上，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本身也就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原因，当然也就是其必要性。而就当代中国的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而言，这种时代背景基本上由三个方面构成。
第一、全球化的现实影响。随着世界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为多样的复杂的彼此联系和相互缠绕，经济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猜测或者预测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的事实与现象了。于是，一国内部的几乎全部领域的各种事务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一个直接的现实问题就是我国的法律制度特别是涉及政府行政事务领域的法律制度就决定性地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自我清理与调整，并以wto规则为路标而转向。同时，也是在这种全球化的现实影响之下，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也向全世界各个国家提出了国家或者政府治理方式（所谓的“治道”） 的变革的倡议，也就是从“治理”到“善治”。“善治”的核心其实就是“依法治理”，就是政府行政（行政的方式、手段、程序）的法治化。这是我国实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国际大背景。
第二、改革开放深入展开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地不断把改革开放向更加深入的层面引领，以此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党和政府逐渐意识到了法律和法治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从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总结之中印证了法律和法治在社会发展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这构成我国实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国内社会背景。
第三、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从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xx年远景目标纲要》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国家的治国方针算起，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建设的实践既有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又确实得到了不少的教训，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实际上就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对我国法制与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的理性总结与思想概括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进一步推向深入、进一步具体化的表现；当然，更是我们党和政府在领导执政和具体执政过程中执政方式转变的体现，从历史事实来看，新中国的政府行政管理是首先依靠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个人的意志来进行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的，而后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来进行管理的，在如今的当代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主要依靠政策和法律来进行管理。我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治国方略的实施，也必然要求我国政府在日常行政管理中改变主要依靠政策的模式而改变为主要依靠法律的行政管理模式。这是当代中国实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法律实践背景。
（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要性
在指出我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方面的必要性之后，我们还可以从政府本身的角度来分析其必要性，也就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对于我国政府工作所可能带来的直接的好处。
第一、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可以树立政府权威。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曾经指出：“权威关系是支 撑政府的基石。权威对政府之要紧如同交换对市场制度之要紧一样。”（转引辛向阳：《红墙决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深层起因》，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540页。）政府具有权威，也是一个社会政令贯彻顺当通畅、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条件。按照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政治权威的来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法理型权威作为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法律制度之上依靠法律来确立和维系的权威，乃是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政府权威建立和维持的常规形式，这种法理型权威在日常政治统治和行政活动中的直接的现实体现就是依法行政。通过依法行政而形成的权威由于是把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意志通过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进行制度转换而依靠制度的运作而不是依靠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来形成的权威，这种权威的建立过程也就是依法行政的过程，它使政府权力本身的合法性得以充分体现，也使政府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真正能够做到政府政令贯彻通畅、令行禁止，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消解上有政策、下有对称之类的政府能力弱化和权威不足的问题，同时也能够使政府政策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至于朝令夕改、反复无常。
第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可以落实政府责任。一个社会能不能保持持久的稳定性，能不能真正得到民众的拥护，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政府在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责的同时能不能真正落实其所承担或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这些责任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之中都是以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来具体加以规定的。这首先要求法律对于各级政府之间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级政府内部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权限划分清晰、责任明确、而且这种权力制度结构保持相对的稳定。同时，各级政府或者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在行使其法定职权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运作，不得越界，同时还必须对由于行政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基于日常事务管理而自然产生的那种权力扩张和权力滥用的倾向保持相当的警惕，严格依法行政就可以通过对于既有的制度的遵守而控制和克制权力的这种扩张和滥用的倾向。而且，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也就是要求政府在日常事务的处理或者说日常性的权力行使过程中，必须始终把对公民权利的日常保护与行政救济作为政府行政权力运作或者政府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属点，也是政府权力运作的实质评价标准，同时还是政府行政权力限制与自我克制的最根本性的理由。这样，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就便于政府、政府官员、人民群众清楚地区分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及政府首长、政府部门领导人、具体的政府官员在其职权活动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一方面便于落实相关的职责担当与任务分配，另一方面在出现了或者怠惰行为的时候也便于分清具体的责任人，便于政府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
第三、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正是由于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以及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以及具体的政府官员，都具有在法律法规规定之下的制度化了的职能与权责担当，在自己的权责范围之内又具有法律保障的自由裁量权限，因此，大大减少了因为权力赋予没有制度化而造成的职能分工模糊、权责规定不明确因而相互推委、互不负责而使公民权利受到损害和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的发生。各级政府、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以及各政府官员与工作人员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级政府及其各个职能部门的运作才能做到协调配合、顺畅高效，也才能减少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消耗与浪费，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第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可以改善政府形象。通过实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政府自身深刻认识了行政权力的扩张本性和受到滥用的可能性，因而理解并通过制度设计对其加以限制的必要性，明确了行政权力的根本性指向以及政府的根本性的责任在于对公民权利的日常生活事务的行政保障；同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政府的责任更明确了，政府也获得了更大的和更稳定的权威，行政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这些明显的优势又是有法律制度给予保障而不是暂时的现象。这将极大地促使广大民众对我们的政府产生高度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民众也将更加拥护和理解政府的各项具体政策，也真心地愿意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这将极大地改善我国各级政府在我国民众心目中的具体形象，就当前而言这无疑将极大地逐渐缓解我国民众与各级政府、民众与各级政府官员甚至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基于不信任而产生的直接对立和矛盾，逐步化解民众与政府之间或者说官民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二、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志
法治的实质和核心乃是法律的统治，这几乎是全球性的共识。法治政府，就是始终坚守和服从法律的统治即法律至上原则的政府，也就是政府的全部活动和行为都始终依据法律而展开并符合法律的实质和程序要求。在我看来，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志就在于：
第一、政府的全部活动和行为必须依据法律而展开。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法律，包括（1）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比如《物权法》和20xx年《立法法》），（2）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包括决定）（比如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3）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比如1998年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4）国务院各个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比如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5）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比如1998年的《安徽省农村能源建设与管理条例》、《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6）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比如1998年的《山东省城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办法》），（7）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8）国际条约，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和与别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日益增多，在我国实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这些国际条约也是而且也必须是我国政府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尤其是抽象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重要法律。
第二、政府的全部活动和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这有几层意思：（1）各级政府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其进行抽象行政行为，也就是进行其权限范围之类的立法和规章条例的制定活动，必须首先坚持合宪性原则，不得与宪法相矛盾和相抵触；（评述20xx年4月日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2）政府的任何抽象行政行为都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必须注意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不同效力，要遵循法律效力等级；（评述河南李惠娟事件、《河南省种子条例》）（3）各级政府的全部活动和行为不仅要在实体内容上遵守法律的实体规定，而且也要在程序上遵守法律的程序性规定，做到实体合法与程序合法的统一。
三、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我国是一个具有长久的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而且现实情况又是人口众多、国情复杂，没有任何民主、法治和传统；同时，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后发国家，从全球化的现实来看，在时间上我国又绝对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通过长期的自然的逐步进化而进行法治建设的任何可能性。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境况，决定了我国必须走政府主导和政府大力推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道路。所以，在我国进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必须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并在此前提下按照一些基本要求去行动。
（一）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现代社会的民主、法治和建设都是在现代政党政治基础上进行或者展开的，我国也不例外。在我国实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必须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都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也是在我国凝聚民心、保持全社会在实践中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的关键；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我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领导，是保障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长期稳定的关键，法治建设不是去破坏而是去建设，因此它所需要的是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理性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就这样的国内环境的建立和保障而言，党的领导是关键。
当然，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需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改善其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就是要根据法律、依靠法律、按照法律特别是宪法和基本法律来执政和领导，也就是党的章程所说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活动。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全体人民面前树立起作为执政党的法治楷模和标杆的良好形象，人民也才能真正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努力从事包括法治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第二、必须坚持法制统一的原则。法制统一的原则，首先强调的是政府的一切活动和行为必须首先根据于并符合于我国的宪法，必须在精神原则上与我国宪法保持高度的一致。同时，法制统一原则还要求我国各级政府的所有活动和行为必须符合我国法律的效力等级层次，必须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等本位利益置于国家和地方的整体的公共利益之下而不能居于其上。坚持法制统一原则，还要求我国各级政府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之中还必须具有国际和全球眼光，在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中把国际法也就是相关的国际条约的具体规定纳入思考范围之中，尽可能与其保持一致。
第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也就是要始终坚持法治化行政中以公民的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为核心和重点，一切具体的行政措施必须首先从公民的具体权利的法律保障入手展开，对于公民权利或者合法权益的损害必须给予充分的、足够的、公正的赔偿；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公民权利的妨碍或者合法权益的征收，必须给予公正而合理的补偿；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必须以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具体保障为依归。总之，各级政府的各种行政活动与行政行为都必须以民生为本，以公民的具体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为本，不能以政府自身的利益甚至其它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思考的首要着眼点。（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问题，农村集体土地的强制征收问题。其反映出来的非法治的问题特别突出。）
第四、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看，其包括行政法治或者说法治政府在内的整个法治建设都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不断的摸索，在反复试错并纠正错误也就是在实践的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提升之中前进和成熟的，尤其是西方社会具有长久历史的社会自治的基础，社会民众的公民意识相当成熟而强烈。反观我国社会，专制历史相当漫长，民主法治传统缺失，民众自治程度低而公民意识也相当薄弱，在这样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背景之中来进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的政府首长、官员、一般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广大民众本身，对于法治的观念和制度都会感到相当的陌生，对于这种法治的观念和制度的实际运作及其社会效果也都会相当地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最为切实可行的方式不是要通过激烈的革命性的思想、观念和制度的变革来强行性地、生硬地推行我国社会的法治化变革，而是要遵循循序渐进、一点一滴地渐进的改良的方式稳妥地慢慢推进。只有这样的理性改良，我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努力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实际的长远效果并形成制度化的实践框架。
（二）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国务院在所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文件中，把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归纳为六个方面，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对于这几个方面的概括，很多学者都已经做出了详细的阐释。大家的基本共识在于：
第一、合法行政。这是法制统一原则的具体化，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在政府行政执法领域的基本体现与表现。它要求，一方面，行政执法的主体必须是合法主体，也就是说，行政执法主体无论是组织、机构或者个人都必须根据或者依据明确的法律而组建或者取得合法的行使具体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权力的资格的授权，同时，政府及其行政部门也必须依据相关的法律来授权公民个人行使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的权力资格，不得图省事靠部门长官和领导的个人意志随意进行授权；另一方面，政府及其部门的所有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活动都必须在法律明确规定即法律明确授权的法定职权的范围之内，不得超越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定权限。这就是现代行政法的“越权无效”原则。
第二、合理行政。行政合理性原则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在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的基础上，在需要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来处理有关事务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法律的目的采取与之相适应、成比例的、必要的适当手段和措施，而且应该尽可能避免采取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方式。合理行政除了强调行政手段和措施与法律规定的相应的行政目的之间的妥当性之外，实际上也表达了怜恤行政相对人特别是怜恤公民的意思。
第三、程序正当。现代法治特别强调程序的重要性，程序不仅是达到公正结果的过程与手段，而且本身就是直观的公正，因此，在包括行政法治在内的法治的所有方面，程序的正当和公正一直被认为是优先于结果的正当与公正的。行政的程序正当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不仅要符合实体法律的要求而且还必须符合程序性法律的要求，符合程序性法律的要求是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合法的最起码的要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摒弃和纠正程序繁琐没有效率不如长官意志决定方便有效率的错误观念。
第四、高效便民。这里的高效不是纯粹的经济学的概念，它所指的是行政活动与行政行为的制度效率，也就是行政活动与行政行为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时限及时地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与行政决定，客观上要超越法定时限作出行政决定的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报批。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的高效，绝对不是简单的时间上的节约与快捷，甚至也不单纯地是资源消耗的数量的减少，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最长时限范围之内，在遵循法定程序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作出行政行为和行政决定的时间，不能无故而任意地拖拉。这种意义的高效显然主要就是行政机关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也就是体现方便老百姓的便民的要求。这一点在幅员辽阔、各个地方交通通讯情况差异很大的我国特别重要。
第五、诚实守信。无论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它组织、机构，其是否诚实守信，乃是其是否能够获得其它主体的认可与认同、是否能够被其它主体接纳与受到尊重的非常重要的品格，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所获得的经验常识。即使在以暴力和武力威胁来维持统治者对国家的控制和人民对于国家的服从的古代社会，统治者也依然在通过种种欺骗的方法来赢得人民对其表面上诚实守信的认同，以期实现长治久安。在现代社会，政府在其行政行为和行政活动中，是否诚实、是否守信——不仅仅是一时一事的诚实和一时一事的守信，而是自始至终在法律规定应该告知公民的所有事情上都诚实守信——是政府是否具有公民认可和认同并受到公民尊重的最为重要的道德品质。法治政府的诚实守信，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政府自觉地守法，政府由于其自觉地、一以贯之地遵守法律而在公民的心中所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的人格形象乃是一种制度性的诚实守信形象，这种形象所获得的公民的自觉认可、认同与尊重，也是最为长久和稳定的。所以，政府自觉守法，绝对是政府诚实守信的最重要的表现。其一般的体现，在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规定为：“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考虑，政府及其部门故意隐瞒或歪曲客观事实、虚构或捏造事实，不仅仅是政府不诚实守信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况是政府及其领导人或者官员自身自我贬损其诚实守信的道德人格与品质，也是在离间自己和人民、损害政府及其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的道德形象与社会形象，造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利益与感情对立，其社会后果极其严重。由于政府守法与否、诚实守信与否，对于公民而言具有非常重要而直接的示范效应，因此，政府是否诚实守信遵守法律，直接关系到公民是否自觉地诚实守信与遵守法律，当然也就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政府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否能够建立起来。（吉化集团松花江污染事件、安徽的劣质奶粉事件、辽宁的劣质豆浆事件、齐齐哈尔的劣质注射针剂药品事件、山西等省一再发生的煤矿矿难事件等）
第六、权责统一。政府所拥有的通过从事行政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即行政权，也就是政府及其部门因为表面上居于所有的公民、法人或者一般社会团体之上的社会政治地位而对他人、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特殊影响、控制和支配的力量，同时又是基于这种地位而对整个社会进行日常管理的权力，这种因政府及其部门的“职位”而生的“权力”就是政府的“职权”。但同时，在现代社会，这种“职权”本身就是由宪法和法律来赋予的，于是，一方面政府及其部门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是其不可推脱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及其部门在行使其“职权”即对社会、经济、文化等事务进行管理，必须依照法律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进行，政府及其部门不履行相应的法定义务、违法地去“执法”、滥用这种权力，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必须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为：“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管理职责，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四、如何坚持依法行政、进行法治政府建设
在我国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相当重要、艰巨而长期的工作，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在我国现实背景之下和已有的历史沉淀之中来进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工作的目标、核心内容，以及在具体操作中的具有方向性的具体措施，对于我国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实质目标
说到底，我国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工作，既是我国在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作用之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一种当然的逻辑延展，又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顺应世界范围的民主、法治和发展的强大洪流而自主地进行的一种制度实践的调适，这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审时度事、理性应对时代的巨大变迁的有效方略。其实质性的目标，在我看来，主要体现为：
第一、制度化地推进并充分保障我国政府（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当今世界，是一个人们思想高度活跃、理论和制度创新特别显著的世界，在社会治理或者说在社会的调控方面，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也一再强调了社会与政府治理的方式的变革或者说革命，也就是所谓的“治道变革”。这个变革过程实际上早就开始了而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其基本的变革方式与主题实际上就是从单纯的以政治统治为核心的社会“统治”到社会或者国家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的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再到体现出了作为构成社会之主体的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指向以及在自治基础上对于社会的以社会民众为主体的“治理”，再到体现了社会整体的以人的独立自主为最大的价值取向的、以法律为核心而展开的规则化的、制度化的“善治”。可以说，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所寻求的也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中的、通过法律这种特殊的制度化的方式而实现广泛的“善治”的过程和努力。
第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的治国方略，而法治显然并不是、也不能是仅仅只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而是要全方位地立体型地全面体现在我国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和所有领域的。在我国政府对于日常行政事务的处置中全面地引进法制和实行法治，也就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实际也就是从一个侧面即政府事务的法制化与法治实践的角度，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一种有力的推动。
（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内容
从人类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的基本共识出发来考虑，任何特殊的民主、法治和制度的共同实质与目的指向都不能不具有并体现出某些共同性的因素。我认为，这些共同性的因素也构成了我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最核心的内容。这就是：
第一、充分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乃是民主社会中的任何政府都必须承担并着力加以完成的重大的现实任务。政府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体现为我国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过程中我们的各级政府不仅必须高度尊重并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而且，政府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还必须是“平等”的、“一视同仁”的给予尊重和保障。政府对公民“权利”的平等的尊重和保障的义务和责任的存在在“私法”领域自不待言，其在“公法”领域的存在同样不可置疑，这是现代社会民主、法治、之原则与制度的基础性观念共识。正如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先生所言：“所谓公法是‘法’，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以第几条的形式被写进成文法。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自不待言是以国家的权力作为媒介的关系。但是，如果这种关系只是作为‘直接的’权力关系来表现的话，‘公法’关系，恐怕只能是‘权力’关系。在真正意义上的公法关系中，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而是作为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因此，国家对人民的要求并不是靠权力而是靠‘权利’，同时人民对国家也具有‘权利’即‘自由’，这一点不仅在条文上而且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国家对人民的义务也是主体人对主体人的义务，国家对人民负有义务这一点也不仅是在条文上的，而且必须用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来保证。这么说是因为，所谓权利，是人和人之间力量上的紧张关系，是相互抑制的关系。因此正确意义上的‘公法’，理所当然地要受私法同化。只有这种事实存在，国家同人民之间的权力及其强制关系才能作为非单纯权力关系的独立法律关系而得到稳定。换句话说，这里需要两种同样的自觉的规范意识存在，即对于人民方面来说，它具有从国家权力这种‘外来的强制’中独立出来的自觉遵守规范的意识；对国家方面来说它具有对自己权力的抑制意识，之所以遵守只是单纯地因为它是由法律规定的。”（［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更进一步说，平等地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乃是政府无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与责任、政治义务与责任和法律义务与宪法责任。美国著名法学家路易斯•亨金针对美国的情况曾指出：“宪法对当今政府的主要限制，就是政府必须尊重个人权利。当下，事实上已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同义语，而且保护个人权利业已成为我们宪法法理学中的最为主要的部分。”（［美］ 路易斯•亨金：《•民主•对外事务》（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6页。）杰弗里•赖曼认为：“尊重和保护人类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作为一个正当政府的最主要条件。如果一个正当的政府能够持续而有效地监控其正当性条件，那么它就能不断对‘人民实际上拥有什么权利’这一问题做出回应，并在其实践中确立这一问题的答案。”据此，杰弗里•赖曼强调说；“这意味着，与其把合法政府理解为在既定限制内运行的政府，不如说我们需要在更为动态的角度上思考合法的政府，即把它理解为连续和有效地监督自己正当性的政府。这解释了为什么要把合法政府理解为，它是不断有效地监督承诺基本权利的充分性的政府。将这种解释恰当地适用于作为道德承诺的宪法上，一个合法的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它包括一种制度安排，该安排是通过把宪法作为活的东西这一途径而创立的，我们根据对权利的最好的理解来解释该安排，而权利是人民拥有的权利并且是我们理解政府所必须的权利。”（杰弗里•赖曼：《宪法•权利和正当性的条件》，载［美］阿兰•s•罗森鲍姆编：《的哲学之维》（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178—179、188—189页。）从其独特的“权利”观出发，德沃金也强调了政府平等地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意义，他说：“在承认一个理性的政治道德的社会里，权利是必要的，它给予公民这样的信心，即法律值得享有特别的权威，正是这一点把法律同其他强制性规则和命令区别开来，使其更具有效力。一个政府通过尊重权利表明，它承认法律的真正权威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对于所有人来说，法律确实代表了正确和公平。只有一个人看到他的政府和公共官员尊敬法律为道德权威的时候，即使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这个人才会在守法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也自愿地按法律标准行事。在所有承认理性的政治道德的社会里，权利是使法律成为法律的东西。”（［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第二、合理限制政府权力。早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启蒙思想家就已经深刻地洞见到了国家权力的扩张本性，并因而提出了用法律限制国家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而防止国家权力的腐败的真知灼见。阿克顿勋爵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xx年版，第286页。），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4页。）所以，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信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的那些政治家们，在具体的与政治法律制度设计中，都遵循权力限制的原理创造性地建构了各种具有本国历史与文化特色的权力制约与权力制衡的政治法律制度，为人类政治法律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在当前国际与国内现实背景之下进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充分吸收这些政治文明的成果，我国各级政府必须以高度理性的方式来对待并行使权力，必须深刻理解公权力的内在扩张性质，理智地认同对公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必要性，并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公权力所划定的界限、遵守法律对公权力及其行使所赋加的约束条件。正如弗朗西斯•西阶尔斯特德所言，“法治是要约束国家的权力”。（弗朗西斯•西阶尔斯特德：《民主与法治：关于追求良好政府过程中的矛盾的一些历史经验》，载［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2页。）杰弗里•赖曼就宪法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谈到，宪法“是一系列对国家权力之行使的限制，因此在这些限度内行使权力是合法的，而超出这些限度来行使权力则是非法的。”（杰弗里•赖曼：《宪法、权利和正当性的条件》，载［美］阿兰•s•罗森鲍姆编：《的哲学之维》（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177页。）对政府的权力及其行使予以法律限制，旨在使政府的行为保持恒常的理性，使这种公权力行使行为及其结果可以为人们所预期。事实上，在法治的观念和制度框架当中，以法律限制公权力的范围及其行使始终是问题的核心，政府是否认同于这种限制并依照这种限制而行为乃是其是否具有且能否维持其合法性的关键，恰如哈格托所言：“大多数形式的法治概念被说成是导致一种受限制的政府形象。一个政府只有在它认识到有些事情是它不能做的时候才是合法的政府。……与此同时，关于法治的概念已经提出一个政府必须通过它与外部的标准和规范相适应来证明它的合法性。”（转引自斯蒂芬•l•埃尔金：《主义的继承者》，载［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编：《新论》（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6页。）
（三）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方向性具体措施
当然，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在我国是一个崭新的事业，尽管我们有世界上其它的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参照，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相当缺乏民主、法治和传统的国家而言，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此，我仅提出如下具体的方向性措施：
第一、全面提高政府官员的法律意识。现代法律意识构成了一个充分社会化的人的精神存在的主要部分，也是一个合格的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或者公民的核心元素。英国著名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英格尔斯就曾经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现代化，尽管都必然要涉及到相应的制度的现代化，但实际上最为关键和核心的乃是其社会主体也就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不在于外在的物质性的与显性因素的所谓现代化而恰恰在于人的内在的精神也就是人的意识的现代化。在我国进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工作，最关键的方面实际上也是我国广大社会主体尤其是我国政府官员的法律意识的全面提高和长期巩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始终坚持不懈地重点对我国政府官员进行长期的法制宣传教育。
第二、改善政府立法工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当然必须把立法工作作为非常重要的和前提性的基础工作来对待，国务院20xx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在第六部分“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中对于政府立法工作给予了特别重要的操作性的规定，这是我国各级政府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必须切实加以落实的。但同时，我认为，目前我国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实际存在着另外一些需要特别加以警惕甚至纠正的错误认识，那就是一方面唯立法论，什么事情似乎只要 “立法”了就是把问题解决了，不注重所立法的实际应用和适用；另一方面是在政府立法工作别强调立法的数量而不太注重立法质量，虽然政府也有法律顾问团或者立法咨询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但政府立法对于法律顾问和咨询委员的意见并没有很好地吸收，多数时候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和陪衬；再一个方面就是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立法存在非常严重的地方本位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的狭隘利益关切和考量，这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立法的严肃性、统一性和质量。这是我们今后在推行和落实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工作中需要花大力气特别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严格依法办事原则。事实上，政府是否依法行政，最为直接的和现实的标志就是，在具有既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度和章程的情况下，政府及其部门尤其是政府及其部门的主要行政首长也就是所谓的政府一把手能不能率先垂范、在其所管辖和直接督办的行政事务上，遵章守纪，严格依照既定的法度行事。严格依照既定的法度办事，可以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种人情关系的影响，不仅对于政府在一般黎民百姓心中的良好的形象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在政府工作的各级干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保护的渠道，对于加强我国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对于纯洁和加强我国政府的干部队伍建设尤其重要。
第四、加强程序保障。在法治的背景当中，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事业中，合理的法律程序（也就是所谓的“正当程序”）具有多方面的超过实体法律规定及其具体法律结果的积极意义。这一点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来认识：
首先，合理的法律程序使制度和法治所追求的限制公权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目标更有保障。是一种通过对社会公共权力的运作设定既定框架与限制条件，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重心恰好在于程序规则和制度的设计，即为社会公共权力的运作设定合理的法律程序，一方面防止社会公共权力的恣意扩张及非法专横行使；另一方面又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提供基本的保障，也就是排除权力正当行使的各种障碍；在此基础上，同时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以程序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化保障。
其次，合理的法律程序可以产生、维持、甚至强化优良的法律的公信力，使其在提供“理由”的论辩中的说服力得到增强。换一句说法就是，合理的法律程序是，而且也应当是，法律适用的所有结论成立的基本前提。我们一直强调，法治的核心在于确立法律的至上权威与神圣性，然而，法治所需要的法律权威不是也不能是单纯的暴力或者强权来建立和维系的权威，而是来源于确信和承认的公正的权威。在现代文明社会，确信是由逻辑严密的证明过程来得到的，承认也是由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由来保证的。于是，法律权威问题就转换为公正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又是由正当的程序来保证的，所以，法律的权威性也就是程序的正义性与程序的合理性。日本法学家谷口安平认为，“在‘正当程序’得到实施的前提下，程序过程本身确实能够发挥给结果以正当性的重要作用。这样的作用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使由于程序进行蒙受了不利结果的当事者不得不接受该结果的作用。例如，进行诉讼而遭致败诉的当事者经常对判决感到不满，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并且由相信是公正无私的法官进行了慎重地审理，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失去了客观的依据而只能接受。这种效果并不是来自于判决内容的‘正确’或‘没有错误’等实体性的理由，而是从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由程序本身产生的正当性还具有超越个人意思和具体案件的处理，在制度层次上得到结构化、一般化的性质，第二个方面则是对社会整体产生的正当化效果。人们判断审判结果的正当性一般只能从制度上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保障来看。如果法院在制度性的正当程序方面得到了公众的信赖，自己的决定也就获得了极大的权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通过合理的法律程序产生的结果之所以具有得到强化的正当性与较强的公信力，乃是因为，一般说来，“通过权威程序选择的东西无论怎样（在别的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总要比没有经过这样选择的其他结果要好。”（［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编：《新论》（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4页。）
再次，合理的法律程序不仅可以充分保障实体法律规定的现实实现，而且，通过合理的法律程序而获得程序正义的同时，也使实体正义或者实质正义能够最大限度地达到。谷口安平教授认为：“实现实体法内容的方法归根结底是由程序法所规定的诉讼过程，实际上程序法对这个过程进行的调整结果总会归结到实体法上去。换言之，诉讼的实际结果由于诉讼程序或具体过程的差异可以有极大的不同。”在这里，谷口安平教授进一步介绍了日本东京大学兼子一教授的观点，即：“程序法并不是助法，而是具有实体内容形成作用的法的重要领域。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的假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合理的法律程序是，而且也应当是，所有的法律制度建构的基础。
最后，合理的法律程序更有利于消解社会矛盾，更有利于防止或者合理地、和平地解决社会冲突与社会纠纷，从而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与法律秩序。可以说，健全的法律程序具有社会安全阀的功能，社会矛盾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就会因程序的各个环节的逐一展开而逐渐得到“冷却”和“降温”，矛盾各方的怨气和怒气也得以释放，从而在降低其本身的内在压力的同时也减少了其爆发而对社会可能造成的破坏与危害。
第五、信息公开与政府诚信。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最为重要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要使我国各级政府真正获得我国人民群众的真心的拥护和支持，使我国人民群众对于我国的政府真正具有信任感和亲切感，从而真正地从内心真诚地相信我们的各级政府，也就是要通过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而使我国各级政府在老百姓心中具有诚信。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国各级政府就必须诚实地面对他所管辖之下的所有的人民群众，就要通过法律制度的保障来使政府尽可能公开法律规定应该公开的全部信息，使人民群众随时能够通过正常的畅通的合法渠道及时获知其所感兴趣的相关信息（知情权与了解权）；同时，政府的一切行政活动和行为也必须按照既定的法律规定来展开，使人民群众完全能够通过对于相关的既定规则与制度来预测其具体活动和行为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政府活动和行为对于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造成各种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损失的，政府也能够及时地按照既定的法律确定的制度的标准给予切实的、公正的充分补偿。
依法行政心得体会范文5
依法行政，就是要使政府的权力、政府的运行、政府的行为和活动，都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都受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和约束。确保行政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同宪法和法律保持统一和协调，注重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和实施，充分发挥我国法律体系的整体功能。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现代行政执法观念，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形成职责权限明确、执法主体合格、适用法律有据、救济渠道畅通、问责监督有力的政府工作机制。
一、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进；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
二、依法行政的意义
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封建统治时间较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高、公民法治观念较为淡薄的国家，要实现法治这一宏伟任务，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总结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积极借鉴其他国家正确的法治理论和成功的做法，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整体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
（一）从法治原则的角度而言，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依法治国的核心应该是立法机关依法立法，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这三者之中，依法立法是基础，独立司法是保障，依法行政才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据统计，改革开放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80多部法律，国务院制定了700多部行政法规，地方政权机关制定了4000多部地方性法规，其中大约有80％的法律法规是要由行政机关去贯彻落实的。因此，依法治国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能否依法行政。必须加强依法行政的法制建设，使各级领导干部在日常公共事务中严格做到依法办事，做到政令畅通，执法如山，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样，依法治国的原则才能通过政府行为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从权力制约的角度来看，依法行政也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法治的核心是有效地约束公共权力。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依法治权，治权的重点又在于治行政权力，确保依法行政。依法制约国家机关的权力，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既是现代法治的宗旨，也是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宪法赋予国家行政机关极其广泛的权力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为活跃的权力，行政权最易膨胀，它最需要自由又最容易无度，最需要控制又最难以控制。这种无所不在的公共权力必然需要依法制约，也最需要公众监督。从行政权力的性质来看，行政权力也是最难制约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同，可以为被管理者设定义务，可以独立实施行政处罚，在管理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可能性就大。因此，如何实现依法行政，应该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
（三）从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来看，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只有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社会氛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公民依法尽义务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法律法规能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得到普遍切实的遵守，才能实现依法治国。而要做到这一切，关键还在于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它反映了社会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进程。不奉行法治原则，谈不上依法行政。人治与主观随意性相联系，权力的行使由个人意志决定；依法行政与法治相联系，权力的行使以人民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和评判标准。依法行政原则的确立，对于象我国这样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保证行政管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人民通过权力机关制定法律，表达意志，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就将保证行政管理遵循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使行政管理不致偏离航道。无庸讳言，行政管理范围的宽阔和行政工作人员的众多，作出背离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行为，甚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事，也时常出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依靠严格贯彻依法行政的原则。
2．保证行政管理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依法治国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这个国家一切活动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同时也是依法行政给行政管理带来的保障。依法行政能保证行政管理的统一，有了统一性，才能有公平和公正。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是产生社会不满，甚至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所谓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判的标准。据统计，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百分之八十需要行政机关去执行。行政机关的施政行为与公民息息相关，直接为公民所感受，因而行政机关能否依法办事，对公民的榜样作用也最强。然而，目前我国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不容乐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越权执法、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败坏了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样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市场经济之所以必须是法治经济，就是由于法治所带来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要保持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只有依靠依法行政。
3．保证提高行政效率。
依法行政，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决策，依照法律规定执法，以保证行政管理符合国家和人民的要求，避免不公、错误和违法，减少纠纷和矛盾。同时，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遵守法定的操作规则，都将大大提高行政效率，这也一再为我国历史所证明。不能将行政效率和依法行政对立起来。
4．保证对行政管理的监督有统一的标准和程序。
要使监督取得成效，必须解决监督什么和如何监督的问题，也就是需要有监督的标准和程序。所谓监督的标准，就是对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评判标准。而能够提供是非评判的唯一标准，是法律；所谓监督程序，即进行监督要经历哪些步骤、方式和时限。程序就是操作规则。遵循法定程序进行监督，才能保障监督顺利、有效、正确地进行。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人治社会应当逐步向法治社会过渡，而这种过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法行政的实现程度。实践证明，实行依法行政，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避免首长负责制下产生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实行依法行政，才能避免和减少各种行政违法行为及由此给公民、法人造成的损失，并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
三、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依法行政首先要求政府机关合法行政。合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要求。意味着行政机关行使任何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利的行政权力时，都必须取得法律的授权，符合法律的规定。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损害老百姓合法权益或者增加老百姓负担的行政行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合法行政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任何行政职权都必须基于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二是任何行政职权的行使都必须依据法律、遵守法律；三是任何行政职权的授予、委托及其运用都必须具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要旨；四是任何违反上述三点规定的行政活动，非经事后法律认可，均得以宣告为“无效”。合法行政要求任何行政职权的行使皆不得有悖于法律。职权的运用必须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不能与之抵触。这里的“抵触”既包括实体上的抵触，也包括程序上的抵触。通常，职权的赋予与行使都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机关承受。但有的时候，当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可以授权委托他人代行其部分或全部职权时，则其他团体或个人也可行使法定行政机关的职权。然而，依据合法行政要求，授权和委托需有法律根据，并且只能依法定程序。我们强调依法行政、合法行政，并非消极地限制行政活动，并非要抑制行政的积极性。事实上，只要宪法、法律未加禁止的，不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具体权利义务的，行政主体在其职权范围内，为了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而开展的各项活动，都是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现代社会要求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积极的能动的作用。合法行政的要求将极大改变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习惯思维，对那些习惯于听从上级领导命令行政，或者拍脑袋任意行政的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行政领导来说，合法行政的要求对于摒弃他们的人治思维和习惯，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依法办事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行政还要求政府机关合理行政。由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过大，仅仅要求行政活动合法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角度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我们说合理行政，其“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公平、公正、合乎情理”。具体地说，有三个方面：一是行政行为须有正当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动机，客观上必须符合正当的目的；二是行政行为须有平衡性。即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三是行政行为须有情理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有悖情理的义务。其核心内容是行政活动必须公平正义，不偏不倚，符合比例。具体而言，就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理性。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可以说，合理行政是依法行政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的产物，是一种更高标准和水准的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第三个要求是程序正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提高程序意识，严格按照行政活动必须遵守的步骤、方式、方法、顺序、时限等规则进行。特别要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即使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也应当按照程序正当的原则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程序正当的最基本要求是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即行政决定的作出者应当是中立、公正、不偏不倚的，不能与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私下接触；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时，应当允许受决定影响的公民提供证据，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公民的意见，公民有权要求参加行政决定的过程，有权参与和监督行政决定。程序正当要求是依法行政的难点和重点，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程序规则，确立程序正当的观念，对于发展民主政治，保护公民权利，遏制腐败现象，克服，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尤其要看到，落实程序正当要求，对于防治腐败和维护相对人合法权利具有重要作用。腐败的产生与缺乏公正透明的行政程序制度有直接的关系。各国行政程序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设置了公开、时限、顺序、说明理由告知等制度，使得行使权力的行政机关置于公民及司法机关的监督之下，从程序上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滋长。只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程序制度，赋予公民和社会切实可行的监督手段，才能够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趋势，促进我国廉政建设。
高效便民是依法行政的第四个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应当遵守法定时限，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法的核心价值有两个，一是公正，二是效率。无论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国家，都把效率问题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因为没有效率的公正是虚假的公正，暂时的公正，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正价值。为此，必须重视效率问题，通过行政程序规则保障行政权的正常高速运转。特别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应当本着便民原则，以非官僚化的方式，建立行政组织确保行政机关能够以快捷、经济的方式及时有效地作出决定。从各国立法及实践看，便民高效的具体制度主要包括，时限制度，即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在一定期限作出决定；制度，即当出现行政主体不履行或无法履行法定义务时，依法由他人代而为之的一种法律制度；不停止执行制度，即当行政行为作出后，除非遇有特别情况，行政决定仍具有执行的效力。此外还有紧急处置制度，委托制度，联合决定制度，行政协助制度等。我国《行政许可法》为了解决行政许可程序繁琐、环节过多、许可申请人负担过重的问题，创立了若干便民服务制度，如相对集中许可权、“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告知受理条件”、“网上许可”、“许可听证”、“收费法定”等制度，将行政许可的最长时限规定为30天和60天。这些制度将大大简化行政许可程序，减少许可环节，方便老百姓申请和获得行政许可。其精神实质就是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建立高效便民的行政管理体制，最终为老百姓提供便捷的管理和服务。
依法行政心得体会范文6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政府；依法行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依法行政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简单的讲，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而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改进的深入推进，当前，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亦面临诸多问题，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要性
依法行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也是建设繁荣富强的现代政府必须要遵循的准则。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提出依法行政，这可以充分反映出依法行政是反映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依法行政的提出，反映了我国政府在行驶权力的时候应该遵循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行政机关来看，只有推行依法行政才能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保证行政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的时候能够做到公平合理。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为了更好地提高行政工作的效率，保证全面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内容，同时严格依法行政也是实现人民福利的基本保障。依法行政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政府提出要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大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以确保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
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有法不依，行政不作为的现象仍然存在
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一个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更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依据。但从当前来看，在某些领域还是存在一些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例如土地征用、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问题。有些地方和政府部门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视而不见，有法不依、执法违法、不作为等现象依然存在，最终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严重阻碍了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二）行政官员
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在执法的过程中存在着的现象。例如，城管人员为维护社会秩序，在执法过程中竟对摊贩大打出手。像这样的现象就属于对行政权的滥用。滥用行政职权，是对法律的极大的不尊重，同时也是对公民权益的侵害。滥用行政职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违法行政的行为，这种现象的存在阻碍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三、如何推进依法行政，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目标
（一）严格行政执法
依法行政就是要求行政机关以及行政工作人员能够按照法律的要求行驶行政权力。在形式上，要求行政的主体及其相关活动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得出现越权的现象，也不能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保证合理合法的开展行政工作。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行政执法的工作，在改进行政执法方式、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上狠下工作，确保法律法规的全面实施。各级政府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行驶权力，自觉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立足基层，站位全局，切实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带头学法、遵法、守法、用法，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同时加强监督机制，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要更好地履行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全面推进行政执法的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广泛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坚持说服教育为主，用文明的执法手段和方法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理解。
（二）不断优化法治环境
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城市市场竞争力的关键环节。通过优化法治环境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法治环境包括众多因素，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的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严肃查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法律素养
干部是依法行政的主要参与者，干部队伍的法律素养、法律意识，尤其是依法行政意识至关重要。因此要高度重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建设。建立法律知识学习培训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各级行政机关干部学习行政法律的相关制度。采用各种形式展开行政法规的培训，并且把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考核内容以及任职晋升的一个重要依据。行政机关的干部特别是工作人员要带头学习法律，牢固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当前我国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在建设法治政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找到解决问题的方针和策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建设法治政府，进而建设法治国家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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