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大全范文1
关键词：国学；古诗词歌曲；声乐教学；通识教育课程
国学，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涵盖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术数、医学、星相乃至音乐、戏曲、书画、建筑、舞蹈等艺术范畴。中国古诗词歌曲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流传至今至少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古诗词歌曲的遗韵。这些古诗词歌曲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音乐审美意识，而且活态化地展示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是中华文化中的音乐瑰宝。教育是人类文化延续最主要的渠道，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对文化进行过滤和整合，将本民族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髓进行保存和传承，使之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因而，在高校音乐教育领域弘扬国学，在高校音乐教学中重视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与研究，应是我们无可推卸的文化担当。
一、古曲渐息——古诗词歌曲教学的现状
迄今为止，国内高教领域仅有中国音乐学院在2007年成立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研究中心”，并开设了由本科至研究生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教学”。这大概是我国唯一冠以“古典诗词歌曲研究”的学术机构，也是唯一开设了古典诗词歌曲专业的音乐院校（此处的“古典诗词歌曲”即本文的“古诗词歌曲”）。随着那位毕其一生、呕心沥血致力于古诗词歌曲研究的傅雪漪先生的离世，随着创办这一专业教学的中国音乐学院王学芬教授的退休，也随着王教授苦心孤诣培养的7位研究生的先后“转业”，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这块原本是广袤而丰厚的文化土壤，而今已是地荒人稀、寂寥冷清。
2500年来，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国内外推崇得如火如荼。88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282所“孔子学院”，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学。国学日兴，但儒家音乐文化的精髓——古诗词歌曲却声息渐远、日趋式微。点开“网络孔子学院”的音乐栏目，我们可以看到其下有民歌、民乐、戏曲、曲艺、歌唱家、演奏家、乐评论道、音乐资讯……唯独没有古诗词歌曲的介绍。近年来，我国数以百计的高校设立了音乐专业，但又有多少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列入课程体系并真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科研呢？我们难以设想在其他门类的艺术教学中——绘画不学水墨丹青、工笔重彩；建筑不懂雕梁画栋、斗拱重檐；工艺不识四羊方尊，长信宫灯；而书法不知道泰山刻石、颜骨柳筋、《兰亭序》、《华严疏》……假若如此，高等教育何以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因而，在高校的音乐教育中没有理由让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处于后位、甚至缺失。
难道是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多元将中国古诗词歌曲已经边缘化了？或是她自身的生命力开始衰竭？
二、诗乐同源——古诗词歌曲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学中的诗歌，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无一不是歌曲之词，随着时代推移，音乐佚亡，歌词尚存。凡词皆可歌可咏，应当说，中国文学史中的半壁江山存在于中国音乐史中。”［1］赵晓生阐述的诗歌与音乐同源的观点不仅反映了中国音乐发展中的文化现象，在西方音乐历史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古希腊的“音乐和诗歌几乎是同义词”，“没有音乐，诗歌形式便没有名称”，抒情诗歌（Lyric）最初指的就是“和着里尔琴（Lyre）而唱的诗歌”［2］，这和我国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3］几乎是同样的音乐行为方式。
然而，由于乐谱的佚亡，我们无法知道诗经、楚辞、乐府这些上古时期的诗词歌曲是什么样的曲调？用什么样的谱式记录？歌词与曲调的配合又是怎样的方式？
人类最初的音乐是通过自身的嗓音来创造的。唐人孔颖达为《诗周南关雎序》注疏：“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性情也。”［4］从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的吟诵进而“嗟叹不足故咏歌之”的咏唱，原始的歌唱是语言的音调化逐步加强的结果。由于汉语的“四声”音韵极富音乐性，“把歌词声调略为夸张性地朗诵，可‘吟诵’出曲调来。”［5］这正是《礼记乐记》中“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的意思。因而，吟诵这种最自然的发声状态也常常成为营造古诗词歌曲清微淡雅、沉着高古的艺境特有的表现手段。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古诗词歌曲的初始阶段仅仅只是语言声调情绪化的强调，它应该还有与歌词同出一“辙”的曲调。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除了录有《河南周歌诗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另外还录有与此相应的《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以“歌诗”与“歌声曲折”并列，由此可以推断应是词与曲的关系。《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得更清楚：“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这里“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6］ 尽管当今学者对于“声曲折”或“歌声曲折”的谱式形态还见解不一，尚在探讨，但无论是认为“声曲折是用线条的曲折来表示音调的高低” ［7］之 “曲线说”，还是认为“声曲折是用文字记写的方式标记歌诗音调之高下的乐谱”［8］之 “曲谱说”， 或者是认为“歌声曲折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旋律谱本”之“旋律谱说”［9］，基本的共识是古诗词歌曲在文学的诗词之外还存在表现音乐的歌曲曲调。由于至今缺乏实物考证，唐代以远的古诗词歌曲还不能如我国古代器乐曲那样根据文字谱、减字谱、燕乐半字谱以及弦索谱和管色谱去“按谱寻声”，大量“歌词尚存”的古诗词歌曲均为后人补曲，这也为我们研究古诗词歌曲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历史发展到“依声度曲”、“倚声填词”的诗、乐高度分化阶段，我们依然可以从诗的整齐美、对仗美、节奏美、音律美以及词的平仄相间、抑扬顿挫，散文化的语法句式中看到古诗词歌曲中音韵与旋律的关系，即诗乐同源、共为连体的关系。
三、修身养性——古诗词教学的现实意义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人类用自身的嗓音来表达内心情感，更为直接，更为深刻。古诗词歌曲大部分属于中国古代的文人音乐，尤其是唐、宋时期及其以后的古诗词歌曲，歌词精辞妙句，大多咏史叹世，直抒胸臆，寄情山林田园，参破人间宠辱；曲调则婉转迂回，韵味幽远，忧而不伤，哀而不怨，表现一种超脱、旷达的人文品质。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很大程度表现为气定神闲的“自娱性”音乐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 “中正平和、含蓄蕴籍”的审美趣味，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和谐的音响对人的心理有安定、抚慰的作用，音乐的和谐让心灵的和谐达到完美的境地，从而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音和——心和——人和——政和……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历来重视音乐与人生、人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所在”。［10］
我们清醒的看到，由于当前社会媒介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低俗、恶俗现象，并日趋形成强大的媚俗文化势力。从颠覆审美的“文化丑角”到精神狂乱的“反智主义”，都是用瞬间的精神快感去满足人们日益浮躁、倦怠无聊的心态。长期 “速食”这种娱乐至上的快餐文化，人们将逐渐丧失审美的“咀嚼”能力和对一种高品质文化的欣赏耐心，直接导致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低下。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审美取向低俗化、娱乐化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在“全国高校艺术教育科学论文报告会”上大声疾呼，在低俗化的时风下 “高校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发出科学的声音”、“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应该对民族的艺术思维作出独特的贡献”（2009.2.13于东南大学），这也是每一个高校音乐教育者的社会良知。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纳入高校音乐教育，引导大学生品读、演唱古诗词歌曲，在古曲中唱出诗的意境，在诗词中领略古曲的幽雅，在“唱着歌儿学古诗”［11］中修身养性，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对美的感受、鉴赏能力，完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他们在文化人格、艺术趣味、音乐素质方面的自我塑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能从情感上建立起母语文化的音乐情结，从而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转贴于 四、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古诗词歌曲教学走进高校
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主要的艺术品种，古诗词歌曲应该成为一种特定的声乐体裁进入高校声乐教学课程，并获得应有的地位，犹如德奥艺术歌曲、民族民间歌曲、现代通俗歌曲等，真正使高校课程体系包容多种文化形态，成为多元而丰富的现代教育体系。在高校实施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应首先从声乐专业教学切入，在教学实践中逐步获得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进而作出系统的理论总结，包括诗词审美欣赏、音乐本题分析、演唱风格的把握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而推及到全校学生公选课的教学，形成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的全方位展开。
专业化的研究是指在声乐表演专业的教学中系统的进行中国古诗词教学与研究。
（一）组成教学团队
在高校的古诗词歌曲教学中，师资队伍是确保教学质量的首要条件。担负古诗词歌曲教学的教师除了具备精深的声乐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广博的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对古诗词歌曲音乐方面的分析解读能力，这种高素质师资人才的缺乏，也是古诗词歌曲教学难以在高校广泛展开的原因之一。综合性大学应充分利用学科门类齐全的资源优势，集合声乐专业教师、音乐理论教师、古典文学教师共同组成“三合一”的教学团队，形成学科知识的互补与共享，以获得对中国古诗词歌曲“全观视角”的整体解读。
（二）加强理论研究
中国古诗词教学应在系统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我国几千年的音乐历史，历代音乐家都曾对民族声乐艺术作过理论总结，如战国时期的《乐论师乙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明代魏良辅的《曲律》、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论著，不仅精辟地论述了歌唱中的咬字、呼吸、发声、润腔等技巧，而且详细地规范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标准，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意识，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将这些典籍中有关声乐艺术的理论进行精选，并从现代声乐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加以系统整理，从而为古诗词教学夯实丰厚的理论基础。
（三）建立教材体系
编写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及辅助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萃选》，包括简谱、五线谱对照的声乐演唱谱与钢琴伴奏谱。教材中对每首古诗词歌曲的教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1.古诗词的文学赏析（作者简述、创作背景、文学风格、诗境与艺境、白话体译文）；2.歌曲的音乐本体分析（曲式结构、调式风格、旋法特征、钢琴的背景与歌唱）；3.古曲演唱提示（基本音乐情绪、重要的吐字归韵、有特点的行腔、声音色彩的把握）。
（四）调整课程设置
为声乐专业所有学生开设学科基础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演唱”，使他们掌握古诗词歌曲的一般知识以及能够演唱一定数量的古诗词歌曲。同时，为那些立志研究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学生开设专业选修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与研究”，以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以上课程的教学都应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切实按纲实施教学。
（五）创新教学方法
通过声乐专业的教学实践，探索、创新一种“以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吟诵、咏唱为原点，并吸纳民歌、戏曲演唱技巧”的教学方法，在演唱中要求学生做到以情带声，以气出声，气息流畅，字清腔纯，尤其是注重无声状态下的气息连贯，培养学生在演唱中逐步进入和谐的情趣意境、淡定沉稳的气韵神态。
普及性的推广是指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的外延扩大到非音乐专业范围，将国学的传承融入于高校的素质教育。“乐所以修内也”、“乐者，德之华也”，这些儒家古籍中的名言强调用音乐来提高内心修养，并在音乐审美中体现以德为美，说明高尚的道德和美的情趣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因素。上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开设的六类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第一类就是“文学与艺术”，其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在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成为有教养的现代人。因而，构建一门“以国学传承为宗旨，以音乐教学为载体”的通识教育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品读与学唱”尤为必要。在通识课的教学中可以突破传统声乐教学的“一对一”模式，将多媒体大课教学与口传面授的分组辅助更广泛的教学平台。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 2009年 12月1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世纪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唱响古诗词汪国真作品音乐会暨唱着歌儿学古诗汪国真古诗词歌曲唱专 辑首发式”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此处借用“唱着歌儿学古诗”，是提倡一种边唱、边学、边背的古诗词传习方式。
参考文献
［1］赵晓生.传统作曲技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 ［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3］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语词分册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
［5］赵晓生.传统作曲技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6］王力.古代汉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7］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8］刘再生.“声曲折”之我见［J］.中国音乐学，1990 (1).
［9］冯洁轩，李爱群.“声曲折”是个错定的词［J］.中国音乐，1998 (1).
［10］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Making a Thorough Inquiry into the Chinese Songs filled with Ancient Poetries
Rao Ze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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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歌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艺术形式。在18世纪时，德国的诗歌艺术得到了发展，因此德国众多著名的作曲家开始为德国诗歌尝试着谱曲，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艺术形式在20世纪初传入了我国，我国的作曲家开始为我国的传统诗词尝试着谱曲，在几十年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我国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也取得了不错的发展，让我国的传统诗词变得更让人易于接受。而且由于我国在数千年中所积累的优美古诗词数量众多，而且这些诗词的韵律十分优美，在进行谱曲后不仅会显得更加容易接受，而且普遍比当下流行的歌曲要优美许多。
二、我国近现代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的特色
对于古诗词而言，要真正领略到其中的美感就需要对其进行吟唱，但是我国的古诗词传统演唱方法与近现代的演唱方法是不同的，其演唱特征也不相同。
（一）近现代古诗词艺术歌曲所选用伴奏的特点
对于我国的传统古诗词而言，由于没有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吟唱方式完全为我国的传统唱法。但是对于我国近现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而言，由于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演唱的过程中已经加入了很多西式的演唱方式，例如在演唱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过程中加入西方唱法，并且在配乐中融入了很多西方乐器，如钢琴、提琴等，这些与我国古代的传统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都是不同的。由于加入了西方的演唱方法与乐器，因此在这样的加工方法下也就能够将古诗词中的意境、音律等因素表现得深入人心，也就更容易让现代人所接受。
（二）近现代古诗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
目前我国的近现代古诗词艺术歌曲往往是选择我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并且流传深远、妇孺皆知的诗词，例如岳飞的《满江红•写怀》以及李白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这些诗词不仅在我国古代流传深远，在近现代也是十分出名的诗词。而且这些诗词在每个时代都会具有现实意义，例如《满江红•写怀》可以激发起人们极大的爱国热情，并且在进行演唱时能够让人充满正能量，抒发人们内心的感受。
（三）音乐和诗词韵律结合的特点
由于我国的古诗词在进行创作时就注意到了音律以及曲调的特点，因此没有进行谱曲的情况下读来也朗朗上口，充满节奏感。如果要创作古诗词艺术歌曲，就需要运用到诗歌中的这些音律。依靠着这些音律谱出的曲调往往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我国古诗词的美感，并且让人在演唱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我国传统诗词中的深厚艺术功底。
（四）调性与调式以及和声上的特点
在我国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中，往往都会利用到古诗词中所具有的调式与调性特点，例如很多古诗词中就含有对比的调式与调性。通过作曲家自身的专业水平结合这些调式与调性能够事半功倍地创作出优美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另外还要注意使用和声，正确的使用和声能够为我国的传统古诗词注入更加新鲜的元素，从而让我国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显得更加优美。
三、结语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范文3
关键词：古代体育 诗歌 审美特性
中国古代体育诗歌是建立在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上的，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情感寄寓于多姿多彩的体育文化生活中，并通过诗歌这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予以抒发和表达，尤其能够表现出民族性。在我国的众多古代诗歌中，体育诗歌占了很大比重，本文针对体育活动的实际内容和独特精神魅力，在体育活动中的哲学道理和精神文化等方面，分别做出了介绍和阐述，诸如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和向往，对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的热爱，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感叹，对民族振兴的热切希望等等。在我国古代众多的体育诗歌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流传至今，影响并鼓励着青年一代在体育事业上不断创新和进步。下文将着重分析我国古代体育诗歌所具有的审美特性。
一、中国古代体育诗歌之叙事审美特性
中国古代体育诗歌是生动写实的文学体裁，是通过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和活动，抒发个人情感的艺术性语言表达方式，它注重将创作者的情感巧妙蕴含于词句的表述和运用之中，构建出语言生动、内容丰富、意境优美的活动场面和生活环境，并因其用词的准确、精湛和语言的形象、美妙而流传至今。我国古代体育诗歌的创作者都致力于通过生动而精细的描写，去营造优美、丰富的体育活动情境。不同的体育诗歌、不同的叙事手法表达出不同的体育活动情境，有的体育诗歌表达了浪漫与美好，有的表达了激昂与雄壮，有的表达了意志与勇气，有的表达了期盼与希望。我国古代体育诗歌以内容丰富的叙事手法，对包括足球、马球、水球、划船比赛、射箭、比武、打猎等多种体育运动项目做出了描述。“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王建）。“白打”即足球，他在这首七言律诗中描述了宫女的足球运动场面：几位通宵工作没有休息的宫女，于清晨时分聚集在大树下玩蹴鞠。作者用词精准，把宫女的外貌、精神状态，活动时间等交代得非常清楚，给读者展开了一幅内容详实的体育活动画面。类似的诗歌还有“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韦应物《寒食后北楼作》），“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王维《寒食城东即事》），“采索拂庭柯，轻球落邻圃”（温庭筠《寒食节日寄楚望二首（之二）》）等。诗歌“蹴鞠当场二月天，仙风吹下两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扑蛾眉柳带烟。翠袖低垂笼玉笋，红裙斜曳露金莲。几回蹴罢娇无力，恨杀长安美少年”（钱福《蹴鞠》）对足球比赛的时间、比赛参加者的容貌和运动姿态、比赛的详细内容都做出了交代，“露”借指汗水，“烟”借指飞起的尘土，“玉笋”和“金莲”借指女性的手足，全诗叙事细致、传神，为我们勾画出栩栩如生的足球运动场面。“苑西廊畔碧沟长，修竹森森绿影凉。掷球戏水争远近，流星一点耀波光。” 宋徽宗赵佶用这首七言律诗描写了水球的运动场面。诗中的“流星”是对抛起水球的比喻，前句描写了周围静态环境的清凉和安静，后句描写了水球活动场面的精彩和激烈，通过前后一静一动的鲜明对比，呈现出鲜明、生动的体育竞技场面。在这首诗歌中，作者将眼前场景和想象与个人感觉相结合，用华丽、漂亮的流星代指传递中的水球，营造动感的视觉效果。
二、中国古代体育诗歌之抒情审美特性
中国古代体育诗歌蕴含着创作者对体育运动的喜爱之情，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我国古代的许多体育诗歌中运用了抒情的表现手法，通常反映出体育活动参加者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健康拼搏的精神面貌，它不仅仅是民族体育活动与文化的直接表现，更具有韵律性，寄托了诗歌创作者的喜悦、愉快、憧憬、忧伤等各种内心情感。我国古代体育诗歌涉及并涵盖了许多体育项目，其中也有对许多民间传统体育活动的相关内容描写，诗歌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也不局限于某一固定不变的空间，诗歌创作者把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注入在体育诗歌的字里行间内，抒发个人情感，因而赋予了中国古代体育诗歌更加详实的内涵，更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引起读者的共鸣。体育诗歌的语言形式是变化多样的，创作者的情感也是复杂、不同的，运用比喻、夸张等创作手法，生动再现运动场面的热烈氛围和运动员的高超技艺，将个人情感和体育活动巧妙结合在一起是优秀诗歌的重要标准。“洛阳芳树映天津，灞岸垂杨地新。直为经过行乐处，不知虚度两京春。去年馀闰今春早，曙色和风著花草。可怜寒食与清明，光辉并在长安道。自从关路入秦川，争道何人不戏鞭。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马上废。渭水长桥今欲渡，葱葱渐见新丰树。远看骊岫入云霄，预想汤池起烟雾。”（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该诗歌传达了作者对时间飞逝的感慨之情，反对和告诫读者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过度的休闲娱乐上，叮嘱读者要懂得珍惜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利用时间多做有益的事情，不要浪费时间和虚度光阴。诗文中没有明确记录和说明体育活动的过程，但是间接地提到运动的场所和参与运动的人，并发出“不知虚度两京春”的感叹，全诗前后文相互照应，通畅流利，既为我们呈现出洛阳风光和人们对足球活动的喜爱，也抒发了自己的个人情感，是我国古代体育诗歌中抒情诗歌的优秀代表作品。“少年骑马入咸阳，鹘似身轻蝶似狂。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风光流转浑如昨，志气低摧只自伤。日永东斋淡无事，闭门扫雪只焚香。”（陆游《晚春感事（之四）》），诗歌的前段描写了少年带着踌躇满志、对生活和未来充满期待的心情，进城观看足球比赛，比赛场面气势宏大，人潮沸腾，从侧面反映了国家强盛，经济、文化繁荣的太平盛世；诗歌的后段描写了老者失去了青春与活力，在生活里连续不断到来的挫折和打击中，也逐渐失去了对人生和事业的憧憬，间接反映出国家政治和经济各方面都开始逐渐走向衰落，抒发了作者感慨和遗憾的心情。
三、中国古代体育诗歌之喻意审美特性
诗歌作为我国自古流传的一种文学载体，是为了说明道理、弘扬精神而产生并得到世代传承的。体育诗歌作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种类，其中既有描写体育活动的场面和过程，也介绍民族性体育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创作者通过叙事和抒情手法抒发了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和向往，对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的热爱，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感叹，对民族振兴的殷切希望等等，通过诗歌创作来阐述人生哲理，正是我国古代体育诗歌的重要审美特性之一。正因为体育项目多从民间诞生并得到发展的，因此民族体育活动的发展也代表着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体育活动的民族性则反映了国家的民族性和民族荣誉感，对国家民族精神的振兴，国家政治、经济的繁荣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映射和影响。体育诗歌中常常充满着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兴衰的感叹，从诗歌创作者个人的语言中，体会到体育活动对性格磨炼和品格培育的重要性，用个人运动技艺的提高和运动精神养成，去为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贡献力量，实现民族的腾飞和国家的富强。古代体育诗歌有了深刻的喻意，才能够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才能给青年后辈带来启发和鼓励，因此优秀的体育诗歌总是包含着创作者想要说明的一定的道理和故事，成为诗歌的灵魂和支撑。更因为体育运动项目是竞技类的活动，该活动培养人类坚强勇敢的品格和不断挑战、不断进取的精神，而将这种品格和精神通过诗歌表达出来，正是我国古代体育诗歌所追求的。随着朝代的更替，部分体育诗歌中暗藏着为祖国和人们担忧的情感，这些内容各异，风格不同的体育诗歌都是从各种角度对当时群众生活和国家状态的现实反映。“临淄重蹴鞠，曲城好击剑，不要身后名，专骋眼前智。”（吴均《上承左思、鲍照之余边城将诗四首》），诗文先对两个不同地方盛行的体育运动做了简洁的介绍，后对这两种体育运动的共同竞技精神作了总结，从体育运动描写和叙事上升到精神文化。晚唐女诗人鱼玄机的《打球作》一诗，是对唐朝马球活动的叙事性描写，诗中写道：“坚固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高筹。”全诗对球杆、球、击球的技巧和姿态等都有所陈述，既有对物的描写，也有对运动场面的描写，并在结尾提出对运动员的期待和希望，全文流畅、连贯，活泼生动，是我国古代体育诗歌中的代表性佳作。“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权”（韩愈《送灵师》）“黑白谁能入天元，千回生死体方圆”（张乔《味棋子赠弈僧》），这两首诗歌表述了围棋的精妙变化，其中充满智慧，是陶冶情操和培养品性的体育活动，体育诗歌通过将体育活动与意志、性格、品德相关联，使得诗歌从简单的记录功能中解放出来，升华到更高的文化层次，不仅仅是记叙体育活动，更是对人生、对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全面解读。
中国古代体育诗歌的叙事、抒情、喻意的审美特性既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也增加了诗歌的趣味性、历史性和哲学深度，在给读者送去优美、生动诗文的同时，也提醒读者要培养自身的性格和品德，表达了对健康、自由、乐观生活的追求，充满着对我国传统体育活动项目的喜爱之情。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陈学新.体育文学探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0（1）：19-21.
[3]吕顺长.菅原道真的棋诗[J].体育文化导刊，2003（4）：79-80.
[4]韩春萌.略谈体育名人的传记创作[J].当代文坛，2004（2）：12-13.
[5]谢冕.论新诗潮[J].中山大学学报，2002（5）：1-14.
[6]赵小华.唐代体育诗歌――体育的诗性存在[J].体育文化导刊，2006（9）：92-94.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范文4
关键词：美国诗歌；中国文化；移入现象；位移现象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Jiang Tao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The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is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Some modern American poets were so influenc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es that they often put them into the creation of thEir poems. They liked to compose thEIr poems with the expression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hese American poets brought a fresh air to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and brought about a culture exchange of both countries. However， in the acculturation there appeared a culture displacement. The present essay focuses its discussion on the acculturation and culture displacement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Key words：American poetry; the Chinese culture; acculturation; culture displacement
1 中国文化移入的背景
在美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两起诗歌运动导致美国现代诗人对作为边缘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关注。一起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意象主义运动（imagism），另一起则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这两起诗歌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积极参与欧洲的重建工作，其全球化发展的势头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完成了大同世界理念的构建，造就了美国学者的宽阔视野和开放胸怀，形成了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好奇并欲汲取的积极心态。战后一些美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或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纷纷移居欧洲。他们去欧洲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逃避地方至上主义和清教徒主义” (Richard Gray 1990：51)。在汲取欧洲文化营养的同时一些人把目光投向远东，投向古老的中国文化和古典诗歌。此时的意象派领军人物艾滋拉庞德不仅研究和采用日本的短歌和俳句创作意象派诗歌，而且还翻译出版著名的汉诗英译集《古中国》（Cathay，1915）。《古中国》的出版和此后引起的强烈反响不仅反映出庞德本人对中国古诗中生动意象和哲学思想的认同和接受，也反映出一些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和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中出现了一场民间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称为“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当时美国政治上的霸权、经济上的强势、外交上的反共以及随后出现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导致美国青年不满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不甘被商业广告所左右，讨厌只顾金钱而缺乏高尚精神的无目的的现代生活，怀疑西方文明，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这些美国青年在继续高举惠特曼民主大旗的同时，开始寻求西方文化以外的人类文明。依照大卫帕金斯（David Parkins）的说法，“逆向文化运动的成员在寻求智慧时，很容易转向西方文化以外的源泉，还有转向西方文化以内的次要传统”（Parkins 1987: 545）。因此，处于边缘的东方文明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这样，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就成为他们认同和接受的东方文化之一。
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隋唐的一位诗僧寒山子的诗在美国青年人中广为流传。美国现代诗人加利史奈德（Gary Snyder）翻译寒山子的24首诗并于1956年发表在《长青评论》上，至此拉开了这一时期美国青年追崇中国古典诗歌的序幕。而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 Dharma Bums）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讲述克鲁亚克如何通过朋友史奈德了解寒山子，读到他的诗，为寒山的超然世外，淡然尘欲，宁静自在的心境打动，最后归隐山林的故事。此书在美国年轻人中引起广泛轰动，纷纷效仿。为什么一位中国隐士的诗会在美国青年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其一，寒山子天人合一，归隐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恰好迎合了当时美国青年的心态和向往的生活。其二，寒山子的那种淡出世俗、超然世外、索然无求、自在宁静的心态也正是他们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2 认同与接受：中国文化的移入
在文化移入过程中，主流文化的选择性和移入文化的适应性十分重要。早在20世纪初，一些美国诗人就开始接触和喜爱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埃兹拉庞德在1915年出版《古中国》诗集，收录他翻译的李白的《长干行》，此诗一直被英美学界视为创意英译之经典。1918年亚瑟韦理（Arthur Waley）翻译出版《中国诗一百七十首》（170 Chinese Poems，1918），使中国的古典诗歌在美国得到进一步传播。1922年一年内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译者就有19位之多，同时在《诗刊》（Poetry）杂志上出现评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文章。这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大量吸收欧美以外的边缘文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迎合或者影响了意象派诗人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中国诗学引发和影响意象主义诗学观点。美国现代诗人的选择性和中国古典诗歌适应性在此交汇。到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诗歌出现第二次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这就是历史上的“垮掉的一代”或“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比较有影响的有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翻译的杜甫诗《中国诗百首》（100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56）和加利史奈德1958年翻译出版的《寒山诗》(Cold Mountain Poems， 1958)。雷克思罗斯这样评述中国文化的移入，“继波德莱尔之后，对西方诗歌影响最大的可能来自外面，来自中国与日本诗歌的译文”（Rexroth 1986：131）。
在文化移入的过程中，文本译介起到先行作用。通过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美国人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诗歌的表达内容和创作艺术，一些美国诗人也开始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接纳和采用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和诗歌艺术。
2.1 中国哲学思想的移入
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在现代美国诗歌中留下移入痕迹，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并把道家思想引入诗中的美国现代诗人主要以雷克思罗斯、史奈德和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为代表。雷克思罗斯1967年出版的长诗《心苑苑心》（The Heart’s Garden The Garden’s Heart）几乎把《道德经》的第六章的整个内容融入到诗的第一段。史奈德的诗歌也有许多道家思想痕迹，如《无》（“without”， Turtle Island 6），《高品质资料》(“High Quality Information”， Left out in the Rain 130)， 《道非道》(“The Way Is not the Way”， Regarding the Waves 51)和《为了无》(“ For Nothing”， Turtle Island 34)等。勃莱十分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有两首诗可以证明：《一首无为的诗》(A Doing Nothing Poem)和《另一首无为的诗》（Another Doing Nothing Poem）。中国古典诗歌富含中国传统思想品格、文化精髓和道德观念，其艺术成就极高。中国古典诗歌这种独特的魅力深刻影响美国现代诗学和创作取向。雷克斯罗斯在他的自传中坦诚地说，“杜甫对我影响之大，无人能比”，“我30年来一直沉浸在他的诗中，它使我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一个道德的代言人”（Rexroth1964:319）。
2.2 诗歌表达方式的移入
美国现代诗人感兴趣和推崇备至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山水诗）十分注重主体和客体的交融。中国山水诗的表述重点不在主体（叙述者）本身，而在主体融入客体（自然）的经验。而主体在英文山水诗中往往居主导地位，诗人的主体思维、想象力仍是诗的重点。如孟浩然的山水诗《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这首诗通过展示天空、原野的高旷无垠，暗示主人公寓身于茫茫天地间的孤独，与自己同在、接近于自己的只有清江中的一轮月影。诗中没有主体思维和主体想象，诗人只是以主体的特定情感审视客观景物，将景物感情化，完美实现主体融入客体，达到“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境地。下面是雷克思罗斯的一首诗《春》（“Spring”，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89），看得出诗人尝试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表述方式，试图在诗中消除主客体界限，让主体融入客体。
我坐在一棵老橡树下，
望着白色的果园，
在满月下开满了花。
橡树像狮子般地低鸣
犹如发抖，犹如在呼吸。
我吓了一跳，然后我
发现树干穴中的蜂巢
今晚整晚都会忙碌。
尽管诗中的主体痕迹仍然显露无遗，但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模仿积极、认真。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红色手推车》更接近中国古典山水诗的表述形式：
那么多东西
依靠
一辆红色
手推车
雨水淋得它
晶亮
旁边是一群
白鸡。
主体——诗人隐匿起来，但主体的心境却融入客体。与以上表述方式类似的中国古典诗歌还有“感怀体”诗。这类诗的论述过程往往是绝大部分为书写自然客体，只是到结尾处才转到主体感受。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滕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中国古典山水诗的这种表述方式影响一些美国现代诗人，他们也试图用这种表述方式进行创作，如史奈德的《松树顶》（“Pine Tree Tops”， Turtle Island 33）：
在蓝色的夜里
霜雾，天空微微发光
由于月亮
松树顶
因雪蓝而弯身
融入天空，霜，星光之中。
靴子的轧轧声，
野兔的足印，鹿的足印，
我们知道些什么。
诗中没有传统英诗那种直接抒情和铺陈式描写，而是通过明月、蓝天、霜雾、松树、鹿和野兔的足迹等意象编织一幅优美画面，把诗人主体心境（对大自然美好景色的赞美）融入客体。然而，最后一行突然由大自然转向主体感悟，道出主体对人类有限认识能力的遗憾。
中国古典山水自然诗中“无我之境”的物我观和以此形成的审美标准深受美国诗人推崇。无论在中国诗歌英译方面还是在英文诗歌创作方面，美国现代诗人竭力效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表述方法。雷克思罗斯在翻译杜甫的《玉华宫》、《宿府》和《夜在左氏庄》时就曾竭力保留和处理好原诗的这种表述方式。
此外，中国古典诗歌中十分常见的精巧工整的“对仗”表述形式在传统英语诗歌中极为少见，但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却可读到效法中国古诗的对仗诗句，如雷克斯罗斯的诗句：
The flowers are back in thEir places，
The birds back in thEIr usual trees.
The winter star set in the ocean，
The summer star rise from the mountain.
运用数字“千”或“万”传达“无限”，是中国古典诗歌经常采用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等，不胜枚举。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可以见到这种模仿中国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如：
Ten thousand birds sing in the sunrise，
Ten thousand years revolve without change，
All this will never be again.
2.3 人物模式的移入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人物模式，即山隐士人物模式，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子等。这些诗人或把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模式入诗，或把自己向往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在诗中加以塑造和推崇。这些人物的显著特点是不求荣华富贵，不屑大权高位，崇敬自然，向往天人合一，追求宁静，寻觅大智大慧。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自我放逐于偏远，有的满足田园乡居，自我纵情于自然。这类中国隐士传统诗歌受到一些美国现代诗人的推崇和效仿。如史奈德的《仿陶潜》（“After T’ao Ch’ien”， Left Out in the Rain 195），《八月中旬于苏窦山守卫站》（ “Mid-August at Sourdough Mountain Lookout”， A Range of Poems 9）；雷克思罗斯的《方丈记》(“Hojoki”，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87)，《空中的光是星星》(“The Light in the Sky Are Stars”，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237-239)；赖特的《一本劣诗集令我气闷，我走向一片无人踪迹的草地，邀请昆虫加入我》(“Depressed by a Book of Bad Poetry， I Walk toward an Unused Pasture and Invite the Insects to Join Me”， Collected Poems 125)，《望出小木屋的窗子，我想起一行李白的诗》(“Looking Outside the Cabin Window， I Remember a Line by Li Po” 97)等。一些诗人不仅把中国的隐士传统诗歌方式运用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去，而且还付诸实践，模仿中国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目的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那种宁静超脱的境界、那种脱离世俗的彻悟。 3 中心与边缘：文化移入过程中的移位
中国文化移入美国诗歌的过程很复杂，需要经过中西方文化的对话、选择、吸纳，形成不完全属于双方各自的新生文化。
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中国文化的移入首先在译者自身文化域场中经过对话后才得以认同。中国经典古诗散发着对大自然美的倾慕，对天人合一和谐境界的寻觅，对权力与荣华的轻视以及对质朴与闲适生活的推崇。美国诗哲爱默生和梭罗崇尚自然，唾弃物欲，心灵净化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已经被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接受和推崇，已形成伟大的文化传统。当美国现代诗人有幸赏读中国古典诗歌，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便产生中西方文化对话。共鸣之余开始捕捉中国文化精华，推介中国文化模式，吸收中国文化精萃。
在研究中国文化移入美国现代诗歌现象的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在文化移入过程中出现的移位或错位现象。移位是指在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过程中源语言中的文化在进入目的语时出现偏差或错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移位现象不可避免，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要想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找到对应的位置确实不容易。如庞德翻译李白的诗：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这是李白送别朋友孟浩然的一首诗，诗的标题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庞德的翻译在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材料基础上完成。费诺罗萨是研究东方文化的美国学者，师从日本汉学家毛利先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久居日本。1908年死后，费诺罗萨的妻子把他生前研究中国古诗的笔记（大部分是日译汉诗）交给庞德。诗中斜体部分是日文译音。Kiang应该是“江”的译音，ko-jin是“故人”的音译，而ko-kako-ro 是黄鹤楼的日文发音。显然，庞德把Kiang 当作江的名字，把ko-jin当成人名。这表明当时的庞德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长江。更有错者，他把原诗中的“西辞”，即由西向东行错译成向西行。这种移位现象不仅发生在庞德身上，在其他翻译者身上也时而可见。此外，由于对中国古诗中出现的典故认识和掌握不够，导致美国翻译者误读和错译中国古诗。
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阅读经典化英译本的中国古典诗歌和有关中国文化的英文著述或英译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了解的中国并非是现实中国，而是历史上的中国、书本中的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同的和接受的是文本中的中国。庞德也好，其他美国现代诗人也好，他们在认同和接受中国文化时都无法摆脱西方立场。他们沿袭西方研究汉学的传统，把主要兴趣放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上。他们希望从东方文化，特别是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灵感。他们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塑造历史肖像的中国：“儒家中国”、“道家中国”和“佛家中国”。他们对当下中国、现实中国没有兴趣深入了解，对中国持一种赛义德的“文本态度”（textual attitude）。美国现代诗人尽管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人同处一个时代，但他们关心、仰慕的是古代文化中国。无论是译介还是著述或诗歌创作，美国现代诗人都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来书写中国，美国人民通过他们的作品认识和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钟 玲. 美国诗与中国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Gray， Richard. American Poetry of the 20th Century［M］. London: Longman， 1990.
Palandri， Angela Jung. “The Stone Is Alive in MY Hand”-Ezra Pound’s Chinese Translation［J］. Literature East & West， 1966(9).
Parkins， David. A History of Modern Poetry: Modernism and After［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87.
Rexroth， Kenneth. Autobiographical Novel［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4.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范文5
一、马思聪简介
马思聪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音乐教育家，他于1912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12岁时跟随其哥哥到法国，次年考入南锡音乐学院并跟随巴黎国立歌剧院小提琴首席Paul Oberdoeffer（奥别多菲尔）先生主修小提琴，1928年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1930年跟随作曲家Binembaum（毕能鹏）学习作曲，深得毕先生的真传，1932年回国在广州与音乐家陈洪先生共同创办了“私立广州音乐院”，1933年他被任命为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讲师，1937～1938年创作出了举世闻名的两首小提琴独奏曲《绥远回旋曲》（第一回旋曲）和《内蒙古组曲》。1937年到广东的中山大学任教，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迁到了云南。1939年马思聪到重庆，于1940年5月担任新建立的“中华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1945年10月他担任贵州省艺术馆馆长。1947年，马思聪任香港中华音乐学院院长，完成《祖国大合唱》的创作。次年的夏天，马思聪完成《春天大合唱》的创作工作。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7月，马思聪被选为全国音协副主席；同年9月，马思聪作为全国文联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出席天安门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仪式，就此马思聪创作了《欢喜组曲》。同年12月18日，马思聪随出访苏联，归国后，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年37岁。后因1966年爆发，马思聪全家迁往美国，于1987年逝世于费城。
马思聪先生在小提琴音乐创作和演奏方面的贡献，可以说奠定了中国这类音乐创作与演奏的基础。但是，除此以外，马思聪先生在古诗词独唱歌曲、合唱、歌剧和钢琴音乐创作诸方面，也表现出惊人的能力。马思聪在“”后，客居美国期间，给古诗词歌曲谱曲的有《李白诗六首》 《唐诗八首》。“抗战”时期，马思聪先后创作了抗日歌曲二十多首，像《不是死，是永生》 《控诉》 《自由的号声》；大型的声乐合唱歌曲创作也是马思聪音乐创作的重要部分，像《民主大合唱》 《祖国大合唱》 《抛锚大合唱》和《春天大合唱》以及未完成的《石鼓大合唱》等等。
二、马思聪古诗词艺术歌曲分析
沃尔夫认为：艺术歌曲是“诗歌与音乐的融合，诗歌是作曲家音乐灵感的源泉”。①马思聪在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领域也颇有建树。他尤其喜爱李白的诗作，在触及人生百态，豪放飘逸的同时兼有含蓄的思致。在谱曲上，囿于不知其格调，因而参照宋代白石道人曲谱的格调来创作。钢琴伴奏方面，则按照艺术歌曲的写法，“着重于表达每首诗中的气氛与境界。”②
其音乐创作晚期，马思聪在异国他乡怀着思念故土之情，借由中国古诗词创作了两部艺术歌曲集《李白诗六首》和《唐诗八首》。③其歌曲句法规整、篇幅较小，在创作技法上，旋律以中国五声调式为主，并借鉴西方现代作曲“意象派”技法，如倒字现象、频繁运用转调、离调手法，体现了中国音乐的古朴风韵，散发出一种浪漫主义气息。
〖=DM2（〗《将进酒》情绪激越高涨，大跳式波浪型旋律，重复音在顺风式节奏型上反复出现，叹尽人生苦闷惆怅之情。词曲倒字现象，如“似雪” “我材”二词，与语调相背，采用上翻五度手法，刻意将其在高音突出，有意识地强调诗词所要表达的内在寓意。
《长相思》，以五声调式旋律为主，表达了内心的寂寞与孤独、苦闷与无奈的情感，以一种哀怨的旋律、飘逸的和声伴奏呈现而出，又显得内省含蓄。马思聪注重用钢琴伴奏来表达诗中的气氛与境界，引子两小节，半柱式和弦，固定音型的钢琴伴奏贯穿于主题乐段。使用的有小二度、小七度音程的碰撞，空旷而凄凉。采用富有民族风味的七和弦、九和弦之类的高叠置和弦。
音乐是感受、体验的对象。马思聪古诗词艺术歌曲中的“诗意表达”是他旅居美国思念故土借由诗乐的感性表达。他将诗作情感“诗化”，诗作呈示心灵结构的时空交错，音乐展示心灵过程的时间艺术，是诗的意境的最高追求，诗借助音乐表达内心情感，烘托意象，在诗意的音乐中实现精神自由的翱翔。马思聪借由唐诗无形的灵感（想象），将生命（对祖国思念之情）“有意味的形式”化（情感结构特征） 的审美空间，表达在异国他乡思念故土，面对现实的愤慨、惋惜的情绪，将诗作的音乐美追求同情感抒发结合，真正做到诗的情感音乐化。他以清新雅丽的风格，在音乐中实现精神的自由云游。这是人的精神需要，是对自由的追求，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与满足，对自我的肯定。
三、马思聪古诗词艺术歌曲比较
马思聪以及同时代的艺术家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创作的艺术歌曲，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一笔，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发展，逐步找寻到了一条符合中国人审美文化趣味的歌曲体裁风格。马思聪在这种歌曲的创作方面，虽然不及同时代的作曲家如青主、赵元任、萧友梅、黄自等人的创作，但是，与这些人相比，马思聪的艺术歌曲创作却也是独树一帜，有着浓厚的艺术个性，包涵着强烈的艺术魅力，在歌曲的节奏控制、旋律起伏、和声编配、织体构思以及全曲的结构布局方面，都有着自身的独特特点。尤其是古诗词的合理编配，巧妙地表达了歌曲的意蕴和意境。
马思聪的艺术歌曲和赵元任相比，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在词与曲的关系处理上，他们基本上都是注重词的韵脚特点，通过语调的平、升、拐、落特点和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谱曲；和声也基本上是采用了中国民间的民族和声的运用，并力求通过加大钢琴伴奏的效果来烘托其古诗词所蕴含的意境。马思聪的艺术歌曲题材上与赵元任不尽相同，马思聪的艺术歌曲基本上是采用古诗词作为其艺术歌曲的言意部分，而赵元任的艺术歌曲的歌词多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通常是使用白话文的艺术题材来编配新曲，体现时代精神、民主精神和思变精神。马思聪的艺术歌曲创作则未涉及到这些方面。
马思聪这种利用古诗词作品编配旋律的歌曲创作，恰恰与中国近现代创作第一首艺术歌曲的作曲家――青主的创作极其相似。青主艺术歌曲的创作，开创了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利用古诗词谱曲的先河，其艺术价值之高、旋律作品处理之妙、和声节奏运用之当为世人赞叹。马思聪和青主都曾经接受过西方音乐文化的熏陶，在音乐创作上都尝试过利用欧美音乐技术手法，他们的创作都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素材。因此，他们的艺术歌曲创作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
马思聪艺术歌曲创作与黄自相比，黄自的艺术歌曲相对而言作曲技法稍微成熟一些。黄自的艺术歌曲创作构思缜密、风格典雅、情感婉约、结构分明、技术精湛，声韵的运用和调性调式的处理上更加的娴熟。马思聪的艺术作品虽未达到黄自这般的高度，但是也不失粗犷、豪放、热情、烂熳的艺术情境，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委婉典雅的韵味。
四、马思聪古诗词艺术歌曲评价
马思聪的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关注了古诗词与音乐旋律的融合，打破了传统歌曲词与曲创作的结构布局，大胆地探索与尝试运用词韵相反的旋律写作手法，来扩大音乐的表现力。利用东西方音乐文化交融的音乐创作技法，将中国民间传统的五声调式、七声调式与西方的传统调式调性相结合、对比、运用；同时，注重民族性的音乐风格，不被传统的结构曲式所束缚，力图通过旋律的流畅、动听、美妙衬托语言文字的音韵，通过歌词的达意性来托物言志、托物言情、借曲抒情、借词表情。他注重音乐的意境表达，造成一种虚实结合的效果，协调处理好歌曲创作的民族性、独创性、世界性、达意性、音乐性等等各个方面。从这一点上讲，马思聪的艺术歌曲创作为中国艺术歌曲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马思聪的音乐贡献以小提琴的演奏与创作为主要方面，艺术歌曲的创作只是马思聪音乐文化的一小部分。关于这点，我们从其作品创作数量上便可知晓。其次，马思聪的文学造诣也是远不如赵元任、黄自等人。从这些方面来看，马思聪的艺术歌曲创作有其很大的自身局限，这种局限也是导致马思聪艺术歌曲并不像其小提琴作品那样闻名于世的原因。马思聪艺术歌曲的创作数量虽然不多，也存在着点点的遗憾和不足，但是他作品以情感的真实、内容的鲜明以及较高的艺术性感染了我们。
马思聪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以其典雅的内容、精致的表达、细腻的情感、严谨的风格反映着我国文人与其自身的思想情感，流露出他寄情于作品中的深刻精神内涵和复杂的精神世界。他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充满了东方的儒雅气质，充分的表达了他在异国时怀念祖国、思恋故土的思想感情。本文通过对马思聪艺术歌曲中的研究，来缅怀近现代音乐文化中的这位艺术大师。
①刘式：《音乐名言小辑》，《中国音乐》1993年第4期，67页。
②转引自苏夏：《马思聪论艺术和专业音乐活动》，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③马思聪的这两部歌曲集是他初到美国的作品，是他离开祖国后的一系列内心独白。《李白诗六首》选自唐代诗人李白的《将进酒》 《长相思》 《行路难（一）》 《行路难（二）》 《关山月》 《渡荆门送别》6首诗作，“借古抒怀”思乡忆旧之情。《唐诗八首》选取李颀的《琴歌》 《胡笳声》，李商隐的《残阳》 《无题诗》（创作的《相见难》），王维的《静》 《山居秋暝》，岑参的《走川马》谱曲而成。
参考文献：
[1]唐慧霞.20世纪20～40年代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及其演唱的初步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5.
[2]王璐.马思聪艺术歌曲的演唱诠释与当代启示[D].浙江师范大学，2008.
[3]李方屹.痛彻心扉的思念――试析马思聪艺术歌曲《长相思》[J].音乐创作，2013（04）.
[4]彭丽.卷帷望月空长叹――析马思聪的艺术歌曲《李白诗六首》[J].齐鲁艺苑， 2006（04）.
[5]苏夏.马思聪论艺术和专业音乐活动[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02）.
[6]程远.中国古诗词歌曲演唱中的文化特质研究[J].音乐探索，2013（02）.
[7]杨玲玲.艺术歌曲的审美认识[J].音乐时空，2012（12）.
[8]肖安平.艺术歌曲的审美认识及其特点[J].齐鲁艺苑，1999（02）.
[9]覃子豪.论现代诗[M].台北：台湾曾文出版社，1977.
[10]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11]汪毓和.关于艺术歌曲之我见[J].人民音乐，1999（9）.
[12]Sadie，Stanley.The New Grou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 [C].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1.
[13]舞蹈学科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9.
[14]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M].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范文6
中华民族多少儿女在孩提时代，就伴随着“床前明月光”的琅琅之声走向人生。又有多少人，在走过人生旅程那充满幻想、奋斗、坎坷、劳累的路途之后，仍然对我国古代诗歌钟情如初。
每当我们沿着历史的河流溯源而上，每当我们漫步在各个历史时期色彩斑斓的诗歌大花园里，我们总是情不自禁被它们那千姿百态、那奇光异彩、那馥郁芬芳所吸引、所激动、所陶醉……
中国古代诗歌所蕴含的情感，或挚爱、或怅惘、或喜悦、或悲伤、或委婉缠绵、或大江东去、或喜上眉梢、或怒发冲冠……无不交鸣着中华民族的浩荡心声。
中国古代诗歌所描绘的景致，或大川、或小桥、或苍峰、或白云、或竹林古刹、或烟雨横舟、或樵声催晨、或渔歌唱晚……无不展示出神州大地的迷人风采。
中国古代诗歌，除了以它优美和谐的韵律，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震撼着人类而外，又以它的形式多样而惊服于世。诗经、楚辞、乐府、民歌、古风、近体、词与曲，令人赞叹不已！按字数划分，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则更是争奇斗艳，五彩纷呈。
中国古代诗歌中浸透的人文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影响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重要因素，构建着民族品格中温和蕴藉、优美浪漫的文化内涵。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一种文化氛围，它们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滋润着我们的心智。它们是中华民族脉管中涌流不息的热血，与中华民族共同生存。
虽然本套丛书的编写者们都不是头戴桂冠的诗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能够作为这个伟大诗国的一名忠实公民而自豪，为能够将这个伟大诗国千百年来流传珍藏的诗歌精品奉献于世而骄傲。更值得一提的是，本套丛书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词、曲编选，这是一种旷古未有的组编方式，我们为能够参加编选这样一套新颖、别致的古代诗歌选集而深感欣慰。
虽然，作为拥有几千年绵延不衰的诗歌盛世的中国，当代诗歌正处于低谷时期，然而我们并不悲观，因为，我们深信——事物正是在曲折中前进，低谷预示着新的高峰，能够产生出拥有恒久魅力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神州沃土，也必然会培育出闪烁着华夏神韵的当代诗歌。
作为本套丛书的主编，当我伴随编写组全体成员从文化历史的游历中返航归来，当我带着满头思绪回忆往昔、面对今天、展望未来，不禁诗兴勃发：
放车万里画中行，
回身原路又一新。
莫道天下无妙笔，
江山自爱风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