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理论；视角
[作者]赵红梅，厦门大学人类与民族学系2005级在读博士生。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30-009
一、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目标
英语世界的社会学学者做旅游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但似乎还尚未有学者坦然地将旅游研究视为正经八百的学问。原因不言而喻，旅游固然与审美、求知、猎奇、遁世、逃逸等高尚超脱之行为紧密联系，但其还以刻意迎合低级趣味(譬如、色情等)的恶劣形象，而被多数学者斥之为肤浅、庸俗与虚假，学者们亦因此不愿正视之。如今，学术冷落旅游现象的时代已然过去，在旅游社会科学中，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科学、休闲学、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以及营销管理学，都对旅游做出了积极的学科回应。人类学首次界入旅游是在1963年，而正式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是以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一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完全是从其他研究中开出的偶然之花，但不管怎样，这朵花确实符合人类学的研究旨趣。
从研究内容上看，40多年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两方面，即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与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具体可细化为：一、旅游影响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的文化接触与文化变迁。这方面研究者甚众，主要关注主、客互动中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问题。此类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定性描述、片面评价阶段；细分量化研究阶段；跨学科、多方法结合阶段。二、旅游体验，虽然研究者不多，但此研究旨趣风格明确，主要关注“通过礼仪(rites ofpassage)”式旅游，将旅游与仪式进行比对，从中探寻一种类似“朝圣”的神圣旅游体验。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借用人类学仪式理论，但研究成果解释范围不大。此类研究逐渐激发了人类学学者对自身社会的兴趣，从而引发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叩问，譬如：人们为什么旅游，为什么出现不同类型的旅游，为什么特定旅游模式总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群体相关，影响旅游行为的因素是什么等等。此后，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在旅游人类学学者的不断调查与论证中得到运用与完善，旅游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并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应用性学科。
正如《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主编詹法・詹夫瑞(Jafar Jafari)所言，旅游人类学的目标应为：研究离开惯常环境的旅游者；研究旅游企业；研究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影响效应。而纳尔什・格雷本则对旅游人类学的未来研究提出更多的展望：1、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与不同文化背景之旅游者的比较研究；2、研究制度发展(如博物馆与节事活动)与旅游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包括“真实性”问题；3、对旅游开发与旅游游记的研究，尤其是后者，将揭示出个人社会心理生命周期中的世界观与旅游体验之间的关系；4、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研究决定此上层建筑的基础结构，亦是未来旅游人类学应该深入拓展的领域。
尽管学者们雄心勃勃，力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使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与深入，但他们亦不得不承认，就旅游的人类学研究现状而言，很强的理论意识与缜密的方法论相结合的“高兴状态(happystate)”尚未到来。当然，部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已经在旅游研究中得到运用，而对部分理论进行介绍与阐述，正是本文的主旨。
二、旅游人类学的三个研究视角
理论是拓展与提升调查成果的必要手段，如果缺乏理论的知会与提炼，实证资料的简单堆积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人类学学者而言，理论的建构主要来自田野工作与文化比较，通过田野工作这一具体实践，人类学学者了解某一文化，建构对人、社会、文化的理论。而从事旅游研究的人类学学者似乎并不关注学科界限，他们毫不犹豫地借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理论与方法，而不问其学科渊源，只要这些东西适用其研究。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并不很多，主要还是表现在对人类学方法与视角的把握上，因此，要求旅游人类学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与特别的方法论，目前看来似乎不太可能，而唯一现实的办法是，对旅游现象能形成某些一致的观点，从而使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的学者的研究能够融合起来。总体来看，旅游人类学亦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前者主要与科学性问题有关，比如某一特定旅游形式的形成原因；后者回答与现实相关的问题，比如旅游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以下将介绍三个人类学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以及其他学科之理论在旅游基础与应用研究中的运用。
(一)从涵化与发展的视角看旅游
1 涵化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涵化(acculturation)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亦是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关于文化变迁理论，必须明确几个关键词：传播、媒介传播、文化接触、采借、选择、整合、涵化。不难看出，文化传播、文化接触可以说是涵化的先决条件，而涵化则是文化传播导致的一种结果。厘清文化变迁与涵化的关系，可使研究者不仅仅桎梏于涵化理论，对于文化传播与接触的模式，亦可关注与研究。
涵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80年。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关于涵化的研究主张，对后人影响很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有人类学学者专门从事涵化研究。最早的三种研究成果都于1932年出版：一是比尔斯(L.Beals)的《马约文化中的土著遗存》，着重讨论文化接触问题；二是特恩窝尔德(R.Thumwald)的《涵化的心理学》，首次提出涵化的心理学问题并对其概念与过程作了系统分析；三是米德的《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变迁中的文化》，描述一个北美印第安部落安特勒人与白人的文化接触从开始到最终的结果。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于1938年出版的《涵化一文化接触的研究》是最早的涵化研究，对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论，讨论了涵化研究的方法论等。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对涵化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最终形成完备的涵化理论。因此，人类学关于涵化的界定、原因、模式、过程与结果的阐述，都可运用到旅游研究之中。
将旅游者生成社会、旅游者、东道主社会之间的互动视为涵化，实际是一种判断，即此三者间的遭遇过程(touristic encounter)就是多种文化接触、影响、发生变迁的双向互动过程。这说明，旅游不仅对东道主社会产生影响，也对旅游者、旅游者生成社会产生影响。关于旅游者及其生成社会的文化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人类学的内化、适应、示范效应、对抗、复兴等概念都等到应用。旅游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当属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因此许多关于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莫不是以人类学完善的涵化理论为研究基础的。
2 发展
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通常是指GDP的增加或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会对社会有损害”。“发展”这一概念在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中使用的范围则很广，指一切指向理想中目标的社会文化变化。
“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以发展为研究对象，分为广义的发展研究与狭义的发展研究两方面：前者指研究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阐述全球背景下各地区、各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后者以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问题为对象，主要探索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方针及至具体的政策、做法与经验等。有关发展的理论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
“现代化理论(Modemizational Theory)”于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其吸收了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关于传统与现代之分的观点，强调在两种类型的社会中，起作用的规范与价值观是不同的。简言之，这种理论认为世界各国都有可能接受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渗透与全盘传人，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明天。由于无视国际经济格局以及不能解释某些具体事实，这种片面的发展理论招致一片骂声，也导致“依附理论”的产生。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由弗兰克等人创立。他们认为，在现行世界体系中，强国对弱国的贸易与投资只能使弱国陷入贫困与依附他国的困境，因为经济剩余都回流到强国去了。弗兰克提出“依附链条”理论，链条的一端是高度发达地区，依次是渐贫渐弱的地区，直至另一端的最贫困城镇与乡村，而弱国的经济剩余就沿着这链条，流回到强国。这一流派认为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将导致不独立、经济漏损、结构不平衡、民众怨恨、经济偏斜等后果。依附理论同样遭到实证研究的反驳，研究者亦开始不妄谈“依附”，而改谈“低度发展(Undeveloped Theory)”，因为在外来资本的帮助下，许多国家的确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发展。
“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的提出是以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为标志。“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必须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无论研究体系中的哪个方面，如民族、国家、地区、族群等，都必须置于整个体系中来考察；而现代世界体系在16世纪就在欧洲出现，并以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为基础，超越国家界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系理论”亦并非完美无缺，它忽略单个社会的独特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过分夸大世界体系的力量，抹煞了边陲社会独立发展的历史与可能。
应该说，“发展研究”的三个理论虽然并未有足够的解释力，但人类学学者却将旅游视为一种发展现象或发展手段，在此视角下研究旅游这一复杂现象，这三个理论的内容，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中都有涉及，比如现代性、全球化导致的标准“国际(旅游)空间”在偏远山区的出现；旅游收入的渗漏(leakage)到外来利益集团、因色情旅游而引发的弱国对强国的经济与心理依附、由当地人与开发商、旅游者之间的权力、地位悬殊而造成的文化间统治一从属关系，即纳什所谓的“旅游帝国主义(touristic imperialism)”等等。当然，亦不乏因发展旅游而使经济发展、文化复兴的案例，旅游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看法，也从全面否定走向客观看待。正是在旅游过程中的文化接受、文化适应与文化复兴等方面，涵化与发展的概念得以衔接。
另一方面，在旅游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上，人类学学者也许并非完全会无能为力。在社区的发
展研究与实践上，早期人类人类学学者曾尝试过，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实证经验。
维柯斯计划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在秘鲁维柯斯庄园所进行的一项较成功的社区发展研究，这项计划1951年到1964年，为期14年。他们积极介入与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教育中去，并通过研究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去改变维柯斯人的价值观，使得一个社区最终确实有所发展。在研究中，人类学学者们既是观察者，又是设计者，指导者、辩护人、保护人与变迁促进者，并因此形成一块后来称之为“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另一个称为“福克斯计划”的案例中，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们将当地人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作为行动原则，尽可能提供多种方案，供福克斯人自由选择，而不是像维柯斯计划的人类学学者那样直接介入与参与。这项计划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了几十年。福克斯计划的实施，意味着“行动人类学”的诞生。行动人类学学者在研究中只是尽量发现问题，尽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却不施加主观价值判断，这种判断由社区自身来完成。关于这两个案例的更多信息，可参阅石奕龙教授的《应用人类学》一书。
由上述两个案例，不难总结出，人类学学者对社区发展的贡献至少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积极参与控制；二是提供发展方案，促进社区自决。对于将旅游作为一种发展手段的社区而言，人类学学者的参与控制是理想模式，一段时间内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旅游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外来力量的干涉控制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续效应，况且目前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与实践中，并未获得任何特权；而提供发展方案对于间接控制消极旅游影响来说，则现实而可行，比如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概念的提出，以及人类学学者充当顾问、咨询员等手段。当然，还远远不够，而欲使人类学学者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变迁研究得以运用到实践中，以促进社区发展，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
(二)从个人经历转换的视角看旅游
“个人经历转换”这一视角，关键词是“转换”，转换意味着与原来、过去相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一样。当人们刻意追求与原来或过去不一样时，他们往往借助某类仪式来完成这种转换。范金纳普就世界各民族的仪式中归纳出一类特殊仪式，这类仪式帮助人们完成人生旅途上各个重要关口的“转换”，无论是出生、成年、成婚、生儿育女、死亡，还是晋升、离职、离婚、孀居等，范．吉内普将此类型仪式命名为“通过礼仪(rites of passage)”。“通过礼仪”的思想，对往后的人类学、宗教学有深远的影响，以至仪式研究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象征人类学大师v.特纳指出，通过礼仪的第二阶段最为重要，是整个仪式过程的核心，因为它充满“两义性(be―twixt and between)。正如罗杰・D・亚伯拉华所言，范・杰内普对提升仪式(elevation)、成长仪式(initiation)、治疗仪式(healing)、融合仪式(incorporation)与超越仪式(transience)的结构相似性提出了深邃的认识，而特纳的任务，则是根据这些认识，来分析仪式是怎样成为生命进程之标志，又是如何在人们之间生效的。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就详细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仪式过程，重点放在阈限与仪式参与者的“共睦态(communitas)”体验上。
受范金纳普与v.特纳的仪式理论所启发，以纳尔什・格雷本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将旅游视为一种特殊的世俗仪式，进而寻找旅游与仪式的相似处，以使仪式理论能够适用于旅游研究。詹夫瑞的“跳板”理论与格雷本的“世俗一神圣―世俗”的提法，都是对旅游现象的象征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分析在接近旅游本质与旅游动机方面不无裨益，但它却更适用于旅游体验的研究。仪式中的阈限体验与“共睦态”体验，都可在旅游过程中找到踪迹。“阈限”体验中的个人，体会到“自由”与“再创造”的快乐，因为来自社会规范的结构束缚被暂时解除，或暂时失忆；而“共睦态”体验，则让旅游者领略到结构社会绝无仅有的群体共同的“高峰体验”。
将旅游视为仪式的视角，并不能解释旅游体验的多样性。是否人人都有转换身份的需要，或者说，是否所有去旅游的人都是为转换身份，这一点，很难得到确认。旅游是否具有仪式的功能，是否会成为现代人的宗教替代品，亦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将旅游视为一种过渡仪式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旅游体验的全面研究。挖掘旅游体验的“深层语法结构”固然是掌握体验本质的一种方法，而对林林总总的体验类型的忽略，则是避重就轻的做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说，“……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因此，人类学的民族志应该追求一种“具有厚度的记述”，即“深描(thick description)”。所谓“深描”，就在于要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这一理念在旅游体验的研究中，亦不乏学者运用。旅游体验，既需心理学的剖析，也需要通过对体验者行为之流(flow 0f behaviors)的观察与解释，来揭开这体验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渊源，而且“一种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对于这一解释视角在旅游体验研究上的运用，尚需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当然，研究方法与找寻规律亦非常重要，毕竟，观察一切旅游者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梭罗所言，为数清桑给巴尔的猫而走遍世界是不值得的。
(三)从上层建筑的视角看旅游
“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文化唯物主义论者马尔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与戈德利尔(Godelier)则用一种更宽泛的唯物观点来看待社会，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像人口、技术、经济、环境等物质基础，最终决定了人类的其他活动。由此可推断，旅游亦是由这些基础结构决定而出现的。把旅游看作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是由新进化论者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率先提出的，他认为休闲是“与经济动态适应的上层建筑对应物”。由此，休闲研究者提出两种观点，即“满溢效应”与“弥补效应”，前者认为现代生活的表面现象满溢到了旅游活动中，后者认为旅游者在寻找生活中缺失的东西。两种观点都可以解释旅游的产生，并且都将旅游产生的原因归诸于旅游者生成社会，因此，“上层建筑”之视角针对的是旅游客源地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旅游现象之本质。麦坎内尔对旅游客源地的分析可谓这方面研究的先驱。
不过，文化唯物论者过于强调基础结构的决定作用，忽视上层建筑对基础结构的反作用。因此，虽然旅游可能对社会的其他活动施加一定影响，但在研究中，它往往只是被当作一个因变量。况且，研究者认为，旅游者不仅受自身社会“推力”因素的影响，也受旅游目的地“拉力“因素的影响。即使可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它也是不同于艺术、科学与宗教的特殊“上层建筑”，因
为旅游是一种现代人行为的社会外逸出，其反作用更多地施加于自身社会之外。譬如人们司空见惯的旅游模式：欧美的单枪匹马、日本人著名的团队旅游、后现代青年的另类旅游等，都是自身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另一种文化类型中的展演。不过，旅游者生成社会的基础结构所决定的，决不仅仅是旅游模式，其他方面，如旅游需要、旅游行为、旅游体验等，都或多或少地被它决定着。然而正如前述，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客源地的研究还远未开始，“上层建筑”的视角能做些什么，尚待到实践中去探索与求证。
三、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跨学科视角
人类学学者的旅游研究，并不十分关注学科界限，这一点可从卷帙浩繁的旅游民族志或专论中看出。人类学学者与社会学学者都倾向于在对方的领域里挖掘自己的所需，因此，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社会学、心理学理论随处可见，以下将对其中几个常见理论作简要介绍。
(一)旅游的界定
“旅游”概念的界定是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因为只有澄清旅游现象的性质，研究才有深入的可能。麦坎内尔与科恩都曾对旅游做过界定，但前者以偏概全，认为旅游者就是观光者，后者的归纳较为全面，但失之简练，与人类学缺乏直接的关联。与“休闲、工作”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旅游概念又试图将一切休闲活动视为旅游，显然，不是所有休闲活动都可定义为旅游。
在法国社会学家乔弗里・杜马泽迪尔(Joffre Dumazedier)“休闲”理论的启发下，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概念与休闲的某种特性联系起来。杜马泽迪尔值得借鉴的论点就是：休闲是自由，即能够从公认的社会主要责任中解脱出来。其“休闲”有“纯粹休闲(pure leisure)”与“半休闲(semi-leisure)”之分，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寻找“纯粹休闲”的特性，此特性就是“旅行(travle)”。人们公认，旅游者应该是寻找生活变化的人，因此合格的旅游者必须离开家居社区，离开就意味着旅行。当然，对于旅游者生成社会而言，旅游就意味着休闲与旅行，而就整个旅游过程而言，它还意味着主、客间的跨文化互动、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影响、旅游的历史等。为此，纳什建议：人类学者可将旅游视为两种、或多种文化在历史上的交叉产物，这样，旅游就变成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拔拔旅游者旅行而至，随之与东道主社区发生一系列互动，它影响着所有介入此过程的人群与文化。
(二)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
“社会交换”概念有许多学科来源，比如人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与莫斯(Marcel Mauss)的交换概念都不大适用于旅游中主、客间的互动研究，倒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相关交换理论可以借用。
埃克(Ekeh)的“一般交换(generalized exchange)”理论。比如在旅游者与当地人的互动(touristic transactions)中，文化的示范与交流并非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影响效应会扩散到下一拔旅游者或旅游社区的其他成员身上。其他譬如Skinner的“行为心理学”、盖奥里格。齐美尔(GeorgSimel)的“冲突社会学”、霍曼斯(George Casper．Homans)的建立在公平原则上的“六命题”，都可为旅游者、旅游中介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各种互动(give and take)提供理论资源。以上理论涉及颇广，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三)“陌生人(strangerhood)”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与哲学家盖奥里格・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早为社会学者所熟悉，“陌生人”与人类学的“他者”正好对应起来，前者是旅游者，后者是东道主。齐美尔认为，“陌生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旅游者，似乎非常贴近于齐美尔的理想型“陌生人”，“现实中近在眼前，文化上远在天边”。结果，主、客间的互动成为熟悉与疏远的奇怪混合物，于是对待彼此既像同类，又如远客。当然，由于旅游频率与旅游人数的不同，这种互动的性质亦会相应不同。“陌生人”的出现，勾勒出一条明显的族群界线，强化着当地人的族群认同，这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前台”与“后台”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兴趣在于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面的具体互动细节，展示那些隐含着的、不公开的互动规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主要探讨一个问题：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创造出一个印象的?或者说，运用哪些技巧使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来让别人产生一种希望别人产生的印象。戈夫曼对这个问题的精彩论证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都有一定影响。首先，’戈夫曼将戏剧表演的“舞台设置(setting)”定义为“前台(front)”，进而将之隐喻为“个人前台”，后者的组成部分有：官职、地位标记、服饰、性别、年龄、身材与外貌、仪表、言谈、表情、姿态等等，这是个人呈现给其周围环境的“前台”，是潜意识下的刻意“表演”，亦是他期望让别人看到的一面。如戏剧一样，“前台”具有理想化、神秘化、甚至误传的特性。“后台”是表演者能够确认没有观众能够闯入的地方，在此他们不需要表演，相对于“前台”的表演，“后台”即为真实的呈现。对于个人而言，其在行为上无意中流露的真实，就是“后台”。当然，整个戏剧的呈现需要场景、剧班人员、表演、沟通等环节，这些在个人生活中亦可找到对应的隐喻。
麦坎内尔在《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中专辟一章，论述“舞台真实(stage authenticity)”，他认为寻找“真实性”的旅游者，往往看到的是“前台真实(即舞台真实)”，这是东道主刻意提供给旅游者的，或者说是他们期望旅游者看到这精心布置的“前台”后，能产生他们期待的印象，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出于保护传统文化或是真实的文化已不堪搬上舞台。总之，“舞台真实”因为有别于“后台”而被研究者们认为不真实。而所谓的“后台真实”又是东道主处心积虑的安排与设计，它让旅游者以为进入了“后台”，实质上却是装扮成“后台”的“前台”，但此举满足了旅游者对“后台”天生的好奇感。当然，“前台”与“后台”的设置，需要有表演者、场景、不可或缺的细节，以让旅游者觉得真实。在“前台”与“后台”之间，旅游者、东道主、中介者是必不可少的观看者、表演者与旁观者，他们共同搭建了这两个舞台，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两个舞台，考察三者间的互动，进而揭示旅游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
以上介绍只属挂一漏万，旅游人类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用，远不止这些。其他譬如“示范效应”、乘数效应、“畅爽”理论、“真实性”理论、“商品化”等，都在旅游研究中频频出现，这些都亟待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追根溯源，以免误用。
四、未来的研究
(一)困境
正如《旅游者研究》(Tourist Study)编者所言，当前的旅游研究已陷入到困境中。
首先，旅游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发展，而旅游研究团体却仍属新手，他们对旅游者的研
究，还只限于追踪与记录大量相关案例与旅游者类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旅游者研究仍被政府、企业所支配，这成为旅游市场调查的重要部分；二是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学科背景所限，他们缺乏分析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并将之理论化的能力。许多旅游研究者往往只依赖一小部分核心理论家”，而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则以其标准化的解释、公认的理论以及原创性观点，而令人茫然失措。正如莫里斯(Morris)所说，学术的“繁荣”不仅意味着研究数量上的扩展，而且还暗示着对一种特定方法的重复、巩固与模式化运用的倾向。
其次，对旅游的理解，已囿于将之视为一件事、一件产品、一种行为，而且尤其是一件经济事项。对此，罗杰克(Rojek)与厄里(Urry)曾指出：旅游性质的确定，问题重重。那些刻意集萃社会、文化重大事件以吸引游客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旅游者爱好、旅游模式与族群认同等问题则被认为是旅游经济体系所衍生的非核心内容。
再次，旅游研究通常只限于将旅游视为一系列孤立的地方性事件，旅游目的地，则是有边界的空间区域，被动地接受外来力量的影响。由此，旅游就成了与旅行、到达、活动、购物、离开等相关的一系列无数孤立的事件，而旅游者则成为冷酷的“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旅游者研究亦成为对旅游者类型的执迷追逐，这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与市场调查之间的“不幸联姻(unhappy marriage)”。
最后，旅游研究的理论匮乏。不仅如此，大量旅游研究的概念与理论方法尚未得到严格检验，而不断累积的田野研究亦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亦因此对理论构建毫无贡献。
以上评论虽然并非绝对正确与全面，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揭示出旅游研究的现状与缺陷，某些状况尚未出现在国内，但上述警示或许可使部分研究者少走弯路。
(二)展望
首先，要对旅游有新的认识。旅游不再单纯是某种消费产品或消费模式，而旅游现象也突破了早期那种被视为“现代国家生活的镜像反观或短暂仪式”之时代，而呈现出“跨国界现代生活’’的形象，因此，旅游的移动性与感受性就成为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旅游不再局限于一项孤立的活动，或是清晰完整地囊括在特定区域与特定时段内，它成为一种多维的、全球性的社会生活，不会再仅仅是被看作是离家旅游者在旅游景区所发生的系列事件了。它是包括移动性、变动性、寻找真实性、逃避、经济调整、全球化、场所消费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内的复杂现象。旅游研究需要反映出这种现象的新意义。那么，旅游究竟会演变成什么呢，L6fgren在1999年的论断对这种预测可能会有帮助。
将度假活动视为一个文化实验室，人们在此能体验到不同层面的认同感，社会关系，与自然的互动，其间，他们会利用白日梦(daydreaming)与心灵旅行(mind-travelling)等文化技巧。总之，旅游将成为一个舞台，而幻想(fantasy)则是这个舞台上的重要社会实践。
其次，要反映出旅游现象的新意义，必须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譬如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表演研究、休闲学、人文地理、文化研究、消费学与都市研究等，这些学科的理论亦可在旅游研究中得到重新论证与检验。当然，多学科方法与跨国界研究人员的结合，将会使旅游研究更加广阔与深邃，因此激励非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加入到旅游研究中来，势在必行。
再次，发展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分析社会结构、中介与文化在现代性背景下的关系，及其对旅游社会实践、旅游政策的影响；旅游形象的功能、象征、文化展演过程与指号过程等。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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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
1、国内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内容
1.1 民族村寨旅游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民族村寨旅游概念、资源特点、产品类型、政策选择、利益保障机制、困境与对策、背景与动力等。罗永常认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主要存在民族文化认同感失落等四个问题，提出四项对策：确立社会性的旅游发展观；确立参与式发展理念；摒弃媚俗观；做好规划，加强市场论证和产品促销，提高管理水平[1]；总结民族村寨旅游主要特点：吸引物和活动空间的乡村性、民族性、地方性和民间性、文化交融性、参与性、层次性、环保性[2]。总体而言，民族村寨旅游理论的探讨当前还处于初步的、零散的阶段，民族村寨理论研究进展比较缓慢，研究量不够充分、质不够高，理论建构不够系统。
1.2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是最近几年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中的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孙九霞提出了中国社区参与旅游的理想模式：政府主导社区主体企业经营第三方力量介入法制规范[3]；罗永常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策略：参与旅游活动，参与地方名特产品和手工艺产品开发，参与传统产品深度开发[4][5][6]。
1.3 民族村寨旅游业影响和感知研究
民族村寨旅游业影响和感知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钟洁等认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效应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实证研究成果相对丰富[7]；吴忠军等提出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方式[8]；唐雪琼等研究了哈尼族长街宴在旅游情景下的文化适应与重构[9].
2、民族村寨旅游研究评述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比较成熟。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不是很深入，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是有关民族旅游方面的。与此联系密切的是有关乡村旅游的研究，国外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文献主要是关于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乡村旅游中的居民感知和态度问题以及乡村文化旅游研究。特别是关于乡村文化旅游的研究，对于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国内外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由于概念界定的差异及其他一些原因，研究内容有所差别。但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比较关注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道路和民族村寨旅游对当地居民带来的影响，并倡导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这些观点及论断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总体看来，现有对民族旅游村寨问题的有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特别是2003年以后的研究成果尤多，文献资料丰富，研究切入点和视角也各不相同。大多数研究是从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单学科理论角度出发，尤其从社会、文化、经济等多角度入手，并普遍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旅游开发政策选择、资源开发利用、旅游产品设计及规划、旅游经济的影响分析、旅游开发模式、旅游营销模式、旅游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及旅游效应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的现状以及面临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问题。
3、对今后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研究重点和方向的建议
第一，我们应该运用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村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户的生计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可持续生计理论，并改变了以往多从社会学学科角度出发对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可持续生计展开研究的状况，因而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会是一种创新。
第二，从研究对象方面来看，我们应该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方向。并对其家庭的生活进行不断地深入研究。
第三，扩大研究空间范围，即增加对云南、、青海等民族地区典型民族旅游村寨的选点，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研究，使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更为丰富。
第四，应深入探讨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在现有生计经济模式和各相关经济利益主体博弈行为下的参与及受益状况。
第五，应增加对我国少数民族旅游村寨农户面临的风险因素分析，如自然灾害因素、市场风险因素等方面的风险分析，以减少民族旅游村寨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可避免的因素，增强农户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抗御抗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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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学斌（1993―）男，汉族，河北张家口人，云南民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
张朋（1992―）男，汉族，山东青岛人，云南民族大学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政府治理。
杨悦莹，（1992-）女，汉族，湖南湘潭人，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研究生。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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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文化认同 生态旅游
社区参与模式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5C-
0044-02
一、中外研究综述
社区参与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的简称。在国外，社区参与理论主要由墨菲在20世纪80年代所倡导，随之，西方学者将社区参与旅游作为一种旅游规划方法纳入研究视野。1980年，加拿大学者克劳德・莫林首次提到了社区参与生态与文化旅游的概念。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再次定义生态旅游，指出了它的两个重要内涵，即“负责任”的旅游和“维系当地人民生活”的旅游。2002年联合国“生态旅游年”，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主持召开了世界生态旅游峰会，会议提出“要使地方社区成为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主要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在国外学者所做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试图设计出有效的手段来鼓励居民参与旅游规划过程以及如何使当地旅游持续发展与社区持续受益得到平衡。在社区参与旅游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则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问题展开论述，有些研究方法和理念值得我们借鉴，以分析我国的相关问题。
我国学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着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互动关系，从社区参与角度来思考旅游开发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失衡，寻找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方案。保继刚、孙九霞将社区参与定义为：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体现社区对旅游发展的责任和对发展成果的分享。如何使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这一不可或缺的机制在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中良性运行，国内学者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视角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与论证，提出一些政策性的建议，认为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开发要进行全方位参与，才能分享旅游带来的各种利益，才能有助于生态旅游的成功。目前国内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偏重于理论和宏观的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
二、文化认同对广西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影响
广西计划在“十二五”期间从旅游大省发展成为旅游强省，且将建设生态广西作为构建和谐广西的重要内容之一，出台的《生态广西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出2011-2020年为全面建设和加快发展阶段，建设目标包括经济发展、资源与环境保护、社会进步三个方面，其中六大领域的任务之一为建设生态文化体系。2012年5月至7月，广西组织县级住建、文化、财政等部门对区内的500多个村落开展了入村调查。经自治区专家评审组评审，确定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的传统村落195个。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首批国家传统村落名录，其中广西有39个村落入选。入选的39个村落中半数发展了生态旅游，并通过生态旅游的建设使得传统建筑风貌、村落格局得以保存，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得到活态传承，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维系华夏子孙文化认同的纽带。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的区别在于游客置身于自然生态场域进行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是一种学习自然、保护自然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和教育活动。因此更需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准则与价值取向的文化认同与生态旅游相结合，并由社区参与进来，在旅游活动的开展中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性，对环境的负影响保持在最小限度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基于文化认同的广西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
三、基于文化认同的广西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构建
生态旅游吸引物以自然环境为基础，而所有的自然环境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因此在生态旅游地，“文化”是以隐性或更多地是以显性的形态表现出来，与此同时，文化也成了生态旅游吸引物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文化认同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松提出的， 后被其他学者广泛运用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文化认同”理论随之也进入了旅游研究的视阈。文化认同成为个人或者集体界定自我、区别他者，以同一感凝聚成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的标志。
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的基本原则为：首先，当地社区对生态旅游的发展有参与权、决策权，能参与到生态旅游设计、发展规划以及日常管理，并由当地社区反馈生态旅游开展的情况对环境承载的影响，以此作为生态旅游发展规模和程度的依据。其次，当地社区应为发展生态旅游的最大受益者。生态旅游收入大部分保留在当地社区，用于旅游造成的各种生态影响的补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再投入。通过非政府组织或社会公益组织建立社区发展基金， 提高当地社区的教育水平、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完善基础设施等。再次，生态旅游的发展有助于取缔原有的不符合生态保护的生产活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即是参与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保护中，从而在深层次上提高社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积极性，降低对自然和文化环境的消极影响。只有居民的直接参与和治理，才能培育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从而有效地整合与发挥社区自身的各种资源。
基于文化认同理论，从构成广西社区参与生态旅游行为的主要影响因子入手，构建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当地社区居民+政府+专家学者+生态旅游文化传播中心+旅游经营者。每一个参与方都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当地社区居民是资源和劳动力的提供者，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动植物物种知识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优势，作为地方文化的创造者和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保持着浓厚的族群特色，通晓地方文化内涵，文化的活态传承成为生态旅游不可或缺的旅游吸引物。鼓励和引导当地社区居民全方位参与生态旅游的发展将有效地保障生态旅游的原真性，让生态旅游者获得独特的体验。因此，生态旅游开发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居民的参与和保护意识。生态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
政府主要负责生态旅游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协调生态旅游项目和该地区其他项目的关系，协调旅游经营者和当地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制定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提供市场研究和市场营销支持；在政策层面起重要作用，比如提供特许经营权、当地社区居民导游许可、为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企业出台减免或推迟税收等政策。
专家学者包括旅游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主要负责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生态旅游影响研究、建设项目的论证和评审等，以及创新生态旅游发展模式。
生态旅游文化传播中心作为一个咨询机构，成为文化传播、培训和技术援助的源泉。在广西这样的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但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省区，为避免盲目或过快开发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破坏，应从政府层面提供专项基金支持，或由政府搭台，吸引环境保护或文化保护NGO组织参与。一方面将当地生态旅游自然、人文资源进行整理和宣传，尤其是向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传递当地文化，引导他们尊重并认同当地文化；另一方面，组织当地社区居民参加有关生态旅游知识的教育培训，提高居民的旅游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开展居民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生存技能的培训，尤其是对原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旅游经营者具有资金、商业运作、市场营销、旅游服务等方面的经验。通过资金投入、设施建设和市场开拓，在生态旅游发展中最具行动力。但由于经营者追求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最容易与当地社区居民发生摩擦，也最有可能违背生态旅游发展的初衷。
在这个模式构建中，文化认同是各参与者的黏合剂，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认同是一种资源博弈的工具，它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和认可，这种共识和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准则与价值取向。在社会层面上，文化认同以其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将人们整合进一个共同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文化认同成为联系个体、维持群体结构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追求的是旅游业、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及区域振兴三者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它的合理运营与科学管理涉及当地社区居民、政府、专家学者、旅游经营者、社区精英等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构建，这些利益相关者存在明显的文化异质性，模式构建中强调当地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彰显社区精英的主导作用，加强专家学者的教育、培训及引导功能，政府从政策和监管层面开展指导，旅游经营者不局限于争夺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拓展其他间接收益的获取。而基于文化认同的决策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最佳选择。文化认同可一定程度上规避经济利益差异对于各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影响和制约， 从而保障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实践的有效性。生态旅游文化传播中心将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由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偏离的生态旅游发展的本真。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是一个长期的、困难重重的过程，但却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社区参与不仅能够使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得以复归和保持，让文化认同凸显，从而萌生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还能使我国的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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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6
一、研究背景
2009年国务院下发的41号文件，提出要把我国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在“大众化旅游”和“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理念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背景下，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和休闲需求与非均衡的产业结构且相对滞后的商业模式和旅游组织方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笔者认为该矛盾的根源在于旅游的惠众性未能达到。从发达国家旅游业的发展模式来看，衡量一个国家旅游业发展是否成熟的标志是旅游公平，其首要目标是要达到人人有机会参与旅游。但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其距离“人人可游，人人能游”的大众时代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文献综述
（一）基础理论
1、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最先由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来的，该理论指出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而且与人们对报酬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从现代伦理学的角度，公平分为三个层次：社会公平、领域公平和领域内部公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公平包括起点公平（也叫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2、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简称ST理论）是20世纪60年左右在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该理论是由Freeman在1984年其出版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明确提出的，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ST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划分、旅游活动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冲突与协调、旅游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等几个方面。
3、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中提出的。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解释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容体系，其公平原则是从机会选择的平等性的角度展开的，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同代人之间的平等，包括三个层次，即游客间的平等、游客与东道主地区居民间的平等、东道主地区居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平等；二是代际间的平等。
（二）研究述评
在CNKI数据库以“旅游公平”、“旅游惠众”、“旅游权利”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文献数量较少，但是却呈现逐年递增趋势。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我国学者对旅游公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概念研究
刘好强（2014）依据公平理论，认为在社区参与旅游的背景下，旅游公平是指政府或旅游企业与旅游社区居民这一利益关系主体之间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权力和旅游收益等的使用和分配上的公平性。而关于旅游权利问题的系统研究是在2009年之后，伴随着旅游法的提议、起草而逐渐走入旅游学界的视野。王德刚（2009）最先从本体论的角度对旅游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重新认识，将旅游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提到学术层面来进行讨论，并对弱势群体旅游权利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初步探讨；之后，夏赞才、刘焱（2010）将旅游权利主张分为自由旅行权、带薪休假权和友善接待权三个方面，但是也指出了过度依赖和强调旅游权利会使旅游权利自身陷入道德困境。杜一力（2011）认为旅游权利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离开常住地实施旅行游览活动的权利，是人们通过利用时间和空间去获得精神、文化、健康等需求的一种权利，包括旅游自由权、旅游资源享有权、休假权、权利救济。戴斌（2011）认为我国关于旅游权利研究相对较少，少数学者直接研究旅游权利概念，更多的是从休息权、旅游者合法权益和旅游伦理等相关的角度进行研究，我国研究者及立法者对旅游权虽有一定的认识和探讨，但有关旅游权的核心概念，包括其内涵、外延及其性质等，都还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统一的定义和表述。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我国学者并未对旅游公平与权利做一个明确的界定，甚至有混淆两者概念的嫌疑。笔者认为，旅游公平应包含旅游权利，其范围要远远超出旅游权利所涵盖的内容。
2、现象研究
在开发旅游之前，准备工作必须要公平公正。黄细嘉、陈志军（2007）根据自己多年参与的规划经验绘制了我国旅游规划利益相关者图，指出了当前我国旅游规划中存在的忽略社区参与、忽视环境保护机制、漠视社会公众利益、不尊重人文社会环境等不公平现象，从创新旅游规划理念（规划理念方法创新、规划技术路线优化、规划伦理思想建设）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看法。在我国的旅游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较为显著的就是对弱势旅游群体的不公平和忽视社区参与。在2010年12月召开的“2010旅游行业年会暨旅游服务大奖颁奖礼”上，戴斌做了《保障公民旅游权利，让大众旅游成为现实》的主题报告，通过对欧洲平民旅游、福利旅游的考察和感受，强调我国旅游业今后的“平民、平稳、平等”的大众化发展方向。王德刚（2012）指出要想实现真正公平、平等和人人参与的“大众旅游”，应更关注弱势群体旅游权利的实现途径，为其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我国旅游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不公平的后果出现，例如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不公平问题导致的社区居民排斥旅游、甚至组织报复等行为。蒋焕洲（2008）认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地居民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的经济利益过少、经济利益受损害从而丧失了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和发展的积极性，只有实现利益分配公平才能为民族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刘好强（2014）通过构建旅游公平对旅游社区居民社会排斥感和组织报复行为的影响模型发现，旅游景区或政府部门只有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利益，营造公平的旅游环境，才是实现旅游景区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整体来看，我国旅游学者对旅游公平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性成果，多是从现象来发现问题，并无厚实的理论基础作支撑。
三、关于我国旅游公平现状的解读
笔者将结合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旅游不公平的现象对其进行解读，并将其划分为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旅游规划不公平
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规划市场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士都积极的参与到旅游规划的队伍中来分一杯羹。由于规划理论方法和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旅游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不能顾及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而出现了在旅游规划中存在忽视社区参与和环境保护机制，漠视弱势群体利益现象的存在。此外，在旅游地规划过程中，门票价格和旅游项目也体现着其规划的不公平性。过高的景点门票会把广大农民群众和低收入者拒之门外，剥夺了他们享受国家大好河山和美景的权利。从西方国家旅游业的发展过程来看，景区景点门票最终实现免费开放政策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旅游格式合同不公平
在旅游领域，格式合同是指旅游经营商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他们提供的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即为不公平格式条款。如条款三“如果出现单男或单女，甲方须补交房差或视情况安排三人间”。自然单间的出现，并不是旅游者的过错，应由旅行社与宾馆协商解决，不应强迫旅游者补交房差。该条款是将原本属于旅行社的经营风险转嫁给旅游者，强制其来承担特殊情况下的新增成本，对旅游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此，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加强监管审查，强化旅游行业协会的作用，以此来保障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旅游发展不公平
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供给设施基本趋于完善，但是在针对弱势群体方面的基础服务设施供给方面还存在部分空白。虽然全国大大小小的景区景点在门票上已对弱势群体进行了一定的减免政策，但是在食、住、行、游等方面却并没有设置特殊的服务设施，有的也仅仅是体现在绿色通道方面。此外一些高消费旅行产品在设计开发之初就已经存在了等级差异。例如游艇旅游、俱乐部等高端旅游产品相对其他大众旅游产品就略显得不够那么“接地气”。
（四）利益分配不公平
我国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出现的反抗旅游事件，如西递宏村的拆建房风波和拦车事件、江西婺源的村民拦阻游客事件等。这种现象从本质上反映了旅游社区居民与旅游开发商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我国不少景区景点在经营过程中由于缺少当地居民参与而在利益分成和土地流转方面存在争端和冲突，要解决该种问题的存在，必须要建立一种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利益相关者中的强势群体过多的占有旅游利益，同时保障各利益相关者均能平等、公平的在旅游发展中真正实现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
四、建议与对策
（一）规范旅游规划市场
虽然目前我国规划市场蓬勃发展，但是还存在准入门槛较低、缺乏统一技术规范等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强化旅游协会的地位，定期举办旅游规划论坛，提升旅游规划的社会认可程度。同时完善相关规划法规制度文件，实施个人行业准入资质认证制度，提高规划市场准入门槛。
（二）建立有效的社会旅游机制
为了让所有人都参与旅游、实现旅游权利，为了让所有人都参与旅游、实现旅游权利，《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中把建立社会化旅游机制作为每个社会为那些没有机会行使其休息权利的公民所设立的目标。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可以在政府、社区、经营商、开发商等各利益群体的协作下，建立社会化旅游机制，例如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的低息或免息旅游接待、企业的奖励旅游等制度。
（三）鼓励社区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