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育史论文范例6篇

中外教育史论文

中外教育史论文范文1

关键词: 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 相关研究 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设计实践发展迅猛,开设广告设计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超过1000所,但当前广告设计实践发展和广告设计人才培养严重脱节,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丛生。目前我国虽然拥有10万多家广告公司,但是广告产业还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至今没有一家本土广告公司可以进入世界级跨国大型广告公司的行列;虽然1000多所高校设置了广告设计相关专业,但是尚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引领世界广告设计教育的学术潮流……这些广告现实问题都可以从广告设计教育中找到回应。新一轮产业竞争环境下,我国广告设计教育何去何从?其中,重要的经验,来自对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历程的总结。

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史”这一专题的研究,迄今为止,仅有零碎的研究而鲜有发现专门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国内外与该课题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如下。

国外学者历来重视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他们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本国的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加以总结、概括,达到完善广告设计教育史理论体系和促进广告设计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比如二战后以汉斯·M·温格勒的《包豪斯》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性著作和专题性论文,从理论上对先进教育经验及时总结研究,奠定了今天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包括广告设计教育蓬勃发展的基础。1959年由美国“卡内基”(Carnegie)和“福特”(Ford)基金会分别资助而独立发表的两项关于大学广告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掀起一场广告教育研究的学术高潮。1967年日本成立“日经广告研究所”,相继出版《日经广告研究所报》和《广告报告》期刊,对日本业界广告教育的诸多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于1990年表《广告教育白皮书》和新世纪初叶发表《2001年广告教育峰会报告》等,对当代美国广告教育的状况与社会效应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客观评析和深度展望;美国著名学者BillyI.Ross于2006年出版的《广告教育:昨天、今天与明天》,则对百年来的美国广告教育做了开创性的梳理、总结与前瞻;英国的“英国教育”、“英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等国家教育网站则专设了广告教育研究栏目,对英国近百年来的广告教育展开了多向考察与深入探究……(参见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部分)概言之,西方学界或业界的这些具有重要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其本国范围内的广告设计教育,而从国际视野角度来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进行探讨的成果,仅见有零星论文,如日本株式会社电通企业计划局副局长坂本直规的《关于中国广告教育的现状与课题》(《中国广告》,2004.9),点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种种问题,如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等等,但专门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专题成果还鲜有发现。

“广告设计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专题在中国的萌发,是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科分工制度中的“专门史”的建构,以发达国家的广告设计教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热潮的打破,发展中国家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产业环境和广告设计教育实践大发展的形势下,有关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学术论文日渐积累而逐步萌蘖、发展起来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广告研究与教育”的专题叙述。中国第一本广告史著作——1948年如来生撰写的《中国广告事业史》包含了初步的广告教育和教育家的个案研究。他的著作将广告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纳入广告事业的系统的结构之中,其中有陆梅僧、林振彬等广告人的个案研究资料,由此开启了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研究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先河。这一研究范式一以贯之,迄今为止较为著名的成果有: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这本著名的广告史著作影响广泛,但陈培爱本身的文学研究学术背景影响到其在广告史研究过程中对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的渗透);樊志育的《世界广告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余虹、邓正强的《中国当代广告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寇非的《广告·中国(1979—2003)》(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孙顺华等的《中外广告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升民、丁俊杰、刘英华的《中国广告图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概括起来,这些著作均把广告业分为“广告媒介”、“广告公司”、“广告行业组织”、“广告制”、“广告主”、“广告管理”、“广告研究与教育”等几个不同的专题,并在整个广告产业环境中对广告研究与教育进行描述、分析。虽然叙述极为简略,在很多方面缺乏史料的支持,很多观点只是根据二手资料得出的常识性论述而缺少一手的实务文献和文本文献,教材的体例也决定了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本身不可能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是,前辈们把广告设计教育置于宏观的“广告生态”大环境之中,从广告产业的整体环节的立场去考察广告设计教育及其发展规律,开辟了中国广告设计研究者对本土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之路。在这些著作中,对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部。

著名文艺美学家余虹教授的著作《中国当代广告史》侧重于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作者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等研究手段,走访了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数十位广告人,在广告设计学术史上自创以分期为纲、每期内以“专题”为线索的写作体例,详述并评论了中国广告史上1979—1996年间的众多大事件、主要学术论争和广告营销现象。该著作对于一手文献的把握、基本历史框架和一些基本的判断,是广告设计教育史分期的重要参考。

陈刚主编、姜弘担任顾问的《当代中国广告史1979—199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分期方面从广告自身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渠道(通路)竞争、品牌差异化的竞争入手,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这部广告史注重采取大量图像—文本的一手资料,并且采用了深度访谈、口述历史等人文—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种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这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的研究方法具有深刻指导意义,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某种“范式”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2.设计史、设计教育史中广告设计教育史的专题研究。在设计学领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仅有零散的论文和片段式的理论成果。虽然当今中国广告设计历史研究的相关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如王受之的《世界平面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夏燕靖的《中国设计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版),等等,但关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专题性研究,尤其是从设计学本身的视角出发所进行的研究,目前还属空白。

截至2012年5月12日,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关键词”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77篇。以“全文”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220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3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5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篇),而且论文的选题主要集中于当前广告设计教育的课程结构设置,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以及广告的创作手法层面。从宏观的设计艺术教育的视角进行的涉及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性著作、论文,仅有袁熙旸所著《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0届博士论文,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以及200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专业田君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萌发——民国工艺美术教育研究》。但这两篇论文的视角是整个艺术设计专业,虽然有关于广告设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翔实史实、资料,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论述,对广告设计教育本身缺乏一个长期的规律性专门研究。

2004—2009年邬烈炎主编的《设计教育研究》(1—7)是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汇集,该丛书有专门的设计教育史研究栏目,还有专门一册设计教育史研究专辑,其中不乏国内外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

由于中国设计学学科的发展,一批硕士博士论文开始关注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研究,如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搜索获得的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博士论文庞蕾的《构成设计研究》,作者对广告设计教育中基础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的构成课程的历史、发展和出现的问题做了系统考查,并就构成教学改革与设计基础教学整体实验的关系进行了设想与讨论,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课题设计与作业编排的路径与方式,是广告设计教育中构成课程的集中理论成果。南京艺术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李晓慧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借助广告学的理论支持,通过对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现状的分析和对广告公司相关人员的调查,归纳出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应对措施。此外,还有2012年南京艺术学院的部分学位论文,如易菲等就中国设计教育史上的某一组织进行研究的专题,虽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对于丰富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毕竟缺乏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性系统性叙述、解读、分析。

另外还有国外的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学术论文作为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董占军的《德国广告教育札记》(《现代广告》,2005,(9))介绍了德国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综合大学的广告设计,实用性专科学校的广告设计,职业性培训学校的职业培训,以及各自特点。还有相关研究见于晚清、民国时期广告文化史、广告设计史中关于“广告设计”的研究与教育方面的一些名家、个案,如张燕风所著《老月份牌广告画》(《汉声》杂志社,1994年版)对“月份牌广告画”及相关广告画家,广告画技法的探索,以及广告画人才培养的追溯。又如赵琛的《中国近代广告文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月)对当时著名的广告画家徐永青冠以“近代广告教育家”的称谓并提供了相关史料论述。

3.专门的广告教育研究中的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近三十年来,关于广告教育的研究逐步展开,如张树庭所著《广告教育定位与品牌塑造》(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我国高等广告教育规律进行了探索,对广告专业定位、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课程体系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管理进行了初步论述,并组织了《2003年广告教育调查的研究报告和数据报告(高校卷)(毕业生卷)(在校生卷)(广告公司卷)》,具有珍贵的实证资料价值;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本书主要研究当今世界上广告产业最为发达的美、英、日等国广告教育发展之历史脉络与现实状态、广告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与价值指向、广告教育实务的多元模式与个性特点、广告教育衍生的社会组织与学术活动、广告教育发展的趋势走向与前瞻思考、国外广告教育对中国广告教育的启示。这些专著总结了前人对于广告教育的研究成果,在大量数据的支撑下分析了中国高校广告教育。但其对广告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的广告教育方面,对于生活中的广告、公司的广告培训探讨较少,而对于广告设计教育的论述更是放在广告教育的一个从属地位,仍然是从广告学的专业背景出发来论述广告设计教育。另外还有相关论文,如韩志强的《对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思考》(《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3))提出构筑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新模式;吴琪的论文《广告职业的专业性初探——以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内地广告职业为例》(北京广播学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就“广告职业化”对广告职业教育、院校教育等情况作了梳理,等等,但缺乏对广告设计教育史本身的理论思考。

4.广告设计综合研究工具书与资料汇编中的广告设计教育相关实证资料。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被称为“研究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编年史册”的《中国广告年鉴》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指导下,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广告监督管理机构、广告协会组织、全国广告界参与编写的大型行业资料工具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广告业发展概况,中国广告业统计资料,广告法规、条例、方针、政策,广告界大事纪要,广告学术论文选登,广告专业名词注释,广告教育,国际广告交流活动,等等。该年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1995年起每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设计年鉴》,梁梅编著的《中国当代设计图典》(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各种《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等等,往往作品图片丰富并配有简要介绍,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朱铭、奚传绩编著的《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从设计学的角度考查了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上的若干大事件。现代广告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广告业二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年版)收集了1979—1998年间“全国广告业各项经营统计数据”和“中国广告20年札记”相关资料,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定量与定性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还有范鲁彬著《中国广告2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及其相关论文。这些成果都或多或少包含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但其资料性胜于学术性及思想性,只能提供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背景素材。

5.历史学、教育史学科领域关于艺术、设计教育史的研究。我国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相对发展完善,理论成果比较丰硕。其宏观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包括大的中国教育发展阶段阶段划分等,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1840—2012)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如:何东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导语和结束语(《高校理论战线》,2007,(9),(12)),其教育史学术视野和分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分期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在这些教育学、历史学学科领域出现的新的视点、理论关注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有着新的启发、借鉴意义。在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本身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借鉴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的理论成果十分必要。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中国教育史专业中国教育发展方向2009年博士论文贺晓舟的《近代中国艺术教育研究——清末学堂艺术教育的发生与演进》,从教育学的背景考查了近代中国艺术教育,但由于专业不同,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课题来说有“隔”的感觉。

综上所述,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还没有系统的专门理论归纳,其成果散见于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方面。可以认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薄弱是阻碍学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广告设计教育历程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分析和研究近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程,总结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探索广告设计教育的性质及发展规律,可以清楚地认识影响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有助于当代广告设计教育的理论积淀,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中国广告设计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

参考文献:

[1]奚传绩.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中外教育史论文范文2

代号

专业

名称

10月21日(星期六)

10月22日(星期日)

课程

代号

上午 (9:00-11:30)

课程

代号

下午(14:30-17:00)

课程

代号

上午(9:00-11:30)

课程

代号

中外教育史论文范文3

关键词:历史特色;素质教育;融合;修养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202-02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历史”这门在中考和高考中所占比重不大的学科往往受到忽视,在中学教育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当今中国提倡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重发掘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学生课堂教学之外的日常生活中融入学校所在地的历史特色。汉中市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将汉中市的历史背景、历史知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景点与普通中学的日常教育教学过程紧密地融合起来,对于学生而言在不影响日常教学和应试教育考试成绩的前提条件下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人文气质、整体素质,又能够增强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历史考试成绩。对于学校而言,既能推动学校整体的素质教育建设步伐,又能主动传承和保护地方历史文化,提升所在城市的历史影响力和知名度。最终能够实现应试成绩、素质教育、特长发展、学校建设、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的“共赢”。

一、布置校园环境

“对于一个学校而言,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和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1]在学校校园文化的布置过程中,应当由学校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活动中共同创造形成与当地历史特色相结合的历史文化氛围。在中学校园环境布置设计中,可以运用中学生喜闻乐见的历史图片来增加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在校园里合适的地方张贴地方历史人物画像,譬如在教室墙上、楼道、校园宣传板报中张贴历史人物画像,并附上历史人物简介。如被称为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在汉中屯兵八年北伐曹魏,“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这些人物都与汉中市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学生可以在课间通过对历史画像的浏览增加对相关历史的了解,从而学到历史知识。又如各个校园在翻修和新建过程中都喜欢篆刻著名人物的书法,这时就可以主动选择与所在城市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的字迹遗存。汉中市褒河栈道悬崖石壁上所篆刻的历代名家书法众多,被外界称之为“褒斜道石刻”,其中三国时期曹操所书“衮雪”二字广为流传,汉中市各个中学在布置校园环境时将名家所书进行拓刻,既能够提升校园的文化品位,又能够提升学生对历史知识的了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书法审美,获得一举三得的效果。

在传媒和资讯极为发达的当代,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如汉中市的历史文化厚重,尤其是“汉文化”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历史遗迹留存众多。如古汉台、拜将坛、张良庙、张骞墓、蔡伦墓等著名历史遗迹就可以通过拍摄、录像等制作成历史遗迹微电影,在校园、食堂、操场这些地方通过多媒体放映来宣传历史遗迹,增添校园历史遗迹文化气息,从而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

在中学校园的课间活动期间,可以通过校园广播播放地方历史名人名言来培养学生对所在城市历史背景知识的了解,通过对本地历史文化的学习而增加对所在城市的热爱。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校园历史文化节诗歌朗诵比赛等方式来培养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进一步学习、了解地方历史知识。例如:文化名人余秋雨在汉中游览了两天后发出感慨:“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又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一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自己的老家,每次来汉中当作回一次家!”当学生们听到这些名人名言,就可以知道家乡深远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独特优越的历史地位,引导学生们热爱历史、热爱家乡,使学生在课余时间继续学习、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为继承、发扬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外拓展训练

笔者在带队实习的过程中发现,中学生的历史基础普遍相对较差,只注重课本知识的狭隘学习,不会结合当地历史特色文化去主动学习历史知识,学生完成的作业都是一些较“死板”的课本内容。在当代中学的历史教学中“要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其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把被动接受‘要我学’转化为主动的‘我要学’,实施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方式”[2]。学校可以提倡网络化历史知识学习,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通过让学生上网查找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历史图片记录和历史纪录片等方法来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而不是一味地主张应试教育。如三国时期割据汉中的张鲁政权曾在汉中建立了中国道教的早期派别之一“五斗米道”,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将“五斗米道”相关知识的了解作为课外作业布置给学生,不但能够加强学生对三国时代汉中历史知识的了解,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对中国历史上统治制度的认识,能够激发学生“我要学”的思想和潜力。

此外,当代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旅游热潮,这激起了家长利用假期时间带孩子出外旅游的热情。总体来看,大多数家长喜欢把孩子带到风景区或者游乐场所进行娱乐消遣。但是在社会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家长应该多带孩子到历史文化遗迹景点进行游历,尤其是距离较近的本地历史文化景点。教师可以要求家长在五一、十一、寒暑假期间带领孩子参观如汉中市的拜将坛、古汉台、武侯祠、张骞墓等本地著名的历史景点。类似这样的假期活动既丰富了孩子的课余生活,也增加了孩子对两汉三国时期汉中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此外,家长还可以督促孩子通过旅游日记、观后感、作文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对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掌握,鼓励孩子撰写图文并茂的历史游记,在提高孩子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与效率的同时增强动手写作的文字功底,促进孩子在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共同发展。

三、组织相关比赛活动

“课外活动是信息传递的渠道,亦是通过实践发挥学生才能和个性的重要平台。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都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3]在带队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学时常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一系列的以爱国、拼搏、道德等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但是以当地历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寥寥无几。因此,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与当地历史文化相关的演讲赛。如汉中市的学校就可以以“汉文化”为主题举行演讲赛,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位同学都参与到活动中来,从演讲活动中调动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师生通过互相交流和讨论,从中促进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的进一步了解与掌握,增强学生身处本地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4],借此来增强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与人文素养,从而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升。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中学教育的方式要从通过灌输‘现成的结论’转变为通过引导提高分辨能力的培养上来”[5],而针对特定问题的辩论能够积极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分析问题。在中学校园的课外活动中,学校都会定期举行辩论赛活动。笔者通过对辩论赛活动主题的分析发现大多都是以社会现象为主,如以老人跌倒了扶还是不扶、开卷是否有益、上网的利与弊等为主题的辩论赛活动。但是很少有取材于历史文化的辩论赛。因此笔者建议学校应该多开展以当地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辩论赛,包括地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优劣等,如魏延建议出子午谷取长安是否可行、汉中石马坡虎头桥斩魏延是否是一起冤案等,在辩论中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历史的真相。

四、结语

“教育是人的活动,素质教育要求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手段。”[6]笔者发现在中学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等整体运转过程中,校方与家长应当最大限度地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把学校所在地的历史特色与普通中学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紧密地融合起来,在不影响日常教学和应试教育考试成绩的前提条件下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同时提高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在参观历史遗迹、演讲赛、辩论赛等活动的基础上提升他们的历史考试成绩,从而保证在提高学生应试成绩的同时推动中学的素质教育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突出学校所在地的地方历史特色,一方面便于学生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随着中学生年龄的增长,前往外地学习和生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也是为当地历史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业的繁荣打造了一支未来的宣传队伍,既能推动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又能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对学生、教师、家长、学校、教育、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发刚.实施素质教育创办特色学校[J].教育教学论坛,2013(12):21.

[2]程建友.中学历史素质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J].华章,2012(34):279.

[3]李红宾.中学素质教育实施途径初探[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8,5(10):196.

[4]赵金娟.高中历史素质教育改革探究[J].学周刊,2013(1):174.

中外教育史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历史教育。在抗El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形成了较系统的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实践活动。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和广泛参与性三大特点?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党在抗战时期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

我们党素有重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就对历史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教育的特殊功能?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对历史教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将历史教育置于它应有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抗日战争是需要动员千千万万民众共同参与的伟大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负有领导全民族人民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利用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段话?把革命的理论、历史知识、对实际运动的了解摆在相同的地位?使历史知识这一要素与革命运动胜利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号召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刘少奇曾经指出?“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21他要求“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针对党内一些人不注重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现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严肃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要求在全党形成学习研究历史的浓厚风气?使全党同志“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明天”E“。

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作家们对历史及历史教育功能的精辟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促进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理论上奠定了历史和历史教育在我们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二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国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保证革命事业顺利发展。深入认识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革命党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法宝。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因此?要想认识中国的现实?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只有充分深入地认识了国情?才能找到现实中国社会“内部联系”这个中国革命之“的”。找到了中国革命之“的”?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于这点?陈云曾强调?“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既是倡导学习研究历史的典范?又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最早、做得最好和贡献最大?这与他深厚的历史科学功底密不可分。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的着作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读毛泽东的着作也得懂得历史。”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成果作为革命事业的有益借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党在整风中加强了党史教育?目的是使全党“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3]。经过认真系统的党史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对以往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有了深刻地体会?从而把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轨道上来。对于这点?邓小平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61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还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文件?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吸取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因胜利而犯错误的深刻历史教训。

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教育中所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对这份珍贵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因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这些重要论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弘扬了爱国主义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于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坚持抗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应该着重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特别注意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是民主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召开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刘少奇也指出?“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在革命实践中?既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各国的经验”。

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把重点放到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更是民主革命的迫切需要。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不重视学习历史的现象指出?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就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作出过很多精辟阐述?例如“古今中外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学习研究历史提供了正确的原则和法。

二、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的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独特教育功能?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到神圣的抗战事业中去,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历史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又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活动。

首先,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学工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为了培养更多的十部,我们党加快了建立干部学校的工作步伐。1940年底,毛泽东强调:

“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各个根据地的各类干部学校不断涌现。在革命圣地延安,更是集中办起了一大批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按成立时间为序,我们党所开办的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学校是:1935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党校、1936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1938年成立的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合人学、1939年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1940年成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等。另外,中、小学教育.农民夜校等也广泛发展。

各类学校都对学员和学生进行社会历史和时事政治教育,特别要求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例如,延安大学开设的课程包括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大学的教育原则是强调为抗日战争服务,培养一大批能做事、了解中国国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的革命青年。十部学校的领导人多为久经革命锻炼的党的高级干部;教师多为富有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学术界的名流;学员多为全国各地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先进青年。

其次,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党把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党的七大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育活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干部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史和党的政策,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国情,结合学习对“三风”进行整顿。1940年前后,毛泽东写了大批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文章,例如《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对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经典的分析和评价,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全党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党的七大召开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报告和发言,在对国家前途命运、战争形势、党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进行深人细致的科学分析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从而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

再次,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党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外的东北沦陷区、重庆等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历史教育活动,涌现出一批革命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文学作家。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是我们党领导成立的培养东北军政千部的基地。该校在教学安排上,不但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而且还专门开设红军长征史、《八一宣言》、东北的历史和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及******的卖国行径等专题课程。着名历史文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坚持以笔作刀枪,写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五部大型历史剧,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人们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起到激励人心、焕发民众抗战热忱的宣传效果。

1944年,郭沫若还以历史为依据写了《甲申二百年祭))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对明末农民战争予以分析评价。由于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被我们党作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党员干部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另外,革命史学工作者李平心、韩启农等也编写出版了一批史学着作。李平心所着的《中国现代史初稿》、《论新中国》两部历史着作,运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运动近百年的历史事实,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批驳了******政府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倒行逆施。韩启农所着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大众历史知识普及读本,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列为历史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在对群众广泛开展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鼓舞了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昂扬斗志。

三、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活动的特点

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广泛参与性花大特点,为我们今天开展历史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创新性是指我们党把对历史的学习、研究和教育活动与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的培训紧密结合,改变了以往党内不大注重学习研究历史的状况,并从理论上对学习研究历史与加强党建和党的团结统一、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辩证关系加以科学阐释,恢复了历史教育应有的重要地位,肯定了历史教育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发展使历史教育成为今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之一。

中外教育史论文范文5

[关键词] 电化教育; 教育技术; 研究分类; 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赵厚福(1980―),男,山东历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E-mail:。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电化教育研究进入了多元发展阶段[1]。教育技术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研究方法在不断增多。这就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现有的研究,找到划分不同研究的标准,理清不同研究之间的关系,以便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

一、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现象

一个学科的成立通常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一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二是有相应的研究人员、组织和刊物;三是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在这三个方面中,研究对象是最根本的,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电化教育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应该是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子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教育现象[2],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即“借助现代媒体的教育”现象,或者说是“有现代信息技术参与的学习、教学、教育” [3]现象,笔者将其称为电化教育现象。

现象可以从形式上分为实践和理论两种,电化教育现象也不例外,即电化教育现象包括电化教育实践和电化教育理论两部分。

1. 电化教育实践

电化教育实践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去分析。微观的电化教育实践就是有现代信息技术参与的教学活动。当然这些教学活动所属的教育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既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也包括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既包括传统围墙学校教育,也包括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网络教育;既包括课堂教学,也包括实验、实习和实践教学;既包括教师的在职培训,也包括企业员工的数字化学习。

宏观的电化教育实践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为电化教育事业,其实它还包含电化教育产业和电化教育专业。电化教育事业是整个社会有目的、有组织开展电化教育活动的统称,主要指各电教系统,包括为保障电化教育活动顺利开展而设立的电化教育机构及其相关制度。我国的电化教育事业由早期的学校电教系统、党员电教系统、广播电视教育系统扩展到现在的网络教育系统。设立的电教机构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教馆、广播电视大学,中央和山东教育电视台,以及现在的68所网络教育学院和各级各类学校中的电教中心、教育技术中心等。

电化教育产业也是电化教育实践的重要领域。电化教育产业既为电化教育事业提供物质基础,也需要与电化教育研究、电化教育专业相结合。例如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成立了上海市数字化教育装备工程技术中心,就是要把电化教育产业和研究结合起来。还有很多高校都在积极筹建类似的工程中心。

电化教育专业是培养电化教育专门人才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微观的电化教育活动,还是宏观的电化教育事业和电化教育产业,都需要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去从事和发展,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就需要社会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进行,这就是电化教育专业。

2. 电化教育理论

从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角度讲,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电化教育理论则是对电化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而产生的知识体系。通常将某一门类的知识称为学科[4],因此也可以把电化教育理论称为电化教育学科。我国著名电化教育学者南国农先生之问“电化教育事业红红火火,电化教育学科举步维艰”的意思就是电化教育的知识体系的建设没有跟上电化教育实践的步伐,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对电化教育专业建设的担忧。图1是对整个电化教育现象的总结。

二、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研究的分类

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变成了一项专门的社会活动,称为科学研究。现在的理论大多是科学研究活动的产出结果。电化教育的理论自然也是电化教育研究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对电化教育现象进行研究的结果。因此可以根据前文对电化教育现象的分析来对电化教育的研究进行分类。

首先,从对电化教育现象的分类出发,可以把电化教育研究分为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和对电化教育理论的研究。

1. 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

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就其研究的问题而言,可以分为具体和抽象两种。不管是宏观的电化教育事业、产业和专业,还是微观的电化教育活动,如果不把实践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着眼于具体的实践问题,微观方面例如各种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宏观方面例如电化教育制度和法规,都属于具体研究。具体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主体部分。

如果把电化教育实践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类似“电化教育究竟是什么”,“它的价值和作用在哪里”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抽象的研究。这类研究可以从时间、空间和思维等三个纬度分为史学研究、比较研究和哲学研究等三类。

电化教育的哲学研究已经被提出多年,并构建了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的研究框架[5]。也有很多属于哲学研究的问题,例如本质问题和定义问题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并一度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但总体来看,电化教育哲学研究的内容和成果还不系统,至今没有一部正式的学术著作问世。

电化教育的史学研究以前少有研究者问津,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全国电化教育教材审编组组织,吴在扬编写的《中国电化教育简史》是目前为止仅有的一部史学著作[6]。2008年,我国电化教育的奠基人南国农先生从学科发展的全局角度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组织开展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正式掀起了大规模的史学研究。目前这一研究项目的成果包括一套电化教育史丛书以及一本教材正在出版中。①

我国的电化教育领域一直在积极吸收国外的相关经验,从早期的视听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等,这些国外经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是真正的电化教育比较研究的缺失。比较教育研究通常分为四个步骤进行[7]:第一步是通过文献或实地调查来了解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情况,并进行整理和描述,这是一个陈述教育事实的过程;第二步是探讨教育事实和当地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解释教育事实的过程;第三步是对收集的其他地区和本地区资料进行系统处理,确立统一的比较标准,进行并置,这是一个并置比较的过程;第四步是根据比较结果,对本地区的教育提出借鉴建议。根据这个研究过程,我国20世纪90年代对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以及对各个国家教育信息化的介绍都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比较研究。

2. 对电化教育理论的研究

根据前文的陈述,电化教育理论是对电化教育现象进行研究而产生的知识体系,而电化教育现象又包括电化教育理论。严谨的研究者不难发现这里存在一个看似错误的循环定义,即“理论是对理论进行研究的结果”。而事实上,确实存在这种研究理论的理论,通常人们将它称为元研究。

在电化教育的母学科教育学领域,元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8],称为元教育学。广义的元教育学是对教育学自身的研究,包括教育学发展史、教育科学学以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狭义的元教育学则是对教育学基本问题,例如对象、范畴、性质、定位、任务、体系等的研究。

在电化教育领域,把电化教育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从哲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分类。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哲学研究,就是狭义的电化教育元研究。同电化教育哲学研究一样,很多电化教育元研究的问题,例如逻辑起点、学科性质、定位问题也一度是理论论争的焦点,并有相关的著作问世[9] [10],只是尚未正式提出“元研究”的名称而已。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史学研究,主要是指电化教育的思想史研究,即探讨电化教育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又通常称为学科,因此电化教育学科发展史也是电化教育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后文将详细讨论电化教育的思想史研究。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指对不同地区电化教育思想和学科的比较研究。同对电化教育实践的比较研究一样,我国对国外的教育技术理论、思想和学科进行介绍的多,进行比较的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还有一类研究比较特殊,它是为电化教育研究活动提供方法的,这就是电化教育研究方法。从研究对象上讲,它不是对电化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而是对电化教育理论形成过程,即电化教育研究活动的一种研究,也属于广义元研究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的纬度对电化教育研究进行分类(见表1)。

三、走向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

根据前面的讨论,在当前的电化教育研究中,比较缺乏的是比较研究和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比较研究中,无论是对电化教育实践的比较还是对电化教育理论的比较都很欠缺。问题不是对国外关注的少,而是缺乏规范和正式的比较,也就是没有从对其他地区电化教育的描述介绍,走向分析解释,并进一步走向并置比较,最终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而正是比较研究的缺失,使得我们盲目引进国外理论,才导致了中国电化教育研究的自我迷失,这也是南国农先生一直提倡“中国道路”的原因所在。

1. 电化教育史学研究的现状

在电化教育的史学研究方面,可以分为制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这里的制度史是与思想史相对的一个概念,泛指一切电化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而不仅仅指电化教育制度或者行政的历史[11]。

在制度史方面,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吴在扬的《中国电化教育简史》[12],主要介绍了1920年到1990年间中国电化教育的历史过程。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研究逐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投入比较多的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教育技术史”课程,并在科学技术史博士点内设立了“教育技术史”方向;阿伦娜主持了电教发展史研究的子课题,发表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年表》[13];赵惠康、贾磊磊出版了专著《中国科教电影史》。

2005年11月6日,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网络化学习与管理研究所、南京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在南京大学成功举办了“金陵大学电化教育史研讨会”[14],并在辛显铭、桑新民教授的积极推动下,及时挖掘和抢救了我国电化教育早期的珍贵史料。孙明经先生的儿子孙健三先后也发表了多篇介绍有关电化教育史的文章;朱敬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专著《影音教育中国之路探源:关于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史的理解与解释》[15]。

2007年,在南国农先生主持下,“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经过近五年的工作,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电化教育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脉络,反思了其中的经验教训。这项研究汇集了全国数十位教育技术专家学者,公开发表37篇学术论文,编写专著8部。这项研究基本完善了中国的电化教育制度史方面的研究。

思想史以理论思维为研究对象,是对理论形态的学术思想的梳理,以主要学术人物的思想为主,也兼顾其他历史人物、社会阶层、学术团体和流派的思想。目前只有少数人做了一些电化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南国农先生关于发展史研究中的成果,例如南国农的《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朱敬的《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理论研究及其经验体系》、《“经验之塔”首介者杜维涛之电化教育思想研究》;李龙等人的《晏阳初:我国电化教育早期的践行者》等。

此外河南大学汪基德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中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研究”,对民国时期的陶行知、郭有守、舒新城、孙明经、徐公美、杜维涛、陈友松、赵光涛、谷剑尘、刘之常共十位重要学者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发表在《现代教育技术》2011年1~12期上,这也是目前电化教育思想研究方面规模较大和较集中的一次。

上述这些思想研究尚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讨论思想的渊源和演变,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称为“思想”研究,但还谈不上“思想史”研究。相反,中国人却研究了美国的教育技术思想史,代表性的是张祖忻的专著《美国教育技术的理论及其演变》,以及宫淑红的博士论文《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范式演变》[16]。从这些意义上讲,思想史都应该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

2. 走向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

我国的电化教育理论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打基础阶段(20世纪30年代―70年代)、立框架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多元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世纪初)、重构阶段(2005年以后)等四个历史阶段[17]。

在早期阶段,中国正处于从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的社会转型期,在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等教育理念影响下,电化教育活动主要是利用电影、广播、幻灯等进行民众教育,普及识字和科学常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化教育学术活动却异常活跃,涌现了蔡元培、郭有守、陈礼江、晏阳初、陶行知、魏学仁、孙明经、舒新城、徐公美、杜维涛、陈友松、赵光涛、谷剑尘、刘之常等一大批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他们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翻译国外著作,编写了《电影年鉴》论文集,出版了《电化教育》、《电影与播音》等学术刊物,著有《有声的教育电影》(陈友松)、《电化教育讲话》(舒新城)等学术著作,他们的很多学术思想至今依旧熠熠发光。

建国以后,北京、沈阳、上海等地陆续开始设立电化教育馆等电教机构,苏南文化教育学院、金陵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设立电化教育、影音教育专修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各级电教馆相继成立。从1979年开始成立各级广播电视大学,1987年成立中央教育电视台,1979年7月成立“中国电化教育研究会”。1983年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电化教育本科专业,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招收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招收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1991年在电教司领导下成立了“全国电化教育教材指导委员会”。 1999年教育部发文正式批准北京大学进行网络教育试点。从“九五”开始,全国开始大规模的电化教育实验。随着电化教育事业和专业的蓬勃发展,学术活动也异常活跃,定期举行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协会学术年会、教育技术国际论坛、全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生论坛和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等学术会议。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萧树滋、南国农、李龙、梅家驹、李运林、李克东、辛显铭、何克抗、张增荣、谢百治、徐福荫、潘克明、詹道佳、祝智庭、黎加厚、杨改学、桑新民等一批艰苦奋斗、勇于奉献、为电化教育(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他们分别于1985年、1998年和200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电化教育教材编写工作。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的繁荣,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潮[18]。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我国的电化教育几经周折,各个时期产生的学术思想是几代电教工作者努力奋斗的结果,特别需要进行挖掘和提炼,使它们能够得到保护和发扬;另一方面,在解决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时,更需要从我国电化教育的优秀学术思想中汲取智慧。因此,以史为鉴,进行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势在必行。

从这些背景出发,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主要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人物、学术组织、著作、教材、学术刊物、学术活动和专业建设为依据,以具体的学术思想为对象,旨在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为新时期教育技术研究提供借鉴经验。

开展此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作为学科基本理论的史学研究非常重要,而目前教育技术的史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并集中在制度史方面,思想史的研究还很缺乏,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是深化和拓展教育技术史学研究。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思想史进行梳理,可以厘清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理论建设和专业建设的历程,反思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科体系提供理论参考,最终促进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四、走进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

1. 研究界定

首先从时间上讲,我国的电化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5年,早在那时金陵大学就建立了“校园电影的专用放映场地”,标志着我国电化教育的正式诞生。1936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与金陵大学理学院合办“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从此“电化教育”名称正式在官方文件中对内对外公开使用。1986年国家学位办将电化教育专业硕士培养方向定名为“教育技术学”,此后逐步实现了从理论、实践到组织机构等各个层面的由电化教育向教育技术的全面转向。所以研究中国的电化教育思想史应该研究“从1915年的影音教育和视听教育,再到电化教育,一直到今天的教育技术”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

其次从对象上讲,思想史是“思想”的历史,而不是“发展”史或者“制度”史,因此其研究对象应该聚焦在思想上,而不是列举历史事件上。思想本身是无形的,对思想的研究主要从诸如学术著作、学术刊物、专业教材、音像资料等文字或者音像形式的思想载体上把握。

再次从内容上讲,从史学的角度,不仅需要总结陈述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主要电化教育思想,更重要的是考察其思想的渊源流派及演化脉络,进一步还要从当时的哲学思潮、教育思潮等思想背景,社会、教育、电化教育等实践背景挖掘其产生形成的影响因素。

最后从地域上讲,限于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研究人员的组成等因素,可以先从大陆开始。后期可以根据研究条件的日趋完善,再拓展到香港和台湾地区。

2. 研究目标

研究思想史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系统梳理自1915年至今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术思想发展的历程,形成一部较为完整系统而又真实客观的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另一方面是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科发展道路,为促进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3. 研究内容

可以从两个纬度来概括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一个纬度是时间,即包括打基础、立框架、多元发展和重构等四个阶段。另一个纬度是研究性质,可以分为描述性研究、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在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存在相似的文本、论争和语境的研究路径[19]。

描述性研究是一个“读入文本”的过程,主要是对史料进行定量的描述统计,包括著作、期刊、会议、教材。这样的研究可以较为直观的反映某个时期整体的学术活动的活跃程度和学术成果情况。描述性研究还包括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学术著作、论文、教材进行的分类和统计,这可以反映某一时期有哪些活跃的研究者,有哪些理论研究热点和研究取向。

推断性研究是一个“读懂文本”的过程,主要是根据描述性研究的结果,对某一时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突出主要的理论争鸣,理清主要的学术流派,探寻思想理论的演变。在推断性研究中,可以运用录音、录像、访谈的方法,借助当事人、相关的知情人的口述来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提供更为准确的研究结果。

解释性研究是一个“读出文本”的过程,主要是挖掘不同时期的实践背景、思想背景和个人背景,阐明思想产生、形成和变化的动力和原因,也称为思想语境研究。实践背景方面包括当时的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情况,大的教育环境和氛围,以及电化教育活动和实践的基础等;思想背景方面包括当时的哲学思潮、教育思想和理论等;个人背景方面包括个人的教育和学术经历、从事的电化教育活动等。表2列出了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在上述的研究中,描述性研究是基础,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是重点。

4. 研究取向

为较好的开展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应坚持以下几个研究取向。

第一是整体性取向。在进行思想研究时要避免限于单个人物思想的简单罗列,造成研究的貌合神离、散乱无序。应转而通过分析个人思想是否具有代表性,找出不同研究者之间思想的契合和承接,进而理清不同的思想流派,彰显整体的学术格局。

第二是比较性取向。通过比较不同人物或不同论著的观点,可以找到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把握了思想的争鸣和学术的争论。对话和论争是促进思想的萌发、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动力,从中也可以揭露出涌动的思潮和思想史的变迁。

第三是内因性取向。研究者个人和学术团体在特殊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下,会产生研究旨趣方面的转向或者重要观点的产生,这就需要深入剖析研究者个人和群体的心态,以及产生这些内隐的心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四是动态性取向。思想同其他事物一样,始终处在不停的动态演化中。破除固定思维的禁锢,从动态的视角考察某一思想的前继和后续,才能准确把握思想的内涵。另外造成思想演变的现实原因也很值得分析。

第五是去精英取向。重要或者精英人物的思想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去精英取向不是不研究精英人物,而是避免只谈精英人物,还要关注普通大众的思想。在电化教育领域就是要关注普通教师和普通研究者的思想。

5. 研究方法

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目标应选择不同的方法。

定量研究方面主要是计量史学的数理统计和内容分析法。计量史学是现代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称历史计量研究或历史数量研究,其主要特征在于通过运用一套数理统计方法,把数据或可以计算的其他史料用作分析和解释历史的主要依据[20]。在教育技术的思想史研究中,计量与数据统计的方法是进行描述性和推断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可以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文献的描述性统计,包括文献的数量、年代分布等,从而把握研究活动的规模和变化规律;二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文献的关键词、主题进行提取和校对,再运用聚类、相关和因子等分析方法探究某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和学科结构[21][22]。

定性研究方面首先是口述史学的访谈法。口述史是以面对面交流、笔录、录音、录像为手段,对历史亲历者或见证人进行的,采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历、见闻和看法的历史研究方法[23]。口述史研究具有弥补历史文献不足和印证史料真伪的作用。由于我国的电化教育历史不长,诸如南国农等一大批老先生都亲身经历了几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为开展口述史研究提供了绝佳条件。在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中,口述史研究是进行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重要方法,一方面可以用于收集史料,通过访谈挖掘历史亲历者的记忆,还原更多电化教育研究细节;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被访谈者的渊博学识和深邃思想,探寻思想演变的脉络和规律,为研究者提供启示。

此外历史研究中传统的文献和归纳法在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中仍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的反思和思辨也仍然是进行解释性研究的重要途径。

6. 研究路径和安排

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史料的收集―史料的整理―史料的分析与解读―反思和借鉴等四个阶段。

思想史作为史学的一种,第一手的原始史料是研究最根本的基础和依据。可以从两种途径来获取:一是通过查阅图书馆、档案馆、数字资源库以及探访相关历史人物的后辈亲属来获取文献资料,包括学术著作、论文集、期刊、教材等;二是通过访谈重要的历史亲历者及相关见证者,来获取口述史料。

第二步是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整理。文献资料方面,对破旧或者难于辨认的史料及时进行复印和鉴别,并整理成现代文字内容。对与其它内容相混杂的史料进行判读和提取。口述史料部分,要整理录音稿,形成文字资料,并交与被访谈者审校。

第三步是对史料的分析解读,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定量方面包括对各种文献资料的归类,对主题内容和关键字的标注,然后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总体的研究概况。再进行推断性统计,得到研究热点、学科结构、重要人物等信息。定性方面结合口述史料通过归纳找出不同的流派,通过比较找到争论点和主要观点,并通过前后关照考察思想的演变。

第四步是考察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电化教育实践,哲学、教育思潮以及个人的教育学术背景,探寻理论争鸣、学术流派和思想演变背后的实践、思想和个人动因,寻找规律和启发,为当前教育技术学科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电化教育思想史是一项重要但艰巨的研究。一方面系统地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进行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可借鉴资料少;另一方面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量很大,非研究者一己之力可以完成,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进来,大家携手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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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陈巧云. 基于共词分析的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研究热点分析[C].//云时代学习―探索与思考. 西南大学出版社,2012.

中外教育史论文范文6

【关键词】课外阅读;知识竞赛;参观访问;撰写小论文;媒体;学习方法;兴趣

在当前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历史课的课外v史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中明确规定“历史课堂教学法要和历史课外教育相结合,以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所谓历史课的课外历史教育,主要是指历史课的课外活动。在历史教育中我们应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作为课内历史教育的有效补充和延伸。

历史课的课外历史教育应内容生动有趣,形式丰富多样,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开展课外历史教育:

一、课外阅读

中学生从历史小丛书、各种杂志,连环画册和历史文艺作品、网络等这些媒介中获取的历史知识在他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总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一点从上课和平常的交谈中就可以体会到。为了使学生从中获得知识,教师才能具体指出读物的精华和应注意的问题,也能及时帮助学生扫除课外阅读的障碍。二要做好阅读书目的推荐工作。推荐书目要根据不同年段的学生实际情况进行,使之与其所学历史知识相辅相承。例如《中国历史》第一册学完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时,可推荐学生阅读《秦皇大帝》,让学生重温“六王毕、四海一”,“修筑万里长城”,“焚书坑儒”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理会作者塑造的秦始皇、李斯、扶苏等人物形象。《中国历史》第四册上完第六课时可介绍学生阅读《1991:张学良从“西安事变走来》让学生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及学习张学良将军的爱国精神。三要组织学生召开读书心得交流会,做好笔记,要看有所获,读有所感,同时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二、开展历史知识竞赛

每给初一新生上第一节历史课时,我都用生动的语言给学生讲中国的“四大发明”及其使用,让学生为古人感到骄傲,做为中国人更自豪,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让学生明白作为21世纪的中学生应肩负的使命是什么。我还经常让同学们在课下搜集、整理历史轶闻、成语故事、历史典故等,然后在班级开展比赛活动,采用毕答、抢答、猜谜语、填诗、历史典故、谚语、歇后语等各种方式进行,内容可不受课堂教学范围的限制,但应尽量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在活动中增长知识。例如: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说尽心中无限话”(打一皇帝年号――道光),“捷报”、“江苏原野”(各打一历史人名――陈胜、吴广);“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不肯过江东(项羽)。”等等。既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培养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三、参观访问,实地考察

大湖镇一向重视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热爱读书的精神。我带学生到学校附近的部级旅游景点――永安大湖灵隐石林参观,向他们介绍“鳞隐书苑”、“孔子堂”等景点,以及介绍石洞寒泉的有关明朝邓文铿御史的事迹。实地考察桃源洞――李纲题诗处,还有“一门双理学,九子十登科”的故事等,参观后学生受到极大鼓舞,学习历史的兴趣非常高。

四、综合评价历史人物,撰写历史小论文

先传授给学生正确进行历史评价的原则,要坚持正确的立场,从历史实际出发,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查找历史资料,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全面客观发展地评价历史人物。做到这些,就可让学生开展活动。例如:学完中国现代史后,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习的《沁园春・雪》,然后对其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和“今朝”的“风流人物”进行评价,让学生课后找资料,各抒己见,提炼观点,撰写历史小论文。

五、开展学习方法、记忆技巧讨论的活动

向学生介绍奇特联想记忆、数字记忆、谐音记忆、顺口溜记忆、图表记忆、归纳比较记忆等方法,学生们也将自己总结的方法互相进行交流,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例如,学完中国史和世界史后,可将一些有联系的知识从时间上归纳在一起进行比较记忆:

六、发挥媒体作用

可组织学生收看影视作品,收听广播,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通过这些媒体作用可使学生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产生共鸣、震撼,从而受到深刻教育。但由于一些作品是经过艺术加工,学生思维能力有限等原因会出现片面甚至歪曲历史的现象,所以教师应随时对学生加以指导。例如:初中《世界历史》第二册上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可组织学生观看《虎!虎!虎!》,让学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有个系统的再认。

历史课的课外历史教育是中学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课内历史教育相辅相成的另一种教学形式,它有其重要作用:

1.有利于开阔学生知识视野。课外历史教育的内容与课内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密切相联的,有利于丰富和巩固学生的历史知识,同时也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领域,特别是一些对历史具有浓厚兴趣,求知欲较强的学生更是如鱼得水。

2.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爱因斯坦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课外历史教育具有生动活泼,形象感人,发挥创造力、想象力等特点。青少年对这些具有好奇心,对这种认知活动也比较感兴趣。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兴趣后,他们总是会积极主动,轻松愉快地去学习,而且他们会全神贯注,积极思考,从而迅速而牢固的掌握所学知识。

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能力,发展学生智力,仅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历史教育活动可作为其补充。在课外历史教育活动中不但调动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各种能力,如表达能力、搜集和整理材料能力、思维想象能力等等。

4.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寓思想教育于教学之中,而课外历史教育更加直接、生动。

此外,历史课的课外历史教育还有利于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使学校的教学活动更加有声有色,多姿多彩。