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研论文范文1
关键词：市场、结构调整、制播分离、节目配额、公共广播体制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和全球化浪潮兴起，媒介工业的资本扩张和市场拓展运动不断加剧。面对新的世界潮流——放松规制、媒介融合、跨国竞争和自律的市场机制，世界各国包括那些历来注重自身广播电视国有和公共属性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增强自身传媒实力、参与全球竞争的目标下，以提高效率为导向，引入或强化市场机制，进行结构调整。
韩国是一个采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1980年，韩国政府在“电波属于公共财产，不能一味用于商业利益”的口号下，对广电业进行了以“统一合并”为特征的结构调整，将所有民营广播电视收归公营的韩国广播公司（KBS——KoreanBroadcastingSystem）麾下，韩国公共广播体制至此确立。1990年，韩国广电业又进行了一次“有限开放”式的结构调整，在对公营广播低效率弊端的反思和抨击声中，民营的汉城广播公司（SBS——SeoulBroadcastingSystem）正式开播，一度被逐出业外的民营广播电视被再次纳入广电业结构中。从那时起，韩国广电业一直在公营与民营并存的二元结构中成长，也在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竞争中寻求平衡；电视市场格局则由两强（KBS和MBC，后者为非民营的文化广播公司）独占，逐渐演变而为三足（KBS、MBC、SBS）鼎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与世界上不少实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相同的是，韩国一直允许公营台播出广告，不过，韩国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韩国广播广告公社（KOBACO——KoreaBroadcastingAdvertisingCorporation）的机构，全权KBS、MBC和SBS三家机构的广告业务。换言之，广告公社将营利性广告业务从三台的主干业务中剥离出来，实行集中调控，垄断经营，并预留公益基金。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把住了各台的生存命脉，也在一定程度上约制了各台的赢利冲动，并从制度上保障了公共广播特点的显现。这是韩国公共广播体制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公共广播体制的关键之点。
一直以来，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市场垄断，不断遭人诟病。事实上，正如韩国一些学者所言，那种试图以公共领域的垄断经营来确保广播电视公共性的观点，只是电波短缺时代的认识，在多频道竞争的今天，将所有频谱资源视为公共资源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固执于这一观点会妨碍广播电视的多样化发展，也无助于激活竞争、提高效率[1]。按照媒介经济学者欧文和怀尔德曼（BruceM.Owen&StevenS.Wildman）的观点，一般来说，竞争性市场趋于高效，专控性市场趋于低效；而市场低效的原因之一，便是“限制——通常是政府鼓励实施的限制，禁止某些产品或业务的交易，或者禁止在这些业务中存在完全的市场”[2]。
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韩国政府开始在广电领域推行放松规制、增加行政透明度、扩大私营活动领域等政策[3]，并围绕打破垄断和培育市场进行一系列结构调整，包括倡导制播分离、加大力度推行节目配额制；放宽有线电视经营；推动卫星电视广播等等。这些都是韩国广电业面对时代潮流所作出的富于本土色彩的回应，也是韩国广电业在公共广播体制下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一次独特实践。
本文拟概括韩国广播电视业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内容和特点，并对调整的功效进行初步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广电业结构，是指组成广电业的管理、生产、交换流通和播出等机构的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形式。
一、“二元并存”、“三分天下”与“制播合一”：韩国电视业结构特征分析
韩国电视业1961年起步，历经80年代初的体制重构和90年代初的结构改组，形成了“二元并存”、“三分天下”和“制播合一”的结构特征。
韩国广电业兼有公营和民营两种不同的所有制成份，这种“二元并存”并非韩国公共广播体制所独创，但是保留相当多的政府对广电业的政策主导和行政掌控权，以及经营上的垄断性，却颇具有韩国特色。
韩国公共广播体制是在全斗焕军人政权时期推行的，先天便带有某些政府主导的痕迹，执政当局一直视广播电视为传达政策的工具，相关法规也无不渗透着这一意识。与公共广播体制一同诞生的韩国广播委员会（KBC）和广播广告公社（KOBACO），被韩国一些学者认为是“将政策宣传式广播电视模式制度化”[4]的两大机构。通常所说的公共广播体制，除了以服务公众而非以盈利为目的，以及传播文化教育节目和兼顾多元需求外，还有一个基本要件就是，由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机构负责经营和管理[5]。然而在韩国，广播委员会从一开始便隶属于政府“公报处”，接受其行政领导，负责包括制订政策、审核节目和人事管理在内的一系列事务，具有某种政府机构的性质，而非真正独立的公共机构。
至于广播广告公社，作为韩国广播委员会下属惟一的广告机构，被授权全权负责三大公营和民营台的时段销售、广告计划和广告费的分配等业务，并有权从中预留6％的广告收入用于广电发展基金。理论上说，这一措施有助于遏制过份商业化的竞争倾向，并通过将广告利润的一部分向公益领域回馈，来保证公共广播体制的延续。但是实际上，广播广告公社更象是一家管理机构，一家垄断性经营机构，而不只是维持广电业正常运行的一般广告，权力甚大却缺少制衡。按照广电“公益”的涵义，公共广播应该首先将利润用来服务受众，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可是批评者认为，广告公社常常，在与广电文化事业不相关的地方投入过多的公益资金，对发展公益广电文化事业的帮助却相对欠缺；在调节各台商业竞争中的作用也绩效不彰[6]。
更主要的是，广告公社将公营和民营两类电视台的广告业务集中管理，使得各电视台的经营被人为地“中介”，实际上褫夺了各台自主进行收支对接的权利，压抑了其运营空间。民营SBS开播的主旨之一，原本是为刺激公营台提高效率，改进节目的多样化水平，可是广告公社将两种不同属性、不同经营目标的电视台的广告经营一手掌控，统一调配，对于避免过度追求视听率的竞争或许有益，但是这样一来，二元结构中民营机制的活力却多少受到抑制，也间接降解了电视台对于提高效率的追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共广播”的原意，是指不存在个人持有大宗股票的情况，就象一家公共公司一样。然而在韩国，公共广播可以说是一个政府持有大多数股票的政府公司，对于民营资本可能的侵蚀，当局一直怀有戒虑。事实上，公营垄断而产生高额利润（无论其目的和用途如何），与民营资本一段时期被排除在广电业大门之外，未尝没有联系。回溯历史，当公营台的低效率和每每扮演政府宣传工具的现象不断遭到抨击，人们对为遏制商业化倾向、确保公共广播体制而实行单一公营台制度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屡屡提出质疑时，1980年代末，迫于形势，韩国广电业开始向民间资本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开放。新修订颁发的《广播法》在强调“为增进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前提下，一面允许非公营机构进入广播业，一面加高门槛，在运营范围、经济条件如资本额等一系列方面设置种种规定[7]。这些规定已足以令人踌躇，何况广电市场被KBS和MBC两强寡占已经多年，新来者面临的竞争态势可想而知。结果是，那些“不合条件者”被吓阻，SBS作为惟一的民营广播台网受到接纳。然而SBS的加入，它相对来说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的运作，虽然使它在开播三年后便占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见表1），亦给以往完全封闭的公营广播带来一定冲击，但是并没有打破韩国广电市场高度集中的格局；相反，在被纳入既有的管理与经营框架后，民营资本虽不免遭遇掣肘和磨合，却也多少受到同化乃至滋养。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市场垄断依旧，只是由“两强分噬”发展而为“三分天下”。
韩国无线电视台收视率与市场占有率比较表1（单位：％）KBS1KBS2MBCSBS
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
19927.31710.72315.73510.424
19937.416112414.43113.128
19949.72011.42414.53011.725
199511.72411.62412.72611.824
199612.22710.92410.92410.924
199712.92810.42312.3279.821
199812.12510.12114.83010.923
199910.7239.42013.2291226
平均10.52310.72313.62911.324
资料来源：Ho-youngKwon,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表17编制，略有调整。
韩国广电业由韩国广播公司（KBS，包括两个频道KBS1和KBS2）、文化广播公司（MBC）和汉城广播公司（SBS）三家瓜分市场的特征，由表1可窥得一斑。就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而言，从1992年到1999年，三家广播公司播出的4个频道中，平均收视率最高的是MBC（13.6％），SBS居次（11.3％），最低的是KBS1（10.7％）；市场占有率排序也一样。若以广播公司为单位，则KBS以两个频道21.2%的平均收视率和46%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其他两家则分享另外50％以上的市场份额，MBC平均市场占有率为29％，SBS为24％。再看广告收入，2000年三台广告收入占韩国广电广告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6.7％（KBS）、35.4％（MBC）、18.8％（SBS）[8]，三台广告收入总和占广电广告总收入的80％以上，这个市场呈现寡头垄断之势。
一般播出广告的公共广播机构，其收入来源通常以收视费或国家拨款、团体捐款为主，广告收入大都作为补充。而在韩国，广告收入已非补充，而是居于主导。作为公营广播旗舰的KBS，除了每月从电视家庭的电费中固定扣取的收视费和节目销售收入外，近年来广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接近60％（详见表2），广告收入已经成为KBS维持生存的主要来源。另外两家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则分别接近90％（MBC）和94％（SBS）。换言之，三家广电网尽管所有制形式不同，经营目标和行为方式或有区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通过营利性广告行为赢得生存的资本。
通常人们认为，公营广播赢利是为公益，民营广播赢利是为分红。其实不论目的怎样，赢利的正当性如何，赢利而且是在公共体制保护下寡头垄断的市场上赢利，垄断所带来的高额利润，除了滋生诸如低效、浪费等弊端外，还会令既得利益者本能地为维护旧的市场格局而对任何新来者进行排斥，甚至联手抗拒和化解新来者的“入侵”；另一方面，寡头们多年来垄断传媒市场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上所积累的资本，亦使其在追求各种利益方面，很少遭遇强有力的挑战。
三台广播电视营销比较表2（单位：百万韩币）收入与比例KBSMBC（含地方台）SBS
1997广告收入∕总收入569,898∕999,915714,663∕809,702354,982∕377,648
比例（％）59.088.294.0
1998广告收入∕总收入335,882∕774,117506,967∕586,461225,394∕245,718
比例（％）43.486.491.7
1999广告收入∕总收入487,257∕950,263674,565∕756,710346,574∕371,829
比例（％）51.389.193.2
2000广告收入∕总收入672,315∕1,157,996892,498∕995,232474,353∕507,213
比例（％）58.189.793.5
资料来源：本表据“放送产业”表13“放送产业营利销售现状”、表16“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编制，《文化产业统计2001》，文化观光部出版。
与“三家分晋”式垄断格局相伴，韩国广电业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制播合一”。即韩国荧屏上播出的本土电视节目，绝大部分由KBS、MBC和SBS三家自行完成，它们不仅联合垄断了韩国电视收视市场和广告市场，并且各自垂直整合节目制作、流通和传播环节。不过，三台网相互之间极少进行横向节目交流，绝大多数节目在本台播出后，国内市场便极少再有人问津。
韩国电视业起步之初，由于技术限制，“制播合一”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举措，况且当时专业化和市场分工阙如，“小而全”也是一种必然选择。然而，随着公共广播体制的推行，在从制度上和结构上用公营机构取代所有民营机构之后，作为公营垄断的逻辑结果，节目制作和流通的市场化便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制播合一”则成为垄断得以延续的养料。90年代初，韩国广电业对民营资本有限开放，作为促进节目多元化和反垄断的一项措施，节目配额制度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自上而下开始在电视界推行。可是，无论是公营的KBS、MBC还是民营的SBS，虽然经营目标不同导致经营行为各异，但是在坚持“制播合一”方面，却无甚差别。有韩国研究者比较说，1991年，在实行节目配额制的当年，KBS两个频道播出的节目中有大约96％由自己制作，MBC和SBS则分别为95％和93％以上；8年后的1998年，三大网播出的节目中自制节目仍然占据80％左右的份额；相比之下，美国无线电视节目中有超过70％是由独立制片商或电视网的下属部门生产的[10]。显然，韩国电视节目制作与流通的市场化，还处在较低水平。
“制播合一”与“三强垄断”的格局是分不开的，两者的负面作用也相互关联，即缺乏竞争、效率低下和节目多样化程度不足。理论上说，公共电视台和民营电视台在节目内容上应存在差异，然而有研究显示，公营的KBS和民营的SBS的新闻节目，不仅内容上有诸多雷同，而且表现方式上也惊人地相似[11]。正如一位韩国研究者所指出的，“虽然韩国电视台有能力用内部制作的节目将时间占满，但是观众的满意度相对较低。这可能是因为民营和公共电视台的节目种类非常相似的原因”[12]。另一方面，两者客观上也窒息了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的发育。由于生产和播出之间缺少流通网的衔接，使得电视业运转不灵，节目价值无法充分实现，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三、制播分离、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调整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电视业的结构调整是一次因外部压力而引发的内部改革，是被动应变，也是一种主动选择。
1997年金大中政府上台后，奉行“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政策，对广电业从以规制为主转为追求市场经济政策[13]。1999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了颇具整合色彩的新《广播法》，该法将所有的广播电视媒体统一规定在一个法律体制之中，并由一个机构统一管理，这个机构便是经过重组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的韩国广播委员会（KBC）。新组建的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文化观光部”独立出来，作为民间性质的公共机构，开始独立处理广播电视事务。过去政府通过下属的广播委员会插手广电事务的历史告终，韩国公共广播体制开始迈出“独立于政府”的一步。与此同时，新《广播法》允许设立民营广播广告公司，韩国广播广告公社独霸广告业务的局面将成为历史。
在上述背景下，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开始指向打破垄断、激活市场和增强实力；调整内容也大抵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加大力度推行节目制播的专业分工、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
在韩国，“制播分离”是被强力推行的一项措施。由于“制播合一”与“三强垄断”的历史渊源深厚，因而这一措施的推行与打破“三强垄断”的目标密不可分。其方式具体有二，一是倡行节目配额制，规定三大网需要播出的外制节目比例；二是通过基金贷款，扶持独立制片商。
韩国从1991年开始实行节目配额制，并拟订了逐年增加配额比例的计划表，外制节目配额比例从1991年的3％，逐步增加到1999年的20％[14]。然而，由于三大网对此一制度态度消极，致使实际效果不尽理想。近两年来，韩国广电管理机构开始加大推行力度。1999年，新出台的《广播法》在第72条和《施行细则》第58条中，对电视台增加播出外制节目的份额，特别是播出独立制片商制作的节目的比例，以及黄金时间播出的外制节目的比例，均作出明确规定；与此同时，对违反这些规定的处罚措施，亦加以详细说明。这些内容包括：首先，电视网到2001年外制节目的播出比例将增加到40％——其中，独立制片商制作的节目份额增加到30％；其次，按照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的要求，电视网每月在黄金时间内必须播出超过15％的外制节目；第三，如果违反配额制，或者黄金时间达不到所要求的外制节目播出比例，电视网将受到处罚，罚款金额从3百万韩币到最高3千万韩币不等[15]。
除了对节目播出机构实施硬性的节目配额要求外，韩国有关部门根据《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1999）第14条“对独立制作社的制作支援”——为激活独立制作社的制作，政府、广电法人、广播电视台……可对独立制作社进行支援——以及相关条例，采取基金贷款、专项财政贷款的形式，对独立制作社等机构的节目制作从资金上给予扶助。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文化观光部下属的“文化产业基金”，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下属的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设立的“广播振兴基金”；资助对象包括独立制片机构、投资公司、动画制作社和有线电视节目供应商；资助额度从3亿到10亿韩币不等。
“放松有线电视管制，允许跨业经营”是目前韩国电视业调整的第二项内容。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广播电视界逐渐认识到，在数字化多频道时代，那种视所有电视频道为公共资源的观点已经过时，那是广电业以无线电视为中心、以国内电视为中心时代的观点，以此为基础制订的政策和法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广播电视与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可以用来生产利润，应该将其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韩国政府在所有新媒介中最先选择了发展有线电视，并将其推入市场，期望以此激活竞争，打破有线电视一枝独秀的局面。与此同时，为防止新垄断的出现，韩国政府对有线电视实行了严格的经营限制和所有权限制。
韩国有线电视1995年正式开播，按照当时有关法令，节目供应商（PP）、系统运营商（SO）和网络运营商（NO）之间禁止跨业经营，即PP－SO－NO“三分立”，而且不同地域的SO之间，以及制作不同节目的PP之间，不允许相互进入；此外，大企业、报社和外国资本也被限制进入有线电视行业。这样做的结果是，1999年以前，有线电视无论是系统业者（SO）还是节目商（PP），连续四年一直在亏损中挣扎；有线电视在广告市场和收视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与无线电视相比也非常之低。一些研究者认为，韩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政策失大于得，“三分立”有利于防止垄断，但不利于整个行业的生机[16]。有线业者只有单一所有权，在单一地域传播，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在无线电视三大网联合垄断的格局下，难以打开局面，亦难以扩大市场规模和实现节目多样化，更谈不上创造经济效益。另外，这项产业壁垒重重，横向纵向的整合都被封死，难以上规模上水平；“三分立”政策与时下放松规制、开放市场以及大资本、大市场、集团化的经营潮流也不符合。
有鉴于此，韩国政府开始实施缓和政策。1999年新《广播法》颁布，打开了先前横亘在有线电视各业之间的壁垒。其特点是，首先，允许有能力的有线电视转播业者成为有线电视系统商（SO）。其次，允许系统商、网络商和节目供应商横向整合，成为多重系统商（MSO）、多重网络商（MNO）和多重节目供应商（MPP），同时允许NO、SO和PP之间打破界限，跨业经营。第三，放宽所有权和新公司进入有线电视业的限制，允许大企业和报社持有有线广播电视台（SO）33％的股份，参与节目供应商业务则未设任何限制。同时，对于外国资本进入上述三个领域，允许其拥有33％的股份[17]。
“发展卫星电视”是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第三项内容。对于是否引入卫星直播电视，韩国舆论曾经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保留论，认为有线电视业的竞争已无法避免，再引入一种新媒介，是否会引起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的负面效果。因为在一些有线电视渗透率高的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提供多频道服务的卫星广播的市场份额很低，而有线电视用户少的国家，卫星广播的需求就高，这表明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是互相竞争的[18]。在韩国，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起步的时间差很小，同时发展这两种媒介便需要仔细权衡。另一种是尽早实施论，认为引入卫星电视是一项积极的开放策略，旨在应对开放韩国广电市场的压力，既然开放不可避免，尽早引入卫星电视，以积极的开放强化国内广播电视事业的竞争力是很有意义的，卫星电视的实施也会为影像市场的扩大提供机会[19]。最终，人们在发展卫星电视、通过多样化的节目市场来增强韩国影视业的竞争力这一点上形成共识。1999年，韩国政府开始实施卫星电视政策，该政策与有线电视新政策类似，比如，允许大企业和报社参与卫星电视业，但持股须在33％以内；允许外国资本参与等等。
2002年3月1日，韩国卫星电视台Skylife正式开播，标志着韩国正式步入卫星电视广播时代。Skylife是第一家经韩国政府批准成立的纯粹商业目的的卫星电视，国营的韩国通讯是第一大股东，KBS是第二大股东。为了扶持卫星电视等新媒体，新政策还允诺包括放宽广告时间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条件。
四、法律与市场的双重作用：调整的特点
韩国电视业这一轮结构调整，是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力量进行的。韩国经济的腾飞，是在集权政治体制下取得，经济优先的原则使韩国在短短时间内跨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韩国政局出现政治妥协的渐进变化，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吁求法制代替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大众传播也由争取言论自由逐步向法制化管理方向发展[20]。在广电领域，韩国政府近年来推行“民主化与市场经济”政策，从以规制为主转向强调市场机制。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辖下独立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机构，相应地，法规管理的重要性也日显突出。事实上，法规的形成过程已经成为体现民主意识和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法规本身既要体现尊重市场规律这一时代潮流，也要发挥相应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刚性的法律规范和柔性的市场机制要求进行广电业结构调整，是韩国广电业的必然选择，其特点主要体现为：
首先，韩国广电业的结构调整是以法规为依据进行的。无论是推行节目配额制、扶持独立制片商，还是发展有线电视、开发卫星电视，包括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实行重组，如前所述，都是在相关法规颁布或者重新修订之后，才开始实施的。这些法律包括《广播法》、《有线电视法》、《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先有法律，然后行动，这种方式使结构调整有法可依；而且由于法规的产生往往需经过多次研讨和商议，以凝聚共识，避免偏差和盲目，法规本身具有一定权威性、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因而有利于降低实施的成本，减少随意性。
其二，遵循市场规律推动结构调整。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一大目标是打破垄断，然而完成这一任务不能靠硬性的行政手段；而要依照市场规则下的专业分工和竞争机制来逐步完成。比如，实施节目配额制，是对制作和播出进行专业分工；贷款扶持三大网之外的独立制片机构，是利用资金杠杆，鼓励节目的市场化生产；发展有线电视，一方面是适应观众的节目多样化要求，另一方面也有与无线电视争夺市场、刺激节目市场生长的考虑；有线电视从“三分立”到允许跨业经营，则是按照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要求，对有线电视这一相对弱势的媒体，打开整合的壁垒，促其整合资源，扩充力量，增强与无线电视的竞争实力；开发卫星电视，则是在原有广电市场上引入新质媒体，一个新的综合性传播平台，这样做从理论上说亦会刺激节目需求，活跃市场竞争。
第三，法律本身比较多地容纳市场规律的要求。以1999年新出台的《广播法》来说，该法将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卫星广播、有线转播、音乐广播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广播等，纳入同一个法律体系中，这是顺应当今世界广播与通讯业大融合这一市场潮流的明显反映。韩国广电业相关法规对制播分离、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等事业的积极推动，以韩国研究者的观点，说到底，仍是着眼于电视市场、着眼于与观众需求市场的变化规律相适应[21]。
美国公共政策学派代表人物哈维克（JohnJ.Havick）在谈到传播政策的制订时，曾经从理论上概括了四种模式：一经济规制，二新多元主义，三多元主义，四政府主导。所谓经济规制，是指以经济效率为标准，强调实施规制中的产业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制订政策；政府主导模式，则是指政府依据自己的偏好制订政策，实施政府行为。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过去在韩国，政府主导模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今天，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向经济规制模式转变[22]。
五、一役难竟全功：调整功效初探
韩国广电市场原有格局的形成非一日之功，结构调整也很难一蹴而就。那么就目前来看，结构调整的功效如何呢？
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到乐观的信息。例如，2000年一项研究显示，MBC播出的节目已达到配额节目目标比例的92.5％，SBS和KBS也分别达到了目标比例的77.5％和65.5％[23]。这多少反映“制播分离”正逐渐开始生效。另外，有线电视情况也有所改观。1999年，有线电视订户增加到140万户，起步之初的1995年的只有18万户，5年增长了将近7倍；同样在1999年，有线电视开始赢利，节目供应商和汉城地区系统业者第一次有了净利润[24]。这些都显示有线电视已经开始成为韩国电视市场上不可忽视的新军。
然而，韩国广电市场被三大无线网寡头垄断多年，按照媒介经济学理论，寡头垄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寡头们控制经济力量的程度，远高于完全竞争或垄断性竞争的市场，他们彼此之间的联手合作甚于有限竞争，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极大[25]。事实上，仅以“制播分离”来说，这项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在实践中便遭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待遇，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例如，从1991年到2000年，在实行节目配额制的10年当中，三大网没有一家曾经达到过规定的目标比例。在三大网所播出的外制节目中，有相当一部分（KBS和MBC大约在44％左右，SBS稍少）是由本公司前雇员所办公司制作的，且交易价格低于独立制片商的节目，这多少染有违反公平竞争之嫌；即使播出独立制片商生产的节目，三大网也大都将它们安排在非收视高峰时段。更有甚者，三大网凭藉雄厚的资金实力，对独立制作节目采取版权买断方式，大约94.0％的独立制作节目版权归三大网所有，4.3％由制片商拥有部分版权，仅有0.7％的节目全部版权归制片商独家拥有。结果，绝大多数独立制作的节目被三大网独家垄断，二次使用的比率仅为2.1％，使用效率极低[26]。独立制作的节目未能起到繁荣市场的作用，客观上，反倒扩大了三大网在外部节目制作市场上的垄断。此外，三大网还常常藉其垄断地位，对独立制片商予夺予取，忽视其利益。比如，广播网与独立制片商签定的购买合同，经常是一些短片和非系列片，主要是教育、纪录片和时事类节目，每次都需要重新计划，而不是象广播网下属公司那样，生产系列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能够连续性计划，有高收视和稳定收入[27]。缺少制作这一类节目的机会，使独立制片商的节目制作类型单一，专业水平和多样化程度受限，无助于其经营成长，而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独立制片商的发展。凡此种种，都使得推行节目配额制的预期目标大打折扣。
再以有线电视来说，如果说节目配额制是一种政策性催产素的话，发展有线电视则更象是一个结构性助长剂。因为从理论上说，有线电视所提供的大量频道，将刺激节目需求，客观上会有益于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的生长，观众也将得到更多的节目选择。然而直到1999年，整个电视收视市场80％以上的份额仍然被三家无线电视据有，有线电视广告占整个电视广告市场的份额也只有8.4%[28]。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包括起步不久便遭遇席卷韩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有关政策的失误，比如起步之初实行“三分立”政策，禁止网络业者、系统业者和节目供应商彼此跨业经营，限制了有线业者的行业整合和规模扩张等等，然而，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有线电视缺少好节目和节目来源，好节目仍然掌握在“制播合一”的三家无线广播公司手中[29]。有线电视要想吸引观众，往往得向三家无线网购买，这无形中又助长了三大网的垄断，也窒息了小制作商的生机；而无法激活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最终亦会限制有线电视的发展。1999年实行新的有线电视法规后，情况似有好转，但是明显的改观还有待时日。
卫星电视的情况与有线电视相似。韩国发展卫星电视也有激活节目市场的初衷，但是由于制作公司未成气候，节目市场尚未成形，卫星电视的大多数节目仍然不得不从三大网购买。这样一来，实际上将三大网的强势进一步延伸到卫星广播领域，节目的多样性大打折扣，卫星电视吸引观众的能力也无从提高；再加上还要面对强势的无线电视和先行的有线电视的竞争，卫星电视面临的考验可想而知。用某些研究者的话来说，卫星电视一般5年可以正常运转，现在看来，5年后也不一定会出现理想的状态，其前景并不乐观[30]。目前韩国广电业界和研究界正在积极研拟应对之策，包括制订政策弱化无线广播在卫星广播中的作用；在不损害本国影视业发展的前提下，给予外国频道和国内频道同样的地位等等。尽管如此，卫星电视要进入健康成长期，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很显然，在整个结构调整中，“制播分离”是关键的一环，它与打破三大网垄断的目标渊源深厚，与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生存发展也密切相关。然而，由于三大网都是在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垄断结构中成长起来，这个体制既含有公营广播的特点，也吸收了民营广播的一些专长，因而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也积累了应对政策法规的不少经验，这使得任何新法规或新措施的推行，其效果都难免会被三大网消弭一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新来者的进入门槛被抬高，难以争得自己的份额，又缺乏市场应变的能力，生存不易。这些都使得法律规制和市场调控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彻底性。
六、结语
韩国广电业的这一轮结构调整，是在既有的公共广播体制下进行的一次渐进式调整，旨在打破三大无线网的垄断，提高效率、增强自身实力进而参与国际竞争。因此，结构调整选择从推行“制播分离”着手，通过专业分工来激活节目市场，并努力推动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成长；其特点是坚持法律与市场机制并重，以便保持结构调整的有序性和动态平稳性。然而就目前来看，结构调整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仍有长路要走。
注释：
[1]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2]Owen,BruceM.,&Wildman,StevenS.(1992).VideoEconomic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pp.xi.
[3]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4]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5]吕书练“公共电视的社会价值”，（香港）《传媒透视》2002年7月。
[6]参见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7]HosoonCang.(1996).MainstreamOnlyRestrictionsagainstAlternativeMediainKorea,CommunicationandCulture:Identity,PluralityandEquality.EditedbyKyung-jaLee,SeoulKorea:KoreanBroadcastingAcademicSociety.
[8]“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2001文化产业统计》第239页，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9]Brown,Allan(1996).Economics,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andSocialValues,TheJournalofMediaEconomics,9(1),3-15.
[10]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1]Man-SeokKang(2000).AStudyonTelevisionNewsinKorea,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2]Sang-ChulLeeandSusanK.Joe.(2000).KeyIssuesintheKoreanTelevisionIndustry:ProgrammesandMarketStructure,TelevisioninContemporaryAsia.EditedbyDavidFrenchandMichaelRichard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IndiaPvtLtd.
[13]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14]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5]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6]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17]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8]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9]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20]臧海群“韩国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2002年3月。
[21]笔者访问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时，姜锡晚博士、尹在植博士和宋种吉博士所言。
[22]参见Sang-ChulLeeandSusanK.Joe.(2000).KeyIssuesintheKoreanTelevisionIndustry:ProgrammesandMarketStructure,TelevisioninContemporaryAsia.EditedbyDavidFrenchandMichaelRichard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IndiaPvtLtd
[23]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24]Ho-youngKwon,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25]参见RobertG.Picard著、冯建三译《媒介经济学》第57页、127～129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4月第一版。
[26]参见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27]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28]Ho-youngKwon.(2001).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29]笔者访问韩国卫星电视台Skylife时，康贤斗社长和金慈卿经理所言。
[30]笔者访问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时，姜锡晚博士、尹在植博士和宋种吉博士
参考文献：
1.Owen,BruceM.,&Wildman,StevenS.(1992).VideoEconomic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
2.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3.Sang-ChulLeeandSusanK.Joe.(2000).KeyIssuesintheKoreanTelevisionIndustry:ProgrammesandMarketStructure,TelevisioninContemporaryAsia.EditedbyDavidFrenchandMichaelRichard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IndiaPvtLtd.
4.Ho-youngKwon,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5.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6.朴承宽、张庆燮“韩国政治变动与新闻业权力：国家―新闻业关系的模式变化”，（韩国）《韩国放送学报》通卷14-3期，1998年。
7.RobertG.Picard著、冯建三译《媒介经济学》第57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4月。
8.HosoonCang.(1996),MainstreamOnlyRestrictionsagainstAlternativeMediainKorea,CommunicationandCulture:Identity,PluralityandEquality.EditedbyKyung-jaLee,SeoulKorea:KoreanBroadcastingAcademicSociety.
9.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0.“放送产业”表1“无线电视和卫星台的地方附属台现状”，
11.《文化产业统计2001》，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12.吕书练“公共电视的社会价值”，（香港）《传媒透视》2002年7月。
13.“放送产业”表13“放送产业营利销售现状”，
14.《文化产业统计2001》，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15.“放送产业”表16“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文化产业统计2001》，文化观光部出版。
市场调研论文范文2
1确定调研目的
图书编辑要进行市场调研必须明确调研目的，即此次调研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以及得到结果后有什么用途。只有根据明确调研目的及已掌握的信息或已经发现的问题，编辑才能确定调研课题。调研目的应结合编辑自身特点来进行，编辑要根据自己的选题策划优势，选择合适的学科领域进行调研。
2锁定调研对象
市场调研对于图书出版非常重要，笔者认为编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在图书选题策划上进行科学有效的市场调研。首先是读者需求的调研。图书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其最终消费者就是读者，了解读者对图书的需求情况才能更好地迎合读者的口味。读者需求的调研是图书市场调研的核心部分。其次是图书产品的调研。编辑在调研时，应对市场上同类图书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收集有关图书的装帧、内在质量、价格和销售状况等相关信息。当一个出版社选定的目标市场已趋于饱和时，再要想挤入这个市场就绝非易事，起码会增大促销成本。如果在该区域里还留有较大的空间，那么就可以做出在同一个目标市场上展开竞争的决策。最后是竞争对手的调研。调查有关出版社在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实力，主要应了解有多少竞争对手及他们的分布情况，其中与本社经营范围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有哪些，对竞争对手的调研内容包括对手的市场占有率、目标市场、营销定位、定价策略、推广策略、内在品质、包装策略、资金实力、社会形象以及受政府和社团的支持度等。
3选择调研方法
图书市场调研可以分为案头调研(亦称文献检索)和实地调研。案头调研主要是二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主要渠道是网络搜集和图书信息检索。实地调研又可以分为访谈式调查和问卷式调查。目前，许多编辑只重视案头调研，却忽视了实地调研。在做选题报告分析时，编辑习惯以个人经验，主观地做出预测结论。闭门苦思，追求“超前”、“新颖”选题也许偶能为之，大多无功而返。为了确保调查结论的正确性，两种方法应结合起来，做到优势互补。调研方法可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定性调研主要是指访谈或按层次召开座谈会;定量调研主要指设计一些问卷调查表，在调查表中提出一些针对性问题，让被访者以无记名形式填写，从中了解被访者的要求。
4制定调研方案
市场调研的过程本质上是以市场决策为导向的课题研究，市场调研方案就是调研计划。调研计划应回答的问题是:调研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安排每一阶段的调研任务，用什么方法调研，如何收集所需的资料，调研成果的形式及如何对调研成果进行评价鉴定，调研人员的组织与分工，所需的调研经费等。上述的调研目的、调研对象和调研方法是图书市场调研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精心设计、精心实施。调研方案是整个调研工作的骨架部分，是调研工作的依据，调研工作必须紧扣调研方案去施行，这样才能确保调研工作环节的可控性、调研结果的可靠性。
5采集调研数据
根据调研方案的设计，收集与调研目的有关的各种资料。这些资料可分为原始资料和现成资料。由调研人员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就是原始资料，而通过案头调研获取的资料就是现成的资料。在市场调研中，可采取事先设计问卷调查表的方法。编辑将需要采集的数据，反映到调研表中，在一定的范围内，让调查对象填写。为了能收集到比较真实的数据，最好是采取匿名填写的方法。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密切跟踪和关注出版行业的报刊和书籍，多看《中国图书商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出版商务周报》、《出版参考》、《科技与出版》、《中国市场》以及本专业的报刊、图书，积极了解本专业的出版动态。充分利用互联网，查阅各种所需信息。营销人员长期从事图书销售工作，对市场有相当深入而广泛的了解。因此，编辑应经常与他们多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编辑还应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社团建立密切的联系，超前介入本学科的课题研究。平时编辑应勤向专家学者咨询意见，也可以适时召开座谈会，邀请他们组成专家组，对选题进行论证。
6分析调研数据
信息收集就是对市场环境的信息资料采集，采集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调研分析的科学性产生直接的影响。图书市场调研必须运用哲学和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对采集的资料做出定性和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不同于定量分析，前者是对收集资料进行归纳分析，先列出事实材料，将这些资料与事实加以归类，后者是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类。调研信息的分析可以分为三步，首先要整理资料，将调研所得的原始资料按调研目的进行审视、汇总，检查资料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摒弃错误资料，补充欠缺的资料。其次要对整理完毕的资料进行分类、统计和绘制图表。再次要对这些最终的资料进行系统的分类，找出存在的问题，得出结论。
7撰写调研报告
市场调研论文范文3
关键词：房地产；税收；市场供求
1房地产税收效应分析
房地产税收是调节房地产经济运行的有力经济手段，在对房地产市场资源配置、社会财富分配、市场结构调节等诸多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1.1房地产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1）可以通过对空地、闲置土地征收重税，抑制土地的过度投资开发，促进土地的有效利用。
（2）可以通过对不同产业的土地采用差别税收政策、对不同地段采取分档税率，有效调节用地结构，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3）房地产税收中属于财产税的部分，它的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税收杠杆，公平分配财富。
（4）在市场投机现象严重时，通过提高增值税的契税的手段,在市场低迷时，通过税收减免、品种调整，实现调节市场活跃程度，平衡市场供求的效果。
1.2房地产税收的税负转嫁性分析
1.2.1税种属性
商品课税容易发生税收转嫁，所得课税不易发生税收转嫁,增值税、营业税等中间性质的税种容易发生税收转嫁,终端性质的所得课税等不易发生税收转嫁。
1.2.2商品或生产要素供求弹性
供求弹性与税收归宿有着密切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曲线的弹性越大,需求者支付的税收比例越小,供给者支付的税收比例越大;相反,供给曲线的弹性越大,转嫁给需求者的税收比例越大。在完全无弹性供给曲线的极端情况下,全部税负都由供给者承担;相反,在完全弹性供给曲线的情况下,全部税负都转嫁给需求者。
2房地产税收对市场供求及价格的影响
2.1税收对房地产市场供应及需求调节的作用机理
2.1.1需求不变时，房地产税收对供给的影响
我国目前采取的税收政策中有三项是直接作用于供给者的：对卖房者征收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征收土地增值税。从理论上讲，它的效应是政府对卖方增加税负，直接提高了供给者的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供给方为取得同以前相同的利润，会将税收成本包含在出售价格中，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导致供给曲线左移，新的市场均衡价格E2比原来的均衡价格E1提高，同时Q2〈Q1
从理论上看，目前针对供给方的房地产税收在抑制房价上作用是不明显的，且不能有效改变住房供不应求的结构。
2.1.2供给不变时，房地产税收对需求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相对于对供给方征税，房地产税制中对需求方征税是有一定优势的。我们知道对供给方的征税容易向前转嫁给消费者，特别是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时。而对需求方的征税不能直接包含在房屋价格中，不会直接造成房价上涨。如图2所示，由于对房地产需求方的税收属于从价税，因而征税后需求曲线斜率发生变化，左移至D''''，在新均衡点E2下，价格由P1下降到P2，数量由Q1下降到Q2。
2.2税收对房地产价格形成的作用机理
2.2.1不考虑税收转嫁条件下,房地产课税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在房地产开发环节，房地产开发商是税收的主要承担者。如果不发生税收转嫁，征税加大了开发商的生产成本,使其减少利润,从长期来讲,必然导致房地产的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住房价格将呈上涨趋势。至于在流通环节针对消费者征收的契税,会通过加重购买成本,而使消费需求减小,从而产生降低房价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由于契税税率较低而不是十分明显。
2.2.2考虑税收转嫁条件下,房地产课税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在发生税收转嫁情况下,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环节所征收的税收,其名义负税人为房地产开发商,但短期内，房地产需求是缺乏弹性的，经济利益作用下房地产开发商可以通过提高房价的形式将所负税收向前转嫁给住房消费者，于是现实的房价会因这种税收转嫁而提高。从长期来看,需求弹性增强,对住房的需求可能会因房价的上升而减小,在供给不变下,供求力量的变化会导致房价下降。房价这种上涨或者下降的程度和持续时间长短,取决于需求的调整强度和时间长短。
3不同税种在房地产不同环节的作用分析
3.1作用于保有环节的财产税、资源税
房地产保有环节中的财产税和资源税是以纳税人拥有的土地、房产为课税对象的一类税收。它们都属于直接税,一般不易发生税收转嫁,这样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产生的直接影响便是增加了房地产的持有成本。从消费终端抑制,对那些相对于资源多用多占有住房的房产业主,以及房产投资人施以高额税负的政策,既可以有效控制“无用多占”的过度住房需求,从而会降低房地产的需求,促使房价下降。强化房地产保有环节课税将会刺激土地、房屋的经济供给和频繁的交易活动发生，有利于房地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标准的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是按市场价值(评估价值)进行课税的。
3.2作用于出让、交易、收益环节的流转税
一方面房地产税收在流转环节的调控,有易于操作的突出优点。但另一方面，房地产投机资金的获利空间要么被税收成本挤压,要么被持有成本消耗,其中持有成本主要来自利息支出。在流转环节征税,属于间接税,没有一种流转税是不能转嫁的。流转环节税负增加后,售房者的交易成本非常容易转嫁,税负转嫁终将流向消费者。在流转环节的税收调控政策只是增加了买房者的成本(主要是消费性需求者),对卖房者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由于投机资金税负的成本可以转嫁,如果投机者见到持有环节税负没有变化,从长远来看,税收成本则没有太大变化。投机者是否占有房屋则主要取决于信贷支出与房价涨跌博弈的结果,如果房价存在上涨的必然性,就可以持有房产以继续获得既得收益。
3.3作用于转让环节和保有环节的所得税
（1）所得税作为最典型的直接税，一般不会发生转嫁，它在维持经济繁荣、抑制资本的过度集中以及组织财政收入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房地产税收中的所得税部分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地方税收规模的壮大。这也是所得税财政功能的集中体现。
（2）由于所得税的直接税性质，对二手房交易收益征收所得税，直接增加二手房售房者的交易成本,减少其投机收益以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从而降低房地产市场价格(或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
（3）在不发生税收转嫁的情况下,对于房屋出租租金收益的课征所得税,会直接降低出租房屋的各期净收益,从而导致房屋出租量减小,有可能使原来租房者转向房地产初次流通环节,从而抬升房地产的初次交易价格,
参考文献
市场调研论文范文4
2013年由于受春季冷害天气、夏季雨水等影响，山东省鸭梨减产20.0%～30.0%，果农生产效益受到影响。2014年春鸭梨成花、授粉、坐果等关键时期未出现严重极端灾害天气，鸭梨整个生长季也未出现气候异常，有利于鸭梨果实生长发育;再加之2014年不少专业合作社、果农加大了对果园生产资料投入和栽培管理力度，鸭梨产量较2013年有大幅增产。据阳信县林业部门初步统计，全县2014年鸭梨产量在20万吨以上。2014年鸭梨果实套袋情况和往年基本一致，套塑膜袋和套纸袋比例略微增加。由于不套袋果实可以提早上市，节省人力成本，部分果农坚持不套袋。2014年不套袋果价格在2.2～2.4元/千克，果农普遍反映效益也不错。从调研情况来看，2014年商品果率增加，鸭梨残果、次果较少，这也使得果农效益得到提高。
二鸭梨价格大幅上涨
2014年鸭梨价格延续上半年贮藏鸭梨出库价保持高位的趋势，从初始采果开始一直在较高水平。套纸袋鸭梨商品果收购价格在3.0～3.8元/千克，个别专业合作社推出的有机梨、富硒梨等价格更高;不套袋鸭梨果收购价在2.2～2.4元/千克，套塑膜袋价格在两者之间。另外，栽培生产者加大了生产资料的投入、果园管理力度，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这些因素也助推了梨果价格升高。在疏花、疏果、套袋等关键时期雇佣的人工成本也在增加，据了解，2013年每工每天50元，2014年普遍上涨至80元，个别时间上涨至120元，用工价格的上涨也对梨果价格有一定影响。
三鸭梨收贮量增加
入库速度有所提升，收贮仍沿用传统模式鸭梨产量增加、优质果率增加，加之鸭梨贮藏企业对鸭梨贮藏效益有信心，使得2014年阳信县鸭梨收贮量有所增加。据阳信县林业部门鸭梨研究所负责人初步统计，2014年鸭梨收贮量约6万吨，较2013年有一定程度的增加。2014年鸭梨价格增加，使得鲜梨市场异常火爆，吸引外地客商采购，导致外销总量大幅增加，是梨贮藏量没有大幅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从2014年调研来看，鸭梨收贮过程多数仍沿用传统的入库模式，即采摘—分拣—包装—入库。从采摘到入库时间差别较大，最快在12小时，有的要4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鸭梨一般是下午采摘后堆码在果园，第2天早上装筐销售。早上采摘的果实要待纸袋上露水干后采摘，采摘后果实无法及时在阴凉处或运输至销售点，暴露在中午温度较高时段，因此，生产上早晨采摘的鸭梨不多。在对某农户果品采摘、销售跟踪调研发现，一天当中果品温度变化幅度很大，例如某日8:30堆码果品温度均值在19℃，9:30运送至冷藏库收购点时温度23℃，11:00果品温度达到25℃，所有果品分级、包装后运送至操作车间为15:00，果品温度26℃;20:00进入冷库时果品温度仍在24.5℃。有的果园在鸭梨采摘后堆码在地里，采摘完成后统一销售，这样鸭梨果实离体后经历2天甚至更长时间的温度变化刺激，这对贮藏时维持果实品质很不利。在鸭梨贮藏包装上沿用传统蜡纸—网套—纸箱模式的贮藏企业仍占多数，采用蜡纸—网套—周转箱新型模式的企业的比例在增加。如调研中某贮藏企业2014年有近2000箱采用此种模式。该企业是“鸭梨长期保鲜无褐变技术研究课题”示范库示范单位。该企业通过指导对比2种模式的存放效果，同一冷藏库内周转箱存放效果优于纸箱。这是由于周转箱缝隙大，果实温度迅速下降至近库温，减小了果实的生理消耗，有利于维持品质，延长贮藏期。这也对示范库采用的直接0℃入库贮藏更好地维持鸭梨品质进行了佐证。0℃入库的鸭梨果实呼吸作用迅速降低，生理消耗急剧下降，二氧化碳未在果实内部大量聚集，贮藏至次年5月果心褐变率控制在5%以下。因此在“鸭梨长期保鲜无褐变技术”的推广上，推广“直接0℃入库”不能一下子让所有的贮藏企业接受，但从迅速降低果实温度上着手，先采用周转箱入库，再逐年降低入库温度的方法，让贮藏从业者从一步步措施中看效果、得实惠、见利益，逐步实现推广“直接0℃入库”的技术。该企业负责人表示，周转箱存梨效果比纸箱好，存放时间延长，2014年该企业加大了周转箱入库的比例，也降低了入库温度;并准备周转箱存梨最后出库。由于2014年鸭梨丰产丰收，各贮藏企业提前备好资金、库容应对丰收，往年需要15～20天才能完成的收贮工作，2014年基本在1周内结束。这一方面减少了长时间开闭库门对库温的影响，节能增效，也能使库体及时封库，加快库内鸭梨果品及时降温，降低呼吸速率，维持良好的果实品质。
四小结
市场调研论文范文5
内容摘要：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西部作为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技术条件不同于发达的沿海地区，从而导致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异和市场结构形成、演变的独特规律。实践证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模式只是市场结构范式的具体运用。
新兴产业指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经历了一个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同时其市场、技术、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但它们的成长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使西部同一产业内不同技术链环节的市场结构与中东部差异很大，进而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西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丧失了相当的解释力。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个微观市场结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重大问题。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后，市场完全竞争理论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模式。而对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范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完全垄断范式和寡头垄断范式，也将成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争论。
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西部新兴产业内部层次明显，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战略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而非战略环节分散竞争，而且不具备重要的研发技术，因此竞争力差，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不确定性降低
产业技术创新的开发，能否商业化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更难以预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确，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减少。
（二）市场容量大
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增加，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潜力巨大，同时对新兴产业，国家或地方政府有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国外产品的冲击。
（三）产业链复杂
新兴产业包含着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所开展的一系列生产或服务活动，存在上下游的链接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网络体系，其中支撑产业活动的关键技术的链接即核心技术链，它是支撑核心产业链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核心元件技术是指产业中核心元件的开发与设计技术，而产品架构技术指那些在终端产品实现过程中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技术和重要组装技术（洪勇等，2007）。
新兴产业内部不同技术环节市场结构的变动趋势
西部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将发生变化，表现为：
承接产业转移给西部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努力保持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术。当西部产业某一环节的技术突破时，我国东部或发达国家为了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将被迫转让部分核心技术。
资本积累不断增加。资本短缺曾经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及近年产业转移的不断增加，西部金融形势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些大型企业也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资本约束大为减轻，部分产业甚至出现资本过剩现象。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知识技术的传播、扩散及增值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趋势，主要因为新兴产业技术势差的普遍存在，从势位高的组织向外扩散，创新技术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伸展，加上西部企业缺乏成熟的技术保护机制，加速了技术的扩散。
市场需求因素。随着产业的发展，其商品将不断成熟，市场容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对该产业的技术、顾客、产品开发、竞争者情况等也有了确切的感知。另外，为了避开关税壁垒、反倾销及地方行政制约，规模企业可能会在西部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的知名度及需求。
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西部地区企业还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技术垄断；它们也难以像发达国家优势企业那样，生产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产品，增加用户的转换成本，对两代产品实施捆绑销售（吴照云、余焕新，2008）。因此，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非核心环节也发生巨变，企业向集团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竞争形态也由分散走向寡头。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对新兴产业核心环节给予大力扶持
新兴产业核心环节肩负着振兴西部民族工业的使命，同时顶着技术创新的压力，应该受到重视，给予技术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设和完善科研基础设施对这类企业开放的机制，加速科技资源向这类企业的流动等。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核心环节不仅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也是资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别需要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如政府财政投入、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风险投资资金等。例如广西区政府通过完善和规范市场，完善中介服务，动员大量社会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领域。
（二）对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给予适当的引导
对于新兴产业中的非核心技术环节，政府有必要对其给予及时和必要的引导，避免其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发展产业集群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产业集群，是指特定的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网络基础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划，引导进入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上企业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集群。
（三）明确市场规则
核心环节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会诱使众多厂商进入该环节。因此，政府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防止产业进入成长期的混乱，如政府对特定新兴产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作出明确的规范。对进入进行管制是为避免厂商的过度进入导致过度和低效的竞争，降低退出壁垒是为经营不善的厂商提供一条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转移配置不当资源的途径（杨蕙馨，2000）。
（四）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和引导
西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国有制占据主体地位，而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产权单一，不易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续发展资金的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未来扩张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营企业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西部地方政府应在税收、资金、技术等方面给民营企业一定的扶持，引导创建合适的组织形式，拓展发展空间。
（五）推动企业优化重组
推动企业优化重组，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增强与国际规模企业竞争的实力。国际规模企业，在各自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同时适时进行重组与联合，优势互补已成为国外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兴产业，无论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是整个产品生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技术交流合作不多，更别提重组与联合。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促进新兴产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专业化分工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吴照云，余焕新.中国新兴产业市场结构演变规律探究—以有机硅产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8（12）
2.杨蕙馨.从进入退出角度看中国产业组织的合理化[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
3.陆奇斌等.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10）
4.孙天法.中国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6（1）
市场调研论文范文6
1.1外观基础技术含量低国内童鞋设计市场起步较晚，多数童鞋设计师是从成鞋设计岗位转换而来的，对儿童的生理结构及心理状态并不十分了解，设计意识依然停留在产品的大众化流通性款式形态设计上。很多设计师刻意或无意地忽略童鞋原创概念性设计，导致其在产品外观创作上的意识淡薄。童鞋产品的设计形态创新度还停留在特色实用功能技术数据上，其设计关注度、资金投入度、技术研发度都滞后于同类国际同期童鞋产品。
1.1.1楦体外观设计消极数据显示，对于大部分童鞋企业的设计师而言，直接使用客户提供的款式楦体，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惯例。童鞋楦体的开发，由于制作成本和设计人才的匮乏，更新速度和创新意识更是远远落后于款式的更新速度。大部分童鞋厂出于成本的考虑，会套用用过的旧楦头，或重复使用相同的楦头。而家长在选购童鞋时，更关注产品的颜色、面料、款式等，这种消费取向也造成设计师对楦体外观开发产生消极情绪。
1.1.2工艺形态设计落后与成鞋设计市场相比，童鞋市场中产品的审美与消费都还在成长阶段，设计师在童鞋产品面料形态的需求和设计上缺乏经验，无论是在款式新工艺处理模式上，还是新工艺设计形态的创作上，与国际品牌相比都存在明显差距，没有形成完善的工艺设计技术数据平台。就国内制皮行业而言，高质量、高饱和的面料色彩工艺制作、加工、呈现形态以及不同质地、触觉的肌理感、多体编织单体穿搭等都还是皮革材料还在攻克的技术难题。
1.2外观款式设计手法陈旧国内童鞋市场，鲜有大师级的概念性作品出现，也没有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童鞋设计大师出现，没能打造知名的国际童鞋品牌，甚至少有个性鲜明的产品设计。根源在于很多童鞋设计师并没意识到童鞋是需要有积极的原创意识的，没有真正了解到儿童的消费需求，也没能深入地研究儿童的消费心理，造成童鞋产品的款式设计观念陈旧。
1.2.1帮面的分割设计缺乏美感童鞋设计师因为极少受过系统的美学体系训练，对童鞋产品款式设计中点线面的基本构成形式没有足够的驾驭能力，缺乏对常规形态的突破，造成产品帮面分割的设计观念陈旧。而在国际童鞋品牌的设计中，却是普遍重视设计构成的运用，设计师在构成基本元素的组建领域会花更多的时间考虑，通常会为构成选择打破常规设计的界面，带来帮面的变更性创新设计，使产品能源源不断地给儿童消费者带来新鲜感，保持消费的上升状态。
1.2.2色彩搭配缺乏专业精神童鞋产品的外观配色是极其专业的配色领域，设计师不但需要掌握色彩构成、儿童色彩心理学等专业知识，对色彩的性情更要有清晰的了解，而且对色彩的运用和搭配手法要具备较强的驾驭能力。而国内童鞋设计师仅凭经验和惯性进行配色是不科学的，设计师在第一时间寻觅不到国际流行色，也就无法创新色彩设计模块，就导致配色不专业。现在很多童鞋企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通过外贸公司对产品进行深度配色。
1.3外观形象缺乏象征性调查表明，大部分4～9岁的儿童对动漫中的虚拟卡通形象带有浓重的迷恋色彩，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到十二三岁，至此有部分群体才会慢慢进入到偶像阶段，有的甚至到成人后依然保留有特殊情结。而女童喜爱的芭比娃娃、白雪公主，男童喜欢的蜘蛛侠、奥特曼等都来自于国外市场。国内童鞋市场没有自主创造代言式品牌形象的意识，卡通图案上设计都是品牌间的相互抄袭，部分外观形象粗制滥造，毫无象征性可言。童鞋产品中图案设计的缺失，使得企业只能购买国外的卡通形象版权，资金受到牵制，也是中国童鞋发展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1.4外观功能研发单一虽然国内部分大中型童鞋企业已经开始关注到产品的功能性研发，会发光的童鞋、可以唱歌的童鞋、带轮子的童鞋等都陆续面世，标志着童鞋功能时代的开启。但童鞋产品的功能性研发，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新产品的研发周期长，实验程序烦琐复杂，在成本投入上存在着很大的压力，成为企业抗拒的重要原因。从国内童鞋市场的大局观来说，功能性的开发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功能开发领域。
2童鞋产品外观创新策略
2.1加快技术更新速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鞋国和出口国，政府机构应当更加完善匹配制度，加强高校与行业企业的联系，构建平台加速产品技术研发的速度。虽然国内数十家鞋研发机构定期在童鞋楦型设计上做数据调整，国外也有投资公司参与舒适形鞋底和环保类项目研发，但其规模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参照国外职业教育模式，要改变行业的现状，必须要加强高校鞋类设计专业与行业尖端研发机构的合作，带动一定范畴内的研究力量，全面动员，长效、系统地研发符合儿童消费者脚步生理结构的舒适形鞋楦数据。而高校专业与企业的联合，则可以引导设计类人才更直观地关注工艺等具体研发形态，研究比较种类差距，形成数据研究，为工艺创造的除旧推新献计献策。行业研发机构的技术研发优势应与高校稳定的研究体系、教育传承模式相结合，基础研究中需要极其严格的数据采集，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时间持续的跟踪调研和一定研发资金匹配等。高校与行业企业的相互扶持，优势互补，在根源上解决了高素质童鞋设计师的规模培养，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未来国内童鞋产品外观原创创作的可能性。
2.2创新设计理念与设计手法
2.2.1材质拓展童鞋产品材质的多样化开发，是改变产品形态造型单一的有效举措。例如，在童鞋雨鞋产品中的透明材质，不但可以与里面的鞋袜形成色彩造型的多样化，成就不同的形态造型效果；而且塑胶透明材质在童鞋产品中的一体成型既节约了成本，也在产品的防水性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使商品的用途更加多元化；再如近年来随着怀旧主题的回归，帆布、棉麻的面料经过专业处理后回到了产品的销售视线；经过专业处理的布类面料不但加强了耐磨度与抗污性，而且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提升了童鞋产品的舒适度和环保性，结合各种有趣的人造皮草打造不同形态，都是不错的材质拓展设计的实验。
2.2.2装饰再造设计师在童鞋产品中，应通过对面料的黏合、热压、车缝、补、挂、绣等工艺手段形成面料立体的、多层次的设计效果，可以丰富面料本身形态的变化，实现产品装饰再造的目的。拼接、缝合、环绕等设计手法，延伸产品仿生形体特征，扩大设计的空间，丰富设计效果；在童鞋产品上印刷图案、电脑刺绣图案、水洗油鞣图案、手工绘制图案等创作，对产品的整体设计有着积极的再造影响；各种装饰物件加入海绵体等混合材质的设计，创作出立体化及半立体化的处理效果，与平整的帮面形成了强烈对比，可以极大地丰富设计对象的物体呈现性；前期市场能有效开发符合儿童审美情趣的活泼可爱型鞋珠鞋花鞋饰等装饰配件，也有助于大幅度地推进产品的层次变化。
2.2.3样式创新童鞋产品样式设计比成鞋简单，较少采用水洗、油鞣、压花、镂空等传统工艺处理，也鲜有现代工艺制作的介入，造成了视觉审美上的匮乏。其实，童鞋产品借鉴成鞋的帮面分割体系，重建了帮面的设计体系。比如在产品设计中缩短帮面长度，加大弧度处理，简化裁断手法，使其符合儿童脚部生长规律和审美情趣；或选用鸵鸟纹、鳄鱼纹、蛇纹等名贵皮料，加工面料的颜色，采用粉嫩色系，呈现儿童的萌态；不同材质的混搭与不同颜色的拼接，都能够使鞋面造型呈现多元化，丰富装饰效果；或吸收轻纱、丝绸、蕾丝等成鞋常用元素，改良其花色和样式，创造出符合儿童消费者的心理特点的设计；再如条纹、圆点、英格兰格以及爱心、圆点等高频率出现的图案，奶牛纹、斑马纹等动物纹路，在形态上进行儿化处理，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2.3创造经典形象儿童消费者更倾向于产品的外在颜色和感观形态，特别是幼童对卡通造型极有兴趣。国内动漫起步较晚，缺乏有号召力的卡通形象，但随着“喜洋洋”等国产动画主体创作的成功，也为童鞋企业的卡通形象设计提供了空间。很多童鞋企业都意识到自身对产品外观图案创作的力不从心，粗糙的动画形象不但不能赢得市场，还很可能适得其反。在国外，图案艺术家们本身具有的高层次的原创设计能力和对图案理解的纯粹的创作意识形态经常被著名的童鞋企业所借用，形成良性渠道，共享优势资源，携手创作儿童消费者真正喜欢、能够喜爱和接受的主题化童鞋产品，打破企业普通设计师被常态化的设计思维。国内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如插画设计师、图案设计师、漫画家都具备创作单体卡通设计，却没有渠道介入到童鞋产品的款式设计的图案形态中来，设计行业之间搭建良好的交流、沟通、共建、分享式平台已经迫在眉睫。
2.4创新外观结构国民的消费理念日益理性化，童鞋产品外观的创新性设计已经成为吸引消费群体新的热点。如何在保证产品的完整性基础上，从不同的实用角度开发童鞋的实用功能，成为设计师新的研发课题。童鞋产品创新外观结构除去舒适性结构需要极其专业的技术人才，长时间的实验周期，非常严密谨慎的科学实验，实验单位成本高昂，小规模企业不能够承受等以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可悬挂、可拆卸、可拼接、可变装、易于携带、便于储存、具备部分玩乐功能的外观创新形项目等，朝着低成本多功能的技术开发方向，为童鞋的设计指出了新的设计契机。后者是普通设计师就能开发的，更适合中小型童鞋企业进行实用性的结构功能性开发。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