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1
【关键词】 财务总监; 外派模式; 利弊
现代企业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所有权人――股东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经营者的损害,避免“内部人控制”,往往需要向所出资企业(子公司)派出自己的权益代表,包括董事、监事和财务总监等,特别是外派的财务总监,由于其具有专业性、常驻性、代表性,因此在维护股东权益方面作用较大,有时甚至超过了派出的董事和监事。由于外派财务总监存在不同模式,并且这些模式又各有利弊,因此如何根据股东和所出资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财务总监外派模式,更好地发挥外派财务总监的作用,是派出财务总监的每个企业所面临并必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一、外派财务总监的两种不同模式
在现行企业管理实践中,股东向所出资企业外派财务总监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纯监督型”财务总监,即:外派的财务总监只负责监督,不参与子公司的决策和运营,也就是“虚职型”财务总监。这种模式在杭州、广州、宁波等地广泛实施,特别是被这些地方的国资监管部门所采用,即由国资监管部门作为股东向所属国有独资企业委派财务总监。另外,有些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企业也采用了这种模式。另一种是“实职型”财务总监,即:外派的财务总监既参与企业的决策和运营,又代表股东对其他经营班子成员进行财务监督,这种模式被许多股份制企业采用,特别是在上市公司(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比较盛行。另外,山东、安徽、江西等地的国资监管部门也采用这种模式向所属的国有独资企业委派财务总监。
二、两种不同模式的利弊分析
(一)“纯监督型”财务总监模式的利弊分析
1.“纯监督型”财务总监模式的优点
(1)制度设计上比较简单。由于这种模式在十几年前就被杭州、深圳、宁波等地的国资监管部门采用,这些地方的国资监管部门都制定了一整套详细的制度,并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订和完善,而且这些制度大都在政府网站上公开。若采用这种模式,制度设计上比较简单,只需参照政府网站上公开的这些制度,再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对这些制度进行微调即可,不必再进行制度体系、制度框架的重新设计。
(2)财务总监的独立性较强。在这种模式中,外派的财务总监只负责监督,不参与企业的决策和运营,即:外派财务总监只担任“裁判”,不兼任“运动员”,所以其独立性往往较强。
(3)派出企业对外派财务总监的管控力度较强。在这种模式中,往往由派出企业与外派的财务总监签订劳动合同,外派财务总监作为派出企业的员工,人事关系保留在派出企业,享受派出企业的各种工资和福利待遇,由派出企业对其工作表现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其绩效奖金。若外派财务总监工作表现不佳或有“不忠”行为,派出企业可以扣发工资和绩效奖金,甚至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因此,派出企业对外派财务总监的管控力度较强。
(4)财务总监汇报的情况会比较客观。在这种模式中,由于外派财务总监不参与子公司的决策和运营,因此子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与外派财务总监无关。派出企业对外派财务总监的考核也往往着重其工作表现,一般不与子公司经营业绩好坏挂钩。因此,外派财务总监的工资、奖金等切身利益与子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无关。所以,外派财务总监不会有“业绩粉饰”的动因,其汇报的情况会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2.“纯监督型”财务总监模式的缺点
(1)“纯监督型”财务总监的法律地位欠缺。《公司法》设置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三权分立,各司其责,监督职责由公司监事会承担,而纯监督型财务总监游离于《公司法》设置的法人治理机构之外,其法律地位欠缺,若改由大股东直接向企业委派,除国资监管部门有法可依外,其余性质的股东则法律依据不足,特别是多元投资主体下的股份制企业,其余股东可能会提出异议。
(2)财务总监的监督作用可能会受限。由于纯监督型财务总监不参与企业决策和运营,不分管企业的财务部门,没有纳入企业财务管理的正常签批流程。因此财务总监无法深入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不能及时了解、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等实际情况,从而无法真正行使监督职责、控制和降低企业风险,其只能起到形式上的监督和审查。
(3)纯监督型财务总监的委派可能会影响企业经营班子的和谐和团结。企业的发展需要经营班子的团结和紧密合作,而纯监督型财务总监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与企业经营班子其他成员处于一定的对立面,该财务总监往往会被企业经营班子其他成员排挤和孤立,不利于企业经营班子的整体和谐和团结。同时,由于财务总监受到排挤和孤立,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和线索,无法起到真正的监督职责。
(4)派出企业无法对财务总监实施有效激励,导致财务总监队伍稳定性较差,人员流动性过大。由于纯监督型财务总监只负责监督,不参与企业的决策和运营,派出企业对外派财务总监的考核往往不与子公司经营业绩挂钩,而只看其工作表现,而工作表现往往又难以量化。因此,财务总监的实际工作好坏在绩效考核中很难得到体现,考核所起的激励作用非常有限。此外,纯监督型财务总监的薪水也往往比同级别的企业副总经理低不少,因此,纯监督型财务总监队伍稳定性较差,人员流动性较大。
(二)“实职型”财务总监模式的利弊分析
1.“实职型”财务总监模式的优点
(1)“实职型”财务总监法律地位明确,聘任依据充分。不论是独资企业,还是多元投资主体下的股份制企业,其股东均可根据《公司法》和企业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直接推荐或通过股东会选举产生代表自身权益的董事会成员,再通过董事会聘任代表自身权益的经营班子成员,即大股东会可通过子公司董事会推荐财务总监人选,由子公司董事会进行聘任,该财务总监相当于子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或总会计师,参与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分管企业财务。因此,“实职型”财务总监的聘任依据充分――《公司法》和企业章程,法律地位明确――成为企业经营班子成员之一。
(2)“实职型”财务总监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实职型”财务总监是企业的经营班子成员之一,相当于企业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或总会计师,是总经理的“左膀右臂”,因此,能深入企业内部,完全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企业各项业务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充分了解企业的风险所在,并可根据企业的风险有的放矢地采取风险控制措施,降低企业风险。只要企业的风险降低了,派出方――大股东的风险也就降低了。此外,财务总监在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时,还可对董事、其他经营班子成员是否有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进行关注。因此“实职型”财务总监在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同时,不仅降低了企业风险,而且还监督了企业其他经营班子成员,其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3)“实职型”财务总监有利于企业经营班子的和谐和团结。由于实职型财务总监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企业经营班子中的核心一员,是总经理的“左膀右臂”。该定位避免了他与企业其他经营班子成员处于对立的地位,因此有利于企业经营班子的和谐和团结。企业有一个和谐、团结的经营团队,才有可能达到效益最大化。
(4)派出方可对“实职型”财务总监实施有效的激励,员工稳定性较好。由于“实职型”财务总监是子公司的经营班子成员,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分管企业财务,因此,财务总监工作好坏与子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相关。派出方对其进行评价和量化考核比较容易,一般将其直接纳入子公司经营班子的考核范围,通过子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激励。由于财务总监工作的好坏通过考核得到了直接体现,且其薪水与同级别的企业副总经理一致,有的甚至还比其他副总经理要高一些,因此,财务总监的工作积极性将得到最大程度地激发,财务总监队伍的稳定性会较好。
2.“实职型”财务总监模式的缺点
(1)“实职型”财务总监独立性相对较弱。由于“实职型”财务总监既参与子公司的决策和运营,又负责监督其他经营班子成员,即:外派财务总监既担任“运动员”,又兼任“裁判”,因此,与纯监督型财务总监相比,其独立性相对较弱。
(2)从表面上看,派出方对“实职型”财务总监的直接控制力可能有所减弱。“实职型”财务总监虽然是大股东权益代表,但由于其人事关系、工资薪酬在子公司,因此,从表面上看,大股东对财务总监的直接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但由于大股东既可通过子公司的董事会解除或更换财务总监人选,也可通过子公司的董事会决定财务总监的考核结果和薪酬。因此,大股东对实职型财务总监的最终控制力还是较强的。
(3)财务总监的监督作用可能有所减弱。在这种模式中,由于外派财务总监参与子公司的决策和运营,并且其工资、奖金等切身利益与子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相关。此时,财务总监也成为“内部人”之一,从而有可能进一步成为“因内部人控制而损害股东权益”的一员,特别是当某些经营业务的合法性、合规性与业绩指标好坏相背时,财务总监就有可能故意“忽略”其监督作用,作出与其“监督”定位相背的“操作”。
三、两种不同模式的选择
由于外派财务总监存在“纯监督型”和“实职型”两种不同模式,并且这两种模式又各有利弊,因此,派出企业应根据下属子企业的股权结构、经营模式、管理体制等具体情况,选择最能发挥财务总监作用的模式。
在现阶段,国有独资企业由于“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为普遍,各级国资委的出资人地位有待进一步加强,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采用“纯监督型”财务总监模式的较多,但随着国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尝试采用“实职型”财务总监模式的国有独资企业将会越来越多;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企业现阶段采用“实职型”财务总监模式的居多,但随着股份制企业投资级次的加深,管理跨度的加大,“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增多,采用“纯监督型”财务总监模式的股份制企业也会越来越多。
若企业无法确定采用何种外派财务总监模式,可尝试采取两种模式并存试点,一至两年后再根据实施的效果进行选择,即:母公司选取其中1～2家下属子公司作为“纯监督型”财务总监模式的试点,再选取另外1～2家类似子公司作为“实职型”财务总监模式的试点,经过一至两年的试点运行后,对这两种模式的作用和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再根据对比结果来决定最终采用“纯监督型”模式,还是“实职型”模式,然后在全体子公司中进行推广运行。
【参考文献】
[1] 杭州财税网.杭州市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管理试行办法[EB/OL].hzft.省略.
[2] 杨肃昌.关于对财务总监制度的本质认识[J].会计研究,1998(2).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2
一、外经贸工作运行情况
1-4月份，全县完成进出口总额3223万美元，占全年工作目标的42.8%，同比增长71.2%；合同利用外资30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5万美元，同比增长12.2%。
（一）加强领导，完善目标责任制。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外经贸局、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金融单位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外经贸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工作调度，切实为企业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将进出口和利用外资目标进行了层层分解，具体落实到企业，确保了外向型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狠抓龙头企业建设，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发挥我县农产品资源丰富、出口潜力大等优势，深入开展工作，确保了水果、蔬菜和大宗农产品出口的稳定增长。重点抓好了佳农果蔬、龙泰果蔬等出口大户，帮助他们制订走出去、拿回来的开拓国际市场计划，使佳农果蔬、龙泰果蔬等重点企业的出口创汇均实现了新突破。仅1-4月份，佳农果蔬有限公司共完成进出口额1998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4%，占全县1-4月份创汇总额3223万美元的62%。
（三）有针对性的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针对我县部分出口企业出现的资金紧张等问题，我们积极协调银信、国税等有关部门为企业排忧解难，使企业由出口转为自营出口，从而使全县出口创汇总额明显增加。今年，帮助龙泰果蔬有限公司贷款900万元，使企业运营状况明显好转，出口量明显增加，1-4月份，龙泰果蔬完成出口额1067万美元，同比增长129%，占全县1-4月份创汇总额3223万美元的33%。
（四）挖掘出口潜力，积极培育新型企业。1-4月份，我县多家新获权企业逐步跨入创汇主力军阵营，为出口创汇注入了新鲜血液。阳光搪瓷、恒丰果蔬、海东琴食品、国华工艺等企业，自获权以来，出口创汇工作一步一个台阶，逐渐成长为骨干创汇企业。
二、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一）各进出口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1-4月份，我县几家骨干进出口企业外销形势良好，出口合同应接不暇，但由于流动资金不足，一度成为遏制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二）人民币升值等一些国家政策的调整，给企业进出口造成了一定影响。
（三）加工贸易出口进展仍然缓慢。全县6家可以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企业，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作用。
（四）企业普遍缺乏专业人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进出口业务的运作。
三、下步工作打算
我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外经贸工作目标，自加压力，力争上半年完成进出口总额5000万美元，利用外资200万美元。下步工作中，我们将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狠下功夫：
（一）加大进出口力度。一是继续深入企业调研，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二是加大对自营出口企业的指导，积极组织自营出口企业参加国内外重要的展览会、博览会，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三是充分利用外贸流通公司的优势，迅速启动进出口公司出口工作，运作好出口的创汇方式。四是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实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加工产业。重点抓好阳光搪瓷、华韩维斯达、麟鹰木业等企业的进出口工作。
（二）着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准确把握国外资本流动趋势，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把利用外资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同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门人才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招商平台，不断拓宽利用外资领域，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重点抓好山东丰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和菏泽华欧服饰有限公司的建设工作，督促企业尽快到位资金、尽快投入生产。同时，抓好香鹏桂银食品加工项目的前期运作工作，促其尽快落地；并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狠抓项目落实，力争全县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再上新台阶。
（三）积极督促投洽会期间签约项目的落实。对今年牡丹花会期间的签约项目，我们将组织专门力量对部门、镇区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使签约项目尽快落地，尽快开工建设，确保取得实效。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3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FDI)；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显示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5-0015-06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利用FDI最多的国家之一。1991年我国吸引的FDI仅为43.66亿美元，而1992年劲增为110亿美元，到2005年更是高达724亿美元。2001―2005年这五年中国吸收FDI共计2861亿美元，占改革开放27年来吸收FDI总量的45％。FDI的进入增强了中国国际贸易的整体竞争能力，我国出口额由1991年的719.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7619.5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我国引进FDI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其能够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以增强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即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能以低价格的产品供应国际市场。FDI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一是FDI对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技术和较好的国际营销渠道，因此生产的产品往往能够更好地供应国际市场，从而直接提高东道国的国际贸易量。二是FDI对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间接影响，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影响东道国整体出口竞争力。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如通过示范效应或外溢效应提高东道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也可能是负面的，如果外商投资企业挤占了内资企业有着比较优势的部门，导致内资企业的产出和出口减少，那么就降低了这些部门的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目前国外的研究集中于FDI对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总体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加总)，单独对间接影响的研究较少。Aitken等人第一次系统研究了间接影响，他们采用了Probit模型对1986―1990年墨西哥4104个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结论是FDI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起了提高作用。Kokko等人以乌拉圭为对象进行了相似研究，结论是1972年以前没有提高作用，而1972年以后有提高作用。Greenaway等人对英国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有提高作用。
对我国FDI与出口竞争力关系的研究比较少，且都是对总体影响的研究。如谢建国与杨丹辉分别采用RCA指数分产品类别研究了FDI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戴金平和冯蕾采用分布滞后模型对：FDI在我国东部地区10个省市出口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严兵通过设计一个出口竞争力指数来研究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上述文献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FDI促进了我国的总体出口竞争力。但目前还没有文献研究FDI对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人担心虽然我国总体出口竞争力上升了，但外商投资企业挤占了中国传统的优势部门，造成这些部门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本文研究了FDI对出口竞争力的间接影响，以确定FDI是否降低了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先采用了RCA指数挑选出我国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然后研究这些行业的内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份额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从而确定这些行业的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是否因为FDI的进入而降低。结果表明FDI并没有降低这些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二、RCA指数、理论分析与数据来源
衡量出口竞争力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常被用来衡量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RCA指数)，它是基于对外贸易数据进行计算得到的；另一种是常被用来衡量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成本比较法，先计算某种产品经过汇率调整后的国内生产的单位成本，再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确定其是否具有出口竞争力。本文研究采用的是前一种方法。
Ballasa最早提出了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以计算确定某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也就是具有出口竞争力的行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行业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全球该行业出口值占全球出口总值的份额的比例。用公式表示为：
RCAij=(xq／Xit)／(xlj／Xwt)。其中，RCAij是i国第j个行业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xq是i国第j个行业的出口值，xi是i国所有行业出口总值，Xwj是全球第j个行业的出口值，Xwt是全球所有行业出口总值。
如果RCA大于1，则表明该国该行业具有比较优势，RCA指数越大，说明其出口竞争力越强。RCA小于1时，表示该行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其数字越小，出口竞争力越小。根据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一国会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更专业化进行生产，所以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产值在国家总产值中的比重应该上升。本文的分析正基于此，若FDI挤占了我国的优势行业，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还在，但是内资企业却被挤出因而不再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行业内资企业产值占所有内资企业总产值的份额应该是下降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内资企业产出份额的变化来研究其是否被外商投资挤出。
本文行业的分类参照了盛斌的设定方法，由于中国官方的行业统计数据没有按照国际的工业行业或部门标准进行细分，为了使两种不同的统计口径统一，其以《中国统计年鉴》从1994年开始使用的39个中国工业行业分类(CICC)为基准，并进行了一些处理，“由于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是非贸易部门，故而将其剔除，并将非金属矿采选业与其他矿采选业合并为‘非金属矿采选业’，将食品制造业与食品加工业合并为‘食品制造与加工业’，这样剩下36个行业。”以往用显示比较优势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分析大部分是用的国际贸易标准代码(SITC)1位数分类，共10大类，产品的划分不够细，特别是对于通常较为关注的制成品，研究结论不够明确。但如果采用2位数甚至3位数的SITC分类，则产品的分类又太多，既不便于计算也不便于更清晰地了解产品的大类特征。所以本文采用了中国工业行业分类标准。
由于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分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和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可以得到，因此选取了这两年的数据进行比较。从普查资料中可以直接查到1995年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和三资企业的各行业工业总产值，两者分行业相减，得出
内资企业的各行业工业总产值。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2004年三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分行业的工业总产值。由于这两年的统计中均没有“其他制造业”这一项，所以剔除这个行业。另外两年间统计口径还发生了变化，为了使两者之间便于比较，我们还进行了调整，剔除了2004年统计中不再出现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为了便于比较，2004年统计中多出来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也被忽略掉。此外，两次统计在行业的名称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如“食品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前者是1995年的称呼，后者是2004年的称呼)，在本文中视它们是等同的。经过上述处理后还剩下34个行业。
按照3位数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3版)统计的出口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处的COM―TRADE数据库，并按照盛斌的方法重新集结到上述34个行业，出口额采用的是34个行业的加总值。按3位数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中国出口额在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中可以直接得到，但按此分类的全球出口额不能直接得到。本文把COMTRADE数据库中所有国家按3位数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出口额相加总，所得值作为按此分类的全球出口额，然后再集结得出所需的分行业的全球出口额。由于COMTRADE数据库中包含了很多的国家和绝大部分的贸易大国，因此这种做法是合理的。
三、数据分析结果
按照上述方法和数据计算所得的34个行业的RCA指数，1995年和2004年，中国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也就是RCA指数一直大于1的行业一共有十个，分别是煤炭采选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按照周申和李春梅的行业划分标准，除了煤炭采选业为，自然资源密集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资本密集型外，其他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与我国的资源禀赋实际情况相符。
因为1992年外资才大规模进入中国，所以可以认为1995年各个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受到FDI的影响较少，这时的各个行业的RCA指数反映的是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这时的RCA大于1的行业是中国内资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果这些行业一直维持着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2004年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应该是上升的。
1995年和2004年都具有比较优势的10个行业的产值占34个行业总产值的份额，并对二者进行相减以确定份额的增加或减少(内资和外资也分别计算占内资总产值和外资总产值的份额)。但从各个行业总产值(内资、外资产值的和)来看，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判断，甚至是相反的，十个行业中只有家具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份额是上升的。从外资来看，也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判断，只有三个行业的份额是上升的(分别是煤炭采选业、家具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这说明总体上外国直接投资较多地进入其他的行业，也就是中国比较劣势的行业。从内资来看，是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判断的，十个行业中有九个行业的份额是上升的，只有纺织业是下降的；这说明在我国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内资企业还在不断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并没有挤出内资企业，FDI并没有降低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由上述分析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之所以上述10个行业总产值的份额的变化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判断，是因为FDI进入的行业偏向于我国比较劣势行业所造成的。而FDI进入这些行业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的优势来改造这些行业，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增强我国这些劣势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增强我国整体的出口竞争力。
四、结 论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4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1997年到1999年的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区分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通过企业本身较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广东省FDI外溢的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的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地影响着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当前相关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外溢效应 经济增长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世界许多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抢滩登陆。到1999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27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36万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接受国，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为什么要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相较于对外借款、出口信贷或延期付款等其他的外资利用形式而言，FDI在引资数量上并无优势，一些FDI厂商甚至在东道国当地筹措资金。事实上，我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利用外资的实践中，FDI形式所占的比例很低，平均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以后，FDI则成为利用外资增长势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角：其在外资利用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33.9%猛增到1998年的77.6%。现实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各省的对外政策都竞相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包括更低的所得税率和更长的免税期、进口关税减免、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等。这些优惠措施都是合理的吗？这些政策的理论依据何在？ 从形式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根据外资参与程度以及参与方式的不同，一般分为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三种类型。无论是哪一类企业，FDI从进入时起就展现出其不同于内资的特殊性质：“FDI是资本、专利及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因而其对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技术先进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不相同。”（Balasubramanyam等,1996）FDI带来了“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Johnson,1972）。也就是说，FDI不仅是指物质资本，而且是涵盖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广义资本概念。这一定义表明：外资与内资存在质量差异，国内企业在当地使用本地和外来资金的效率比外商低。所以，在现阶段的外资利用中，应该注重的不是资金的数额，而是该资金引起的带动国内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的效应。这才是当前我国FDI迅速增长的原因。经济学研究中用FDI技术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来说明这一点。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所做的正是将FDI研究的重点由量的因素扩展到质的因素，考察FDI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解决FDI与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情况，阐述了FDI技术外溢的发生渠道及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基本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加以解释，用于实证检验;第三部分是对数据的描述;第四、五部分分别就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第六部分给出本文结论并作简要评论。 二、FDI的技术溢出：文献回顾与模型设立 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解释决定长期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80年代新增长理论将外部性纳入到经济增长过程之中,随之有关FDI通过其外溢效应对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实证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所谓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R&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长期增长做出贡献，而跨国公司（MNE）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在此意义上，资本将突破新古典理论边际收益递减的经典假设，产生不变甚至递增的收益，从而影响长期增长。事实上，FDI对宏观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FDI向某一区域的集中往往对当地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如增加当地就业，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水平等等。这些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效应，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FDI通过什么渠道实现溢出呢？根据相关文献对FDI外溢效应的理论阐述，FDI外溢效应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渠道。第一，示范－模仿效应(demonstration-imitation effect），即Kokko(1990)所说的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指由于MNE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technology gap)，东道国企业可能通过学习、模仿其行为提高自身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外资企业不仅将新设备、新产品或者新的加工方法引入国内市场，还带来了产品选择、销售策略以及管理理念等非物化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国内公司仅仅通过观察学习邻近的外资公司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生产率（Findlay,1978；Koizumi 和Kopecky,1977；Das,1987）。第二，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这一效应多发生于产业内各厂商之间(intra-industry),Das认为这一效应取决于市场环境、MNE子公司与当地厂商的相互影响。文献中此类效应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有关正向影响的研究认为，竞争效应一方面指MNE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加大了市场竞争，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推动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指在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MNE的强行进入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垄断，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Caves(1971)、Kokko(1992)都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Wang和Blömstrom (1992)构建了关于MNE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证明由于溢出促进当地企业技术进步，缩小了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而MNE为在竞争中维护其技术比较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溢出。第三，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联系效应被视为一种产业间溢出（inter-industry），包括MNE在与当地企业或客户的交往中，与供应商等上游企业发生后向联系以及与销售商等下游企业发生前向联系。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2000) 最近完成的一个案例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外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后向联系的研究集中于外企与上游当地供应商间的联系。相较而言，有关前向联系的研究要少的多。Ariken和Harrison(1991)认为来自前向联系的溢出在大多数行业都很重要。FDI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对引进国当地有关技术设备维修业务发展的促进也被认为是前向联系的表现之一。第四，培训效应（training effect）。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因此，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如当地技术及管理人员和跨国公司总部派遣的专家一起工作；对当地人员进行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参与对技术、产品和工艺的改进工作甚至研发活动；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运作过程。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较普遍的认同。然而实证分析的结果却往往大相径庭。一些研究得出正溢出或有限正溢出结果的，如澳大利亚（Caves,1974）、加拿大（Globerman,1979）、墨西哥（Blömstrom and Persson,1983）、乌拉圭（Kokko,1996）；也有一些研究得到无溢出甚至负溢出结论，如墨西哥（Blömstrom,1986）、摩洛哥（Haddad and Harrison,1993）、委内瑞拉（Aitken and Harrison,1999）。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FDI的溢出效应呢？ Blömstrom等（1994）发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FDI的影响就越显著为正。Blömstrom，Globerman和Kokko（1999）认为,竞争程度和当地技术能力是产生溢出最重要的两大决定因素。Fredrik Sjöholm（1999）利用赫芬德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对印尼FDI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竞争较充分的产业内，溢出效果较为明显。Dahlman等（1987）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若劳动力在新项目开始前先培训以加强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则技术转移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在各种溢出的影响因素之中，技术差距与溢出效果的相关关系争议无疑是最大的。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溢出与技术差距具有反向相关性，当本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率高。I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意大利FDI技术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而以赶超策略（catch-up）为代表的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技术差距越大，当地企业从FDI溢出中获益越多。为此，Fredrik Sjöholm（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显然，溢出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溢出将与技术差距的变化背道而驰。Borenztein等（1998）和Blömstrom等（1994）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益处。何洁（2000）在对中国28个省份的实证研究中，考察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当地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在内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结论是各省引进FDI的综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经济发展特征的影响。王成岐、张建华和安辉（2002）对中国省际数据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国内有关FDI技术外溢的实证研究所建立的计量模型都是借鉴Feder（1982）在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的研究思路，区分国内和国外两个经济部门，并以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方程。如何洁（2001）、汪立鑫和曹江（2000）、张兆杰（2000）。这一建模方法的优点在于较好地突出了外资与内资的差异性，阐明了FDI外溢效应的原因。其具体形式有两种：一种以TFP为因变量，FDI为解释变量之一直接测量技术外溢系数，模型中不包括其他资本项，也就不用考虑资本的要素投入贡献；另一种仍以GDP增长率等传统增长指标为因变量，而解释变量选择总资本K和FDI两项，将FDI与国内资本无差异的纯要素投入作用分离，与国内资本合并到K的系数中，则FDI一项的关注系数量度的就是纯溢出效应。 然而，此类模型检验中所得到的FDI对GDP的额外贡献率不仅仅是技术外溢效应，还包括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可能对国内企业并未产生正的技术外溢，所谓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可能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较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直接受益人只有外资企业本身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已有学者（姚洋，章奇，2001）对FDI的外溢效应与生产率差异效应作了区分。本文也将两者作出区别，以便更准确地分析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根据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本模型，借鉴Miguel D. Ramírez（2000）的研究方法，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1）其中， 为内资企业总产出， 为内资企业劳动投入， 为内资投入， 为外资投入， 是残差项，我们假设它满足所有的经典假定。在下面的计量经济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系数 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果 > 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技术外溢作用；如果 <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没有发挥新增长理论所预言的外溢效应，相反，还抑制了经济增长。 三、数 据 描 述 纵观近几年来国内关于FDI影响的经济模型，多为在国家层面上的分省数据的研究。由于我国FDI投资具有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的性质，使得许多中西部地区城市吸收的FDI金额过小，难以发挥作用。这种巨大的地区差异无疑会对外溢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本文力图将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拓展到省的层面，选取FDI较密集的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以排除“发展门槛效应”的影响；同时将研究细化到省内不同行业和各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以研究在这一层面，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从1992年才开始有真正大的进展，目前可资利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较少，而历年数据的统计口径又往往并不一致。如1997年以前，在统计“工业总产值”时，一般统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1998年按企业的销售收入来划分，一般统计“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指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因此，在本文分析中，选取宏观经济大环境相似的三年（1997年到1999年）为数据取用区间，数据来源是1998－2000年广东省统计局出版的《广东统计年鉴》以及从广东省外经委所获的一些补充数据。 本文选择工业经济作为分析的对象。一方面，根据广东省历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情况，尽管近年来在第三产业方面的比重有一定增长，但重点仍在工业，因此，选择工业类来考察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总体状况有较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工业的统计数据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最为完整的，其他行业的数据，要么没有统计，要么不连续，实际上是无法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整个工业的产出用“工业总产值”来代表。外资企业的产出用“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的工业总产值之和来代表。内资企业的产出则为两者的差值。同理，其他有关内资企业的变量亦由全部工业企业该变量的数值与三资企业数值之差代表。 对于资本存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而很难找到西方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存量。在以往的实证中，往往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加上“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来代表资本存量。然而这一资本变量忽略了除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形式，尤其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此类资产正是内资与外资质量差异的关键所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总是存在于上述某种资产中并通过各种资产的共同运作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一些合资企业的外方投资甚至采取以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形式。因此，本文拟采用1997年后开始统计的“年末资产总计”计量企业资本投入，以求更准确地描述内资与外资间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外溢效果。该值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等（《1998广东统计年鉴》）。 劳动投入用每年的“职工平均人数”来衡量。在《广东统计年鉴》中，公布了各市分行业的从业人数，而没有单独公布工业的从业人数。本文按照工业的定义，将其中的“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者之和作为工业从业人数。将“外商投资经济单位”和“港澳台经济单位”从业人员数之和来近似代替外资工业企业从业人员。 四、行业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行业的总体外溢效应 在本节，我们首先将1997年到1999年广东省工业类（采掘业、制造业、电力自来水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全部39个行业的各个行业的数据视为一个整体，研究总的FDI外溢效应；接着，根据不同的溢出渠道选择相关变量将39个行业划归各个独立的次级样本组，具体分析FDI的外溢渠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模型因变量取工业增加值，而不是工业总产值。因为实证所用的是分行业横截面数据，而行业总产值可能因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而产生较大差异，如：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产值一般高于用于生产此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的产值。以增加值为因变量则无此偏差。相较于总产值，增加值更能体现生产率变化的增长效应。 （4-1） 0.153 0.705 0.131 (2.568)*** (10.89)***(1.694) * ＝0.897， ＝0.894， ＝1.913， ＝296.665 （4-2） 0.218 0.680 0.081 (2.953)*** (11.329)*** (1.165) ＝0.829， ＝0.824， ＝2.043， ＝164.893 其中，方程式下方第一行数字表示相关系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系数的t检验值；***，**，*分别表示置信度为99%，95%和90%； ， 分别是F-统计量和Durbin-Watson统计量； 和 分别是模型的相关度和修正过的相关度。 （4-1）式以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整个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取各行业工业增加值为因变量，各行业企业总资产为资产投入，各行业企业职工年平均人数为劳动力投入，各行业外资企业总资产为FDI投资变量。可以看到，（4-1）式所得 的相关系数为0.131，t检验值为1.694，与 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然而，正如我们已讨论过的，这可能是由于这一相关系数包含了两部分效应：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产生外部性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以及由于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当我们单纯以内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排除生产率差异引起的偏差后，（4-2）式得到的溢出系数仅为0.081，t值也由1.694降至1.165， 与 呈不显著的正相关性。可见，（4-1）式高估了FDI的技术外溢水平，方程（4-2）是对FDI技术外溢的一种更恰当的描述。 虽然我们从总体数据回归中得到了正溢出系数，但所得结果的t值偏低，仅接近0.1的显著性水平。为了对所得的总体效应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在以下将根据外溢机制对样本进行更细致地分类，考察外溢的各个发生机制，从而得到进一步的结论，说明外溢主要是通过那种渠道产生的。 （二）FDI的技术差距效应与竞争效应 表1是对不同外溢渠道的研究结果，回归模型仍沿用方程（4-2）。 一般而言，技术水平可以采用劳动生产率或是人均资本占有量代表。我们分别以这两种技术指标为划分标准进行分组回归。表1中（1.1）和(1.2) 代表了以外企劳动生产率/内企劳动生产率分别为较高和较低的分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技术差距大的一组，FDI的溢出系数为0.212，置信度达到98％，有显著的正溢出；而在技术差距小的一组，溢出系数的t值并不显著。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证明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内资企业技术模仿的潜力越大，收益越高，FDI的外溢效果越明显。然而，当我们以人均装备率之比（即外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内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为指标分组时，回归结果参见(1.3)和(1.4)，虽然得到了与前一组回归符号一致的溢出系数，但t值很小，无法满足统计要求。这可能是由于以固定资产人均占有率为技术指标时，由于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折旧率等固定资产财务处理上的差别，使得技术差距的衡量产生偏差。 (1.5)和(1.6)是我们以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比率（即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收入/全省该行业的总销售收入）为竞争程度指标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外资企业的销售比率越高，表明外商投资在该行业的竞争力越强，对该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有积极作用。当该值大于1时，表明外资企业在该行业的竞争力大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即外资企业在该行业具有竞争优势。计算中我们发现，在有外资企业进入的36个工业行业中，外资企业销售比率超过50％的占一半。结合外商投资专门化指数的分析表明，外资企业进入的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行业。 我们可以看到，（1.5）和（1.6）的实证结果并不理想。分类后两组的外溢系数t值都很小，外溢效应无论在竞争性强或是竞争性弱的情况下都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相互抵消的缘故。为此，我们将竞争力指标与外资的乘积的交叉变量作为自变量之一加入方程（1），得到回归（1.7）和（1.8）。FDI与竞争力指标的交叉变量在缺少FDI项的（3.3）式中表现为显著正值，说明竞争效应对溢出的促进作用。然而当我们同时加入外资变量时，交叉变量的系数不再显著。可见，竞争效应对FDI外溢的作用方向仍有疑问，需要更细致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三）FDI的联系效应与行业聚集效应 FDI产生的产业联系效应可以用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的高低来衡量。一般来说，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越高（尤其是后向关联效果越明显），同国内企业建立供应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联系效应也就越明显。而另一方面，凡是产业关联系数高的项目，其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也高；同时，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因素决定，这些产业卷入国际分工，从事跨国经营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大力引进此类高关联度项目，对一国加速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进程意义重大。当今世界以汽车、微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和航天工业等为主导产业，这些产业的关联系数都很高，分别达到10.1、11.5、9.0和8.5（房汉廷，1996），而且国际化程度也很高。 本文所采用的产业关联性指标是根据199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30个经济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其中，影响力系数指i行业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对为i行业提供投入的其他行业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在这里用来作为分析行业间后向联系程度的指标；感应度系数为其他行业均增加一个单位i行业的最终使用时，i行业为其他行业的生产提供的产出量，在这里用来作为分析行业间前向联系程度的指标。当i行业影响力系数>1时，表示i行业的生产对其他行业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则该行业的后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同理，当i行业感应度系数>1时，表示i行业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则该行业的前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 表2的结果证实，在产业关联系数强的产业内，外资的外溢效应显著；反之，外溢不明显。同时，后向联系效应（以影响力系数为代表）比前向联系效应（以感应度为代表）对溢出的作用更重要。 FDI在城市带或在某行业的聚集现象是显而易见的，FDI存量越大的行业和地区，每年新增加的FDI投资额也越高。据调查，东莞市1999到2000年新引进的外资项目中，有六成以上的项目是通过以商引商进来的。也就是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将其母公司、子公司、协办公司引进东莞。例如雀巢咖啡公司引入的速冻点心、美极酱油项目，都是以商引商的例证。 我们不难看出，FDI的产业聚集的向心力大大促进了产业聚集的形成及其外部效应的实现。聚集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也加强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而这一氛围造就了溢出效应所需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当聚集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聚集区域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链”和“经济生态圈”，使其中的外资和内资企业都能从中受益。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用行业三资企业总资产占所有三资企业总资产的比重代表FDI在行业的聚集程度，将行业数据按聚集度高低分组进行计量检验。（2.5）和（2.6）式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在FDI聚集程度高的一组，FDI外溢效应为显著正值；而在聚集不明显的一组，FDI外溢系数及其显著性都大大降低。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聚集效应的分析。然而这一结果也有可能归咎于FDI偏好投向生产率较高的行业，而此类行业的潜在溢出效应可能比其他低技术水平的行业大。进一步的分析有待于更为详细的数据支持。 五、城市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总体回归分析本节以广东省下属的21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为依托，检验FDI所在地政策及经济特征差别对FDI溢出的影响。我们仍然由对全体数据的总回归开始，沿用回归方程式（4-1）和（4-2）。这里， 为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 为全部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 为全部工业企业总资产； 为内资工业企业总产值， 为内资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 为内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为外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5-1） 0.000 0.490 0.488 (0.000) (4.232)*** (5.058)*** ＝0.914， ＝0.909， ＝2.029， ＝208.275 （5-2） -0.099 0.851 0.176 (-1.505) (8.956)*** (2.301)** ＝0.871， ＝0.865， ＝1.917， ＝133.285 我们看到，对城市数据的检验结果与上一节对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一致，而且外溢系数的显著性还有所提高。这就说明，就全省整体而言，内资、劳动力和外资的投入对内资企业产出均存在正面效应。若考虑外资企业高生产率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沿用方程式（4-1）所得的结果显示，外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额外贡献的大小与总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不相上下，而且t值甚至比后者更为显著。 （二）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与FDI的外溢效应 根据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的思想，研发投入以及人力资本投入是东道国技术能力自身积累的两大途径。因而在分析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对FDI溢出的影响时，这两方面特征无疑是两个关键因素。下面，我们将就这两方面特征选取不同变量进行分组回归，以求更深入地了解FDI外溢与东道国自身特征的关系。表3是对各市科研投入差异进行考察的结果。我们知道，国内企业R&D能力和技术水平会影响FDI技术扩散的效果。如果内资企业的设备老化，科研能力弱，则要想与跨国公司合作以达到吸收其先进技术的目的，就必须对原有的生产设备、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并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在本文中，我们分别采用各市政府部门R&D经费占总投资的比例，以及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对各市数据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高R&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为正0.266，显著性水平接近0.01。相反，在低R&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则根本不满足显著性要求。对更新改造投入比例的考察亦是如此。这一结果充分说明，要发挥FDI外溢技术应有的高生产率，东道国需要投入一定的研发和设备改造成本以加强自身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市一级的企业R&D投入的数据，我们所用的R&D变量为政府部门的投入金额。就数量上而言，我国研发投入大部分由政府承担，广东省全省R&D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一意义上，政府R&D投入强度可以代表地区R&D的投入强度。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广东省非国有内资经济较强，且此类经济实体的R&D投入产出效率往往高于政府部门的R&D投入。因此，我们又运用包含了政府与企业投资在内的更新改造投资数据进行分组回归（3.3）和（3.4），并在高研发投入水平的一组（3.3）得到了比（3.1）更为显著的溢出结果。可见，从政策面来看，为企业提供R&D投资激励比直接提供R&D投入效果更佳。 表4是我们就人力资本投入指标（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和人才素质指标（总人口中高校在校学生的比例）分组回归的结果。在两种不同的分组方式下，人力资本水平高的一组所得到的溢出水平都较高。而且无论人力资本水平高或低，外资投入对内资企业总产值产生的正面效应都非常显著。这说明，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对促进经济增长总是有价值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的溢出效果越好。 从表5所得数据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首先，人才培训效应的正效应是明显的。在培训比例高的组，外资溢出效应为0.424，且显著性水平高达0.01；而在培训比例低的组，溢出降为显著负值。这说明，要实现FDI对于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需要对劳动力实行一定的培训，使员工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平。对人才交流机构的分组回归则始终呈现了显著的外溢正效应。一个地区所拥有的挂牌人才交流机构多，表明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较弱，人才流动性较好，因而保证了以培训效应为基础的FDI外溢的实现。我们看到，在人才交流机构多的一组，溢出的系数以及显著性水平都高于机构少的一组。然而，当我们以参加人才交流会的应聘人数比例分组回归时，却意外地得到了负溢出值。显然，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形成的技术扩散效应在这里并未显示出其应有的重要性。得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的流向失衡（王振中，1995）。虽然90年代以来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日益活跃，但90％以上的人员是在外资企业之间流动的，极少回流到国有企业。这批在我国拥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人员，在跳槽时所选择的换一家外资企业的做法，显然主要是源于国有企业在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距，有其合理性，但却意味着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带来的技术转移效应没有发挥出预想的功效，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措施是重塑国企用人机制。 （三）对外开放度、外资类型与FDI的外溢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回归（6.1）和（6.2）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不尽相同。在当地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一组，FDI的外溢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而在开放度较高的一组，FDI对当地企业的溢出贡献不仅没有增大，反而变为负值，但t值不满足显著性要求。这说明，通过单纯提高对外开放度并不一定能提高FDI对本地企业的正向外溢效应。也可以这么说，在开放初期，外资流入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较好地发挥外溢效应；当地区对外经济开放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FDI外溢效应的大小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FDI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数量的增加。 一般认为，FDI的来源地不同，其技术含量（质量）也有所差异。综观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结构可以发现，广东省FDI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本占绝对优势，比例在80％左右。港澳台资金的大量流入，加快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但一方面港澳台投资以中小项目为主，投资规模小，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使规模效益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港澳台投资以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相对于发达国家技术层次偏低，其技术开发和利用的实力并不雄厚，对广东省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之下，在华的其他外资企业更注重投向能源、医药、农业、电子行业、重工业和服务业等为中国市场服务的行业（Casson等，1991），如位于深圳的德士古石油公司（美资）、朗讯科技公司（美资）、西门子公司（德资）、三星公司（韩资）、三洋电机公司（日资）等。根据魏后凯（2000）的研究，在欧洲七国对我国的制造业投资中，南部沿海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仅占9.9%，而以上海为代表的中部沿海和以辽宁、山东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分别占到了36%和45%。美日投资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可能影响到广东省FDI外溢效应的程度。 为此，我们将FDI细化为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两类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5-3） -0.081 0.809 0.110 0.139 (-1.281)* (9.537)*** (1.223) (1.769)* ＝0.886， ＝0.879， ＝1.969， ＝113.140 其中， 表示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表示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结果显示，两种不同来源的资产的外溢效应之间存在差异。港澳台投资的外溢系数小于其他外商投资的外溢系数，显著性也低于后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前面得到的经济开放程度与FDI外溢之间的负相关的结论可能归因于广东省引进外资的来源方面的特征。 根据我们实地调查后的初步推断，FDI的质量及其带来的FDI外溢效果还可能受到不同企业内部特征的影响。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进一步得到了(6.3) (6.4) (6.5) (6.6)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外资企业规模较大的组，溢出系数较大；但无论规模大小，溢出系数都呈显著正值，说明外资企业规模的上升总是有利于FDI溢出的实现。而且规模越大，对溢出的促进作用越大。内资企业规模的检验结果则仅在规模较大的一组得到了显著为正的溢出系数。较小规模的内资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源，对FDI外溢技术的吸收能力较弱，而且更易受到外资企业进入的冲击。 (四）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与FDI的外溢效应 地区经济的结构特征对于经济增长也有较大影响。以下我们就各市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进行分类回归。（7.1）和（7.2）式是依据产业结构差异分组回归的结果，划分指标为各市工业企业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一般来说，重工业的产业后向联系性强，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大，因而企业间技术溢出的潜力大，溢出效果更好。然而，我们虽然在重工业比重较大的一组得到了比重工业比重较小的一组更大的正溢出系数和更高的t值，但两组回归所得溢出系数的t值均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重工业企业大多为大型国有企业，生产设备老化，效率低下有关。这一点也可以从 的回归系数比较中看出来：（7.1）式的 贡献率及其显著性都小于（7.2）式的结果。 在（7.3）和（7.4）式回归中，我们将各市按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产值的比例进行分组。与我们通常的理解相反，实证结果表明，FDI在国有经济产值比重较高的城市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的城市。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FDI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在中国，FDI一般选择与国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而不是私人部门的企业。几个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都是这一特征的最好例证。原属电子部的深圳赛格公司，自80年代末起，先后通过与日本、香港等地客商成立中外合资企业。90年代初又通过股份制改造，先后推出了多家上市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总资产近百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国有净资产11年间增长了36倍。又如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采取灵活的参股方式，通过与外商的合资合作，成为下控100多家小公司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广州国企脱困的经典范例，1998年广州汽车与本田合资，使原广州标致每年5亿元的亏损得以遏制。2000年，广州本田产销3.2万台，实现利税40亿元，成为广州工业的有力支柱。从深圳市工业总产值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发现，1999年深圳市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为530.73亿元，而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749.41亿元。可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三资企业两种统计值之间有较大的重合。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同时也是接受FDI的三资企业。这可能是对FDI在高国有经济比重的城市的溢出贡献较大的一种合理解释。此外，我们发现在基础设施水平较好和较差的组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7.5)和(7.6)的回归结果表明：FDI在基础设施较好的市具有相当显著的正溢出值，显著性水平高达0.01；而在基础设施较差的组则在0.1显著性水平上呈现负值。这使我们相信，FDI在基础设施较好，而不是较差的省，深化了经济增长；而且，要使FDI有效率，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存量。 六、总结与评论 本文利用广东省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结果： 首先，无论采用行业数据还是城市数据，回归都证实了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总体正向外溢效应是现实存在的,即使排除了外资企业的高产出对经济增长总量的影响，FDI技术外溢对内资企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在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中，FDI对内资经济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超过了外资企业高生产率经由外资企业产值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可见，FDI技术外溢对东道国影响的潜力很大。 第二，广东省FDI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是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FDI的聚集效应。广东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开放前各市经济结构多以农业为主，没有一个长期、稳固的工业发展背景，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都较弱。相较于工业基础较强的东部沿海城市，广东省对跨国公司及较大规模FDI的吸引力不强，聚集在广东的外商投资大多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些技术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由于此类行业的外资企业多采用成熟技术，易于模仿，且加工制造业的内部分工和产业联系也较为紧密，所以易于产生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而竞争效应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竞争压力促使更高水平的技术的使用，因此这一效应在广东省表现得不那么显著。同理，培训效应也不甚突出，仅就业培训的效应较为突出。然而，我们的实证也表明，作为外溢主渠道的模仿效应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而减弱。因此，要扩大外溢效应则必须注意根据当地的发展状况提升引进外资的技术水平。 第三，相对而言,FDI在地区内的外溢效应明显大于在行业中的效应.在各市分组的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着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各地在提高自身技术吸收消化能力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人力资源素质方面的改善，都与FDI外溢效果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这强调了东道国自身技术能力的提高在吸引FDI，有效地发挥他们对东道国企业的正面促进作用中的重要意义。 第四，简单强调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并不一定能达到促进外溢的效果。FDI的外溢程度更多地取决于FDI的质量高低，而非数量大小。这也使我们对某些地区一味强调扩大经济开放规模，尽最大可能吸收外资的政策效果提出怀疑。进一步的研究还将涉及到对外政策中非国民待遇条款的合理性。我们的分析还表明，经济开放程度与FDI外溢之间的负相关的结论可能归因于广东省引进外资的来源方面的特征。因为大部分进入广东省的FDI都是港澳台资本，而回归表明，港澳台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偏低，其溢出效果小于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另外，其他因素如企业规模、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将正向影响FDI的质量和外溢的效果。 针对广东省引进FDI的具体情况，我们进一步得到如下政策建议：（1）在保证港澳台FDI质量的同时，注意吸引更多的欧美日FDI，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2）将利用外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深化产业分工，加强产业联系，引导FDI进入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行业。（3）为企业提供R&D激励比直接提供R&D投入效果更好。相关政策应从这方面入手，如完善专利保护措施、奖励研发成果、为技术交流提供方便等。（4）深入推进国企改革，大力推广国有控股企业通过与FDI进行各种形式的合资合作完成国企改制脱困的成功经验。由于可获数据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仍有待加强。（1）由于得不到更好的数据，无法选用更恰当的变量描述企业竞争，尤其是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我们对FDI外溢的竞争效应的分析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2）人才流动性以及人才结构的分析尚不充分。（3）近年来，FDI在形式上呈现独资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FDI外溢效果的影响也是外溢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4）研究没有给出许多制度因素对FDI外溢的限制。一方面，，歧视，低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策的非连续性和制度规则的随意性等，都会对外资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以税收减免为代表的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的作用，尤其是其长期影响仍有待商榷。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标准的引入和执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V.N.Balasubramanyam, M.Salisu and D.Sapsfo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New Hypotheses and Evidence. Discussion Paper,EC7/96, Department of Economics,Lancaster University,1996 2. Harry G. Johnson. “Survey of Issues” in Peter Drysdale, e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Asia and Pacific,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2 3. A.Kokk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ost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s.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Stockholm,1992 4. R.Findlay. Relative Backwardnes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Trasfer of Technology: A Simple Dynamic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8,(2):1-16 5. T.Koizumi and K.J.Kopeck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echnology Transfer and Domestic Employment Effe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imics, 1980,(2):1-20 6. S.Das. Externalities,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MN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7,vol 22:171-182 7. J.Tilton.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The Case of Semiconductors. Washingti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1 8. R.E.Cave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dustrial Econoi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s,1971,vol 38,(141):1-27 9. J.Y.Wang. Growth,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Long-ru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anal Economics, 1990,vol 29:255-271 10. Brian J.Aitken and E.Harrison.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Venezuel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vol 89, (3): 605-618 11. 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2000（1）：No.C2000001 12. A.Rodriguez Clare. Multinationals,Linkag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vol 86:852-873 13. E.K.Y.Che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Hongkong Manufacturing. Applied Economics,1983,vol 15:309-321 14. Lawrence Kaufmann. A Model of Spillovers Through Labor Recruitm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anl,1997,vol 11,(3):13-33 15. 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00（12）：29-36 16. M.Blomström, S.Globerman and A.Kokko. The Determinants of Host Country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SSE/EFI Working Paper Ser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39), October 1999 17. Fredrik Sjöholm. Technology Gap,Competition and Spillovers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Establishment Dat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vol 36,(1):53-73 18. C.Imbriani and F.Reganati. Spillovers Internazionali di Efficienza nel Settore Manifatturiero Italiano.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November 1997 19. E.Borenztein,J.De Gregorio and J.W.Lee. How does Foreign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5:115-135 20. Young Alwyn. Substitu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in Endogenous Innov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vol 108,(3):775-807 21. S.Kapur.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with Social Learning.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June 1995,XLIII,(2) 22. G.Feder. On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2,vol 12:59-73 23. 汪立鑫，曹江．外国直接投资对上海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0（5）：36-39 24. Miguel D. Ramírez.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exico: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0,vol 37,(1):138-162 25. Albert Guangzhou Hu. Ownership,Government R&D,Private R&D,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Industry.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vol 29,(1):136-157. 26. F.L.Rivera-Batiz and L.A.Rivera-Batiz. The Effect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resence of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1,vol 34:287- 307 27. C.W.J.Granger.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 Spectral Methods. Econometrica,1969,vol 37:47-55 28. C.W.J.Granger. Testing for Caus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vol 2:32-52 29. Yih-chyi Chuang and Chi-mei L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R&D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Evidence from Taiwan’s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9,vol 35, (4):117-137 30. Jeom Kim. Evaluation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Brazil and Malaysia.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Ewha Womans Univ.,Master’s Thesis,2000 31. Jozef Konings. The Effect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on Domestic Firms:Evidence from Firm Level Panel Data in Emerging Economies. Centre for Transition Economics Economics Department,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October 1999 32. S.Girma,D.Greenaway and K.Wakelin. Who Benefit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K?.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sation and Labour Markets School of Economics,Univ. of Nottingham,University Park, Second Draft,January 2000 33. 王成岐，张建华，安晖。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经济2002（4）：15-23 34. 姚洋、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经济研究2001（11）：13-19 表1行业数据计量分析（一）：FDI的技术差异效应和竞争效应变 量 劳动生产率之比 人均装备率之比 三资企业销售比例 高 (1.1) 低 (1.2) 高 (1.3) 低 (1.4) 高 (1.5) 低 (2.6) 含 (1.7) 不含 (1.8) 0.097(0.960) 0.317(3.081)*** -0.013(-0.127) 0.583(6.018)*** 0.223(2.713)*** 0.220(1.956)** 0.221(3.083)*** 0.214(2.872)*** 0.657(6.190)*** 0.750(10.591)*** 0.848(9.014)*** 0.499(7.080)*** 0.771(6.785)*** 0.760(6.882)*** 0.717(11.808)*** 0.700(9.079)*** 0.212(2.031)** -0.094(-1.03) 0.117(1.131) -0.079(-0.912) -0.012(-0.096) -0.041(-0.347) 0.042(0.352) 0.061(1.285)* 0.036(0.410) 0.841 0.865 0.869 0.858 0.861 0.827 0> 文秘站:<.829 0.829 0.831 0.856 0.861 0.850 0.852 0.817 0.824 0.823 1.633 2.294 1.834 1.820 2.144 1.904 2.073 2.068 8 4.596 104.21 104.266 98.99 96.995 81.263 164.979 122.703 52 53 52 53 51 54 104 104 注：回归 (1.1)至（1.8）分别表示 与 ， ，L各有关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表中数字表示相关系数，括号内的数字则表示系数的t检验值；***, **, *分别表示置信度为99%，95%和90%，表中的空格表示此次回归中暂时未考虑该横向变量与 的相关关系。此表中每一个变量的原始数据, 均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余表类同， 不再一一说明。 表2 行业数据计量分析之二：FDI的产业联系效应和行业聚集效应变 量 后向联系程度 前向联系程度 FDI集中度 高 (2.1) 低 (2.2) 高 (2.3) 低 (2.4) 高 (2.5) 低 (2.6) 0.208(2.660)*** 0.042(0.328) 0.313(3.551)*** 0.091(0.743) 0.217(3.527)*** 0.182(1.705)* 0.661(10.573)*** 0.890(7.648)*** 0.613(8.253)*** 0.781(8.238)*** 0.622(7.904)*** 0.710(7.356)*** 0.256(3.294)*** 0.003(0.028) 0.128(1.439)* 0.076(0.672) 0.192(2.555)*** 0.032(0.311) 0.817 0.864 0.826 0.836 0.911 0.726 0.807 0.854 0.815 0.827 0.906 0.709 1.969 1.700 1.987 1.628 2.267 2.077 80.293 92.912 73.000 88.560 167.695 43.177 58 48 50 56 53 53 表3 城市数据计量分析之一：研发投入与FDI的外溢效应 变 量 政府R&D经费比例 更新改造投资比例 高 (3.1) 低 (3.2) 高 (3.3) 低 (3.4) -0.110(-1.173) -0.124(-1.155) -0.135(-1.000) -0.185(-2.158)** 0.790(5.338)*** 0.902(6.546)*** 0.733(5.108)*** 1.005(7.504)*** 0.266(2.316)** 0.085(0.693) 0.388(3.763)*** 0.031(0.262) 0.904 0.832 0.883 0.914 0.893 0.815 0.869 0.905 1.746 1.463 2.673 1.919 81.948 47.847 62.75 105.807 30 33 29 34 表4 城市数据计量分析之二：人力资本投入与FDI的外溢效应 变 量 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高校在校生比例 高 (4.1) 低 (4.2) 高 (4.3) 低 (4.4) 0.076(0.613) -0.253(-2.994)*** -0.218(-1.480)* 0.259(2.857)*** 0.597(3.379)*** 0.997(9.573)*** 0.503(2.187)** 0.677(6.943)*** 0.355(2.618)*** 0.208(2.865)*** 0.637(4.147)*** 0.310(3.411)*** 0.860 0.940 0.915 0.912 0.842 0.932 0.900 0.908 2.147 2.545 2.049 2.300 49.051 129.597 61.075 70.256 28 29 21 22 表5 城市数据计量分析之三：FDI的人才培训效应 变 量 培训人员比例 人才交流机构 参加交流的人数比例 高 (5.1) 低 (5.2) 高 (5.3) 低 (5.4) 高 (5.5) 低 (5.6) -0.084(-1.215) -0.153(-1.286)* -0.001(-0.013) -0.085(-0.927) -0.187(-2.893)*** -0.317(-1.555)* 0.684(7.980)*** 1.254(8.358)*** 0.799(6.951)*** 0.776(5.215)*** 1.190(13.89)*** 0.923(4.048)*** 0.424(6.113)*** -0.350(-2.337)** 0.226(2.633)*** 0.214(1.604)* -0.127(-1.841)** -0.204(-0.855) 0.927 0.890 0.915 0.856 0.958 0.595 0.919 0.878 0.904 0.842 0.951 0.524 2.409 2.509 2.918 2.819 1.859 1.618 110.311 77.93 82.184 63.267 150.259 8.34 30 33 27 36 24 21 表6 城市数据计量分析之四：对外开放度、外资类型与FDI的外溢效应变 量 对外开放程度 外资企业规模 内资企业规模 高 (6.1) 低 (6.2) 高 (6.3) 低 (6.4) 高 (6.5) 低 (6.6) -0.006(-0.082) -0.383(-4.309)*** -0.263(-2.517)*** -0.045(-0.502) -0.176(-1.642)* -0.106(-1.070) 0.972(5.553)*** 0.949(7.597)*** 0.967(7.097)*** 0.857(7.757)*** 0.865(6.143)*** 0.919(7.101)*** -0.029(-0.175) 0.299(3.042)*** 0.174(1.727)** 0.134(1.463)* 0.218(1.996)** 0.100(0.963) 0.890 0.910 0.897 0.852 0.874 0.857 0.878 0.901 0.886 0.836 0.860 0.841 2.126 2.351 1.844 1.953 2.043 2.057 73.180 94.832 78.468 53.719 64.578 53.962 31 32 31 32 32 31 表7 城市数据计量分析之五：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与FDI的外溢效应变 量 重工业产值比例 国有经济产值比例 基础设施水平 高 (7.1) 低 (7.2) 高 (7.3) 低 (7.4) 高 (7.5) 低 (7.6) -0.099(-0.832) -0.088(-1.447)* -0.453(-2.77)*** 0.015(0.262) -0.420(-4.445)*** -0.066(-0.974) 0.905(5.612)*** 0.942(8.850)*** 1.012(6.056)*** 1.028(9.135)*** 1.053(9.793)*** 1.167(8.089)*** 0.124(1.022) 0.068(0.696) 0.365(3.062)*** 0.080(0.754) 0.298(4.207)*** -0.205(-1.546)* 0.877 0.922 0.869 0.932 0.926 0.922 0.862 0.914 0.854 0.925 0.918 0.913 2.610 2.010 2.043 2.148 2.862 1.846 61.533 114.484 59.539 128.617 112.386 105.739 30 33 31 32 31 31 ABSTRACT This paper is going to systemically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of the host country. The regression model is based on the data employed for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as a whole, and for 21 cities and 39 industries in sub-sam ple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FDI mainly spillover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linkage effect. Moreover, the FDI agglommeration economy has come into being. (2)According to the city data , the regression showed that conditions of the host coutry impacted strongly on the effect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3)The paper investigated the time series data at provincial level from1986 to 1999. The Granger reas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bilateral reason relations between FDI growth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host country. In conclusion, FDI can benefit the long- run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hrough its spillover to domestic corporations. The way in which FDI affects growth is depended on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e host country. Thus, relative policies about FDI inflow should focus not on the factors of quatity, but those of quality.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Economic Growth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5
［关键词］ 薪酬 定额定员 母子公司 工资总额
薪酬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占有重要战略地位。制定一个有效、合适的薪酬制度，是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R.I.Henderson，1994）。从社会宏观的角度说，薪酬分配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它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的稳定进步和人类的全面发展；在企业微观的角度来说，它又是决定一个组织成败的关键因素。
工资总额管理则是薪酬管理的一个方面。它和个体员工薪酬设计关系是团体和个体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工资总额管理相对个体薪酬设计来说是中观层面的薪酬管理。由于工资的利益敏感性和刚性，它是企业管理的难点。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关于人力资本和最低工资水平，胡学勤（2001）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者应该得到较高的薪酬，也只有使每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都得到体现，社会总体劳动力资源才能得到有效配置。Solow(1979)认为在人工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工人工资的努力弹性为1，工资变化一个百分点，则员工的劳动努力程度同方向变动一个百分点。魏章进（2006）认为恰当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不会降低就业甚至能促进企业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并确实能改善收入的不平等状况。
2.关于工资和绩效的关联性，李实(1996)和拉萨、辛格(1996)分别分析和证实了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 特别是奖金水平与企业的利润率和留利率之间存在相关性。杜海燕和郭晋刚(1995)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工资总额中奖金比重这一解释变量，发现较高比例的奖金与企业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相联系。Rayton (2003)对美国制造业198 家企业的研究表明，业绩好的96家企业相对于102家业绩较差的企业，员工薪金与业绩相关性显著，弹性系数为0.1193。李汝萍（2009）认为企业的工资总额应综合考虑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指标。
3.关于工资总额的核算方法，谭浩（2006）提出了四种企业核定工资总额办法：a、全额挂钩办法：工资总额＝指标A×系数1＋指标B×系数2＋……＋指标Z×系数N；b、固定加浮动的办法：工资总额＝固定部分a＋浮动部分b＝固定部分a＋（指标1×系数1＋……＋指标N×系数N）；c、核定增长率的办法：工资总额＝上年工资总额×（1＋增长率）；d、层次划分的办法：即企业在人员定编的基础上，将企业所有岗位划分为三个层次：高层、中层和人数最多的岗位，参照市场化水平和企业历史数据分别确定这三个层次的工资水平，乘以各层次人数，得到工资总额。贾理奇（2008）认为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增长比率由市场竞争力、财政贡献、社会贡献和管理水平四方面决定。李伟（2008）认为工资总额的水平状态主要是从工资总额的比率指标来考察的，以行业平均的劳动分配率、人事费用率、工资总额占总成本比重这三个比率指标为参照，衡量企业与行业对应比率指标的偏差程度。
二、母子公司工资总额管理的内容
1.制订工资总额管理政策
工资总额管理政策通常由人事部门按照最高管理机构的方针拟定，它强调的是支付标准与规模相当的竞争性企业的相对高低的差异。一般而言，企业的工资总额政策目标包括提高生产率、控制成本、实现分配公平。一个有效的工资总额管理体系应当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效果: ①吸引和保持组织需要的优秀员工； ②激励员工高效率地工作；③公开并容易理解；④反映有依据的单位和公司的相对贡献；⑤不断创新、提高竞争力和公平感。
2.确定工资总额体系
确定工资总额体系就是确定工资总额的构成和各部分所占的比重。从国内外实践看，工资总额体系可分为三种基本模式: ①高弹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工资总额“死少活多”，即固定工资总额比例小，浮动工资总额即根据绩效确定的工资总额的比例大。②高稳定模式。与前一种模式相反，在这种模式下，工资总额“死多活少”，浮动工资总额即根据绩效确定的工资总额的比例小，固定工资总额比例大。③折衷模式。折衷模式结合了前两种模式的优点，它既有弹性，又能够不断激励企业提高绩效，而且还具有稳定性，是一种较理想的模式，它需要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目标和工作特点以及收益状况，合理地进行搭配。 转贴于
3.工资总额的控制和调整
工资总额控制是成本控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企业的稳定发展，自然不允许人工费用无限制地增长，企业的工资总额要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工资总额调整就是企业在实施过程中根据不断变化实际的情况和员工的反馈意见，不断加以修正和改进。工资总额方案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缺陷和问题，或者当初符合企业实际的工资总额方案也会在某些方面变的不尽合理，这时设计者或实施者就应该不断修正方案中的偏差。
三、母子公司工资总额管理体系设计
1.确定企业的工资总额管理策略
制定总体工资总额管理策略就是明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体系的总体思路。工资总额管理体系的设计首先要清楚企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要尊重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实现企业的战略服务；要确定工资总额来源的总量要求；要明确企业的确定工资总额依据，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工资总额水平。工资总额管理策略包括工资总额水平策略和工资总额结构策略（刘军胜，2002）。
2.了解企业现状和趋势
在工资总额设计之前要首先了解企业发展历史、企业战略与文化、现有组织结构和现有人力资源概况及现行的薪酬制度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发现现行工资总额制度存在的问题，弄清产生问题的原因、背景和条件，明确企业和员工的切实需求，确定工资总额管理体系设计的方向。
3.工作评价
工作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对工作进行系统的和理性的评价，帮助我们确定工作结构，然后通过工作结构来决定薪酬结构，从而使企业薪酬制度符合内部一致性的要求。通过工作评价来对各项工作进行分析和比较，并评估各项工作对企业的相对价值，这是实现内在公平的关键一步。根据岗位评价所确定的各岗位的工作相对价值大小，不同岗位的相对价值可用一定的顺序、等级或分数来表示，某一岗位工作难度大、对任职者的素质要求高和对企业的重要性高，其相对价值和对企业的贡献也就越大。以每一岗位对企业的贡献和相对价值的大小为依据确定其工资水平，以保证薪酬制度的内在公平性。同时为进行薪酬调查建立统一的岗位评估标准，使薪酬调查结果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4.薪资调查
所谓薪资调查，就是了解本地区、本行业的薪资状况。薪资调查的途径有以下几个: （1）国家和地区统计部门、劳动部门公开的统计资料；（2）管理咨询机构的薪资调查资料；（3）从相关企业的招聘信息中了解；（4）从企业的统计资料中了解。其中，国家和地区统计部门、劳动部门公开的统计资料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信服力较强。因此，在确定各企业间关系时，可充分利用这些资料作为确定企业层次的依据。
5.确定各企业之间的工资关系
根据工作评价结果确定的工资关系，反映的是各企业内在价值的差异，这和市场工资率往往不一致，因此企业在确定工资关系时，既要考虑企业的内在价值，又要考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6.工资总额水平和结构设计
一般而言，现代企业薪酬体系是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利润共享、保险福利以及期权期股的长期激励组成，工资结构是指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中各职位的相对价值及其对应的实付工资间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对于工资总额管理来说，设计工资水平和结构，就是要确定工资总额的大致标准和各组成部分的比重。
7.工资总额方案的实施和修正
工资总额设计完成正式实施之前，还必须与企业员工，特别是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进行充分沟通并举办必要的培训。及时的沟通、必要的宣传和培训是保证薪酬改革成功的因素之一。人力资源部应充分介绍公司的工资总额方案制订的依据。工资总额方案运行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反映出一些缺陷和问题，设计者或实施者必须不断修正方案中的偏差。因此，为保证工资总额制度的适用性，应对工资总额的定期调整做出规定，使工资总额方案更加合理和完善。
综上所述，母子公司在设计工资总额管理体系时，在充分考虑影响工资总额管理体系设计的内外部因素的基础上，应按照战略导向、公平性、激励性、利益兼顾、适用性、合法性等原则，运用适当的方法实行工作评价，进行薪资调查，并对各企业进行分类，确定各企业间的工资关系，与绩效挂钩，从而合理确定工资总额的水平和结构。设计得当的工资总额管理体系，可以发挥很好的控制和激励作用，对企业实现自身的目标，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军胜，薪酬管理实务手册(第二版)[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2]谭浩，集团公司内部的薪酬总额管理[J]，人才资源开发，2006（2）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6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建总公司的生产经营也在去年取得跨越式发展。2003年全年新签合同额超千亿元人民币，比2000年增加了450多亿元；完成营业额750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250亿元；均再创历史新高。在世界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排名中, 中建总公司由上年的第22位跃升为第16名,成为唯一一家进入前38名的中国企业；同时跻身世界最大225家环球承包商13强。
“发展引出课题，改革破解课题”。中建总公司总经理孙文杰感慨地说，实践证明，加快国有企业发展关键在于深化改革。面对一个经营战线广、管理级次长、企业法人多的企业集团，中建总公司今年将严格按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规范运作，并实行“一企一策、分类指导”，抓两头带中间的策略来推进全系统的体制改革。元月13日结束的中建总公司工作会议决定，今年，公司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本着“整体做强中国建筑，分类指导探索股权多元”的原则，加大实践“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科学理论的执行力度。为此，中建总公司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采取以下五个模式着力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实践。
首先，以境外上市企业的裂变来推动企业结构调整。
2003年，中建总公司以“中海地产”品牌为载体，以总公司境外上市企业在国内的房地产业务为核心，集中整合总公司现有的内地房地产资源，成立了中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中海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进入上市辅导期。为加快发展，中建总公司筹划于2004年内收购一家国内上市公司，以期通过新的融资渠道和银行借贷的杠杆作用，大力增加优质土地储备，在市场竞争中实施规模经营和品牌经营战略，并尽快发展成为市值大、品牌响、效益佳的国内上市地产企业。通过地产业的超常发展，可以有力地支持总公司工程承包业务的拓展，极大地强化总公司有别于同行业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使总公司尽快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承包和地产企业集团。与此同时, 中建总公司将在香港成立一家专营建筑业的上市公司，一方面使其与专营内地地产业的原上市公司业务更加顺畅地比翼齐飞，另一方面为总公司的资产经营多开辟一条畅通的渠道。
其次，充分发挥总公司国内外一体化经营的优势，尽快进行中建国际工程建设公司的股份制改造。
2002年，中建总公司将国内直营公司和海外直营公司进行整合，组建了以“国内外经营一体化”为特征的中建国际工程建设公司。中建国际组建两年来，国内外经营取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该公司合同额、营业额和经济效益比整合前分别增长了91%、68%、88%（不含伊拉克）。2003年，国内外合同额更是突飞猛进，达到157亿元，并在美国、阿尔及利亚、阿联酋、博茨瓦纳等国家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年，中建国际公司改革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积极寻找国内外有实力的战略合作伙伴，将企业改制成为股权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中建国际公司要认真借鉴总公司所属中国海外集团成功改制的经验, 一方面以股份制企业这一商业化的载体来圆满完成中建总公司的海内外直营建筑业务, 另一方面又要使其成为能从事投资业务规避市场风险的载体, 使中建国际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产经营同步发展。
第三，坚定不移地推进工程局整体改制，积极谋求主业上市。
2003年12月，中建三局、香港协兴、澳门光大等公司发起成立了中建三局工程建设股份公司。由此为中建总公司系统二级次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供了样板。今年，他们一方面要对“三局股份”的主营业务作进一步的整合、梳理；建立精干高效、协调运转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抓好股份公司进入上市辅导期后的各项工作，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规范运行，争取尽快达到上市的要求；另一方面要下大力气搞好存续企业的稳定发展工作，将有效资产、效益、品牌向优势企业集中转移，重组、整合一批有发展前景的骨干企业，形成集团新的支撑产业；同时要充分利用国家的主辅分离政策，按照市场化、公司化、法制化原则加快进行辅业改制分流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妥善安排存续企业员工以及离退休员工的生活，保持企业的稳定以促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与此同时，总公司还计划加快整合中建八局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完成八局基础设施建设股份公司的设立工作，目的是培育和组建一家以基础设施、路桥、市政以及环保产业为主业的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加速实现中建八局乃至总公司产业结构和经营结构的调整。2004年，中建总公司将积极扶持和全力配合中建八局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股份公司的设立工作，并力争尽快进入上市的辅导期。
第四，以多元产权结构为目标，加快传统企业改造的力度，实现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其一，借鉴中建一局的改制模式（通过与企业职工共同持股等方式，尽快在形式上完成公司制改造），加快传统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从现实情况看，总公司系统大多数传统企业一时无法吸收外部资本来进行股份制改造，所以中建总公司所属企业更要借鉴中建一局的改制模式，使传统企业尽快从国有独资企业向公司制企业转变，并以符合《公司法》要求健全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切入点，尽快完善现代企业的治理机制。对有形资产并不多的建筑企业，则要大胆运用通过与企业职工共同持股等方式，尽快在形式上完成公司制改造，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快企业发展壮大，并以此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改造创造条件。
其二，加快号码公司中的国有资本的退出速度。中建总公司现有传统号码公司59家，积极引进国内外有实力的投资者参与企业改制，无疑应成为总公司传统号码公司深化改革的主要模式。去年，中建二局一公司与香港宝华等公司成立了中建宝华工程建设公司，为中建总公司第三级次企业引进外资、实现股权多元探索了成功之路。中建总公司将认真总结中建二局一公司引进外资参与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和要求规范改制程序，深入细致地解决好相关职工的思想认识问题和经济利益问题, 加快推进第三层次（传统号码公司）的结构调整和产权改革。对经营状况较好、盈利水平较高、有发展前景的号码公司，中建总公司决定采取国有资本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方式; 对经营状况、盈利水平以及发展前景一般的号码公司，改制时可采取国有资本参股的方式;对比较困难的企业，总公司和工程局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其领导班子建设，鼓励和支持困难企业充分利用企业尚存的优势资源(有形和无形资产)尽快走出困境或实施局部突围；在妥善安置职工和处理好债权债务的前提下，加快困难企业的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的速度，尽快实现“零”资产转让。对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资不低债的企业，总公司将积极争取纳入国家政策性破产范围，使这些困难企业的职工能够得到妥善安置。对暂时不能转让或破产的企业，各有关单位一定要加大实行内部歇业的力度，避免继续扩大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