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范文1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仅就高中阶段应该掌握的文化常识来说，其丰富内涵可以用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
一、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涵盖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
传统的农耕社会距离当下的高中学生越来越远，社会生活内容与现代有很大不同，这就造成了学生对古代社会的认知障碍。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以农耕和读书仕进为主要内容。农业生产是一个国家和王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土神“社”与谷神“稷”的祭祀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国家设立专门的祭祀场所，一般由皇帝亲自参与祭祀；各级政府也设有专门的社稷坛，由地方行政官员负责祭祀。围绕对“社稷”的祭祀，还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如天旱祈雨、籍田之礼等，还逐渐兴起了“以社祀活动为中心内容的节日”[1]――社日。最终，“社”与“稷”的合称――社稷，就成为国家和政权的代名词。在农耕生活以外，读书仕进也是古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要了解古诗文中的一些文人人生轨迹，就必须弄明白他们求学和做官的经历，因此学生了解古代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古代人才选拔方式、官职的设置等。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读书人为取得科举考试的资格，需参加“童试”[2]，录取后成为“生员”[2]；其中在本省巡回考试中成绩优秀者方可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2]，考中者成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2]；会试后第二年春礼部举行“春闱”[2]，考中者称为“贡士”[2]，第一名称为“会员”[2]；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贡士参加殿试，其中第一甲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2]。了解了这些内容，学生才会明白古代读书人的仕进之路的艰辛和痛苦，理解在古人对功名执着追求的背后，有着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戕害、扭曲。
二、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蕴含了古代社会的普遍情感。
《孝经》有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对父母的“敬”与“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情感。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对父母的“奉养”“恭顺”上，而且体现在对待父母丧葬礼上面。自上古社会起，我国逐渐产生了子女为过世的父母守丧三年的风俗，是为“丁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丁忧”逐渐由一种礼俗演变成制度，古代社会的律法对“丁忧”有着严格的规定，“凡有违‘丁忧’规定的各类行为，均被列为‘不孝’犯罪而被施以览鞯男搪沙头！！[3]作为支撑封建统治的中间力量，国家的官吏更要恪守“孝道”，遵守国家对“丁忧”的规定，在古代社会对于“丁忧”规定的背后，是古代君王“以孝治天下”的施政理念和古人“尽孝道”的普遍情感。
江淹在《别赋》中写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古人对于“离别”的重视使得“别情”也成为古人的普遍情感。在古代，长安的灞桥是凝结着人们的离别之情的“黯然之地”。唐朝时，朝廷在灞桥上设立了驿站，灞桥两边杨柳依依，是当时人们离别长安的必经之地，送亲友东去的人们，大多在这里告别，折柳相赠，表达挽留之意。久而久之，灞桥也就成了著名的离别之地，诗人李白曾在《忆秦娥》中写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经过历代文人的渲染，灞桥也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独特存在。同样，以吃元宵、猜灯谜、舞狮、划旱船等活动为习俗的上元节，在节日活动的背后，也饱含着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和幸福团圆的向往。
三、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蕴藏着古人的主要思想观念。
通过对文化常识的深入学习，还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古人的思想认识。“干支纪年法”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纪年方法，“天干”和“地支”代表着我国古代先民对于天地、星象、时间等自然变化最原初的认识。同时，“干支纪年法”也是中国古代先民的“循环”时间观念的反映，“天干”与“地支”搭配，六十年完成一个轮回，称为一个“甲子”，如此生生不息，周而复始，好像时间只是在完成一轮又一轮循环，这种观念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农业生产、政治生活、哲学思想、乃至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古印度的佛教能够在古代中国大行其道也可能与这种“循环时间”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教中“因果循环”和“六道轮回”的观念也暗合了这种时间观念。
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是以“和”为贵的，但在强调家庭和睦的同时，更强调家庭中的秩序和礼法。家庭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要力争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如《礼记》对父母和长者的礼仪是这样规定的：“夫为人子者，出必告，返必面。”“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酰昏定而晨省。”“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在名目繁多的礼节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礼”为手段与以“和”为目的家庭观念。
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渗透着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
有学者指出，“在中华民族精神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有一些重要的或者说是基本的思想贯穿始终。整体思想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整体思想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认识论方面的整体思维；二是道德观方面的整体主义；三是历史观方面的整体发展……中华民族在历史观方面提倡整体发展，强调“公” ，就是强调从整体出发，谋求整体利益，实现整体发展。”[4]这种观念表现在统治者的立国方略上，就是追求“大一统”国家观念。这一点在中国古代行政区划上就有明显的体现。在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与战乱以后，秦国最终一统天下，秦始皇嬴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他创立了郡县制、丞相、监察、九卿等规章制度，全国统一划分为三十六郡（后来增至四十郡），在各个行政区域实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律法和文字，这种统治方式，为后世的君主所接受。自秦以后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统一稳固的国家政权使中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追求国家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也逐渐深入人心。在古代行政区划和官吏设置等文化常识之中，也隐含着维护国家统一，立足共同发展，追求中整体利益的民族精神内涵。
寒食节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节日之一。有论者指出，汉代的“儒家学说将介子推塑造成为一个忠义仁孝而不求功利的隐士形象，这无疑将他推上神坛，成为民众修身律己的精神堡垒……是为了纪念介子推的忠义，反映了人们对高洁之士的崇拜”[5]。在寒食节背后，则是古代社会主流思想对于舍生取义民族精神的认同与赞赏。
综上所述，高中古代文化常识具有丰富的内涵，通过深入学习，不但可以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普遍情感，而且可以使他们更深入了理解代社会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体悟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而当下的高中古文化常识的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所以加强高中语文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是有必要的，因为：
一、加强高中语文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使学生更为准确地理解古诗文。以古代表官职变动的词语“拜、擢、迁”为例，其中“拜”为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拜为上卿”，就授予上卿的职位。“擢”指的是提升官职，如《战国策・燕策》：“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而“迁”则是指调动官职，升级叫迁升、迁叙，降级叫迁削、迁谪、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迁调，离职后调复原职叫迁复。学生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些常识的真正内涵，才能准确的把握一些仕宦人生际遇，才能更为准确的理解古诗文的内容和情感。
二、促使学生从古代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进行更为系统、深入地学习，使他们更为细致、全面地了解我们民族的生活内容、基本情感、价值观念和蕴含于其中的民族精神，开拓学生的视野和思维空间，有效地帮助学生提升文学修养和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和成长的关键阶段，能够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如“端午节”背后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二十四节气”中我国古代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意识，儒家传统中“仁爱”思想与“入世”精神，道家传统中对“逍遥”的追求与“本真”意识，古代艺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精卫填海”的传说中蕴含的反抗精神；“大禹治水”故事里强调的“天下为公”的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理思想等。高中学生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国文化。在苹果手机、好莱坞大片、万圣节、宫崎骏、“韩流”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今天，能够很好地保有和继承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来提升我们自己的文化“实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也必须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强化自身的优秀文化“基因”，使中国的文化不断繁荣和发展。要使当前的高中学生将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就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而加强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只是其中基础环节。“教育的本质是人与文化之间的双向建构。”[6]我们的学生只有很好地接受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创造出更为灿烂的文化。
那么，加强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优取哪些具体措施呢？笔者认为：
一、教师要立足于课堂，对课文中涉及的文化常识进行深入细致地挖掘和讲解。课堂学习是当前高中学生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在课堂上教师应对课文中所涉及到的文学常识进行细致深入地讲解，不要只做简单的解释，要力求挖掘文化常识背后的深层内涵。
二、在文化常识教学中，教师可尝试编写古代文化常识校本教材，为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进行系统的学习打下基础。还可以根据学校的安排，组织古代文化常识社团，定期开展小组或社团活动，让学生通过合作、交流来学习古代文化常识。同时，还可以创办诸如“兴趣班”“特色班”采用“大讲堂”之类的形式，安排学生进行系统的学习。
三、教师要放眼课外，鼓励学生运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如果教师能够培养学生对于古代文化的兴趣爱好和学习习惯，使学生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能在课余时间，运用丰富的图书馆或者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那么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稳步提升。
参考文献：
[1]萧放.社日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6）
[2]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07-108
[3]黄修明.中国古代仕宦官员丁忧制度考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4]赵存生.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精神[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范文2
其实，只要我们对这道题目的真正含义、命题背景、取材范围、记忆方法等稍加研究，就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应对之法，并最终能让我们扫除困惑、充满信心、轻取三分。
一、真正含义
关注含义，首先必对这个知识点或考题进行概念界定。这道题称之为“文化常识”，而非“文学常识”；又因它出现在文言文阅读题目中，并取材于文言文阅读文本，故而为求准确，我们当称之为“古代文化常识”。
什么是古代文化常识？古代文化常识是指中国古代称谓、习惯、历法、礼仪、科举制度等悠久文化的常识性知识。少数同学若误以为是文化常识、古代文学常识，甚至极少数同学若误以为是文学常识，那么势必在无形中扩大了我们的复习范围，也在较大程度上偏离了对题目内涵及外延的正确理解，也自然会大大增加我们备考复习的任务和难度。
二、命题背景
这道题我们之所以准确地称之为古代文化常识，正是立足于特殊的命题背景的。笼统地说，此题取材于文言文阅读，不可能涉及现当代文化常识，也极少涉及文学常识；具体而言，此题所选文言文主要集中在记叙类文言文中，甚至很多年的文言材料都源自于《二十四史》。而正确分析认识历史类文言文本的写作对象、特定内容、表达特征等，都有利于我们划定符合史传类文言文本所常出现的文化常识知识点。
三、取材范围
就近几年的高考文言文阅读篇目而言，基本上都是文言文史传类文本，并且更倾向于人物传记。这些倾向于人物传记的文言文本，大多遵循了从姓名籍贯到科举考试，从官职任免到主要政绩，从主要精神品质到最终结局的叙述模式。在这种叙述模式中，所选主要人物都有官职在身，他们既有广泛接触其它官员甚至是面见皇帝的经历，更有接触地方官吏百姓、民情风俗、人文地理等等诸多机会。既如此，该题考查点要出自文本，那么所考文化常识点自然与历法、官职、朝廷机构、科举制度、称谓（含人物、地理、风俗、礼仪等）等密不可分。
以2016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I卷、Ⅱ卷、Ⅲ卷为例，我们都能发现此种规律。
例如：2016年全国I卷【答案】A
5.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首相指宰相中居于首位的人，与当今某些国家内阁或政府首脑的含义并不相同。
B.“建储”义为确定储君，也即确定皇位的继承人，我国古代通常采用嫡长子继承制。
C. 古代朝廷中分职设官，各有专司，所以可用“有司”来指称朝廷中的各级官员。
D. 契丹是古国名，后来改国号为辽，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与中原常发生争端。
例如：2016年全国Ⅱ卷【答案】D
5.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中宫是皇后所居之宫，后来又可以借指皇后，这与东宫又可以借指太子是同样道理。
B. 陛下指宫殿中立有护卫的台阶下，因群臣不可直呼帝王，于是借用为对帝王的尊称。
C. 吏部是古代六部之一，掌管文官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长官为吏部尚书。
D. 移疾指官员上书称病，实际是官员受到权臣诋毁，不得不请求退职的委婉说法。
例如：2016年全国Ⅲ卷【答案】A
5.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礼部为六部之一，掌管礼仪、祭祀、土地、户挤等职事，部长官称为礼部尚书。
B. 教坊司是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舞的教习等演出事务。
C. 致仕本义是将享受的禄位交还给君王，表示官员辞去官职或到规定年龄而离职。
D. 历史上的“两京”有多种所指，文中则指明代永乐年间迁都以后的南北两处京城。
综合三套2016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不难发现，三道题中的四个选项，实际有三个选项都与官职有关。我们切不可认为这只是一个巧合，或是命题者有意而为。即使是有意，也是有意保持三套试题难度与考查内容的一致性；而不是不约而同地都重点考查到与官职相关的文化常识。理解这一点，还是应该回到这篇文言文文本的取材。《二十四史》是典型的官方历史，亦谓之正史，所记载人物怎么可能是普通百姓？事实上只要对中国正史稍加浏览便知，任何一部正史，无一不是皇族、官吏或反皇权官吏的历史。那么这类文言文本，可能常常必然出现的就是官职、官僚机构、官员交际等或与此相关的文化常识。
虽然如此，但我们断不能以2016年高考试题推断2017年高考也要围绕官职这个核心命题。也许明年的文化常识还会涉及到科举制度、天文历法、风俗习惯、人物称谓等；但无论如何命题，都是这类文言文本所无法避免的古文化常识。
四、复习方法
古代文化常识，尽管是常识，但毕竟是古代的，有些我们可能接触较多，有些我们可能仍然生疏或者根本不了解。从复习方法和能力考查层级而言，建议还是以记忆为主。
但记忆并非死记，也不是滥记，更不是没有系统、没有章法、没有条理地记忆。下面，拟结合文化常识本身的内容特点，介绍几种行之有效的记忆方法。
首先，为保证记忆的有效性、时效性，首先我们务必理解文化常识形成的原因，力求理解性记忆；第二，不是所有的文化常识，都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我们要突出对常见文化知识的记忆；第三，在记忆时，我们还要借助具体的情境或语境，文化常识不是孤立的知识点，它必然渗透于人物及故事的叙述和描写之中；第四，为保证不经常遗忘，我们还要反复记忆易混淆、易错误的文化常识知识点；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分类、要比较、要排序、要联系地记忆和突破。
（一）分类记忆
整体分类：我们可以将史传类文本所常有的文化常识进行分类。例如，出现在文言文本中常见的无非就是科举制度、古代官职、人物称谓、天文历法、古代地理、风俗礼仪、饮食器用、音乐文娱等几个主要文化内容。
除了整体分类，我们还可以进行细致分类。例如，对科举制度，我们可以按照朝代特点或时间顺序分类。
（1）汉代科举制度文化常识分类。
例如：“察举”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其它汉代科举制度文化常识还有“征辟”“孝廉”等。
（2）明清科举制度文化常识分类。
例如：“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 除此之外还有“乡试”“会试”“殿试”等。
（3）明清科举制度考试结果分类。
例如：“及第”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除此之外，还有“进士”“状元”“会元”“解元”“连中三元”“金榜”“同年”等。
（4）明清科举制度学校分类。
例如“乡学”与国学相对而言，泛指地方所设的学校。其它还有“太学”“国子监”“书院”等。
（5）明清科举制度学官分类。
①学官：古代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的统称。如祭酒、博士、助教、提学、学政、教授和教习、教谕等。
②祭酒：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铣（《记王忠肃公翱事》的作者）都曾任过国子监祭酒。
③博士：古为官名，现为学位名称。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
④学政：学官名。“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促织》：“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学使即学政的别称。《左忠毅公逸事》：“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指左光斗任京城地区的学政。
⑤教授：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
⑥助教：学官名。是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协助国子监祭酒。
⑦监生：国子监的学生。或由学政考取，或地方保送，或皇帝特许，后来成为虚名，捐钱就能取得监生资格。《祝福》中的“四叔”就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则是一个吝啬鬼的典型。
（二）比较记忆
比较记忆，适用于易混淆、古今差异大、朝代差异大的古文化常识。
（1）同类比较。
①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
②太傅：参见“太师”条。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梁太傅。
③少保：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中“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故称。其二，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2）内部比较。
三省六部：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管官吏的任免与考核等，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礼部（管典礼、科举、学校等）、兵部（管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刑部（管司法刑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六部制从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清末。
（3）古今比较。如古今纪时的方法。
①天色纪时法。古人最初是根据天色的变化将一昼夜划分为十二个时辰，它们的名称是：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yú）中、日中、日i（die）、晡（bū）时、日入、黄昏、人定。
②地支纪时法。以十二地支来表示一昼夜十二时辰的变化。古天色纪时、地支纪时与今序数纪时对应关系见附表。
③现化纪时法。23-1点 1-3点 3-5点 5-7点 7-9点 9-11点 11-13点 13-15点 15-17点 17-19点 19-21点 21-23点。
④五更：我国古代把夜晚分成五个时段，用鼓打更报时，所以叫作五更、五鼓，或称五夜。
（三）排序记忆
（1）官职的任免升降。根据任命、提升、调动、贬官、辞官的顺序来记忆。如：①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②除：拜官授职。③擢：提升官职。④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⑤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⑥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⑦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⑧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
（2）二十四节气。根据节气及月份的先后顺序来记忆。
正月：立春、雨水 二月：惊蛰、春分
三月：清明、谷雨 四月：立夏、小满
五月：芒种、夏至 六月：小暑、大暑
七月：立秋、处暑 八月：白露、秋分
九月：寒露、霜降 十月：立冬、小雪
十一月：大雪、冬至 十二月：小寒、大寒
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歌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古诗文中常用二十四节气来纪日，如《扬州慢》：“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夏至白天最长，冬至白天最短，因而古人称夏至、冬至为至日，这里指冬至。
（四）联系记忆
（1）联系文句。联系文言文中所学的句子来记忆。
①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以王公在位年数来纪年。如《左传・骰之战》：“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指鲁僖公三十三年。
②年号纪年法。汉武帝起开始有年号。此后每个皇帝即位都要改元，并以年号纪年。如《岳阳楼记》的“庆历四年春”、《琵琶行》的“元和十年”、《游褒禅山记》的“至和元年七月某日”、《石钟山记》的“元丰七年”、《梅花岭记》的“顺治二年”、《后序》的“德v二年”、《雁荡山》的“祥符中” （“祥符”是“大中祥符”的简称，宋真宗年号）等。
③干支纪年法。如《五人墓碑记》：“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丁卯”指公元1627年。《〈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辛亥”指公元1911年。《与妻书》“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辛未”应为辛亥。近世还常用干支纪年来表示重大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辛亥革命”。
④年号干支兼用法。纪年时皇帝年号置前，干支列后。如《扬州慢》的“淳熙丙申”，“淳熙”为南宋孝宗赵Y（shèn）年号，“丙申”是干支纪年。《核舟记》的“天启壬戌秋日”，“天启”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壬戌”是干支纪年。《祭妹文》的“乾隆丁亥冬”，“乾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丁亥” 是干支纪年。《梅花岭记》的“顺治二年乙酉四月”，“顺治”是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乙酉”是干支纪年。
（2）联系生活。联系现代生活来记忆。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范文3
摘 要 近年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众说纷纭,兴起了讨论研究古代文论“热”。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我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在知识全球化的今天,仅有的西方文论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学人们都希望我们在“拿来之余”还要“送出”,这不仅是当代知识分子民族自尊心上扬的使然,同时也是当下文学发展的必然。然而,对于我国古代文论“如何更好地转换”、“转向哪里”、“怎么转”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讨论莫衷一是。本文的写作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探讨。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论 现代转换 语境 现实认同
21世纪的今天,文化已经是一个全球视野下的公共财产,为了求得它应有的一席之地,它必然要求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尤其在当下中国国力提升、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深远的背景下,讨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意义重大。“中国古代文论,是世界三大文论体系(中国、印度、欧洲)之一,在数千年的文学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韵味独特的理论话语系统。”概言之,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即是“使传统面向现代而开放其自身,这便是古文论向着中国文论的转换生成,亦即众说纷纭的‘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要达到的中心目标。”
一、语境的缺失
中国古代文论本身既自由(自然)又陈腐(陈旧)――自由(自然)是指中国古代文论常常是文人诗论作品的一部分,有些则直接是诗人、词人的作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就常常是诗赋、骈散文合化。至于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其文学批评思想的就更是俯拾即是:戴复古的《论诗十绝》,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等。它们既像随笔,又像札记,往往寓艺术的深刻见解于其中;陈腐(陈旧)则指由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我们的阐释绝大部分是以“儒家经典”(主要内容是要求积极入世,团结友爱、与人和善等等)为轴心,然而,它又未形成像西方文论那样有其缜密、完整的思维体系。更重要的是,古今时空的隔离,往往导致对话的困难。正如清代学者陈澧所云:“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
正因为它本身的语境体系,所以我们称之为“古代文论”,同时也说明我们已经承认这种文论的话语体系是“古”而非“今”的,是有别于我们今天的,甚至思维体系、思维模式也会有差别。“古”话语作为我们优秀文化的载体,传承了一代代的民族精神,但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今”的话语体系中,这样必然会给我们理解阅读“古”文论造成相当的困难,因为“语言所传达的乃是事物特定的语言存在”。当然我们又不能生硬地强调“复古”,这样违背历史潮流。况且,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使用“今”话语,已经导致了包括“古”文论、“古”文学在我们这一代的“阅读缺失”――简单地说,就是读不懂、不愿读,甚至在一些时候,但凡带“古”的标签,我们内心已经有相当的抵触心理――所谓的发自内心的把它“崇高化”、“经典化”。如何创建一个更好的阅读氛围,创建一个适合阅读,能阅读,能读懂的文本,已经迫在眉睫。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文化(学)的现代性不能等同于社会的现代性(化),社会的现代性(化)更多的是要求社会的平等、公正、和谐,而文化(学)的现代性则更多的是探讨一种与时俱进的自觉融入现有话语体系。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所以无论从史学的角度,还是从继承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才有了西方文论不可比拟的长处。而且,经过几千年的沉积,不断地继承、发展,它才有了今天的博大精深。对于以“推陈出新”见长的西方文论而言,无论是它的经典性,还是多义性,都不能追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魅力,“现代转换就是一种理性的分析,目的在于使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古代文论部分,获得现代的阐释,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话语极为丰富,可以构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和理论体系。”这也是我们当下急切地寻求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原因之一。
二、外来力量的强大攻势
西方文论在我国的“热”似乎还没有一个世纪,但是由于“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最终白话文的普及流行,再加上古文论本身阅读的困难等原因,我们已经离它越来越远了,它仅仅成为在专业领域少数学者运用的工具了。相反,西方文论在我国20世纪文论史上的待遇则似乎是反客为主了,不但我们热衷于翻译、运用,而且国家层面也在发文鼓励借鉴。
我国近代以来主要有两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两次“西学东渐”的发生都有一个共同原因――由于历史的使然,中国面临着重大变革的背景,我们迫切地需要外来文化(文论)冲击我们过时的、腐朽的文化。当然,这是客观原因。前面说到,阅读难的问题,在当下的研究文论界,即使是专家学者,若没有相当的古文功底,一手拿着工具书,一手捧着文论,阅读起来也还是有相当困难的,如《尚书》、《周易》等等佶屈聱牙的作品。
相对而言,现代文论(更准确的说是西方文论)在这方面就没有或很少这样的问题。对于西方文论,我们可以直接阅读,然后进入思考空间,如果可以用来说明某些文学现象、剖析文学缘由,我们往往毫不犹豫地把它“拿来”。它避开了一个由“古”话语(文字)转到“今”话语(文字)的两种不同语境的合理对位。或许有人会质疑:“西方文论毕竟是西方文化、西方思维的衍生物,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模式,阅读西方文论同样需要一个‘共同(共创)语境’的磨合过程……”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现在能读到的西方文论基本上都是由华人――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或有此背景的炎黄子孙翻译的,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为我们预设了一个“中国语境”。而且,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白话文体系,某种意义上还是从西方话语体系中蜕变过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古”文论仍然保持着几千年来的“古”文思维模式,这必然就导致了阅读的困难。
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也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种“殖民扩张”。西方文化(文明)从起源开始就是一个不安骚动的“异质分子”――它活泼、动力十足。若追本溯源,西方从15世纪中期起,伴随着对商业资本和财富的渴望而走到了“扩张时代”,通过新航路的开辟,开始向世界大规模扩张,同时伴随而来的就是“文化侵略(文化扩张、文化殖民)”。对此,杰姆逊明确指出:“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文化也有了不同的含义。”因此,“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失语”。“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
三、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现实可能性
笔者认为,借鉴外国文化、文学理论阐释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现象作用不会很大。退一步来看,即使转换成功,这也仍然是仅属于少数人的“精英文化”――它的预设理想读者既要求有一定的西方文学(文论)知识,又要有不少的中国文化常识。这里同样会涉及到中西两种语境的磨合交汇,因此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阅读困难。“事实上,要挽救中国文论,就应该以古代文论的基本话语为主,讲意境、滋味、气韵、风骨、虚实相生、有无相成、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不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这样的话语。从接受的角度来讲,要‘妙悟’、‘目击道存’、‘点到即止’,而不是辩证体系、格式塔心理、异质同构等。”[8]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似乎定义为“转型”更为恰当。“转换”是改变、改换,而“转型”则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它是主动求新求变创新的过程。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是源远流长,我们或许可以对它进行“硬分”,即仿照西方文论各成体系的思维模式,把各核心概念追本溯源,各立章节,甚至各成一本书,由此组成一个大的系列。这样,既能让阅读者对某一概念有全方位的把握,从而形成比较清楚的认识,又能摆脱中国古代文论“散、乱”的弊端。有人会质疑这种“硬分”方式,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千丝万缕的某些核心概念相分离,但这只是目前我们普及文论知识的一个尝试。我们的设想是对这些概念各个击破,在普及了一些核心概念以后,实现点面结合,融会贯通,最终达到全面掌握、运用的效果。而且我们也知道,一个成功的体系、模式是需要不断地被打破、重构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它的最完美结构。“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成功普及推广就是一个可参考的例子。文人们身体力行,自觉地把白话文运用到写作教学中去,把它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央视《百家讲坛》中的一些成功节目如《三国》、《论语》之所以能“热”,人们爱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通俗易懂,能联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觉得它们“有用”。
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媒体等机构,加强在生活中对古文论常识的普及;政府扶持、民间团体的配合,引导人们关注、阅读。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文化本来就是由无数个有价值的个体组成的复杂体,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时同样要深刻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对经、子、史、哲等的梳理、校对,以至普及运用推广;对古代名人传记的合理撰写考据;对古代文化常识,文学典故的整理、推广,等等,都将有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普及推广。并且,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中如何恰当地注入现代因素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论应用时应同时注重‘说什么’和‘怎么说’,唯有如此,才能创造性地承续已被中断近一个世纪的文论传统。”[9]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属于世界文学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理应发挥其应有的重大作用,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它在提升人类思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的为全人类服务。因此,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如何实现其更好更快的现代转换(转型),当下学人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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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范文4
古代文学虽然离我们时代久远,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是枯燥无味、曲高和寡的。很多时候,只要用心挖掘、品味,它就像一座古墓,充满了玄机和珍宝。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玄机和珍宝,它不是每个普通大众都能挖掘到的,但研究者能挖掘到。因此,本文所谈的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学者,而是进行学术普及工作,使古代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占一席之地,雅俗共赏。这并不是要降低标准,一味迎合大众低俗需求,而是通过古代文学的研究、传承、传播使大众文化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提高大众文化品味。
一、表面的热火朝天与深层曲高和寡的落差
当前国学热持续升温,古代文学呈现出了繁荣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国学启蒙课程,很多大学设立了国学班或国学研究院,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纷纷开办国学班,全国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众多“大学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学内容几乎都占绝对优势;古代文学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几乎到了“四海无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问题,如俞香顺在《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中提到“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花卉也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放意识和当代意识”,“其研究的原动力或者说是归宿点都是为了提升当前博兴的‘花卉热’内涵,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从习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爱国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无闻的教授走向公众成为学术明星,引起了学界和普通大众对于学术大众化、学者偶像化的纷争。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大量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讲座或讨论版块,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参与,如百家讲坛。各种形式的解读经典、改写经典成为时尚,解读、改写经典的图书也尤为畅销,如《人生若只如初见》自上市伊始,便进入卓越网图书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会后一个月内销量突破一百万册。很多优秀古代文学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如电影《孔子》《赵氏孤儿》等)且收视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大众对了解古代文学的热情十分高涨,古代文化经典也在逐渐走向人民大众。
但审视一下当前大众的阅读现状,中国古代文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据调查,“读过四大名着的大学生仅为5%,即便在中文专业的大学生里,这个比例也少得可怜”④,更别说在普通大众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读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书店里多数古代文学类书籍问津者甚少。如果大众了解古代文学多数靠讲座、影视剧、课堂讲授,缺少主动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阅读、品读,大众无疑只会徘徊在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边缘,难以抵达精髓。目前媒体对古代文学的传播、包装、炒作明显存在偏差,受众也经常是一笑而过,并没有对精神起多大影响。大学语文课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尴尬局面⑤,古代文学课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阅读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质化,是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的关键,成为国学热的硬伤。这注定目前的国学热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痒式的。这些与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和人民大众物质化、功利化的生活态度,以及科技的发展,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增多,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电子网络等传媒手段令人应接不暇,文化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有关。与古代文学自身先天阅读障碍(社会文化背景、字音、词义等)有关。与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存在、学术抄袭剽窃和模仿翻新等问题比较严重,学术文章的论述空洞、乏味,真正创新性、价值高、实用性强的研究成果少有关。可见,当前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主要停留在表层,普通大众与真实的古代文学还有很厚的隔膜,大众对很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误差、偏差,难以抵达精髓。
二、里应外合,推进古代文学走向大众、大众走进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道路涉及面广且漫长。王长华、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众一般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从产生成果——同行专家学者认同——众多学者结合自身体会广播于众——渗透到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过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个传播过程都要注重实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下意义。所谓当下意义是指现代意义、实用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要考虑当下实际意义。古代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流派依据主观意志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不断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时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学中有没有对今天依然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呢?赵逵夫的《继承优秀文学遗产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阐释》等文章中有详细阐述。具体归纳如下:一是能为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准则、道德风尚、文化热点等追宗溯源,丰富发展其内涵;二是中国文学重人伦、重礼仪、讲“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进父子、夫妻、兄弟、师徒、朋友等关系,是现代社会医治人情冷漠的一剂温补的汤药,如《论语》对于今人处理人际关系、人生价值观架构就有重要启发;三是大量描写自然,体现作者对生活环境深切关注,对大自然热爱的诗歌与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破坏严重矛盾的一种呼救;四是大量表现作者闲情逸致、坦荡胸襟的作品,可以涤荡现代人浮躁不安的心灵,成为现代人舒缓压力、心灵安宁的一副安神剂。五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使人端视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提高人生修养的一种途径。作为学者或教师能够深刻认识、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代现实意义,推进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这样古代文学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个研究者笔下也是常新的,对每个读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实际意义的。
其次,无论是教研还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关怀和审美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情感上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学本不应该是枯燥、难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需要心灵沟通、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古代文学有时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经无比繁荣的古城,教学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师需要在如何抓住观众好奇心理、如何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当代学者会有这样的共鸣,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叶嘉莹、顾随等),都是带着浓厚的学术情感、文化情感开展教学和研究的,而今天还有多少学者带着浓烈的情感进行教学和研究并体现这种情感和担当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学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艰辛而高深的学术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时又不低俗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可以多编着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学知识读物,多写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编选一些适合当下的总集、别集,使古文底子、社会文化背景隔阂不再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文学研究者应该担负起将深奥难懂的经典通俗化、生动化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学各领域里着名学者撰写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读物——《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叶嘉莹先生也曾萌生过普及古代诗词的愿望并身体力行,2007年中华书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据她上课或演讲而整理的录音稿,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本,包括《唐宋词十七讲》等。2013年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上中华书局出版了《诗词写作常识》《诗词格律》《怎样赏
诗》等“诗词中国”普及读物。这些书籍对于普及古代文学知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量少,宣传力度不够,受众范围有限。我们至今背诵的经典唐诗依然沿用清人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过去了,它是否还适合当下的审美需要值得质疑。结合当下编选新的《唐诗三百首》及其他总集、别集也是极有必要的。学术普及意识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也不屑为此事。所以,学者们躬下身来,有意识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喜欢的语言多编写一些古代文学通俗读物、结合时展多编选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2.从受众方面看,要培养与引导并重,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一方面要“培养成熟的受众群体”⑨。受众文化和文学选择能力高低直接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历史上的文学大众化,繁荣了文学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对文学发展带来的致命伤害,主要表现在降低文学审美水平和质量上。为避免或缩小这种伤害,培养高素质的受众群体,加大对大众阅读的引导尤为重要。学校教育应该更加重视文言文阅读训练和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承担起培养成熟受众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门可以有意识的做些阅读引导工作。199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读书文化节活动,主要目的是倡导读书风气、指导读书门径,由此产生了季羡林、张岱年等国内54位着名学者联合推荐的《人文经典应读选读书目》。可是十余年过去了,这样有力的引导工作我们却没有继续做好。各个层面有意识的进行传统文化、古代文学的宣传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种宣传品上印古代诗词名句、经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图文并茂的古代文学名篇。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范文5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对策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研究领域非常广阔，是一门很成熟的研究学科。但该学科在课程的教学研究方面很滞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对推动高等院校古代文学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提高高等院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产生积极影响。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优化高校文学教育实效
前期，高校进行了一系列古代文学教育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偏重于教学手段方面的改革，对课程理念、课程内容缺乏研究，对课程设置的目标不够明确，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推动高校文学教育改革对推动课程教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对培养古代文学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有助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日益加剧，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从课程设计、课程教学方法、课程目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助于增强高等课程竞争力，提高教学效率。
(三)有助于传承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蕴含深刻的人生体验、哲学智慧和具有天然的教化功能。为了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国民修养，当今社会需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文化熏陶。因为它承载着中华优秀古代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开启民智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作用。可惜之前这门课程没能发挥其在国民教育中的应有作用，而随着社会不文明行为的增加，课程也需要由知识教育变为道德教育与综合素质教育。
二、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教学方法、手段，缺乏改革理念和目标
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偏重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对中国文学教学理念研究不够。虽然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在一定程度可以丰富课堂，提高课堂的活跃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是长期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和手段，或者经常性的变化教学手段和方法，势必会让学生产生厌倦情绪，不利于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教学目标。对于长期不重视教学理念和目标的研究，不利于学生找到认同感，学习的目标意义不明确，在学习古代文学课程上，没有目的性，对学习程度界定模糊，取得的效果鉴定不明确，都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重实训技能培养，缺乏相应的实训手段
随着大学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深入，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时相应减少，更多的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训技能，很多高校在对学生考核评价时偏重于课程实训，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由理论为主，转变为实践教学，给学生增加了相应的实践学时。高校普遍认识到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但不清楚如何进行实践教学，应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开展实践教学。很多高校会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去引导学生学习，通过观看影片的方式来完成实践教学任务，虽然教学方式有所变化，但是取得的教学效果仍然不够理想，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长期发展，对提高高等院校学生的实践技能仍显不足。
(三)重文学作品学习，缺乏国学经典创作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程内容设置主要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一般是历史传唱，文学色彩浓厚，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具有显著的教育意义。这类作品得到了高等院校的重视，在安排课程时对于课时的安排就相对多一些，研究力量也强一些，各高校也纷纷成立专门的国学院，开展国学教育，开始重视国学经典诵读。高等院校在开展课程评价，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时，在国学教育、研究方面的比重更加偏重一些，平时就要求大学生要开展国学阅读主题活动，列出必读科目，将平时的表现和最终考核结果综合进行评价，在一定程度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一些学生的阅读主动性不强，疲于应付的思想还存在，笔记报告流于形式，取得的效果不明显。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措施分析
(一)科学设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理念和目标
科学设置本课程的目标，使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掌握基本的文学作品知识和文学史常识，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悠久传统和主要特点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基本要求，对于基本常识要熟练掌握，对于文化常识能够正确判断。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方式和艺术特点，能运用文学、语言学、美学、历史等相关知识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文学现象、文学流派进行分析和评述，在宏观上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线索。
(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高等院校在加快推行古代文学教育教学手段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和技术在高等院校非常普遍，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可以很形象的展示教学内容，让学生很容易接受理解。使用很普遍的是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声光画的方式展示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很深入的了解，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高等院校应该注重为教师提供诸多素材的条件，因为在制作这些音像资料和文字材料，需要大量的背景材料，如果没有便利的资源和条件，会极大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做出的多媒体资料借鉴意义也很有限，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对资料的选取要本着实用，能够扩大大学生的文学视野，能够形象的说明问题，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克服过去单纯的灌输式的教育，不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学习，深入的研究问题，活跃课堂气氛，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进一步发展。在研究古代文学课程时要结合其内容和特点，在网络化时代，对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检索和收集相关学术最新研究成果显得日益重要。将过去那种传统的古代文学与现代网络文献检索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展现在大学生面前，可以有效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能够为他们获取更多的研究成果。现阶段，很多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被文化部门，广电中心拍成了优秀影片，在全国各大剧场进行放映，这又为大学生研究了解古代文学提供了一定的途径，使得大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得到学习，激发研究的兴趣。
(三)树立新型学习观，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引向深入
国内诸多高等院校非常注重培养高层次人才队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育离不开创新教育方式，加快教育改革，树立新型学习观。新型学习观是相对过去陈旧的学习方式，陈旧学习目标，落后的教学观念来说的，是一种主动超前的谋划，研究性的学习，注重的是实践效果，取得的效果应当是有助于推动实践应用，培育学生反思和创造能力，极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研究性学习是以“培养学生具有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态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基本目标;以学生从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各种课题或项目设计、作品的设计与制作等为基本的学习载体;以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中学习到的科学研究方法、获得的丰富且多方面的体验和获得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基本内容;以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自主采用研究性学习方式开展研究为基本的教学形式的课程。深化教学改革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教育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是提高教育质量，保持办学旺盛生机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创新意识、扎实苦干的精神，克服不足，致力改革，推进改革，开创教学改革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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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范文6
一、本末倒置: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史
诗赋文章本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明以前杂剧、传奇和小说都难登大雅之堂。《汉书艺文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不能诗词唱和就难以进入社会主流。清末废除科举以前，学习古代文学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和提升艺术品位，那时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写作还是读书人的必备功课，学习唐宋诗词和韩柳古文有其实用价值，李杜诗歌和韩柳文章仍是揣摩的对象。甲午海战失败给士人极大的刺激，清末从朝廷到学界都唾弃沉溺词章的传统，看重经济的实用之才。京师大学堂开始甚至没有设置文学一科，不过很快就纠正了这一偏颇。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上呈的《学务纲要》中，觉得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因而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骄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五大洲文化之精华。①晚清词章之学虽然声名狼藉，但从庙堂制诰到个人应酬都离不开它们，学习古代文学不仅仅是泛泛的欣赏，许多经典作家还是学子模仿的对象。白话文运动成功后废弃古诗文写作，古代的诗词文赋才成了文学遗产。
大学讲堂上受西洋风气的影响，过去学习文学时那种富于灵性感悟的文章学，逐渐让位于条贯系统的文学史。不过，1903年清廷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文章学与文学史并重，规定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诸子等，为中国文学门的骨干课程。只是这里的历代文章流别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大不相同，前者要求仿日本己有的中国文学史体式，后者则是溯历代文体的源流。林传甲不久就写出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在该著开篇便声言自己是仿日本桩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②晚清人在西方著述体裁而前己经乱了方寸，趋新趋洋渐成学界主流。林传甲这部《中国文学史》，有点像裹脚女人穿西洋短裙，现在看来真是土不土又洋不洋。但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一百年神州大地上每年都有几部甚至十几部中国文学史问世。当时士人只是把文学史作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拐杖，作为进入中国古代文学殿堂的入门书，编写中国文学史不过欲令教者少有依据，学者稍傍津涯，则必须有此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之等级。③1906年，著名古文家和翻译家林纤代替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主文科教席。他所使用的自编教材《春觉斋论文》，体式上既与林传甲的文学史大不相同，教学宗旨更与林氏大异其趣其教学目的重在使学生作文乃无死句，论文亦得神解①，目的既然重在提高学生作文能力，他教古代文学也就重在让学生揣摩古文义法。书中第一章《流别论》取法挚虞讲各种文体的渊源和特点，后而几章分别讲古文的审美特征、古文应避免的十六种弊病、作文八种用笔法和四种用字法。同时任教于北大的姚永朴，他在北大的讲义《文学研究法》卷一开宗明义:文学之纲领，以义法为首。③林、姚都是通过作品谈义法、论意境、讲技巧，为此他们还编了《中国国文读本》《左孟庄骚精华录》等不少古代诗文读本。不管是阐述文体特征，还是分析诗文义法，抑或谈论艺术风格，他们都强调对作品的咀嚼讽诵和细腻感受。
稍后章门友人及弟子入主北大文科，与林、姚等人论学议政多有胡龄，这里有学术取向上的差异林纤、姚永朴尊唐宋古文，刘师培、黄侃崇六朝文章，也不排除人事关系上的纠葛骄体、古文本可取长补短，六朝、唐宋也并非水火不容。刘、黄学问渊博，林、姚体悟入微，不同学派和不同路数同系执教，对于学校而言可活跃学术氛围，对于学者而言可激发创造活力，对于学生而言可开阔眼界，可惜学术选择和审美趣味的不同，最后变成了有你无我的党同伐异，直至桐城一派离开北大。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为北大教书时的教材，体例是传统学案与西洋文学史的揉合，侧重于文学史知识的传授，另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侧重各家文风技法的品味，二者因相互补充而相得益彰，既有史的线索又有文的评鉴。谁料斗转星移，胡适等人文学革命的成功，白话文代替了古文，更新一批学者又代替了六朝派，林、姚固然成了桐城谬种，六朝派也成了选学妖孽，他们同时都站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对立而。随着刘师培病逝和黄侃南下，北大成了胡适这批新学者的天下，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风气巫变。胡适本人反对文言文，在他眼中文言文和旧体诗都是死的文学，他倡导并力行整理国故，古代文学自然也属于国故之列。
被视为己经过气的国故，古代文学当然也就不值得青年学生模仿，李、杜、韩、柳更不会成为效法的偶像，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也就只关注古代文学知识的承传，而不重视诗文义法的学习，更不重视古体诗文的模拟和训练。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便逐渐从文学熏陶、典范模仿和写作指导，过渡到文学发展线索的掌握、文学常识的熟悉及文学研究能力的培养。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并不是教学生如何写小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唐诗，也不是要教学生如何吟诗词;朱自清有名作《诗言志辨》，可他从不教自己的学生如何以诗言志，尽管他们本人都是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文系教古代文学的教师通常是作家、诗人兼学者，诗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家来教古代小说。1949年以后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能够亲自操笔的越来越少，从没有吟过诗的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的外行来教古代小说，这种师傅带出来的徒弟就可想而知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古代文学教育，基本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个特殊门类，古代文学教育事实上成了史学教育。⑥前三十年教育泛政治化越来越严重，1957年反右刚刚结束，1958年便来了学术大批判，各大学学生批判自己的老师反动学术权威。为了把红旗插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阵地，官方授意北大中文系学生自编了一套文学史，就是人们常说红皮《中国文学史》。稍后教育部组织游国等著名教授，在红皮文学史基础上集体编写了一套四卷本黄皮《中国文学史》⑦，与此同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编了一套三卷本《中国文学史》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后而这两套文学史是各大学的首选教材。就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贯穿哲学史一样，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也是贯穿这两套文学史的主线。它们在个别作家作品的论述上略有出入，但都是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作为评价古代文学优劣的重要准绳。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文学教育逐渐偏向史学教育，那么下半叶史学教育又变成了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渐渐弱化，前些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很高，但重写的中国文学史框架基本没有改变，阐述风格一如往常，使用范畴大体照旧，只是增加了一些新术语而己。
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原来只是让学者稍傍津涯，文学史不过是学习古代文学的拐杖，借助文学史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后来演变成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学习中国文学史拐杖成了支柱，环变为小姐。现在不少大学中文系大多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讲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就是古代文学教育的必修课程，各种各样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都是配合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用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编的古代文学作品选，直接就名为《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⑨这半个多世纪的古代文学教育本末倒置教师忙着编文学史，学生忙着背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被忽视，大多成了文学史附带的参考资料。学生只记住了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
二、顾此失彼:知识的系统性 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
当然，绝不是说文学史这种体式一无是处，它分章分节的写作形式也更适应现代大学的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容易控制时间和掌握进度，学生容易做笔记和梳理知识，也便于教师出题和学生考试。不过，近百年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逐渐成为学习中国文学史，主要还不是它在教学上的便利，而是它具有现代学术形态。较之传统文章流别一类著作，文学史似乎更加科学较之传统的诗话文话，文学史显得更加系统。在课堂上中国文学史取代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文学教育上的现代化，伴随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都而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无论大众还是学者文人多由崇古一变而为趋新，取新法于异邦己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即使倾向于文化保守的学衡派，也强调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文化守成容易被视为抱残守缺。开一代学风的胡适反复强调科学方法，他两个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截断众流，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新的范式。这两部书都是当年北大哲学和文学教材，因而它们不仅在学术上的开山之作，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也开一代新风。仅就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而论，《白话文学史》可能连续影响了好几代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文化界和教育界，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正说明他影响的深远。将古代文学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并以中国文学史为主干，这种课程的设置首先是胡适在北大提出的。1937年主持修订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时，朱自清也认可胡适这样的课程安排:文学组注重中国文学史，原是北京大学的办法，是胡适之先生拟定的。胡先生将文学史的研究作为文学组的发展目标，我们觉得是有理由的。这一科不比于培养常识，更注重的是提出问题，指示路子。⑩教育部1938年颁发的科目表中也特别注重和提倡中国文学史的研究。⑩朱光潜、王了一、张守义等对这种课程设置当时就提出异议。朱光潜认为学习中国文学的重点，应是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经典名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偏重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
朱光潜这种声音显然不合时宜，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应者寥寥。近百年来，中国主流社会对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对传统的治学方法和教育方法嗤之以鼻。连著名的文史学者郑振铎也觉得，自《文赋》起，到最近比，中国文学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却更为寂寞: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文学，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地研究着诗或小说的起源与历史的。⑩诗话文话一类东西，在他眼中都只能算随意的鉴赏，没有形成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⑩，都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他认为无论是治学还是教学，都应该崇尚进化的观点和归纳的方法，因此，那些古旧的《红楼梦索隐》，《西游真诊》，《水浒评释》之类，却都是可弃的废材。⑩金圣那些评点著作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不去探求他所表彰的大著作《水浒》与《西厢》的思想与艺术的真价，及其作品的来历与构成，或其影响及作家，而乃沾然于句评字注。⑩他尖锐地批评甚至辛辣地嘲讽古人诵读的方法:古文家们提倡古文义法，要以朗诵显示出文章的情态与神气来，于是便摇头摆脑的在一遍两遍的读。我们曾讥笑过这一类的古老无聊的举动，然而我们的工作，是否有陷于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险叩⑩
1949年以后大学古代文学教学，除了原来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外，又将政治的正确性放在首位。思想上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为原则，艺术上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标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重估。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才是关键，艺术上的优劣倒在其次。很长一段时间里，课堂上与其说是进行古代文学教学，还不如说是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尽管极左思潮早己成为过去，但中文系古代文学课堂上，宏大的叙事还是照样进行，高屋建领的阐释一如既往。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讲到辛亥革命以前的近代文学，教师勾勒古代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讲解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低谷，学生了解各朝代的代表作家和作品，知道哪些作家是现实主义，哪些作家是浪漫主义看起来非常系统和科学，实际上这种高屋建领不过是浮光掠影。浮光掠影式的跑马观花，一个学期四五十节课，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七八百年的文学扫一眼，老师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算是到此一游挣得了学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了古代文学的治学与教学，很少考虑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也很少考虑现在中文系学生的实际水平。七八十年前中文系大学生，有的上大学之前受过私塾教育，有的熟读文史经典，有的可以写出漂亮的五七言律，对于古文基本不存在阅读障碍。他们己经诵读过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再通过老师将各知识点连成线，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有其合理性。那时候中文系学生国学功底较深，大学也完全实行精英教育，胡适在本科生中讲整理国故的方法，在课堂上还能赢得满堂喝彩，这除了胡适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外，也说明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能与胡适心心相印。与当年学生的古文功底相比，如今学生水平差了一大截。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文系学生水平没有做过调查，后三十年笔者在大学先当了近十年学生，接着当了二十多年教师，对这一时期大学生古文水平比较清楚。这些大学生上古代文学之前，他们所读到的古代文学作品仅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可以说大多数人不能阅读古文，不少人即使参看现代注释也看不懂古代诗文。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还以文学史为中心，只是海阔天空地讲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只是泛泛地讲什么意境优美语言清新，学生即使把文学史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次次考试都得了满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仍然了无心得。
民国时期古代文学教学中虽然重视文学史，但从1938年朱自清主持拟订的《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看，民国政府教育部向各大学下发的课程设置中，必修课有:中国文学史分为四段，三、四年级连上四个学期，每学期3个学分，共12个学分。专书选读同样连讲四学期，分别选讲传统的经史子集，共12个学分:专书选读(选讲一种经书)、专书选读(二)(选讲一种诸子)、专书选读(三)(选讲《史记》或《汉书》)、专书选读(四)(《楚辞》《文选》《杜工部集》或《韩昌黎集》。还有历代文选两个学期，共6学分，历代诗选两个学期，共6学分。仅文选和诗选的学分就与文学史一样多，加上专书选读课，所用的课时多文学史一倍。选修课有:词选2个学分，曲选2个学分，小说选读3个学分，戏曲选读3个学分。各种作品选讲所用的学时接近文学史的3倍。另外，必修课中还有2学分的各体文习作，规定专习文言，选修课中各有2学分的诗习作和词习作。⑥
今天中文系本科公共课和其他课程挤压了古代文学许多课时，不少大学中文系本科古代文学必修课只上中国文学史，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作品只是在文学史课堂上附带讲到。有的任课教师要求背一点作品，有的教师可能不要求背，这样，学完了唐代文学史却没有系统读过李白、杜甫选集的人绝非少数，学完了明清文学史没有读过《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的学生大有人在。对于古代文学原著，中文系不少学生既没有能力读懂，也没有兴趣去读。没有兴趣的原因是品不出味道尝不出肉的滋味还喜欢吃肉吗?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性。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史，虽然同为人文学科，虽然看起来都是中国和古代，但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特征。学习中国古代史，熟悉安史大乱中兵变的细节，学生不能也无须去诵读历史事件，但学习白居易的《长恨歌》，读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而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不仅需要知道当时历史背景，还需要重构当时马鬼骚的场景，要体验诗人对这一悲剧的感情，更要感受此诗的诗艺与诗境。学生要从纸而的文字体味纸背的诗情，要从诗歌的音韵走进诗人的心境，所以学习古代文学离不开理性的分析，更离不开情感的浸润。古代历史事件只有冷冰冰的时间地点，古代文学却饱含着喜怒哀乐的情感体温。学习古代文学就是与古人进行情感交流，古代文学的常识需要记忆，古代文学作品则需要体验，只有情感和审美体验才能激活古代文学作品，所以常识服务于体验让情感体验更深刻，让审美体验更细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