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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论文范文1
一、王尔德唯美主义的矛盾性
王尔德的文艺理论、作品还有他的生活中明显地充斥着自相矛盾的因素。在大力倡导“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无功利性，艺术无关政治、宗教、道德的唯美主义艺术观的同时，王尔德却创作出一部又一部具有道德教益的作品。作为唯美主义运动的主将，王尔德倡导纯艺术，生活艺术化，以此来对抗当时维多利亚的腐朽世俗生活，而他自己却紧跟时代脉搏，毫不落后地追随着当时的商业化发展进程，显示出强烈的商品崇拜。用唯美主义的艺术原则精心地打扮着自己的形象，衣着别致出众，表达着对资产阶级传统生活方式和趣味的蔑视与挑战，但同时他的这一举动也是吸引公众目光，渴望成名的广告式行为。正如他自己所坦言他即使不能成名，也要臭名昭著。的确，矛盾性是王尔德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王尔德身上体现的是多重性格，多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们彼此共存，又互相否定，简直是一个多棱镜，万花筒。王尔德甚至刻意表现这种矛盾性，并证明它的合理与真实。
二、唯美主义运动与商品消费文化的对立
对于王尔德的矛盾性，批评界历来有着不同的解释。王尔德在牛津时很受罗斯金的器重，也深受佩特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自己的文艺理论和实践正包括了对两者思想的融汇。我们知道，任何作家和他的创作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所以，要考察王尔德的矛盾性，首先要了解唯美主义盛行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虽然倡导“纯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倾向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就已出现，但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口号的唯美主义文艺运动是在19世纪下半叶拉开帷幕的。当时西方社会正经历着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商品广告铺天盖地。在这个历史的大变革时期，异常敏感的知识分子无法接受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庸俗现实和日渐发展的商品崇拜，对自我和社会的前途感到失望和迷茫。他们努力地维持传统的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倡导艺术自律、纯艺术、生活艺术化。在王尔德眼里，艺术和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现实应受到贬斥，惟有艺术的世界是值得追求的。王尔德正是向他所说的艺术世界里寻求真实，寻求意义，重建对生活的信心， 以此来抵制现实世界对人们的侵蚀和对自我的剥夺。王尔德耗尽毕生精力努力实践着唯美主张。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王尔德是在那个庸人主义、物质主义和中产阶级的道德观盛行的世纪末奋起抗争的艺术领袖。
消费主义论文范文2
【关键词】大众媒介；消费主义；2011；研究综述
随着西方文化对于国内的不断渗透，“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开始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显现并日趋鲜明。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消费主义”这一原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文化符号，已经初步在国内成型，并持续对经济文化和社会风气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媒介自然也难逃其辐射。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也可谓蔚然成风。本文中，笔者仅以2011年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为文本，对媒介的消费主义特征和利弊关系进行梳理，以一窥其未来走向及趋势。
媒介消费主义的含义界定
何为“媒介消费主义”？学界对此目前并无明确的和统一的界定。我们仅能从现有的对于“消费主义”的含义界定中推论一二。
南京师范大学的金洪奎在《浅析传媒消费主义倾向的动因》一文中使用了这样的说法：“所谓消费文化，指的是二战后在美国兴起，并逐渐向其他后现代社会扩散和渗透的、一种以消费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在全球化、一体化、多元化趋势影响下，消费文化正在从一种地方性现象扩散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发展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
蔡月亮在《红色影视剧中的消费主义现象探析》一文中借鉴了迈克·费瑟斯通的定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世俗化的精神特征，即反对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主张承认、尊重和满足人在现实人生中多方面、各种层次的需求。”[2]
而目前较多的研究者采用的是陈昕在《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生活中的消费主义》当中的观点，即“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
可以看出，尽管上述说法不一而足，但共同突出了消费主义文化的这样一个特征：以消费为手段来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在这个基础上，诸多研究者引用了鲍德里亚对于媒介消费主义的经典论述：“日常生活的平庸和重复使得人们需要外界的刺激使日常生活得以延续。于是，暴力、灾害、犯罪新闻频频出现在报纸上，明星隐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鸡毛蒜皮的邻里小事出现在报纸电视中。”[3]“我们大众交流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产生的眩晕。这种眩晕由符号和文字产生，媒体上的灾难新闻和花边新闻打破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平庸和重复，形象、符号、信息成为人们消费的主题。”[4]
鲍德里亚认为大众传媒对消费主义的盛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各类新闻中的伪善煽情都用种种灾难符号（死亡、凶杀、、革命）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宁静。而符号的这种冗长煽情随处可见：对青春和耄耊的称颂、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已的头版头条、对身体和性进行歌颂的大众传媒”[5]。可以看出，尽管缺乏白纸黑字的定义，但学界已基本形成一致的观点，即媒介着眼于刺激公众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欲望，放大对物的符号及其意义的强调。媒介消费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奉行受众至上，满足受众的欲望和需求。这一思想内核对新闻价值的选择和媒介的传播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的主要研究视角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媒介内容研究。消费主义文化对于媒介的影响最先体现在传播内容上。在《红色影视剧中的消费主义现象探析》一文中，作者以近年来大热的红色影视剧为对象，分析了消费主义在传播内容上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说包括营造视觉奇观，以人情化、世俗化渲染剧中人物，以大量娱乐元素取悦公众等方式。
田新玲在《消费主义语境下我国电视节目生产论析》一文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更为精要的论述，将其概述为媚俗化娱乐、跟风生产和依赖广告三方面，并将这些现象原因一方面归结为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另一方面指出这是当前国内受众市场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新闻和受众分析》一文中，作者孟庆楠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的系列报道为例，呈现了其中极其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作者写道：“在题为《欧媒称中美领导人全球最有力握手，奥巴马表现温顺》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硬新闻经过处理，增加了趣味性和娱乐性，难以承担起‘瞭望塔’的角色；《美方称愿意妥协解决贸易摩擦》、《中美经济合作是全球经济重要晴雨表》、《美欧亚三足鼎立格局形成》这种真正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被淹没在大量的软性新闻中。”“这些看似新闻在利用受众至上的商业原则来拉拢更多的受众，以赢得更大的利润，创造新闻的繁荣与昌盛，实则是新闻的衰落与无奈，是新闻无能为力，是新闻屈从于受众的表现，使新闻丧失了客观与独立的高贵品质。”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媒介经营策略研究。无论是出于参与大众文化传播还是争夺受众和市场份额的需要，媒介的经营和运作方式都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赵瑞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之传媒兜售路径探讨》中将媒介“自我兜售”的经营之道简洁地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广告和时尚杂志展示魅力，直接推销劝诱；二是通过大量明星报道和影视剧塑造偶像，间接榜样示范；三是通过加大“生活方式报道”，鼓励受众消费。
大众传媒研究学者李蓉在她的《论大众传媒中的新闻消费主义倾向》一文中指出，新闻消费主义在中国最直观的表现是以凤凰资讯台为代表的卫星电视和国内地方台热播的民生新闻。卫星电视“利用了国内观众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了解的急迫心理和国内资讯贫乏延迟的尴尬局面，利用自己的评论团队，挖掘时事背后的新闻，全方位地为观众提供最新最快的资讯”。各地方电视台的民生新闻报道，注重百姓生活，让百姓近距离地接触媒体、参与媒体，新闻的娱乐化倾向增强。这些都是媒介为适应受众的消费需求所作出的探索和调整。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受众研究。消费主义社会，受众的传受者身份已经不是媒介研究关注的焦点，其“消费者”的身份被无限放大。《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新闻和受众分析》一文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受众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新闻报道对新闻的选择着眼于满足作为‘公民’受众的需要，新闻常关系到国计民生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然而，消费社会的媒体对新闻的选择越来越着眼于满足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欲望和需求，新闻报道具有更多的娱乐性而失去了社会意义。”
媒介消费主义奉行受众至上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受众就是媒介的主导者。相反，受众在消费媒介的同时，也被媒介消费。“民众的视角、民众的参与、民众的语言讲述都让民众在这场民生新闻大战中虚幻地扮演了一回社会和人生的主角，使民生新闻在这场插科打诨式的众声喧哗当中完成了对民众的俘虏，在貌似平等的参与对话中又使大众媒介成功地将民众当成了自己营运的资源。”可以说，受众的参与是被媒体精心设计得以实现的，这种参与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运作上。作为个人，受众应该自觉抵制消费主义思潮对自己的影响，不要迷失在媒体制造的虚幻的娱乐中，成为媒体实现利益的消费品。[6]
对于消费主义影响利弊的研究。这部分研究可以说占据了媒介消费主义研究的绝大部分。即便是以上文中其他视角为切入口的论文，其结尾也通常难逃作者的价值判断，观点无非是利大于弊或是弊大于利。对于前人的研究笔者在此不多赘述。仅从2011年度的研究成果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一种较为客观中立的态度来审视消费主义对于媒介的影响，即在承认消费主义对于传统的社会生活和媒介传播正不断入侵的前提下，以媒介为例来发展积极探寻思路和可能，展现了更多的辩证和审慎的思考。
新的研究视阈
近年来，随着多学科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影响和渗透，开始出现了一些在新的视阈和其他学科背景下对于媒介消费主义的新研究和探讨，这些研究并不一定能在理论上完全具有说服力或者获得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的确为传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提供了启发和活力。
城市空间视阈下的研究。武汉理工大学教授但海剑在《城市公共空间话语中的媒介与消费主义》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消费主义的社会氛围下，传统城市空间应具有的人文诉求和文化共生等因素会受到束缚，以致萎缩和异化。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其本身就深深地打上了消费主义的烙印，媒介所营造的“和谐”仅仅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看似完美”。由此他认为，如何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有足够弹性的社会关系结构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社会阶级结构视阈下的研究。进行此类研究的学者的基本观点在于：消费主义语境下，大众媒介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尺。黄果在《中国媒体西方主义的研究取向》一文中指出，当代大众媒介的重要使命在于对特定的消费群体进行特定的消费习惯培训，不断加强其对于自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重视，以形成对特定商品的忠诚度。目前来看，白领阶层和中产阶层是各个媒介争夺的主要对象。《世界时装之苑——ELLE》的创刊号就明确宣称：“《时尚》杂志是生机勃勃的最新通讯，它将为目前快速扩展的白领阶层打开一个全新的视窗。”[7]
环境学视阈下的研究。贾广惠在《论传媒消费主义与当代环境破坏问题》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针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媒介消费主义是罪魁祸首之一。他的论调基于以下几个方面：消费主义环境下媒介一味鼓吹享受的自由，而无视义务；媒介不负责任的宣传对于传统美德如勤俭节约、爱护公物等是一种间接的瓦解；媒介宣传带来的“消费竞赛”一定会造成某种资源的损害。作者进而得出结论：传媒消费主义盛行与地方出于政绩追求的工业化共同导致了令人不安的环境危机。
可以看出，上述新观点和视角中包含了学者大量的积极思考和创新，呈现出一种多学科融合的可能，或许能够对于我们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
结 语
媒介消费主义作为近年来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在2011年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来看，既有对于早些年理论研究的深入挖掘，也有针对涌现的新趋势、新现象的集中讨论，并在跨学科多角度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尝试。但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延续了此前一贯存在的问题：尽管有大量的受众分析、文本分析和实证研究，却始终缺乏定量研究的实践和成果，研究的基础稍显单薄，导致许多问题由于缺少数据和实例，仅能停留在理论的泛泛而谈上，无法做出深入扎实的探索。希望在后来的研究中能得到改进。
参考文献：
[1]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译林出版社，2000：165.
[3][4][5]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
[6]孟庆楠．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新闻和受众分析[J]．新闻世界，2011（3）.
[7]黄果．中国媒体消费主义的研究取向[J].东南传播，2011（8）.
消费主义论文范文3
[关键词] 文化消费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引导
我国文化消费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发展,尤其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呈现出一片蓬勃的生机和繁荣景象;同时,我国的意识形态发展在当代表现出感性化、文化化的趋势。对文化消费作意识形态的分析和解剖,探讨其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特征,以及在文化消费生活中建设意识形态,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对引导大众文化消费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成因
人类的消费现象是和人类一起出现的,消费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消费同期可以追溯到人类使用文字和各种表征符号之时。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狭义的文化概念,是精神文化。文化消费中最核心的就是文化消费对象能提供给人们精神的满足和享受。因此,文化消费中消费对象即使是实体性文化商品,也一定是饱含人文精神或审美价值。
随着消费行为越来越具有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意义,消费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逻辑,文化消费也越来越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在消费领域,人们通常按照消费种类和消费需求的不同,把消费划分为物质产品的消费和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后者又常常被称作文化消费。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文化商品的消费,也就是说以一定物质载体为依托的实体和非实体形态出现的文化商品成为消费对象。如电影、书本、广播、电视、网络信息等。二是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发展以及消费提供非实体形态的服务,包括教育、宣传以及其他服务内容。无论哪一种文化消费,其中都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内容。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提出的,他指的是观念学的意思,研究观念的起源、本质和可靠性问题,与认识密切不相分离。黑格尔曾经介绍和批判过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他没有创造德语的意识形态语词,然而他的《精神现象学》实际上就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他站在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意识的发展过程,“教化”和“异化”思想是他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这个词在当时主要表达被颠倒了的虚假意识。马克思恩格斯用这个术语概括在《形态》中被他们批判的对象,即以思辨哲学方式出现的使实在神秘化的哲学和观念形态,并通过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现实资本主义的颠倒性和奥秘,初步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1](P16)。意识形态还指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革命阶级的革命意识[2](P22)。
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性主要来自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原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将精神文化当作社会存在的意识反映,因此,在他们那里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后来学者对文化是否是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前苏联,有两派观点,一派以布罗夫和斯托洛维奇为代表,主张文化的本质在于其审美性。他们认为文化艺术的特性既不在其思想内容,也不在其形象形式,而在于其特殊的对象,即审美的对象,它是现实的审美属性或特质。文化艺术所具有的不是意识形态的本质,而是审美的本质。一派以波斯彼洛夫等人为代表,坚持传统的文化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性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坚持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不仅会丢掉文化艺术作品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而且会丢掉其在认识上的客观性。
任何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及其服务,都无疑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和统治意志。文化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它是观念的上层建筑,那些类似于心理学、生物学之类的本来属于客观或中立的科学和技术,也会因为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的立场和意志以及目标而具有了意识形态性。
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还来自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西方消费文化理论中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消费是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动因,也是社会巨大变化的结果;在西方社会变迁历史中,消费是决定性的社会力量和历史力量。鲍德里亚作为西方消费主义中的重要作家,主张消费已不是单纯的满足,消费的前提是物转化为符号,物从日常生活中的功用性变迁为消费时代的符号意义。消费是一个系统,“它是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完全是一种价值体系,具备这个概念所必需的集团一体化及社会控制功能”[3](P52)。在鲍德里亚那里,消费的意识形态性最集中表现为正视人及其欲望。一方面消费以生产力中生产逻辑的颠倒形式(即消费)进入人们的伦理和日常意识形态之中,召唤人们实现对需求、个体、享乐、丰盛等的解放;另一方面,消费的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一种约束的范畴”,即它受到消费含义的约束来消费,同时它还受到生产约束和生产周期约束的支配。人们还能在消费结果中领略到意识形态性,也就是人们在消费中感受到的,既是一种神话般的体验(超越历史和道德的体验,尤其在凡勃伦的夸富性消费中体验更加明显),又是一种自身对新型集体行为的忍受(个体不得不跟随集体进行消费,遵从集体消费的符号意义方式)。
二、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
意识形态总是表明一定观点、理论和思想体系的鲜明的阶级倾向性和利益性,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性也具备明显的阶级倾向性和利益性,它们在观念层次主要通过文化消费的文化观、价值观、审美观和文化消费观来体现的。
文化消费的文化观关涉的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后来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再次重申文艺的立场问题,坚持文艺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消费中也存在文化观问题。文化产品的生产制造、文化商品的销售,文化教育提供什么样的观念、培育什么样的人才等,都离不开文化观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化消费都渗透了文化观的基本内容。
文化观直接影响人们的文化消费旨趣和消费选择。消费者进行消费不是漫无目的或随机的,即使那些看起来漫无目的和随机的文化消费,也充满必然的消费动因。人们消费文化产品或进行文化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观指导下,通过这些活动来获得某种感受、体验以及结论,实现一定的文化消费目的。
人们在文化消费活动中葆有的价值观影响人们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内容的喜好,并因此构成对文化消费活动的直接评价。文化消费是消费者为了满足主体的精神需要,从文化消费过程中获得精神的愉悦感、美感以及对意义的理解和诠释,甚至通过文化消费活动明确自己的精神生活追求。不同的消费观带来的是不同的消费选择。那些希望通过文化商品来获得生理或欲望的满足感的,就更倾向于选择世俗、流俗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内容,那些希望通过文化消费活动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提高自己精神生活品质的,就更容易愿意选择高尚、精英、经典内容的文化商品和具有价值意义的文化服务内容。
文学艺术和文化消费活动中都包含着审美。康德主张美是无功利的,他对美的理解是,客观上美不涉及概念,无利害感,是无目的的,主观上它通过人的思维而合目的性,从而有了纯粹美、依存美和崇高等[4](P5)。美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黑格尔认为美学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5](P142)。西方审美观与西方哲学的理性路线具有一致性,审美或者是想象力与客观对象的契合,或者是理性的认知方式。总之,审美是一种理性思维的活动。中国传统审美观讲究“意境”,它立足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生活方式,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直接面对面的交往,日常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在乡土社会中生活,不会从个体自然本能欲望和普遍原则出发,而是从自身体验的现实环境来建构“美”的体系和进行审美判断的。“意境”是“道通为一”,是“天人和谐”,是普遍共同体验与具体的个人的憧憬和希望融为一体。同时意境也是美善合一的,“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天下皆宁,美善相乐”[6],有俗语“尽善尽美”,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而当代的文化领域,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指出的“美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领域,而这一切在后现代主义中都结束了。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领域是无处不在的”[7](P162-163)。文化商品的生产者和制作人的审美观影响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而消费者的审美观直接影响文化消费品和文化消费内容的选择和购买以及其他消费行为。
文化消费观通过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内容的消费,获得精神的愉悦以及人文价值的体验,并促进社会生活方式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文化消费观直接影响人们对文化消费的追求、文化消费的手段以及对文化消费的评价。追求文化消费获得愉悦以及享受没有错,然而更要追求这种愉悦和享受是精神的丰富和满足,是真理的澄明和美的追求。文化消费的精神性和高尚性不能因为愉悦和享受而被忽略或抛弃。
此外,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还具体表现在文化商品的制造和生产、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文化消费者的主体选择上。
首先,文化消费中文化商品的制造和生产,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意义、社会目的相联系。不承载任何意义和价值目标的文化商品是不存在的,就是那些看似纯粹娱乐的文化商品,只不过力图向受众表明本商品没有控制和教化的意思,而是可以被你娱乐和被你享受甚至被你控制的。这样的隐喻本身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意旨。其次,文化消费市场是被制造和倡导的。真实的文化消费市场应该是公众实际的文化消费需求,然而这些在今天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变成由他人、由媒体告知,你才以梦中人惊醒的样态具有了某种文化消费需求。这种消费需求也许不是你需要的,因此它更多地是一种虚假的消费需求。社会地位、时尚、流行等这些符号旨趣成为倡导文化消费市场的元素。模仿是人的内在的机能,人们在文化消费中也很容易进行模仿,这是文化消费市场可以被制造和倡导的重要原因。最后,文化消费者的主体选择也是可以被影响的。文化消费者的主体选择,说的是消费者在消费文化商品时候,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观点、想法、需求等来进行商品选择。看起来消费者可以任意地进行文化商品的选择,实际上主体的选择也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是消费者的经济条件,尤其那些需要支付不菲的金钱的文化商品。二是消费者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以及其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同知识水平的文化消费者对文化商品的挑选是不太一样的,即使选择了同样的文化商品,他们对文化商品的认识和理解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不同思想观点的人也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些注重传统伦理的人更多地喜欢儒家经典,而那些追求自由、解放的人,更多地愿意去购买和阅读启蒙作品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作品。三是消费者的情感方式也影响他的消费选择。情感外露的人更多地愿意那些互动和可以参与的文化消费活动,而情感内敛的消费者则愿意选择阅读或独自观看等方式来参与文化生活。
三、文化消费中的意识形态建设
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昭示了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之间不可分离的亲密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具有方向性引导的意义。可以说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引导什么样的文化消费。意识形态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价值观念和核心价值体系。推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由此而来的价值体系,自然也会在文化消费领域里张扬个性,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满足,尽管它们也会维护公众利益和安全,然而为他人和众人服务归根结底是为了个人利益的实现。而信奉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建立在现实个人基础上的人类自由平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它的基本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坚持发展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的荣誉观,必然倡导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方式,一方面引导人们在健康的文化消费活动中获得愉悦和美感,保持身心健康发展,同时提倡在文化消费过程中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努力和贡献。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统一的,个人的愉悦和审美和社会的总体观念也是一致的,个人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构成。
另一方面,文化消费方式不仅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不同时期,其反映的方式是不同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激烈时期,阶级立场和站在哪个阶级的队伍里,为谁作战、为谁说话、为谁生产和服务,都是清晰明了的,可以鲜明地显示意识形态的特征;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在今天,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转移到文化领域中来,那么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推崇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也能明确地显示出不同意识形态的本质。文化为谁服务,文化消费方式是极大追求个人的快乐和所谓幸福感,还是追求个人和社会一致的快乐和幸福感;社会是给少数人提供文化消费的极大满足还是尽最大可能给人民提供健康活泼的文化消费内容;诸如此类不仅仅是文化消费活动本身,更是意识形态的存在和表达方式。
文化消费本身具有丰富广袤的个性的。既要充分发展文化消费自身的个性,也要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其进行观念的引导和制度层面的有效管理和建设,以及坚持在实践层面贯彻执行引导和管理。
首先,从观念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领域的引导,推崇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文化消费观,这是意识形态在我国文化消费领域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坚持所说的文化要反映贴近人民生活的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的基本方法。文化消费领域中人们消费精神文化商品,接受提供给他们的精神文化服务(包括文化教育)等,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那些文化商品、文化服务中蕴藏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一部曲折动人或催人泪下或令人回味无穷的影片,提倡什么、弘扬什么、宣传什么,反对什么、鄙视什么、抨击什么,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艺术观、社会观、世界观,都能被观众或受众感知和领悟,接受、认同或否定、抗议;而优秀的影片总是彰扬积极的人生和赞赏人类进步,推崇小我在无私的大我中实现自身价值,在美的境界里感悟真谛,从而使身心得到洗涤和升华,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道路上前进。当然艺术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正面弘扬,也可以反面讽喻;可以直白,也可以旁白或隐喻等,然而最基础的东西即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念是不会改变的。
其次,从制度层面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领域的引导。要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消费领域的主导地位,就需要有阵地意识,占领这个领域,守住这块阵地,并且不断扩大和延伸战果。然而要实现这种占领和坚守,不仅要从观念层面引导和渗透,而且同时要从制度层面来保障它的引导,也就是要从法律、法规建设等层面来管理文化消费活动,尤其是对文化商品、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文化商品的制作和销售等环节进行管理。法律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既要管理文化消费活动,也要适应文化消费生活的发展,因此实践生活中那些新问题新现象则需要制定新的相关法律或在社会道德领域里规约,而那些不适应时代和社会以及文化发展的法律条文要修改或废弃。文化消费领域中的问题是适用全国性法规还是地方性法规,是适用法律途径还是采取行政管理手段,都是制度层面来解决的问题。
最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在实践层面实现对文化消费的引导和管理。要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的引导和管理,使得人们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管理,必须做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观念的引导和实际行为的统一。至于那些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或者观念上在引导,而实际管理方面则是放任自流,那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导文化消费都是水中月镜中花,也都是空话。能在具体实际事务中引导和管理文化消费生活,对管理者们也提出了很高要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要使得它在文化消费领域中绽放异彩,开成璀璨之芭,既需要我们不断丰富发展文化消费的特性和个性,也需要我们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设创新,从而促进二者的融合和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2]侯惠勤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J].《高校理论战线》,2006,(3).
[3]鲍德里亚著.刘成刚、全志钢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4第2版.
[4]朱志荣著.《康德美学思想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79.1.
消费主义论文范文4
关键词：消费主义；戏曲；话剧；电影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008-02
一、消费主义的概论
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其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的基础是消费社会理论，因此在对社会现状进行了分析后，得出了“当代社会是消费社会”的结论。
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在于消费主义，这是20世纪后现代思潮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是指导和调节人们在消费方面的行动和关系的原则、思想、愿望、情绪及相应实践的总称，主要原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
在消费主义的观念中，消费者的欲望、需要和情感成为资本作用、控制和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生产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同时是消费欲望的生产和消费激情的生产，是消费者的生产。
二、消费构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主义形成了“无物不可以消费”的基本社会观念，从表象来说，这种观念服从于西方社会中的“人人平等”，只要有钱，大家在消费面前都是一样的。但是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因为消费社会的消费本身就会重新产生等级和阶级特权。
例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箱包和服装是人人必备的，但是由于品牌的不同，这些必需品的价格就不同，从十几元到十几万元，其中的差别就是品牌。站在社会贵族阶层的人能消费价格昂贵的产品，而绝大多数平民只能望而兴叹。这种消费本身就划分了社会的等级，因为这种平等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三、消费社会的特征与危机
消费社会的特征带来了一个社会危机，就是人的生存意义改变了。人存在于世界上最大的目的和动机就是消费，在消费中完成自我价值的提升。在美国，人的价值就直接被定义在金钱的获取和消费的过程中。
四、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消费主义结合表现的新特征
文化消费，是消费主义与文化的结合。这里的文化消费并不是简单指区别于高雅文化的快餐文化，而是指在完全遵守消费主义理论的前提下的一种文化现象。简单来说，就是文化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生产过程始终是按照文化本身的功能和审美性来进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消费主义思想的侵入，文化也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体现人的价值的具有符号性的商品。这样的转变不仅是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更是在审美价值的传承上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谈中国当代艺术与消费主义结合表现的新特征。
（一）从《恋爱的犀牛》到都市话剧的兴盛
中国话剧上世纪初在日本发端，再到戏曲艺人的改革，再到五四时期对易卜生的学习，逐步发展到现在。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话剧被称为实验戏剧，简单来说，就是打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性戏剧，宣扬布莱希特的叙事性戏剧的时期。涌现出像牟森、林兆华、孟京辉等实验先锋戏剧导演。
在传统与现代的分岔路上，1999年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堪称代表作。2009年，《恋爱的犀牛》上演十年，回顾十年的票房，经久不衰。话剧作为一个高雅的小众艺术，为何能在市场上获得如此好的收获，这其中的秘密与消费主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恋爱的犀牛》从1999年到现在，一共经历过6个版本，我们对孟京辉的评价的分界点也就是从这个话剧开始的，用“走向人民”、“消除审美间隔”来形容他的创作。
在这之前的话剧，大多选择时事话题，也就是我们说的主旋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观众不再喜欢这样的故事，认为脱离自己的审美情趣。
《恋爱的犀牛》选择的是爱情，最重要的是，《恋爱的犀牛》不仅仅是在讲爱情，它更是在探讨在物质时代对纯粹爱情的坚守，以及人在物质压力下的变态。在世纪之交，这样的主题无疑是切中了年轻人最关注的核心问题。
戏谑喜剧与“孟式”，这是孟京辉话剧的最大特点，简单来说，就是喜剧效果特别成功。他所带给观众的笑是一种充满了智慧和生活气息的笑。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会出现一种技巧，被称为“戏仿”。“戏仿”的意义就是将各类经典中的片段或大众现实生活中最流行的思想、语言、行为方式“复制粘贴”到戏剧中，由于语境的置换，使之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极大地符合了年轻人的口味。
很多观众都说，看孟京辉的戏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不亚于电影带给我们的快乐。确实，在孟京辉的努力下，更多的人进了剧院，了解话剧，喜欢话剧。不能不说，孟京辉找到了一条适应于消费社会的话剧的发展道路。
（二）白领戏剧的兴起
“白领戏剧”这个词，是近年来对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一系列话剧的概括，也是上海小剧场戏剧发展的一个走向。
从《留守女士》开始，上海话剧走上了一条关注民生的道路，但是区别于主旋律，上海话剧更具有小资情结，集中表现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和爱情，如：异性合租、合约爱情、闪婚、隐婚、网恋、出轨等。
这样的话剧，创作期短，成本低，每一场演出只要能有200人的票房就能支撑，因此意外地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更令人意外的是这类话剧的观众群主要来源于社会上真正的所谓的白领阶层，他们逐渐用看话剧代替了看电影，形成了一种消费的时尚。
当然有专家对于这样的话剧嗤之以鼻，认为完全忽略了话剧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跟电影院那些肤浅的爱情故事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正是话剧与市场结合的产物。
（三）当下话剧发展中的消费主义
话剧在当下已经不完全是一门欣赏的艺术，更是要成为全民娱乐的艺术，对市场的要求，对票房的渴望成为每一个话剧从业者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消费主义下，当下话剧呈现出这样的一些特点。
第一，尽量启用名著改编。观众对名著有约定俗成的好印象，会因为某一个名著去观看话剧，而如果是原创的话剧，很多观众会认为不了解而拒绝观看。
第二，启用明星。影视界的大明星们大多的单位编制属于国家话剧院或者人艺，现在的话剧几乎都是打出了明星牌，很多粉丝会因为偶像去观看话剧。而对于这些明星来说，虽然话剧的收入远不如影视，但是话剧本身的高雅和小众性，也为明星的演艺道路提高了一些层次，这是一个双赢的操作模式。
第三，纯粹娱乐性。当下的话剧很多时候已经放弃了主题的严肃，走向了娱乐性，如上海艺术中心的《鹿鼎记》，全场两个半小时不间断的笑声成就了它超强的票房和一轮又一轮的全国巡演。
消费主义论文范文5
关键词：本·阿格尔;生态危机;重构;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35-03
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境危机加剧、国际工人运动衰落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在西方出现了以生态问题为出发点，将环境问题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探究生态危机根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生态社会主义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生态角度阐释了“社会主义”，探究全球生态危机的原因与出路，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的新危机理论。阿格尔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和异化理论，重新研究了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并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变化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既是对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衡现象理性反思的产物，也是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变化，拓展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空间，全面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一、本·阿格尔危机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来源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是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并进入了持续近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曙光并没有像社会学家在50年代所预示的那样导致一个富裕的后工业社会[1]414。面对由资本主义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商品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的、生态的和社会的危机以及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焦虑，阿格尔重新研究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根据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危机趋势的变化，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并将马克思主义变革理论和生态危机理论相结合，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方法，从而为人类找寻一条既能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又能摆脱生态困境，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径。
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异化劳动理论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在借鉴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和威廉·莱斯的生态学思想而形成的。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有在把异化理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模式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他从马克思辩证的方法论出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考察和批判，提出了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根本分歧，主张通过重建一种把革命的决定论和意志论结合在一起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二、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内在意蕴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者，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其批判精神与方法论原则。根据这一思想，他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基本观点出发，深入分析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变化、趋势和根源。
1.危机转向：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
本·阿格尔认为，当代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最初分析的垄断资本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挥霍性的工业生产已经导致了两方面的矛盾，即国家合法职能与积累职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虽然这两种矛盾均源自于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这一内在矛盾，但由于资本主义浪费性的过度生产对地球的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动力因环境的制约作用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486。在这种背景下，人们限制工业增长的迫切要求可能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压力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和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和方法。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本·阿格尔及其后继者们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并把资本主义爆发的人与自然的矛盾看作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2.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
异化消费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构造出来的新概念，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等著作中，威廉·莱斯用异化消费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人的消费背离了本性，成为与自身相对立的现象。本·阿格尔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莱斯的思想，明确界定了异化和异化消费的概念。他认为异化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支配其劳动，反而被其劳动和追逐利润的制度的需要所支配的一种状态”[1]1。异化消费只不过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444。在他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是因为人们在异化劳动中饱受煎熬和痛苦，只能通过在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获得表面的、短暂的、虚假意义上的幸福和自由。然而，由于这种商品消费并不是建立在人的“真正”的消费需求上，而是受广告操纵的一种异化消费。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形成的根源，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在逻辑上的对应现象，异化消费的加深会不断加重劳动异化的程度。 本·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支持着异化的生产制度，生产的无限扩张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世界不可再生资源的供应不断减少，环境破坏问题突出，生产的无限扩张与生态的有限性矛盾不断加剧，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所以，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要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克服异化消费，而要克服这种异化消费，关键是改造生产使其不再异化。
3.变革：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
在提出消费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本·阿格尔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变革的动力理论，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1]486。消费异化所触发的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将使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从而摧毁人们许多陈腐过时的价值观，迫使人们对人的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价。最终，觉醒的人们将会不再依赖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来寻求快乐和幸福，转而对新的简朴生活感兴趣，并产生一系列完全新的期望、新的需求以及满足这些新期望、新需求的新办法，这些新期望和新需求将是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动力。这种新的变革模式就是本·阿格尔给予很高评价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他深信“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不仅能弥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不足，也会引发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因为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观念中醒悟过来的人们会转变消费观念，重新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
4.重构：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基于对发达工业资本主义传统工业化生活方式问题的分析和批判，本·阿格尔对改组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提出采取一种较为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保护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资本主义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从而将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改造成小规模的非极权的社会主义。在重构未来社会的问题上，本·阿格尔借用了E.F.舒马赫关于小规模技术的思想，并将其应用到技术和生态的激进理论中，使之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成为重构一种新的技术变革的社会主义理论武器。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实质上既包括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的改组，也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的改组。为实现后者的改组，本·阿格尔首先批判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主义”的工业组织理论，主张用分散化的、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和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将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根据他的构想，未来的社会模式是一种遵循“生态命令”，缩减商品生产，不再使劳动和闲暇异化的，实现了工人自治的、非极权的、分散的和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小规模、非官僚化、集体组织的生产成为目的本身，人们参与生产劳动不再是为了获得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愿望和价值。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问题不复存在，人与自然完全和谐一致，人类彻底摆脱了生态危机的威胁。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本·阿格尔立足现实，尤其是根据北美的实际情况，将生态危机理论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解放因素结合在一起，提出利用“新意识形态”把人们对异化消费现象的失落感引发为一种共同的政治努力，从而将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改造成小规模的、非极权的社会主义。由于美国的政治意识领域缺少可行的左翼传统，本·阿格尔把实现理想的思路放在美国现有的民粹主义的激进化上，主张通过传统的美国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把民粹主义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上去，使其转换成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
三、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当代价值和局限性
1.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当代价值
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新发展的一种反映和回应，其主要贡献在于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新趋势，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必然崩溃的结局。在对资本主义展开激烈批判的基础上，本·阿格尔创造性地提出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构想变革模式，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它对于我们正确分析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提供了新的视域和方法。联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本·阿格尔提出的生产和消费合理化的思想，对于建设美丽中国、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消费主义论文范文6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哲学反思
在网络媒介强有力的推动下，消费主义思想快速渗入大学生的价值观，并在校园里蔓延开来，引起了大学生消费观的嬗变，改变了他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行为。大学生消费结构出现了失衡倾向，主要体现在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失衡。不少大学生，尤其是“富二代”类的大学生，形成了引领奢侈品消费的主要力量，并带动了一大批缺乏经济实力的“后排观众”的畸形消费。学习消费让位于娱乐消费，校园服装让位于名牌情结，“三好生”的称号让位于“校园美女”的封号，杰克琼斯、ONLY、 阿迪达斯、VM 、美特斯邦威等服装，IPHONE手机，兰芝、 资生堂、FANCL等化装品无不被赋予了使用价值以外的符号象征意义。在网络媒介的鼓吹下，盲目、从众、攀比、炫富的不良消费倾向已经抛弃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大学生消费失范行为折射出我国市场文化中的消费主义畸变。
一、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行为表现
（一）消费主体的异化
消费主体的异化是指消费者心理、思想、身份等方面发生的异化。“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这种一致化的过程并非虚构而确是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后者已经完全变成客观的事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1]消费异化令大学生陷入现实价值选择的困惑、终级价值迷失的困境中。在网络媒介强有力的推动下，消费主义快速渗入大学生的价值观，改变其消费观念。
以身份符号―服装为例。詹姆斯・莱福认为服装具有象征功能，因为服装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着装者的社会身份。五四时期，蓝衫黑裙、素色长袍是坚持真理、投身祖国、报效社会的符号表征。时期，在造反派的意识形态话语阶序里，革命意味着抛弃旧我、成就新我。为了拒绝各种小资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军装绿衫、补丁衣裤是无产阶级红卫兵的象征。威武庄重、阳刚俊美的07式军服蕴含了中华民族和人民军队的特色元素。服装不只具有简单的防寒预冷、遮羞蔽体的功能，更是文化身份的标志。军服更表征了对着装者的纪律约束。网络化生存时代的到来，网络连接的是一个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大杂烩的网上世界。各种意识形态五彩斑斓地呈现出来，一方面激发大学生探究世界的欲望，另一方面，又煽动大学生负面的冲动。不少经济尚未独立的大学生，开始盲目的追求这所谓的时髦，穿耐克、阿迪达斯、纽巴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渐行渐远。在人心浮躁、恶性攀比的消费文化里，不少大学生为了维护所谓的尊言，诉诸于网络的“不在场”性，网购高仿品，以几十元的“可亲可近”的价格获得穿品牌的感觉，要的是穿品牌的那个范儿。着装可以仿冒，学业也可以造假，做人也可以虚假。看似清纯的校园，论文剽窃蔚然成风，宿舍失窃家贼难防，学风漂浮、诚信缺失，履历浮夸、证件伪造，在“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折射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问题。健康合理的消费道德观失落了，大学生的精神家园被污染了，象牙塔的精神之光暗淡了……鼓励假冒的消费伦理如罂粟花一样，静静的腐蚀着消费主体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甚至将他们引向罪恶的深渊。
大学生是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在追求消费自主的空间时，很容易迷失在流光溢彩的西方意识形态的网络世界里，并以炫耀性的消费行为构成了不健康的人际交往的模式。在大学生网络消费世界里，虚假的物象展示了人的异化，异化了的人失去了判断能力和自审能力，暗藏着大学生消费群体的道德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消费主体价值的消失。
（二）消费客体的异化
网上购物、网上炒股、网上娱乐等消费客体所设计的各色各样的网络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诱骗网民的“特码”、虚假购物网站上的水货、底价品、义卖物、“中奖”信息、求职者信息百花齐放式的争奇猎艳，色情、凶杀、暴力、恐怖等追求感官刺激的文化产品竞相亮相，腐化和冲击着心智尚不成熟的大学生消费者。
影响最广、力度最大的就是网络游戏了。网络游戏文化热潮开启了一个“我趣故我在”的娱乐时代。以网络游戏为例，作为大学生消费社会的一个极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以意识形态的意义，影响着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天堂2》、《天上碑》、《奇迹MU》、《仙境传说》等网络游戏，带着强烈的“我趣故我在”的个性元素与颠覆性的后现代气息，将大学生带入一个网络的逍遥世界，让他们在心理效应的异化中，享受其间的纸醉金迷。大学生是一个很大的网络消费群，是网络游戏的疯狂玩家，审美判别能力、道德选择能力与自我控制力的不足，很容易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网络游戏所制造的娱乐情境和时尚趋势，更加剧了大学生生活体验的荒诞感。有一些大学生，特别是富二代，走进了笑贫不笑娼的消费社会，糜烂的社会灵魂刺激着变异的消费行为。
网络里展示的炫富飙车、竞技逞强、豪赌斗狠这些所谓的时尚的生活方式，使不少大学生患上了“偏执与疯狂”症。盛大旗下的《永恒之塔》曾让一名大学生在几个小时内消费了万元学费，网络虚拟的泰兰德、大第安、复仇天神等“消费”了一个13岁男孩的生命……网络的匿名性与隐蔽性更容易激发大学生憋屈的冲动与欲望，网络的大量的有害信息加剧了他们心理问题的起伏性。当网络游戏作为符号商品被消费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时，行为怪僻、性格叛逆、生活放荡、环境荒诞、娱乐狂欢、实验性的自我实现倾向的另类景观卷起了今天大学生消费主义的种种黑尘灰土，并拉响道德反思的警报。为了一件大品牌衣服或者高档化妆品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失足女的报导已不新鲜。大学四年花费84万人民币的账单，出手如此阔绰的他，汶川大地震募捐时，“毫不吝惜”地捐了10元，学习用品实现了“零消费”。道德的真空状态、道德失范现象已成为当今高校的严肃话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认为消费异化的实质就是人与自身的脱离。“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 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行动及结果成了他的主人。异化的个人与自身相脱离， 就像他与其他人相脱离一样。同其他人一样， 他用认识物的方式来认识自己，他虽有感觉和常识判断，但却感觉不到自己与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4]消费不是因为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产生，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的消费使消费者成为消费活动的奴仆。在物欲横流的病态社会里，即使是富人，也会因空虚觉得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无止静的消费欲望使得人只有通过不停地消费，才能感受生命的存在。“人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一种投资， 他的目的就是做个功成名就的人， 即是说， 尽可能有利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5]
弗洛姆在审视和批评消费异化的非人道现象的基础上，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试图构建人道主义伦理学，改变人们通过不停地消费来逃避自我的现象。“消费活动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活动，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和审美趣味应该参与这一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费活动中应该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和有判断力的人；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6]
弗洛姆消费异化论揭示了人不应该为消费而存在，启示大学生超越正常生活需求的盲目、冲动的异化消费是一种病态性的社会现象，要杜绝消费异化现象就要树立健康的消费伦理，使人格完善，回归本真。
（三）后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论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从人、劳动及劳动产品三者之间的错位关系，揭示了网络传媒语境下消费社会的消费客体的符号化倾向。他说 ：“更有甚者形式和技术的引申义还会增益功能上的不和谐， 也就是整个需要的体系――社会化或潜意识的需要、 文化或实用的需要――整个生活体验的非本质体系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本质体系并损害了物品的客观身份。”[7]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剖析了大学生购买奢侈品以及仿冒品的真相。富二代大学生购买LV包，不是因为它的存放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品牌知名度所带来的提升身份的符号价值的愉悦。代挂iphoneQQ的服务被疯狂地炒作起来的原因是，大学生一方面无力购买价格不菲的IPHONE，另一方面又有炫耀的需求，在超越自己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转向了iphoneQQ的代挂消费。正如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我们会看到消费社会是如何把自己想像成这样并在幻象中进行自恋式思考的。”[8]
这样，大学生消费主体成了网络的奴隶，“不仅与他人的关系，而且与自己的关系都变成了一种被消费的关系”[9]。网络以其强大的信息存放与功能，将形形的文化、风俗等意识形态的消费客体及各种各样的消费主体连接到浩如大海的网络系统中，赋予消费享乐的功能、炫富的功能，仿真商品以虚拟的影像呈现几乎成了定义现实的标准。在非理性的消费欲望中，消费主体构建自己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的梦幻仙境里，拜物教性的商品广告如解剖用的手术刀肢解着消费主体的心智，以神秘的色彩建构消费主体的观念模式和价值认同感，商品使用价值的意义总是消失在再现的技巧和卖弄的修饰中。
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论，揭示了在异化操纵的社会里，虚拟镜像折射出的是大学生消费符码化、虚幻化的万花筒式的生活方式。人丧失了自我的真实，人也被异化了。虚假的镜像一旦被无情击碎，大学生消费者将走向崩溃。
三、加强大学生网络消费主体性道德教育
大学生网络消费的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德育的重要课题。如何唤醒消费主体意识，发展健康的消费观，是德育的重要使命。
（一）养成消费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10]消费文化自觉是指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的人，在生产活动、生活实践和消费活动中，对消费文化，包括消费理念、消费环境、消费行为、消费方式的自觉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行为方式。因此首先要培养大学生对消费文化的审视、反省和批判能力，剔除随波逐流的从众思想和高人一等的心理欲求，在抵制奢侈品的诱惑中逐步提升消费者理性消费意识，在自觉的实践活动中观瞻自我、历练审美认知的能力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唤醒个体的自我意识，让个体重新回归本位。将外在的教育内容（客体）自觉地转化为内在的信念、信仰，并成为推动个体积极参与道德活动、主动承担道德义务的强大动力。
（二）建立消费文化的中国身份
“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如果丧失自主、迷失身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对中国文化身份的维护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但中国经济的相对落后使得追求过度占有、崇尚满足自我的消费主义渗透大学生的消费思想和消费行为，导致了大学生崇尚国外名牌、模仿西方消费模式的各种盲目消费行为。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备受大学生的喜爱，肯德基、麦当劳深受大学生的青睐，韩国电视剧、好莱坞电影博得大学生的热捧。这些现象暗示了中国消费文化主体性的弱化和文化自主的缺失。消费、“面子”消费、追风消费使得中国民族文化身份被扭曲。因此，彰显消费文化的中国身份，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建设中国消费文化是高校道德教育的重要课题。
（三）构建网络消费文明
消费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对大学生的消费伦理、消费质量、精神文化消费的提高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当代中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在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导向，在个人层面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行为准则，开展多种有益的消费引导教育活动，如开展消费问题研讨会、消费知识竞赛或有奖问答、消费品鉴别与鉴赏、消费投诉等实践活动，成立各种节俭组织，在校园形成良好的消费舆论，把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引向正确的方向。同时，充分利用校内大众传媒工具，引导高校网络消费舆论，使学生形成科学的网络消费观，促进学生合理、适度消费，提高学生的网络消费能力。校园网、广播电视台、校报、团讯、专刊专栏等传播媒介进行直观形象的网络消费教育，引导消费舆论等等。
四、结语
网络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大学生的需求和消费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滋生了商品拜物教的倾向，基本型需要让位于享受型需要，形成了夸豪斗富的异化的网络消费文化，勤劳节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受到污染，消费水平被当作衡量人的身份的价值尺度。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揭示了现代人的个体化过程使人发生了异化，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则从符号学视野揭示了消费社会带来的异化了的“形象文化”。
大学，是大学生迈向社会的最后一站，网络消费异化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棘手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与建设的生力军，能否健康发展关系着未来社会的兴衰。面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的现状，我们亟待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道德的途径，使大学生形成合理的消费观念，重构大学生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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