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会 科学 ,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 发展 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 现代 各民族发展 规律 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 历史 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 “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 自然 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 政治 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 历史 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 参考 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 科学 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 发展 、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 规律 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 自然 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 艺术 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最早兴起于国内,逐步向国际型学科发展。彝族文化学的产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者、专家共同合力的结果。如早期的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奥尔良、沙尔雅、享利·科尔迪埃、侏禄维亚等;中期的杨成志、丁文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蕖⒘忠??⒎焦?ぁ⒙薰?濉⒘跻⒑骸⑹┭??⒐????⒎朐?康?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汉族中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体群一方面给彝族文化学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别开生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同时推动彝族文化学与国内外学术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进一步融合、接轨,彝族文化学进一步实现了学科国际化的目标,把彝族文化学纳入国内、国际的学科建设平台上,使彝族文化学的发展空间趋于广大。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2
美国学者帕森斯继承了韦伯的学说，他吸收韦伯对社会行动类型分类的方法，对行动取向和模式进行分析。阿尔蒙德直接继承了韦伯社会学思想和帕森斯结构———功能理论，明确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并开创了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其次，心理学是又一股促进政治文化理论兴起的力量。它分为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力图解释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同其他人或群体接触时所受限制和所受影响的方式与原因。本能、习惯、情感和态度是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单元。依据这些单元，社会心理学力图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法西斯崛起和种族主义等社会和政治灾难的社会心理根源。人类心理学起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在《梦的解析》中阐述人的精神活动，认为欲望、冲动、思维、幻想、判断、决定、情感等会在不同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不同层次的意识（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人们的行为。拉斯维尔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到政治学，他认为制度应该被看作有自己单独的历史，当人们在制度中历史地履行既定的角色时，心理学上的演绎被用来解释个人的行为。政治文化理论发展了政治心理学，把研究对象从个人层面转移到集体层面。最后，政治文化理论来源于人类学对文化本身的构想和研究。1871年，泰勒把文化观念用于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一个包含人类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6〕后来人类学家朗滋•博亚斯把文化作为整体概念，突出文化的内涵，认为文化是一个社团社会习惯的所有表现，包括了个人受其所处群体习惯的反应以及这些习惯所决定的人类活动。国民性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点，1946年，本尼迪克特出版的《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1953年莱特论共产主义运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研究》，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角度解说特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阿尔蒙德和维巴对五国公民文化进行研究，其理论建立在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他们不满意本尼迪克特等人对国民性、民族文化的研究，而是采取一种跨文化调查的方法。MarcHowardRoss认为这种“跨文化调查的潜在逻辑是使用被各民族实验室中提供的世界各个社会的经验材料来研究文化的差异。像一般的人类学一样，跨文化研究不但对人类的信念、行为的文献材料感兴趣，而且试图理解信念、行为的潜在演进模式”。〔7〕阿尔蒙德遵循跨文化的比较模式对五国的公民文化进行调查，开创了比较视野下政治文化研究的独特路径。
民主化浪潮的推动
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和民主化相伴而生，民主化既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主题，同时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亨廷顿曾概括近代以降民主化的历史：“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第一次回潮：1922－1942；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1962；第二次回潮：1958－1975；第三次民主化：1974－。”〔8〕政治文化理论伴随民主化潮起潮落。第一次民主化浪潮起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探究，对民情的研究实质是对民主产生的文化土壤的探求。德国是近代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康德从晦涩的文化哲学角度阐述了作为民主必要条件的个人主体意识，韦伯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托克维尔、康德和韦伯用各自的理论方式对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作出回应。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直接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二战的胜利使美国的国际地位上升，成为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当时美国实施对外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在援助的同时向外输出民主，民主向欧洲、亚非拉等国扩展。美国政治学者的兴奋点离开本土保持着向外进取的态势，比较政治学兴起。学者们以政治文化为路径进入比较政治学领域，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另外，二战后对产生法西斯根源的探究，对自由民主前途的展望也促进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阿尔蒙德认为：“在50年代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领域中主要的研究课题是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和英、美民主制明显的反抗独裁的能力。历史经验中的区别，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于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而进行的批驳，为政治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9〕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是一个短波，政治文化理论在兴起之后由于现实动力不足而短暂沉寂。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兴起，政治文化理论强势复兴。这次民主化浪潮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广度上，它首先潮起于南欧，70年代末浪潮涌向拉丁美洲，之后波及亚洲，80年代末吞没“”国家，直到今日，民主化浪潮还在继续。在深度上，先进工业社会进入后物质主义，民主化程度更加深入。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相对应，“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集中在三个领域：1．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2．政治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3．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文化在亚洲国家的现代化中的作用”。〔9〕英格尔哈特认为：“在过去几十年的期间，经济、技术、社会政治的变化以深远的方式已转变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10〕他把这种变化称作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从注重物质的幸福、身体的安全转变为对归属、自我表达、生活质量的追求。后物质主义对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是民主化浪潮在发达国家深入发展的产物，民主制度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表达和追求生活质量的平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波及南欧、亚非拉和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些地方，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对民主的制度化运作水平出现差异的疑虑；在亚非拉国家，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各个国家民主的运行差异甚大的疑惑；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成功与失败的拷问，这需要学术界抛开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而寻求一种文化解读。政治文化理论为民主化提供了理论上的解答，民主化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四、科技发展的支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离不开作为物质后盾的科学技术的支撑。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逐渐向社会科学渗透。这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出现了以行为主义为先导的“科学化”浪潮。与此同时，统计学、信息论、系统论、数学等自然科学为政治文化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政治文化理论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成果，采取问卷调查、计量计算、数量运算、逻辑分析等研究手段，使政治文化理论进行了一场“科学化”的革命。问卷调查、民意测验、统计学、数理模型、数据学、概率论是常用的方法。问卷调查、民意测验把人们的态度、评价、情感具体化为经验数据，建立科学模型，并对其中数据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数据背后的规律。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对调查对象进行划定和分类，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特例进行具体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分析过程中，用统计学方法把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得出的结论转化为数据，再对数据进行分类，归纳。在分析过程中，统计学与数据学、概率论相结合，各种政治态度、情感数字化，各种指标、指数被设计进入政治研究中，各种数学模型被应用于比较政治文化研究。当代政治文化理论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与当代科学技术潮流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在这场数字化的革命中，计算机技术成为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研究所涉及的庞大数据信息依靠计算机强大的储存、处理功能。从数据的采集、模型的建立、数据的统计、概率分析到结论的导出都由计算机操作完成。因此，自然科学的运用和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为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支撑。
政治文化理论兴起的意义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3
“民俗”与“艺术”的联系早在民俗学兴起的十九世纪就已被提及，在当今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国学人胡愈之在1921年1月就把艺术列为民俗研究的三个基本“事项”之一。至于“民俗艺术”作为专门的术语，在我国上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常任侠在1943年出版了《民俗艺术考古论集》，岑家梧1944年写了《中国民俗艺术概说》一文，后收入《中国艺术论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艺术”已越来越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出版了王连海《中国民俗艺术品鉴赏》丛书、孙建君《中国民俗艺术图说》丛书、靳之林《生命之树与中国民间民俗艺术》、李瑞岐《论群众文化与民俗艺术》等著作；以及陶思炎《论民俗艺术学研究》、王宁宁《学术规范与民俗艺术》等论述。可以说，这些著述在图录和专题的研究、概念界定、体系建构等方面都对民俗艺术作充分的研讨。但整体而言，目前尚缺少对民俗艺术学的体系性研究，缺少学科高度的理论审视，缺少立体的历时性和现实性的深度描述研究，无法呈现学科建设的方向性标尺的专著文献。
2013年8月，由南京出版社推出的陶思炎教授等著述的《民俗艺术学》一书，填补了学科的空白，以其特有的创新性、学术性、体系性，解析相关民俗艺术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体系，同时在实践的层面上，又从民俗艺术的创作、传承和应用着眼，涉及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现实问题。
《民俗艺术学》确立了民俗艺术学是以“民俗”与“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但它不再以二者的相互关系为研讨重点，而是把“民俗艺术”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旨在建立它的理论体系，构建艺术学总体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使其具有独立学科的性质。民俗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任务，就理论领域而言，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它自身的学科体系，并形成符合我国民俗艺术存在实际的基本理论、应有理论、批评理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基本理论的建构中，需要确立理论的支撑点，形成学术概括与理论阐发的基础。理论支点是学科理论系统的支撑点，也是一定学科理论范畴中最具个性特色的部分。对民俗艺术学来说，其理论支点可以用“三论”来概括，即“传承论”、“社会论”和“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除了理论建设，民俗艺术学的建设任务还包括实践的诸多环节。就主要实践领域来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方面、在乡土教育和国情教育方面、在民俗艺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群建设方面、在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方面，民俗艺术学也负有建设的使命，并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民俗艺术学》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民俗艺术作为物质化的艺术形态的存在，其研究从一开始便遭遇到一种矛盾，即视觉的审美思考与历史的观看方式之间的冲突，进而产生研究者所面临的物质性要求与精神性要求相对立的矛盾选择——是以事项本身的现象历史为主，还是以事项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为主。如果仅仅以艺术对象自身的形态历史为唯一目标，会在理念层面上削减艺术史研究的有效性；但若过度指向艺术之外的社会文化问题，则易导致背离本体只注重艺术社会功能学的庸俗化倾向。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研究事项形态发生过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求关于现象背后的社会指向。因为，民俗艺术并非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更不是一个可以脱离一定社会精神总和的纯粹物质方式。它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与文化、社会景况的联系，比以往人们所普遍相信的远为紧密，能够“引发并强调这种作为一个整体，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包罗万象的、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整体的性质”。
民族艺术是由某一民族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传统。民族艺术是特定民族的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的物化载体，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标志。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讲，民族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民族主体（传承人）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而进行的一种特殊的以满足该民族精神领域期望的行为方式。传承作为动态的过程，立足于时间的跨度，是对民族艺术传统的沿袭与确立做出的文化判断与表述。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科学无神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契合意义；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5-0143-05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多元化趋势的社会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主导价值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此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种种有神论的存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挑战着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可以认为，探究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契合，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和相辅相成，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构筑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
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的衍生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科学无神论的本质拓展，更是对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创新。科学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紧密相连，二者在许多方面紧密契合。
（一）本质内涵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是无神论思想发展的科学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
是抵制和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迷信等种种有神论思想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批判和彻底否定鬼神迷信以及各种巫术的理论［1］。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它内在地包含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丰富内容，如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这些都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中国人民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具体要求。
科学无神论属于世界观的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阐述得更为具体。马克思主义，包括科学无神论在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根基，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对科学无神论的丰富和拓展。
（二）思想基础的契合
科学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基础契合一致。马克思主义是它们共同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始终。他们坚持在群众中深入宣传科学无神论，帮助广大群众从虚幻的世界中解脱而面对现实生活，创造美好未来。拥有科学无神论思想能够极大地释放人的独立的自我意识，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有利于提高认识主体的创造能力。因此，科学无神论思想的传播，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国民健康、科学思想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思想保障，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理想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三）理论特性和品格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吸收融合了自古以来无神论思想的精华，其中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单纯教授认为，科学无神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有贡献［2］。传统文化是决定外来文化能否被接受和顺利融合的关键，中华传统文化包含朴素的无神论思想。从荀子、王充、范缜到柳宗元、王夫之等思想家先后都表达过自己的无神论思想。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它以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道德等价值文化作为其基础和依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应该说，科学无神论是无产阶级对以往种种无神论的批判继承，同时也是对无神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品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样。它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也是批判创新和与时俱进的体系。因此，它是真正的“科学”的无神论。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本身也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具有时代创新性，两者的理论品质在根本上实现了契合统一。
（四）实践任务的契合
科学无神论告诉人们，如果要想取得现世幸福，挣脱现实苦难，必须要通过奋斗才能达到。共产主义是人类为之不懈努力的最终目标，它也是科学无神论的归宿。科学无神论要求并且可以帮助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这是科学无神论肩负的神圣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中华民族追求美好未来的发展前景。理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撑，理想具有层次性。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层次的理想，而中国人民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就是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科学无神论最终导致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作为现阶段的目标，由此及彼，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综上所述，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契合关系。二者之间在本质内涵、思想内容、理论特性和品格、实践任务四个方面都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由此更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创新的本质内涵，表现了其持久的生命活力。
二、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意义
研究和促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的意义，这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当论形态的形成，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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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参见徐杰舜、韦小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评述》，《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③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P64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光明日报》，2005年6月1日。
⑤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P1 C 2。
⑥参见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比艘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P11。
⑧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329。
⑨参见徐讯，《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⑩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P96
⑾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比艘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P5。
⑿郑晓云，《文化认同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P28。
⒀参见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⒁郑晓云，“文化认同的机制与类型”，《文化认同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参考文献：
[1]叶江，《民族概念三题》，《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比艘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3]徐杰舜、韦小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评述》，《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
[5]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
[6]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7]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8]徐讯，《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科学素质;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25-03
近年来，虽然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在总体上有显著的上升，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而言形势却比较严峻。根据中国科协在2010年公布的第8次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的全国范围内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结果，显示出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所占比例仅为3.27%[1]，数据表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仅相当于1991年的日本（3%）、1989年的加拿大（4%）和1992年的欧盟（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2]。低下的公民科学素质与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如不加以重视，必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同时也将影响到我国软实力的提升。而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低下的公民科学素质必将影响到当前经济体制的改革，城乡公民差距显著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也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了城乡的贫富差距。事实证明，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根本动因和基础主要在于生产力水平的上升和大众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这项工程需要财政投入、健全的体制和配套政策作为保障，须借助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事业的大力地发展这些教育路径，在广大民众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自觉摒弃传统文化的糟粕，才能有效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水平[3]。在社会矛盾凸显的形势下，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需要包括政府、教育机构和组织、科学普及与科学传播组织以及公民个体的参与。公共选择理论的首倡者詹姆士・布坎南（James Buchanan）认为：在行动能力范畴中，人们被理解为最大利益的理性追求者。选择策略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各参与主体的策略性选择[4]。公共选择理论主张，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集体性抉择中，并不是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而是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缔约结果。这个结果和企业行为的结果一样，是源自各个利益主体博弈和较量的产物[5]。公共选择理论主要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决策形成的过程，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和观点来构建包括政客、官僚集团与利益集团以及权威人士之间相互博弈和妥协的当代政治行为模式。其主要假设的基本点在于：政治行动主体同经济行动主体一样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理性行动和理。以公共选择理论进行政策分析基于四种假设：首先政策过程所涉及的政策主体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其次各政策主体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贯穿于整个政策决策的全过程。再次每个政策主体均有意识地回避各种未知的政策风险与损失。最后各主体围绕各自利益而开展的博弈结果制约着政策的成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每个主体各自的利益诉求既包括基于公共利益的诉求，也包含在基于自利的倾向内。”[6]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学理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引进对主体政治行为的研究中，以“理性经济人”的眼光来辨析产生于政治交易中的各种弊端，认为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还是作为选民的公民都是理性经济主体，都以追求最大化利益为目标，其行为选择都是以各自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前提的。本文旨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野下，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发生的变迁和实际国情，分别从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科普组织以及所有公民基于各自利益选择策略的分析，力求探讨出契合公共选择理论的切实有效的途径，推进公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建设，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
一、政府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利益诉求和策略选择
中央政府是公民科学素质建构系统的主导者。作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工程这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发起人，其前提必须基于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公共利益。近十年来，国家大力提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程，研究公民科学素质的基准，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其中包括：制定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通过多个课题组分期分阶段展开公民科学素质全面调查，定期形成研究成果集并公布调查结果;制定国家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提供了标准和途径。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家的基本行为动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变量主要有权力、威望、地位和名声，而提高公共利益虽然也列入其位，但肯定不是权重最大或位置最前的变量。”[7]在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分析中央政府关于国民科学素质工程的利益诉求可知，从表面看，以中国科协为主导的政府机构确实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系统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效果并不显著，短时间内无法解决国内公民科学素质不高，城乡居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国虽然在不断深化教育改革，但改革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再加上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教育主体发展还未成熟，单靠政府的公费教育政策显然无法真正满足公民科学素质尤其是农村青年科学素质的需求。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中央政府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稳政权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我国科学教育改革的策略。而其最优策略则是在政策保障、资金投入这两个方面的政府支持。在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这项大工程上给予足够的政策保障，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适宜政策的同时认真贯彻落实这些政策，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并完善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而准备的基础设施。
首先，建立和完善学校科学教育制度，同时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推进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改革。包括公立教育、民办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等。深化教育改革进程。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内在质量的提高，继续扩大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在强化正规教育对培养公民科学素质培养的功能同时，鼓励和发展非政府组织的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提供多样化和多层次的教育和培训，是已经脱离了学校的人群的科学素质得以提高的重要手段。
其次，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科普活动的作用，从而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如能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与当地新农村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将促使城乡经济发展不断趋于新的平衡。除此之外，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高，与男性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须强调和重视农村女性科学素质的提高。事实上，女性作为子女教育、家庭卫生保健的主力军，如能将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运用在整个家庭系统的健康上，在子女教育、家庭成员的健康与保健以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培养上将都有较大的优势。
最后，政府应加大对科学教育、科普活动等项目进行财力、物力的投入，切实推行公民科学素质工程[3]。政府如能增加专项科普投入作为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一个重点和支点，政府的财政支持将成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最基本保障。我国的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加大对科教的经费投入，并且投入费用的增长幅度应大于政府常规性支出的比例。从公共选择理论来看，政府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它们意识到推动国民科学素质将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旦具有这样的利益需求，在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政府将选择把资金投入到可在短期内产生效益或可让公众显而易见的领域上。因此，出于提升地方政绩的考虑，各级政府关于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策略选择是在贯彻中央政府的指令的前提下，结合自身的特点，积极推进公民科学素质提高工程，探索适合自身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对策。
二、科普组织在科学普及和科普教育中的利益诉求和策略选择
目前，科学技术协会这一科普机构是全国公民科学素质工程的主导组织，也是主要的倡导机构。然而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仍然比较小，各地级市科协对此项工程投入还比较少，积极性不高。如果把科协这样的科普组织看作一个类似于企业的主体和实体，本身同样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因此，科协最优策略应该是，在积极响应上级有关部门号召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加大对公民科学素质行动项目的宣传和支持力度来实现协会宗旨。在具备了政府鼎力支持的基础后，应开展多种形式的科学技术普及活动。建设一支职业化的科学传播队伍，完善和普及科技场馆和科学文化设施同时采用网络等先进宣传手段。采取有效的方法在全社会广泛普及和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以满足日益增长和日益多元化的大众需求，使之深入人心。在循序渐进中不断提高公民科学素质[3]。
其次，增加科技场馆的建设是发挥科学普及功能的重要物质载体。日本不到1.5亿人口，有超过320座科技博物馆，平均每38万人拥有一座科技博物馆。比较而言，我国的科技场馆和科学文化设施非常匮乏。2001年为止，在现有的280座科技博物馆中，基本达到建设标准、以科普展览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只有15座[8]。同时，不少科技馆的建筑格局、场地设施由于展厅和教室面积过小等问题并无法符合标准建筑的要求。许多地方政府把科技馆兼做其他用途如服务接待、会议、联谊等综合性科技活动场所，其建设目标和定位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这就说明，作为科学普及物质载体的科技博物馆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无法满足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需求。
最后，在大数据时代，应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来拓宽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当今世界，智能手机已经取代电视、报纸等媒介成为主要的传媒载体，具有不可估量的舆论影响力。目前，我国现有的专业型科普网站有几十个，比较著名的网站有“中国科普网”“中国公众科技网”和“中国科技博览”等。但通过网络这种大众媒体而进行的科普活动在质量上和力度上仍不尽如人意，有很大潜力尚待挖掘。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科普组织若想在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中获得利益最大化，应进一步加强诸多科普网站的建设，提高科普网站的覆盖率和传播质量，扩大影响面和受益面，从而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水平。
三、全民主体作为参与者与受益者的利益诉求和策略选择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是一项宏大的行动计划，仅依靠自上而下推进和调控还不够，须依靠我国全体公民自觉地参与其中，积极参加到各种科学普及活动中来，产生自下而上的效应，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两条线路，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才能真得到实现。全民主体包括了科学家、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所有国民。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公众的自主参与将会极大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进而影响人的职业发展、收入提升，从而实现理性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人人参与、自主自觉投入这项民生工程中来是个体最好的利益诉求方式和策略选择。
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发挥其科学教育的主要作用，成为公民科学素质提高的核心渠道。教育工作者应依托各级学校科学教育教学工作来开展各种课外科技活动，切实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培育具有吸引力的校外科技活动，培养教育对象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成人教育和培训在提高我国公民整体科学素质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扫盲、在岗人员培训和岗前培训、农村成人继续教育等的培训形式对于已经脱离了校园的群体大有裨益。
全民总动员式的全民参与将为提高我国公民整体的科学素质水平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全民总动员式的全民式参与到科学素质行动中来，自觉抵制和破除各种封建愚昧迷信和落后的风俗，最广范围地弘扬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通过长期努力，在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这项工程中，人人都是利益获得者，个人获得的全面发展进而会带动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时期，反过来又能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正义的风气形成。可以说，要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实现其工程的全面性、整体性和持续性，人人参与，广泛理解是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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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报告2002[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
The Countermeasures of improving the citizens scientific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choice theory
DENG Huan， LU Jieyu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